第二节 领袖个人气质与国有经济
中俄两国的文化传统丰富庞杂，其中两国的知识分子以及他们坚守的信念确实对两国建立和发展国有经济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
一 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弥赛亚情结
根据美国历史学家拉伊夫（Marc Raeff）的说法，18世纪末19世纪初，俄国现代知识分子就已经产生。
俄国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独立的社会群体最终形成于19世纪三四十年代，其重要标志是，在这一时期，俄国思想文化界展开了第一次大规模的思想论战，这场思想论战最后演变成了政治论战。争论的焦点是俄罗斯向何处去。
俄国知识分子就其道德品格而言，富有浓厚的“弥赛亚意识”（мессианство）。俄罗斯文化中的“弥赛亚意识”就是救世主思想，其核心是强调俄罗斯的独特性，它是俄罗斯民族特有的文化心态，是俄罗斯人精神气质中起决定作用的特征。
（一）东正教与“弥赛亚使命”
公元988年，基辅罗斯接受“正教”为国教，1472年，俄罗斯普斯科夫修道院僧人菲洛费伊呈文伊凡三世称，俄罗斯应成为负有特殊使命的“第三罗马”，此后，东正教被正式奉为“俄罗斯正教”；1492年，伊凡三世自行冠以“沙皇”（恺撒“Caesar”的音转）头衔，俄罗斯成为一个以东正教为国教的帝国。
作为东正教的核心教义，“弥赛亚使命”的主要内容是，俄罗斯民族是唯一的“慎选民族”、“超级民族”，体现着神的意志，负有“拯救全人类、解救全人类的使命”。“弥赛亚使命”也被沙皇用来制定内外政策，并竭力使之演变为普遍的社会意识，甚至提升为俄罗斯民族的历史—政治哲学。作为民族价值观，到了19世纪，“弥赛亚使命”通过“斯拉夫学派”的推动，作为“俄罗斯思想”（“俄罗斯理想”）统辖了俄罗斯的历史—哲学，成了俄罗斯的社会意识主流。“东正教的弥赛亚情结奔涌在俄罗斯所有的主流意识的血脉之中”。
（二）俄罗斯的知识分子与弥赛亚意识
14~16世纪席卷整个欧洲的文艺复兴浪潮和法国大革命对文化决定论的呼唤，极大地激发了俄罗斯知识阶层中的弥赛亚情结，这不仅直接引发了1825年震撼沙皇统治的“十二月党人革命”，而且，使得整个19世纪的俄国都被一连串闪光的名字所烛照，这里面即有为现代科技作出划时代贡献的科学家罗巴切夫斯基、门捷列夫，也有彻底颠覆了俄国人对自己语言自卑感的诗人普希金以及大师级文学家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克雷洛夫、莱蒙托夫、赫尔岑、契诃夫、车尔尼雪夫斯基、托尔斯泰、高尔基，更有在绘画、音乐方面为俄罗斯作出了奠基性贡献的列宾、苏理科夫、列维坦和柴可夫斯基、格林卡等。
所有这些闪光的名字，极大地提升了俄罗斯民族的文化品质，同时，也完成了将东正教中对弥赛亚的期待转变成俄罗斯的“良心”——每一个知识分子自觉自愿地肩负起弥赛亚拯救国家、民族和人民苦难的责任的历史过程。这些闪光的名字在苦难拯救的过程中所展现出的高尚情操，又转化成了每一个俄罗斯人实现人生价值的终极理想。这种从“期待救赎”向“承担使命”的升华不仅锻造出了全新的俄罗斯精神的精髓，而且直接影响了随后一个多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审美情操。
1836年以前，俄国一直被认为是一个沙皇专制的“盛世”，统治者尼古拉一世认为，俄国的历史无比辉煌，俄国的现实无比辉煌，未来的俄国将让一切都黯然失色。但是，1836年9月30日，俄罗斯著名的杂志《望远镜》发表了恰达耶夫的《哲学书信》，成为俄国漫长历史黑夜中的第一声枪响。作者恰达耶夫曾跟随亚历山大一世远征法国，就是因为远征法国，看到了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后的欧洲，深感俄国的落后、愚昧和反动。恰达耶夫说，我必须把真理和祖国联系在一起。他用横扫一切的气魄，对俄国的民族特点进行了猛烈的抨击。
他说俄罗斯的历史，尤其是近代史，从来没有让精力充沛和高尚品德发挥作用的时代，从来没有产生过激动人心的人物，没有优美的形象，人类先进的思想和我们没有什么关系，我们像是这个大地上的孤儿，和这个土地上的先人、祖宗没有什么联系。
这篇文章，拉开了持续25年的关于俄国命运大辩论的序幕，痛苦的自我认识和痛苦的辩证法，产生了俄国从19世纪30年代一直到60年代关于俄国历史命运的大辩论。
超越斯拉夫派和西化派争论的一个根本命题是俄罗斯帝国本身、沙皇制度本身，是否体现了俄罗斯的“弥赛亚使命”？
虽然斯拉夫派是完全捍卫俄国的传统、历史的，但是斯拉夫派最优秀的分子，包括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后绝望地发现，俄罗斯的现状与其所担负的伟大神圣的使命完全不匹配：在俄国，基督教的相爱和拯救精神从来没有兑现，实际上，在俄国存在的是战争和奴役，沙皇专制、农奴制等等。
结论是显而易见的，所以，整个19世纪就是反复地向王朝、向沙皇政权挑战的过程。包括从40年代的贵族知识分子到60年代的平民知识分子，一直到以后兴起的民粹派。
挑战的极端方式就是刺杀沙皇。1881年3月1日，亚历山大二世被刺后，亚历山大三世继位。民意党人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写了题为《致亚历山大三世皇帝》的信，提出了两点意见，第一，大赦政治犯；第二，召开俄国人民自由独立的国民代表大会，重新审查俄国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生活。在信的结尾，民意党人在俄国、全世界面前发誓：如果亚历山大三世放弃镇压、放弃专制，俄国民意党人立即放弃恐怖行为。
托尔斯泰也给亚历山大三世写信，请求和解。
可是，亚历山大三世无情地拒绝了，这就封死了民意党人和托尔斯泰在民意和道德上拯救俄罗斯的可能性。
于是，俄国的知识分子，继续以各自不同的方式，承担其弥赛亚式的使命。
但是，就俄国知识分子的成分来看，极其复杂，正如别尔嘉耶夫（Н. А. Бердяев）所说，“知识分子的队伍是从不同的社会阶层集合组成的，开始时贵族占有优势，后来则是平民知识分子居多。多余的人、忏悔贵族以及后来的积极革命者——这就是实际存在的知识分子的不同成分。”复杂的成分对应的是复杂的思想观念和政治主张：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小资产阶级的激进主义思想、无政府主义思想、各种社会主义思潮、马克思主义思想、封建主义和专制主义思想等等，这些思想观念之间存在着激烈的交锋。显然，这些持有不同理念和主张的知识分子群体并不是一个阶级或阶层，仅仅是一个相对松散的社会群体。
（三）列宁是一个政治理念含有拯救世界意味的俄国知识分子。
列宁于1870年俄历4月10日（公历22日）出生在伏尔加河岸的辛比尔斯克城，即现在的乌里扬诺夫斯克。列宁的父亲伊利亚·尼古拉也维奇·乌里扬诺夫是一位具有民主进步观点的中学教师，后来成为辛比尔斯克省国民教育厅的视察员，因多年从事国民教育，后晋升为省国民教育总监，并曾获得贵族称号。列宁的母亲玛丽亚·亚历山大罗夫娜是一位医生的女儿，结婚前住在农村，虽然只受过家庭教育，但由于她勤奋好学，后来仍然通过考试获得小学教师的称号。
列宁从五岁开始学习文化，九岁进入辛比尔斯克中学。
列宁的父母十分注意培养孩子们的理想。他们常常用俄国进步社会活动家的崇高理想和事迹教育子女。他们和孩子们一起阅读车尔尼雪夫斯基等进步作家的文学作品，一起朗诵十二月党人的诗歌。他们还把爱国英雄、伟大的科学家和作家作为孩子们学习的榜样，并且为孩子们订阅抨击腐败、残暴和愚蠢的讽刺刊物《星火》，让孩子们懂得不仅要赞颂祖国一切美好的事物，还必须揭露和批判实际存在的一切丑恶的东西，应当使自己成为为人民的幸福而斗争的战士。
列宁的哥哥亚历山大·乌里扬诺夫曾是喀山大学的优等生，民意党人青年小组的成员。1887年3月13日因参与谋杀沙皇亚历山大三世而被捕，同年5月20日被杀害。此事给列宁极大的震惊和刺激。17岁的列宁决心探索着一条与沙皇专制制度作斗争的新的道路。
1887年6月底，列宁全家迁居喀山，秋天列宁进入喀山大学法律系学习。当时，政府给社会下层的孩子求学设置了种种障碍，各个大学的学生正在抗议。才上大学一年级的列宁也参加了抗议运动，结果，列宁被逮捕，然后被流放。一年后列宁回到喀山，在那里参加了当地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开始研究《资本论》。1889年5月，列宁全家迁往萨马拉城。1891年21岁的列宁以校外生的资格通过了彼得堡大学的毕业考试，并被授予优等生毕业文凭。也是在萨马拉城，列宁组织了当地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小组，并写了最早的一篇论文《农民生活中新的经济变动》。1893年8月，列宁移居彼得堡。
1894年，列宁写了《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批判了民粹派，并初步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再后来，1900年12月，列宁在德国莱比锡创办《火星报》。这一切都表明，列宁是一位执著于完成俄罗斯从自救到救世使命的知识分子，只不过，他找到的救市良方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一种世界主义，这种主义将人类的命运寄托在资本主义高度发达后在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消灭私有制，实现公有制，消灭剥削，将全世界建成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在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俄罗斯的救世使命上，马克思主义和弥赛亚意识在列宁这里实现了某种统一。
历史给列宁提供了将观念付诸行动的机会，军事共产主义和新经济政策就是列宁导演的史诗般的活报剧。由于历史条件所限，列宁在地上创造天堂的手段也极为有限，暴力、国家政权控制社会经济资源、义务劳动等等。
不幸的是，列宁的事业，被他的继承者斯大林进一步极端化。国有经济成了所谓斯大林模式下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最主要特征。
二 列宁的社会主义
列宁被公认为是布尔什维克党的创始人和领袖。长期以来，主流观点认为，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时代的马克思主义。
弹指一挥间，100年过去。从现在的眼光来看，列宁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并不是一句继承和发展就能概括的。
（一）列宁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流派
目前，国内有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是指马克思的全部学说和理论体系。而列宁主义只是20世纪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流派，是俄国布尔什维克党旨在夺取政权和实行专政的“理论和策略”。
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信条是人的解放，恩格斯用《共产党宣言》上的话归结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而列宁主义最基本的信条则是斯大林强调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策略”。列宁本人在1920年12月10日回答西班牙代表团的提问时也说，“我们从来都不讲自由，而只讲无产阶级专政。”
关于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马克思认为，必须以社会化大生产的高度发展和物质极大丰富为前提，因此只能发生在社会主义胚胎已经成熟的发达国家；列宁则认为可以在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经济较为落后的东方国家俄罗斯首先实现。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能不能单独在某个国家进行和取得胜利？马克思主义认为，无产阶级解放只能是国际事业；列宁主义则认为，可以先在一国取得胜利并向世界输出革命。
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列宁的老师、俄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普列汉诺夫临终前曾说，马克思主义这一基本原理已经过时，马克思本人如果健在也会加以扬弃），马克思主义当初所提也是指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工人阶级对少数资产阶级的专政，而且只适用于国家消亡前的过渡时期。列宁公开主张的却是少数人（指俄国的产业工人）对多数人的专政，进而成为一党专政和领袖独裁，并且“只要其他社会成分还没有服从于共产主义要求的条件，这一专政就将延续下去”。
马克思主义是与时俱进的。到了后来，特别是恩格斯晚年，已慎言暴力革命，而大力提倡争取普选权和代议制，主张改良、渐进的“和平演变”。股份公司的发展，也使资本私有向社会所有过渡具有了现实性，暴力消灭私有制的必要性大大减小了。对于这些，列宁并不认同。当然，有些重要文献如恩格斯的《马克思〈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列宁在世时未能看到。
1919年以后，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彻底分裂为两大流派，一是宣布实行社会民主主义的第二国际和各国工党、社会民主党，一是宣布实行共产主义的第三国际和各国共产党。双方都承认信仰马克思主义，开头都自封为“正统”，但互不承认，势不两立。
另外，列宁熟读了马克思、恩格斯时期已公布的著作，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原则如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国际主义和世界革命、消灭私有财产和实行计划经济等，都是继承和坚守的。因此，应该说列宁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流派。
（二）列宁与普列汉诺夫的分歧
如果我们回过头去，看看当年普列汉诺夫和列宁在一系列有关俄国革命道路问题上的意见分歧，对于我们今天加深对列宁主义及其国有经济思想的认识，也不是没有意义的。
第一，当时的俄国生产力水平，是不是为社会主义革命准备了物质前提？普列汉诺夫的回答是否定的。他认为，列宁的社会主义革命主张是在重复民粹派的错误，会妨碍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1917年4月，他撰文批驳列宁的“四月提纲”。他认为，列宁关于夺取政权的号召“乃是在俄国土地上散播无政府主义混乱状态的一种极其有害的疯狂企图”。
列宁的回答是，俄国在一定程度上具备社会主义革命所需要的经济条件，并将通过革命创造出先进的社会生产力。在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影响下，俄国资本主义“也成了垄断资本主义”，而战争又“异常地加速了垄断资本主义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转变”，从而形成了社会调解生产和分配的机制，为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创造了一定的经济条件。面对着特殊的形势提出的问题，即既然毫无出路的处境十倍地增强了工农的力量，使我们能够用与西欧其他一切国家不同的方法来创造发展文明的根本前提，那又该怎么办呢？列宁提出了首先夺取政权，然后利用先进的上层建筑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思路。
