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战争责任的检讨热潮（1945～1956）

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节节胜利，“大日本帝国”政府在美国分别向广岛、长崎投掷原子弹，苏联出兵中国东北及中国战场大反攻的不利形势下，被迫接受了中美英三国发出的《波茨坦公告》，于1945年8月15日宣布战败投降。8月28日，以美军为主的盟军开始进驻日本。随后，盟军逮捕日本战犯、准备东京审判和对日本进行民主化改革。日本统治集团为维护天皇制国体和推卸战争责任，由继任首相东久迩宫稔彦提出了所谓“人人有份”的“一亿总忏悔”论。日本统治集团内部、知识分子和民众对此极为不满，并掀起了讨论战败责任、战争责任的热潮。美国政府亦不赞成“一亿总忏悔”论，提出了追究日本军部领导人的“指导者战争责任观”，并利用新闻报纸、无线广播向日本民众广泛传播。昭和天皇虽不满盟军逮捕曾是其“股肱之臣”的战犯，但还是拜访了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并发表了否定自己“神格”的《人间宣言》，从而获得美国保护并免于起诉。昔日耀武扬威的日本战犯们，在东京审判中几乎异口同声地否认自己的战争责任，甚至美化侵略战争。

日本进步的文学者、知识分子和相对没有战争污点的共产党人，在国内率先追究文学者、军部、政府和天皇的战争责任，同时亦出现了反思本身未能阻止战争或协助战争的责任，甚至个别人也认识到了日本国民的加害责任。这也成为他们参加或开展反对战争、呼吁和平的思想动力。遭受战争伤害和战后经济困苦的日本国民，在“指导者战争责任观”的影响下，普遍出现了“受害”或“被骗”意识，自觉不自觉地忽略了自己协助或参与侵略战争的加害责任。随着冷战开始、中国共产党在大陆的胜利、朝鲜战争的爆发，美国迅速转变对日政策，主持宽大的对日旧金山和会，从法律上结束了对日占领状态。几乎没有接受改造的日本战犯重返政坛，非但不思悔改，反而重提各种“侵略有理”论，妄图否认战争责任。现今看来，战后日本人的各种战争责任论，大都能在战败初期找到其思想根源。

第一节 围绕天皇战争责任的讨论

1945年8月15日，昭和天皇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向盟国承认战败投降。闻听此讯的不少日本国民犹如电击般地惊呆了，一些人长跪于皇居的二重桥前痛哭流涕，多数人默默地接受了他们难以置信的“投降”现实。长期宣扬“神国不灭”“武运长久”的军国主义分子或茫然若失，或推卸战争责任，个别战犯感觉难逃盟国的正义审判而畏罪自杀。当然，因为“反战”而遭受关押的日本共产党干部和进步人士，似乎从日本的战败投降中获得了某种解放般的喜悦。但是，战后初期的经济恐慌却是大多数日本人无法逃避的现实。面对战败的惨况，究竟谁应该对此负责呢？处于日本统治集团顶端的昭和天皇自然成了众人瞩目的焦点。

一 天皇被免除战争责任

其实，昭和天皇早在日军败象初现之时，就曾预计若战败投降将会追究自己的战争责任，甚至危及日本皇室安危，所以迟迟不愿投降，从而导致日本国民遭受持续的、更大规模的战争灾难。在盟军逐渐攻近日本本土的1945年2月14日，近卫文麿上奏天皇道：“从维护国体的立场出发，必须研究尽早结束战争的方法与途径。”昭和天皇因担心美国废除天皇制，竟不顾臣民死活地说：“听梅津和海军说，这次如能把敌人诱至台湾，就能予以打击，我想在那以后再采取外交手段也好。”[17]妄想赌徒拼命，以战求和，以保护自己、皇室和国体。然而，随着中国军民的反攻、苏联出兵中国东北和美国于1945年8月7日、9日分别向广岛、长崎投放原子弹，日本国民和军队因昭和天皇的“赌博行为”再次付出了巨大牺牲。毫无疑问，昭和天皇和军部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日本社会往往从受害角度追究原子弹爆炸的责任，却总是有意无意地忽略昭和天皇的责任。

昭和天皇在战败投降后不仅没有承担战争责任，反而处处掩盖、推卸战争责任，极力避免危及自身安全和“国体”安危。1945年8月15日，昭和天皇“玉音放送”了《终战诏书》。其中，很难发现天皇对侵略战争的反省和忏悔，反而到处充斥着为自己、为侵略战争辩护之词。他公然宣称日本之“所以宣战于英美二国者，实亦出于帝国之自存与东亚之安宁故。至若排他国之主权，侵彼领土等所为本非朕之志也”。[18]将侵略邻国、屠杀千百万人的侵略事实说成并非其本意，甚至胡说这场侵略战争是为日本“自存”和“东亚安宁”的正义之战。其实，近代日本在与欧美列强争夺东亚地区“霸权”时，惯用的伎俩就是以亚洲黄种人的代表自居，打着他们所谓的“亚洲主义”和“人种战争”旗号，大行侵略、掠夺近邻之实。可以说，昭和天皇在《终战诏书》中颠倒黑白、自相矛盾的谬论，既同近代日本历次对外侵略战争的宣传如出一辙，也是战后日本保守派和右翼坚持天皇无罪论和“大东亚战争肯定论”的一个思想源头。

昭和天皇在《终战诏书》中，还大言不惭地说：“交战业已四载，朕之陆海军将士勇武善战，朕之百僚有司励精图治，朕之一亿庶众克己奉公，各尽最善；但战局并未好转，世界之大势亦于我不利；加之，敌新近使用残虐之炸弹频频杀伤无辜；残害所及之甚实不可测。若继续交战，终将招致我民族之灭亡，进而更会破坏人类之文明。果如斯，朕将何以保持朕之亿兆赤子，何以谢慰皇祖皇宗之神灵。此乃朕着帝国政府接受共同宣言之缘故。”[19]这种似乎是“怜悯”日本国民的“菩萨心肠”，实际上是贼喊捉贼、倒打一耙。昭和天皇站在日本是“正义的立场”上，赞扬日军英勇善战，谴责盟军残杀“无辜”，难道真的不觉得“难为情”吗？藐视亚洲邻国的昭和天皇，在《终战诏书》中仅仅提到了1941年12月7日以来日本与英美之间的战争，将遭受日本侵略战争的最大受害国——中国排除在外，更看不到日本对朝鲜、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等亚洲邻国的殖民统治和血腥暴行。昭和天皇的“高论”被战后日本保守派和右翼奉为圭臬，成为所谓“英美同罪史观”“与英美战争史观”的源流之一。由《终战诏书》的内容观之，昭和天皇既未承认自己的战争责任，亦未承认日本国家的战争责任，对战后日本人认识战争责任产生了相当消极的影响。

昭和天皇不仅自己不愿承认侵略战争的性质和承担战争责任，而且不满甚至妄图阻挠盟军逮捕日本战犯。在盟军逮捕日本战犯的过程中，昭和天皇悻悻地对内大臣木户幸一说：“把战争责任者引渡给联合各国，真是苦痛难忍。”[20]1945年9月12日，东久迩首相向天皇报告盟军总司令部拘捕东条英机等39名战犯嫌疑人，以及需要通过相关阁议时，昭和天皇表示强烈不满，称：“敌方所谓的战犯嫌疑人，特别是所谓的责任者，都是曾经尽忠尽诚之人，不忍将他们以天皇的名义予以处理。”[21]昭和天皇认为盟国认定的“战犯嫌疑人”实乃其股肱之臣，要求东久迩首相重新考虑，只是天皇此时尚自身难保，何谈阻止盟军对日本战犯的逮捕。

随着盟军逮捕战犯的进展，昭和天皇在不安中虽也有同意退位的表示，但更急于通过各种方式避免起诉，以保护皇室和维护“国体”。1945年9月27日，天皇亲自拜会麦克阿瑟。当时日本新闻媒体虽报道了这一消息，但没有透露会谈内容。曾作为翻译参加会见的奥村胜藏，在《文艺春秋》1975年11月号上发表了记述会谈经过的《奥村笔记》，但与麦克阿瑟回忆录中的记述内容存有偏差，甚至有的内容截然相反。鉴于当时的会谈记录仍深藏外务省档案库深处，这次会谈的详细内容不得而知。不过，昭和天皇通过这次会谈似乎增进了与麦克阿瑟之间的感情。1946年1月1日，天皇颁布了《关于新日本建设的诏书》，即《人间宣言》，亲自否认了“神格”，同时也间接否认了其战争责任与退位的可能。麦克阿瑟对此表示欢迎，并为昭和天皇摆脱战争责任追究而活动。

此时，昭和天皇亦处心积虑地撇清自己的战争责任。1946年初，昭和天皇找来了5名心腹近臣，对他们“独白”了4天，计8个小时，从“大东亚战争的远因”开始，讲述了皇姑屯事件、伦敦会议、帷幄上奏问题、上海事件、天皇机关说与现人神说、二二六事件、中国事变、诺门坎事件、米内内阁与陆军、三国同盟与松冈洋右、进驻法属越南、日美交涉、1941年9月6日的御前会议、近卫辞职与东条组阁、开战的决定、罗斯福总统的亲电、宣战诏书、东条内阁的内政外交、所谓东条其人、小矶内阁与铃木内阁、与苏联的交涉、围绕《波茨坦宣言》的论争、1945年8月9日和14日的御前会议等有关日本发动、实施和结束亚洲太平洋战争的重大事件，[22]主旨是军部的“独走”导致了战争的爆发，而天皇根据《大日本帝国宪法》的规定，不得不批准内阁会议的开战决定，但在内阁会议无法就战败投降问题作出决断时，昭和天皇独自作出了“圣断”，从而结束了战争。言外之意，昭和天皇非但没有战争责任，反而似乎对结束战争“有功”，这或许才是天皇“独白”的关键所在。1946年3月，日本政府颁布《新宪法草案》。1947年5月3日，新宪法生效。根据新宪法规定，昭和天皇成为战后日本象征天皇制的首位天皇继续在位。1952年5月3日，在皇居前广场内举行的旧金山讲和生效纪念仪式上，天皇在“致辞”中表示追悼“因战乱，战死、殉职或死于非命”的人，强调“回顾过去，省察舆论，深思熟虑，励精图治，忍辱负重……”，明确表示要继续在位。如此，由昭和天皇本人表明战争责任的问题画上了句号。[23]

美国从昭和天皇发布《终战诏书》而使野兽般的日军乖乖束手投降的威力，发现了利用昭和天皇配合美军实施占领政策的实用价值，从而决定免于起诉天皇；对此心领神会的昭和天皇发表《人间宣言》和进行有关亚洲太平洋战争的“独白”，妄图撇清自己的战争责任。内外合力的双重效果，虽使昭和天皇逃脱了东京审判的正义惩罚，但无法逃避日本国内外有关昭和天皇战争责任的检讨和追究。

二 天皇战争责任之检讨

昭和天皇虽闭口不谈或妄图否认自己的战争责任，但终究无法阻止日本各界关于其战争责任的检讨。首先，日本皇族、重臣和保守派政治家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提出了各种有关天皇的战争责任论。如，天皇退位论、天皇适时退位说、天皇负有战争责任论和天皇是战争受害者说等。

1.天皇退位论。早在亚洲太平洋战争后期的1944年6月24日，木户幸一内大臣在与近卫文麿的会谈中，就提出：“促使（天皇）决定中止战争，并为防止（战后）陆海军相互推卸责任，陛下应明确提出自己承担全部责任。”[24]该建议遭到昭和天皇的拒绝。天皇采纳了梅津美治郎和海军方面主战的路线，企图在取得重大胜利的情况下再寻求与盟国和解的途径，认为如此方有保护“国体”而与盟国讨价还价的筹码。然而，随着战局的持续恶化和盟国要求追究天皇战争责任的呼声日高，天皇周围的近臣和一些对天皇、天皇制有深厚感情者，出于维护天皇的人身安全和“国体”，重提天皇退位论。如，身为皇族的东久迩宫在拜会天皇时曾提议天皇退位，天皇以时机不成熟为由拒绝了其建议。[25]木户幸一则具体地提出昭和天皇退位后，高松宫担任摄政，辅佐未成年的皇太子，且最好由东久迩宫担任总理大臣。[26]细川护贞甚至建议：“此际不单是退位，（天皇应）遁入仁和寺或大觉寺，侍奉战死官兵的英灵也不失为一个方法。”[27]近卫文麿也持相同的观点，指出如此一来，即使美国追究天皇的战争责任，也不会要求废除天皇制和皇室，希望天皇能够主动退位。

2.天皇适时退位说。1945年12月3日，身为皇族的梨本宫守正被捕，给日本皇室、重臣造成了很大冲击。面对战后初期日本国内的动荡局势，东久迩首相与近卫、木户、前内务大臣牧野仲显、币原喜重郎、吉田茂外务大臣等人商议天皇的战争责任问题，认为如此动荡局势下的天皇退位反而会危及皇室安全和导致共和制高涨；[28]而且，退位后的天皇成为势单力薄的个体，反而增加了盟军追究天皇战争责任的危险。[29]所以，他们建议在颁布新宪法或签订讲和条约时，天皇宣布退位。这些方法虽是企图使昭和天皇逃避惩罚和维护“国体”的策略，但并非意味着他们不认为天皇负有战争责任。

3.天皇负有战争责任论。即使天皇的亲信、近臣中，也有不少人认为昭和天皇负有战争责任。1945年8月的御前会议上，枢密院议长平沼骐一郎明确地说：“关于这次战败，天皇也是有战争责任的。”[30]战时日本最后一任首相铃木贯太郎在战后不久，对其内阁时期的国务大臣左近司政三说：“陛下是该对战争负责，但在当今日本如此混乱之际，其他人代替天皇恐怕不会振兴日本……我认为不应考虑退位。我决不赞成天皇退位。天皇应在在位时对战争负责。”[31]主张昭和天皇应承担战争责任。1951年10月，在狱中的木户幸一获知《旧金山和约》签订后，向天皇进言：“在与陛下分别之际曾留言，关于这次战败无论如何陛下是有责任的……对皇祖皇宗、对国民，负有责任。”[32]他虽认为昭和天皇负有不可推卸的战争责任，但其负责对象仅仅局限于日本国民和所谓的“皇祖皇宗”。

4.天皇是战争受害者说。总体上说，以保守派为主的日本政界大都认为天皇没有战争责任，甚至认为天皇是遭受军部的“挟持”，也和国民一样是战争的“受害者”。1947年5月3日，《时事新报》的社论，在非难“军阀”的同时，主张“皇室与国民其实是最大的受害者”。[33]芦田均、鸠山一郎等人在国会上提出的战争责任决议案中，要求“匡正辅弼责任的大义，以明征国体”，“复活日本本来的君民一体的民主政治”，[34]认为战争责任在于辅佐大臣而非天皇，主张维护“君民一体”的天皇制。更有甚者，时任司法大臣木村笃太郎宣称：天皇“不用说刑事上的责任，就是民事上也没有责任”。担当大臣金森德次郎亦直接说：“天皇是没有责任的。”[35]根据日本新宪法规定，天皇是日本的“道义性”象征，若“天皇是无责任的”，那么，“天皇是日本国民无责任的象征”这种解释就是成立的。[36]由此可见，日本政府在战败之初就将天皇无罪亦即象征着日本全体国民无罪的意识，潜移默化地转入日本社会之中。

其次，当时多数日本知识分子认为昭和天皇负有战争责任，因而主张天皇退位或废除天皇制。日本上层知识分子中有人出于爱戴天皇而建议其退位，目的是维护天皇安全和巩固天皇制基础，故希望天皇能以退位而主动承担战争责任，给日本国民一个交代。1946年4月29日，即昭和天皇45岁生日当天，贵族院议员、战后首任东京大学校长南原繁在演讲中，认为“天皇基于亲自践行的自由原理，应率先普及国民规范的理想，负有精神、道德方面的至高责任”。然因天皇“在位期间，发生了我国有史以来的完全失败，导致国民陷入悲惨境地，上对列祖列宗，下对国民，敬察陛下会痛感精神、道德方面的责任……”。[37]故根据近代以来每个人都有约束自己行动的自由，且必须对自己行为负责的原则，他建议天皇因负有道义责任而退位，但主张应永远维持失去政治权力的象征天皇制。[38]1948年6月13日，南原繁就天皇的退位问题再次发表谈话，称：“天皇虽无法律、政治责任，但应负道德责任。”[39]进言天皇主动退位，勇于承担道义责任。

