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明代国子监刻书

明代是国子监刻书发展的鼎盛阶段，刻书种类和数量都远超前代，经、史、子、集一应俱全，尤以史书监本为特色，在历代国子监刻书史上颇具代表性。明代国子监刻书的大发展得益于朱明王朝对教育的重视。早在朱元璋初定天下之际，“宜令郡县皆立学校，延师儒，授生徒，讲论圣道，使人日渐月化，以复先王之旧。”至正二十五年（1365年）九月，朱元璋将元集庆路（今南京地区）儒学改为国子学，并保留了原有的版片。大明建立后，于洪武八年（1375年）在安徽凤阳建中都国子监，后因故停办。洪武十四年（1381年），在南京鸡鸣山南麓将原国子学改建为国子监（史称南监）。明成祖朱棣取得政权后，迁都北京，于永乐元年（1403年）在北京又建立了一个国子监（史称北监）。这样，明代就出现了南、北二监并立的局面。明代国子监在培养人才的同时，于刻书事业亦是孜孜以求。

（一）补版及新刻图书

洪武元年（1368年）八月，大将军徐达破元都，将所藏宋元旧版尽入南京国子学。洪武八年（1375年），明太祖又下令把江南各地的书版都集中到南京，包括杭州西湖书院的宋元旧版也都归入南监。因此，南监刻书以嘉靖为界，前期多为递修宋元版片，之后新雕版的书籍才多了起来。

1．补版

据《南雍志》载，明代南京国子监非常重视版片的修补工作，有案可查的修补活动就有七次：第一次于洪武十五年（1382年）十一月，太祖命礼部修补国子监旧藏书版，谕曰：“今国子监所藏旧书板多残缺，其令诸儒考补，命工部督匠修治之。”第二次于永乐二年（1404年）三月，成祖“命工部修补国子监经籍版。”以上两次补版收效甚微，加上管理不善，书版大量丢失。至成化初，诸书亡数已逾两万篇。第三次于正统六年（1441年），依祭酒陈敬宗言：“《文献通考》等书乃朝廷备用之书籍，今既捐阙，宜令礼部委官盘点见数，转行工部委官带匠计料修补。上皆从之。”第四次于成化初年，“时巡视京畿、南京、河南诸御道史上海董纶，以赃犯赎金送充修补之费，《文献通考》补完者几二千页焉。”成化十八年（1482年）还修补了《新唐书》。第五次是嘉靖七年（1528年）冬，锦衣卫闲住千户沈麟“请校刻历代史书，乞差官购求善本。上以差官未便，只就南监所存旧版翻阅修补，以广流布。”这次重点修补了十七史旧版，其中宋“眉山七史”七种、元各路儒学本十种。第六次于万历年间，如万历四年（1576年）修补《晋书》《新唐书》《辽史》；万历六年（1578年）修补《宋史》；万历十年（1582年）修补《汉书》《后汉书》《晋书》；万历十六年（1588年）修补《金史》等。第七次于天启二年（1622年）秋，“祭酒黄儒炳受事珍护是书，爰有修辑之役，司业叶灿继至同心协赞，正其讹谬，修其残蚀，次其错落，原无版者购求善本修补，以成全璧。”在黄儒炳的主持下，先后修补了《后汉书》《元史》《辽史》《金史》《宋史》等。以上所举，只是规模稍大而已。其实，修补版片是一项经常性的工作，随坏随补，从未间断。如《新唐书》有成化十八年，弘治三年，嘉靖八年、九年、十年补版，还有万历五年、十年、十六年、十七年、二十六年、三十七年、三十九年、四十四年、四十五年补版等；《宋史》有万历六年、二十五年、二十八年补版；《元史》有万历二十六年、三十七年、三十九年、四十四年，天启三年，崇祯元年、二年、三年、七年、八年、十年、十一年补版。

南监还对经书版片进行了修补。明初，南监所藏《十三经注疏》皆为宋元旧版，“至明正德后递有修补之页”，“其初本缺《仪礼》，以杨复《仪礼图》补之，亦宋、元旧板。嘉靖五年（1426年），陈凤梧刻《仪礼注疏》于山东，以板送监。”只是到了后来，由于年代久远和管理不善，《周礼》《礼记》《孟子》三经版尽失无存。但在嘉靖中，闽中御史李元阳用旧十行本，刊为《十三经注疏》，神宗万历中北监才依闽版刊刻了北监《十三经注疏》。

2．新刻图书

南监新刻图书规模稍大的有三次：第一次为洪武三年（1370年），新刻《元史》，共雕版片4475面。此后刻书很少。直至弘治五年（1492年），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丘浚奏请访求遗书：

 

敕两京内外守备大臣合同南京司礼监、礼部翰林院官查盘永乐中原留南京内府书籍有无多寡全欠，具数奏知，量为起取存留，分派辏补。其止有一本无副余者，将本书发下国子监，敕祭酒司业行取监生抄录，字不必工，惟取端楷，录毕散各堂教官校对，不许差错。每卷末识以誊写监生、校对教官衔名。其师生只照常例俸廪，别无支给，挨次差拨如常。合用刊字、折背、刷印匠作及纸笔之费，行合于衙门量为拨办，不限年月。书成装订，陆续付两监典籍掌管，如此则一书而有数本，藏贮而又有异所，永无疏失之虞矣。

 

