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增长极:崛起的长江中游城市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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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参与第四极竞争的区域

1.2.1 东北经济区

东北经济区即通常所说的东北地区,包括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及内蒙古自治区东部的兴安盟、呼伦贝尔市、锡林郭勒盟、赤峰市、通辽市,土地面积145万平方公里,总人口1.2亿人。改革开放以前,东北地区是我国最重要的工业基地。但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中,经济发展速度明显滞后,与沿海发达地区的差距不断扩大。为此,党的十六大首次提出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振兴方略,同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若干意见》, “振兴东北”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决策。中央先后给予该地区包括国企改制、厂办大集体脱钩、社保试点、资源枯竭型城市转型等一系列政策,东北地区开始遏制多年来经济一直下滑的势头。此后,一些学者开始提出东北老工业基地或沈阳经济区要当“第四极”。

2004年,徐勇、贺雪峰、邓大才发表文章认为,党中央提出振兴东北,就是要构建中国经济第四增长极,并分析其出于三个方面考虑:首先是对西部大开发的反思。西部地区先天不足、地广人稀、环境恶劣,国家庞大的投资难以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西部地区今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处于打基础的阶段,暂时还难以成为带动经济起飞的一个独立增长极。意图通过东西联动,带动中部发展的战略预期难以实现。其次是对京津唐及渤海三角地区辐射带动能力不足的反思。最后是为东北地区严峻的形势所迫。东北地区是中国的老工业基地,问题比较多,矛盾非常尖锐,解决东北问题刻不容缓。基于上述考虑,中央第四代领导集体审时度势,提出了振兴东北,构建中国第四增长极的发展战略。徐勇、贺雪峰、邓大才:《中国第五增长极——中国区域统筹发展的战略思考》,《湖北日报》2004年2月19日。

2005年,王鑫罡在《振兴东北,再造中国经济第四增长极》中提到: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战略,目标是把东北建成中国乃至世界的装备制造、重化工业和原料工业基地,东北将成为继“珠三角”、“长三角”、“京三角”之后中国内地经济增长的第四极,并将开创一个“新东北时代”。王鑫罡:《振兴东北,再造中国经济第四增长极》,《工业技术经济》2005年9期。

2007年8月,国务院正式批复《东北地区振兴规划》之后,“争做中国第四增长极”在东北呼声更高。周剑初在《中国经济“第四极”崛起令人期待》认为:“国务院这一批复,既为东北地区的振兴指明了新方向,带来了新动力,也使国人对东北地区能否继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之后而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第四极’充满了新的期待。”周剑初:《中国经济“第四极”崛起令人期待》,《金融时报》2007年8月10日。

2009年7月,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了《辽宁沿海经济带发展规划》,辽宁沿海经济带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是中央支持辽宁及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的重大举措。同年8月,国家批准了《长吉图规划纲要》,标志着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2010年4月,国家发改委正式批复沈阳经济区为国家新型工业化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沈阳经济区是中国东北规模最大的核心经济区,也是东北竞争第四极最大的资本。

但是,东北地区竞争第四极也存在明显的弱点。一是面积占到全国的15.1%,经济密度太低,地均GDP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与“增长极”概念不相符合。二是产业结构雷同,计划经济下的行政区划意识比较强,跨行政区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的机制尚未形成,一些影响长远发展和振兴进程的深层次问题还没有根本解决。尤其是东北还没有一个地跨省域的城市群整体,目前最大的辽中南城市群在地缘上更多地隶属于国家规划的环渤海经济圈,不能算作单独的一极,其对全局的影响和辐射能力不占优势。

1.2.2 成渝经济区及“西三角”

成渝经济区位于长江上游,包括重庆市31个区县和四川省15个市,区域面积20.6万平方公里,总人口9000多万人。GDP总量占西部地区的近三成,是西部经济总量最大、经济水平最高的区域。

