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国内外文献研究

为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解决能源短缺和环境保护日益尖锐的矛盾，中国政府已深刻领悟到能源利用效率提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在刚刚过去的“十一五”规划中就明确提出到2010年单位GDP能源消耗降低20%的目标，在已经开始的“十二五”规划中又明确提出到2020年单位GDP能源消耗降低40%～50%的目标，为了这一目标的实现，能源利用效率的深入系统研究是不可或缺的前提和关键。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尤其20世纪70年代世界范围内的两次石油危机后，国际上成立了UNEP、IEA、WEC、CSIS、CERM、CES、USGS和IIPS等许多进行能源与环境方面研究的专门性组织机构，相继正式提出并细化了能源利用效率概念。以Stiglitz（1974）和Kemp（1980）为首的一批专家学者通过建立能源一般均衡模型，设计了能源利用效率最优提高路径；1982年Andrew Warren更把能源利用效率称为“第五类能源”，确立了其重要地位；而能源利用效率的定量化研究和大面积的实施开始于1993年，由ADEME（法国能源环境管理机构）召集欧洲16国相关机构及专家讨论了能源利用效率测度指标体系，并于1997年建立ODYSSEE数据库，其指标体系由六大类16个二级指标构成；而APEEC（亚太能源经济中心）、EIA（美国能源研究所）和IEA（国际能源委员会）等其他地区国际重要机构对能源利用效率测度所采用的指标体系基本相同，即经济效率（能源强度和能源生产效率等，多用于宏观层面）和物理效率（单位建筑能耗和每车能耗等，多用于微观层面）两大类。与此同时，Richard（1999）、Rosen（2002）、Philipple（2006）等专家则利用因素分析法研究了能源利用效率的改进潜力和能效标准的制定；Samuels（1984）、Bhatt（2000）、Caronlyn（2001）、Kennith（2004）、Hanley（2006）和Ardehali（2007）等专家依据成本效益法和净现值法提出并比较分析了各种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的政策措施及实施效果。以上成果对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能源利用效率的提高作出了巨大贡献，但尚极少涉及中国能源利用效率问题。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对节能增效日益关注，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经济发展、资源禀赋和生态环境基础等原因，使得中国能源安全和环境保护状况不容乐观。在此背景下，王庆一（1999～2007）撰文40余篇介绍能源利用效率的概念、计算、意义和国际比较等；周大地（1999, 2005）、朱成章（2000, 2002, 2005）、张雷（2001, 2002, 2004, 2006）、戴彦德和朱跃中（2003）、蒋金荷（2004）、何金祥（2005）、徐国泉（2006）、杜大伟（2007）等专家学者和国家统计局、环保局、国家能源领导小组办公室、国家质检总局计量司等有关机构，主要利用能源强度和单位产值能耗两个指标，从法律、技术、产业结构、能效标识等角度分析能源利用效率的改进潜力、实施效果，并提出下一步的政策建议；史丹（2001, 2006）和李廉水、周建（2006）讨论了能源利用效率的影响因素及作用机制；郭小哲（2006）构建了包含8项指标的双重结构能源利用效率测度指标体系；刘征福（2007）提出了能源利用效率的机制、技术、管理、结构和素质五大类37个指标的评价体系，并按算术平均数综合积分进行计算。以上成果体现了一定的测度理念，为进一步研究中国能源利用效率提供了丰富的基础。

能源利用效率的内涵在于所消耗的能源量对于维持或促进整个经济、社会与环境系统可持续发展的贡献量，通常用能源服务产出量与能源投入量的比值来度量，但是，如何确定或核算能源投入量、服务产出量，不同的应用领域将有不同的方法，由此而产生不同的能源利用效率测度指标。

当前的或历史的能源利用效率水平是一个客观存在，但通常不可能用一个指标完全涵盖能源利用效率的各方面信息（这既有知识水平的原因，也有数据可获得性的原因）。在实践中，为了便于处理问题，通常力图采用一个一维指标来刻画能源利用效率。这个指标尽管不能涵盖所有的能源利用效率信息，但如果能涵盖大部分信息、不会出现较大的有偏性，则是可以接受的。由于不同的情况下，所需涵盖或反映的信息差异，则需采用不同的指标。因此，每种指标都是基于一定的假设条件（例如，同质性和完全替代性假设），都有其优点和局限性。如果这些假设条件远未满足，则可能对能源利用效率的认识或测度造成较大偏差，形成有偏误甚至错误的判断，从而可能造成决策失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