南监刻书数量才有所增加。第二次为嘉靖七年（1528年）至十四年（1535年），重新刻印了二十一史中的《史记》《汉书》《后汉书》《辽史》《金史》，其余都是略事修补，如《陈书》《新唐书》有嘉靖八至十年补版；《晋书》有嘉靖九年、十年及三十七年补版；《宋史》有嘉靖三十九年、四十年补版；《元史》有嘉靖九年、十年补版等。参与校刻的官员有祭酒张邦奇、林文俊，司业江汝璧、张星等人。第三次为万历二年（1574年）至二十四年（1596年），新刻《史记》《三国志》《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南史》《北史》《五代史》十二史，其余随时补刻。参与校勘的官员有祭酒余有丁、高启愚、陆可教、冯梦祯、赵用贤、邓以广，司业周子仪、刘瑊、余孟麟、张一桂、季道统、刘应秋等人。

南监除了大量刊刻史书、经书外，还刻印了不少制书、子书、诗文集、杂书、韵书等。笔者据黄佐《南雍志》、黄儒炳《续南雍志》、周弘祖《古今书刻》、《钦定国子监志》卷五十二附《明太学志载书籍板片名目》、杜信孚《明代版刻综录》、顾廷龙《明代版本图录初编》、王重民《中国古籍善本书提要》等资料不完全统计，明代南监刻书共计441种，各类分布如表1所示。

北监的刻书规模相对南监来讲小了很多，但若单以新雕版片数量而言，却堪与南监匹敌。这主要是因为南监修补旧版较多，而北监本大多重新镂板而成。据清《钦定国子监志》所附《明太学志载书籍板片名目》著录，北监刻书147种，其中经部39种、史部59种、子部37种、集部12种，而实际上这并非北监刻书的全部，如《古今书刻》著录的明北监本《忠经》《西林诗集》《大都志》等就未包括进去，二十一史中的《新唐书》《宋史》《辽史》《金史》等也不见著录。北监两次大规模的刻书活动以《十三经注疏》和《二十一史》的刊刻最为著名。据万历十二年（1584年）祭酒张位上疏：

 

辟雍乃图书之府，故自昔辨谬证讹，必以秘书及监为征。今监有《十七史》，而《十三经注疏》久无善本，请命工部给资镂板。又乞凡内府有板者，各赐一部。在京衙门条例等书尽，各刷送在外郡邑。刊刻诸书，责令人观进表官，以便赍投，此特自北雍言也。

 

北监自万历十四至二十一年（1586-1593年）刻印《十三经注疏》335卷。据文献可考的有万历十四年刻《周易正义》《周易兼义》《尔雅注疏》《论语注疏解经》，十五年刻《尚书注疏》《毛诗注疏》，十六年刻《礼记注疏》，十八年刻《孟子注疏解经》，二十一年刻《仪礼注疏》《周礼注疏》《春秋谷梁传注疏》等。北监本《十三经注疏》是以嘉靖福建闽本为底本的，而福建李元阳刻本又是出自南监十行本，故两者仍是有渊源的。

北监自万历二十二至三十四年（1594-1606年）刻印《二十一史》。万历二十二至二十三年刻《新唐书》，二十二至二十四年刻《后汉书》，二十三至三十四年刻《北齐书》，二十四年刻《晋书》，二十四至二十五年刻《魏书》《汉书》，二十四至二十七年刻《宋书》，二十六年刻《史记》《隋书》，二十七年刻《宋史》，二十八年刻《五代史》《三国志》，二十六至二十九年刻《北史》，二十九至三十年刻《元史》，三十至三十一年刻《南史》，三十一至三十三年刻《周书》，三十三年刻《南齐书》《梁书》《陈书》，三十三至三十四年刻《金史》，三十四年刻《辽史》。参与校刊的人员有刘应秋、李廷机、敖文祯、方从哲、萧云举、李腾芳、杨道宾、萧良有、黄汝良、叶向高、周如砥、沈榷等。

（二）底本及校勘

1．底本

南京国子监印书的版片，有相当一部分是宋、元遗留下来的旧版。嘉靖以前南监曾有三次大规模搜集旧版的行动。

第一次在洪武间，据《续文献通考》卷一百四十一《经籍考》载：“太祖洪武元年（1368年）八月，大将军徐达入元都收图籍。”所藏宋元旧版尽入南监，其中最有名的当属宋刻“眉山七史”。据《书林清话》卷六《宋蜀刻七史》载：“（眉山七史）元时版印模糊，遂称之为九行邋遢本，盖其书半叶九行，每行十八字也。元以来递有修板。明洪武时，取天下书板实之南京，此板遂入国子监，也遂称为南监本。”据《南雍志·经籍考》，当时南监收集到《宋书》版片2716片，《梁书》970片，《南齐书》1061片，《陈书》556片，《魏书》3385片，《北齐书》716片，《周书》877片。洪武十四年（1381年）在鸡鸣山正式建国子监时，还将元集庆路儒学的书版移交到了这里。

