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秘藏吝借的心理
我国古代大概是从宋代开始，在读书人中间流行着“借书一痴，还书一痴”的说法。这句话翻成白话的意思是：借书给别人是傻瓜，借了别人的书再还回去更是傻瓜。一方面主张不借，另一方面主张借了不还，如此一来，陷入恶性循环。古代图书流通之难，就可以想见了。其实，这里可能存在一个历史的误会。“借书一痴，还书一痴”的说法，可以追溯到唐代以前，但“痴”字原本是何字，已经不可考了。唐末的李匡文认为是“嗤”字，南宋的邵博认为是“郗”字。如果是“借书一嗤，还书一嗤”，意颇不可解，很少人认同此说。“郗”，与“痴”同音，是古代的一种酒器。“借书一郗，还书一郗”，邵博认为是古人借书和还书的时候，以酒作为执见之礼。这倒是一番雅意，但不知为何被宋人讹成了“借书一痴，还书一痴”，与原意大相径庭。不管怎么说，原话到了宋人的嘴里，变成了大家都不认同借书和还书的行为，这就说明问题了。
中国古代藏书家灿若星辰，却很少有人愿意把书借给外人。前文所举古人藏书印，多有对子孙“不许损失借卖”的训诫就是一个明证，“楼不接客，书不传人”成为大多数藏书家遵守的信条。如明代藏书家唐尧臣家“万竹山房”的万卷藏书，都钤有“借书不孝”的藏印。著名的“天一阁”主人范钦在藏书楼前手书禁牌：“擅将书借出者，罚不与祭三年。”
明人谢肇淛《五杂俎》记载一位金华虞参政，“藏书数万卷，贮之一楼，在池中央，小木为彴，夜则去之。榜其门曰：‘楼不延客，书不借人。'”清代的钱曾撰成《读书敏求记》，但他爱书成癖，绝不将该书示人，在家就把书锁在书箧中，出门则随身携带。朱彝尊爱其书，不得已以黄金翠裘贿赂钱曾的书童，将《读书敏求记》偷偷抄出，用这种“雅赚”的方式才使得该书得以流传于世。晚清小说家刘鹗慕名到清末四大藏书楼之一的海源阁借读藏书，结果吃了闭门羹，扫兴而归。于是他在所著小说《老残游记》第八回中让书中主人公“老残”题诗一首：“沧苇遵王士礼居，艺芸精舍四家书，一齐归入东昌家，深锁嫏嬛饱蠹鱼。”诗中表达的意思是：江南四大藏书家季振宜、钱曾、黄丕烈、汪土钟的藏书最后都归入了山东聊城的海源阁，但海源阁的主人把它们深锁在书柜中，白白被蠹鱼蛀食。
分析古人藏书秘而不宣的心理，大致有这样几方面的原因。
一是聚书不易，易散难聚。古语说：“君子之泽，三世而斩。”古籍版本的收藏也是如此，鲜有能传三代者。这主要是因为藏书需要满足不少条件：首先，要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古人聚书主要是通过购买，而藏书人中家资丰厚的毕竟是少数。很多家境贫穷的读书人，只好通过借抄的方式来聚书，这就需要日积月累，持之以恒，没有坚韧的毅力不可能做到。其次，要有一定的图书知识和版本鉴赏能力。古人藏书并不是一味追求数量和规模，更重要的是收藏质量，能辨识版本就非常重要，这就需要专业知识，并不是人人都能做到。再者，也需要一定的机遇。宋元旧本可遇而不可求，并不是有钱就能买来的。加上兵燹战乱和自然灾害等原因，古籍版本的收藏和传世更是不易。少数具有以上条件的藏书家凭着自己对古籍收藏的热爱与痴迷，在历经寻访、采买、抄写、交换、赐赠的种种曲折之后，好不容易如愿以偿，又岂肯将自己辛苦得来的果实轻易借人呢？