早在2005年,韩清华、聂惠星就在《成渝经济带冲刺中国经济第四极》一文中谈到:“在民间看来,成都、重庆两城长期以来存在纷争,但绝大部分官员和学者的看法却是:成渝两地实际上极具互补性。成渝经济带是被经济学家看好的中国经济增长第四极,是继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经济带之后的又一个热点。”韩清华、聂惠星:《成渝经济带冲刺中国经济第四极》,《中国经济时报》2005年11月9日。

2006年10月26日,首届泛成渝经济圈商会合作峰会在四川遂宁召开,上百名与会者纷纷建言,为泛成渝经济圈如何成长为中国经济的第四根支柱,如何打破壁垒建立统一市场,以及双方合作将以什么样的机制来保障不至于陷入“雷声大雨点小”的旧状进行出谋划策。

2007年1月23日,国务院批复《西部大开发“十一五”规划》,明确“重点发展成渝经济区”。同年4月,四川省、重庆市政府签署《关于推进川渝合作共建成渝经济区的协议》,提出打造中国经济增长第四极的目标。该协议是有关成渝经济区建设最重要的标志性文件,也是最具指导性和现实性的双边合作协议。协议签署后,成渝经济区成为第四极的呼声不绝于耳。张国圣、余长安:《渝川合作共建经济增长“第四极”》,《光明日报》2007年4月3日。成渝经济区的最早倡导者、重庆工商大学副校长廖元和认为:“重庆众多区县表现出来的‘冲动’给了我们一个信号——成渝合作,打造中国经济‘第四极’已不再只是学者们笔下描绘的一幅蓝图,而是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何旭、高海:《打造“第四极”成渝应联手突破》,《重庆日报》2007年2月7日。同年6月,国务院同意批准设立重庆、成都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这为成渝城市群争创第四极增添了重要砝码。

2008年5月12日汶川大地震发生后,李星辰写道:“重庆,这个距离四川最近的直辖市,同时也是四川曾经的最大经济竞争者,震灾之后,迅速地投入到协助四川抗震抢险的工作中。灾后重建给重庆和四川的众多上市公司带来了大涨的行情,也使成渝两地紧密合作,成为中国西南部未来经济第四极迅速发展的新契机。”李星辰:《成渝携手灾后重建为经济发展第四极提速》,《华夏时报》2008年5月24日。

2008年12月,汪倩雯、张明举发表文章对成渝经济区进行了综合分析,认为成渝经济区要充分利用共同的市场、资源品牌和区位优势,提高核心竞争力,不断拓展对外开放的范围和领域,加强与其他区域及国际间的协作,为成为中国第四增长极培育雄厚的基础。他们还认为成渝经济区是西部大开发的重要区域,也是全国统筹城乡发展试验区。成渝经济区位于中国的中心地带,北接陕甘、南连云贵、西通西藏、东邻湘鄂,处于东西结合、南北交汇的中间地带,经济较四周发达,具有较强的辐射和吸引力。其区位优势、资源优势、产业优势、发展活力优势都很明显。汪倩雯、张明举:《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第四极—成渝经济区分析》,《理论前沿》2008年第12期。

2009年国家发改委着手组织编制《成渝经济区区域规划》, 2011年3月经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成渝经济区区域规划》给成渝经济区的战略定位是:建成西部地区重要的经济中心、全国重要的现代产业基地、深化内陆开放的试验区、统筹城乡发展的示范区和长江上游生态安全的保障区。

