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古代文献的形制

所谓形制，即形状、款式。这里指的是古代文献在制作过程中所遵循和表现出来的形式规范。它是受当时的技术条件限制的，但对于文献制作本身来讲，就是一种约定俗成的制度。当然，文献的形制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技术的进步而不断发展变化的，但在一段时期内还是表现出一定的稳定性。我国古代文献的形制大致依次可以分为简策制度、卷轴制度和册页制度三个阶段。

（一）简策制度

竹或木料经过加工而制成的可以用来书写文字的长条形薄片，即为简。众多写有文字的简编连起来即为策。不过因为材质本身的原因，有的木板比较宽，可以并行书写多行文字，叫做牍、版或方。简策起源于何时已不可考，大概在商朝就已经有了。到了周朝就很通行，自春秋至东晋纸张替代简牍之前，简策一直是书籍的主要形式。关于简牍的材料和制作过程，前文已有介绍，此不赘述。这里主要介绍它的外形和书写形式。

简是竹书的基本单位，整篇文字编在一起便为“策”。策通“册”。《说文解字》解释“册”字说：“象其札一长一短，中有二编之形。”《仪礼·聘礼》中说：“百名以上书于策，不及百名书于方。”东汉郑玄说：“策，简也。”唐人孔颖达也认为策是众简相连之称。由此可知，一根一根写了字的竹木片称为“简”，把若干根简编连在一起就成了“策”（册）。可见简策是编简成册的意思。将很多简片依次编连起来的带子叫做“编”。一般称“编”者是麻绳；用丝绳做带子的称“丝编”，用牛皮做带子的称“韦编”。古人编简成策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单绳串连，一种是两道绳乃至四道绳的编连。汉代刘熙在《释名》中说：“札，栉也，编之为栉齿相比。”意思是在竹木简上端钻孔，然后用绳依次串编。上边好像梳子背，下边诸简垂挂，如同梳子的栉齿一样排列。编绳的道数取决于竹木简的长短。短简两道编绳即可，如甘肃出土的《永元兵器簿》即为两道编绳。长简两道绳子编不结实，就编三道或四道编绳。如武威出土的《仪礼》汉简，简长三尺，即为四道编绳。简策通常是先编后写，但间有先写后编的。简策为了便于保管，还要加帙，就是为了防止松散，竹简卷起之后，外面裹以书衣，盛在书箧、书笥内。书衣通常用浅黄色或浅蓝色的丝帛制成。浅黄色的称为“缃帙”，浅蓝色称为“缥帙”。书帙的具体做法是：先用细竹条织成帘子，然后在竹帘的表里缝上丝帛。为了便于擦掉灰尘，有的还在丝帛上涂上一层油。当然，因丝帛比较贵重，也有用其他物体代替的。

就整个简策制度本身来讲，简的长短宽窄并非一样大小，短的只有几寸，长的有三尺。简的长度据文献记载似有定制。据东汉郑玄的说法，《六经》书于二尺四寸之简，《孝经》一尺二寸，《论语》八寸。王充《论衡·量知》篇也说：“截竹为筒，破以为牒，加笔墨之迹，乃成文字，大者为经，小者为传记。”可见古人是根据文献的地位来选用不同长度的简策的，尊者为长，卑者为短。今人王国维《简牍检署考》说：“古策有长短，最长者二尺四寸，其次二分而取一，其次三分取一，最短者四分取一……周末以降，经书之籍皆用二尺四寸。”又说：“《盐铁论·贵圣》篇‘二尺四寸之律，古今一也。’则律书之制也。此上所云尺寸，皆汉尺，非周尺。周尺二种：一以十寸为尺，一以八寸为尺。其以八寸为尺者，汉之二尺四寸，正当周之三尺，故《盐铁论》言‘二尺四寸之律’，而《史记·酷吏传》称‘三尺法’，《汉书·朱博传》言‘三尺律令’，盖犹沿用周时语也。”大体上春秋战国的简策比汉代长一些，简策的长短不同往往体现内容不同的等级，如春秋时“六经”简长二尺四寸，《孝经》简长一尺二寸，而《论语》孔子因表示谦逊，其简长仅八寸。

各种版牍不仅功用不同，长度亦异。三尺者为未经刮削之椠，二尺者为命令，尺半者为公文报告，一尺者为信件，半尺者为身份证。可见，汉代木牍的尺寸皆为五寸的倍数，而战国竹简则为二尺四寸的分数。钱存训认为，其不同的原因，大约是因为“六”及其倍数为晚周及秦代的标准单位，而“五”为汉制。汉代木牍的长度，由五寸至二尺不等。根据蔡邕的说法，用作诏令的木牍为二尺或一尺。斯坦因在敦煌发现的大批木牍，长度大多是23厘米或24厘米，相当于汉制的一尺。自汉以后，日用的木牍标准乃定为一尺，私人函柬之所以被称为“尺牍”，实源于此。