第二，俄国无产阶级人数少，劳动群众觉悟不高，不具备社会主义革命的阶级基础。在普列汉诺夫看来，列宁等人想依靠尚未觉悟的工农群众搞革命，这与民粹派将希望寄托在落后的农民身上一样，乃是知识分子劣根性的表现。
列宁认为，俄国的无产阶级虽然人数不多，但是它具有自己独特的优势。“与各先进国家相比，俄国人开始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是比较容易的”，因为俄国具备有利的阶级条件：其一，“沙皇君主国在政治上的非常落后（就20世纪的欧洲来说）使得群众的革命冲击力量异常强大”；其二，“俄国的落后使得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与农民反对地主的革命独特地结合了起来”，而“无产阶级同农民的特殊关系便利了从资产阶级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便利了从城市无产者去影响农村半无产的贫苦劳动阶层”；其三，战争十倍地增强了工农的力量；其四，工人阶级有一个完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具有丰富斗争经验的布尔什维克党的正确领导。列宁因此得出结论：“现在的形势与马克思和恩格斯所预料的不同了，它把国际社会主义革命先锋队的光荣使命交给了我们——俄国的被剥削劳动阶级”。
第三，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得不到欧美国家的响应，必将归于失败。十月革命后，普列汉诺夫说：“有人说：俄国工人所开始的事业将由德国人来完成。不过，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这就是说，德国人不可能完成将由俄国人开始的事业。无论法国人、英国人、美国人都不可能完成这一事业。俄国无产阶级不适时宜地夺取政权之后，绝不能完成社会革命，而只会引起内战”。
列宁则认为，苏俄革命必将取得人口众多的东方国家的国际支持，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是完全有保证的。在此前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列宁的思路是：以俄国革命的胜利去促进和引发西方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从而争取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他在十月革命胜利后不久曾说：“毫无疑问，欧洲的社会主义革命应该到来，而且一定会到来。我们对社会主义取得最终胜利的一切希望，都是以这种信心和科学预见为基础的。”但是，西方社会主义革命迟迟没有到来。面对现实的挑战，列宁的回答是：建设社会主义所需要的物质基础，俄国必须依靠自己。至于俄国坚持社会主义革命胜利所需要的国际支持，列宁寄希望于东方国家，即印度和中国。
第四，普列汉诺夫认为，俄国革命只能是资产阶级革命而不能是社会主义革命。他多次指责列宁及其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制造革命”，试图使俄国跨过资产阶级革命阶段。十月革命后，他还在致彼得格勒工人的公开信中说，十月革命推翻联合政府的事变“使我痛心”。
对此，列宁的看法是，俄国必须实现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不采取走向社会主义的步骤就不能前进。他在《十月革命四周年》一文中说：普列汉诺夫和考茨基等人不理解两种革命的关系，不懂得“前一革命可以转变为后一革命。后一革命可以顺便解决前一革命的问题。后一革命可以巩固前一革命的事业。斗争，只有斗争，才能决定后一革命能比前一革命超出多远”。
概括地说，普列汉诺夫不同意列宁的革命理论和策略，他坚持认为，俄国不具备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条件，不能跨越资产阶级革命阶段，俄国无产阶级应与资产阶级分头行动，共同完成资产阶级革命；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现实任务不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而是宣传社会主义革命，从而为社会主义革命积累和准备力量。而列宁则认为，十月革命不是少数人密谋的结果，不是布尔什维克人为制造出来的，而是俄国革命形势发展的必然产物。普列汉诺夫等人将俄国“还没有成长到实行社会主义的地步”当做金科玉律，是他们不懂得“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
至此，我们就可以归纳作为俄国知识分子一员、深受俄罗斯民族弥赛亚意识影响、脱胎于民粹主义传统、熟知早中期马克思主义经典、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左派（布尔什维克）领袖、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苏俄，1917年11月7日~1922年12月30日）领导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苏联，1922年12月30日~1991年12月25日）早期领导人的列宁关于国有经济的思想和实践。
（三）列宁的国有经济思想
列宁关于国有经济的思想，早期比较集中地反映在他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拟订的党纲里。
1903年7月30日（俄历7月17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开幕，后转移到英国伦敦的一个俱乐部里继续举行，8月23日（俄历8月10日）结束。
以列宁为首的火星派，促使这次党代表大会在通过的党纲中肯定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根本原则。党纲中说：“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以生产资料和流通资料的公有制代替私有制，有计划地组织社会生产过程来保证社会全体成员的福利和全面发展，定将消灭社会的阶级划分，从而释放一切被压迫的人们，消灭社会上一部分人剥削另一部分人的一切形式。”
很明显，这种思想主要还是来源于马克思、恩格斯早中期的思想，1906年，列宁在论及夺取政权和建设方针时说：“只要还存着市场经济，只要还保持着货币权力和资本力量，世界上任何法律都无法消灭不平等和剥削。只有建立起大规模的社会化的计划经济，一切土地、工厂、工具都转归国有，才可能消灭一切剥削。”
这种思想，在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之前，并没有展开讨论的必要，更没有时间和机会。但是，这一切，随着布尔什维克夺得政权，突然变得十分迫近了。
三 列宁的社会主义实践——军事共产主义和新经济政策
（一）军事共产主义——国家控制一切经济活动
所谓军事共产主义，指的是苏俄国内战争时期以实施粮食征收制为主要标志的政治经济体制。
1921年4月21日，列宁在《论粮食税》一文中使用了“军事共产主义”（战时共产主义）一语。他说这是“战争和经济破坏迫使我们实行的”。1921年底，在《十月革命四周年》等文章中列宁进一步承认，“我们计划（说我们计划欠周地设想也许较为确切）用无产阶级国家直接下命令的办法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照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产品生产和分配。”
1．军事共产主义的内容
第一，贸易国有化。1918年11月21日，苏俄人民委员会颁布了《关于组织一切产品、个人消费品及日用品的居民供应》的法令，该法令规定：一切食品、个人消费品和家用物品均由国家和合作社组织供应，取代私商。国家继粮食垄断制之后，开始对糖、茶、盐、火柴、布匹、鞋、肥皂等实行国家垄断。
第二，粮食征收制。迫于国内战争的压力，1918年5月9日，苏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关于授予粮食人民委员部非常全权同隐匿存粮和投机贩卖存粮的农村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法令，开始实行“粮食专政”，垄断粮食买卖，固定粮食价格。法令规定：“除粮食所有者的田地所必需的种子以及他们的家庭到下次收获前所必需的口粮以外，一普特粮食也不应该留在他们手中”，国家要“对全部存粮实行最严格的核算和平均主义的分配”。那些拒不交出余粮的人就是“人民的敌人”。同时，鼓励揭发隐匿粮食的行为，并于1918年6月11日开始在农村成立贫农委员会，协助征粮机构没收富农的余粮。
1919年1月11日，苏俄人民委员会颁布了《关于国家在出产谷物的省份征粮办法》的命令，正式在全国各地实行谷物和饲料的“余粮征收制”。征收数额由粮食部根据收成情况规定，原则规定富农多征，中农少征，贫农不征。但如果不按期完成征收任务，农民储粮一经发现，当即没收。
实际上，所谓余粮的征收额度大小，要看国家和军队的需要。所谓余粮征收，也就是粮食征收。列宁后来承认：“我们实际上从农民手里拿来了全部余粮，甚至有时不仅是余粮，而是农民的一部分必需的粮食，我们拿来这些粮食，为的是供给军队和养活工人。”名为以固定价格征收，实际上“其中大部分，我们是借来的，付的都是纸币”。其实就是有借无还的。
第三，产品配给制。一切非农业人口都必须加入消费合作社（一度称消费公社），由合作社分配站按照工种定量配售食品及日用品。限于当时的实际情况，供应量远远不能满足居民的需要。
特别是从1920年开始，配给制逐渐改为免费供应，工资实物化了，货币工资失去了实际意义。
第四，劳动义务制。凡是有劳动能力的人必须参加劳动，同时强制剥削阶级分子参加体力劳动。强力贯彻“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原则。而不论公民担任何种经常性工作，政府都可以招募他们完成特定的社会工作，
第五，工业国有化。实际上，在1917年底1918年初，就已经实行了大工业、银行和交通企业的国有化。1918年6月，国家正式颁布法令，加快了国有化速度。1920年11月29日，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决定，将拥有机械动力，工人在5人以上的，或没有机械动力，工人超过10人的私营企业，全部收归国有。
第六，军事共产主义时期的管理体制。①工人监督制。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国家便着手建立自己的工业管理体制。1917年11月，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了“工人监督条例”，决定在所有企业中实行工人监督。工人监督由全俄监督委员会充当总的领导，省、市、县分别在工人代表苏维埃下设立工人监督地方委员会；在企业中，则由经工人选举产生的工厂委员会、工长委员会和专门设立的监督委员会进行直接的监督。工人监督机构有权监督生产、确定企业的最低产量、规定产品成本和审查企业的全部业务函件等等。这种工人监督制是苏维埃国家在缺少管理干部和管理经验的情况下实行工业管理的最初形式。②国民经济委员会。在宣布实行土地和银行国有化之后，苏维埃政府于1917年12月废除了资产阶级国家的各个旧部，建立了直属于人民委员会的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并相应建立各级地方国民经济委员会。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是经济管理的最高机关，在它下面按生产部门设立总管理局，管理自己部门的一切机构和企业。地方国民经济委员会是地方苏维埃的经济机关，它同时也归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管辖；在各级地方国民经济委员会中，也同样按生产部门建立管理局。当时的国有企业通常实行中央—地方—企业的三级管理，而直属于中央的企业，则实行中央—企业的两级管理。行使主要管理职权的是各级国民经济委员会，只是在国民经济委员会内部才按生产部门建立总管理局，因此，当时实行的是地区管理与部门管理相结合但以地区管理为主的管理体制。③军事共产主义的总管理局制。1918年6月，根据战时经济的需要，苏俄将全部工业国有化，工业管理权限高度集中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手中。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下设50多个专业总局和中央管理局，并设立了13个生产部和一些职能部；在地方，成立了86个省国民经济委员会，并在省下面建立各县的国民经济委员会。总管理局是工业管理的中心环节；它实际上掌握了企业的一切管理活动：企业的物资供应以及产品的销售和分配，都以集中的方式进行；企业的生产活动和全部经济生活均由总局和中央管理局领导和管理。总管理局是权力很大的中央主管部门，地方国民经济委员会和企业的权力很小。因此，尽管当时仍然保留着各级地方国民经济委员会，但实际上实行的是“条条”为主的工业管理体制。
2．实行军事共产主义的原因
布尔什维克夺得政权之初实行军事共产主义，是由当时的主客观条件决定的。
俄国的十月革命是在落后国家进行的无产阶级革命，它的胜利需要西方先进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支援，军事共产主义是等待西方革命爆发的这段时期里实行的特殊制度；经过多年的战争，尤其是国内战争，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只有实行粮食垄断、粮食征收制等一系列严厉的措施，才能保证军队、城市的粮食和农产品的最低水平的供给；布尔什维克党试图通过这一套制度直接向共产主义过渡。
（1）等待支援的特殊制度
十月革命与世界革命是密不可分的。在列宁和布尔什维克人的眼中，十月革命和世界革命是相互补充的：俄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导火索，世界革命则是俄国革命最终胜利的保证。俄国革命必将会在西方国家得到响应，“俄国人开始了，德国人、法国人、英国人将去完成，社会主义定将胜利”。如果没有世界革命的支持，俄国革命难逃失败的命运，“要么是资本主义比较发达的其他国家立刻爆发或至少很快爆发革命，要么是我们的灭亡”。
在这“立刻爆发或至少很快爆发”之前，苏俄采取由刚刚建立的政权控制一切经济资源，暂时撑住局面，也是可以理解的。
在列宁及其他布尔什维克党人的急切期盼中，欧洲也确实爆发了一些革命。
1918年1月，芬兰这个波罗的海国家率先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并宣告了世界历史上的第二个社会主义共和国的诞生；在匈牙利，奥匈帝国灭亡后，人民在暴力的基础上和平夺取了政权，第三个苏维埃共和国于1919年3月应运而生；在德国，以基尔港水兵起义为起点，1919年4月，在德国南部建立起第四个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在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红军反对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而进入斯洛伐克地区，于1919年6月建立了第五个苏维埃共和国。