第二次在弘治四年（1491年），祭酒谢铎奏称：“本监所有书板，虽旧多藏贮，而散在天下者，未免有遗。虽旋加修补，而切于日用者犹或未备，乞敕各布政司将所有如《程朱大全集》与《宋史》等书，尽行起送到监，而改东西书库屋为楼，上以为庋置之所，下以为印造之局，则不敢污坏散漫，而教化之助，亦永有赖矣。”此后，南监再次大规模搜罗版片，据《南雍志》著录，当时搜罗的版片有宋乾道间刻《桂林志》397片，宋景定间刻《临川志》866片，宋咸淳间刻《续文章正宗》569片，元延祐间池州刻《读书工程》145片，元至治间刻《文献通考》741片（双面），元至正间朱天爵刻《朱子行状》67片，元至正间浙东宪使张士和刻《历代十八史稿》548片，后至元二年（1336年）刻《元文类》1600片，元丁饶介刻《桧亭诗稿》97片，元刻《通志略》13724片，元江浙行省刻《六书统》803片，等等。

第三次是嘉靖七年（1528年），南监大规模补刻《二十一史》，当时南监没有宋、辽、金三史，便差人将广东布政司原刻《宋史》版片进呈南监，并于吴下购得辽、金二史，亦行刊刻，补成全史。据顾炎武《日知录》载：“嘉靖初，南京国子监祭酒张邦奇等请校刻史书，欲差官购索民间古本，部议恐滋烦扰，上命将监中《十七史》旧板考对修补。仍取广东《宋史》板附监，《辽》、《金》二史无板者，购求善本翻刻。”

南监除了继承宋元版片之外，还陆续收集了不少明代各地所刻的版片，如有洪武间蜀藩刻《蜀汉本末》173片，洪武四至六年（1371-1373年）永丰尹蔡玘刻《欧阳居士文集》533片，成化浙江副使张和命刻《文鉴》2200片，嘉靖五年（1526年）山东巡抚都御史陈凤梧刻《新刊仪礼注疏》860片和《诸史会编》6000片等。

这样，经过几次大规模的版片收集，加上后来陆续送入南监的版片，南京国子监的版片已经相当丰富了。以嘉靖间南监印行的《二十一史》为例，其版片系统由宋刻元明递修本、元刻明修本和明新刻本组成。正因如此，柳诒徵在《南监史谈》中说：“明南京国子监二十一史，世称为南监本。其中故有宋版者七，元版者十，惟《辽》、《金》二史翻刻元版，《宋》、《元》二史为明版……故南监二十一史，实合江南、四川、广东、北平各地版本。”

由于宋元旧版大部分集中在南监，北监刻书多以南监本为底本。以万历间刻印的二十一史为例，《史记》《汉书》《后汉书》《辽史》《金史》用的就是南监本的嘉靖版；《晋书》《新唐书》则用的是元刊明南监万历间递修版。经过南监对宋元旧版的整理后，北监用南监本作为底本刻印图书是很自然的事情。

2．校勘

明国子监刻书的校勘工作一般由祭酒、司业担纲领衔，其他监官如监丞、博士、助教、学正、学录、典簿、典籍也参与校对，甚至监生也有保管版片、印行书籍、随时校订刊补之责。

嘉靖七年（1528年），锦衣卫闲住千户沈麟“奏准校勘史书，礼部以祭酒张邦奇、司业江汝璧博学有闻，才猷亦裕，行文使逐一考对修补，以备传布。”从嘉靖八年至十年（1531年），先后参与修补刻印《二十一史》的监官有程煌、黄良弼、刘世龙、聂曼、王昆、许尧、邹鲁、张杰等人。总督其事的先后有张邦奇、江汝璧和林文俊、张星。据林文俊《方斋存稿》载：

 

自嘉靖八年四月十二日开局，分委博士臣程煌、学正臣黄良弼校刊《元史》；助教臣刘世龙校刊《史记》、《前汉书》、《辽史》、《金史》；臣聂曼校刊《五代史》、《陈书》、《南齐书》；臣王昆校刊《三国志》；臣许尧校刊《后汉书》、《晋书》、《宋书》；学正臣邹鲁校刊《隋书》、《唐书》、《魏书》；学录臣张杰校刊《北齐书》、《梁书》、《周书》、《南史》、《北史》；臣邦奇、臣汝璧实总其事，督率诸臣昼夜雠校，功未及成而二臣以升迁、丁忧相继去任。臣文俊与丁忧司业臣张星接管以来，照旧校理，严督匠作，用心刊刻，期在速成，以仰副德意。

 

万历年间，南监第二次大规模修补刻印史书，参与校勘的监官更多。可考的有：万历二至五年余有丁、周子义校《史记》《梁书》《五代史》；十年高启愚、刘瑊校补《汉书》《后汉书》《晋书》；十六年赵用贤、余孟麟校《陈书》《周书》；十六至十八年赵用贤、张一桂校《北齐书》《南齐书》；十七至十九年赵用贤、张一桂校《南史》；十六至二十一年邓以赞、刘应秋、陆可教、冯梦祯校《北史》；二十至二十一年陆可教、冯梦祯校《三国志》；二十二至二十三年季道统校《隋书》；二十四年冯梦祯、黄汝良校《史记》《三国志》；二十二至二十五年冯梦祯、季道统校《宋书》；二十四至二十五年冯梦祯、黄汝良校《魏书》。

稍后，北监也刻印《二十一史》，参与校勘的官员有刘应秋、李廷机、敖文祯、方从哲、萧云举、李腾芳、杨道宾、萧良有、黄汝良、叶向高、周如砥、沈榷等人。天启二年（1622年），南监又一次修补版片，参与校勘的官员有祭酒黄儒炳、侯恪、胡尚英、王锡衮，司业叶灿、谢德浦、周凤翔等。崇祯六年（1633年），祭酒吴士元等又重新校勘修补了北监《二十一史》的版片。