2009年3月9日,全国“两会”上重庆代表团提出建设“西三角经济圈”,曾一度引起广泛关注。其核心内容是,重庆经济圈、成都经济圈与以西安为中心的关中城市群联合,大西南与大西北联手,共同打造中国第四增长极。其实“西三角”概念早在2003年就提出来了,只不过内涵不一样。2003年8月底,在重庆发展论坛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与区域研究部部长李善同首次提出“西三角经济区”,但指的是成都、重庆和宜昌。马凌:《成渝双城记:谁是西三角经济区龙头老大?》,《南方周末》2003年12月18日。此概念一经提出,成渝便都盯上“西三角”的“龙头”交椅。同年9月,重庆市更是出台“西三角”规划,宣称要做“西三角”的中心。但是,成都、重庆和宜昌“西三角”并没有在全国唱响;同样,后起的成都、重庆、西安“西三角”也很难实现。因为西安向南发展被秦岭阻隔,并且与成渝相距太远,如与重庆相隔777公里。特别是2009年6月25日“关中—天水经济区”获批,使西安向西拓展成为现实,带动甘肃发展成为西安的“国家责任”。最近一两年,“西三角”的呼声渐归平息。实际上,内涵的不确定,本身就说明“西三角”的条件尚不成熟。

虽然打造“西三角”的道路不平坦,但即使不拉上宜昌或西安,成渝经济区实力本身就已经比较强大,仍然是第四极最有力的竞争者。

1.2.3 海峡西岸经济区及海峡经济区

海峡西岸经济区,是以福建为主体,正对台湾,邻近港澳,范围涵盖浙江南部、广东北部和江西东部部分地区,与珠三角、长三角两个经济区衔接,依托福州、厦门、泉州、温州、汕头五大城市所形成的经济综合体。总人口约为8000万人,陆域面积约27万平方公里。

2004年初,中共福建省委提出海峡西岸经济区发展战略。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支持海峡西岸和其他台商投资相对集中地区的经济发展”,首次确立了海峡西岸经济区的战略地位。2009年5月,国务院原则通过的《关于支持福建省加快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的若干意见》提出,力争经过10年的努力,把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成为科学发展之区、改革开放之区、文明祥和之区、生态优美之区。其中,到2012年,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接近和达到东部地区的平均水平。到2017年,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将比2000年翻两番。在这个基础上,到2020年,地区生产总值将接近或者是达到4万亿元。

2010年6月两岸两会领导人签订《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 8月17日台湾立法机构通过框架协议。该协议签署以后,闽台经贸交流合作进一步拓展和深化,台湾机械、电子、食品等企业纷纷登陆海西。第四波台商企业正加速向海西转移,而区内的福州(平潭)综合实验区可称为ECFA的试点突破区。

2011年3月,朱菲娜发表文章分析了海西经济区打造第四极的可能性,并引用李闽榕的观点,认为“海西区建设的重点是,用好、用活、用足中央赋予的对台先行先试政策,着力在七个方面推动福建对台先行先试”。朱菲娜:《海西经济区:中国经济第四极的有力竞争者》,《中国经济时报》2011年3月4日。

在海西经济区的基础上,2006年福建省发改委经济研究所所长叶飞文提出“海峡经济区”构想,这一区域是以海峡东岸中国台湾、西岸福建为主体,范围涵盖台湾海峡两岸区域,包括中国台湾、福建,浙江的温州、丽水、衢州,江西的赣州、抚州、鹰潭、上饶,以及广东的汕头、潮州、梅州、揭阳等地区。2009年3月全国“两会”期间,民革中央正式建议构建“海峡经济区”,促进两岸共同繁荣。

笔者认为,海峡经济区算上中国台湾从经济总量上来说,它至少是“第三极”,而不是“第四极”的问题;但是,由于涉及两岸,“第四极”的概念得到认可都有很大难度,更不用说进入操作层面了。而海西经济区单独作“第四极”的可能性不大,因为其范围与长三角、珠三角部分重合,并且其实力与全国第四的位次差得太远。另外,在东部沿海已有的全国两大增长极之间再布置一个全国性增长极,既缺乏条件,也无助于全国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1.2.4 长株潭城市群及“湘三角”