在它们的影响下，欧洲以及其他地区的发达国家也开展了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英国、法国、美国、意大利、日本等国都发生了规模不等、形式各异的革命。这些革命从性质和结局来看，可分为三种类型：无产阶级革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推进民主主义改造的革命斗争和群众运动。
但是，从1921年起，欧洲革命实际上已经渐趋平息。共产国际也不得不承认：“工人阶级的大多数至今尚未处于共产主义影响之下。”之后，虽然有德国1923年的“10月行动”和汉堡起义等革命事件，但都不是列宁当初所期望的能够支持和帮助俄国革命取得胜利并保有胜利成果的欧洲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
失望之余，生存第一。于是，军事共产主义从一种特殊时期的特殊措施，变成了维持布尔什维克政权生存的手段。
（2）保证生存的极端手段
①布尔什维克从呼吁尽快召开立宪会议到一月武力驱散制宪会议。
1905年二月革命后直到1917年底，包括十月革命的前后，俄国社会面临的主要问题除了对外关系上的“和平”与经济上的“土地”外，就是政治体制上尽快还是推迟召开立宪会议的问题。1905年二月革命的爆发，就是在“立宪会议和民主共和国”的口号下进行的。当时彼得堡工人向沙皇尼古拉二世的请愿书上第一个要求就是：让“俄国土地上一切阶级、一切等级的代表、让所有的人，不管他们是干什么的都选自己的代表吧”！
虽然，苏联时期的史学声称那时出现了“无产阶级的苏维埃”和“资产阶级的临时政府”“两个政权并存”的状态，但实际上二月革命以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布尔什维克不仅并未在苏维埃中占优势，也没有主张“一切权力归苏维埃”，而只是强烈指责临时政府拖延召开立宪会议。当时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明确宣布的是：“工人和农民的临时政府在立宪会议召开之前掌握国家政权”。在十月革命前两周，列宁指示布尔什维克控制的军队要给士兵放假，以便组织他们回乡进行“关于立宪会议的鼓动工作”，争取农民选票以便“在立宪会议中获得多数”。在十月革命前夜，布尔什维克的机关报《工人之路》以通栏标题向人民发出的号召是：“把唯一彻底的和坚忍不拔的革命党——布尔什维克选进立宪会议！”
直到俄历1917年10月26日，布尔什维克打下冬宫、夺取政权后的次日，在第二次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大会上，列宁重申临时政府不愿召开立宪会议是它被推翻的理由之一，而且强调即将召开的立宪会议才是唯一有权决定国家问题的机关。更为重要的是，他还明确表示，即使布尔什维克在选举中失败，也将服从“人民群众”的选择。
而且更重要的是，当时并没有一个一以贯之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事实上，从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动荡中的俄国共经历了五届党派构成不同的短暂政府，其主导力量从右翼自由派、左翼自由派到“社会主义者”，总的趋势是一个比一个主张更“快”召开制宪会议的主张者轮番得势。
俄历10月24日，在各党派召开的共和国预备议会上，社会主义者已占多数但尚容纳了几个立宪民主党人的克伦斯基联合政府受到抨击。两大社会主义政党提出议案，要求“通过一项法令把土地移交给土地委员会”、“坚决支持建议与盟国宣布和谈条件并开始和平谈判的对外政策”，这两项要求与苏维埃政府次日提出的“土地法令”与“和平法令”如出一辙。该议案以123票对102票被预备议会通过。此举事实上是对联合临时政府的不信任案，议案的通过，意味着将出现一个排除自由派的“清一色社会主义者政府”。
但由于列宁的坚持，尽管中央委员会中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卢那察尔斯基、李可夫等不少人反对，布尔什维克党还是退出了预备议会，并赶在“清一色社会主义者政府”出现前抢先夺取了政权。
夺权成功的布尔什维克当时相当低调。苏维埃政府当晚成立时自称是“工人和农民的临时政府”，人们也将其作为“第六届临时政府”来接受。当时，支持布尔什维克夺权行动的人不多，而反感者却不少。但尽管如此，并没有什么人想采取实际行动与布尔什维克对抗。因为俄国人普遍相信，二月以来的革命形势在动荡中持续发展，而其目标就是立宪会议。立宪会议代表的选举和会议的召开，将意味着“革命宪政”大功告成，俄国将出现一个全民选举产生的、因而是有权威的而非“临时”的民主共和宪政政府，到时俄国的政局就会走上正常轨道。
真正的问题在于立宪会议的选举。
列宁一直认为，选举时谁执政、谁来召开立宪会议是至关重要的。他相信在自己大权在握的情况下，加上卓有成效的宣传鼓动工作，“革命宪政”会批准他所做的一切。然而，事态发展出乎他的意料。就在布尔什维克掌权的条件下，选举按期于1917年11月12日至15日进行，25日大致的得票结果，布尔什维克获得23.9%的选票，在703个席位中，只获得163席，远远低于社会革命党所获得的40%的选票。到了1918年初立宪会议召开前，最终结果揭晓：在总共707个席位中，布尔什维克得到175席，占24.7%，仅仅略高于最初结果。而社会革命党得到410席（其中左派社会革命党占40席），孟什维克16席，立宪民主党17席，各民族政党86席，其余几个席位属于几个小组织。这就是说，布尔什维克在他们主持的这次选举中只得到1/4的议席，即使加上与布尔什维克结盟的左派社会革命党，列宁方面也只占有30%的议席，而主要的民粹派政党——社会革命党，即使不算它的左派，仅其主流派就占有370席，已经明显过半。
布尔什维克输掉了这次选举，在它当权的条件下、由它组织的选举中失败了。
立宪会议是在排除了立宪民主党人的情况下于1918年1月5日召开的。会前列宁已经打算“用武力更正票箱”，苏维埃政府宣布在彼得格勒戒严，并调集忠于布尔什维克的军队进入首都。开会当天，布尔什维克代表建议立宪会议按人民委员会要求把权力交给苏维埃并自行宣布解散，多数立宪会议代表拒绝了这个要求。布尔什维克与左派社会革命党代表遂先后退出会议。其余多数代表在暴力的威胁下一直坚持到次日凌晨4时，终被布尔什维克调来的军队驱散。当天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即宣布解散立宪会议。
高尔基说，布尔什维克的“来复枪驱散了近百年来俄国最优秀分子为之奋斗的梦想”。罗莎·卢森堡说，“列宁和托洛茨基曾经强烈地要求召开立宪会议”，而十月革命后的立宪会议选举又“是根据世界上最民主的选举”，“在完全自由的条件下进行的第一次人民投票”，布尔什维克却“毫无敬畏之念，干脆宣布投票结果毫无价值”。
考茨基说：“我们的布尔什维克同志把一切都押在欧洲普遍发生革命这张牌上，因为这张牌没有拿到手，他们就感到不得不依靠行使赤裸裸的权力，即实行专政来代替他们所缺乏的条件。”
尽管布尔什维克的夺权手段招人非议，但既没有马上激化社会矛盾也没有导致什么反抗。克伦斯基政府已在冬宫事件前一天的预备议会上遭到实际上的不信任投票，产生“第六届临时政府”并不出人意料。但驱散立宪会议就不同了。它把“革命宪政”进程完全倒转过来，成了“革宪政的命”，堪称是二月革命后俄国历史进程的又一次剧变。
事实上，所谓十月革命后相对平静的政局，即苏维埃政权“凯歌行进”的局面，在这场“一月剧变”后被打破了。俄国的国内矛盾自此迅速尖锐化，不久就爆发了大规模的残酷内战。
②武力驱散制宪会议导致残酷内战。
关于这场内战，列宁1919年致罗日科夫的一封私人信件有个坦率的说法。列宁认为当时的内战是“苏维埃政权反对‘普遍、直接、平等、秘密的’选举的斗争，即反对反革命立宪会议的斗争”，“这是资产阶级民主和资产阶级议会制的世界性大崩溃，无论在哪个国家，没有国内战争就不会有进步。情愿者命运引着走，不情愿者命运拖着走”。
可以说，这场内战是围绕“立宪”的战争。列宁政府的反对派最著名的口号就是“一切权力归立宪会议”，内战中出现的许多反苏维埃势力也都以民主立宪为旗帜。包括大量的左派势力，也在“既不要列宁也不要高尔察克”的口号下成了反对派：他们要求在“左派”专政与右派专政之外选择道路，回到1917年9月前的民主政府甚至“一月剧变”前的苏维埃。“专政”与“民主”的冲突如此尖锐，以至于布尔什维克方面当时抨击“民主”时使用起“民主反革命”和“立宪反革命”的说法（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ая контрреволюция、Кадетская контрреволюция），并由此衍生出“民主反革命时期”、“民主反革命缓冲地带”、“民主反革命政治派别”等一系列说法。
二月革命以来，人们期待的宪政民主前景在1918年1月被布尔什维克用武力摧毁了。这种巨大的社会变故，打破了俄国社会当时已十分脆弱的平衡，使各种矛盾都集中爆发出来。各支民主派都打出立宪会议的旗号反对布尔什维克，先后在伏尔加河流域的萨马拉、乌法等地形成很大势力，在格鲁吉亚等地还建立了孟什维克领导的民主共和国。更严重的是，在二月革命后慑于当时人们对民主的认同而一时蛰伏的各种旧俄势力，也堂而皇之地出来抢夺江山。“一月剧变”后，4月，乌克兰哥萨克首领斯科罗帕茨基驱散了二月革命后出现的乌克兰议会（中央拉达）；12月初，军阀高尔察克驱散了从伏尔加河迁移到鄂木斯克的立宪议会委员代表大会，二月革命后昙花一现的民主权威至此荡然无存。
二月革命以来对“混乱的民主”不耐烦的人们，在混乱变成内战后也就各立山头参与“收拾残局”的博弈。再加上乘乱而起的民族分离运动、外国支持的势力，俄国一时陷入了空前残酷的兵燹战祸中，数百万人死于非命。
在这样的乱世，握有政权的布尔什维克，最最要紧的事，莫过于维持政权的生存。于是，实施政权控制一切资源的军事共产主义政策（制度）也就自然而然了。
③内战导致政权控制经济。
通过粮食征收制，把能找到的粮食和农产品全部集中在政府手中，由政府和合作社供给和分配，通过国有化将社会生产等一切经济活动控制在政府手中，以便按战争的需要进行有计划的生产等等，这是最直接、最简单、最方便、最有效的方式。
军事共产主义的必要性，还从国际经验中获得支持。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为了适应战争的需要，交战双方各国都逐步实行了统制经济：实行粮食垄断、食品配给制度；把全国的生产和分配集中到国家手中，将全国组织成一个统一的大军营；由国家直接监控重要工业部门的生产；大量工厂企业按国家的订单安排生产；产品由国家统一调配；军队、军人家属甚至一般居民的生活都由国家统一安排，发给一定的定量。这似乎就是“计划经济”。这种经济组织方式被当时的社会主义者叫做“军事社会主义”或“战时社会主义”。
3．直接过渡的初步尝试
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人在苏俄初期实行军事共产主义政策（制度），除了上述具体急迫的原因外，还有一层原因，那就是深怀弥赛亚救世情怀的俄国知识分子，以民粹主义的文化出身，接受早期马克思主义，追求俄罗斯民族国家现代化的一种尝试。
就列宁本人来说，他在1921年10月14日发表的《十月革命四周年》里，公开承认他实行军事共产主义政策的主观意图里有通过军事共产主义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成分。他说，“我们计划（说我们计划欠周地设想也许较为确切）用无产阶级国家直接下命令的办法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产品生产和分配。现实生活说明我们错了。”
同月，列宁又在《新经济政策和政治教育委员会的任务》一文中说：“我们先前的经济政策，如果不能说计划过（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们一般很少计划），那么在一定程度上也曾设想过（可以说是缺乏计划地设想），旧的俄国经济将直接过渡到国家按共产主义原则进行生产和分配。”
他说，我们的错误就是“决定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生产和分配。当时我们认定，农民将遵照粮食征收制交出我们所需要的粮食，我们则把这些粮食分配给各个工厂，这样，我们就是实行共产主义的生产和分配了”。“我们差不多就是根据这种精神行事的。”
列宁说，“在经济战线上，由于我们企图过渡到共产主义，到1921年春天我们就遭到了严重的失败。”
根据列宁自己初步的反思，结合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在苏俄和苏联的历史实践，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1917年2月革命以后，以列宁为代表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人，勉力而为，夺取政权，并简单地设想在生产力水平还很低的情况下，不经过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以国家政权直接掌握经济资源、控制社会生产活动、分配社会产品，以此直接过渡到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军事共产主义虽然很大程度上是应付全面社会危机、政权危机的无可选择的做法，但危机过后，灌注在这种应急方式中的社会理想和俄国知识分子的弥赛亚情怀，在追求国家工业化现代化过程中不断地以国家政权直接掌握经济资源、大规模发展国有经济的方式得以传承，导致了严重的历史后果。
从短期的积极意义来看，军事共产主义的失败，引出了苏俄历史上的所谓“新经济政策”。
（二）新经济政策——国家与市场妥协
1．新经济政策出台的背景：军事共产主义带来全面危机
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在1918年1月通过武力驱散立宪会议夺得了政权，基于等待西方先进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爆发、维持和保卫布尔什维克政权以及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主观意图，实行了4年左右的军事共产主义政策。
军事共产主义政策实施的结果是，西方先进国家无产阶级革命大爆发没有等来，直接向共产主义过渡没有实现，唯一的成果就是维持了布尔什维克政权（苏维埃政权）的存在。但是，就是这仅存的硕果，也是危机重重，命悬一线。
（1）政权存续危机
布尔什维克党武力驱散制宪会议夺得了政权，在俄国实行了无产阶级专政。按照一般的公式，社会主义革命依靠的阶级力量是城市无产阶级和农村的无产者和半无产者，即贫雇农，其他阶级和阶层都是革命对象。俄国的无产阶级只占人口的绝对少数，加上农村的无产者和半无产者，也还是少数。一段时间以来，布尔什维克政权在农村树敌太多，打击面太大，使自己在农村陷于孤立境地。
布尔什维克党实行的粮食政策是与农民的利益相冲突的。1918年5月初，苏维埃政权宣布实行粮食垄断，施行粮食专政，把全国的粮食分配权集中在国家手中，这就意味着在农业中实行了国有化。随之，在农村实行粮食征收制，几乎征走了农民手中的全部粮食，包括口粮、种子粮等。
粮食征收犹如战斗。各城市自行组织的工人征粮队，粮食人民委员部组织的征粮军，防止“背口袋的人”往城市倒卖粮食的拦截队组成了征粮大军，洗劫村庄，挖地掘粮。家有藏粮者，即作富农处理。工人为了生存从农村征粮，农民为了生存千方百计藏粮存粮，于是就在苏维埃政权所依靠的两大劳动阶级之间发生了殊死斗争：红军和工人征粮队员往往被农民打死，农民又因暴力抗征而遭枪杀。
被征收的粮食一年多似一年。据统计，苏维埃国家第一年征收粮食3700万普特，第二年征收粮食1.1亿普特，第三年为2.6亿普特，第四年（1920年8月1日开始）规定征收余粮4.5亿普特，其中国家预期获得3亿~3.6亿普特。
另外，战乱中的农业生产不但没有发展，反而处于衰落状态；那些公有程度极高的农业组织（如“农业公社”）也没有增加生产，提供更多国家需要的粮食。
尽管如此，1921年以前，列宁一直认为农村的农民手中有粮，生活得比城市工人好得多。
在粮食征收制下，农民所生产的粮食几乎都被拿走，同时粮食和农产品的自由买卖也被禁止，甚至农民为交换生活必需品而出售农产品都被视为反社会主义的投机倒把行为，要受到严惩。农民实际上是国家的“农奴”，现实逼得他们揭竿而起，为生存而斗争。
