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策划：环境问题研究

中国环境问题研究的进路与议题——基于1998-2012年CNKI、CSSCI核心文献观察

高云微

摘要 近年来，环境问题成为重要的社会议题，环境污染、群体性事件等现象频发。本文在追溯环境问题的研究进路的基础上，对1998-2012年401篇核心期刊的相关论文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作者人数以一人居多，作者学科背景多为环境科学和经济学，相关论文多发表于环境和经济类期刊。研究议题主要集中于环境污染与生态治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环境问题的认识论、环境风险与群体性事件和其他。

关键词 环境问题，研究，议题，环境风险，群体性事件

Restrospection and Introspection on the Study of Environmental Issues in China:Base on an Observation of Core Papers in CSSCI and CNKI from 1998 to 2012

Gao Yunwei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with environment pollution and mass incident happening frequently, environmental problem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social issue. In this paper, we analyzed 401 core papers from 1998 to 2012, which related to studies on the environmental problems and found that: majority number of author is one, with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economics background. In addition, related papers were mainly published in the journals of environmental and economic. Research topics cover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and ecological manage ment,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environmental issues of epistemology, environmental risk and mass incidents, etc.

Key Words environmental issues, study, issues, environmental risk, mass incidents

一 引言：环境问题的历史与现状

18世纪西方工业革命带来工业化和都市化高速发展的同时，也滋生了一系列环境问题。“二战”以后，发展经济成为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的首要目标，而伴随着早期经济发展的是对资源掠夺、污染物的排放等环境破坏。自1972年联合国在斯德哥尔摩首次召开人类环境会议以来，“环境问题”逐渐进入国家、社会乃至公众的关注视线，也成为学术界长期以来讨论的重要议题。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提出了“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Common but Differentiated Responsibilities）[1]，确立了国家环境合作原则，并将其扩展为国际通用的法律框架。

现代意义的“环境问题和环境保护”概念诞生之初，1974年我国政府就提出了一个“五年控制、十年基本解决”的目标，但并未取得显著成效。此后，1983～1984年、1989年分别召开了第二次和第三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提出到2000年基本解决环境污染。但随着环境状况的复杂化，以及更符合实际的需求，我国政府在1995年公布的“九五”计划中，将生态环境的改善的时间点规划到了2010年。2011年12月，国务院印发了《国家环境保护“十二五”规划》，提出了“到2015年，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显著减少”[2]的目标，同时对城乡饮用水水源地和水质、重金属污染等污染防治，城镇环境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保护，核与辐射安全监管，环境监管体系健全等提出了明确的要求。

1999年，曾有学者概括了当代中国环境问题的八大社会特征，强调环境问题的实质是“人与人的矛盾”，是“生活污染”的加剧，存在城市“受重视”而农村“失控”的可能性，并与贫困等社会问题交叉、重叠。[3]进入21世纪，特别是近年来，我国环境问题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一方面极端自然灾害频发，如2008年南方雪灾、汶川地震，2010年甘肃舟曲特大泥石流，2012年北京“7·21”特大暴雨，2013年雅安地震，四川、甘肃等多地泥石流等；另一方面，2007年起伴随着公众环保意识等的加强，各地涌现出一系列基于环境保护的群体性运动，如四川什邡事件，大连、厦门、宁波等地的PX运动等频频爆发。

二 研究设计

（一）研究对象和数据样本

国内核心期刊数据来源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内相关研究领域的较高水平。本文基于环境研究，选取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文献以及中国知网（CNKI）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来源为核心期刊的数据来源。

据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库数据显示，1998年为“环境问题”核心中文期刊的关键一年。尽管在1998年前也存在不少关于环境问题的论文，但无论是从学科论文的整体数量，还是论文质量和影响力而言，1998年成为学术研究的重要分水岭。基于此，以“环境问题”“环境保护”等为关键词，以1998-2012年为时间段进行搜索，剔除重复、不符合主题的论文，实际有效样本为401篇。