当然，上层知识分子中亦有人认为昭和天皇负有主要的战争责任，强烈要求其退位和废除天皇制。东京大学教授、后曾任日本最高法院院长的横田喜三郎，主张“无论从法律上还是实践上，战争的最高责任者天皇，都不应该成为新日本高举民主主义、重新起航的国家象征”。[40]他指出：“虽考虑到天皇本身并非希望战争，但考量实际上的战争准备与开始，都与其有深厚关系，且结果是同意战争开始，终究是无法推卸责任。假使并无主要的责任，也需要承担相当重大的责任。在日本人之中，有人认为假使天皇需要承担责任，那么由于所有的日本人都曾协助过战争，因此所有的日本人都需要负责。但是，关于进不进行战争能够给予最后正式决定的，更准确地说，拥有决定权者只有天皇一人，和不拥有权力者相比，立场完全不同，当然责任也是完全不同的。拥有强大权力者，对于其权力的行使，理所当然必须要负起完全的责任。仅拥有权力，却不负责任，是违反正义的。”[41]强调天皇负有主要的战争责任。原东京大学教授、大阪社会问题研究所所长、战后担任日本广播协会（NHK）会长的高野岩三郎，在日本战败后不久，主张废除天皇制，制定共和制宪法。[42]1948年5月，最高法院院长三渊忠彦与法学家佐佐木惣一也提出了天皇退位论。[43]可以说，在东京审判接近尾声的1948年，日本国内外再次掀起了天皇退位论的热潮。

普通知识分子更主张追究昭和天皇的战争责任，尖锐地批判天皇和天皇制是日本国民无责任的象征。1946年6月，诗人三好达治说：对于“在天皇的名义下服从军令，高呼天皇陛下万岁，战死沙场的忠良臣民”，“陛下负有背信弃义的责任”。要求天皇退位，强调“若不追究陛下的责任，人间就毫无道理了”。[44]希望天皇以身作则，主动承担战争责任。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河合荣治郎，本来担心昭和天皇因这次战争失败而自杀，结果发现天皇在战败后不仅没有自杀，反而主动拜会原“敌军”总司令麦克阿瑟，深感受骗的他从此转向了批判天皇，认为“天皇是日本国民无责任的象征”。[45]原近卫联队的青年将校村上兵卫，批驳所谓天皇是政治家的“傀儡”，故而没有战争责任的说法，指出若天皇是傀儡，那便是“对信赖天皇的背叛”，认为如不明确“最高指导者天皇的责任问题”，就会“给国民带来无法估量的恶劣影响”。[46]他很早就预见到了天皇不承认战争责任，将导致部分国民出现既然天皇无罪，那么自己也就无罪的消极思想。

评论家加藤周一有感于自己的许多同龄朋友无辜地死于战争，遂在1946年发表了《论天皇制》一文，表达了对政治指导者及其追随者的愤怒。他在文中批判天皇制是“剥夺个人自由意志，没有责任观念，道德颓废”的原因，[47]指出若不废除天皇制，很可能导致日本再次走向侵略扩张的道路。1948年5月，政治学家戒能通孝在《君主制的精神构造》一文中，批判天皇制是“肯定无责任的制度”，[48]将会阻碍日本国民反省战争责任和铲除军国主义思想。

战后初期，日本相当多数的知识分子都认为天皇负有不可推卸的战争责任，至少对日本国民负有道义责任，希望天皇主动退位，以承担战争责任；还有不少学者强烈主张废除象征天皇制，但也有学者坚决拥护天皇制。这反映了战后初期日本知识分子群体中关于天皇和天皇制的复杂心态与派别之争。

再次，日本共产党猛烈批判昭和天皇和天皇制。日本共产党在战前因反战和反对天皇制而遭到镇压，在战后重新恢复活动，继续批判天皇制。1946年2月，从狱中获得解放的宫本显治，在共产党机关杂志《前卫》的创刊号上，发表了《关于天皇制批判》一文，称：“专制君主的永久统治是这个民族的耻辱。”[49]同年3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羽仁五郎在演讲中，猛烈地批评天皇制，并举出山城国一揆、堺的自治为例，说明“日本人民有自由独立的自治能力”，认为“天皇制是明治维新以后70年来的东西”，[50]从历史上否认天皇制存在的传统性。9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们刊登了《历史学家怎样看待天皇制？》一文，其中日本近代史研究专家井上清强调“天皇制是明治以后才开始出现的”，[51]是近代日本发动和实施侵略扩张战争的一个重要的制度性因素。战后初期，日本共产党与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日本天皇、天皇制的批判，以及对其战争责任的追究，[52]本身也是日本共产党重登历史舞台，试图建立无产阶级政权的重要活动之一。

最后，部分日本国民也强烈谴责昭和天皇不负责任的行为，甚至向国际检察局写信，告发天皇的战争责任。曾经参加“皇军”的渡边清，认为天皇应在战败后退位或向战死者谢罪，但天皇在1946年元旦发表的《人间宣言》诏书中不仅没有承认自己的责任，反而慨叹国民道义的“低下”，激起了他对天皇的厌恶和仇视。他批判天皇没有资格担任“国民统合的象征”，要求天皇退位、废除皇室，并为天皇退位之后的生活做了这样的设想。即，昭和天皇应剃发遁入空门，为战殁者守墓；这个公墓由国家在某个适当的场所建立战殁者慰灵碑，且最好设立慰灵堂；天皇一家的生活费用从皇室财产中支出，若是困难，就应像寺院住持那样，依靠对天皇寄予善心的人们的布施供给，但无论从哪里支出，都不能从国民税金中支出一分钱；天皇和皇室成员应成为普通国民，穿着普通的衣服，吃相同的食物，住同样的房子，和同样的人们过同样的生活。[53]这种对天皇报复性的惩罚设想，反映了他对遭受天皇和军部“愚弄”“欺骗”而极端不满和愤怒的心情。

部分国民甚至公开投稿或向盟国的国际检察局寄信，要求天皇承担战争责任。1948年6月，一名61岁的大阪某公司职工向报纸投稿，质问“终战当时，陛下为什么没有发出罪己诏书呢？”[54]当时，国际检察局收到的日本国民来信中，虽有很多请求对天皇免罪的信件，但也有不少尖锐地告发天皇的战争责任的信件。[55]这些信件反映了战后初期日本国民对昭和天皇的复杂感情，即：有人爱戴，也有人恨，或许还有不少人对天皇是爱恨交加，可能也有人抱着无所谓的态度冷眼旁观昭和天皇在日本政治舞台上的继续表演。

三 天皇战争责任论之特点

纵观战后初期日本社会各界的天皇战争责任观，具有以下三个特点。

第一，掀起了三次追究天皇战争责任和要求天皇退位的高潮。一次是战败之初的1945年8月至1946年，主要是日本政府与保守派为保护天皇安全和维护“国体”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建议天皇在颁布新宪法或讲和条约生效时退位。另一次是1948年东京审判结束前后至1951年《旧金山和约》签订之际，主要是日本政界和上层知识分子，希望天皇以退位主动承担对列祖列宗和国民的道义责任。还有一次是《旧金山和约》生效到1956年前后，主要是日本普通知识分子、原学生兵、部分国民对遭受天皇“欺骗”的愤怒，要求天皇负责和退位，甚至提出废除皇室和天皇制。

第二，日本国内虽有要求天皇退位和承担战争责任的呼声，但包括保守派和多数国民在内的主流声音还是拥护天皇和天皇制。1948年8月15日，《读卖新闻》刊登了关于天皇的舆论调查。据统计，支持天皇制存在的高达90.3%，支持天皇在位的为68.5%，支持让位给太子的为18.4%，回答退位甚至废除天皇制的仅为4.0%。而且，在退位论者中，主要是知识分子和文化人。1948年9月，据日本舆论调查研究所统计，“与政治、法律、社会问题相关的文化人”中，赞成退位者占50.9%，反对者为42.9%；“与教育、宗教、哲学相关的文化人”中，赞成退位者占49.0%，反对退位者为44.4%。[56]前述两类人中赞成退位者占一半左右，与反对退位者相比具有优势。两个月前的6月，大阪舆论调查研究所在大阪府实行的调查中，支持退位者为26.9%，其中高等专科学校、大学毕业者支持退位的高达49.7%，[57]几占一半，也印证了文化人中要求天皇退位者所占比例之高。当然，即使在要求天皇退位者之中，仍有不少人是拥护天皇制的。如，横田喜三郎、南原繁等人就是其典型代表。

第三，追究天皇的战争责任主要是指昭和天皇对“皇祖皇宗”和日本国民的道义责任，除日本共产党、少数普通知识分子和个别国民外，很少有人将天皇置于发动或指导侵略战争的领导者地位，几乎不提天皇在政治和法律上的战争责任，当然更是少有来自给亚洲邻国民众带来巨大战争灾难的加害视角。

因此，日本各界在昭和天皇的战争责任问题上产生了很大分歧。战后日本右翼随着美国转变对日政策而死灰复燃，顽固坚持天皇无罪，极力维护天皇制国体，成为美国和日本政府用来对抗日本共产党追究天皇战争责任与开展废除天皇制运动的重要工具。保守派和上层知识分子所谓的天皇退位论或适时退位说，更多的是应付战后日本国内外追究天皇战争责任的要求和维持国体的策略。普通知识分子和原学生兵主要强调昭和天皇的“背信弃义”和厌恶其逃避战争责任的行径，认为昭和天皇若不主动承担责任，将会导致日本国民无责任意识的扩散。日本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强调天皇、皇室和天皇制是步入近代的日本的耻辱，是日本发动和实施侵略战争的主要原因，激进地提出应将其彻底废除。虽有部分国民附和前述各种主张，但多数国民还是坚定地爱戴天皇和拥护天皇制。更重要的是，昭和天皇在《终战诏书》《人间宣言》等文件中，不仅没有承认战争责任，反而为日本的侵略战争辩护，成为此后日本政府暧昧或模糊战争责任的重要原因。

第二节 政府的检讨与暧昧

战后初期，日本政府经历了东久迩皇族内阁、亲英美的币原、吉田内阁，还有社会党的片山、芦田内阁，以及在“公职追放”解除后重返政坛的鸠山一郎内阁和曾经主张“小日本主义”的石桥湛山短命内阁。暂且不论他们的政治观点和执政方针如何，在战争责任问题上，每届内阁都不得不面对盟国逮捕、审判战犯和来自国内外追究日本战争责任的呼声，虽得益于冷战的影响，签订了相对宽大的《旧金山和约》，但并未完全解决日本与亚洲邻国之间的战争赔偿及恢复正常邦交关系的问题。故而，日本政府的战争责任观不仅仅是日本国内的问题，还直接牵动着日本与亚洲邻国之间的关系。

一 “一亿总忏悔”论

早在战争结束前夕，日本政府就“恶人先告状”，为否认战争责任埋下伏笔。1945年8月10日，日本政府竟不顾自己对中国及其他盟国实施滥杀无辜的无差别轰炸，貌似“理直气壮”地谴责美军投掷原子弹违反陆战法规和相关规则的“海牙公约”。[58]当时，日本政府通过作为中立国的瑞士政府向美国政府提出如下抗议：“这种新奇的，又是以往任何投掷武器无可比拟的、具有滥杀性、残酷性的炸弹，对人类文明犯下了新的罪行，帝国政府以本政府的名义，并以全人类以及文明的名义谴责美国政府，同时强烈要求美国政府立即放弃使用这种非人道武器。”[59]无视其本身战争犯罪的“倒打一耙”，很难获得国际同情。东京审判结束至今，日本人往往片面强调作为全球唯一原子弹爆炸受害国的悲情意识，很少反思导致这种结果的原因和日本侵略他国的加害责任。从战时到战后，日本人不断谴责苏联违背《日苏中立条约》发动“侵略”日本的战争，却很少想到日本在战时不顾国际条约和信义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同盟国发动的侵略战争和各种偷袭行动，如珍珠港事件。这种恶人先告状的行为和无视加害责任而片面强调受害意识的观念，目的就是推卸战争责任和否定侵略战争的性质。

随着败局临近，深感无法逃脱战犯审判的日本统治集团，抱着“人人有份”和“法不责众”的侥幸心态，提出了官民共同承担战争责任的“一亿总忏悔”论，妄图减轻和推卸自己的战争责任。1945年8月11日，内务省警保局在致警察部长的密码电报中，指出：“关于战争责任者的议论及其他离间军官民的言行，今后会日益激增，为结束国内混乱，要共同特别努力地镇压之。导致这次事态的责任应是‘军官民共同承担’，全部国民应努力收拾，使之结束，以免事态进一步恶化，宗旨就是彻底挽救濒于危殆的皇国前途。”[60]要求警察严厉镇压国内关于战争责任者的讨论，强调为挽救皇国前途，必须由全体国民共同承担战争责任，首开“一亿总忏悔”的滥觞。

1945年8月15日，日本最后一届战时内阁——铃木贯太郎内阁辞职，受昭和天皇之命，东久迩宫稔彦在8月17日组建了战后首届皇族内阁，正式提出了“一亿总忏悔”论。1945年8月28日，即美军先遣部队抵达神奈川厚木机场的当天，东久迩首相在会见记者时，宣称：“事已至此，当然是政府的政策不好，另外，国民道义的颓废也是原因之一。此时此刻我认为，军、官、民等国民全体都必须彻底反省和忏悔，我相信，全体国民的总忏悔是我国再建的第一步，也是国内团结的第一步。”[61]将战败责任归咎于政府政策不好和国民道义的颓废，要求全部军、官、民彻底反省和忏悔。9月5日，东久迩在第88次帝国议会的施政演说中，再次强调“今天我们回顾过去，不是责备谁，追究谁的问题，无论前线后方，无论军、官、民，所有的国民都必须冷静地反省，今天，我们只有进行总忏悔，在神的面前洗净一切邪心，才能把过去当作将来之鉴”，[62]再次阐述了全部日本国民承担战争责任的“一亿总忏悔”论。

“一亿总忏悔”论虽有东久迩内阁为尽快使日本国民从战败的废墟中站起来而发出建设日本“号召”的一面，但其根本目的还是为了摆脱天皇的战争责任，模糊或尽可能降低日本政府和军部发动、实施侵略战争的领导责任。该论要求日本国民与统治者一起分担战争责任，意在造成“法不责众”或“人人都有罪，就等于人人无罪”的局面。东久迩首相在“一亿总忏悔”论中虽强调全部军、官、民的责任和反省，却赞颂天皇出于慈悲而反对战争和结束战争的“圣断”，是“和平主义者”。那么，日本国民全体的忏悔应该向谁忏悔？应该反省什么？恐怕并非我们主观善意的想象——向亚洲太平洋战争中的牺牲者忏悔和反省，而是向天皇忏悔，为战争失败反省吧。所谓全体忏悔，难道还要特攻队员及其他战死者的遗族与罪孽深重的日本军阀、官僚，普通日本国民与烧杀抢掠的日军官兵一样忏悔、一样反省吗？这无疑是在试图缩小或抹杀战时日本统治集团的主要战争责任。

曾为侵略战争付出沉重代价的日本国民，强烈谴责“一亿总忏悔”论，要求战时日本领导人承担战争责任。1945年9月8日，《每日新闻》发表了一个普通职工的疑问：“打架双方都有不是，一般说来可以理解。但是，若对小偷和失主同样对待，就莫名其妙了，至少我接受不了。如今提出的一亿总忏悔就是这类问题……直到下达结束战争的圣断，我一直在奋战。分配不公正，各种事业上的消极和失误，所有机关窗口的不正当现象等，导致战斗力低下的不都是那些官僚吗？而现在那些达官贵人们有哪一个说‘应当反省’、‘应当忏悔’了呢？你们难道不扪心问一问自己：能让那些特攻队与其他战死者的遗属们，让那些在工厂劳作的遗属们同罪恶深重的官僚们一起忏悔，一起反省吗？”[63]反映了国民对“一亿总忏悔”论的不满和愤懑。

有人针对东久迩首相强调日本战败的重要原因在于物资短缺和科技落后而批判道：“日本在物资与科技方面远不及美国，这一点从一开始就是清楚的。假若我们的指导者不知这一事实，则是过于无知、无能；如若知道而带领国民走向战争，则罪该万死……所谓国民总忏悔，就是要全体国民承担战争责任。事实应该如此。然而，国民已经亲身承受着战争带来的流血与灾难也是事实。若说国民对战争负有责任，那就在于过多地允许了武断政治垄断我国的内政外交。”[64]认为国民虽负有默许日本军人和官僚走向战争道路的责任，但归根结底应负主要战争责任者仍是战前和战时日本的领导者。