（2）经济濒临破产
军事共产主义的一大特点是抓分配，抓有限资源的分配，以应付战争和城市的需要，发展生产则并未得到足够重视。国内战争时期，工业生产连维持现状都不可能。
就主观认识来说，认为要向共产主义过渡，必须消灭市场，消灭商品和货币。消灭市场的办法是用城乡之间工业品和农产品的直接交换取代商业性质的市场交换。但实际上工厂根本生产不出用于城乡交换的工业品，城乡的实物交换只是一句空话而已，城乡交流完全脱节了。
1920年，内战基本结束，但军事共产主义则刚达到顶点。11月29日，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决定将全部中小工业国有化；12月4日，人民委员会通过“关于给居民无偿发放粮食制品”的法令，12月17日，发布“关于向居民无偿发放日用品”的法令，12月23日，决定“取消所有燃料的付费”：住房、自来水、排水和净水、煤气、电报、电话、电气、无线电话的收费都被取消。布哈林甚至提出立即消灭货币。
（3）农民暴动蜂起
农民在国内战争中做出了巨大的牺牲，但一直处于饥寒交迫的境地，为了生存他们不断举行暴动，公开反对苏维埃政权的粮食征收制。农民战争的主要战场是产粮区：1919年春，伏尔加流域中部的恰潘战争和顿河的韦申起义，1920年春伏尔加河中部流域的叉子起义，接着是1920年秋黑土中心地带的马赫诺运动。到1920年，全国几乎每一个省份都有农民暴动。西西伯利亚的起义一直延续到1921年底，有的地方一直延续到1922年。最后，喀琅施塔得水兵暴动，严重动摇了苏维埃政权的统治。
农民暴动的典型例子是坦波夫农民起义。1918年秋，在产粮的坦波夫省有来自莫斯科、彼得格勒、切列波韦茨以及其他城市的50支工人征粮队在征粮，针锋相对地，有四万人参加反对暴力征粮的农民起义。起义者有良好的组织，采取同红军类似的建制，设有从事政治工作的政治委员，以森林作掩护展开游击战。起义者甚至成立了独特的农民共和国。当然，布尔什维克以残酷的手段镇压了农民起义：动用正规红军，使用飞机大炮等。
1917年9月底，列宁高调批评临时政府的话言犹在耳：“在一个农民国家里，他们竟把事情弄到这样的地步，以致农民起义像滔滔大江到处泛滥！请想一想吧：在农民人口占百分之八十的民主共和国中，竟把农民逼到了举行起义的地步……”转眼之间，布尔什维克的苏维埃政权自己就面临了同样的境况。大难临头，出路何在？
2．为了生存，与农民和市场妥协
（1）取消粮食征收制，实行粮食税。
布尔什维克党夺得政权后，企图借助于军事强制手段，超越历史阶段，直接进入共产主义。事实证明，这条捷径是走不通的，也就是说，物质极端匮乏、小农占人口多数、经济极端落后的俄国，不可能直接进入共产主义。
但当时人们对此并没有足够的认识。1921年春爆发的喀琅施塔得水兵暴动真正震撼了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人，人们开始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喀琅施塔得军港一直是革命的强大堡垒，这里的水兵在革命中曾是一支冲锋陷阵的骨干力量，但他们却带头发动了叛乱。他们竟然提出了“按照农民的愿望，给农民以全部土地的完整的权利”的口号，要求取消粮食征收制，要求建立没有共产党人的苏维埃政权，呼吁结束布尔什维克党的一党专政！而作为党的阶级基础的个人队伍，此时已经遭到很大的削弱：大工业工人数1917年为242.88万，1920~1921年只剩下118.86万，减少了一半以上。
人数很少的工人阶级同人数众多的农民以及穿军装的农民对抗，前景危如累卵。
1921年3月，俄共（布）十大迅疾通过了废除粮食征收制，改行粮食税的决定。这就意味着苏俄历史上的新经济政策时代开始了。
大会通过了列宁提出的“关于以实物税代替粮食征收制”的决议，该决议的第1条是：“为了保证农民在比较自由地支配自己的经济资源的基础上正常地和安心地进行经营，为了巩固农民经济和提高其生产率，以及为了确切地规定农民所应担负的国家义务，应当以实物税代替粮食征收制这种国家收购粮食、原料和饲料的方法。”
决议规定：实物税的税额应该比粮食征收制所征收的少，并且要在播种之前通知农户。经过调整，人民委员会的法令规定：实物税税额根据适合耕种的土地面积确定。扩大耕种面积的勤劳的业主将得到优惠。“纳税后剩余的一切粮食、原料和饲料，农民可以自己全权处理，可以用来改善和加强自己的经济，也可以用来提高个人的消费，用来交换工业品、手工业品和农产品。允许在地方经济流通范围内实行交换。”
1921~1922年度，全国税额比上年度减少43.3%。1922年，政府通过《土地法令大纲》，允许农民自由使用土地和在苏维埃监督下出租土地和雇用工人。
（2）承认商品货币关系
1921年5月26~28日，在危急时刻召开了俄共（布）第十次代表会议，会议专门讨论新经济政策。也是在这次会议上，开始正式使用“新经济政策”这一术语。
列宁在会上强调：新经济政策是“认真的、长期的”政策。他说，工农之间不仅要建立政治联盟，还要建立“经济上的联盟”。
党的代表会议认定：新经济政策是长期的政策，其基本手段是商品交换或产品交换。商品交换应集中到合作社手里，但不排挤正常的自由贸易。会议还大致确定了新经济政策在工业领域的某些方向，表示支持中小企业（私人的和合作社的），允许把国营企业租赁给私人、合作社、劳动组合和公司，授权地方经济机关自行决定处理租赁关系的具体问题。会议还修改了大工业的计划，强调加强日用品和农民用品的生产，承认大企业在支配资金和物质资源中的自主性和首创性。
会议赞同关于贯彻新经济政策原则的“劳动国防委员会的指令”草案。此件以人民委员会的名义发给地方，它要求采取措施发展国家和合作社的商品交换，并且不要限制地方流转的范围，在可能的地方转向货币交换形式。
就是说，废除了国家配给制和国家贸易垄断制，在坚持国家计划领导的前提下，准予实行自由贸易制。
（3）国家控制经济制高点和国家资本主义
在回击左派的攻击时，列宁提出了他的“制高点”理论。列宁说他的批评者们都是愚蠢的傻子，因为国家、政府也就是布尔什维克将控制整个经济：钢铁、铁路、煤炭、重工业。他将这些（即钢铁、铁路、煤炭、重工业）称之为经济的“制高点”。声称国家将牢牢控制这些部门。
同时，在坚持发展社会主义大生产和国家掌握国民经济命脉的前提下，将部分国有企业以租借制和租让制的形式转变为国家资本主义企业。1920年11月颁布租让法令，允许外国资本家在苏俄经营租让企业或同苏维埃国家组织合营股份公司。1921年5月。国家把一部分小企业发还原主经营，7月又决定把一批中小工厂和商店租借给本国的合作社或个人。这些租让和租借企业由私人经营，所有权属于国家。承租者必须接受国家监督指导，遵守苏维埃法令，按期交纳租金和一定比例的利润，到期把企业完好地交还苏维埃国家。
（4）新经济政策时期的管理体制：统一领导，分级管理
新经济政策时期，苏维埃国家放弃了高度集中的“总管理局制度”，开始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体制。
1921年，在成立国家计划委员会后，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实际上已成为工业人民委员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下面设立了两个管理局：一个是国营工业中央管理局，领导具有全国意义的工业，另一个是经济总管理局，领导其余工业。
1921年，国民经济会议第9次代表大会专门通过决议，规定了企业管理的地方分权原则。同年，人民委员会发出指示，解除了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对小工业企业的领导权。
1922年，在成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后，整个工业则明确分为联盟工业和共和国工业。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集中领导所有工业；共和国工业则既隶属于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又属于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上述措施扩大了地方的管理权限，大多数企业已划归地方国民经济委员会管理。
同时，根据1921年人民委员会和联共（布）的有关指示和决议，一切轻工业和重工业的国营企业分别于1921年下半年和1922年上半年实行了经济核算制。
这个时期广泛建立起来的托拉斯则是基本的核算单位。托拉斯直属于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拥有广泛的权利：不仅有权支配所属企业的物资和流动资金，而且可以自行确定产品的品种、价格和销售市场。其后，为了使托拉斯集中领导企业的生产活动，又在经济核算的基础上成立了辛迪加，充当国营工业的供销机构。托拉斯代替被撤销的总管理局而成为工业管理的中心环节，在这一中心环节实现了行政管理组织与经济组织的合一。
在新经济政策时期的经济管理中，还加强了集中编制计划的工作。1921年分别成立了国家计划委员会和各经济人民委员部、各主管机关的计划机构，1922年又成立了地方的计划机关。同时，计划指标体系也不断健全起来。1917~1920年，企业只有用实物指标表现的产品生产计划；企业的所有支出均由国家直接支付，因而还没有上级规定的财务计划。1921年企业贯彻经济核算制后，逐渐有了产品成本和利润计划，企业计划进而发展为生产财务计划，既包括产品数量指标，又包括产值和财务指标。
在新经济政策时期，由于允许商品生产有某种程度的发展，在工业管理方面相应加强了地方和企业的自主性，在企业中普遍实行经济核算制，并健全了计划管理制度，对生产力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3．逻辑的力量与列宁的让步
新经济政策发端于粮食税取代粮食征收制，但就整体而言，新经济政策确实是由军事共产主义向后退却，用当时的说法，是由直接进攻改成了迂回前进。就同农民的关系而言，也确实是一种让步、妥协。许多苏俄领导人也正是把实施新经济政策看做拯救苏维埃政权而采取的一种暂时的退却来接受的。
在实行新经济政策之初，列宁只想通过实行粮食税对农民做出让步，以拯救苏维埃政权。但这种政策一旦实施，就立即表现出了政策自身的逻辑。
实行粮食税的直接后果就是农民手头出现余粮，纳税后剩下的粮食怎么办？列宁的最初设想是允许农民在“地方范围内”交换。但是，限制在地方范围的实物交换（当时也叫“商品交换”）没有维持多久，农民以自己的实践冲破了人为的樊篱，实物“产品交换”变成了“商品买卖”。这就把市场机制引进了苏维埃经济，真正的新经济政策时期开始了。
列宁发现了这一点，他把这种新经济政策同1918年春的政策加以区别，指出：区别就在于当时的经济已经建立了同市场、同商业的关系，这是新经济政策中的决定性因素。
面对现实中的逻辑演进，列宁一开始担心放手自由贸易会产生资本主义，因而试图把流通限制在局部范围，即“地方”的范围之内，把交易限制在实物交换上，以便于控制。基于这样的考虑，列宁连“商业”一词也不想用。
这一时期，在列宁的著作和官方文献中反复出现“交换”、“周转”甚至“商品交换”的提法，但其真实含义不是商品买卖，而是实物交换。列宁那时甚至把“贸易自由”看做“反革命”的口号、“复辟资本主义”的口号。所以，竭力设法把交换限制在产品交换、地方经济流转的范围之内，并且只进行实物交换，而不是商品买卖。列宁的设想是把产品交换当做征税后收集粮食的主要手段，即不通过货币而用工业品直接去换取农产品。另外，在地方范围内允许农民进行农产品的交换。
面对已经出现的许多遍及全国的商品流转，1921年8月9日人民委员会发布了“关于贯彻新经济政策原则的指令”，其中说：“应当采取措施发展国营的和合作社的商品交换，而且不应当只限于地方流转范围，在可能和有利的地方应当转为货币交换形式。”对此，列宁的说法是“不必害怕资本主义的某些滋长”。
1921年10月29日，列宁在莫斯科省第七次党代表会议上作报告，承认“商品交换”即“产品交换”失败了，由此，本来意义上的“商品买卖”才被提上日程。列宁在报告中说：“商品交换这个概念包括一些什么内容呢？这个概念所设想的建设计划（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是怎样的呢？它设想，在全国范围内，或多或少要按照社会主义方式用工业品换取农产品，并通过这种商品交换来恢复作为社会主义结构唯一基础的大工业。”“商品交换要求（尽管没有说出来，但还是要求）不通过商业而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向社会主义的产品交换迈进。”但是实践证明，“结果是商品交换失败了。所谓失败，是说它变成了商品买卖”。“私人市场比我们强大，通常的买卖、贸易代替了商品交换。”
列宁得出结论说，我们的任务就是经商做买卖。但是，这只是一种迂回行动，根本目标——向共产主义过渡没有变，变的只是过渡的方法。
4．新政策的成果及其历史命运
实行新经济政策之初，粮食税的数额比粮食征收制时少一半，并且主要由富裕者负担。个体农民提供了交易农产品的98.5%。在城市允许私人租赁小企业和商业企业。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资本主义成分约占20%的工业项目，生产5%的产品。在零售商业中，私人企业集中了商品周转的53%。
也就是说，新经济政策取得了显著的成绩：1925年谷物的总收成超过1909~1913年年均产量的21%。一年后畜牧业也超出此水平。工业也缓慢恢复。1926~1927年产品的基本品种达到战前的指标。城乡居民的生活水平改善了，有评估说，食品消费也超过革命前的俄国。
但是，新经济政策的提出和实施，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一旦“条件成熟”，它马上就“见鬼去了”。
一方面，实行新经济政策是苏维埃政权生存的紧迫要求，在这一点上是有某种程度的共识的。
另一方面，依靠的是列宁的威望，换任何别的人，都不可能提出并实施这些政策。有资料说，党内很少有人支持列宁。在一次会议上，列宁说：“当我看着你们的眼睛时，你们全体似乎同意我，说是；而我一转身，你们就说不。你们同我捉迷藏。在这种情况下，请允许我同你们玩一种通行的议会游戏。……我采取通行的议会做法，向两个最高机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全会提交辞呈。不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和政治局委员，成为在《真理报》和其他苏维埃出版物上写作的普通政论家。”对那些怎么也不愿意摆脱地下工作的心理状态的人，幼稚地不懂得不实行新经济政策就必然要同农民决裂的人，他已经厌倦了同他们争论。列宁辞职的威胁吓倒了所有的人，摧毁了许多人表示的反对意见。坚决反对列宁的布哈林，在24分钟内就改变了立场。
遗憾的是，列宁并没有能够说服所有的人，特别是他身边的某些领导人。
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层围绕新经济政策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其中以季诺维也夫和斯大林为代表的一派对新经济政策总体上持否定的态度，把它看成发展资本主义的政策，念念不忘限制直至取消它；另一派以布哈林等人为代表，主张利用市场机制来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当然，还有一些动摇于两者之间的派别。
问题的严重性在于，各派别相互对立的政策主张都能够从列宁不同时期、不同地点的言论中找到根据。