（二）研究方法

本文基于文献资料，对样本的数量的年度变化规律、作者人数、作者研究领域、发表期刊、主要议题等进行定量统计和内容分析。

此外，引证分析法是文献计量学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领域。本文主要以“篇”文献为单位进行“被引用量”的引证统计，即某篇文献被引证次数的多少[4]。对文献资料进行统计，统计依据CSSCI和CNKI两大数据库。

三 我国环境问题研究文献描述性分析

（一）“环境问题”文献研究历史与阶段

大体上，我国“环境问题”研究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998-2002年为环境问题研究的快速发展阶段；2003-2007年为曲折发展阶段；2008-2012年为环境问题研究的相对低谷期（如图1所示）。

1998-2002年为环境问题研究的快速发展阶段，呈现特点如下：其一，除2001年论文数量较前一年有所下降外，整体上论文的数量在此阶段呈现了递增趋势。这说明环境问题研究呈现一定的热度。其二，2001年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涉及世贸组织（WTO）的论文开始涌现，如2002年莫沙的《世贸组织新一轮回合与环境问题》等。随着公众对环境的要求进一步提高，国际视野的环境问题考察方式有所增加，由于研究论文时间上的相对滞后性，2002年成为此阶段环境问题研究的高峰期。除了学理上的研究，如2002年方世南的《环境问题：全球共同面对的问题——兼与〈该怎样谈论“环境问题”〉一文商榷》，一些对国外经验的借鉴研究也开始出现，如薄燕的《环境问题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等。其三，此阶段的研究内容以中观层面、具体某个区域的环境问题较多，对策研究在此阶段较为普遍。环境科学和经济成为研究环境问题的主要学科领域。

2003-2007的曲折发展阶段的特点如下：其一，从论文数量变化趋势而言，大体上经历了数量的反复减增，呈现W形的变化。其二，从研究视角和背景学科而言，除了环境科学、经济学领域对环境问题的研究外，法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也开始涉猎环境问题的相关议题，理论和方法等进一步繁荣。其三，从研究方法而言，大部分论文仍然以质化研究为主，量化研究有所发展。研究对象更为具化，内容更为多样。

2008-2012年进入了研究的相对低谷期，前四年论文数量上呈现明显的递减趋势，直到2012年才较前一年略有增加。研究视角和领域进一步扩大。图书馆情报学、历史学、新闻与传播学等越来越多的人文学科开始关注环境问题。有别于近年来对环境问题研究的重视，涉及环境问题的学术论文呈现遍地繁荣的态势。但从期刊和论文影响力而言，刊登在核心期刊上的论文数量却在近五年整体呈下降趋势。从某种程度上暴露出当下涉及环境问题的学术论文深度不足，权威性有限等缺憾。

（二）作者与研究领域分析

1．作者人数：一半以上“环境问题”研究论文作者人数为一人

通过对论文作者人数进行分析，发现论文由一位作者独立完成的篇数最多，共计238篇，占59.4%。如《中国环境问题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分析——以大气污染为例》《关注生态安全之一：生态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国家安全的热门话题》《当代中国环境问题的八大社会特征》等一些影响力较大的论文均由一位作者完成（如图2所示）。

排在第二位的是由两位作者合作完成，共计92篇，占22.9%。紧随其后的依次是3位作者合作完成的论文篇数为43篇，仅占10.5%。有24篇论文为4位及以上作者合作所写，占6.0%。这部分论文主要涉及环境治理和生态保护，如杨善龙等6人撰写的《甘肃瓜州锁阳城环境问题分析及整治》，金贤锋等5人撰写的《中国城市的生态环境问题》。

“其他”主要是指以课题组作为集体作者，此部分论文篇数较少，仅有5篇，占总量的1.2%，如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集体发表的《改善中国城市交通与环境问题的建议书》和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环境与交通专家工作组发表的《改善中国交通与环境问题》等。