1945年9月21日，《朝日新闻》针对“一亿总忏悔”发表社论，矛头直指日本的重臣和外交官僚的战争责任。社论称：必须指出高层指导者、官僚，特别是重臣与外交官僚的责任；这些重臣和官僚无力从国际社会中解脱日本所处的困境，甚至没有诚意、热情和勇气，抓住国际社会中屡屡出现的和平救国机会；这一点已是众所周知。由于他们的失误，“结果使一亿国民倍尝今天的痛苦……且作为公职人员，其地位越高，责任就越大，引咎程度自应数倍于众人，此乃不言自明之理，亦为历来臣民之道的铁则，重臣将何以处之？”[65]要求追究身居高位的重臣和官僚的战争责任。

顽固坚持“圣战”立场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和右翼势力，从拒绝一切形式的“忏悔”出发，批判“一亿总忏悔”论，宣扬日本在战争中的“被害”。他们无视侵略战争对亚洲邻国造成的巨大灾难，反而喋喋不休地大讲特讲美军如何无差别地空袭东京、大阪等地，广岛、长崎原子弹爆炸的“反人道性”，战争中日本国民的衣食不足和战后初期的生活艰难等，不仅片面培养日本国民的受害意识，而且妄图以此否定日本侵略战争的性质和借机培植日本社会中否认战争责任的社会基础。

“一亿总忏悔”论虽从“左”“右”两个方面遭受猛烈抨击和强烈抵制，但在日本社会仍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消极影响。如日本文学界追究文学工作者的战争责任时，战争责任的主体往往是全部的日本文学工作者；日本政府就战争责任对外表态时，战争责任的主体往往是全体日本国民。战后日本人虽抵制“人人有份”的“一亿总忏悔”，但在追究或表述战争责任时，往往又陷入“一亿总忏悔”论的窠臼，难以自拔。另外，战时日本国民几乎都参与或协助了侵略战争，虽然应该负责的程度因人而异，但毕竟是全民性的“总体战”，所以，日本国民中也有人从这个意义上表示“理解”“一亿总忏悔”论。因此，“一亿总忏悔”论虽遭到批判且随之销声匿迹，但作为一种潜意识仍是暗流涌动，时不时地影响着战后日本人的战争责任认识。

二 战争责任之检讨

日本投降之初，在日本各界检讨战争责任的热潮中，追究战败责任是一个热点。1945年8月22日，《朝日新闻》在《国民应做些什么》的社论中，首次提及战败的责任问题。翌日，《朝日新闻》再次发表题为《论自己的罪》的社论，认为战败责任在于一亿国民。5日后，东久迩首相提出的“一亿总忏悔”论与之一脉相承。9月5日，在日本战败后首次召开的众议院会议上，芦田均提出了追究《导致大东亚战争不利地终结的原因及其责任》的长篇质问书，认为“官僚统制的失败”，即“官僚自私和腐败导致官民离心”与言论统制“封闭了真正忧国者对政策的批判”，[66]是导致战败的主要原因。陆军少将石原莞尔认为由于“军阀、官僚”，“束缚并抹杀了言论、结社的自由”，导致“在国民潜力还没有发挥出来以前战争就结束了”。[67]亦将战败原因归咎于军阀和官僚的专制统治。妇女活动家市川芳枝认为：“在大东亚战争时期结成的妇人会，由于被置于军人和官僚的指导下，完全封闭了妇女自主的行动”，从而“妨碍了总体力量的发挥”。[68]京都学派的高山岩男亦称：战时统制“堵塞了人民的自主性、创造性，反而成了实行总体战的障碍”。[69]由此可见，战后初期不少日本精英，都认为战时统制和军阀、官僚专制是导致日本战败的重要原因。即使东久迩首相亦承认“国民完全受到束缚是战败的一大原因”，“将来要活跃言论，发展健全之结社”。[70]这种战败责任论，全然不知日本侵略战争终将失败的根本原因，全然不解“多行不义必自毙”的道理，全然不顾战时日本对亚洲邻国民众的加害责任。

基于这样的战败责任认识，东久迩首相在1945年9月27日拜会麦克阿瑟时，提出日本坚持现行各类战争时期的治安维持法，要求“自主审判”日本战犯，遭到盟军总司令的拒绝。10月4日，盟军总司令部颁布了《关于撤销限制政治、民事、宗教自由的备忘录》，即“人权指令”，规定在10月10日前必须释放一切思想犯、政治犯，废除“治安维持法”“思想犯保护法”等16项反动法令。遭受重大冲击的东久迩内阁，被迫于同月9日总辞职。当日，由所谓亲英美的原外务大臣币原喜重郎出面组阁。

币原内阁成立后，鉴于日本国内关于战争责任问题的争论，决定成立官方组织，调查战败的原因和真相。1945年10月30日，币原内阁通过阁议，成立了“大东亚战争调查会”。11月5日，日本政府通过了《关于战争责任的决议》的阁议，[71]作为日本政府对战争责任表态的基本方针。该“决议”指出：“大东亚战争为帝国鉴于周边情势而不得已发生”，天皇陛下坚决主张对英美进行和平交涉，“关于开战的决定，作战计划的实施等，天皇陛下乃遵从宪法所确立之惯例，不能驳回军部大本营或政府决定的事项。”[72]再次肯定日本对外战争的“自卫”性质，传达了天皇是“和平主义者”的声音。1946年2月15日，盟军总司令部颁布《关于国家神道的指令》，明令所有公文中必须取消带有“美化圣战”意味的“大东亚战争”之称谓。据此，“大东亚战争调查会”改称“战争调查会”，其调查活动一直持续到1946年9月方宣布撤销。这种调查不过是打着调查旗号，将战争责任推卸给战后不复存在的日本军部和所谓的战时官僚而进行的宣传活动；当然，某种程度上亦配合了美军通过 NHK 不断播送《真相是这样的》所传播的“指导者战争责任观”，即后被日本保守派蔑称的“太平洋战争史观”。

1945年12月，日本众议院通过了两项关于战争责任的决议案，即鸠山一郎等人提出的《关于议员的战争责任决议案》和一宫房治郎等人提出的《关于战争责任的决议案》。两项决议案首先追究的是“军阀”与“官僚”的战争责任，接着是战时日本历代总理大臣，以及“依附、追随、迎合”他们的议员、知识分子、经济界人士的责任。[73]但是，战时迎合、追随军部者甚多，以至于全体国民几乎都参与或协助了战争。由此，腊山政道等11名众议院议员在1945年12月的议会上，表明了“自责之念”并宣布辞职，但这毕竟属于全体议员中的少数派。需要指出的是，这两项决议案也仅仅将日本对亚洲邻国的侵略战争视为违反国际法的“战争犯罪”而已，在集中追究“军阀”和“官僚”战争责任的同时，排除了对一般国民与天皇的战争责任追究。[74]因此，即使在认识到战争责任的日本政界人士中，也大多局限于追究军阀、官僚及其追随者的战争责任，缺乏追究民众、天皇战争责任的视角，对亚洲邻国的加害意识更是淡漠。

东久迩、币原内阁时期对战争责任的检讨和调查，以及日本国会中关于战争责任问题的讨论，大体上符合美国“指导者战争责任观”的意图，即仅仅追究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战争责任，保护天皇和亲英美的“稳健派”政治家。这种追究战争责任的功利性，更使日本政府不甘心承认过去侵略战争中的反和平、反人道罪行。东京审判期间，日本律师团抱着“为国家辩护，为天皇免罪”的基本方针，顽固坚持日本发动和实施战争的正当性。1947年2月，日本律师团副团长清濑一郎在东京审判的辩护阶段，阐述了日本政府的观点，即“关于主权国家行使主权的行为，或者因当时国家机关之故，若要个人为此承担责任，作为国际法理是不成立的”，否认日本国家的战争由战争指导者承担战争责任的法律基础，以此虚化战争责任的主体；表示“我国的当事者没有与德意共同征服世界的想法”，“若说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其本身也不是犯罪’，对苏联也没有侵略意图，毋宁说‘违反中立条约’的是苏联方面，‘太平洋战争’也只是自卫行动”。[75]清濑不仅否认战时日本领导者的侵略意图，而且否认日本的侵略罪行，颠倒黑白地将“侵略”说成“自卫”。这种漏洞百出的“自卫史观”在美苏对立的冷战时期，竟获得了相对自由的发展空间。1951年9月签订的《旧金山和约》中，除第11条之外的其他各项条款几乎都未提及日本的战争责任问题。日本政府乃敢于在战争责任问题上越走越远，以至掩盖战争罪行，默许、纵容否认战争责任的活动。

三 战争责任之暧昧

日本政府基于推卸昭和天皇和统治集团战争责任的目的，面对国内外追究日本战争责任的行动，除提出“一亿总忏悔”论及作出《关于战争责任的决议》的阁议，以表明追究战争责任的态度外，千方百计地掩盖日军战争罪行，极力模糊本应承担的战争责任。以下几项例证，颇具代表性。

一是掩盖帝银事件背后的日本生化战罪行。所谓帝银事件，是1948年1月一位中年男子在东京都丰岛区的帝国银行椎名町支店，伪装成预防伤寒人员，将毒液倒入茶杯中，使16名银行职员与相关者饮用，导致12人中毒死亡，该男子趁机夺取了十几万元现金、支票的事件。警方侦查中，著名油画家平泽贞通成了嫌疑犯，且提供了认罪书。此后，在公审中，平泽一直否认认罪书。在没有充分证据的情况下，日本最高法院在1955年判处平泽死刑。于是，该案冤屈论在日本社会广为传播，支持平泽者反复提出再审请求和要求赦免。结果，平泽未被处刑，度过了39年的狱中生活，于1987年95岁时病逝。[76]20世纪90年代初，史学家粟屋宪太郎通过查阅调查帝银事件的警视厅原搜查一课组长甲斐文助的“调查手记”的复印件，理清了战时日军在中国东北进行毒气人体实验的事实。帝银事件发生后，警视厅的搜查官中不少人认为嫌犯与原军人相关，嫌疑对象最初由处理青酸的习志野学校、第六陆军技术研究所（简称“六研”）相关者，逐渐转向731部队、第九陆军技术研究所（简称“九研”）、陆军中野学校的相关者。在整个事件的讯问中，习志野学校、六研相关者常去中国东北进行释放青酸毒气和饮用青酸毒液的实验，以测量致死量、致死时间的人体实验的事实大白于天下。[77]为掩盖毒气活人实验的反人道罪行，日本政府将油画家平泽贞通作了“替罪羊”。

二是否认从中国强征劳工的战争暴行。1950年4月3日，在第7次日本国会众议院外务委员会上，有议员质问木曾谷御岳山[78]中国劳工被虐杀一事，时任法务府检务局长高桥一郎竟回答道：“御岳山的问题，我不清楚是何事，即使笼统地说是俘虏，但我认为那些人实际上是华人劳务者。”[79]不愿承认战时日本强征中国劳工的事实，并试图掩盖这一战争罪行。1958年刘连仁事件的发生，再次证明了战时日本强征中国劳工的事实和虐杀中国劳工的战争罪行。当时的岸信介政府非但不向刘连仁本人及中国政府道歉，反而污蔑刘连仁为“非法入国者”，就是日本政府否认战争罪行的典型事件之一。

三是修改教科书，掀起否认侵略战争性质的逆流。1950年10月17日，日本文部大臣天野贞佑通令各校，在节日悬挂国旗“日之丸”和齐唱国歌“君之代”。1951年，天野提出《国民实践要领》一案，其主要内容是敬爱天皇、强调爱国心，[80]遭到舆论强烈批判，被讥讽为“天野敕语”，终成废案。1951年7月，文部省发布《改定学习指导要领》，首先用“进出”取代了高中日本历史教科书中的“侵略”一词。1955年2月，初中的《学习指导要领》也将“侵略”换成了“进出”。文部省的这一“指导要领”，某种程度上就是推行和贯彻日本政府的历史观。1955年度日本的“社会科”教科书检定中，初中申请了7本，检定不合格有2本；高中申请17本，不合格有8本。1956年度初中申请12本，检定不合格3本；高中申请19本，不合格达9本。其主要原因在于文部省官员“认为‘满洲事变等的发生，是因为中国有排日运动，所以日本不得不采取保护措施’，不能单独以日本的‘侵略’来说明中日之间的冲突”。[81]高山岩男在1955年自民党上台后，进入教科书审定审议会。他在审定教科书时竟称：“关于太平洋战争，要尽量不写日本的坏话，即使是事实，也要写得神秘些。”[82]因此，日本的历史教科书，自此就开始有所谓的“进出”替代了“侵略”。

日本国内虽有关于历史教科书的争论，但此时并未成为国际性问题。1953年，日本政府将教科书检定权划归文部大臣管辖。1954年2月，吉田内阁公布了《关于确保义务教育诸学校中教育的政治性中立的法案》和《部分修改教育公务员特例法的法案》，强化了对公立学校教职员工的管理。1955年11月，时任文部大臣为原东京审判日本律师团副团长清濑一郎，他强调以历史、地理培养爱国心，提倡复活战前的“纪元节”作为“建国纪念日”，[83]公然在众议院文教委员会上批评战后取代《教育敕语》的《教育基本法》，没有“爱祖国的涵养”，[84]企图推行否认侵略和美化战争的复古教育。1956年6月，鸠山内阁颁布了《关于地方教育行政的组织及运营的法律》，将原教育委员会的公选制改为任命制。1958年，日本政府开始在各府县实行教师的勤务评定。通过一系列的措施，日本政府逐步严密地控制了教育权，并通过教科书检定制度偷梁换柱地填充歪曲侵略史实的内容。

日本进步派随之批判战后日本教育的改恶运动。1949年1月，受日本共产党影响的民主主义科学者协会、历史学研究会设立了对策委员会，批判教科书检定制度和否认侵略事实的教育内容。1950年5月，矢川德光出版《对新教育的批判：反核心课程论》（刀江书院）一书，批判日本教育中的课程设置问题。1952年日教组第九届大会上决定了《教师的伦理纲领》，反对“君之代、修身科、废除男女共学、国民道德实践要领”等内容，[85]批判文部省不负责的教育政策。

其实，日本投降之初，文部省慑于盟军总司令部逮捕战犯和进行东京审判的行动，因来不及编撰新教科书，就用墨笔涂抹战时日本教科书中的军国主义内容后而使用之；即使美国未转变对日政策之前，日本国内编撰的教科书中亦可发现承认侵略战争行为的内容。然而，随着冷战开始和美国转而采取扶植日本的政策，币原内阁时期确立的“鉴于帝国周边形势不得已发动战争”的自卫战争史观，实际上成了日本政府的公开意见。这就不可避免地影响到文部省的教科书检定工作，成为前述教科书“改恶”事件的重要原因之一。

四是肯定日本战犯和“日本战殁者”的“贡献”，意在抹杀其战争责任，借此否定日本的侵略战争性质。1952年5月2日，日本政府在东京新宿御苑召开了战后首次“全国战殁者追悼会”，吉田茂首相在追悼会上致辞说：“毋庸置疑，因为战争而殉国的诸位，是以身奠定了和平的基础，使我们能够展望民主日本的成长和发展，值此追悼会之际，我的心驰向那些战殁者，谨此祈祷其冥福。”[86]将东京审判处决的日本战犯和侵略战争中的日本战死者视为“为国殉难”，称之为奠定了战后日本和平与民主的“基础”。这种以官方形式为日本战犯和战死者定性的“模式”，被其后日本多届内阁所效仿，造成了不少日本国民在反省战争责任时的思想混乱。

《旧金山和约》签订不久的1951年10月，获得相对独立的日本政府就欲恢复战前日本军人的恩给制度，[87]几经商讨之后于1952年3月在国会通过了《战殁者遗族及战伤者援护法》，厚生省归国者援护局随之相继制定了《军人恩给法》《未归还者留守家族等援护法》《关于旧军人等遗族恩给特例的法律》《归还者给付金支付法》等相关法令。据此，日本政府将甲、乙、丙级战犯，皆列入“公务死”者，并根据战时军衔、级别和服役年限向战犯遗属发给数额不等的“遗属年金”和“吊慰金”。如，服役19年以上的大、中、少将，分别为323.2万日元、288.3万日元、243.97万日元；服役13年以上的大佐、中佐，分别是171.67万日元、161.28万日元；服役9～13年的中尉、少尉、准士官，均为79.5万日元或79.11万日元；曹长、上等兵以下，服役6～9年者为63.6万日元或63.29万日元，6年以下者为53万日元或52.74万日元。[88]据此，甲级战犯的遗族们，每年可以获得二三百万日元的补助金；而普通士兵战死者的家属，每年只能获得50多万日元的补贴，仅为其1/5，差别甚大。