除了监官外，监生也有参与版片的修补和校勘工作的，据《三国志》冯梦祯序文称，辅佐校勘的监生有刘世教、袁之熊。如《三国志》卷二十四、二十五题“丙申（万历二十四年）三月监生刘世教校”；卷二十八、二十九题“监生刘世教校”；卷三十末题“万历丙申四月监生刘世教校”。参与校对《宋书》的监生有邓希稷、叶宪祖、张汝霖、汪有功、刘世教、秦延默等26人；参与校对《北史》的监生更多，有陈延策、张金砺、王教行、吴应钟、夏之时、姚宗宸、蒋应谨、汤之衡、姜永德、荆懋贤、张拱昌等48人。

国子监以外人员，与校刊有关系的，亦可考见。如冯梦祯序《三国志》称：“借本资校者，余同年进士四川参议张君后甲、监生吴养泽。”《宋书》冯跋又称：“休文（即沈约）《宋书》毕工三年矣，余初阅数篇，犹有错误。会友人布衣姚叔祥，自檇李见访。叔祥故博雅，即以委之。乃手对旧本，参以《南》、《北史》、《通典》、《通志》诸书，牯牯二三月，始得竣事。”姚君名士粦，字叔祥，海盐人，与胡震亨同学。当时以布衣身份参与校勘监本诸史者，姚士粦之外，还有陆景成，事亦见南监本《三国志》冯梦祯序。

（三）书工及刻工

古代刻书大致包括校勘、定稿、写版、刻版、刷印、装订等环节，其中后四个环节均由刻书工人完成。五代监本的写版是由擅长书法的官员来完成的，两宋监本也多是由书法优秀的有资历的官员或及第进士写版，但一般只限于经书，因为史书一般部头比较大，不能再当书法作品来抄写了。这样，写版、刻版的工作都由刻书工人来完成，刻书工人也有了专业分工，分书工、刊工、印工和裱褙工。为了谋生，大多数刻书工人既能写版，又能刻版，甚至能将四项工作全部兼顾起来。明代国子监的书版就有很大一部分是由刻书工人完成写版、刻版工作的。李国庆《明代刊工姓名索引》著录了十余例明监本写工、刻工情况，兹举其略。

《史记》一百三十卷，张邦奇校，嘉靖九年（1530年）南监刻本，书口下有刻工名：段蓁、方瑞、雇铨、雇田、雇文华、高成、何球、何瑞、何风、何恩、何良、何文、何宪、何祥、刘正、刘高、刘山、刘丙、刘九、陆宣、陆宗华、陆奎、陆鏊、吕机、李潮、李安、李清、马相、马龙、盛应鹏、盛琼、盛天祥、唐祥、唐天德、温德、王恺、王程、王稿、吴成、吴岡、徐敖、袁电、叶弟、叶堂、叶襄、易赞、周永日、周宣、章悦、章浩、章言、张凤、张宪。

《史记》一百三十卷，冯梦祯校，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南监刻本，书口下有刻工名：包义、陈僊、端午、戴惟孝（戴孝）、戴仕、戴州、戴春、付登、付贞、付亮、郭文、胡宣、胡斌、胡相、何鲸、洪谋、洪以信、洪忠、姜伯、蒋昂、蒋卿、金科、吕中、李永、李智、李仁、李枝、刘荣、刘辛、罗祥、毛伦、倪忠自（倪忠、倪自）、彭桢、汝桢、舒钦、世卿、陶学、谈志、王志、吴有仁、翁正、魏清、夏昇、杨元、杨石、杨文、杨魁、晏述、晏伯、以仁、周士、周见、张仁、张希、朱本。

《前汉书》一百卷，嘉靖八年至九年（1529-1530年）南监校刻本，书口下题刻工名：何宪、何思、何凤。

《后汉书》一百二十卷，嘉靖八年至九年（1529-1530年）南监校刻本，书口下题刻工名：黄珦、黄铣、黄琯、黄彪、黄炎。

《三国志》六十五卷，明刻南监递修本，书口下题刻工名：黄琢刊、监生盛世皋刊。

《宋书》一百卷，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南监重刻本，书口下题：郭文刻、述、晏。

《宋史》四百九十六卷，成化间朱英刻本，嘉靖八年（1529年）入南监。书口下有书工及刻工题名。如《志》《传》的书工有：志一至三，劳莘写；志四，劳莘写，马仁刊；志五，汤性善写；志六，黎浩写；志七至九，汤惠写；志十，李俊写；志十四至十六，汤惠写；志十七，李俊写；志十八至二十二，汤惠写；志二十三，劳莘写；志二十四、二十五，冯正写；志二十九，李俊写；传一百五，戴锐写；传一百六，刘沛写；传一百七，陈鼐写；传一百八，梁楷写；传一百九，李琳写；传一百十，林珍写。其他部分的书工还有黎沿、麦正、文仁等人。刻工则有陈直、呈祖、呈长、呈隐、公遂、黄各、李京、刘辛、王英、王祖、王亚庄、萧贤、张文定等人。

《五代史记》七十四卷，万历四年（1576年）南监刻本，刻工有：黄昱、黄翰、黄幹、黄朝、里明。

《五代史记》七十四卷，万历五年（1577年）南监重刻本，刻工有黄显、洪平、易兹。

《汉纪》三十卷，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南监刻本，书口下有刻工题名：何鲸、载惟考、易文正刻、陶。