2．作者所属学科背景：以环境科学和经济学居多

以样本论文的第一作者为考察对象，通过对作者所属的背景学科进行分析，可以得出作者学科背景分布（见图3）。401篇样本论文中，作者所属学科为环境科学的最多，共148篇，占整体比重的36.9%，且该学科贯穿整个环境问题研究进程。例如2012年董小林的《城市群环境问题观察与环保模式探索》, 2009年何晋勇和温致平的《深圳市河流水环境问题分析及对策》, 1998年吴宇华的《北海市银滩国家旅游度假区西区的环境问题》等。

紧随其后的为经济学，比重为35.4%，共计142篇。从经济学视角研究环境问题侧重论述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关系，可持续发展成为不少论文的核心观点，如2009年杨志和郭兆晖的《环境问题与当代经济可持续发展辨析》, 1999年苏维词的《贵阳市可持续发展面临的环境问题及对策研究》等。此外，一些经济学的相关概念被介绍和引入国内研究，如2005年陈雯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再思考——兼论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环境问题》，李明的《基于面板数据的经济增长与环境问题研究》等。环境科学和经济学两类为环境问题研究作者所属学科最多的类别。

社会学和法学并列第三，均为24篇，占6.0%。管理学和哲学并列第五，各有17篇，占4.2%。接下来依次为：政治学14篇，占3.5%；历史和考古学6篇，占1.5%；新闻与传播学2篇，占0.5%。其他类共7篇，包括图书馆、情报学、文献学、教育学、体育学和外国文学等。

3．期刊发表论文数：“环境”主题期刊发文较多，其次为“经济”主题期刊

通过对刊登401篇样本论文的期刊进行归纳统计，根据刊登“环境问题”研究论文的篇数多少进行排序（见表1）。《环境保护》成为刊登样本论文最多的期刊，共刊登42篇。就论文发表的年度变化而言，1998-2006年，《环境保护》至少刊登一篇与“环境问题”主题密切相关的论文。自2007年以来（除2011年），该期刊每年发表5篇以上样本论文。由此可见，该刊物成为“环境问题”研究的重要阵地。就影响力而言（见表2），该刊物有2篇论文进入前20，依次为排在第2位的曲格平的《关注生态安全之一：生态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国家安全的热门话题》和排在第17位的《中国环境问题的根源是我们扭曲的发展观》。

除《环境保护》外，其他与“环境”主题密切相关的刊物也发表了较多论文。如《干旱区资源与环境》发表了13篇，《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发表了10篇，《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发表了7篇。

《生态经济》作为与“经济”主题相关的刊物，发表了14篇“环境问题”论文。如2002年，杨文举和孙海宁的《浅析城市化进程中的生态环境问题》。此外，涉及“社会学”主题的《甘肃社会科学》和“哲学”主题的《自然辩证法研究》等发表论文也不少。这种从环境科学到经济学、社会学期刊刊登样本论文数量依次减少的分布规律与作者学科背景存在较高的一致性。

（三）重要论文、期刊和作者的引证分析

引证分析法是文献计量学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领域。在借鉴多篇引证分析论文关于被引论文的影响力测算公式的基础上，本文对环境问题研究文献及核心期刊进行分析。计算公式如下：被引论文影响力=CSSCI被引用综合分+CNKI被引用综合分，其中被引用综合分按被引用数从高到低排序，被引用数排序为第一的为100分，接下来按被引用排序依次打分，同时分配不同的权重，CSSCI被引用为0.6, CNKI被引用为0.4，主要原因是基于CSSCI指标更能反映出论文在学术市场的接受度。[5]由此本文计算出排名前20的被引文献，见表2。