1956年，厚生省根据日本遗族会关于“在靖国神社祭祀战死者”的请求，下达了《关于协助靖国神社合祀事务》的通知，要求各都道府县协助搜集战死者名单、资料。然后，厚生省与靖国神社计划分批合祀各级各类日本战犯和战死者，给予其“英灵”的身份和地位，享受上至天皇、首相、大臣，下至普通百姓的祭拜。如此，日本政府既消除了战犯的战争责任，也就“自然而然”消除了日本的战争责任，并于无形中否定了侵略战争的性质。

五是提前释放在押战犯和恢复公职，试图结束“战后”。1952年6月9日，日本参议院将释放在押战犯问题提上了议程。12月9日，众议院作出“关于BC 级（即乙、丙级）战犯”的决议，要求采取“迅速而适当的措施”解决乙、丙级战犯的在押问题。1953年11月11日，日本右翼团体在东京国技馆召开“贯彻救出羁留同胞、全部释放巢鸭战犯国民大会”，出席人员达1.3万人，并征集到3000多万人的签名，联名向国会施加压力，呼吁立即释放一切在押的“战争罪犯”。1953年10月至12月，中央更生保护审查会委员长土田丰，遍访欧美诸国，游说各方同意释放战犯，但因战争结束不久，故未获此时对日军暴行仍记忆犹新的各方的积极回应。

日本政府置国际反对于不顾，从1955年开始，以患病、年迈为由着手释放在押战犯，且释放速度极为“惊人”，至1958年4月，除在狱中死亡的小矶国昭、梅津美治郎和白鸟敏夫等人外，其余在押战犯全部释放，其中包括荒木贞夫、平沼骐一郎、木户幸一等13名被判无期徒刑的战犯。日本战犯的提前释放和减刑，并非是因为有悔过表现或改造良好，而是日本政府压根儿并不认为他们是罪犯，这与中国政府宽大处理日本战犯的提前释放和减刑有本质不同。获释的战犯和因协助战争而被“公职追放”者，此时摇身一变，又成了日本社会各界的显赫人物。根据追究日本战争责任的“公职追放”令，日本先后有21万人曾被解除公职，但到1951年末，竟又有201507人恢复了公职。[89]其中，有95名原议员恢复了公职，占议员总数的20%；另有329人在恢复公职后参加了议员竞选，结果有139人当选，占议员总数的30%。[90]未曾认真反省战争责任的原日本战犯及其追随者，战后重返日本政坛，成为歪曲侵略史实和否认侵略战争性质的主要政治势力。

根据战后初期日本政府历届内阁的组成人员名单可知，包括总理大臣在内的绝大多数阁僚虽皆非罪大恶极的战争罪犯，但无疑多数人在战时追随了日本军部、政府的侵略战争方针。其中，战后日本政府的一些阁僚，也曾是战前、战时日本政府的内阁大臣或重要官员。如，战后曾出任日本首相的币原喜重郎，就是济南惨案、皇姑屯事件、九一八事变等事件时的日本外相；战后出任东久迩内阁和鸠山一郎内阁外相的重光葵，战时曾任东条英机内阁的外相，本身亦是甲级战犯；其他阁僚也多有此种类似经历。他们与那些被公开处决的战犯，在发动和实施侵略战争的问题上并无太大分歧，只是在具体的侵略方案、步骤和行动，以及日本与国际协调方面存有差异。于是，主张对欧美协调的币原、吉田茂等人，被美国视为亲英美的“稳健派”政治家而在战后受到重用。但是，他们本身固有的关于日本对外战争的观点，以及与原日本战犯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都使之决定早日释放和起用被押战犯，不愿承认甚至否认日本的侵略战争性质和战争责任。战后初期日本政府的组成及其在战争责任问题上的态度，不仅影响日本国民反省战争责任，而且导致日本战犯顽固地否认战争责任。

第三节 战犯推卸战争责任

以凶狠、残暴著称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在战败投降后立刻露出了虚弱、卑鄙、无耻的本质，为掩盖、推卸战争责任，减轻或逃避审判与惩罚，做出了种种战时难以想象的事情。他们或焚烧罪证，或相互告密，或转嫁责任，或要求政府辩护等，通过各种方式，以求自保，完全丧失了号称秉承武士道精神的“皇军”将领的“英勇气概”和“风度”。

一 焚毁与掩埋罪证

战时日本统治集团在决定投降前后，不少人已经预感到自己很可能作为战犯嫌疑人而受到审判，故为掩盖战争罪行，竟通过阁议决定焚烧相关文书。铃木贯太郎内阁的藏相广濑丰作的回忆，以及原陆军中将大山文雄对法务省相关调查的回答，都证实了这一点。[91]外务省较其他单位动手更早，在1945年8月7日就基于通过的《关于外务省文书处理方针及设立临时外务省文书委员会之件》，开始烧毁“极秘记录”。[92]发动和实施侵略战争的主力陆军省，更加积极地推动烧毁各类机密文书，在阁议决定接受《波茨坦宣言》时，陆军中央所处的市之谷已经开始焚烧机密文件。昭和天皇宣布投降之际，参谋本部总务课长及陆军省高级副官，向全部陆军部队下达了烧毁机密文件的口头通牒。于是，市之谷上空焚烧文件的黑烟从8月14日一直持续到16日。[93]

其他政府机关和民间机构也接到了陆军省要求烧毁文件的请求和命令。众议院被要求烧毁与陆军省军务局之间所有的秘密会谈记录，各大报社被要求烧毁全部关于战争的记录、照片，海军省、内务省、大藏省，以及站在“军学合作”前沿的东京帝国大学航空研究所和其他一些大学，亦都根据陆军中央指示烧毁所有证据。[94]1947年1月9日，战后日本第一复员局文书课长美山要藏，在东京审判的法庭上作证：“本官兹根据昭和二十年八月十四日陆军大臣的命令，以高级副官的名义，对全部陆军发出‘各部队应快焚烧所存机密文书’的指令。”[95]这种狗急跳墙式的烧毁文件和资料，意在掩盖其战争罪行和推卸战争责任，反映了他们做贼心虚的怯懦和缺乏承担责任的勇气，似乎与其战时宣传“无惧死亡”的武士道精神背道而驰。

据研究日本战争责任问题的专家吉田裕介绍，当时日本国内在烧毁重要文书、资料的同时，还隐藏了相当一批高度机密的文件。这些被隐藏的机密文件，主要有以下三类。（1）与战争指导相关的《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议事录》《重要国策决定缀》《御前会议议事录》等，经过改换封面，由服部卓四郎、堀场一雄、桥本正胜三人分开保管，埋于地下。（2）天皇对陆军的最高统帅命令“大陆令”，以及参谋总长对军队发出的指示“大陆指”，亦同样被掩藏起来。（3）相当于“大陆令”的海军最高统帅命令“大海令”，在战败之际由时任军令部作战部长富冈定俊，命其部下十川洁予以隐藏。[96]这些涉及天皇的战争命令和指示的极秘文件、资料被埋藏于地下，就是担心追究天皇的战争责任和牵连出更多的战犯。焚毁和隐藏机密文书、资料的行为，给东京审判时搜集战犯罪证和量刑定罪带来了很大麻烦。

二 相互告密

东京审判时，几乎所有战犯都为自己辩白，矢口否认战争责任，以至于国际检察局不得不通过免责等其他方式收买“合作者”与“告密者”。如，原陆军少将田中隆吉就是通过向国际检察局告发“同志”而被免罪的。田中隆吉曾在中国长期进行特务活动，是利用日莲宗僧侣事件挑起上海事变的罪魁祸首，在太平洋战争时期曾任陆军省兵务局长，因与东条英机不和，逐渐成为“战局悲观论”者。日本战败投降后，他发表了一系列论著，如《开战前后的真相：败北之序幕——原陆军兵务局长的日记》（《东京新闻》1945年12月18日）、《寻找败因 军阀专横的实相》（山水社，1946）、《日本军阀暗斗史》（静和堂书店，1947）等，披露了不少日本陆军内部的问题，引起了国际检察局的关注。

国际检察局传唤并拘禁了田中，田中则表示愿意合作，并希望检察局继续将其作为战犯嫌疑人拘留在巢鸭监狱，以造成原军人认为他是作为战犯嫌疑人被羁押于此的假象，条件是要求国际检察局保证他的安全和免去罪责。[97]审讯官霍纳迪就此与田中达成了默契。国际检察局根据田中的“告密”，选定了平沼骐一郎、广田弘毅、武藤章、小矶国昭、大川周明、白鸟敏夫、贺屋兴宣、木户幸一、畑俊六、木村兵太郎、佐藤贤了、田村浩、冈敬纯、南次郎、松井石根、真崎甚三郎等人为战犯嫌疑人。虽有学者认为田中因记忆失误、个人恩怨、具有为天皇免责的意图等，以致个别证词的“不可信”，但在当时田中的证词对于指证战犯和量刑定罪，仍有相当重要的作用。除田中外，石田乙五郎等原军人，也向国际检察局提供了一些指证战犯的重要情报。

与美国关系密切的日本人，在战后很容易地就变成了国际检察局的“极秘的情报提供者”。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是战后曾任天皇御用挂（翻译）的外交官寺崎英成，他向国际检察局莫干调查科长告发了负有战争责任的陆海军人和曾居于权力中枢的多名外交官。如，寺崎在与天皇吃饭时，从天皇那里听到了苏德开战之际松冈洋右外相曾有进攻苏联的意向，遂将之悄悄地传达给莫干科长。寺崎英成的兄长寺崎太郎，在日美开战之前曾任外务省美国局局长，1946年5月升任外务次官，亦为国际检察局提供秘密情报。[98]

日本战败投降后，各种保守的政治势力不得不以美国为中心而重新“洗牌”，于是有人将东京审判视为攻击昔日政治对手的一种手段和机会。如，战时同属于近卫文麿派的植田俊吉、岩渊辰雄，在战后两人的关系发生了变化。作为评论家的岩渊辰雄一如既往地攻击统制派军人，批判在战争末期与近卫疏远的木户幸一；而对此不满的植田则悄悄向东京地区的盟军对敌谍报部第80部队，报复性地告密枢密顾问官伊泽多喜男的战争责任，至1946年2月先后提供了包括陆海军人、政府官僚共计78人的战犯名单。[99]这些情报在国际检察局的指证、判决中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此外，与儿玉誉士夫有“间隙”的都留重人，也向国际检察局提供了部分右翼人物的战争责任情报。

三 转嫁责任

这些战犯失去了昔日的耀武扬威，在正义审判面前变得非常龌龊，为推卸自己的责任，千方百计地向他人转嫁战争责任。首先，为洗清昭和天皇的责任，向东条英机为首的陆军军人转嫁战争责任。1945年9月18日，东久迩首相在会见外国记者时，宣称珍珠港事件是在天皇不了解实情的情况下，由一部分军人秘密实施的军事行动。[100]东京审判开庭前，宫中派、外务省官僚和海军派，积极向国际检察局提供情报和具体的战犯名单，试图诱导审判方向，即将战争责任推给东条英机等陆军军人，以维护天皇安全。[101]“他们异口同声道，仅陆军统制派、三国联盟推进派是侵略扩张政策的元凶，天皇没有干预战争……”[102]海军派出身的原首相冈田启介、原海军大臣米内光政等人，在出庭作证时，都力言“天皇反对开战的立场”，而东条和陆军派逼迫天皇承认发动战争。[103]如此，昭和天皇就成了反对战争的“和平主义者”，将战争责任完全推给了东条英机和战后不复存在的军部。

其次，战犯们之间相互转嫁战争责任，彼此攻讦不止。近卫文麿畏罪自杀后，社会上公布了《近卫手记》。“手记”中将开战责任大都推给了原外相松冈洋右，国际检察局根据这些材料追究松冈时，松冈激烈地反驳。[104]大川周明则在东京审判中装疯卖傻，最终得以因“精神病”而免于起诉。陆军大将荒木贞夫在审问中，指证木户幸一内大臣作为天皇的进言者，是最大的战争责任人。但是，木户幸一的亲戚都留重人，根据美国的想法，帮腔道：“内大臣无罪，陛下也就无罪；若内大臣有罪，陛下也就有罪。”为木户辩护。木户则举报了以陆军军人为中心的具体名单，强调三次担任首相的近卫文麿负有主要责任。在木户的告发名单中，有15人被选为东京审判的被告，超过被告总数的一半。[105]结果，木户幸一在美国的帮助下，得以免除死刑。原海军军令部总长永野修身，认为太平洋战争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事件’，而这是基于陆军的考虑发动的，并非海军的想法”，[106]否认海军的战争责任。可见，即使在日本统治集团内部，也存在着相互转嫁战争责任的行为。

最后，战犯们为减轻刑罚和“活下去”，不惜向死者转嫁战争责任。参与为被告辩护的榎本重治，在1950年7月30的手记《关于远东军事审判》中，坦率地说：“作为辩护方针，企图向死者转嫁罪名的事情并非没有，但这是日本的道义人心所不能允许的。鉴于日本军队已被消灭，由军部承担罪责以减轻他人罪行，是为日本将来之计，这种思想相当程度地存在。换言之，这是策划伪证的思想，其目的无疑是向死者转嫁罪行，是应该唾弃的思想。”[107]认为东京审判中确实存在着战犯们作伪证和向死者推卸战争责任的事实。如果那些被奉为“英灵”的战死者地下有知，既看到幸存的“战友”们在审判时向自己转嫁罪名，又发现不得不接受现今右翼分子的顶礼膜拜，真不知他们会有怎样的复杂心情？

四 政府辩护

战后初期，日本政府在简单废除军国主义机构和开除比较明显的军国主义分子后，基本上承袭了战时政府的大致框架，留用了大批战时工作人员。因此，本身就有嫌疑战犯参加的战后日本政府，自然绞尽脑汁地掩盖战时日本的战争罪行，千方百计地为战犯们开脱责任。如，自从东久迩内阁向盟军总司令部要求自主审判战犯失败后，日本政府就在为战犯辩护和开脱罪责方面下“工夫”。

根据盟军总司令部规定，日本政府可以组建律师团为日本战犯辩护，获此“良机”的日本律师团遂不顾侵略史实而不遗余力地为战犯们推卸战争责任。日本律师团副团长清濑一郎，站在日本并非无条件投降的立场上，认为审判只能根据《波茨坦宣言》第10条规定的“严厉制裁虐待盟国俘虏的残虐行为”，而不能审判该规定以外的问题；“反和平罪”与“反人道罪”在开战时尚不存在这样的罪名，属于“事后立法”，违反“罪行法定主义”原则，企图据此否定日本政府和军部领导者反和平、反人道的战争犯罪与战争责任。1947年2月24日至1948年2月10日，清濑一郎代表辩护方分六部分宣读辩护词，认为战争中日本的行为是主权国家的行为，因而根据国际法无须个人负责，宣称日本从来没有侵略世界的想法，日中战争和太平洋战争是日本被迫的自卫战争。国际检察局则针锋相对地列举了南京大屠杀、巴丹死亡行军、泰缅铁路及日军在占领区各地残忍屠杀无辜居民的暴行，将二战期间日军血淋淋的加害事实，摆在了战后仍浑然不觉的日本国民面前，给不少国民以强烈的冲击和震撼。日本学者粟屋宪太郎感慨地说：“假如没有东京审判，日本自己能够搞清战争责任，对过去进行清算吗？这是值得怀疑的。”[108]既是对日本保守派的东京审判否定论和“东京审判史观”的批驳，亦是对日本国民中无责任意识的质问。

日本政府以所谓“事后立法”之虞，强调要对战犯采取宽容态度。1945年12月1日，币原首相在贵族院会议上，回答关于处罚战争责任者的质问时，宣称：“战争责任者并无恶意，恨罪不恨人的宽容度量是必要的。又没有处罚战争责任者的法律。重新制定法律，破坏不溯及既往的刑法原则，难免出现骨肉相残的结果。”[109]以目前没有相应的惩罚法律和骨肉相残的悲剧结果，企图唤起日本国民对战犯的怜悯与宽大之情。对此，土手三郎在《战争的责任》一文中，批判“首相所谈的，归根结底则是战争责任者拥护论”，“没有惩罚他们的法律与他们没有违反纪律，这是毫不相干的两回事……以没有法律根据为由，放任搞乱宪法、杀戮国民者，也能说不是造成‘骨肉相残’的结果吗？”[110]强调必须追究战犯的战争责任。但如前所述，日本政府仍以种种借口，提前释放在押战犯，并恢复其公职。