每简书写的字数，亦多少不等。简是一种长而窄的材料，宽不足半寸，从发现的实物来看，宽从0.6-1.2厘米不等，故通常只书写一行字，亦有两行以上的。字数少则几个字，一般在四五十字上下，个别有多达123字的（如武威出土的《服传》第17简）。字数的多少并无规定，主要是依据简的长度，以及书写中字形的大小和字间疏密来决定。就字体来说，楚简以篆书为主，秦简兼以篆隶，汉简则以隶书居多。

简策采用从右到左的竖行书写方式，可能与古代的尊卑思想有关。我国古代以左为尊，如《周礼·小宗伯》中有“建国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庙”之类的话。《礼记·少仪》也有“凡斋，执之以右，居之于左。赞幤自左，诏辞自右”的记载。从考古发现的殷商甲骨到商周时代的金石铭文，都采用从右到左的书写方式。至于竖行书写，有学者认为，竹子的纹理是竖直的，且竹简宽度很小，竖行书写更加容易、方便。这种推测是有一定道理的。简策的书写方式确立后，一直延续了下来，影响我国古籍的书写乃至印刷方式达数千年之久。

作为最早的书籍制度，简策在中国流行了大约两千年之久，直至东晋末年才被纸卷取代。除了对后世书籍的书写和印刷方式的影响外，我们今天仍可以从很多地方找到它的痕迹，比如汉字“册”“典”的字形，图书“编”“卷”等计量单位，成语“学富五车”“连篇累牍”“汗牛充栋”“罄竹难书”等，都与简策制度有关。当然，简策制度的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比如笨重、容纳的字数有限、阅读不便等，因此当适于书写的纸张发明后，简牍最终被纸卷所取代。

（二）卷轴制度

卷轴制度源于简策制度。最初的纸书都是卷轴装。从魏晋南北朝至隋唐五代，纸书皆用卷轴。直到北宋，也仍有用卷轴装的。所谓卷轴装，就是把抄了书的纸粘连起来，形成长卷，在其末端装上一根用木或竹做成的轴，收藏时用轴由尾端向前卷成一束，称为一卷。因此，卷轴装的纸本书又称为卷子。

轴的两端可以涂漆，考究的则镶嵌珊瑚、玳瑁、琉璃、象牙等材料。卷子的开头部分露在外面容易磨损，一般在前面接一段丝织品以为保护，这段丝织品叫“褾”。褾上可以系一根带子，用于捆扎卷子。因此一个完整的卷子包括：轴、卷、褾、带四个部分。

卷轴装的纸书显然模仿了简策和帛书的装式。帛书所采用的就是这种卷轴形式，而简策也有卷起来存放的。卷子都画有竖格，称“边准”，上下有横栏，称“边栏”，近似一根根竹简的形制。由此可见，卷轴装确有简策和帛书的遗意。

卷子的高度约一尺左右，长短则未有定制。一般依内容需要而定。一般卷子都是单层的纸，贵重的也有装背的，即在书写纸的背面裱托一层衬纸。卷子摆在架子上不易寻检，一般要在卷轴的一端悬挂标签，称为“签”，标签一般用牙质做的，故名“牙签”。为了对不同内容的图书分类，则可以用不同颜色的牙签来区分。比如韩愈《送诸葛觉往隋州读书》诗云：“邺侯家多书，插架三万轴。一一悬牙签，新若手未触。”唐玄宗时的集贤院藏书，据《旧唐书·经籍志》载：“经库皆钿白牙轴，黄缥带，红牙签；史书库钿青牙轴，缥带，绿牙签；子库皆彫紫檀轴，紫带，碧牙签；集库皆绿牙轴，朱带，白牙签。以为分别。”

一部书往往有许多卷，为了不和其他书相混，也为了保护卷子和便于携带，人们便用丝织品做成一个个袋子来装同一部书的卷子，这种装书的袋子叫做“帙”，也叫“书衣”。通常情况下，一帙为十卷。如果一部书不足十卷，自然也可束为一卷。由于卷帙关系密切，后人也常常以卷帙代指书籍。

卷轴装有一个明显的缺点，那就是必须全部展开，才能阅读。为了克服阅读和翻检的不便，人们开始探索新的书籍装帧形式。旋风装就是对传统卷轴装的一种改进。所谓旋风装，就是将裁成一定大小的纸两面书写，或将两张纸裱成一页两面书写，然后将写好的书页的一端依次粘贴在一张卷纸上，装上卷轴，就成为一本旋风装的书籍。与卷轴装不同的是，旋风装的卷轴不是装在该卷的末尾，而是装在该卷的开头。因旋风装的书打开后似一片片独立地粘连在卷纸上的叶子，故又称“叶子”。

旋风装将书叶鳞次相错地粘裱于卷底上，看似龙鳞，故又叫“龙鳞装”。这种装式虽然外表上看似卷轴装，但因书页两面书写，只有一空条粘裱在卷底上，这样不仅缩短了卷子的长度，而且增大了卷子的容量，且便于翻检，确有优于卷轴装的地方。但它毕竟保留了卷轴装的形式，还是不能完全克服卷轴舒卷之难，且旋风装的散页在卷屈后很难平复地展开，会卷起来，反而增加了阅读的难度，所以这种形式后来并没有被普遍采用。