《古史》六十卷，万历四十年（1616年）南监刻本，书口下题名：俞允、王□龙、孝

从以上所举来看，刻工家族式作业的特点比较明显，有的刻工先后参与了多部史书的镌刻。

除职业工人外，国子监生也有充当业余书手、刻工的，比如有的南监本版心下左方刊有小字，“其一曰监生某某写、某某对。如《新唐书》成化十八年（1482年）补版，有刊‘监生汪鉴写、监生郑琦对’者；有刊‘监生汪鉴写、监生田方对’者。其一曰监生某某刊，或监生某某助刊。如《新唐书》嘉靖戊午补版，载‘监生陶錀刊’、‘监生胡崇贵’刊，万历十六年（1588年）补版载‘监生张沛刊’,‘监生吴养和刊’，及《晋书》载‘监生陈所蕴、夏昭、汪克勤等刊’，前举《宋书》‘监生黄家祯助刊’是。其一仅书监生某地某人，不言其为写、为对、为刊。如《新唐书》成化十八年补版，有‘监生高安廖缙’、‘监生金溪何清’、‘监生莱县曹广’、‘监生广信俞延桔’等是。”

由此可见，不独写样、校样，就连刻版都有监生参与其中，颇有近世工读之精神，或可谓当时的一种职业教育。正是由于众多人力的投入，明朝国子监刻书的规模和数量都远超前代。但同时也因参与人员的素质参差不齐，刻书质量难以保证，引起了后人的一些非议。

（四）版式行款

明国子监刻书以经书、史书居多，经书以《十三经注疏》为代表，史书以《二十一史》为代表，故本文以这两部大型丛书为重点来考察明监本的版式行款。

1．《十三经注疏》的版式行款

据《藏园订补郘亭知见传本书目》云：

 

注疏有十行十七字附释音本，后宋元旧刊，至明正德后递有修补之页，即明初南雍所集旧版也。阮氏所藏凡有十经，独缺《仪礼》、《孝经》、《尔雅》三种，所作校勘记据此本为多。后又得《孝经》，凡十一经。至嘉靖中，闽中御史李元阳等即用此十行本重写，刊为《十三经注疏》，每半页九行，行二十一字，所谓闽本也。南监中诸经板仍十行之旧，其初本缺《仪礼》，以杨复《仪礼图》补之，亦宋元旧版。嘉靖五年，陈凤梧刻《仪礼注疏》于山东，以板送监，十行，行二十字，闽刻《仪礼》即据其本，经文佚脱数之，亦未能校补。后南监《周礼》、《礼记》、《孟子》板尽无存，余亦多残缺。神宗万历中，乃依闽板刻北监《十三经》。

 

《藏园订补郘亭知见传本书目》对南北二监十三经的版式行款作了进一步说明：

 

元刊明修本《十三经注疏》，为《周易兼义》九卷、《音义》一卷、《略例》一卷、《附释音尚书注疏》二十卷……共三百三十五卷。半页十行，行十七字或十八字，白口，左右双栏。此本零种诸家多有之，而罕见全帙。其版明代入南监，断烂已甚，修补之版极多，亦罕见初印本。……明万历十四年至二十一年北京国子监刊《十三经注疏》三百三十五卷，从闽本出，故书名、卷数亦与元刊十行本同。每半叶九行，行二十一字，注双行同，白口，左右双栏，版心上方阳面记“万历某年刊”字样。此即莫氏前文所称之北监本十三经也。

 

由此可知，南监《十三经注疏》的版片，其行款除《仪礼注疏》为半页十行，行二十字外，其他的都为半页十行，行十七字或十八字，而北监《十三经注疏》依闽中御史李元阳旧本重刊，皆半页九行，行二十一字。这就是南、北二监所刊《十三经注疏》行款上的最大差别。兹举一例：《仪礼注疏》十七卷，明万历二十一年北京国子监刊本，九行二十一字，注双行同，白口，左右双栏，版心上记有“万历二十一年刊”字样，下题刻工姓名。

2．《二十一史》的版式行款

明南京国子监刻印诸史的版片，有元明递修的宋眉山七史本，有明修元代各路儒学所刊本，还有明代新刻本。有的即使同一种史书，其版本也有递修本和重刻本、大字本和小字本、不同人员和不同时间的校刻本，因而版式大小、行款疏密皆不一律。

南监嘉靖版《二十一史》的版式行款兹举如下：《史记》《汉书》《后汉书》为半页十行，行二十一字，四周双栏。其中《史记》为白口，《汉书》《后汉书》为细黑口。《三国志》为南宋初期衢州旧版，半页十行，行十九字，注双行二十一至二十三字，白口双边，版心上记字数，下记刻工姓名。补版黑口，中缝较窄，上记字数。明补版不记字数。《晋书》为元儒学刊明修本，半页十行，行二十字，细黑口，左右双栏，间有四周双栏。《魏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仍是沿用“眉山七史”旧版。该版为南宋中期所刊，洪武中入南监，递经修补，原版几无，版行模糊，故称“九行邋遢本”，或以其版历宋元明三朝，又谓之“三朝版”，其行款一律为半页九行，行十八字。《北史》《隋书》为元各路儒学刊版，前者十行，行二十一字，黑口，四周双栏；后者十行，行二十二至二十四字不等，黑口，四周双栏。另有《南史》《唐书》《五代史》行款不见记载。《宋史》仍用成化间朱英刊本，半页十行，行二十字，黑口，四周双栏。《辽史》《金史》为半页十行，行二十二字，细黑口，左右双栏。明洪武三年序刊的《元史》为十行，行二十字，大黑口，四周双栏。