这种二元归一的奇特现象集中表现在：第一，新经济政策是否为1918年春天政策的延续。列宁曾经表示，早在1918年春天，他已经指出当时的俄国存在五种经济成分：宗法式的自然经济的农民经济、小商品生产（包括大多数出卖粮食的农民）、私人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在这里，主要的斗争是国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反对小资产阶级和私人资本主义的斗争。在1921年初实行新经济政策的时候，列宁重申了这一观点，主张社会主义同国家资本主义联手反对其余的经济成分。1921年4月的《论粮食税》表达的就是这种观点。斯大林紧紧抓住这一点，强调新经济政策并非新政策，只是1918年春政策的重复和继续。这种说法否定了新经济政策的创新。而布哈林一派则认为新经济政策新就新在承认了商品、市场和货币关系，这是建设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意。布哈林甚至把新经济政策诞生的日期也定在实行商品货币和市场机制之时，而不是实施粮食税的时候。自然，列宁也有相关的论述。在承认了商品买卖之后，列宁曾明确说过1918年春的政策同新经济政策之间存在的原则区别，他说：“当时根本没有提出我们的经济同市场、同商业的关系问题。”
第二，新经济政策是不是暂时的退却？当时许多领导人都把实施新经济政策看做一种退却，是对农民的让步，以此拯救苏维埃政权。用当时的说法，是由直接进攻改为迂回前进。就同农民的关系而言，也确实是一种让步、妥协。但是，如果是暂时的退却，那么，在情势缓和甚至好转后，再次进攻就成为不可回避的问题。这是一股强大的力量，逼得列宁在一年之后不得不在党的十一大上宣布停止退却，开始进攻。但是，列宁重提进攻，在郑异凡先生看来，实属被迫。首先，迫于反对新经济政策的压力，提出进攻的口号以安抚党内的激进派、“左派”；其次，当时已经退到国家资本主义、自由贸易，从传统的观念看来，已经退无可退了。只不过，这个时候宣布进攻绝非列宁的本意。十分明显的是，实行粮食税仅仅一年，而承认市场机制（即真正意义上的新经济政策）才半年，作为完整的政策体系在许多方面还有待具体化，有待进一步完善。也就是说，新政策尚未完全展开，岂能改变方向？
对此，在斯大林看来，新经济政策只不过是一个与中农问题并列的“具体问题”。随着具体问题的解决，重新进攻当然是自然而然的。季诺维也夫则把新经济政策等同于国家资本主义。季诺维也夫写道，我们实行新经济政策，不是简单地消除“军事共产主义的极端性，不，我们做的不是这件事——我们从根本上改变了整个经济政策。我们根本不是从军事共产主义退向社会主义，而是退向无产阶级国家中的特殊的‘国家资本主义’”。“新经济政策，这是无产阶级国家里的国家资本主义。”在季诺维也夫这里，新经济政策的商品货币关系被排除了。自然，列宁也确实曾经寄希望于国家资本主义，但在实践上国家资本主义并没有得到发展；而且，列宁说的退却是退向国家资本主义，退向自由贸易做买卖，是两点，而不是一点。
关于进攻，在斯大林后期论述新经济政策时被不断加以强调。1926年11~12月，斯大林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全会上声称，要“堵死和消灭阶级首先是资本借以产生的一切孔道，最后造成直接消灭阶级的生产条件和分配条件”；一年后又宣布：资本家正被排挤出商品流转的范围，工业正和农民经济直接结合起来，投机的中介人再不能从工业和农业中攫取利润。苏联已经没有交易所、营业所、价格操纵情形等等。在这方面，所有这些资本主义经济的工具在我国都不存在了。不久，他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宣布，党的任务是“采取消灭国民经济中的资本主义成分的方针”；要挖掉资本主义的根子，这根子就“藏在商品生产里，藏在城市小生产特别是农村小生产里”。
季诺维也夫在《列宁主义》一书论述新经济政策时用一章的篇幅谈论阶级斗争。他强调，在新经济政策时期阶级斗争仍在继续。认为农村存在严重的富农危险，必须把打击的火力对准城乡的资本主义成分。
关于进攻的问题，在列宁那里也是可以找到根据的。列宁把小生产看做产生资本主义的温床和源头。实行新经济政策一年以后，列宁还说：“我们确实是在进行‘最后的斗争’，不是同国际资本主义（同它还要进行多次‘最后的斗争’），而是同从小农经济中成长起来的、得到小农经济支持的俄国资本主义进行这种斗争。”
只不过，有研究表明，列宁后期有通过合作社实现农民向新制度过渡的想法，而不再是强调同农民进行“最后的斗争”了。布哈林继承了列宁最后的思想。在1928年7月全会上，布哈林在谈到非常措施引发的各地农民风潮时提出警告说：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却要用暴力把庄稼汉赶进公社。这样你们就会遇到庄稼汉的起义，富农组织他们，领导他们。结果是一场残酷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消失。你们从这里得到的是什么呢？
第三，能否运用市场机制？合作社是社会主义吗？实行粮食税，农民手头有了余粮，市场交换（商品买卖）随之而来。如何对待商品买卖？
在布哈林看来，新经济政策不是始自实施粮食税，而是始自承认和运用市场关系。1925年初，布哈林写文章作报告，呼吁把新经济政策推广到农村去。
正是在运用市场机制问题上，列宁在最后时日给合作社赋予了巨大的意义。列宁在军事共产主义时期把合作社看做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的温床，在新经济政策初期把合作社看做国家资本主义，在新经济政策中引入市场商品经济成分之后，列宁彻底改变了对合作社的看法，认为这是可以使农民的私人利益同公共利益结合起来的机构，是可以通过农民对利益的关注而引导农民走上社会主义的机构。在《论合作社》中，列宁把合作社直接等同于社会主义，说“文明的合作社工作者的制度就是社会主义的制度”。“在我国条件下合作社往往是同社会主义完全一致的。”
当时的多数领导人并未理解列宁的说法。托洛茨基看到了市场机制的作用，也同意运用市场机制，但无可奈何地称市场为“魔鬼”。斯大林不承认新经济政策是一项崭新的经济体制，而认为这不过是一个“具体政策”。季诺维也夫不承认列宁的《论合作社》一文对合作社的看法有一个飞跃。
布哈林是敏锐地看到列宁思想变化的少数领导人之一。他指出，在合作社问题上列宁有两个不同的战略计划。据此，他说，“新经济政策的决定性因素是存在市场关系——在这种那种程度上。这是最重要的标准，它规定了新经济政策的实质。”“我们恰恰要通过市场关系走向社会主义。”
斯大林迟至1928年在七月全会《论共产国际纲领》的报告中才承认要利用市场，但这时他已经实施非常措施半年多了，实际上正在逐步消灭市场，离废止新经济政策也只有一年半的时间了。
1929年底，斯大林终于抛出了他对新经济政策的“新提法”。他说，“我们所以采取新经济政策，就是因为它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当它不再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时候，我们就让它见鬼去。”随后，斯大林对“见鬼去”做出了明确的解说：“当我们已经不需要容许某种程度的私人贸易自由的时候，当这种容许只会产生坏结果的时候，当我们有可能通过自己的商业组织来调整城乡之间的经济联系，而不必依靠私人贸易及其私人流转，不必容许资本主义某种活跃的时候，我们就‘让新经济政策见鬼去’。”
这时候斯大林已经不再需要通过市场调节来建立城乡之间的经济联系了。他认为苏维埃政权可以通过行政命令措施、国家计划来维持这种联系。我们悲哀地看到，在斯大林这里，一个轮回之后，又回到通过计划调拨进行实物交换的军事共产主义时代了。从这里，我们依稀能够看到半个多世纪后苏联垮台的某些先兆。
四 斯大林的弥赛亚情结
（一）职业革命家斯大林
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斯大林，1879年12月21日出生于俄罗斯帝国第比利斯省的哥里城。十岁那年，母亲把他送到哥里的神学学校就读，16岁他进入第比利斯一所东正教中学读书。在校期间，他接触了一些革命书籍，有资料说，斯大林16岁开始读《共产党宣言》，18岁开始读《资本论》。1898年8月，斯大林加入了当年3月刚刚成立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斯大林涉足革命不久就读到了一本书，书名叫《革命者教义问答》。“才翻两页，就像中了魔似的被它吸引住了。”这本书的内容对作为职业革命者的斯大林产生的影响怎么估价都是不过分的。
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内发生分歧，他选择站在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一边。不久以后，斯大林成为了高加索地区主要的革命活动者。两年后，斯大林成为高加索地区的革命领导人。这年12月，他代表高加索党组织出席布尔什维克第一次代表会议。在会上，他首次见到了列宁。
1907年左右，斯大林跟随列宁，与孟什维克展开斗争。当时，列宁醉心于地下密谋活动，但无法从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获得经费支持，于是，布尔什维克专门成立了由列宁、波格丹诺夫和克拉辛组成的“行动队”，由他们来解决“革命司令部财政的‘独立小金库’”问题，行动队由列宁总负责，克拉辛负责技术指导，斯大林、奥尔忠尼启则等一些人干脆就被称为“高加索的没收者”。没收者所从事的活动主要就是以“游击活动”和“剥夺”方式为布尔什维克筹集属于自己派别的经费。
1902年4月至1913年3月，斯大林因参加革命活动被逮捕7次、流放6次，从流放地逃出5次。1912年1月，他被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他从流放地逃出后受中央委派到彼得堡主持创办党的中央机关报《真理报》。1913年3月，他首次以斯大林的笔名发表了《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一文。不久又一次被捕并于1916年被沙俄政府强征入伍，因被医生检查出左臂有伤，免于参加一战，被流放到阿钦斯克。
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爆发，沙俄罗曼诺夫王朝灭亡。斯大林被释放后于3月25日重返彼得格勒（圣彼得堡），继续从事布尔什维克《真理报》的编辑工作。1917年5月，布尔什维克党中央成立政治局，斯大林被选为政治局委员，随之，发生七月事件，列宁由于被疑发动革命而被临时政府通缉，斯大林协助列宁逃往芬兰。不久，列宁重返俄国，并策划武装起义推翻临时政府，斯大林成为领导集团一员。布尔什维克在十月革命中夺权成功，斯大林被任命为民族事务人民委员。
1918年，俄国内战爆发，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等人入选了由列宁组建的五人主席团。
在列宁健康状况恶化以后，斯大林和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建立了政治同盟，共同对抗党内威望较高的托洛茨基。1924年1月列宁逝世，斯大林代表全党宣誓要实现列宁的遗训。1924年5月，在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被选为总书记。
（二）斯大林的弥赛亚意识及其演变
弥赛亚意识在19世纪的俄罗斯变成了一种“日用而不知”的普遍知识和思想。
在时间纬度上，弥赛亚意识常常表现为对“绝对”、“终极”和美好未来的乌托邦追求。在弥赛亚意识推动下，人们的灵魂总是指向终极的东西，不愿意循规蹈矩，常常产生冲出习惯藩篱的躁动，引发出创造和革命的激情。弥赛亚意识中那种面向未来和终极的求索，使得俄罗斯人不安于现状，永远地朝向未来，紧张探索，渴望得到那看不到的家园，寻找绝对的、神圣的真理，并希望以此拯救世界。在这个意义上弥赛亚意识与“乌托邦主义”以及“革命”等概念发生了关系。
在空间维度上，俄罗斯弥赛亚意识关心的是：谁是解决世界终极问题的人选。其直接表现形式是救世主义。俄罗斯以救世主为符号，强调本民族有义务、有责任甚至有权力拯救其他民族，是把民族和国家神圣化和神话化的民族理想，其本质是强调俄罗斯之于他人的独特性（常常表现为优越性），它强调的是俄罗斯在世界上的特殊地位和特殊使命。在这个意义上，弥赛亚意识与“民族主义”等观念息息相关，当“拯救”他者的愿望膨胀为“控制”甚至“主宰”他者的时候，这种意识就转变为“民族主义”、“帝国主义”甚至大国“沙文主义”。
俄罗斯弥赛亚意识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在政治方面，俄罗斯要拯救其他国家和解放全人类，并且努力把这种理想付诸实践（политический мессианизм）；在精神方面，俄罗斯担负着拯救整个世界精神财富的使命（духовный мессианизм）；在宗教方面，俄罗斯是代表真理的东正教的继承人和拯救者（религиозный мессианизм）；而进行拯救的最终目的是带领全人类走进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上帝之国。这种追求贯穿了整个俄罗斯的社会历史，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俄罗斯社会历史的进程。
早年的斯大林接受的是教会学校的教育，东正教的思想意识和弥赛亚情怀对其人生产生影响也是不难理解的。
有人将斯大林的弥赛亚意识从不自觉到自觉分成了三个阶段。其实，观其一生，斯大林的人生就是一个获得权力、巩固权力、在大权独揽的情况下，以一种极度疯狂的方式在苏俄、苏联大地上实施其乌托邦性质的社会改造理想并试图将其推广到全世界的过程。
1917~1924年，斯大林还只是作为列宁的同志、革命战友出现在苏俄的历史中。列宁领导布尔什维克通过十月夺权和一月事变掌握了政权，并试图以军事共产主义的方式建设理想中的社会。斯大林强调了这一革命的普世意义，初步反映出了他的弥赛亚情怀。他认为在一国胜利的革命不应当仅仅是自己独立存在，而应当成为促使全世界各国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加速器。他说，“十月革命和一个大国因此而脱离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事实，就不能不加速这一过程。一步一步地破坏世界帝国主义的基础。不仅如此，十月革命……同时为世界革命运动建立了强大的公开的基地即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世界革命运动从来不曾有过这样的基地，现在它可以把这个基地作为靠山了。十月革命为世界革命运动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公开的中心，世界各国革命运动从来不曾有过这样的中心，现在它能团结在这个中心的周围，组织世界各国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统一战线了。”
只是，军事共产主义的实践，那种在大地上建设天堂的初步尝试，带来了致命的后果，保持政权成了布尔什维克党的性命攸关的问题之后，列宁实施了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的实行，于布尔什维克党来说，保住了政权，于斯大林个人来说，由于他支持了列宁的政策和暂时的退却，实际上赢得了在党内的地位和越来越大的权力。向列宁学习，使他越来越明白，没有权力，一切都是空谈。
但是，一旦局面有所好转，一旦他获得了至高无上的权力，一旦从列宁的影子里走上前台，他就让新经济政策见鬼去了。因为，他认为，长期依靠新经济政策“会产生资本主义”，新经济政策搞得时间长了，就会葬送苏维埃政权。“当初，在办公室里踱步时，在下决心动手时，他就已经看到一个非凡的国家的海市蜃楼。把他们在1917年的梦想——马克思的经济乌托邦同一个强国结合起来。统一的银行、统一的计划、组织成集体农庄的农民，以及由权力无限的领导人——小领袖们构成的金字塔。塔顶就是唯一的大领袖。他的号令立即由小领袖们实行。无情的纪律、无情的惩罚。庞大的资源集中于国家和领袖。他将可以建成伟大的工业，还有伟大的军队……接着就是列宁关于世界革命的伟大理想。”恢复十月革命的浪漫的、充满革命激情的口号：没有调和的余地，阶级斗争是你死我活。要建立一个前所未有的社会，在那个社会里将没有农民，没有小商人，没有小市民。
于是，1927年底到1928年初，布哈林等人惊恐地意识到，斯大林回到了军事共产主义！其实，他走得更远：那就是农业集体化。
