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在当代社会中，组织是一种最为实在的社会结构单位，也是当代社会中个人与社会连接最为实在的实体。社会中的人们只有成为组织成员才能获得相应社会需求的满足，诸如社会利益的满足、社会身份的确认、社会价值的实现等等。而在有着几十年“单位制”传统的中国城市社会中，各种类型和性质的“单位”组织曾是中国城市社会结构的基本构成组分。

中国的“单位制”一般被认为是新中国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时为了更集中而有效地使用有限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建设资源在20世纪50年代形成的。当时，新生的国家面临着内外多方面的挑战：首先是经济的，其次是政治的，另外还有社会与文化的等等。共产党通过建立起具有强有力资源动员与配置能力的中央集权政治体制以及相应的经济体制，并在此基础上最终建成了同时具有社会与文化整合功能的全能型社会体制“单位体制”。这种具有典型中央集权特征的社会体制在共和国创建初期曾经发挥过不可否认的积极作用，但其随着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进行和深入逐渐出现了适应性不足的问题。“尽管制度有促进稳定与秩序的功能，但是制度本身也会经历变迁。”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的诸多方面渐渐出现了单位体制外的“非单位组织”；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的“单位制”改革开始起步，最先是国有企业单位的改革，然后是国有事业单位的改革，最近关于政府机关单位的改革也开始在部分省市试点展开。

从1992年党中央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开始，中国的市场化改革经历了20年的历程。时至今日，市场经济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但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是国家确立了改革目标后在既往的计划经济体制基础上“摸着石头过河”，通过渐进改革的方式促成的。因此，既往的单位制度无时无刻不在对新的制度创新起着影响作用。由于曾经成为新中国的一种基本社会制度，“单位制度”的改革实际上也就成了一种社会层面的重要制度变迁，其变迁必然影响到社会的方方面面，最终导致社会的全面变革。因此，深入研究与“单位制度”相关的现象及其变革对于促进中国的社会发展有着重要的积极的作用。

这些年关于“单位制度”的研究，是基于对中国社会主义国家再分配体制下的制度结构，主要是社会结构以及组织结构的研究。其着眼于对单位组织的特征、内部关系结构和行为以及作为一种特殊社会组织形式进行分析。关于单位组织研究的观点主要有两种，一种的基本逻辑认为“单位制”是计划体制的产物，而由于计划体制是以计划经济为基础，在此基础上达到政治控制以及文化整合的社会组织模式体制，中国要走现代化之路，必须在社会组织模式上与世界接轨，这就要抛弃单位制，而且事实上单位制已经开始解体，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已经把原有的国有企业组织变成了新型的现代企业。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中国的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推动了国有企业组织的改革，当前的国有企业组织作为一种单位制的衍生物经过自我更新，已经发展成了“后单位制”的形态。

实际上，如果从社会组织方式的角度看中国国有企业的改革，它并非是一种简单运用市场化的方式对国有企业的改革，而是一种对社会组织方式的实验性改革，其只是国家社会组织方式改革的前奏。用新制度主义的观点来看，中国的改革其实是在寻求一种制度合法性的道路。这种制度合法性的形成，一方面是由中国的社会主义根本制度所规定的，另一方面也在于这是一个需要不断通过探索去扩散在“摸着石头过河”基础上进行的制度变迁过程。中国组织的制度环境从改革开放前以“单位制”为特点的计划经济体制，到改革开放后的计划与市场两种经济体制并存，再到现在的市场经济体制为主的状况在不断地实践着制度创新。

“组织是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社会结构的基本要素。社会和制度的变革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在社会的组织层面上体现出来。”可以说，现代国家就是一种组织化的社会，而中国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作为一种政府的组织化资源配置方式，已经在诸多方面影响了当代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从中国人的现实存在来讲，国家或者说政府配置社会资源的方式已经是一种社会生活的既成组织方式，是一种公共行政的既成制度及制度化的社会事实；市场机制的社会资源配置方式仅仅是把政府的干预限制在一个适当的范围而已。

我本人从1997年开始进入中国的国有企业单位进行研究活动。当时我在企业调查中发现，尽管国有企业的改革已经开始了几年，但无论是企业的高层还是低层员工都怨言多多。经过深入访谈后我得到的回答是，改革并没有给企业中的大多数人带来真正有价值的利益，还使得企业中出现了人心涣散的问题。经过分析，我觉得问题的关键其实是改革的出发点和利益获取之间缺乏应有的联系，根本的原因就是改革者在设计改革目标时未把广大员工的组织认同考虑进去。基于这样的认识，从21世纪开始，我的研究对象、主题和内容变得更为集中和具体，基本上集中在“单位”或“非单位”组织问题上。说得更明确一些，最近这十多年，我分别承担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研究项目、教育部社会科学规划基金资助研究项目、云南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资助重点研究项目，以及其他一些科研项目，这些研究项目的成果中有一部分主要就是以组织认同及其相关问题作为研究内容的。