日本政府和战犯们掩盖、推卸战争责任的行径，体现了战后日本社会的无责任思想。著名政治学者丸山真男，在1949年发表《军国支配者的精神形态》一文中，认为将日本统治者的“侏儒性最露骨地向世界宣示的，是战犯们异口同声地否定战争责任”。[111]几乎所有的被告都说自己是遵从“上峰”的命令，而在战后日本指导走向战争的“意志”和“权力”消失之后，也就没有了战争责任的承担者。如此，每个人似乎都是无罪的，这就是战后日本无责任体系的思想基础。如，战后唯恐被公职追放的教师，竟可怜兮兮地说：“‘唉，老师并没有这样教大家吧’，用谦卑的口气取消战时讲话，哀求学生是同犯。”[112]此处更像要求国民全部反省的“一亿总忏悔”论，试图以法不责众的形式逃避自己的战争责任。战后日本虽有几名战争领导者、右翼分子畏罪自杀，或企图以死抵消过去的全部责任，其实不过是一种掩盖战争责任的简便方法，而没有直面和承担战争责任的勇气。

五 认罚不认罪

还有些战犯死抱着“大东亚圣战”的错误理念不放，即使伏法也不承认是侵略战争，这既是战前日本军国主义教育的结果，也是战后日本右翼继承和发展出“大东亚战争肯定论”和“圣战论”的思想动因。淞沪会战后，日本陆军少尉向井敏明、野田毅从上海一路杀到南京，进行“百人斩竞赛”，战后分别于1948年1月和12月被判处枪决和绞刑。但是，他们在遗书中虽表示伏法，却拒不认罪，认为那是战争，是为天皇“圣战”，为东亚民族争取天地间的生存权利而战，[113]至死抱着“大东亚战争”的“正义性”不放。东条英机在遗书中写道：“今日被处死刑一事对个人可以告慰，但从国内观之，毕竟无以卸责。尤以同僚及下属亦受牵连，实感歉疚。然从国际上观之，终非战犯，仅为力量所屈而已。”[114]仅仅承认将日本国民驱向战争和“连累”同僚的责任，认为自己并非战犯，只是因为战败才受到审判，所以拒不承认战争的侵略性质。

这种否认战争罪行、推卸战争责任和美化侵略战争的行为，随着东京审判的结束、美国转变对日政策和《旧金山和约》的生效，再次在日本社会抬头。甲级战犯重光葵，在1952年出版了《昭和之动乱》（中央公论社）一书，胡说中国的革命外交刺激了日本军部，张学良的极端排日和收回满洲铁路运动，导致了关东军不得不武力保护日本权益，再倡所谓的“九一八事变自卫说”。1953年，时任吉田茂内阁文部大臣的冈野清豪在国会答辩中，大放厥词，公然宣称：“我不准备评价大东亚战争的善恶，但是，日本以世界各国为对手打了四年仗，这一事实本身就足以证明日本人的优秀。”[115]竟恬不知耻地以日本对抗世界为荣。此后，那些重返日本政界的战犯或战犯嫌疑者，在出版的所谓“战争秘闻”中，往往否认侵略战争性质，吹嘘日本陆军和特攻队员的“英雄事迹”，主张重新武装日本。1956年11月，以长期在华作战并在战后向中国政府递交投降书的冈村宁次为首的原日本军人，建立了日本乡友会联盟（简称“乡友联”），呼吁“普及国防思想，促进民防体制建立”，经常组织重新武装的宣传活动，并组建实战部队——“乡友挺身队”。同年，战时陆军参谋服部卓四郎利用战败时掩藏的资料，出版了《大东亚战争全史》（鳟书房）一书，为战后被盟军禁止使用的“大东亚战争”一词“正名”。

原日本军人在《旧金山和约》签订后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中，出版了不少所谓“战记读物”，其中多数有美化侵略战争的内容。据统计，截至1956年9月末，“战记读物”发行总数为251种，[116]达到战后初期最高发行种数的记录。特别是陆海军幕僚军官具有掌握军队实权的独特经历，且大多富有文采，故其出版的“战记读物”颇为畅销。如，这一时期颇具代表性的“战记读物”主要有，辻政信的《十五对一》（酣灯社，1950）、《潜行三千里》（每日新闻社，1950），猪口力平与中岛正的《神风特别攻击队》（日本出版协同株式会社，1951），渊田美津雄与奥宫正武的《中途》（日本出版协同株式会社，1951）及《机动部队》（日本出版协同株式会社，1951），草鹿龙之助的《联合舰队》（每日新闻社，1952）等书。[117]这些幕僚军官并非军队的绝对上层，故多数未遭逮捕或起诉。本应“闭门思过”的他们，竟在出版的“战记读物”中美化自己、美化侵略战争，缺乏对自身战争责任的自觉与反省。随着这种“战记读物”的出版和流布，原陆海军幕僚集团和右翼势力，试图为侵略战争翻案的动向日益明显。

第四节 战争责任的追究与争论

战败投降后，日本国内掀起了追究战争责任的热潮。其中，相当多数人是追究战败责任而非战争责任，即使在真正欲追究战争责任的人中，出发点也各有不同，甚至存在较大分歧和争论。日本文学者或知识分子虽响应盟军追究思想文化方面的指导者战时协助战争的责任，却在某些人的错误引导下，不知不觉陷入“一亿总忏悔”论式的怪圈中难以自拔。日本共产党人从革命角度，提出“打倒天皇制”和追究战争责任的口号，且以共产党的追随者为中心，开始出现加害责任意识。日本国民普遍反对“一亿总忏悔”论，相对自然地接受美国的“指导者战争责任观”，陷入“受害”说和“被骗”论的自我麻醉之中，不愿面对乃至故意忽视反省本身应负的战争责任。

一 文学者的战争责任追究与争论

战后日本文学者率先追究文学和文学工作者的战争责任，其主要原因是一方面来自盟国追究战争责任的压力，另一方面文学工作者本身属于社会舆论的引导者，所以，在战败之初追究战争责任的大氛围下，率先追究本领域内的战争责任问题。日本文学者中不少人在战时作为“征用作家”或御用文人，为侵略战争摇旗呐喊或粉饰“圣战”，在战后自然受到盟军的谴责和追究。1946年1月，盟军总司令部决定根据在侵略战争中负有重要责任者的责任程度，将战犯嫌疑人分为A至G等7个不同等级，而“通过文笔、言论，积极地鼓吹好战的国家主义代表人物”亦属其中之一。由此，日本文学者内部开始揭发和追究这些“代表人物”的战争责任。同月，评论家荒正人、小田切秀雄、佐佐木基一等人，创办了《文学时标》杂志，并在该杂志上设立“文学检察专栏”，点名批评协助战争的作家的种种罪状，[118]开启了战后日本文学者追究战争责任之路。

以荒正人、小田切秀雄、佐佐木基一、埴谷雄高、平野谦、本多秋五、山室静7人为中心，于1946年1月创办《近代文学》杂志，[119]随之在2月召开了以“文学者的责务”为题的座谈会，大家一致主张追究战争责任和克服“内在的天皇制”。其中，佐佐木基一指出“在没有确立自我的日本，大家都没有痛切地感觉到战争责任是自己的问题，政治家以不过是根据天皇命令的行动为遁词，文学者就说‘没有’办法”，认为“这是不负责的态度”。[120]荒正人指出：“文学者说不了解政治就一带而过，或加入共产党以追究天皇的战争责任——这种态度绝对是不能追究文学者的战争责任的。文学者应从文学上追究天皇的战争责任……追究根植于自己内部的‘天皇制’这种半封建性的感觉、感情、意欲。”[121]要求从文学上追究天皇的战争责任和每位文学者头脑中的天皇制观念。

1945年12月30日，藏原惟人、中野重治、德永直、秋天雨雀、江口涣、壶井繁治、藤森成吉、洼川鹤次郎、宫本百合子9名作家，在志贺直哉、野上弥生子、广津和郎等老作家的支持下，结成了以战前无产阶级作家为主要成员的文学团体——“新日本文学会”，并于1946年3月在东京举行新日本文学会东京支部成立大会。大会表决通过了该会成员小田切秀雄起草的《追究文学的战争责任》声明，同时决定发行机关杂志《新日本文学》。该杂志1946年6月号全文刊发了这篇声明，声明指出：“说起文学上的战争责任，那首先是我们每个人自身的问题。必须从我们自身的自我批判开始……我们自己在战争中是怎么做的，必须自觉地加以追究、检讨和批判。由此才能明确我们对于近十年间日本文学的可怕的堕落、荒废所负有的责任。”[122]并指出追究负有重大而直接责任者的具体标准：（1）使日本文学堕落的直接责任者和将日本文学引向堕落的领导者；（2）充当统治者的“麦克风”，将人民驱向战争，用欺骗和阿谀充当统治者的无耻奴才；（3）把自己文学上的论敌当作“赤色分子”“自由主义分子”而揭发、告密，并将之出卖给特高警察的文学者；（4）以人性和人道主义的名义粉饰侵略战争，将那些幼稚的年轻人驱向战争的文学者。[123]小田切强调文学者的自我批判，决非人人均摊的“一亿总忏悔”，而是追究负有重大而直接责任者。

实际上，在具体追究文学者的战争责任时，战后日本文学界又陷入了“一亿总忏悔”的窠臼之中，无力自拔。本多秋五、荒正人、平野谦等人，提出了追究文学者战争责任的主体的资格问题，强调即使被认为彻底反战的几位左翼作家，如藏原惟人、宫本显治、宫本百合子等人，也并非对战争完全没有责任。[124]因此，所有的文学工作者几乎都有战争责任，也就是人人都没有资格追究别人的战争责任，从而使追究文学者战争责任的活动陷入了“人人有责”的“一亿总忏悔”之中，导致文学者之间相互揭发、相互追究，在日本文学界产生了不小的负面影响。1956年，武井昭夫、吉本隆明在《文学者的战争责任》（淡路书房）一书中，批评在日本共产党的民主主义文学者中，就有未批判自身协助战争而追究他人战争责任的人。

福田恒存则直接批判共产党派文学者的追究战争责任活动。他在1947年2月与3月，相继发表《文学与战争责任》及《世代的对立》等论文，指责“追究战争责任的人们的态度，与文学之路不太相通”，认为文学者为保护自己与家人的生活而被迫协助战争“不应负战争责任，而是犯罪的被害者”，支持为“生活”而舍弃理想的所谓“应声虫”，[125]将“禁锢20年”的共产党干部与获得“金鹀勋章”的军国主义分子并称为“精神主义”，指责长期关押的“非转向”共产党干部是“顽固的非社会存在”，[126]非难共产党派文学者追究战争责任之活动。普罗文学运动的重要干将鹿地亘，在《审判者与被审判者》（《文化革命》1948年6月号）一文中，反驳福田道：“即使我们的同志中，有反省微弱的毛病，或逃避直接反省，甚至不能说没有‘三缄其口’这种事情……批评我们的弱点，难道文化人的弱点就无需限制，应该好好清算过去的小气劲。”指出共产党派文学者在追究战争责任时虽有各种缺点，但不能因此全面否定其在追究文学者战争责任中的积极作用。

在追究文学者战争责任的争论中，也有文学者在作品里描写了不少战时日军暴行的内容，为反省战时文学和日本的战争责任注入了一股新鲜血液。如，著名小说家堀田善卫于1945年3月曾被派遣至上海从事文化活动，在日本战败投降后被国民党宣传部征用，直至1947年初回国。他在回国后，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创作了不少反映日军在华暴行的作品。其中，典型代表作是1953年11月开始连载的中篇小说《时间》（1955年由新潮社出版单行本）。这篇小说虽为文学作品，但比较客观和理性地描述了日军在南京大屠杀中的残暴行为，如日军不加分辨地屠杀无辜居民、对俘虏的斩尽杀绝、夜以继日地掠夺、奸淫等。1937年作为日军士兵来华的小说家武田泰淳，以亲身经历创作了带有强烈犯罪感和自我忏悔意识的小说《审判》（1947年）。五味川纯平创作的长篇小说《人的条件》（1～6）（三一书房，1956～1958）一书，曾被历史学家弥津正志赞为“将满洲的日本人与日本军队的残虐行为写入文学”最早的作品。[127]这些作品大都描述了战时日本军队的残虐行为，某种程度上表达了作者对侵略战争的悔恨与反省。

二 知识分子的战争责任追究与争论

战后初期，日本进步知识分子开始反思为何没能阻止侵略战争的爆发，以致日本国民陷入战争灾难的境地。其中，不少人表现出了强烈的悔恨心情，并转化为参加战后和平运动的思想动力。

日本进步知识分子的这种悔恨心情，在战后初期举行的关于和平问题的谈话会上就有所反映。1948年12月，日本知识分子举行了“和平问题谈话会”。会上，丸山真男表达了因战时没有抵制战争而悔恨的心情；吉野作造甚至认为很多青年在战争中被杀是自己的责任。但是，根据吉野作造回忆，曾任文部大臣的安倍能成等人对此表示了不同的意见，[128]且认为安倍能成之所以反对，主要是针对羽仁五郎质问“我们日本学者”的战争责任问题，以及当时将战争责任问题作为迫使他们参加共产党的压力。[129]其实，包括安倍能成在内的很多污点较少的谈话会成员，都基本赞同丸山的“但对外国，毕竟某种程度上代表日本的社会科学者”的发言，所以最终通过了1949年3月发表的《关于战争与和平 科学者的声明》，从内心对声明中所言“我们日本的科学者，欠缺防止战争的勇气和努力”[130]抱有同感。不过，他们都没有说明自己的战争责任问题。

随后，一些著名的日本知识分子成立了和平问题谈话会，并于1950年1月联名发表了《和平问题谈话会关于讲和问题的声明》，以对过去悔恨的心情，希望推进国际和平。声明中提倡：“限于忠诚地守护我国宪法的和平精神，我们因切身感受国际政局的动荡，要求借当前讲和问题以推进两个阵营的调和。我们有义务从补偿过去战争责任的意义上，通过讲和推进两者的接近，乃至促进调和这种困难事业的进一步发展。”[131]即，希望通过努力推进战后冷战国际格局的缓和，以弥补过去的战争责任，表达了支持全面讲和与世界和平的积极态度。1950年9月，日本知识分子通过和平问题谈话会发表了《三谈和平问题》[132]一文，主张在战后两大阵营对立的情况下，坚持独立自主的中立立场。应该说，战后日本知识分子即使认为自己没有战争责任，也大都会有未能阻止侵略战争的悔恨心情，并由此转化为支持和平运动的思想和行动。

朝鲜战争爆发后，在美国要求日本重新武装的压力下，不少日本人开始支持重整军备，而进步知识分子极力反对，可以说就是受到战时没有勇气和力量阻止侵略战争的悔恨心情所致。根据1951年3月26日的《读卖新闻》舆论调查，可知支持重建日本国防军者为47.3%。同年9月20日，《朝日新闻》在舆论调查中提出了“日本通过讲和条约成为了独立国家，为依靠自己力量保卫祖国，有应再建军队的意见，你是否赞成这种意见？”回答赞成者达到了71%。[133]当然，可能因舆论调查设问的问题，大大提高了支持重整军备者的比率。即使不如此设问，至少也有将近一半的人支持重新武装。如此背景下，进步知识分子迎难而上，在抵制重新军备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丸山真男在1950年的和平问题谈话会上，针对“既然是独立国家应该拥有军备”的意见，表示：“我怀疑持这种观点者大概是未曾进过日本军队，是没有悲惨体验的人；无论拥有任何形式的日本军队，不仅真正有体验者反对，而且会激起全体人们的反感，这难道不是当然的吗？”[134]拥护日本和平宪法第9条，反对拥有任何形式的军队。而且，“总体的舆论是，即使赞成日本重新军备这件事，也强烈反对原军队、战前体制的复活，对美国的压力抱有抵制感。”[135]这是当时日本大多数知识分子共有的思想认识。