二是版本珍贵，无可替代。历代藏书家都把宋元旧本视为极品，一旦收得一部宋版书，往往将之视为镇楼之宝，有的甚至以宋本标榜楼名室名，以示隆重。如陆心源的“皕宋楼”、黄丕烈的“百宋一廛”；潘承厚、潘承弼兄弟得宋版蜀大字本《陈后山集》二十卷，因号其楼曰“宝山楼”。这些宋元旧本无可替代，一旦丢失或损坏，便成千古遗恨。非但不外借，更是不轻易示人。即便是普通版本的全帙图书，一套借去一本，久借不归，全书便成了残本，最为可恼。清代著名的藏书大家瞿绍基，一生淡泊仕途，惟喜读书、藏书。乾隆几次下江南，都到瞿家看书。光绪帝也喜好古籍，多次派人到瞿家借书。有一部书光绪很想要，以封三品官、给银三十万两为交换条件。瞿氏以先朝颁有诏书，不便出卖为由谢绝了，光绪只好作罢。
三是以蓄财牟利为目的。古书藏书者，未必全是读书人，也有部分从事图书贸易的书商。洪亮吉在《北江诗话》中提到的掠贩家，指的就是这一类人。我国早在汉代就出现了图书交易市场槐市。北齐的辛术就曾到淮南寿春一带，“大收典籍，多是宋、齐、梁时佳本，鸠集万余卷。”宋代也有不少流动的书商，如《道山清话》载：“近世印书盛行，而鬻书者往往皆躬自负担。”明代有一书商周子肇，专“以鬻书为业，而喜交士大夫，又时时载书出游，足迹几半天下。”清代江南苏杭地区有很多以贩运图书为主业的书舫，穿梭于运河、苕溪、太湖之间，专事“掠贩”图书，如俞樾为丁申《武林藏书录》题诗云：“山堂书贾推金氏，古籍源流能缕指。吾湖书客各乘舟，一棹烟波贩图史。”当然，读书人当中也有因生活所迫而卖藏书的，这并不是绝对的。但既然把藏书当做获利的商品，自然就不会轻易外借他人。
对于古人秘藏吝借的心理，我们需要辩证地看。一方面，它不利于古籍版本最大范围的流通利用，但另一方面，它又确实保护了古籍。中国古代藏书流传至今的百不存一，而范氏天一阁之所以能完好地保存至今，就是因为坚持了“代不分书，书不出阁”的祖训。况且，并不是所有的藏书家都是秘不示人的，如汉代蔡邕多藏书，因爱惜少年王粲的才华，将自己的藏书六千余卷赠予王粲。后周窦禹钧建“义塾”，聚书千卷，供生员阅读。宋代的宋敏求居都城春明坊时，士大夫喜读书者多居其侧，以便借阅其藏书。李常（字公择）少时读书于庐山五老峰下白石庵僧舍，为官后，藏书于庐山五老峰下，凡九千余卷，供人借读。明代藏书家杨循吉在自家书橱上题诗曰：“吾家本市人，南濠居百年。自我始为士，家无一简编。辛勤二十载，购求心颇专。小者虽未备，大者亦略全。经史及子集，一一义贯穿。当怒读则喜，当病读则痊。恃此用为命，纵横堆满前。当时作书者，非圣必大贤。岂待开卷看，抚弄亦欣然。奈何家人愚，心惟财货先。坠地不肯拾，断烂无与怜。朋友有读者，悉当相奉捐。胜付不肖子，持去将鬻钱！”他把毕生的藏书赠予爱书的朋友，也不愿让它被不肖子孙卖了，这才是真正的爱书人。清代的周永年与桂馥合筑藉书园，聚书其中，供人阅览传抄，以广流传。以上这类藏书家虽不是主流，但他们通过向公众、社会开放的形式，捐私产为公益，以传布图书为己任，使一家之藏为众人所用，在中国古籍版本文化史上留下了一段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