长株潭是我国最早自觉开展城市群建设的区域。长株潭城市群包括长沙、株洲、湘潭三市,面积2.8万平方公里,占湖南省面积的13.2%。总人口1300多万人。

2004年10月14日,第三次长株潭一体化会议在株洲召开。会议目的是希望以长株潭为点,整合三市各种优势凝聚成湖南经济发展的轴心城市,拉动郴州、衡阳、岳阳的线性经济。从而,由点到线带动湖南经济发展,并形成中国第四个经济圈。时任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伯华提出要求:“长株潭经济一体化要力争到‘十一五’末(即2010年)经济总量超过武汉,成为中部地区最具竞争力和发展强力的区域增长极之一。”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高级城市规划师许顺才认为:“由于区域位置上的接近,经济腹地的重叠,长株潭要想成为本地区新的经济中心与武汉的竞争是不可避免的,关键在于竞争方式的选择。”“对于长株潭来说,武汉并不是不可逾越的高山,只要认清自己在整个区域中的位置,合理定位,发挥特色优势,完全可以在某些方面取得比武汉更大的成就。”刘勇、谢东阳、张夫倪:《长株潭冲刺“第四经济圈”》,《长沙晚报》2004年10月。

长株潭能否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第四极?湖南省政府经济研究信息中心曾在2004年对此作出了大胆预测:到2009年前后,三市GDP占全省GDP的比重达到40%,到2017年,三市GDP占全省GDP的比重达到50%,一体化达到较高水平,早日赶超武汉,成为继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之后在中部率先崛起的另一重要经济圈。

2007年12月,长株潭城市群获批为全国“两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周华平于2008年在《“长株潭”城市群瞄准中国经济增长“第四极”》中提出:长株潭城市群早在25年前就已提出城市群的雏形要念,甚至早于长三角城市群的提出。这个“中国区域经济自觉进行的第一次尝试”,经过多年的努力已取得了电信同城、产业逐步聚集等成效。这个城市群前景被越来越多的人看好,核心增长极的作用进一步显现。获批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之后,长株潭城市群找到了一个长足的发力点。周华平:《“长株潭”城市群瞄准中国经济增长“第四极”》,《魅力中国》2008年第20期。

另外,2003年以来湖南一直有“湘三角”的说法,但内容不统一,范围有大、小两种:一是“小湘三角”,就是长沙、株洲、湘潭三市,可以认为是长株潭城市群的别称;二是“大湘三角”,即以湘江为主线,以长沙为中心,以株洲、湘潭、衡阳、岳阳为次中心,以长株潭为“金三角”,以常德、益阳、永州、郴州为辐射点,把湘南、湘中、湘北的九个地级市都纳入其范围。“大湘三角”与后来出现并纳入省委决策的“3+5”城市群差不多。无论是哪种“湘三角”,都有冲刺第四极的说法。

笔者认为,由于面积太小,长株潭城市群(“小湘三角”)单独做全国性的增长极没有任何可能性;况且,超过武汉并不是衡量第四极的标准,因为武汉本身就不是第四极。现在长株潭GDP加起来已经超过了武汉上千亿元,但并未形成“第四极”;至于“大湘三角”,虽然面积扩大了不少,但经济总量、科技实力、城市规模等方面都与“第四极”的要求相差太远。

1.2.5 北部湾经济区

北部湾经济区地处中国沿海西南端,由广西南宁、北海、钦州、防城港四市所辖行政区域组成,面积4.25万平方公里,总人口1230万人。

20世纪90年代初,中央就把广西定为西南出海大通道。2006年4月,北部湾(广西)经济区规划建设管理委员会成立之时,一些专家、学者预言:北部湾经济区必然发展成为继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经济区之后中国经济发展的第四极。2008年初,国务院批准实施《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发展规划》,将北部湾定位为“重要的国际区域经济合作区”和中国—东盟开放合作的物流基地、商贸基地、加工制造基地、信息交流中心,赋予其开放合作的重要使命。2008年5月,国家批准设立广西钦州保税港区,为东盟货物提供了便捷的国际中转服务,为东盟产品进入中国提供了免税的加工基地,这一系列举措为推进泛北部湾区域合作提供了重要平台。