组织认同，一般是指组织成员在心理与行为方面对组织所表现出来的一致性倾向。就组织内部而言，组织成员关于组织的认同情况如何，对他们在组织中的其他组织心理与行为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因而对组织的生存与发展是非常重要的。只有成员具有强烈的组织认同，一个组织才有较强的内部凝聚力和活力，才能够在内部形成一种共同面对外部竞争环境的竞争力和克服危机的应激力，而这依赖于组织对其成员组织认同的多方面和多层次的培育。就组织的外部而论，作为组织成员个体的资源控制与获取特点是影响员工组织认同的重要因素。组织成员的组织认同受制于多方面外部因素的影响，而其中资源配置与经济运行调节方式的产权关系是重要的制度性因素。它决定着资源的归属与配置方式，从而制约着组织与个体成员间的利益关系和利益结构。一般说来，社会经济体制制约并影响着组织内部的资源配置和调节方式，从而形成了不同体制下组织认同的差异。因为体制决定着劳动过程中组织与员工关系、利益的结构，决定着员工的心理和行为，也形成了组织认同的基本性质和特征。

任何认同，都有相应的认同目标，因为认同者具有自己的主动性，而此就会涉及目的、方式、相互关系以及方位等等。在计划经济体制时代，“单位”的所有资源都是国家通过再分配方式给予的，因此单位与成员的交换实际上是国家与成员的交换。社会成员个体欲获得所需资源，唯有通过“单位”才有可能。这使得中国改革开放以前“单位人”的组织认同从根本上讲是国家认同。市场化改革后，一方面是非“单位”的体制外组织得到大量发展，使得社会个体成员的资源获取途径出现了多元化；另一方面是既往制度因素影响深度和市场化改革力度等制度环境的差别，导致“单位制”的改革存在不同地区的差异性。

收集在这本书中的论文都发表于相关的学术期刊，主要分为四类：一是对西方学者关于组织认同文献的梳理与评介，以及基于对既有文献分析和对现实研究基础上形成的关于组织认同的理论探索；二是立足于中国国有单位组织现实考察的组织认同理论建构的方法探讨和相应的模型验证；三是对中国国有企业、国有事业单位和政府机构的组织认同的实证分析结果及其相应的讨论和对策研究；四是从宏观社会制度层面进一步探讨组织认同在中国社会制度变迁中的变化与发展，以及在未来中国社会中的变化趋势。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当我闯关东从关内到东北的沈阳工作后，除了较为明显地感受到由于纬度之差带来的气候差别和经度所致的时差不一外，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这些年人们常说的“老工业基地社会”中人们的社会心理特征与行为方式，而老工业基地社会之所以是老工业基地社会恰恰是由于它在新中国的历史上有最悠久的“单位制”历史。东北是共产党领导新中国最早的城市社会，“单位制”就是为适应当时的社会控制与管理需要而形成的。应该说，这正是东北不同于内地之所在，“单位制”作为一种国家对社会资源配置的方式衍变为社会组织方式甚至是社会生活方式在这里得到了最极致的延伸和展现。我在东北的研究发现，既往制度的影响是深远的，这种影响不仅有人们常说的消极方面也有积极方面，我基于组织认同的视角探讨制度层面问题的系列论文正是在这种文化制度层面上的感受和认识基础上形成的。而从我的调查中也可以发现，在老工业基地社会中经历了改革的竞争性国有企业这种“体制内组织”还是有其存在的合理性的。

感谢《江海学刊》《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江苏行政学院学报》《云南行政学院学报》《社会》《社会科学》《思想战线》《天赋新论》《统计与决策》《学术季刊》《中国行政管理》《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企业管理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社会学》等期刊的厚爱，使我这些年在关于组织认同方面的一些思考能够以期刊论文的形式展现出来。这些探讨从我个人的研究历程讲，是一个由浅入深的学习过程，也是一个不断深化的探讨过程。今天在这里把自己这些年关于组织认同的研究思考汇集展现，目的其实是想通过它与对这个在当代有重要研究价值的议题感兴趣的朋友们一起交流和探讨，以促进这方面研究的进一步深入。阈于自己的视野和知识，文中所述难免以偏概全，甚至可能有谬误存在，但只有抛砖才能引玉，敬请各位大家指正！

王彦斌

2012年4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