1951年1月，日教组通过了著名的《不再将学生送上战场》决议，要求全面讲和、实现“民族完全独立”和反对再军备等，[136]掀起了抵制日本再军备和将日本人再次送上战场的运动。具有战争体验的教师，最大的“共感”就是反对战争、尊重生命，防止战争悲剧的重演和自己再度受辱与悔恨。吉田茂首相也以国内反对再军备运动为借口，不愿重整军备，后因美国的强烈要求和威胁，在《旧金山和约》缔结的同时签订的《日美安全保障条约》中，答应逐渐增强日本的防卫力量。

丸山真男根据亲身体会，系统总结了战后日本知识分子的悔恨心情，提出了“悔恨共同体”的观点。[137]他所谓的“悔恨”，主要是指允许日本突入“无谋”的战争并导致惨败的悔恨。战时日本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在饥饿与暴力统治下，为自保而参与迎合、告密、背叛等活动，即使不积极地赞美战争，也欠缺公开抗议战争的勇气。因而，这种记忆在成为追求“主体性”战后思想的“发条”的同时，留下了强烈的自我厌恶与悔恨。如，法政大学教授本多显彰悔恨地说：“心里虽否定战争，但在课堂上却说尽忠报国……既缺乏反战集会的智慧，也缺乏高喊反战的勇气，不幸的我们只剩下了终生的悔恨。”[138]东京大学校长南原繁也反省自己在战争时期的“怯懦”和“勇气不足”，[139]未敢批判国家的战争政策。

由“悔恨”而逐渐反思作为个人的战争责任的这种意识起航了。战后不少日本人将战争责任归咎于国家、军国主义等抽象概念，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推卸个人的战争责任，以逃避惩罚。对此，竹内好在《现代中国论》（河出书房，1951）一书中，就战争责任问题论述道：“道德的根本在于个人，因此不能把个人应负的道德责任归诸于国家权力，否则就是对人格的侮辱。”即是说，应负责的主体，自始至终是个人。故而，将“战争责任”归诸于国家权力和军国主义等抽象的东西，说什么“人是没有罪的。人是随波逐流的东西”等观点，[140]既是对人格的亵渎，也是试图逃避正义的惩罚，必须由参加或协助战争者，直接承担战争责任。

竹内好认为，日本与自己本身最大的“污点”就是战争责任问题。他在1949年发表的《中国人的抗战意识与日本人的道德意识》及同时期的其他论文中得出这样的结论：“日本文化欠缺本来作为其核心应该自己发展的原动力——道德。”[141]主张正视日本与自己本身的战争责任道德，并使之成为“自己发展的原动力”。竹内好从日本士兵是“最残忍、无耻的奴隶”处境出发，认为“天皇制”是恐怖和憎恶的，但又觉得无法摆脱，是自己这代人的“宿命”。他曾说：“八一五对我来说是屈辱的事件，也是民族的屈辱，是想起来就痛苦的事。看到波茨坦革命的悲惨演变，痛感八一五时已完全没有实现共和制的可能性了。”[142]对于竹内好而言，直面内在“污点”的战争责任与天皇制几乎是一体的。其实，就当时日本大多数知识分子而言，“天皇制”不仅是存在君主的政治制度问题，更是“主体性”问题，所以与知识分子的悔恨、战争责任问题密切相关。[143]这也是战后初期在讨论天皇和天皇制战争责任问题时，知识分子中赞成天皇退位和废除天皇制比例较高的重要原因之一。

教育家宗像诚也是战后初期反省战争责任和具有悔恨心情的代表性人物之一。他受大熊信行与吉本隆明评论战争责任的刺激，加之过去痛苦的战争体验，产生了负有战争责任的悔恨与苦闷。故而，他不仅从内心赞成日教组宣传的“不再将学生送上战场”口号及其运动，而且对共产党存有自卑感，并深表敬意。他在大学讲义中向学生忏悔自己的战争责任，在战后出版的著作如《我的教育宣言》（岩波书店，1958）中，反复批判自己协助战争的原委。可以说，宗像的悔恨和反省比较彻底，与安倍能成、矢川德光、宫原诚一等人在战后出版的著作集、著作目录中删除了战时论文相比，显得更加坦然和真诚。其实，因战后公职追放的不彻底，很多教育相关者虽抱有这种悔恨心情，却没有说明这样的原委。需要指出的是，战前已形成固定人格，且从事教育工作者，在反思战争责任时大都会受到自己以前的思想和认识的影响，并非都抱有这种悔恨和内疚的心情。战后不久，矢川等人提出了民族教育论，以及以爱国心为主的一些复古式教育就反映了这一点。

“战中派”[144]知识分子，则在谴责年长一代将他们卷入战争漩涡的战争责任时，很少有人谈及自己的战争责任，甚至拒绝反省。1958年，时年26岁的年轻批评家江藤淳，讥讽年长的知识分子（即“战前派”知识分子），积极承担了创造“圣战”“东亚解放”的“神话”。竹内好承认他说的“没有错误，但还不足”，指出“尽管一直拒绝乃至厌恶神话，但经过两、三次曲折，作为结果卷入了神话”。[145]反思自己曾经反对日中战争，却在日美开战后转而产生了“圣战”意识。吉本隆明在同时期的作品中，一方面批评自己过去曾是激进的“皇国青年”，一方面揭露普罗诗人壶井繁治、冈本润等人写过赞美战争的诗歌。吉本认为他们献身战争，却遭投降背叛，因而自己这代人是战争受伤的一代，年长一代是没有遭受战争伤害的旁观者。吉本这代人以此为“资本”，不仅没有对过去的内疚和悔恨，而且极端憎恶“决定投降的战争权力”和“旁观战争，并从惨烈的战争中逃出，不久即开始赞美和平的小知识分子阶层”。[146]很多年长的知识分子，对因自己没有勇气阻止战争而导致像吉本那一代人的战死抱有罪恶感，无力对抗“在战争中合作、沉默”的指责。[147]但是，多数战中派知识分子在追究年长一代的战争责任时，却没有反省自身的战争责任。如，在1956年3月的《中央公论》上刊登的《战中派的倾诉》中，一位战中派知识分子竟说：“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没有发挥任何社会上的指导性作用，所以完全没有战争责任。”[148]这是片面地推卸战争责任，是不客观的。

战中派知识分子的“受骗”论，片面强调自己的“受害”，避而不谈自己的“加害”，从这一点看，他们比起战前派知识分子的悔恨和反省，更加没有勇气反省自身问题。他们所谓的“背叛”不过是背叛了侵略战争，他们所谓的“愤怒”不过是对自己全身心投入“侵略战争”而未能取胜的不满，是对决断战败投降和转而反省战争责任与谴责侵略战争者的“愤怒”。战败投降后的第三天，原海军经理学校的学生白鸟邦夫，就在日记中写道：“我们被欺骗了。”[149]村上兵卫认为昭和天皇与麦克阿瑟的会见，是“背叛”了他的战死的战友们。[150]鹤见俊辅描述了战败时飞行预科练习生猪狩正男的精神状况：憧憬着名誉战死的猪狩，在战败的同时陷入虚脱状态，穿着皱皱巴巴的军服，竭力高喊“战败兵”，表示要驾驶载满原子弹的飞机，把充满伪善者与利己主义者的日本全部粉碎。[151]可见，这些原学生兵、军人的背叛说，其实就是不满战败和投降，要求惩处所谓的“背叛”者。这与战中派指责战前派的战争责任极为相近，都是在指责他人的同时，不承认自己的责任。

战后日本进步知识分子在追究战争责任的过程中，不同年龄阶段、不同战争体验的知识分子，在反省战争责任时有很大差别。如，战前派知识分子悔恨自己没有阻止侵略战争的勇气和力量，主动反省本身的战争责任问题；战中派知识分子则片面强调自己的“受害”和“被骗”，谴责年长的战前派知识分子的战争责任，无视自己参与侵略战争的罪行和责任。因此，战后日本知识分子中，基于不同的战争体验和战后体验，出现了各种各样战争责任认识间的争论。

三 共产党的战争责任追究与被追究

战前从事反战活动和战时长期遭受关押的特殊经历，使日本共产党似乎成了最没有战争责任“污点”的政党，从而在战后获得了很高的荣誉。尤其在知识分子眼中，日本共产党成了纯洁的象征，光彩夺目。日本共产党从革命的角度和建立共和制的立场出发，打出了“打倒天皇制”和追究日本统治者的战争责任的旗号。正因为日共领导人长期关押狱中，无法理解战争时期日本国民对天皇的坚信以至疯狂的崇拜程度，其口号显然有些脱离民众。加之，战后日本文学界和知识分子在追究战争责任时，暴露了共产党派文学者和知识分子曾协助战争和“转向”的问题，反而出现了追究日本共产党及其追随者的战争责任的潮流。

由于东久迩内阁坚持战时的治安维持法和继续镇压反政府、反天皇的政治活动，直到1945年10月，德田球一、宫本显治等共产党领导人方从狱中获得解放。10月10日，日本共产党发表了《诉诸人民》宣言，表示欢迎“为解放世界的联合国军队进驻日本”，同时高呼“打倒天皇制”“建立人民共和国政府”等口号，[152]贸然提出了“打倒天皇制”和追究天皇战争责任的政策。

长期流亡的日共领导人野坂参三，并不太赞成“打倒天皇制”的口号。1945年10月，野坂参三在莫斯科与苏联共产党干部的会谈中，认为日本共产党提出“打倒天皇制”的口号不正确。因为野坂流亡中国之际，在教育中共军队俘虏的日军士兵时，发现不少日本士兵虽赞成体制改革，但也强烈地爱着天皇；[153]所以，他认为日本国民具有强烈的天皇信仰，如果高喊“打倒天皇制”，共产党就会脱离大众，失去他们的支持。因此，野坂当时设想最好不要触及天皇，而是提出更一般性的“废除绝对主义体制”口号，并主张昭和天皇在承认战争责任的基础上退位，由皇太子继位，然后剥夺新天皇的政治、军事权力，仅保留其宗教职能。[154]今天看来，野坂参三的构想比较符合战后初期日本社会的现实。

然而，德田球一、宫本显治等日共领导人，已在日本国内开始了天皇的战争责任追究，野坂参三在回国后不得不与他们妥协。1945年11月，在《赤旗》杂志复刊后的第二号上，志贺义雄指出“天皇正是最大的战犯”。[155]1945年12月8日，即珍珠港事件和太平洋战争爆发的四周年纪念日，日本共产党举行了追究战犯人民大会，会上发表了涉及日本各界合计1000名以上的战犯名单。流亡苏联和中国长达16年的野坂参三，在1946年1月回国后，发表了题为“以民主阵线挽救祖国危机”的演讲，他呼吁道：“诸位！请看荒芜的东京城区，请看瘦得令人吃惊的市民脸庞，带给人民这样痛苦的究竟是谁！使我们民族蒙受战败这最大的屈辱，导致我们陷入国破深渊者究竟是谁！那是打着爱国的名义把各位卷入战争，在战场上杀伤几百万青年人的天皇、军阀、财阀、反动的官僚与政治家、反动团体，他们才是使我们祖国陷入危险、民族耻辱的非国民、卖国贼……”[156]指责天皇是导致目前惨境和死伤数百万人的罪魁祸首，是“非国民”“卖国贼”，提出了与追究军阀、财阀、反动人物和团体一样追究天皇的战争责任。1946年，共产党作家中野重治，指责天皇的《人间宣言》一句也没有提到无数的战死者，批判天皇是“国民道德腐败的根源”。[157]可见，当时日共追究战争责任活动的一个明显特点，就是高举“打倒天皇制”的旗帜，重点追究昭和天皇的战争责任。

日本共产党从战败投降至1950年代前半期，在知识分子中获得了极大的精神权威，可以任意追究战后日本社会各界的战争责任，曾经吸引了不少人参加共产党。这是因为以下3点：（1）日共的大同理论和社会主义构想，在战后初期日本严酷的经济社会现实中获得了广泛的社会基础。日本经济高速增长之前，在日本的城市与农村、上层与下层，到处都有战争遗孤，生产、生活资料严重匮乏，而共产党的社会主义理论自然备受关注。（2）日本共产党是战时日本唯一反对战争的政党，没有协助战争的污点，其精神优势地位非常明显。（3）战前派知识分子多数陷入未能阻止战争，甚至协助战争的“悔恨”之中。此时的日本共产党，在日本几乎获得了神一样的地位，不少人加入或支持共产党。原学徒兵渡边清见到共产党的“打倒天皇制”传单后，“赞成其文句”，并在朋友的推荐下，开始阅读以社会主义者河上肇、山川均的著作为主的许多书籍。[158]还有不少战时疯狂的特攻队员鉴于战后日本社会的现实，也积极参加以革命改造日本社会的共产党。这些都增强了日本共产党的实力和社会影响力。在1949年的众议院选举中，日共获得了35席，得票率达到了9.7%，就是很好的证明。

日本共产党势力的快速发展和追究天皇及其他战犯战争责任的行动，引起了美国和日本政府的恐慌。在美苏对立的冷战格局下，美国政府试图将日本建成为其在远东的战略“桥头堡”和防共“防波堤”，而日本共产党及其影响下的民众运动被视作苏联借机向日本渗透势力和实施的“间接侵略”。早已担忧日共问题的吉田茂，对美国的态度心领神会，在1949年4月4日不经议会通过，就以政令的形式公布了《团体等规正令》，禁止一切政党及群众团体的秘密活动，要求各政党和群众团体登记其办公地点和主办的报刊，并提交领导人和成员名单。[159]事后，吉田茂还曾洋洋自得地称该法令就“是以作为政治团体的共产党为对象的”，[160]坦白了镇压日本共产党活动的计划和行动。

遗憾的是，日共领导人并未及时转变方针政策，遭到了美国与日本统治者的镇压，且在苏联的影响下产生了分裂。特别审查局根据《团体等规正令》，迫使日共交出了领导人和10.8万名党员的名单。在朝鲜战争爆发前夕，美军和吉田政府就是按这个名单镇压了日本共产党，日共被迫转入地下活动。就在此前的1950年1月，共产国际针对当时的日本局势发表了《关于日本的形势》的报告，批判以日共主要领导人野坂参三为代表的“和平革命论”及其思想。日共内部围绕共产国际的观点，产生了严重分歧。以野坂参三、德田球一为代表的主流派，发表了《对〈关于日本的形势〉的感想》一文，表示拒绝接受共产国际的批评，史称“所感派”；以宫本显治、志贺义雄为代表的一派，则主张全面接受共产国际的批评，史称“国际派”。如此，作为当时民主主义运动主体的日本共产党，出现了严重分裂。[161]分裂后的日共，到1953年时在议会仅剩下一个席位，[162]其实力大大削弱了。

所感派在掌握日共中央领导权后，参照中国革命的方式，指示年轻的党员们进行武装斗争和农村工作，更加脱离了日本社会的现实。1953年所感派的首领德田球一客死中国后，以宫本显治为首的国际派干部先后重返党的领导核心，从1954年前后日共逐渐转换所感派的方针。1955年7月，所感派与国际派共同召开了第六届全国协议会。会上批判山村工作队为主的武装斗争路线是“极左的冒险主义和领导层的家长制作风”，以国际派党员为主出现了暂时团结的局面。但是，好景不长，随着运动方针被否定后青年学生们对政治不信任感的扩大，许多不满以宫本显治为首的国际派掌权的党员离党、脱党或被开除出党，其中包括中野重治、佐多稻子等作家党员。日本共产党再次出现分裂局面，并受此影响，新日本文学会也发生了分裂。

日本共产党虽几经挫折，但在战后初期的知识分子中，仍具有相当的吸引力和影响力，甚至有的知识分子为寻求“免责”庇护而加入日共。1948年，夏目漱石的弟子、作家森田草平，加入了日本共产党，并在《前卫》杂志上发表《加入共产党之辩》一文，赞成天皇退位论，但在呼吁天皇不要被宫内省和官僚利用维持封建势力的同时，也表达了对天皇的敬爱之情。[163]这与当时日共主张的“打倒天皇制”和追究天皇的战争责任，仍有一定差距。当然，在知识分子中，通过加入共产党，掩盖自己协助战争者也不少。如，战时曾写了大量赞美战争论文的平野义太郎，在战后成为日共组织和平运动的代表性知识分子，并在1951年1月15日共产党各团体组成全面讲和爱国运动协议会上当选为会长。战时协助战争的知识分子为掩盖自己的战争责任加入共产党，以及战时日共不少党员的“转向”，成为其他派别追究日本共产党员战争责任的主要“借口”。