1928年春，布哈林动员其追随者写信给政治局，说工农联盟遭到威胁。当然，信中引用了列宁语录。作为回应，斯大林从支持新经济政策来了个180度大转弯：召开中央全会，在他的报告中首次提出：“向社会主义前进，不可能不引起剥削阶级的反抗，不可能不引起阶级斗争的激化。”
可是，布哈林坚持己见并采取了某些党内斗争的手段。在争取党内同盟者时，布哈林说：“这是成吉思汗……一个无原则的阴谋家，一切都服从于保住权力的需要，为了此时此刻收拾掉某个人就可以改变理论！我同他吵翻了，已经对骂‘你胡扯’、‘撒谎’等等。”他转述了斯大林的观点：“他的路线是这样的：资本主义靠殖民地发展起来。我们没有殖民地，人家也不会借钱给我们。所以，我们的基点就是从本国农民那儿要资金……斯大林知道会遇到反抗。由此产生了他的理论：社会主义越发展，反抗越激烈……”
1929年4月起，斯大林公开扭转方向。这是20世纪最伟大的一场试验，他打算以革命的方式，在最短期限内实现这一前程：从肉体上消灭富裕农民，还有大部分中农。其余的统统赶进集体农庄。集体农民的无偿劳动将提供雄厚的资金。他将建立伟大的工业。1929年底，斯大林发表了《伟大转折之年》，定下了“消灭富农阶级”的任务。
到1932年，宏伟的革命试验成功了。列宁仇视的阶级——俄罗斯的富裕农民已不复存在。
有论者认为，1929年4月，斯大林在苏共十六大上以自己的话转述了列宁的经济建设理想，其主旨是：用革命方法在十年内走完百年的路。为此，第一需要实行工业化和集体农庄；第二需要建立一个不与反对派纠缠而浪费时间的、严格执行领袖计划的、富有行动能力的党，只有这样的党才能彻底驯服被革命唤起的整个国家，建立一个统一的、温顺的社会；然后就可以转而实现伟大的梦想了。
1936年，《真理报》刊登了斯大林与美国记者罗·戈瓦德的谈话。记者问：“苏联是否放弃了搞世界革命的计划和打算？”斯大林极为平静地答道：“我们从未有过这样的计划和打算。”
可见，在斯大林这里，列宁的伟大梦想——世界革命开始在暗中进行了。斯大林作为新“当家的”，使世界革命转入了地下。
1937年，十月革命后时间过去了20年。当年，在列宁领导下武装夺权时，一个新的国家——社会主义的乐土仿佛就在眼前，但几年之后，它又让人觉得可望而不可即。可是，现在，斯大林自己建成了这样一个国家，实现了列宁的全部幻想：在经济领域取缔了私人经济成分，彻底消灭了资本主义；实现了农村集体化。在一个贫穷的农业国推进了工业化进程，建成了许多现代化工厂。空前的生产力集中在了新国家的手里。更重要的是，斯大林自己领导着一支强大、年轻和统一的军队，党领导着国家。与此同时，本国人民获得了一种胜利者的感觉：空前团结的社会建成了。对斯大林来说，现在可以集中精力来实现伟大的梦想了。
这一时期，欧洲盛行一时的法西斯主义，尤其是德国希特勒的崛起，被斯大林视为实现伟大梦想的绝好机会。
事实上，他非常需要希特勒上台。如果没有希特勒，他得寻找别的借口。希特勒武装干涉的威胁，助他大权在握，使他可以采取任何非常行动，也迫使欧洲的激进派不惜一切代价地支持他。希特勒的上台结束了苏联在国际上的孤立状态，协约国开始把苏联看做盟友。1933年同美国签订的条约证实了这一点。
很快，希特勒把欧洲彻底拖入世界大战，全球性危机已经降临。对斯大林来说，实现伟大梦想的道路铺开了。
1939年8月23日，苏联与纳粹德国在莫斯科秘密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紧接着，斯大林亲自下达命令开始制订“动员扩充苏联武装力量”计划。就是说，当希特勒所向披靡狂扫资本主义的欧洲时，“当家的”斯大林已在准备着一次伟大的转折——与希特勒大战一场。如果能夺取这场战争的胜利，他就将成为欧洲的解放者，就可以对欧洲发号施令，那时，“全欧洲的苏联”便会出现。接下去，全世界“将只有一个苏维埃国家”。对于实现伟大梦想来说，还有什么能比希特勒的出现更重要呢？
1941年5月5日，斯大林在红军指挥学院毕业典礼上讲话时直截了当地说：“事态正朝着战争的方向发展，德国将是敌人。”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尽管斯大林在苏德边境厉兵秣马、伺机出击，但还是误判了军机，希特勒的闪电战打过来了。希特勒法西斯的进攻几乎彻底断送了斯大林和列宁的伟大梦想，但是，苏联挺住了。欧洲最强大的军队和希特勒的将军们训练了斯大林的红军。到1944年底，斯大林已拥有了世界上最强大的战争机器。希特勒的命运已经注定：斯大林筹划好了强大的进攻计划，他将把战争转到俄罗斯疆域之外，转到欧洲去，而这就意味着伟大的梦想复活了！
在战争快结束时，斯大林已搭成了“伟大梦想”的框架——未来的共产主义东欧。同时，他也在雅尔塔参与讨论了对日战争的问题。这使他的部队有可能开到中国，然后他的伟大梦想也会到达中国。
1945年，斯大林准备和盟国分手了。他想把已占领的整个东欧和巴尔干半岛留给自己，他已不想付出曾经应允过对方的那部分势力范围了。他打算建立一个强大而统一的、足以与西方对抗的社会主义阵营。这个阵营果然建立起来了。到1949年时，这个社会主义阵营包括苏联、波兰、民主德国、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中华人民共和国、蒙古人民共和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等13个社会主义国家。后期、南也门、古巴、安哥拉、埃塞俄比亚等国也加入了这个阵营。
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之间的长期对峙，是所谓冷战的主要内容，冷战时期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军备竞赛。
早在1945年，美国就在日本首次使用了原子弹。这种威力巨大的新式武器使斯大林寝食难安。对他的“伟大梦想”来说，能否拥有这种新式武器，具有生死攸关的意义。军备竞赛是必需的。
像往常一样，他跳跃式地赶上去了。1951年，苏联已经造出了威力比原子弹大一倍多的氢弹，其重量却只有原子弹的一半。
这时候，他已准备让自己的国家和全人类实现他的宏伟蓝图。
1953年2月，斯大林在党中央主席团常委会上，说过一句令人吃惊的话。他说，“我们谁都不怕，如果帝国主义者先生们想打仗，那对我们来说，现在就是最好的时机。”战争，和西方的战争，这将是最终消灭资本主义的最后的战争，是一次神圣的战争。还在二战后不久，斯大林就对莫洛托夫说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把一个国家从资本主义的奴役之中解救了出来，第二次世界大战建立了社会主义体系，而第三次世界大战会永远地消灭帝国主义。”这是最后一次世界大战，它将实现伟大的梦想——创建一个世界性的苏维埃共和国。
回到1946年和1947年。苏联作家彼得·帕夫连科写了两个电影剧本《宣誓》和《攻克柏林》。《宣誓》写的是斯大林在列宁的棺木旁宣誓。剧本上布满了修改的字迹——这是主人公自己修改的，所有修改之处都是关于主人公斯大林的。帕夫连科说，贝利亚把斯大林修改后的脚本交给导演丘列里时解释说：“《宣誓》应拍成一部神圣的电影，其中的列宁应成为圣经《福音书》中的先知约翰，而斯大林应成为弥赛亚（救世主）。”在《攻克柏林》的末尾，安排了弥赛亚的封神仪式：斯大林来到了战败的柏林：他乘飞机而来，身穿耀眼的白色制服（象征天使自天而降）。他向等候他的各民族代表走来，人们用全世界各种语言颂扬弥赛亚——人群中爆发出了惊天动地的“乌拉”声。歌声响彻云霄：“跟随您，我们踏上胜利之路，走向光明美好的时代。”
有资料说，在斯大林房间的墙上挂了一张列宁画像，画像的下面昼夜点着一盏灯。
列宁有一个著名的论点：“一旦我们强大到足以战胜整个资本主义制度时，我们将立即一把抓住它的后脖颈。”
（三）极端的救世手段导致严重的后果
作为职业革命家的斯大林，从小受教会学校教育，倾其一生，致力于拯救俄国、拯救世界的使命。他心目中的理想乐园是什么呢？我们知道，他熟悉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中表达的思想。可以肯定，理想社会的蓝图就根源于马克思和恩格斯。
但是，马克思、恩格斯描绘的理想社会有一系列社会历史条件，这些条件俄国并不具备。按照列宁的老师普列汉诺夫的说法，可以在俄国烤出社会主义大饼的面粉，俄国历史还没有磨出来。可是，列宁说，为什么不能夺取政权以后利用这个政权去创造这些条件呢？先夺取政权再说。
列宁的继任者斯大林，在牢牢控制政权后，在救世弥赛亚情怀的关照下，用革命的手段，以赶超的方式，用十年时间来完成一百年的任务，从新经济政策回头，在军事共产主义的基础上最终建立了史称斯大林模式的社会经济制度。这一制度在运行了几十年后，于20世纪90年代初被新的制度所代替。这一制度本身及其重要组成部分——本课题的研究对象国有经济的特征将在专门的章节论及。但斯大林用政权的力量创造新社会的经验教训和巨大代价作为历史的遗产则是必须严肃面对的。
前文提及斯大林早年看到的一本书，叫《革命者教义问答》。“才翻两页，就像中了魔似的被它吸引住了”。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有这个问答的全部内容。马克思恩格斯在批评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时引用了这个文件。
在这里，我们总算找到了斯大林严酷革命手段的根源。这个革命的信条，其实早在1873年就遭到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批判。只可惜，斯大林似乎并未看到这个文件（马克思和恩格斯：《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根据国际海牙代表大会决定公布的报告和文件》）。
斯大林的革命，成败得失暂且不论，单就从全盘集体化开始一路造成的生命损失一项来说，损失和伤害真是太大了。
最早正式透露这一死亡人数的是斯大林本人。1942年8月14日，斯大林在同丘吉尔的谈话中透露，集体化期间“富农”死亡人数达“几千万”。
俄罗斯人德·安·沃尔科戈诺夫说，在1937年和1938年这悲惨的两年里，有350万~450万人遭到镇压，其中60万~80万人是判了死刑的。
曾任苏共中央委员的罗·麦德韦杰夫，在其专著《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中说，消灭富农分两个阶段：1930年10月以前，迁往国内北部地区的富农家庭有11.5万个；1931年2月，通过了关于富农外迁的第二个决定，一年内就有26.6万个富农家庭外迁，这样，外迁家庭总数就达到了38.1万户。
雅可夫列夫在《一杯苦酒中》提供了剥夺“富农”的大致数字，总共约120万户，以每户平均6~8人计算，有800万~1000万人。
1987年底，在苏共中央政治局下专门设立一个委员会处理平反问题，由雅科夫列夫领导，在叶利钦时代，雅可夫列夫继续这一工作。2000年十月革命节前夕，雅科夫列夫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斯大林镇压的牺牲者涉及2000万人，也许还要多。他说，“要知道，有1000万人是饿死的，死于有组织的饥荒。一次是死于余粮收集制，而另一次是在乌克兰，在我们的南方城市死于有组织的饥荒”。
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在《大失控与大混乱》一书中写道，尽管被斯大林处死的确切人数将永远无法获知，但估计在2000万到2500万人的范围内，不会是夸大的。斯大林时代“有数百万人惨遭杀害”，受迫害的人数“可以绝对有把握地估计不少于2000万，可能高达4000万”。
不过，中国学者吴恩远认为，“大清洗”期间的镇压规模不超过350万人，其中约80万人被处死，与学术界公认的2000万人相去甚远。另一位中国学者郑异凡则认为，吴恩远的考证结果仅仅限于1937年和1938年这两年内，而且是按照合法程序判处死刑的人数，绝不是斯大林时期遭镇压或迫害的全部数字。郑异凡引用了1997年法国出版的《共产主义黑皮书》的资料，该书对斯大林时期各种类型的镇压牺牲者数量做了一个总结，仅在1937~1938年，内务部就逮捕了157.5万人，有134.5万人被判刑，68.7万人被枪毙。
按照《共产主义黑皮书》的统计，20世纪30年代被镇压的总人数为1622万，其中各种死亡人数为800万左右。《共产主义黑皮书》还提供了另一组数字：到1940年1月1日，全苏53个劳改营和425个劳改流放区共关押167万人，一年后为193万人；有20万人关押在监狱中，等待判决或者发送集中营；18000个内务部管理处管理120万特别移民。尽管这些数字是被大大缩小的，但从中仍能窥见30年代涉及苏联社会所有阶层的镇压规模。
值得欣慰的是，2009年10月30日，苏联继承国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说，在大清洗的年代，国内各族人民都遭受了以1937~1938年为顶点的恐怖。“在战前的20年期间消灭了我们人民中的整个的阶层和等级。实际上消灭了哥萨克；‘剥夺富农’；使农民大伤元气；知识分子、工人和军人遭受了政治迫害；所有的教会代表都遭受了迫害。”
他提醒，“10月30日是千百万遭受摧残的人的纪念日”。这是未经法庭、未经审讯就被枪毙的人们，被遣送集中营和流放地的人们，因从事“非此类”工作或因“社会出身”而被剥夺公民权的人们。那时轻易给整个家庭贴上“人民敌人”及其“帮凶”的标签……甚至一个人应有的体面的葬礼的权利也被剥夺，他们的名字长期被从历史上抹去。
梅德韦杰夫坚决驳斥为镇压辩解的论调，他说，到现在为止可以听到一种说法，这么多的牺牲是为了“某种崇高的国家目的”。梅德韦杰夫声明：“任何国家的发展，任何国家的成就、追求都不能以人的痛苦和损失去换取。没有什么东西能够高于人的生命的价值。不能为镇压辩护。”
2010年5月7日，梅德韦杰夫总统在接受俄罗斯《消息报》记者访谈时说：“斯大林针对自己的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他对于自己的人民所做的一切是无法饶恕的。”
无量头颅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
至于斯大林弥赛亚意识主导的苏联国民经济国有化则有专门的章节论及。
五 毛泽东的大同思想
（一）毛泽东的大同思想
大同思想在中国历史上绵延不息，一直是中国知识分子批判封建专制社会的重要思想资源，直到清末民初，知识分子和改革家们还以各种形式反刍“大同思想”，使之成为中国人理解和接受社会主义的本土门径，最有名的就是康有为的《大同书》。
毛泽东从小深受传统文化中“大同”思想的影响。从八岁开始，就在本地的私塾里接受正统的封建文化教育，“大同”作为圣人追求的理想，在他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深深的印记。稍大之后离家求学，接触到新的思想，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成为他崇拜的对象。先贤们对大同思想和社会主义的理解宣传，也深刻地影响了毛泽东。尤其是康有为和他的名著《大同书》，深刻地影响了毛泽东，这种影响一直延续到晚年。
康有为的《大同书》分为十部：甲部人世界观众苦；乙部去国界合大地；丙部去级界平民族；丁部去种界同人类；戊部去形界保独立；己部去家界为天民；庚部去产界公生业；辛部去乱界治太平；壬部去类界爱众生；癸部去苦界至极乐。康有为的学生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将《大同书》的内容概括如下：“一、无国家，全世界置一总政府，分若干区域。二、总政府区政府皆由民选。三、无家族，男女同栖不得逾一年，届期须易人。四、妇女有身者入胎教院，儿童出胎者入育婴院。五、儿童按年入蒙养院及各级学校。六、成年后由政府指派分任农工等生产事业。七、病则入养病院，老则入养老院。八、胎教、育婴、蒙养、养病、养老诸院，为各区之最高设备，入者得最高之享乐。九、成年男女，例须以若干年服役于此诸院，若今世之兵役然。十、设公共宿舍，公共食堂，有等差，各以其劳作所入自由享用。十一、警惰为最严之刑罚。十二、学术上有新发明者及在胎教等五院有特别劳绩者，得殊奖。十三、死则火葬，火葬场比邻为肥料工厂。”