这20篇文献中均以环境问题为核心问题，具体涉及经济、制度、观点等范畴，使用的理论和研究方法也相对成熟，从某种程度说明该领域的研究范围和研究对象较广。

按论文作者的引文数量统计，陆虹以单篇81.94的总分排名最高，洪大用以三篇文章累计总分66.13，排名第二。接下来依次为曲格平单篇66.25；王根绪等单篇58.36。总体而言，“环境问题”研究的作者分布较为零散。这一方面反映了该领域的研究学科背景和研究领域较多，对环境问题的研究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之一。另一方面也折射出该领域的研究缺乏极具影响力的核心作者。

就刊登上述论文的期刊累计分值（见表2），可以得知该领域出现了一批较为重要的核心期刊，累积分值前三的依次为：《自然资源学报》, 98.06；《财经研究》, 81.94；《环境保护》, 79.17。其中《环境保护》与研究主题联系最为紧密。

（四）论文标题词频分析

通过对401篇论文标题的词汇并结合具体论文内容进行分类统计，可以看出研究者不同的研究视角和范式，并由此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围绕环境问题，研究者所关心的研究对象和主要研究目标的差异。尽管不同研究者的研究立场、研究方法等存在差异，但就选题等方面也存在一定的共性。

与“环境问题”联系最紧密，在论文标题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为“生态环境”。“生态环境”囊括范围较广，经常与“可持续发展”（22次）紧密联系，如《可持续发展与生态环境问题》等。“经济”（42次）发展和“环境问题”存在着较为复杂的博弈关系；“社会”（31次）即是“环境问题”发生的土壤，也成为治理的重要场域。从地域角度而言，“城市”（30次）和“农村”（26次）面临的“环境问题”频次相当，但可能具体的类别有所差异（见表3）。就环境问题的具体类型而言，与水相关的环境问题较为突出。

从研究者试图解决的主要目的而言，相对客观中性的“研究”和“分析”居多。此外，大部分研究者立足于提供一种解决方案，无论是对策（77次）还是应对/治理（19次），一定程度上表明了研究者更偏重研究的实践意义。

四 我国“环境问题”的研究视角与主要议题

（一）环境污染与生态治理

此议题主要在环境科学的基础上，从政府或社会的管理和治理角度为研究的立足点。主要包括实践层面对具体区域环境问题，特别是西部和农村地区的环境污染和生态问题，以及法律、制度和规章层面对环境问题的思考和管理。

就实践层面而言，西部地区的环境问题多以生态破坏、动植物的灭绝为主要问题，其中以水资源缺乏、土地沙漠化等问题尤为严重。例如环青海湖地区“水位持续下降”“河道断流”“草场植被退化”“土地沙化”、鸟类和鱼类“急剧减少”[6]。三江源地区也出现类似的水土流失、荒漠化现象，“生态系统处于恶性循环状态”[7]。就解决和治理途径而言，“节约与高效化利用水资源”[8]，注重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为根本的途径。在此基础上董锁成等人认为需要注重“科学规划并建立科学研究基地”，“加强生态建设”，“妥善移民”，建立有效的“利益补偿机制”[7]尤为重要。杨修等人则从多个维度提出了“动员社会参与”“加强法制建设”“搞好规划”“依靠科技”“加快农业结构调整”“加大资金投入”[6]等建议。

农村环境问题“面临失控”[9]，其中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较为严重，农村地区在接受城市发展带来的诸多生活废弃物的同时，农业自身对环境的污染也日益加剧，如无机物化肥的大量使用导致土壤、水资源中有害物质残留超标等。对其的治理，从政府管理的角度而言，陈锡文认为需要对“城乡关系”“区域差距”和“可持续发展政策本身”[10]进行协调和调整。洪大用则建议从政策层面“扭转重城市、轻农村”的倾向，从发展角度“消除地方主义”，从宣传层面“提高农村居民的环境意识水平”，从组织层面培养“民间环保组织”消除城乡二元控制体系对农村环境保护的负面影响。[9]