（三）册页制度

唐代发明雕版印刷之时，书籍形制渐由卷轴向册页过渡。为了进一步改进卷轴装不便阅读的缺陷，人们又发明了经折装。所谓经折装，就是把卷轴改成折叠式，书纸仍然是由多张纸粘连起来的长幅，但不用卷轴，而是将卷子向左向右一反一正地反复折叠成长方形的折子，再在前后分别加上两块硬纸板作为保护书籍的封面和封底，封面通常是厚纸，或者裱上一层布帛或彩纸，起到装饰的效果。它类似于梵夹装，只不过梵夹装硬板里夹的是散页，经折装的硬板里夹的是连成长幅的折页。由此可见，经折装是吸收了卷轴装、旋风装、梵夹装的经验而创造出来的一种新的书籍装帧形式。

唐代后期虽然出现了经折装、旋风装，不过有的书籍还是采用卷轴装。所以早期的雕版印刷书籍，不像后世那样单独成页，而是用比后代书版长而窄的长条形木版来刻字印刷，再把印好的印张粘连起来，卷成卷子或折叠成经折装、旋风装。大约从五代时期开始，人们便开始采用散页装订的形式了，首先是蝴蝶装，后来改用包背装，最后是线装。蝴蝶装出现以后的散页装订书籍，彻底改变了沿续一千多年的卷子式样，是我国书籍制度上的又一次革命。其方法经不断的改进、革新，一直沿用到今天。

蝴蝶装是由经折装演变而来的。经折装虽比卷轴装、旋风装等便于诵读，但也有它自身的缺点，那就是折口容易断裂，断裂后的经折装与梵夹装一样，书本也成了散页，容易散乱和丢失。这样为了进一步改进经折装，蝴蝶装就应运而生了。所谓蝴蝶装，清人叶德辉有一个很简明的定义。他在《书林清话》里说：“蝴蝶装者，不用线订，但以糊粘书背，夹以坚硬护面。以版心向内，单口向外，揭之若蝴蝶翼然。”今人杜泽逊解释说：“所谓蝴蝶装，是以版心中线为准，版面向里对折，然后再一叶一叶重叠在一起，在折线处对齐，用糨糊粘在一起，另外三边切起，再用硬纸连背裹住作封面。看上去很像现在的精装书。不同的是没有锁线，每页只有一面有字。打开书，可以看到一整页，以版心为中轴，两边各半页，颇似乎展翅蝴蝶，故称蝴蝶装。”

蝴蝶装在唐末五代时期已经出现了。敦煌出土的《汉将王陵变》就是蝴蝶装。在宋元时期，蝴蝶装成为书籍的主要装帧形式，流传后世的宋、元旧本也多是蝴蝶装。即使到了明清时期，蝴蝶装也仍在采用。如明洪武时期刻印的《元史》、永乐时期刻印的《四史外戚传》、清顺治时期内府刻印的《资政要览》等，都是采用的蝴蝶装。蝴蝶装由于用硬纸作封面，故放在书架上是竖立排架，书口（散着的一方）向下，书背（粘连的一方）向上，书根向外。为了便于寻检方便，因此常常把书名及卷次写在书根上，从书背到书口成一直行。

蝴蝶装虽然在保护图书方面有它的优点，如版心向内，单边向外，便于保护书心等，但在阅读时却带来不便。由于书页都是单层，纸质较薄，印刷面容易粘连，在阅读时往往都见纸背，而且每读一页，必须连翻两页才能继续读下去，常常使人生厌，于是元代便有人改为将书页有字的两面向外对折起来，使书页两边的余幅向着书背，后背用书皮包裹，使版心向外，这是与蝴蝶装完全相反的一种新的装订方法，叫包背装，因其前后书衣用一张整纸，将书背包裹起来而得名。

包背装在元代很盛行，北京图书馆藏有元刊元装的《汉书》和《文献通考》。明清还有包背装这种形式。如著名的两大部写本书《永乐大典》和《四库全书》原装也是包背装。由于包背装版心变作书口，而书口一般都刻有书名、卷次、刻工等，插架时如果直立容易磨损书口，故不宜竖立排架，而改为平放，于是封面也就不必用硬版而改为软质的了。这样，包背装在整体上就类似于今天的平装书了。

线装一般认为起源于北宋末年或南宋初年，通行于明代中叶，而风行于清代。所谓线装，其实是对包背装的一种改进。其基本方法和包背装一样，所不同的是，包背装用整纸裹背，而线装只在前后各加一张护页，连同正文用线装订在一起，不包书背。一般线装书打四孔，称为“四针眼线”；开本较大的在上下角各打一眼，就成为“六眼眼线”；少数书也有八眼的，主要视书本大小及书背宽狭而定。少数珍贵的书，还有用绫绢包角的，主要是为了美观。线装之后，由于受到西方印刷及图书装帧技术的影响，开始流行新式装帧，今天在书店所见的各种书籍基本上都是用的新式装帧。新式装帧因版式、装订、装潢、版面大小的不同，又可分为竖排本、横排本，钉装本、线缝本、胶粘本，平装本、精装本、异型本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