康有为在这本书里，依据《春秋公羊传》说，把社会的发展分作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三世。太平世是理想社会的最高阶段，并且结合《礼记》中“小康”、“大同”说，指出“神明圣王早虑之，忧之，故立三统三世之法，据乱之后，易以升平、太平，小康之后，进以大同”。他还详细列表对照“大同始基之据乱世”，“大同渐行之升平世”，“大同成就之太平世”的情况，例如，在太平世，“无国界而为世界”，“人民皆为世界公民”等等。
有学者认为，毛泽东最早认同“大同”的文字，是他1917年8月23日致黎锦熙的信：“孔子知此义，故立太平世为鹄，而不废据乱、升平二世。”在这里，毛泽东也是将《春秋公羊传》的“三世”之说结合《礼运》中的“大同”说来谈，与康有为在《大同书》中的说法相同。
再往后，1919年12月毛泽东在《湖南教育月刊》上发表《学生之工作》一文。文中说：“合若干之新家庭，即可创造一种新社会，新社会之种类不可尽举，举其著者：公共育儿院，公共蒙养院，公共学校，公共图书馆，公共银行，公共农场，公共工作厂，公共消费社，公共剧院，公共病院，公园，博物馆，自治会，合此等之新学校，新社会，而为一‘新村’。吾以为岳麓山一带，乃湘城附近最适宜建设新村之地也。”这便是当时毛泽东所梦想的“新村计划”，其中的一些具体设计，明显是受了康有为《大同书》的影响。
最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以后，还常常借用“大同”来表述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他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说：“这样就造成了一种可能性：经过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唯一的路是经过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1958年8月，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毛泽东视察了河北徐水。第三天，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正人来到徐水，传达中央的有关指示，要在徐水搞共产主义试点，同时，把康有为的《大同书》连同《共产党宣言》一道推荐给当地干部学习。把《共产党宣言》与《大同书》放在一起推荐给干部学习，可见毛泽东对康有为“大同”思想的推崇程度。
更有甚者，毛泽东由于受到康有为将社会一切罪恶都归之于家庭的思想的影响，在“大跃进”时期，曾多次提出过废除家庭的主张，人民公社大办公共宿舍、公共食堂等，则受到他的极力称赞。
大同思想的基本特点是，第一，在价值趋向上，批判封建专制社会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黑暗现实，要求建立一个以公有制为基础，财产公有，互助互爱，平等有序的公正社会，具有强烈的人民性，表达了人民大众的强烈心声，这是其与社会主义的相通之处，也是一切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与科学社会主义的相通之处。可以说，“大同”传统奠定了毛泽东接受社会主义，为社会主义奋斗终生的感情基础和价值取向。
第二，“大同”理想由于是从抽象的道德和伦理原则出发，其对现实的批判是严重脱离生产力发展基础的，故其设想越是美好，其性质就越是陷入空想，如果硬要从纸上搬入现实，就会使现实生活陷入粗陋的、原始的共产主义，使人类文明遭到重大的全面倒退。
第三，由于是在生产力极端落后的小农经济基础上幻想未来，“大同”理想带有浓厚的农业社会主义色彩。例如，赞成取消商品经济，恢复自然经济；主张实行集体化的生活制度；提倡大公无私的集体主义精神。
（二）毛泽东大同思想的悲剧性实践——人民公社的兴衰
毛泽东关于人民公社的构想由来已久。1955年，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所收的《大社的优越性》一文的按语中，认为大农业生产合作社能进行大规模经营，也能使用机器。他认为“不但平原地区可以办大社，山区也可以办大社。安徽……就办成了一个大规模农林牧副渔综合经营的合作社。”1958年3月，毛泽东提出将小型合作社逐步合并为大型合作社的建议，并得到中央委员会的认可。1958年7月1日，陈伯达在北京大学作题为《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的讲演时第一次公布了毛泽东提出的中国未来社会组织模式的“大公社”的构想。毛泽东说：“我们的方向，应该逐步地有次序地把工（工业）、农（农业）、商（交换）、学（文化教育）、兵（民兵及全民武装）组织成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我国社会的基层单位。”这个基层单位的名称，开始并不统一，有的称为“大公社”、有的称“共产主义公社”、有的则学苏联称为“集体农庄”。同年8月，毛泽东视察河南，当地干部向他汇报时称“人民公社”，毛泽东十分赞成，此后便用此称谓。1958年8月9日毛泽东视察山东时说：“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又说人民公社的好处是“一大二公”。
此后，在1958年短短的几个月内，中国大陆完成了向“共产主义”的过渡，当时全国74万多个农业合作社，合并改组成了26000多个人民公社，人民公社的农民有一亿二千多万户，占全国各民族农户的99%以上。人民公社采取了“一平二调”的政策，取消了自留地和家庭副业，普遍举办公共食堂，吃真正的大锅饭，吃饭不要钱。
当时，一些人民公社的试点单位均实行“九包”（即包生、包住、包吃、包教、包文娱费、包婚礼、包治疗、包养、包葬）。甚至十五包（吃饭、穿衣、住房、鞋袜、毛巾、肥皂、灯油、火柴、烤火费、洗澡、理发、看电影、医疗、丧葬等）生活供给制。毛泽东试图借此进行所有制和分配制度的大革命。毛泽东希望从人民公社入手，彻底改变社会结构，加速实现其社会理想，“目的就是要在农村这个最广阔的土地上根绝资本主义的来源”，“就是要使帝国主义绝种，封建主义绝种，资本主义绝种，小生产绝种”。
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性质正符合毛泽东的社会理想，他认为，大，就是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公，就是社会主义的合作社多，把资本主义的残余逐步去掉，如自留地、私养牲畜取消。而向公的转化，却又是通过高度集权的政府的干预来进行的。1958年9月14日公开发表的《卫星人民公社试行简章（草案）》规定，各农业社并为大公社后，原农业社的一切公有财产交给公社，多者不退，少者不补。社员交出全部自留地，并将私有房基、牲畜、林木等生产资料全部转为公社所有。
人民公社的管理体系是军事化的，长期的军事斗争为毛泽东建立高度严密的社会组织形式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即“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规律化”，这是真正的大一统，全国人民生活在一个模式、一种节奏、一种色彩之中。而在毛泽东看来，这种自成体系的、类似军队组织的劳动组织形式，因为消灭了社会分工，所以是实现身份平等的一个重要标志。
毛泽东还寄希望于在公社内实行带有共产主义因素、同时也带有平均主义色彩的分配制度。在1958年8月21日的一次会议上，毛泽东说，所有制解决以后（指公社成立），要考虑取消薪水制，恢复供给制的问题。过去实行供给制，过共产主义生活，二十二年战争都打胜了，为什么建设共产主义不行呢？他还认为既然一个公社能实行吃饭不要钱，其他的公社也能办到；既然吃饭可以不要钱，穿衣等其他方面的消费也可以做到不要钱。因而，他赞扬公社制，提倡公社化，主张趁早过渡到共产主义。
由于人民公社政社合一，存在管理过分集中，经营方式过于单一和分配上的平均主义的缺点，严重地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1982年宪法规定，改变人民公社政社合一的体制，设立乡政权，1984年4月改为乡。至此，人民公社宣告解体。
可以看出，毛泽东试图通过人民公社这种社会制度和组织形式，实现政党（政权）对社会生活，首先是对中国农村经济生活的高度控制，进而实现自己的大同思想，而不是多年前指望的“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但无论如何，将充满空想色彩的大同思想付诸大规模的社会实践，风险已经被历史的悲剧所证实。
与大同思想导致农村人民公社的悲剧相对应，毛泽东的世界革命思想则更直接地影响了中国国有经济的发展。
六 毛泽东的世界革命思想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以1949年10月1日宣布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标志，取得了重大胜利。鉴于自1943年延安整风以后，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党在全国的胜利，也为毛泽东提供了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人头地的条件。尤其是斯大林的去世，等于揭去了压在他头上的一块石头。斯大林之后的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赫鲁晓夫在与毛泽东的博弈中并不占上风，这就使毛泽东有可能从国际共运的领导权的角度考虑问题，逐渐形成一些有关国际共运和世界革命的思想，并在可能的条件下将其付诸实施，这种认知和行动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国的国有经济产生了实质性影响。
（一）毛泽东的世界革命思想
斯大林在世时候，与毛泽东之间有一个君子协定，就是欧洲的革命由苏联人管，亚洲的革命由中国人管。这是刘少奇访问莫斯科时跟斯大林商定的。实际上双方一直遵守着这一原则：中共不过问欧洲的问题，苏联也很少过问亚洲的问题，特别是斯大林去世了以后，这一协议也得到了遵守。
1956年以后，情况有了某些重要的变化。
1956年2月14日至25日，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应邀参加这次会议的还有55个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团。24日下午大会宣布闭幕以后，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在随后的秘密会议上作了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报告以大量的、惊人的事实揭露了斯大林所犯的错误，论述了对斯大林个人崇拜所带来的严重后果和危害。
在“秘密报告”的影响下，东欧国家的人民要求其领导人纠正过去的错误，为冤假错案进行平反昭雪，并且出现了要求摆脱“斯大林模式”、摆脱苏联控制的社会情绪。
波兰首先出现了大的社会动荡。1956年6月上旬，波兹南市采盖尔斯基工厂的工人要求退还过去三年不应征收的税款，还提出改革工资制度等要求。由于工人的要求没有得到及时的回应，工人们开始走上街道广场并冲击了监狱，解除了卫兵的武装，放出了犯人，占领了武器库，还攻击了法院和省公安厅的办公楼。许多人在公安厅大楼前的枪战中伤亡。到6月28日晚，事态终于平息。在这次事件中，有53人死亡，300多人受伤，323人被捕。
事件被平息后，波兰党和政府采取了一些缓和矛盾的抚恤措施。但此后波兰的局势一直动荡不安，全国各地工厂罢工和游行示威此起彼伏，许多工厂成立了工人委员会。随后，波兰党在对波兹南事件的看法和处理问题的方法上与苏联共产党发生分歧，并由此演变为波苏冲突的“十月事件”。
10月13日，波兰党召开七中全会，随后，波兰局势急剧变化。革新的呼声，特别是呼吁把波苏关系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要求，维护民族独立和尊严的舆论，使苏共领导极为不安，担心波兰失去控制，并在东欧引起连锁反应，因此要求波兰党政代表团去莫斯科会谈，遭到婉拒。苏共领导决定直接出马干涉波兰的内部事务，阻止波兰的局势向背离苏联意志的方向发展。10月19日，波兰党八中全会召开，在未经波兰党邀请的情况下，赫鲁晓夫亲自率领“一队强有力的人物”驾临华沙，同时，苏共领导人调动军队，驻波兰的苏军开始向华沙及其他城市移动，形成了对华沙的包围态势。经过激烈的斗争，赫鲁晓夫做出重大让步，在重申波苏友谊的前提下，苏联代表团回国，苏联军队撤回。
波兰与苏联的抗争极大地鼓舞了匈牙利的大学生和知识分子，在1956年10月22日的集会上，他们提出了以反对苏联模式和苏联控制为主要内容的“十六点要求”，同时决定在23日举行静默游行声援波兰人民。至11月4日，由群众和平游行而引发的武装暴动在苏联的两次军事干预下被平息。事件共造成约2700匈牙利人死亡。
面临波匈事件的复杂局面，赫鲁晓夫受个人能力、政治经验的局限，难以妥善处理。以此为契机，中国共产党进入国际共运的高层决策。1956年10月23日，刘少奇赴莫斯科帮助赫鲁晓夫处理匈牙利事件。次年1月，周恩来又穿梭于波兰、匈牙利，致力于波匈事件的善后工作。此后，毛泽东在东欧的影响力迅速提升。特别是苏共“二十大”后，毛泽东组织撰写的《两论》（《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1956年4月5日《人民日报》、《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1956年12月29日《人民日报》）在澄清“秘密报告”引起的思想混乱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
1957年的莫斯科会议期间，毛泽东的国际影响力达到了高峰。哥穆尔卡等一些东欧国家领导人都去拜会毛泽东，向他请教，跟他探讨革命道路应该怎么走。毛泽东在那时候就认为中国共产党可以指挥国际无产阶级运动了。
从此，毛泽东的视野已经不再局限于亚洲了。
不过，毛泽东关于当时世界格局和时代主题以及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在当时世界上的地位和作用的看法，是不同于赫鲁晓夫的。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除了他们各自的个人气质和脾气秉性外，按照沈志华先生的意见，主要是因为：第一，当时的中苏两国处在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已经进入了世界体系，比如联合国等，苏联不得不考虑国际社会的游戏规则；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正处于世界体系之外，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党和国家的行为方式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于是，当苏联热衷于“三和路线”（“和平过渡”、“和平竞赛”、“和平共处”）时，毛泽东却醉心于如何发动世界革命。第二，共产党领导的国家之间，意识形态之争（意味着谁是正确的从而具有合法性）要高于一般的利益，甚至高于一般的民族和国家利益。那些革命领袖，从马克思到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直到毛泽东，他们想的就是解放全人类。具体到毛泽东和赫鲁晓夫，他们争夺世界无产阶级领导权是必然的，他们认为自己有这个责任。第三，在共产党领导的国家之间，党际关系和国家关系是交融在一起的。
在此背景下，以1957年毛泽东在莫斯科的著名演讲为标志，中国“逐步背弃了和平共处的万隆路线”，斗争、革命的一面开始发轫，至1965年，中国开始公开向世界宣扬“世界革命”的理念，自诩为“世界革命”的中心，号召亚非拉落后国家进行革命，走“广大农村”包围“世界城市”的道路。