2008年,李春生、郭燕群撰文指出:“20世纪80年代,深圳特区与‘珠三角’; 20世纪90年代,上海浦东新区与‘长三角’;进入21世纪,天津滨海新区与‘渤海湾’。如今,在我国1.8万公里长的海岸线上,‘广西北部湾’又支撑起了我国区域经济‘第四极’的梦想。”李春生、郭燕群:《“广西北部湾”支撑起我国区域经济“第四极”梦想》,《中国民族报》2008年3月4日。同年,国家行政学院副院长韩康教授主持关于北部湾经济区开发战略的研究课题,并将该课题成果以《北部湾新区:中国经济增长第四极》为书名在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他们认为北部湾新区处在中国外交政策、地缘政治、经济突破的战略中枢,成为中国全球化背景下能源和经济安全战略的一个重要试水区。在此重要背景下,北部湾新区完全有可能成为能源重化工基地和产业蛙跳的翘板,成为联动西南经济起飞的枢纽,成为文化精进和社会综合发展的示范区。北部湾新区的发展,很有可能成为推动中国经济新增长的第四极。李江涛:《北部湾新区:中国经济第四极战略构想》,《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8年第2期。中国科学院地理所资源应用研究中心主任王旭认为:“北部湾经济区的全面开放开发,将使我国弧形沿海经济链更加完善。我国正着力构建沿海地区‘两角’(珠三角、长三角)、‘两湾’(渤海湾、北部湾)和‘两岸’(海峡两岸)全面开放开发的新格局。北部湾经济区是我国西部唯一沿海的地区,有条件成为带动、支撑西部大开发的战略高地,因此在全国区域经济战略布局中的地位日显重要。”杨健:《北部湾:风生水起“第四极”》,《解放日报》2008年12月3日。

2010年,周英虎认为:“客观来说,无论是广西北部湾经济区,还是关中—天水经济区,其经济仍都处于起步阶段,经济实力尚不足以产生较强的区域集聚效应。由此可见,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和关中—天水经济区应正确地看待自身经济实力上的不足,虚心地学习别人的长处,加强与东部地区的联系与合作,努力搞好环境和基础建设,吸纳更多的投资,衍生产业链,才能为达到各自既定的目标扫清障碍,为实现跨越式发展创造条件。”最后他总结到:唯有将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和关中—天水经济区与处于两区之间的成渝经济区结盟,采用西北和西南板块融合的渐进式扩散效应,才有可能和有能力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第四极,从而形成与东部的长三角、北部的环渤海、南部的珠三角东南西北互为犄角且相呼应的西部经济圈。周英虎:《“弱弱联合”旨在“区域融合”——对广西北部湾经济区与关中—天水经济区携手打造我国经济第四极的思考》,《中国经济导报》2010年8月12日。

笔者对周英虎上述观点的前一部分完全赞同,即无论是广西北部湾经济区,还是关中—天水经济区,都不可能单独成为全国性的一极;对后一部分则不敢苟同,因为即使联合起来也当不了“老四”,何况西安与重庆、成都联合建设“西三角”都没有下文,更遑论北部湾与远隔千山万水、根本不搭界的关中—天水经济区“携手打造我国经济第四极”了。