南监万历版《二十一史》的版式行款也比较复杂：万历二年至五年所刊《史记》（余有丁本）、《梁书》《五代史》为半页十行，行二十一字，四周双栏，白口。万历十六年至二十四年新刻《宋书》《魏书》《陈书》《周书》《北齐书》《南齐书》《南史》《北史》《隋书》《史记》（冯梦祯本）、《三国志》，其中只有《三国志》为半页十二行，行二十三字，左右双边，注文不像其他各史那样在正文中插入双行小字，而是仍用大字，改行低一格，字体也有明朝体和写刻体两种。《史记》（冯梦祯本）、《魏书》为半页十二行，行二十一字，左右双边。其他均为半页九行，行十八字，有白口，也有细黑口。而没有重新雕版的《汉书》《后汉书》《晋书》《唐书》《宋史》《辽史》《金史》《元史》等，都是嘉靖《二十一史》的续印本，版式行款自然仍续其旧。分析南监仍采用旧版的原因，很可能是因为这几部书的部头较大，重刻费时费力，如《晋书》版片有3150片，《唐书》版片有4800片。明初刊本《宋史》《元史》虽然损毁严重，但仍未重刊，恐怕也是因为其版片数量多达1万片和4500片的缘故。

嘉靖版与万历版《二十一史》有两个不同点：其一，“万历刊本，则遍载寮寀也。余有丁《史记》序，称诸学官参对者，得具列左方，序后备载监丞、博士、助教、学正、学录、典簿、典籍诸人姓名。“冯国祯《三国志》序称：“学录石可大、典簿刘坚荣、署典簿事学正陈一道、典籍马迁，则有监督经营之劳者，得附书云。目录后又列可大等衔名，而序所不载之监丞李之皞、博士黄全初、刘大纶，助教张骥、朱星曜、舒应凤、郑梦祯，学正曾士科、胡淑、谭师孔、学录王之机等，亦具列焉。”而嘉靖本“只载祭酒司业衔名，余官不附书。”如嘉靖八年（1529年）南监本《辽史》卷端仅题“大明南京国子监祭酒臣张邦奇、司业江汝璧奉旨校刊”。其二，万历监本“多记载其校订某卷之时日，是亦万历监本异于嘉靖监本者也”。

北监版《二十一史》，因万历间统一依南监本重刊，故版式行款较为整齐划一。虽版心刊年（从万历二十二年至三十四年）和所题祭酒、司业衔名各异，行款、字体则大致统一，均为半页十行，行二十一字，注文小字双行，白口，左右双栏，版心有“万历某年刊”一类刊记，书口下题刻工姓名。

以上主要讨论了经书、史书监本的行款版式，其他子部、集部类书籍版片的行款，笔者限于所见，兹举两例：《子汇》共二十四种三十四卷，明周子义编，万历四年至五年（1576-1577年）南京国子监刊本，均为半页十行，行二十一字；《孔丛子》三卷，万历四至五年南京国子监《子汇》本，半页十行，行二十一字，白口，四周双栏。

（五）刻书经费

明国子监刻书之盛，与其有多方资金来源是密不可分的。

第一，由户部、工部、礼部拨支经费。明国子监日常经费主要有乾鱼银和膳夫银，用于师生俸廪、充当庙户、修理公廨等。由于这部分资金已有专用，且有时不能按月发放，故用于校刻书籍的份额有限。南监要刻书，只得向皇帝奏请，得到批示后再由户部、工部、礼部筹资另行支给。如嘉靖时先刊补二十史，南监祭酒林文俊奏称：“重新翻刊并各史应合修补者费银尚多，请再于南京户部支取本监折乾鱼银一千八百两……南京工部遵照先奉钦依会议事理，发银五百两送监接济，通前共银三千两，本监收贮支用。”光是新刊《史记》《汉书》《后汉书》《辽史》《金史》五史，就花去白银1463两2分3厘，修补另十五史并纸札、印刷、工食等项，又用银1496两3钱7分5毫，总共花费白银2959两3钱9分3厘5毫。3000两白银已所剩无几，还剩下《宋史》未刊，故林文俊“乞敕礼部议处再发银两，或于南京户部再将本监折乾鱼银动支，与今支剩修史银相帮支用，庶可兴工重刊。”

第二，由工部承接刻书工程，负担所有经费。即先由国子监校订，再交由工部刻补版片。如洪武十五年（1382年），因南监所藏旧书版多有残缺，太祖命工部督匠修治。永乐二年（1404年），朱棣又命工部修补国子监经籍版片。宣德六年（1431年）九月，宣宗命南京工部修补国子监书籍阙板。正统六年（1441年）四月，祭酒陈敬宗言于朝：“《文献通考》等书乃朝廷备用书籍，今既损阙，宜令礼部委官盘点见数，转行工部委官带匠，计料修补。上皆从之。”这在国子监更是求之不得的事。此外，亦可由工部给资，在监刻版。如万历十二年（1584年），祭酒张位疏陈：“臣谓南监有《二十一史》，而《十三经注疏》久无善本，容臣等率属订校，工部给资，镂板于监。”