就法律、制度与规章层面而言，不少研究论文会在建议对策中或多或少涉及一些关于加强法律和制度建设的建议。此外，也有不少研究以法律和制度等作为出发点，研究方法上多以对法律规章的解读和分析为主。汪劲基于对全球环境保护条约的内容和特点的分析，认为存在“国家经济利益的差别与矛盾”“发展中国家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矛盾”“国际规则与标准不利发展中国家”“传统经济学理论与现实脱节”[11]等问题。方世南等人则认为生态环境危机的制度出现了“生态环境资源配置的市场失灵”“政府配置存在一定的失灵现象”，指出“制度创新是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出路”[12]。吕忠梅通过对现有民法的分析，认为“绿色民法典”能够在“环境权利的公益性”和“民事权利的私益性之间”[13]协调，并论证了其合理性。此外，吕忠梅等人从《侵权责任法》的视角肯定了该法律对污染侵权的规定，并呼吁环境侵害的专门立法。[14]

（二）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

就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博弈而言，经济学普遍认为只有经济的发展与建设才能解决环境问题。从理论层面而言，围绕生态环境问题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出现了一些批判性地借鉴国外理论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研究论文。而对环境问题的理论研究基本遵循三种分析视角和理论框架：外部性与社会福利、公地的悲剧与环境产权、物质平衡理论与可持续发展规划[15]。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成为经济发展与环境问题研究的重要概念，该曲线是1991年Grossman和Krueger通过对42个国家横截面的数据分析，发现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的长期关系呈倒U形，类似于反映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之间关系的库兹涅茨曲线。但陈雯通过对1981-2003年的中国人均GDP与工业废渣人均产生量、废气和废水人均排放量等的实证考察，认为“我国目前并不存在该曲线”[16]。此外，国内学者还就外部性理论、产权理论等展开分析，其中外部性理论是解释经济活动与生态环境问题成因的基础，其主要目标是最大限度地减弱以消除外部不经济的影响；生态环境问题的产权理论提供了“自愿协议”“组织一体化”和“政府干预”[17]三种解决外部侵害的问题。

关于本议题的思考维度和思想脉络不同，又存在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等几种不同的研究路径。宏观层面主要讨论国家或国际的相关问题，李怀政从国际贸易与环境问题角度考察，梳理了研究历史和进展，认为现有研究主要基于Grossman和Krueger等人的研究，生态经济学、生态伦理学、空间经济学等理论范畴的相关研究略显不足。[18]中观或微观层面主要表现为对区域相关问题的探讨和研究，董小林从城市群环境问题角度进行研究，发现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建设适度、生态、环保和低碳的城市群是行之有效的举措。[19]就某一省的经济发展和环境问题的具体实践展开研究成为较常见的研究范式，金开好发现安徽经济发展面临着不少生态环境问题，提出要“科学规划、合理布局”，“转变增长方式”，“推动科技创新”，加强“宏观管理”[20]。刘荣增等人研究发现苏州市面临着资源和环境的双重压力，提出“树立可持续发展观”“优化产业结构”“提高土地利用”“加快农业科技进步”[21]等建议。

（三）环境问题的认识论

就对环境问题与环境保护的认识角度而言，哲学学科往往认为环境是相对于主体而言的，具有双重的客观属性和主观属性，环境问题的根源是思维方式的问题。不同的思维方式往往对人类行为起支配作用，往往决定着战略目标、经济模式、技术形态等的选择。有学者认为导致我国环境问题形成的思想根源在于：其一，“人类中心主义”的世界观带来生态危机，如“人定胜天”的唯意志论和“控制自然”的世界观；其二，形而上学的发展观，受“唯生产力论”误导；其三，传统文化缺乏公正的伦理观；其四，传统的重私德轻公德的道德观；其五，以“GDP论英雄”的政绩观。[22]曹瑄玮等人的研究揭示了环境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之争，生产力破坏论、科学技术发展有害论以及环境问题产生的阶级根源——资本主义生产逻辑的必然产物。[23]