1.2.6 武汉城市圈及长江中游经济区

武汉城市圈,是指以武汉为中心,包括黄石、鄂州、黄冈、孝感、咸宁、仙桃、天门、潜江周边8个城市所组成的城市群,总面积5.78万平方公里,总人口约3000万人。

2003年下半年,武汉城市圈上升为湖北省级战略后,提出要打造成仅次于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三大城市群的中国经济第四极,打造成为中部地区特别是长江中游地区经济发展的核心区。2004年,梁亚莉对此做出了评价:武汉城市圈有这个竞争力,该城市圈所包含的范围是湖北乃至长江中游人口、产业最集中的城市群,它以全省33%的土地,承载了50.4%的人口、60%的经济增量、57%的投资和61.8%的社会商品零售额,是我国中部地区最具潜力和活力的地区。但她同时也认为,要想实现这一目标难度还非常大。其中最难的是如何打破行政界限,在我国目前的体制环境下,行政区划造成的利益分割是影响城市圈经济一体化的根本障碍,一切“诸侯经济”、市场壁垒、重复建设都与之密切相关。陶卫红、周雨、曾立:《放眼沪渝大通道:武汉,打造中国经济第四极》,《重庆日报》2004年2月26日。

2005年,刘勇认为:以武汉为中心,包括周边8个城市的武汉城市圈建设的重大战略决策,应该说顺应了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潮流。武汉在中部的中心,交通最方便,相对于其他省会城市(包括郑州)经济实力也最强,最具潜力成为中国的第四增长极。王玉光、曹莉:《武汉中部崛起的支点》,《中国房地产报》2005年6月23日。

2007年,中国科学院院士叶大年提出:“武汉不仅是湖北的武汉,更重要的是中国的武汉。”他把武汉比喻成中国的“腰部”,中华民族的振兴就犹如一个人要挺直“腰杆”,没有大武汉的重新崛起,中国的腰杆就挺不直。这可谓是对“湖广熟,天下足”在21世纪的新注释。武汉能否成为中国经济的“第三角”,与长三角、珠三角组成中国经济“金三角”,从而成长为中国的“第四极”,承载了太多期待的目光。刘金松:《武汉城市圈:1+8突围成为中国的“第四极”》,《经济视点报》2005年6月24日。

2007年12月10日,武汉市长李宪生在市政府常务会议听取了武汉城市圈成功申报国家级改革试验区的工作汇报后指出:“国家批准以武汉为主导的城市圈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明确了武汉及其城市圈经济作为中国经济增长第四极的地位,标志着武汉的改革开放在新的起点上将迈入新的征程。”杨德威:《武汉城市圈打造中国经济增长第四极》,《长江日报》2007年12月11日。

在湖北,也有学者从一开始就不赞成武汉或武汉城市圈打造“第四极”的提法,而是着眼于长江中游地区建“第四极”,这以秦尊文为代表。

2002年初,秦尊文在《大武汉集团城市发展层次分析》明确提出:不要提武汉或湖北当“第四极”,并认为提了只会贻笑大方。秦尊文:《大武汉集团城市发展层次分析》,《长江论坛》2002年第2期。秦尊文在《湖北,何以打造“第四极”》一文中指出:“武汉城市圈的确立,为湖北打造中国经济增长第四极创造了良好的机遇与条件。但是,要打造中国经济第四增长极,光有武汉还不行,必须像上海和广州一样建立自己广阔的腹地,这就要求建立以武汉为中心的长江中游经济区。而目前湖北省武汉城市圈的建立,湖南省长株潭一体化的提出,江西省昌九工业走廊的兴起,为长江中游经济区的形成提供了战略支撑点,也为打造中国经济第四增长极提供了新的机遇。”秦尊文:《湖北,何以打造“第四极”》,《今日湖北》2003年第1期。

其实,早在1998年温强洲就在《长江战略与中国第四经济增长区的崛起》一文中指出:“根据长江战略目标特征、功能性质、发展态势分析,我们认为随着长江战略的实施完善拓展,重心内移,新增长区将定位于长江中游沿江地区。”文中还提到:“如果说改革开放20年来,我国经历了两次区域发展高潮,形成了沿海三大增长中心区的话,那么,随着沿海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全国经济内移走势的进一步加快,中国第四增长区一定会在华中内地的中游沿江地区形成发展和壮大起来。”温强洲:《长江战略与中国第四经济增长区的崛起》,《学习与实践》199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