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崇古“佞宋”的心理
中国古人爱书,尤其爱古书。自孔子提出“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的思想之后,历代藏书家深远其影响。如最早提出“善书”一词的西汉河间献王刘德,曾就图书的内容、字体、年代、著者提出了自己的藏书标准:就内容来讲,必须是真本,也即正本;就字体来讲,专收古文书籍;就时间来讲,专收先秦旧书;就著者来讲,皆“七十子之徒所论”。这四条标准实际上都是围绕古本展开的。此后,历代学者莫不如此。如东汉的许慎就颇重古本,如在他的名著《说文解字》中,所引经书与今文殊异,多战国古文字。唐太宗李世民也曾下诏,令校书“以六朝旧本”为正。
大约在明代中晚期,因为宋版书日益稀见,逐渐成为藏书家追求的至宝,佞宋的风气也渐形成。所谓佞宋,就是对宋版书的热爱到了痴迷的地步。万历年间,藏书家王世贞在做南京刑部尚书时,偶遇一书商正在出卖一部刻印精美、装帧考究的宋版《两汉书》。王世贞见到此书,爱不释手。书商揣摩出他非买此书不可的心理,要价极高。他一时拿不出那么多钱,又担心书被别人买去,于是与书商商定,用自己的一座庄园来换这部书,此事轰动一时。王氏对古书之痴迷,可见一斑。明代常熟著名藏书家和出版家毛晋,曾在自家门口贴出一则广告:“有以宋椠本至者,门内主人计页酬钱,每页出二百;有以旧抄本至者,每页出四十;有以时下善本至者,别家出一千,主人出一千二百。”周边地区的书贾藏家,争相卖书给毛家,有的外地书舶甚至日夜兼程赶来,以至于常熟一带流传有“三百六十行生意,不如鬻书于毛氏”的民谚。据王咸绘《汲古阁图》题辞:“毛晋社主结藏书阁于隐湖之滨,颜曰汲古。次以甲乙,分以四库,非宋元绣梓不在列焉。”可见,汲古阁就是一个宋元善本书库。
清代藏书家中,洪亮吉在《北江诗话》中提到的赏鉴家,在古籍版本方面大多属崇古佞宋一类,如清前期的钱谦益、钱曾、曹溶、季振宜,中期的黄丕烈、顾之逵、汪士钟等,后期的陆心源、邵懿辰、莫友芝、杨绍和、李希圣等。绛云楼主钱谦益是个宋元旧版的书痴,曹溶就说他“太偏性,所收必宋元版,不取今人所刻及钞本。”钱谦益的族孙——版本学家钱曾在《述古堂书目》自序中也谈了自己收藏古籍版本的体会:“余二十年,食不重味,衣不完采,摒当家资,悉藏典籍中。如虫之负版,鼠之搬姜,甲乙部居,粗有条理。忆年驱雀时,从先生长者游,得闻其绪论。逮壮有志藏弆,始次第访求,问津知涂,幸免于冥行摘埴。然生平所嗜,宋椠本为最。冯定远每戏予曰:‘昔人佞佛,子佞宋刻乎?’相与一笑,而不能已于佞也。”王士祯可谓钱曾的知音,他在《居易录》中描述了自己与之类似的心理:“余官都下二十余载,俸钱之入,尽以购书。尝冬日过慈仁寺,见《尚书大传》、《朱子三礼经传通解》、荀悦、袁宏《汉记》,欲购之。异日侵晨往索,已为他人所有,归来怊怅不可释,病卧旬日始起。古称书淫成癖,未知视余如何?自知玩物丧志,故是一病,不能改也。亦欲使吾子孙知之。”清代中叶的藏书大家和版本学家黄丕烈一生无声色犬马之好,惟喜欢收藏图书和读书、校书,尤其喜爱宋版书,“每于除夕布列家藏宋本经史子集,以花果名酒酬之。”他的好友顾广圻为他撰《百宋一廛赋》,说他家所藏宋本多达百部以上,就送他一个外号“佞宋主人”。黄氏欣然领受,便常自署此号。有一次,他得影宋写本《周易集解》首册,其余九册为友人陈鳣所得,黄为此急得生了一场大病,病危时也不肯把首册转让给陈鳣。陈鳣获知此事后,为使其速愈,遂将该书的其余九册全部让给了黄丕烈。黄氏得书后大喜,病居然很快就好了。“佞宋”一词可谓生动地概括了黄丕烈藏书的一生。为此,清人叶昌炽在《藏书纪事诗》中咏黄丕烈藏书事说:“得书图共祭书诗,但见咸宜绝妙词。翁不死时书不死,似魔似佞又如痴。”清末四大藏书家之一的陆心源,其藏书多得自汪士钟艺芸精舍所收乾嘉时苏州黄丕烈士礼居、周锡瓒水月亭、袁廷梼五观楼、顾之逵小读书堆等四大家之旧藏,极为珍贵,故号藏书楼为“皕宋楼”,意为宋版书有两百部之多。
对于钱谦益、黄丕烈等人的崇古佞宋心理,我们不能一味地认为只是一种收藏癖好,因为他们不仅是版本学家,同时也是诗人、学者,他们深知宋元旧版的学术价值。曹溶就说:“宗伯(即钱谦益)每一部书能言旧刻若何,新板若何,中间差别几何。验之纤悉不爽。盖于书无不读,去他人徒好书束高阁者远甚。”王芑孙《黄荛圃陶陶室记》曰:“今天下好宋板书未有如荛圃者也。荛圃非惟好之,实能读之。于其板本之后先,篇第之多寡,音训之异同,字画之增损,及其授受源流、翻摹本末,下至行幅之疏密广狭、装缀之精粗敝好,莫不心营目识,条分缕析。”佞宋之风如果都弥漫着如此浓厚的为学旨趣,该是古籍版本文化史上的幸事。也不排除有的人借宋版书附庸风雅,让旁人笑话,如陈其元《庸闲斋笔记》载:“今人重宋版书,不惜以千金数百金购得一部,则什袭藏之,不特不轻示人,即自己亦不忍数翻阅也。余每窃笑其痴。昆山令王鼎臣刺史定安酷有是癖,偿买得宋椠《孟子》,举以夸余,余请一观,则先负一椟出,椟启,中藏一楠木匣,开匣,乃见书。书之纸墨亦古,所刊字画亦无异于今之监本。余问之曰:‘读此可增长智慧乎?’曰:‘不能。'‘可较别本多记数行乎?’曰:‘亦不能。’余笑曰:‘然则不如仍读我监本,何必费百倍之钱购此也?’王恚曰:‘君非解人,不可共君赏鉴。’急收弆之。余大笑去。”但客观地讲,明清藏书家崇古佞宋的心理是中国古籍版本文物价值的一种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