毛泽东理想中的“世界革命”，他自己叫做“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相结合，这里的“国际主义”就是“革命时外援，胜利时援外”。斯大林当年所说的“革命的中心由西方转移到了东方，现在又转移到了中国和东亚……马克思主义的原则运用到实践中去，你们的经验值得学习”等语，显然为毛泽东的“世界革命”提供了意识形态正统性的依据。
其实，早在1949年11月召开的世界工联亚洲澳洲工会会议上，刘少奇就提出了“中国道路”的概念，并概括了这条道路的基本公式：统一战线，共产党领导，武装斗争。刘少奇断言：这一道路，不仅在中国适用，对世界落后国家和民族同样适用，中国革命的道路，也“是许多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民主所应该走的道路”。只不过这一势头在以后几年里暂时沉寂下来了。
到了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的世界革命思想得到了相对系统的表达。
第一，反帝。毛泽东主张以苏中二元领导的方式、以社会主义阵营的坚强后盾来推进反帝斗争。但社会主义阵营对他的反帝思想反应冷淡，东欧国家甚至出于对美国实力的畏惧，不敢在国内宣传反美。毛泽东在1957年的演讲中给东欧领导人打气，强调“物质力量的多少不完全决定问题，人是主要的，制度是主要的”，“社会主义的力量对于帝国主义的力量占了压倒优势”。然而，这些鼓励在东欧国家收效甚微。更有甚者，苏联竟提出要与头号帝国主义国家的美国搞和平共处，这令毛泽东感到极度失望。毛泽东认为，现在，社会主义国家实力强大了，用不着继续推行和平共处的政策了。
当然，毛泽东主张通过中苏双方联合推进第三世界的民族革命。毛泽东从反帝的角度积极看待第三世界民族革命的问题，并且依据中国革命的经验，积极主张第三世界应以武装斗争的方式夺取革命的胜利。毛泽东认为，中国应该毫不犹豫地担负起苏联所放弃的领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任，支持第三世界的民族革命，为世界革命和国际正义作出贡献。
第二，反修。1962年9月，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提出，阶级斗争的主要任务是防修反修。基于国内防修反修的革命需要，毛泽东的外交目标是要创造一个服务国内革命的“世界革命”大环境：在反帝的同时，还要反修。世界革命意义上的反修，就是反对“苏修。”毛泽东认为新一代的苏联领导人已放弃了列宁、斯大林所主张的武装斗争的革命道路，丧失了革命精神。“斯大林这把刀子不要了，列宁这把刀子也丢得差不多了”，而放弃苏联十月革命所开创的暴力革命的道路，提倡“三和路线”，意味着赫鲁晓夫这一代领导人已经滑向了半修正主义，乃至完全的修正主义。
可见，毛泽东的世界革命思想集中表现为反帝反修的主张。在毛泽东看来，反帝必反修，因为：首先，帝国主义、修正主义从根本上说是一致的。修正主义源于帝国主义，或者说是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打入无产阶级阵营内部的代理人。他们一旦获得政权就将改行资本主义道路，使社会主义变色。其次，将反帝寓于反修之中，反修即是反帝，并且是当务之急。打退了修正主义的进攻即是击退了帝国主义的进攻，从而为国内革命创造了一个良好环境。
当然，毛泽东将反帝反修的“世界革命”限定在不至于引发中国直接与美苏发生军事冲突的范围内。实施的策略就是支持亚非拉中间地带的革命。
第三，支持中间地带。20世纪60年代，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方兴未艾。毛泽东认为：“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广大地区是当代世界各种矛盾集中的地区，是帝国主义统治最薄弱地区，是目前直接打击帝国主义的世界革命风暴地区。这些地区民族民主革命运动同国际社会主义革命运动是当代两大历史潮流。”他于1957年提出了中国外交在中间地带“大有作为”思想。
毛泽东将“世界革命”寓于“反帝反修”之中，“反帝”又寓于“反修”之中；而“反帝反修”又寓于支持第三世界的民族革命运动中。这样，“世界革命”的目标，经过一系列过程转换，最终表现为支持边缘地区第三世界的民族运动。
（二）毛泽东世界革命的思想与中国的国有经济
1．世界革命的思想导致大跃进冲动
1957年11月，毛泽东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讲话中强调，“赫鲁晓夫同志告诉我们，十五年后，苏联可以超过美国。我也可以讲，十五年后我们可能赶上或者超过英国。……在十五年后……苏联超过美国，中国超过英国。”
同时，毛泽东对苏联不愿意承担领导世界革命的经济负担表达了不满：“无非是五千万吨钢，四亿吨煤，八千万吨石油，这有什么了不起？”毛泽东认为，关键问题是一国的社会制度和精神状态，一国拥有先进的社会制度能很快地将生产力发展起来。而社会主义中国恰恰具有制度和精神方面的优势，通过这些优势，中国能够很快地把经济发展起来，从而为世界革命提供物质基础。
1958年5月，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正式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总路线提出后，党发动了“大跃进”运动。
在生产发展上，“大跃进”运动追求高速度，以实现工农业生产高指标为目标。要求工农业主要产品的产量成倍、几倍甚至几十倍地增长。例如，提出钢产量1958年要比1957年翻一番，由335万吨达到1070万吨，1959年要比1958年再翻番，由1070万吨达到3000万吨。
在建设上，“大跃进”运动追求大规模，提出了名目繁多的全党全民“大办”、“特办”的口号，例如，全党全民大炼钢铁，大办铁路等。在这样的目标和口号下，基本建设投资急剧膨胀，“大跃进”三年，基建投资总额高达1006亿元，比“一五”计划时期基本建设总投资几乎高出一倍。积累率猛增，三年间平均每年积累率高达39.1%。
“大跃进”运动中盛行瞎指挥，浮夸风泛滥，造成了严重后果，由于中共八届八中全会错误地批判了彭德怀，随后在全党开展了“反右倾”斗争，使纠正错误的努力中断。甚至在1960年还提出要长期保持“大跃进”，继续要求工农业生产达到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在各地粮食告急的情况下，依然不断追加基建投资、追加基建项目，钢年产量指标一吨也不能少。
“大跃进”三年，表面上看起来，国有经济得到了超常规的高速发展，但“左”倾冒进导致了国民经济比例的大失调，并造成严重的经济困难。以“赶英超美”为目标的“大跃进”运动失败了。到1962年，中国经济非但没有跃进，反而倒退到1956年前的水平，出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困难的一段时间。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了空前的损失。
毛泽东从此退出其并不擅长的经济领域，开始把注意力转向国内阶级斗争。但毛泽东的世界革命思想对中国国有经济的影响并未结束。
2．支持世界革命导致长期的大负荷援外
“大跃进”之后，毛泽东虽然不再直接过问国家的经济问题，但由于其在当时国家政治生活中的至高无上的地位无人撼动，其世界革命的思想依然影响着中国的国民经济。
1960年5月13日，毛泽东说：“我们的策略就是‘近守远交’——团结好周围的朋友，走出去广交远方的朋友，以我们有限的实力和财力，去支援那些受帝国主义欺负的弱小国家和人民，从而提高我们的国际地位和声望，彻底打破帝国主义的政治封锁和经济封锁！”
这一政策的核心是“支援”，从此，中国为世界革命敞开了无私援助的大门。
首先，长期的大规模外援，都是由国家通过强制力组织全社会的经济资源来完成的。具体地说，向外提供的工业制成品，无论民用品还是军工产品，完全是由国有企业生产、提供，由国家的相关部门依据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意志和政策组织实施的；粮食等农产品的外援，也是由国家相关部门组织实施的，在某种程度上说，也是国家的经济外交行为。
其次，不可否认，这种长期的外援行为，对中国的国有经济来说，是一种损失，因为它并没有给国家换来切实的利益。
（1）“近守远交”之远交
远交阿尔巴尼亚。1960年6月，在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由12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工人党召开的会议上，阿尔巴尼亚是唯一支持中国共产党的，于是它就成了“欧洲的一盏伟大的社会主义的明灯”。从此两党两国进入“蜜月”期。由此，从经济到军事，从物资到现汇，中国给予了阿尔巴尼亚全面、大量的援助，“文革”时达到顶峰。三年困难时期，数以千万计的中国人被饿死，可1962年，阿尔巴尼亚来要粮食，正行驶在大西洋装满中国从加拿大进口的大批小麦的中国轮船，接到中央的命令，立即改变航向，驶向阿国的港口卸下了全部小麦。
1954~1978年，中国援阿成套项目共计142个，其中已经建成的91个，基本建成和正在建设的23个，已经考察和进行设计的17个。中国共援助阿尔巴尼亚人民币90亿元（协议金额100亿）。也就是说，阿尔巴尼亚每人得到中国4000多元的援助。
1961~1978年，中国向阿尔巴尼亚无偿提供的武器装备物资主要有：各种枪械75.2万支（挺），各种火炮1.1万余门，坦克、装甲车890辆，飞机180架，艇船46艘，还有地空导弹、弹药及通信、工程、防化器材等一批装备和物资。援助的武器物资除满足阿方军队平时需要外，还使阿军有相当数量的储备。
援建坦赞铁路。毛泽东说：“这条铁路不过投资也只有一亿英镑，没有什么了不起！”于是，中国开始修建1800多公里的铁路。在漫长而艰难的施工中，中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早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前期（1958~1963年），阿尔及利亚就曾得到中国提供的价值7000多万元人民币的各类援助（枪炮、毛毯、衣服）。中国曾向莫桑比克解放阵线提供武器和军用物资援助，中国军事专家还在坦桑尼亚营地为莫桑比克培训了近万名自由战士。中国政府曾积极支持南非两大民族主义组织非国大和泛非大，包括培训军事人员。
1960年7月，应古巴政府的要求，中国提供了武器援助。当时中国刚开始生产高射机枪，数量有限，但为支援古巴人民捍卫民族独立的斗争，人民解放军宁可自己暂不装备，却优先援助了古巴。
1960年，中国援助几内亚1万吨大米，还宣布“向刚果提供五千吨至一万吨小麦或大米”。
（2）“近守远交”之近守
对朝鲜的援助自抗美援朝以后一直没有间断过。单就20世纪50年代前期来说，1950年6月至1953年底中国援助朝鲜的72900亿元（合14.5亿卢布）全部免于偿还；在4年（1954~1957年）期限内，再提供80000亿元（合16亿卢布）的无偿援助，其中1954年提供30000亿元（合6亿卢布），这些款项将用于供应工业原料、建筑材料、机器设备、粮食和其他用品，以及修复铁路和桥梁；在3年（1954~1956年）期限内，中国自费收养22735名朝鲜难民儿童，并赡养负责教育这些儿童的7186名朝鲜公民及其家庭成员。根据中朝协议，对于赴朝工作的中国专家，朝鲜政府只需支付他们在中国所领取的同等工资（含出差和补助费）、医疗费、住宿费和交通费，不承担其他任何费用。来华实习的朝鲜员工，可以享受与中国同等技术人员或技工相同的待遇，包括公费医疗，只需支付住宿费。朝鲜政府仅承担实习人员来往的差旅费。对于朝鲜留学生，中国只向朝鲜政府收取发给学生的助学金和国内旅费。
帮助蒙古国：建学校、医院、疗养院、专家招待所、热电站、玻璃厂、造纸厂、养鸡场，修桥造路，解决燕麦种子，供应木材，修复古庙等。援建纺织厂的设备国内提供不了，竟用稀缺的外汇到英国订购。
越南是中国对外援助时间最长、数量最大的国家。在《1955年援助越南的议定书》尚未签订之前的5个月，仅凭越南劳动党中央致中共中央绝密函中的要求，中共中央就回电：“虽然国内大米供应也较紧张，但为着援助新解放的兄弟国家，同意照拨。”数量是3万吨。
援助越南的物资和项目形形色色。如，面粉、葡萄干、皮带、酒及粉条、香烟、中成药、医疗器械等；援建铁路的物资表里，有电炉、轮船、电话机、卡尺、灯泡等物；农业援助项目从农作物栽培、选种、育种、病虫害防治，到建兽医院、家畜防疫药剂制造厂等，还有碾米厂、汽油库、火柴厂、加固水坝等等。
在军援方面，1950~1954年越南抗法斗争期间，中国向越南总计提供各种枪11.6万余支（挺）、火炮3600余门和大批弹药，以及通信与工兵器材等大批军需物资。越南抗法战争结束后，1956年，中国刚定型生产的半自动步枪和冲锋枪，在人民解放军尚未装备的情况下，优先援助越方5万支。1955~1963年，援助主要有各种枪24万余支（挺）、火炮2730门、飞机15架、艇船28艘、汽车100辆、重型舟桥1.55套、工程机械935部，无线电机6300部、有线电机2万余部、各种枪弹1.6亿发、炮弹144万余发，还有防化、观测器材等装备以及大量军需服装、主副食品等。1964~1978年，中国向越南提供的主要有各种枪177万余支（挺），火炮3万余门，坦克、装甲车810辆，飞机165架，艇船117艘，汽车1.5万余辆，地空导弹系统3套，导弹180枚，雷达260部，无线电机3.2万部，有线电机4.9万部，工程机械4834部，舟桥15套，各种枪弹10.4亿发，炮弹1660万发，地雷19万个，炸药1.5万吨，还有其他器材和装备等大量军需物资，以保障越南抗美救国战争的需要。
1965~1975年，在越南抗美救国战争中，中国先后有20多个省、市、自治区和数千家科研单位、工厂担负了相应的援越抗美的任务。从1965年6月至1973年8月，先后派出了防空、工程、铁道、扫雷、后勤等部队，总计32万余人（最高年份达17万余人），在越南北方，执行防空作战、筑路、构筑国防工程、扫雷、铺设野战输油管线及后勤保障等任务。
从1959年起，中国向老挝爱国战线提供了大量武器装备援助，帮助训练军事技术人员。期间，无偿援助各种枪11万余支（挺）、各种火炮2780余门、枪弹1.7亿发、炮弹267万余发，以及其他武器装备和军用物资。为保证其武器装备能及时得到维护，还提供了19套师团修械所的设备。1962~1978年，中国先后派出18个工程大队、3个民工大队、直接施工力量7万人、投入主要施工机械2250多部，无偿为老挝修筑7条沥青路面公路，长822.4公里。中国人民解放军自1969年3月至1973年11月，先后派出高炮3个支队和1个大队，担负援老筑路工程的防空作战任务，有269人牺牲。
近守的还有，巴基斯坦、柬埔寨、尼泊尔、缅甸、阿富汗等。
为了实施毛泽东的世界革命战略，1964~1978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先后为40多个国家培训了军事人员，派出军事专家6400余人，接受外军学员8000余人。训练内容由步兵轻武器装备的使用和基本战术，发展到陆、海、空军重装备的专业技术和合成军的战役战术。同时，对60多个国家或组织提供了武器装备援助。
1970~1976年，中国对非洲的援助金额高达18.15亿美元。1976年，中国对外援助为30亿元人民币。
七 小结
考察当代中俄（苏）两国的国有经济发展，尤其在其发展的起始阶段，共产党的领袖（往往也是国家的领导人）个人的精神气质，对国家经济生活的影响十分显著。由于是通过国家政权直接控制全社会的经济资源服务于其精神追求和价值偏好，各自国家的经济生活面貌总被打上深深的领袖个人精神气质的烙印。
在苏联时期，军事共产主义和新经济政策时期的国有经济特点契合列宁的精神气质；农业全盘集体化、高速工业化时期的国有经济计划体制反映的是斯大林的理想追求；中国的人民公社化与大跃进以及大规模援外直接反映的是毛泽东的大同理想和世界革命的思想。
一个国家的国有经济（甚至全部经济生活）与其领导人个人的精神气质高度相关，这种现象在民主政治下的市场经济里是不多见的，而在中俄两国的现当代经济史中却是不证自明的，这确实是中俄两国国有经济的一大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