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元代国子监刻书

元朝是由朔漠中崛起的蒙古族依靠金戈铁马建立起来的封建王朝。蒙古骑兵第一次南下灭金亡宋时，实行了野蛮的烧杀掠夺政策，金代中都在陷落后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金代国子监的书籍版片也毁于战火之中。蒙古族最初只谙弓马，未遑文事。但随着政权在全国范围内的建立，蒙古族的贵族统治者渐渐认识到，夺取政权要靠武攻，稳固政权则要靠文治。所以元朝自“太祖、太宗即知贵汉人，延儒生，讲求立国之道。”自此之后，元朝历代统治者对文治的构想逐步系统化，先后采取了尊经崇儒、兴学立教、举贤招稳、科举取士、保护工匠等一系列措施。

至元元年（1264年），忽必烈下诏设置国子监，并以儒学大师许衡为集贤院大学士、国子监祭酒，教养国子与蒙古大姓四怯薛人员。选拔七品以上朝官子孙，并许随朝三品以上官员推选凡民之俊秀者入学，作为陪堂伴读。至元十四年（1277），又置蒙古国子监，立蒙古国子学，选随朝百官、怯薛台、蒙古及汉人子弟入学。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立国子学，置博士、教官掌教生徒。同时，元政府还十分重视地方各级儒学的建置和生徒的培养。据至元二十三年（1186年）大司农司的统计，元朝立国不到二十年，“诸路学校凡二万一百六十六所，储义粮九万五百三十五石，植桑枣杂果树二千三百九万四千六百七十二株”。足见元代学校之富足。这也是元代中央的很多书要下各路儒学开雕的经济基础。

至元十三年（1276年），元军渡江南下，攻破临安。元世祖“命焦友直括宋秘书省禁书图籍。伯颜入临安，遣郎中孟祺籍宋秘书省、国子监、国史院、学士院图书，由海道舟运至大都。”并接受许衡的建议，“遣使取杭州在官书籍版及江西诸郡书板，立兴文署以掌之。”至此，兴文署便成了元代官刻的主体机构，而原来的南宋国子监改为西湖书院，南宋旧监的版片也由西湖书院继承下来，并继续修补和印行书籍。除修补旧版外，西湖书院还新刻了一些书籍，如马端临《文献通考》这部重要的典志体通史，就是在泰定元年（1324年）奉旨下杭州雕置于西湖书院，后又经过书院山长方员和马端临的女婿校刻订正，于至元五年（1339年）重新付梓。元苏天爵编《国朝文类》是一部元代文章总集，也由西湖书院刊印于至元二年（1336年）。杭州西湖书院历年补版重印的书籍约有一百十数种，这些书版大多保存到明初，移入南京国子监。

元代国子监自行刻印的书籍很少，笔者只见到一例。叶德辉《书林清话》载：“故元时官刻首推国子监本。元祐（注：元祐为宋哲宗年号，疑为延祐）三年（1316年）刻小字本《伤寒论》十卷，见《杨志》。”元代国子监刻书更常见的方式是牒呈中书省批准，下诸路儒学召工镌刻，可能是因为元代儒学比较发达，经费也比较充裕的缘故，这一点倒是继承了南宋国子监刻书的传统。如至元六年（1340年），元国子监牒呈中书省批准，下浙东道宣尉使司都元帅府，分派庆元路儒学召工雕印了《玉海》二百卷、《辞学指南》四卷、《诗考》一卷、《地理考》六卷、《汉艺文志考证》十卷、《通鉴地理通释》十四卷、《汉制考》四卷、《践阼篇集解》一卷、《周易郑康成注》一卷、《姓氏急就篇》二卷、《急就篇补注》四卷、《周书王会补注》一卷、《小学绀珠》十卷、《六经天文篇》二卷、《通鉴答问》五卷。这是元代国子监的一次大规模的刻书活动。

判断元刻是否为监刻，一个重要的方法就是看卷首是否有国子监的牒文，如至元六年庆元路刻的《玉海》，其卷首就有国子监呈中书省的牒文。由于一般的藏书目录都很少著录是否有监牒，故考索元国子监刻书有一定的困难。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著录了两例元代监本：《玉海》二百卷（宋王应麟撰）附《辞学指南》四卷，元至元六年庆元路儒学刊本，十行二十字，全书无补板，至为难得，海昌古韵阁许氏旧藏；《周易郑康成注》，元至元六年庆元路儒学刊本，十行二十字，白口双栏，版心上记字数，蝴蝶装。

元代国子监刻书的数量很少，而且书的篇幅都比较小，除《玉海》外，其他多为一些考证、集解、补注等类书籍，与鼎盛时期的宋国子监刻书已不能相提并论了。以笔者之寡陋，列出元代国子监刻书知见目录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