于是，在1956年前后，追究共产党人和进步知识分子的战争责任反而成为新的潮流。如前所述，其主要原因除了战后日本共产党员和进步知识分子发起追究知识分子的战争责任时，忽视了本身战时“转向”问题和协助战争的责任外，还有以下两点。（1）知识分子试图通过追究共产党派系知识分子的战争责任，打破战后日本共产党的精神权威地位。（2）战后日本共产党的分裂和领导日本社会运动的失误，导致部分知识分子对其感到失望。所以，在战争结束10年后的日本，知识分子从共产党精神权威下逐渐“苏醒”过来，并以更加猛烈的姿态追究共产党人和进步知识分子的战争责任问题。1947年福田恒存批判日本共产党墨守陈规的共产主义理想是“非社会存在”，表示要追究共产党派知识分子的战争责任，但在当时几乎无人响应。然而，1956年，吉本隆明与首任全学联委员长武井昭夫，合作出版了《文学者的战争责任》一书，严厉质问以新日本文学会为中心的左翼作家们的协助战争问题。鹤见俊辅在1956年1月发表《知识分子的战争责任》（《中央公论》）一文中，要求弄清进步知识分子的战争合作问题。这些论著的主张获得了对共产党失望的知识分子、学生，甚至是新左翼人物的支持。

小熊英二认为这也是确立“主体性”的手段，因为“在败战之后为了构筑对抗大日本帝国的权威主义，进行战争责任追究。在1950年代后半期是知识分子们从共产党的精神性权威下独立的过程，进行对以共产党派知识分子为主的战争责任追究”。[164]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超出了追究战争责任范畴本身，而是知识分子获得精神独立的“主体性”手段。不过，在这个过程中片面地追究共产党与进步知识分子的战争责任，反而忽略了真正应该负主要责任的天皇及日本领导层。

丸山真男虽由战后日本共产党指挥群众运动的失误，联想到战前和战时日本共产党作为政党的指挥责任，但仍客观地认为不能仅仅据此片面追究共产党的战争责任，而应追究天皇、政界、财阀的战争责任。在1952年的“流血的五一”事件中，[165]与丸山真男熟悉的东京大学女职员被捕，丸山认为本来稳健的游行运动在共产党错误领导下却成了流血事件，由此想到了战前和战时共产党作为政治党派，因错误地指挥运动未能防止日本突入战争，所以有“作为指挥官的责任”。[166]这种以追究日共战争责任的姿态，质问其现代的政治责任，激起了日本社会对共产党领导武装斗争等“左”倾冒险路线的批判。

日本保守派则借此攻击日共及其领导的和平运动。如，《全貌》杂志连载的《学者先生战前战后言质集》（1954年由全貌社出版单行本）一文，计划揭露平野义太郎、中村哲、清水几太郎、宗像诚也、淡德三郎、矢川德光、出隆、高仓辉等共产党派或进步的知识分子在战争时期的言论，并呼吁批评之，其目的就是借追究战争责任的形式攻击进步派。丸山真男鉴于这种情况，在1956年3月发表的《战争责任论的盲点》（《思想》）一文中，指出目前追究战争责任的不正常状况，认为“如果仅刻薄地追究知识分子特别是‘进步的’知识分子的责任，这明显地失去了平衡”，强调追究战争责任的“盲点”是天皇的战争责任，要求改变“在政界、财界，战争责任可以说成了废词”的这种现状，[167]希望回归理性的战争责任追究，不要使之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

在日本共产党的战争责任追究和被追究中，非常著名的事件是围绕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远山茂树、今井清一、藤原彰等人在1955年出版《昭和史》（岩波书店）一书的论争。《昭和史》中贯穿着“决不能再次重复这种痛苦的战争经历”的问题意识，揭露了日本政府、军部、财阀等统治阶层的战争责任，批判原军人所写的“战记”毫无反省之意。1956年3月，龟井胜一郎在《文艺春秋》上发表了《对现代历史学家的疑问》一文，随后又在该杂志上相继发表了《关于历史学家的主体性》《日本近代化的悲剧》等系列论文，[168]批判《昭和史》中没有日本国民侵略中国的战争责任的视角。同时，他指出“为了日本不被殖民化，所以当务之急是效仿欧洲的近代资本主义，建立自己的殖民地，也就是获取资源和市场。而‘富国强兵’这一国策，必须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可以说，日本的近代化必然与对大陆的侵略连在一起”。[169]认为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是“历史的必然”。在批评《昭和史》中没有“人”、没有“国民”加害视角的同时，他本人也陷入了脱离作为主体的人的“必然”论中，成为日后保守派坚持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不得已”性和“大东亚战争必然论”的一个思想源头。

松田道雄在批评《昭和史》缺少国民视角的同时，强调应挖掘昭和时期的“积极”意义。他提出“希望昭和的历史将生活在昭和时期的人们作为其主人翁”，表示“仅仅将昭和史作为镇压和侵略的延续来记述的做法，让人无法忍受。历史中应该可以有自豪”，[170]“例如，因受八纮一宇的反历史性思想影响，狂热的日本人参加的太平洋战争后来使中国革命的成功变得较为容易，由于战败，带来了日本国内的民主主义”。[171]他认为日本的侵略战争促成了中国革命相对容易成功和奠定了战后日本民主主义的基础。如此，非但不用追究日本侵略战争的责任，反而应该觉得“自豪”和“光荣”。松田绕来绕去还是要肯定“大东亚战争”的“积极”意义，其理论可以说与战后日本保守派宣扬的“大东亚战争肯定论”和“解放战争”论具有某种程度的关联性。

马克思主义史学派在反驳龟井、松田等人的批判时，也部分地接受了他们对过去“沉痛反省”的战争责任观。龟井曾言：“日本近代化的悲剧，就是没能真正认识到将对中国人和朝鲜人的问题，视作自身的问题……我们对于朝鲜人和中国人所有的侮辱感，是长期以来形成的。尤其是日本的对朝政策，极尽暴虐，给予了一个民族难以忍受的侮辱。”指出这“是因为日本人不知道那种自己的国家被殖民化、遭到外国军队和商人的蹂躏，而在彻底失败后产生出的抵抗力的可怕性。”他将和平分为两类，“一类是在侵略到手的地方或占领区多少留下一些所谓‘和平’，另一类是从完全意义上否定侵略的‘和平’。”[172]对于日本社会上至今仍有不少人“后悔”没有及早与盟国妥协，而导致战败后被迫选择后者的心情进行了质问和表示担忧。松田提出在《昭和史》中，因为没有研究1929年经济大危机后日本国内文坛上出现了马克思主义思潮和一大批“左倾人物”，为何后来这批人离马克思主义远去这个问题，所以必然将其离去归咎于他们浅薄的“左”倾思想。[173]马克思主义史学派接受了这些建议，在1959年8月出版的新版《昭和史》中作了必要修改，开启了战后日本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研究国民与战争责任问题的先河。

其实，战后日本社会追究战争责任时，很少涉及日本对亚洲邻国的加害责任，而日本共产党人及其周围的知识分子较早地注意到了这一问题。1946年6月29日，日共在发表的《日本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中，认为天皇制是“对近邻殖民地、半殖民地解放的最大障碍”。[174]1948年，日共中央委员神山茂夫主张“南京事件”“巴丹行军”“马尼拉虐杀”等暴行的真正原因是天皇制，认为这是“民族的耻辱”，非难存续天皇制的日本国宪法。[175]日共的这些举动都涉及了追究天皇和天皇制对亚洲邻国的加害责任，反映了这一时期日共干部和党员认识战争责任的相对先进性。

四 加害意识的出现

战后初期，日本人面对艰难困苦的生活，普遍认为自己是战争“受害者”，不过，也有个别原军人、知识分子注意到了战时日本人的加害责任。这种加害认识虽然微弱，更非当时战争责任认识的主流，但毕竟打开了战后日本人加害责任认识的“一扇窗”，是日本人最终走向全面认识战争责任和获得遭受日本侵略战争之苦的受害国民众理解的必经之路。

与几乎所有战犯否认战争责任和大多数国民片面的受害意识相比，个别原军人在强调受害的同时，也指出了战时日本的加害责任。1945年9月2日，冲绳籍陆军大佐亲泊朝省留下了“大东亚战争获得了道义上的胜利”这样的遗书后自杀身亡。他遗书中赞扬“我日本战争的目的是从寄予世界人类的幸福、世界和平这种道义上出发的”，谴责美国“使用人类历史上从未见过的暴虐的原子弹”，顽固坚持“大东亚圣战”论，同时他亦批判了战时日军在中国实行“对无辜民众的杀戮，本民族对中国人的蔑视、强奸、掠夺等”，[176]从亲身经历中认识到日军负有一定的加害责任。1945年8月28日，原陆军少将石原莞尔在接受《读卖报知》的采访时，抗议“美国的原子弹爆炸无视人道”，同时指出“对于东亚各国，日本与欧美的霸道政策是同样的态度，故对过去所犯的一切罪过，应有衷心地深刻谢罪的勇气”，[177]站在“英美同罪”论的立场上，要求日本人反省战时的加害行为。其实，这些原军人的加害责任反省，往往是作为“人”而本能地谴责战时日军的战争犯罪，并非反省这场战争的侵略性和非正义性。

而以“中国归还者联络会”为代表的原军人，则是真正站在批判日本侵略战争的立场上，反省日本军队的加害责任。1956年6月21日、7月15日、8月2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鼎丞，分三次批准了对解放战争时期俘虏和后来苏联移交的1017名日本战犯免于起诉的决议。这些免于起诉的战犯在当年分三批回到日本后，便开始以“中国归还者联络会”的名义活动。1957年2月24日，其各地方支部负责人和代表在东京集会，选举产生了临时常任理事会，正式将自己的组织命名为“中国归还者联络会”（简称“中归联”），以“日中友好，反战和平”为方针开展中日友好和平运动。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以现身说法的形式，揭露和证实战时日军的暴行。

1957年2月，日本光文社通过与中归联联络，选取了其成员的15篇文章，集结出版了《三光——烧、杀、抢》一书，介绍了当年日军的残暴罪行，引起了日本社会的极大反响。据说，仅20天就售书5万册。[178]两个月后，“护国青年社”的右翼分子暴力袭击光文社，迫使光文社负责人神吉晴夫停止出版该书。翌年的七七事变纪念日（1958年7月7日），另一家出版社新光社将该书更名为《侵略——日本战犯在中国犯罪的记录》后再次出版，仍获得了良好的销售业绩，即一个月就售书25万册。[179]可见，该书获得了不少日本人的认可，对揭露战时日本的加害行为和促使日本人反省加害责任产生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中归联的“认罪”和“反省”活动，最初曾被一些进步团体和人士误解为是“一亿总忏悔”的表现，受到了严厉批评。但是，他们坚决主张：作为发动侵略战争的日本，以政府的名义进行谢罪是完全必要的，也是必须的，决不能以“一亿总忏悔”的名义推卸日本政府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责任；而作为侵略战争的参加者、侵略政策的执行者，也有必要进行反省，不能回避自己的战争责任。[180]他们坚持从侵略政策的执行者、侵略战争的参加者这种加害角度，反省自身的战争责任，虽在当时被人误解，但现在越来越多地获得了人们的理解和肯定。

进步知识分子或文学者中，也有人开始反思日本国民的加害责任。如，荒正人在1946年4月评论道：“至今在中国、太平洋各地，不断传出日本军队野蛮的消息……他们是没有教养的民众组成的……日本军队的野蛮如同水面上的浮萍，其下是广泛伸张的巨大野蛮之根。”[181]从日本国民的野蛮性方面论述了日本军队在侵略战争中的加害行为。金子廉二在《天皇的军队》一文中，以南京大屠杀时日军对中国民众的残忍行为为例，谴责道：“过去我们所吃的食物，我们所穿的衣服，全都浸透了中国民众的血汗。那是国民的罪行，其责任应该由国民全体来负责。”[182]指出在国内被置于完全无权状态的日本民众，认可了日本对同为被压迫者的亚洲民众的野蛮行径这一事实。山川均在《国民的道义低下吗？》一文中，分析了日本民众对他民族残忍行为的原因，指责日本国民欠缺“具有自由平等人格的个人共同生活的道德”，[183]从民族、道德两方面阐述了日本民众对亚洲邻国民众的加害责任。丸山真男在1946年发表的《超国家主义的伦理与心理》一文中，以“压抑转移”解释了战时日本士兵作为寄生地主制和军国体制严厉管制下的“奴隶”，受到地主的剥削和军队长官的各种惩罚，于是作为士兵向战争中的对方俘虏和占领地的民众施加各种暴行，以转移前述自己所受到的惩罚。[184]这些论文所表达的加害责任认识因人而异，但都体现了作者认识加害责任的自觉。

进步知识分子和文学者中，甚至有人直接反省自身的加害责任。如，战时担任文学报国会干部的中野好夫，在战后一直参加和平运动、冲绳问题运动。他在新闻调查中要求列出战争责任者的名字时，总是回信写自己的名字。[185]战时曾因治安维持法被捕的电影人岩崎昶，虽是少数没有制作赞美战争电影者之一，但仍称自己是“潜在战犯”，[186]陷入深深自责之中，不能不说这是令人感动的告白。1947年10月，哲学家古在由重在某座谈会上，曾说“在电车、火车中读圣经者非常多”，[187]就反映了日本社会对宗教的关心程度日高，认为这与对战死者的记忆有关。

这种悔恨、罪责感，与对亚洲加害责任的自觉，可以说有微妙的关系。1949年5月，竹内好在《中国人的抗战意识与日本人的道德意识》一文中，质问关于侵略中国过程中“日本国民的道德责任”时，也反省了自己在北京期间虽然知道贩卖鸦片的事实却没有抗议，忏悔“是自己勇气的问题而没有提及”，甚至为获得中国的情报也加入了亚洲主义团体“东亚会”，批评自己当时类似“厚颜无耻之徒”。[188]鹤见俊辅根据自己在爪哇岛从军的经历，感觉自己既是上官殴打的“被害者”，也是对爪哇岛当地居民和慰安所内女性的“加害者”。1951年7月，他在《追放解除的心理》一文中，指出以追放解除为契机，解除了全体日本国民的战争责任，但因太平洋战争而战死、病死的很多人却无法享受追放解除的“恩典”，这些人被永远地抹杀了，而与死者相关的任何人今后也没有追放解除的喜悦。[189]可以说，鹤见比较深刻地反省了自己作为日本国民和士兵的加害责任，表达了自己对亚洲受害国民众的同情和理解。在日本社会几乎无人反省加害责任的大环境下，这些反省本身的加害责任和日本国民加害行为的思想，尤其珍贵。

有些日本人虽也认识到战时日本的加害责任，但面对战后处理中的赔偿问题，却以各种理由试图免除赔偿责任，反映了他们的加害意识还是以日本的受害为前提，以本国不正当利益为优先的原则。如，在关于讲和问题与日本经济的讨论中，和平问题谈话会成员大内兵卫说：“因为没有支付能力，只能请求豁免。”同为谈话会成员的有泽广巳联想到日军在亚洲占领各国发行的军票，主张“战争期间的债权债务相互抵消”。国民经济研究会理事长稻叶秀三说：“在阻碍日本经济力或使国民生活下降面前，以不索取赔偿为原则，这是由杜勒斯先生承认的。”[190]这些经济学家虽承认日本给亚洲带来的惨祸，但还是不顾他人死活地优先考虑日本的经济复兴。

还有人以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对德国苛刻的赔偿要求导致纳粹抬头的历史教训，认为抑止赔偿请求是理所当然的，而且持这种意见者并不少。《世界》杂志在出版讲和问题特集时，对120名不同知识分子进行了问卷调查，除前述座谈会的经济学家外，谈及赔偿问题者仅有两位，分别是东京教育大学教授河盛好藏与《近代文学》杂志的荒正人，[191]反映了当时遭受战败经济危机的日本人普遍不愿承担赔偿责任的现实。1951年2月，日本社会党委员长铃木茂三郎会见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提出讲和时希望“停止赔偿”，“善意解决海外资产”等。[192]为了改善本国的国民生活，完全无视造成他国国民的生活恶化，竟还毫无国际道德地提出停止赔偿的请求。