第三，变卖庵寺之银。据《南雍志》卷十八《经籍考下》“梓刻本末”条载：“嘉靖七年（1528年），锦衣卫闲住千户沈麟奏准校勘史书，礼部以祭酒张邦奇、司业江汝璧博学有闻，才猷亦裕，行文使逐一考对修补，以备传布，于顺天府收贮变卖庵寺银，取七百两发监。”这笔钱用作张邦奇等购求善本及校刻史书之用。嘉靖十七年（1538年），南京礼部尚书霍韬以变卖庵寺银498两，托国子监祭酒伦以训刻印了《杜氏通典》。

第四，利用赃犯赎金和各种罚款。据《南雍志》载：“至成化初，祭酒王会计诸书，亡数已逾二万篇，时巡抚京畿南京河南道御史上海董纶，乃以赃犯赎金送充修补之费。”又据赵用贤《重刻〈陈书〉跋》云：“予至南雍逾数月，乃加检阅，诸史中独《周》、《陈》二部最敝，私欲重托之梓，而剞劂之费苦无所资。会侍御陈君邦科、营缮郎崔君斗瞻、榷税龙江首捐少府稍入金来助。因为筹计工用，独《陈书》差易举。始付缮写，而大京兆石公应岳、许公孚远、台使彭君而珩、孙君鸣治，各举所部锾金相属，遂得授工锓刻。”《书重刻〈周书〉后》又云：“余既梓《陈书》，乃复取此重加校阅，因取古本并监旧本正其讹网者几数千余言，方谋缮写，而大中丞王公用汲、督学使詹君事讲、江台使陈君邦科各举所部赎援来助，遂复刻此。”《重刻〈北齐书〉题辞》云：“凡再阅月，中丞王公用汲、御史孙公鸣治、黄公仁荣各举赎援来助，通得四十余金，遂复以付梓。”

第五，由官员和监生捐资。明代官员俸禄虽低，但仍有人愿意捐资刻书。据《南雍志》云：“景泰二年（1451年），因国子监司业赵碗言：内外诸学生生徒合令兼习兵书，剳至南监，搜求旧板，已失其半，本监祭酒吴节因与应天府尹马谅、府丞陈宜谋撙俸资，命工重刻。”不仅是官员，监生也有捐资刻书的。嘉靖十七年（1538年）刻《杜氏通典》，监生卞崃也曾助银百两。正是由于有了诸多经费渠道和相对丰富的物质资源，明代国子监才能频繁搜补递修前代遗留下来的各类版片，并刊刻了大量的新书。

（六）刻书知见目录

笔者根据黄佐《南雍志》、黄儒炳《续南雍志》、周弘祖《古今书刻》、王重民《中国古籍善本书提要》、杜信孚《明代版刻综录》、顾廷龙《明代版本图录初编》，以及《钦定国子监志》卷五二所附《明太学志载书籍板片名目》，列出明代南北国子监刻书知见目录。

1．明代南京国子监刻书目录

（1）制书类

（2）经书类

（3）史书类

（4）子书类

（5）诗文集类

（6）类书、政书类

（7）韵书类

（8）杂书类

2．明代北京国子监刻书目录

（七）社会流传及评价

明代国子监刻书数量众多，种类齐全，内容包罗万象，流传甚广。以史书为例，从明初至万历年间，除社会阅读量较大的前四史外，其他诸史几乎都奉南监本为圭臬。嘉靖后，私家刻书极为盛行，翻刻旧本之风大盛。明监本也多有翻刻本，如嘉靖中闽中御史李元阳依南监旧版十行十七字附释音本《十三经注疏》重写，刊为半页九行，行二十一字，是谓之“闽本十三经”。明代著名出版家毛晋，于崇祯间翻刻了北监本《十三经注疏》。至于其他私家翻刻监本，更是不可计数。

入清以后，顺治、康熙、乾隆间，官方均对明监本《二十一史》进行过修补，或依监版重刻。如顺治七年（1650年），布政使冯如京曾补修《二十一史》版；顺治十五年（1658年），江宁府儒学教授朱谟校刻《元史》；康熙二十年（1681年），江宁知府陈龙严捐奉补刊《新唐书》；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江宁府儒学教授荆子迈校刊《梁书》及《新唐书》，训道王弈章校刊《隋书》。其他诸史亦多有顺治十五六年及康熙三十九年补版。乾隆四年（1739年），武英殿又依明北监《二十一史》版式，加以新修《明史》及《旧唐书》，合为《二十三史》。其中六朝诸史及《宋史》《辽史》《金史》与北监无异。明南监《二十一史》的书版至乾隆时尚存于江宁藩府书库中，嘉庆时藩府失火，殃及库书，版籍才全部烧毁。明监本在明清私家藏书目录中也多见著录，足见其流传之广。

明监本的质量，总体来说，嘉靖本要高于万历本，南监本要高于北监本。正如莫友芝所言：

 

明南监本《二十一史》，或取他省旧刊附官刊，《元史》不足之部则新刊足之。其式大小、行疏密，皆不一样，以嘉靖印者为最佳。后来新收旧版，递有修补，不贵矣。其板至嘉庆间乃毁于火。然雍、乾以来印者，不可读矣。收南监本能得嘉靖前印旧刊诸种，盖以嘉靖新刊诸种乃为最佳……明北监本板，万历间依南监本重刊为一律，虽较整齐，而不如南监本旧印之少讹字。康熙间通修补一过，其板至今犹存。然自乾隆殿板成，此板遂罕印矣。北监不如南监古雅，唯《三国志》一种精校，胜南监。