对环境问题的认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思维的变化不断深入。传统理论的批判中，学者们基本达成的共识为：传统的发展实践导致了发展的不可持续。[24]而依托环境哲学的视角，环境成为一个哲学范畴概念，环境的问题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是“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辩证统一”[25]。

哲学与社会学对环境问题的认识存在一定的共同之处：由于造成环境破坏的人类互动都是具体的个人或群体在特定的社会价值观指导下，以特定社会组织为依托而进行的，因此环境问题的生态维度与社会维度同样重要，并由此衍生出生态价值论和社会生态学等重要的研究流派。[27]

环境社会学脱胎于社会理论探索的争论焦点，即环境问题是自然界的问题还是社会的问题。20世纪80年代以来，建构主义提供了一个区别于以往社会学界关于环境问题的理论探索视角。邓拉普和卡顿等人提出“新生态范式”的概念，认为人类并不能因为文化和技术等特征而免受生态规律和环境影响。[27]由此，环境变量成为社会现象和变迁研究的一个重要因素。

与哲学视角注重认识论及追根溯源的分析路径略有不同，社会学研究路径更注重田野调查、参与观察法等一手资料的收集和个案研究。耿言虎对江苏南京下石村的实地考察发现：结构断裂、循环断裂和文化断裂共同导致了下石村的环境问题，“中心—边缘”格局是其三维动因。[28]陶传进基于百村调查资料的分析，认为环保领域中，包括环境利益受到危害的社会公众和从事环境保护的民间组织，能够形成一种理想公民社会的状态，而这种推论能够为环境问题的解决提供一种思路。[29]

（四）环境风险与群体性事件

近年来，现代性和全球性成为风险社会的重要标志，进入风险社会以来，对风险的认识和学术探讨也日益繁荣。环境问题可能表现为一种环境风险。在不平等的社会风险地位的支配下，环境风险可能在全球范围内对社会产生冲击，而且环境风险不仅可能弱化弱势群体的经济地位，还可能强化阶级结构，[30]弱势群体更容易受到环境污染等问题的危险。

由环境风险引发的群体性事件成为环境风险的一个不可忽略的现象。对环境风险及群体性事件议题的研究成为近年来较热的方向，诸多学科均有所涉猎，其中以新闻传播学见长。薛可等人就宁波PX事件在人民网和BBC中文网的呈现，采用内容分析和文本分析，发现两家媒体的报道差异性显著，并分析了导致邻避运动的原因在于决策模式增大了当地群众对政府的不信任感，信息的不公开和公众意识的增强。[31]许加彪研究发现，“政府主导的环境教育传播”“环保非政府组织驱动的具有共同身份认同的公民传播”“利益驱动型的环境群体性事件传播”[32]是中国环境安全传播的三种主要模式，而信息传播是转化环境风险的关键机制之一，环境信息公开是必然趋势。

除基于新闻传播学视野的研究外，徐小琪从环境法和制度的研究角度展开，发现四川省什邡事件暴露项目环评中的信息公开与公众参与缺位，项目环评与规划环评的局限等问题，并引发对环境权利保护领域立法和制度不完善的担忧。[33]刘娟从管理视角建议建立危机管理机制，增强政府危机管理能力。[34]

（五）其他议题

结合中国环境问题研究的国情，2008年张玉林从比较研究的视角，比较分析了经济学、法学、政治学、社会学四大学科领域研究环境问题的现状，发现各学科的整体发育程度不一，各学科的组织化和内部交流程度不一，各学科主要理论资源和研究方法与所在学科高度一致，议题范围不一，多有交叉。[35]

因环境问题具有累计突发、性质复杂、责任具体、影响持久[1]等特点，历史学视域下的环境问题研究擅长关注多重社会因素的联系，挖掘文化根源。梅雪芹通过对历年世界环境日主题和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的历史资料的分析，归纳了全球环境问题的属性类型：全球性大气环境问题、森林减少和生物多样性锐减、危险废物的越境转移、土地沙漠化严重及人口增长带来的资源能源消耗过快。[36]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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