值得注意的是，战后日本毕竟有人在讲和问题中提出了对亚洲受害各国的赔偿责任，代表性人物就是荒正人与河盛好藏。荒正人指出：“讲和问题草案中没有赔偿那是不可思议的，在亚洲各地，日军破坏、损伤的人命、财产、设施的总额应该是非常庞大的数字。哪里有成为抵消的理由呢？”[193]强调“应该支付的时候，就支付赔款，这是当然的事情。在对方责问面前只顾自己的生计，会被耻笑为浅薄。”[194]河盛好藏亦批判“限于特定国力而免除牺牲赔偿的请求”，主张“我们无论如何要像男子汉，作为独立的民族，依靠我们自己的力量使日本站立起来”，提倡日本应与包括亚洲各国在内的盟国全面讲和。[195]遗憾的是，持这种观点者在当时日本是极少数派，无法影响时局。不过，他们毕竟发出了日本人必须为其造成的战争损失负责，并进行赔偿的正义呼声。

这种微弱的加害责任与赔偿意识，却几乎与战后日本人追究战争责任活动同时出现，成为良心未泯的正义之士与亚洲受害国民众进行沟通和交流的重要基础，且在此后，日本人的加害责任认识逐渐获得了发展。1952年11月，石田宇三郎发表了《和平教育与民族教育》一文，指出：“如果我们忘记了对亚洲各民族的暴虐责任，就忘记了追究我们同时是统治者的责任，也不可能实现民族的重生。即是说，我们没有从那场战争中学到任何关于民族生存方法的内容。充其量只是仅有‘战争是讨厌的事’的心情。”[196]呼吁日本应增强作为亚非各国一员的民族自觉，并通过与亚非各国的联合，与“美帝国主义”进行斗争。这些进步人士的战争责任观因人而异，且在日后也几经变化，但至少在战后初期的日本擎起了追求世界和平的“良心之灯”。这盏“良心之灯”虽散发着极其微弱的光芒，却指引着日本人逐渐走向从加害视角思考战争责任的道路。

五 国民的受害意识与被骗论

战后初期，缺衣少食的悲惨生活，四处流浪的战争遗孤，高度残废的退伍军人，残墙断壁的破败城镇，还有给几代人造成后遗症的原子弹灾难，以及战败投降后的屈辱感，都使日本国民很容易产生“受害”意识。加之，战后日本政府与盟军总司令部的合作，还有美军不断宣传日本国民被欺骗的指导者战争责任观，都令日本国民自然而然地接受了“被骗”论，不想更不愿提及自己参与或支持侵略战争的责任。

美军进驻日本后，按照美国政府于1945年9月22日颁布的“对日方针”，明确提出要追究“使日本国民的现在和将来都陷入苦境的陆海军指导者及其协力者”的责任，[197]即所谓的“指导者战争责任观”。为此，当时受盟军总司令部影响的NHK不停地播送《真相是这样的》，其他各大报纸则连载《太平洋战争史——不真实的军国日本的崩溃》，宣传由于日本军部和官僚发动了亚洲太平洋战争，从而给日本和世界各国带来了巨大的战争灾难，所以日本国民被军部和官僚发动侵略战争的美丽谎言欺骗了。东京审判的首席检察官基南，也巧妙地将被告与国民分开，强调日本统治者才是责任者，而日本国民是战争牺牲者，获得了日本国民的肯定和支持。[198]因此，当盟军逮捕和惩罚战犯时，日本国民几乎没有大的反弹，反而谴责日本政府提出要求军、官、民共同承担战争责任的“一亿总忏悔”论。1945年9月8日，爱知县知事在给政府的报告中指出：“我们为了战争的胜利一再过度地忍耐，知道国力真相后才明白领导者的欺骗政策”，“为什么不信任国民，说明真相，令人遗憾”，“一直欺骗国民的领导者罪该万死”，“过去的领导当局应该在国民总忏悔之前，承担自己的责任”。[199]其他各地都有类似的批判日本领导者欺骗民众的言论。

日本国民比较容易接受“指导者战争责任观”的原因，并非仅限于美国的宣传，关键是他们确实有被欺骗的感觉。在战后生活资料极其匮乏的时期，很多高级将领常常将军需物资偷偷外运，或冒名领取，使原本信赖军人的国民发现了这些军人的道德败坏。据渡边清回忆：移居他们村的原海军中佐，用军用卡车拉回了很多航空队的军需物资扁柏，建筑新家，且储备了足够多年使用的粮食。[200]战败后日本国民发现，在战时高唱坚持“圣战”“一亿玉碎”，命令部下“特攻”的高级军官中，战败时自决者却为数极少。令人轻蔑和气愤的是，平时以“生不受俘虏之辱”的《战阵训》训示的东条英机，竟然自杀失败且被美军逮捕，更增加了他们对军部和领导者的不信任。日本国民难以想象的是，他们心目中“神”一样的天皇竟亲自拜会“敌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并合影留念。于是，日本国民普遍认为自己受到了“欺骗”，是这次战争的“受害者”，忽视了反省自身与政府合作，甚至积极地参与或协助战争的责任。

战后初期的日本普通国民几乎没有出国的机会，并不太了解战时日军在海外的暴行，在受害意识和被骗论的影响下，战争责任意识非常薄弱。据说1951年9月出席旧金山和会的吉田茂首相的护照，是战后日本护照第1号。1956年秋，出席亚非作家会议的堀田善卫的护照号码是138813号。[201]即战后10年间，累计出国的日本人不足14万，加之冷战期间日本政府的刻意掩盖与宣传，日本普通国民即使通过东京审判获知一些战时日军的暴行，也没有太多的实感，更不了解受害国民众的战争感受。

因此，《旧金山和约》生效不久，日本不少国民就纷纷要求释放在押的各级战犯。1952年7月，日本律师联合会向政府提交了赦免战犯的意见书。此后，释放战犯运动竟成了日本的国民性运动，签名支持的人数达到4000万人。同年12月9日、12日，日本众议院、参议院分别通过了释放战犯的决议。1956年3月31日，日本政府释放了甲级战犯。到1958年5月3日，所有在押乙、丙级战犯全部出狱。[202]日本国内积极释放战犯之时，日本国民并未想到这些战犯造成了多少受害国民众的惨死和多大的财产损失，造成了多少妻离子散的人间悲剧。战犯们在与家人团聚时，何曾想到受害国有多少民众因为他们发动的侵略战争而永远无法和亲人团聚了；他们在重返政坛或发表否认侵略罪行的谬论时，可曾想到其行为再次给受害国民众带来多大的情感伤害。日本国民如果没有将战时日军的加害责任和战后日本人的再次加害纳入视野，就无法理解受害国民众对保守派和右翼分子歪曲侵略事实、否认战争责任的行为，为何会如此敏感、如此愤怒的感情。

基于受害意识和被骗论，日本国民虽对东京审判以及审判的标准多少有点疑义，但总体上感觉审判还是正当的，既不赞成东京审判的全面否定论，也不拥护东京审判的全面肯定论。大多数日本国民理解东京审判惩罚了导致自己陷入悲惨境地的原领导者，而自己作为普通国民既然没有被罚自然也就无罪了，似乎自己成了东京审判的旁观者。[203]对此，法学家戒能通孝认为每一个日本人必须认真地理解东京审判的判决，对照自己的良心写出自己的判决。他评论道：无论军方有何种程度的强力，如果没有国民的消极支持，如此狂乱的暴行是不可能持续下去的；东京审判中的被告们从各种各样的方面受到谴责，换句话说，正是我们身上存在的流氓性精神和投机性精神受到了某种形式的谴责，如果对此不正面接受，真正的国家重建仍将是遥远的目标。[204]但是，从当时的日本国民层面几乎看不到这样的认识。

诚如当时热销的“战记读物”中，虽有对好战性的强烈批判和对军官上层的极度反感，但多数普通官兵的战争记录中，到处都是日本军队在战争中如何英勇地战斗和如何出色地完成了作战任务，表现出了“锻炼出来的下士官的自豪感”。[205]可见，在普通士兵中，仍有相当多数人没有反省自己的战争罪行和应负的责任，这与当时日本国民中普遍存在的受害意识及被骗论有密切的关系。

日本著名电影导演伊丹万作，批评所谓的受害意识和被骗论，是国民不愿正视自己战争责任的“麻醉剂”。1946年8月，他在《电影春秋》创刊号上发表了《战争责任者的问题》一文，文中说：“许多人都说在战争中受了骗，可是，在我接触的范围内没有一个人说自己骗过人……无计划、疯狂的战争的必然结果，使国民陷入不共同吃苦就不能生存的境地，尽管如此，诸位不还是相信只有自己没有骗人吗？”于是，他认为“所谓受骗之说是意味着由坏人造成的被害，但自古以来任何辞典上也决不曾写着受骗者就是正确的这样一种说法”。他指出只有施骗者与受骗者凑在一起才能发动战争，战争责任虽有轻重之别，但理所当然在于双方。因此，追究战犯的责任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全体国民首先要正确地理解受骗的意义，解剖、分析如此虚弱以致受骗的自己，开始努力地彻底改造自己”。[206]反之，每个人都坚信自己没有骗人，排除抽象的军部和官僚，到底是谁欺骗了日本国民呢？如果真的被骗，难道不应追究自己为何不辨是非而甘愿受骗的责任吗？其实，伊丹导演指出了隐藏在被骗论背后的无责任意识和推卸战争责任的态度。

当然，日本国民不论是基于受害意识与被骗论，还是基于指导者战争责任观，至少仍有相当比例者要求追究领导者的战争责任。据内阁总理大臣官房审议室的《战后10年的回顾与展望——国民的政治意见》（1956年）舆论调查结果，可知：在六大都市、其余的城市、乡下，分别有41%、34%、26%的人，主张追究领导者的责任；在20～29岁、30～39岁、40～49岁、50～59岁、60岁以上的人中，主张追究领导者责任的比率分别为38%、34%、30%、26%、18%；在自由职业、工商经营、农林经营、管理职业者中，分别有46%、38%、30%、29%的人，主张追究领导者的责任。[207]显然从大都市到乡村主张追究领导者责任的比例越来越低，而日本国民的年龄越低主张追究领导者责任的比例越高，从自由职业到管理职业可以说自由度越高的职业者主张追究领导者责任的比例也越高，反映了日本社会各界因地域、年龄、职业等方面的差别，在追究领导者责任方面亦有不同的态度。

日本国民中不仅有追究领导者责任的主张，而且有人相应地采取了追究战争责任的行动，甚至还取得了成功。战时因横滨事件[208]而被捕的许多嫌疑犯，遭受了神奈川特高警察的严刑拷打。战后，这些受害者联合起来提起诉讼。检事局也不得不进行起诉，1949年横滨地方法院、1951年东京高等法院双双裁定原判决有罪，判处刑讯逼供的前警部松下英太郎徒刑一年六个月，前警部副官柄泽六治、森川清造则被判处徒刑一年。虽说这起诉讼运动规模较小，对加害者判刑较轻，但毕竟是日本民众亲自追究战时本国统治者战争责任的胜利。还有一例是，战时茨城县大宫警察署巡查部长大塚清次，将违反经济统制法规的嫌犯大槻彻拷问致死，律师正木广发现警察、检事局掩盖案件的内情后，冒险割下被害者的头颅并带回东京，交由法医学者鉴定后进行告发，检事局也只得进行起诉，终于在1955年第二次上诉时，确定原判决有罪，获得胜诉。[209]当然，必须指出的是，这种由日本民众追究战时领导者责任的事例主要针对日本国民的受害，几乎没有亚洲邻国民众受害的视角，而且这种事例非常稀少，即使有时获胜，但被告人以获得特赦或其他方式，往往并未入狱服役，无法发挥惩罚的应有效果。

受害意识与被骗论虽在日本民众中占优势地位，但追究战时领导者的战争责任或揭发战时日军暴行的活动，毕竟代表了日本民众认识战争责任的一个方向。1950年4月号的《真相》杂志上，发表了《解开关东军731部队之谜，在内地的细菌部队》一文，较早地介绍了关东军731部队的罪恶活动。《文艺春秋》杂志1955年8月号，刊登了以原队员秋山浩之名发表的《已准备好细菌战》一文，揭露了活人试验和日军战败时屠杀用作试验的囚犯的悲惨情况，向世人公开了这一恐怖事实。[210]对战时日军反人道的细菌试验与屠杀战俘的揭露和控诉，在冷战初期因美国、日本政府的掩盖，未能获得社会响应，但在20世纪70年代后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如，TBS电视台的电视节目制作人吉永春子，自1975年以来持续访谈相关人士，整理片断讯息，并制作纪录片公开播放，引起了极大的社会反响。历史上的许多事情都是在开始时悄无声息，一旦具有社会影响，当人们蓦然回首，却发现早已存在，只不过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而已。

小结

战后初期，日本国内掀起了追究战争责任的热潮。一方面是因为长期宣传的“神国不灭”“武运长久”“皇军”的英勇善战和“圣战”胜利等虚假形象，随着天皇“圣断”投降而突然坍塌，激起日本国内各界严重的思想混乱，纷纷追究导致战败破局的原因和责任；另一方面，以美军为主的盟军进驻日本后为清除日本军国主义的思想遗毒和避免日本再次构成对美威胁，开始逮捕战犯和进行东京审判，追究以军部和官僚为主的战争责任。于是，日本统治集团为保护天皇和皇室安全，维护天皇制国体，降低或推卸战争责任，提出了天皇退位论、天皇无罪论、“一亿总忏悔”论及检讨战败责任的各种战争责任论。日本战犯为推卸责任或减轻刑罚，不遗余力地焚毁和掩藏罪证，甚至相互告密、转嫁责任，即使在大量罪证面前不得不伏法，还顽固地坚持“大东亚战争肯定论”。引导社会舆论的文学者与进步知识分子率先开始了对本领域内的战争责任追究，但因为追究战争责任者大多有协助或支持侵略战争的污点，所以围绕追究者的资格问题，文学者各派系之间开始了长期争论，导致追究战争责任活动转变方向，造成不少人的失望和对其批判。日本共产党及其周围的进步知识分子在追究战争责任时，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原本较为纯洁的日共最具追究别人战争责任的资格，反而因此成了保守派追究战争责任的对象。尽管如此，进步知识分子、文学者及日共干部和党员中，一些人还是主动反省了本领域，甚至个人的战争责任，产生了对亚洲邻国受害者的加害意识，而这种意识在保守派和普通民众中很少见到。

整体上看，战争责任问题在战后初期日本人的生活中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无论是追究战败责任，还是追究战争责任；无论是追究知识分子的战争责任，还是追究普通国民的战争责任；无论是天皇退位论，还是“一亿总忏悔”论等，至少日本社会上普遍出现了追究战争责任的氛围。遗憾的是，昭和天皇没有承认战争责任，战犯忙于否认战争责任，普通国民基于受害意识和被骗论而几乎无视自身的战争责任，真正掀起追究战争责任热潮的是进步知识分子、文学者和日本共产党人。在追究战争责任的过程中，文学者提出了重点追究负有重大而直接责任者的战争责任；进步知识分子表达了对过去协助或参与侵略战争的悔恨心情，某种程度上反省了日本国民和自身的战争责任；日本共产党在追究天皇及日本统治者战争责任的同时，注意到了战时日军的加害责任。

当然，他们追究战争责任的活动，亦存在不少弊端和缺点。如，文学者的战争责任追究陷入“一亿总忏悔”论的窠臼，难以自拔；战中派知识分子无视自身参与或协助战争的责任，极力谴责和追究已表示悔恨和反省的战前派知识分子的战争责任；更重要的是，虽非全部却是相当多的人缺乏对亚洲邻国受害者的加害责任视角。不过，他们追究战争责任的行为与活动，还是与日本统治集团故意推卸战争责任的“一亿总忏悔”论、战败责任论，以及日本国民的受害意识和被骗论有很大区别，甚至是本质性区别。瑕不掩瑜，进步知识分子和文学者的战争责任追究，对促进战后日本人的战争责任认识具有非常重要的积极作用。

必须指出的是，随着冷战开始和美国转变对日政策，日本政府打着响应国民要求的旗号，释放在押战犯、恢复公职，高调祭奠亚洲太平洋战争的战死者，实为模糊或暧昧化日本的战争责任。如此背景下的日本右翼势力，死灰复燃，借战时日本共产党员的“转向”和协助战争问题，转而追究日本共产党的战争责任。这些反常的现象和活动，获得了本欲借其压制日共活动的美国和日本政府的默许与支持，反而变成了常态。尤其是那些没有经过改造的战犯，在重返政坛和社会舞台后，不断发表歪曲历史事实和美化侵略战争的言论，为各种战争责任否认论浮出水面制造舆论。战后初期日本人追究战争责任的大局，逐渐演变为保守派否认战争责任和进步派追究战争责任的分化、对立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