 

现存北监本几乎没有明清人的藏书印，除尊经阁本前半之外，训点批注也很少。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北监本不受藏家重视。

南监嘉靖版《二十一史》中，又以前三史质量最高。据《南雍志》载，张邦奇等奏称《史记》《汉书》《后汉书》“残缺模糊，剜补易脱，莫若重刻”云云，可知这三部书皆据宋本重刊，“而非取他省旧刊修补充数者，盖南监本之善者，无过于斯本矣”。其他诸史取他省旧刻修补的，原来讹字脱字就较多，几经修补，错讹更甚，且因版本损坏或散失而造成缺页的情况也不少，其中《晋书》和《新唐书》因卷册较多，万历中南监又未加改雕，而是继续用元刊本版片补刻，所以舛误更多。有的每页字体都不相同，版式也很不一致，甚至展开书卷后左右两边框廊大小也有区别。对此，清人叶德辉多有批评：

 

明两监书板，尤有不可为训者。如南监诸史，本合宋监及元各路儒学板凑合而成，年久漫漶，则罚诸生补修。以至草率不堪，并脱叶相连亦不知其误。北监即据南本重刊，缪种流传，深可怪叹。吾不知当时祭酒司业诸人，亦何尸位素餐至于此也。或谓当时监款支绌，不得不借此项收入，略事补苴。且于节用之中而见课士之严肃，其立法未为不善。虽然，南监板片，皆有旧本可仿，使其如式影写，虽补板亦自可贵。乃一任其板式凌杂，字体时方时圆，兼之刻成不复细勘，致令讹谬百出。然则监本即不毁于江宁藩库之火，其书虽至今流传，亦等于书帕坊行，不足贵重矣。

 

南监本之失还在于颠倒篇次，妄加删削，率易书名。如《史记》将司马贞补撰《三皇本纪》冠于《五帝本纪》之上，而失宋本旧貌；又将《史记》三家注文随意删节，致使讹舛丛生。张元济以监本校黄善夫本，发现“《集解》全删者四百九十九条，节删者三十五条；《索隐》全删者六百一十三条，节删者一百二十二条；以《正义》为尤多，全删者八百三十七条，节删者一百五十七条”。受当时刻书风气的影响，身为南监祭酒的冯梦祯也不能免俗，轻率地将唐人刘肃的《大唐新语》易名为《唐世说新语》。顾炎武在《日知录》卷十八《监本二十一史》中历数南监本之失。对此，柳诒徵作了比较中肯的评价：

 

顾亭林摘举南监本疏舛处，谓“适足以彰太学之无人，而贻后来之姗笑。”又谓“惟冯梦祯为南监祭酒，手校《三国志》，犹不免误，终胜他本。”知冯之校刻，亭林亦称许之矣。亭林讥监本《晋书·华谭传》后“淮南袁甫”跳行，而以“始”字绝句。今按：宋小字本《晋书·华谭传》亦至“茂嗣爵”始止，“淮南袁甫”另为一行，则其失不自监本始也。今人诩百衲本诸史之精，如《宋书·天文志》“周将伐殷，五星聚房；齐桓将霸，五星聚箕；汉高入秦，五星聚东井”二十五字，宋本系双行夹注，监本亦双行夹注，近年江南官书局本尚尔，惟殿本误为正文耳。《北齐书·列传》第二十九附刊此传，与《北史》同，但不序世家，又无论赞，疑非正史。二行宋本有，殿本无，而监本有之。即江南官书局本亦有之，以此知监本多本宋元。

 

监本之失，在于机械地照搬了宋本，连同错误也沿用了过来，但总算不失为尊重古籍旧貌，比之殿本将注文误为正文，又稍胜一筹。

北监刻书相对南监来说粗率一些，虽说统一了南监本因历朝递修造成的版式混乱，并对字迹漫漶处作了些许修订，但因未经仔细校勘，版本文字反不及南监本。除因袭南监本的错误之外，又增添了不少新的错误。如辽、金诸史，缺文动辄数页。《仪礼》脱误尤多，如《士礼昏》脱“壻授绥姆辞曰未教不足与为礼也”一节十四字；《乡射礼》脱“士鹿中翿旌以获”七字；《士虞礼》脱“哭止告事毕宾出”七字；《特牲馈食礼》脱“举觯者祭卒觯拜长者答拜”十一字；《少牢馈食礼》脱“以授尸坐取箪兴”七字。这与明人当时刻书的风气有一定关系。“万历间人，多好改窜古书。人心之邪，风气之变，自此而始……不知其人，不论其世，而辄改其文，缪种流传，至今未已。”对此，顾炎武痛斥为：“此则秦火之所未亡，而亡于监刻矣。”

顾氏的批评固然有失偏颇，但明代国子监刻书与同期书院刻书相比，无论在人力、财力还是藏书方面均有优势，而质量反居其下。这确实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当然，在数量众多的明监本中也不乏质量上乘之作，如南监本《史记》《汉书》《后汉书》和北监本《三国志》等，就是它们当中的杰出代表。对于明监本的质量，我们应该一分为二地予以客观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