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金融危机与世界格局变化
均衡化、多极化是当前国际经济政治格局变化的特点
郑科扬[10]
当前的世界格局无疑正在发生深刻调整。这种深刻调整主要表现为两点。
一是国际经济力量对比加速向相对均衡的方向调整。尽管国际金融危机的巨大冲击使各国经济一度都深感“全球同此凉热”，但相对来说，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受到的打击更为沉重，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实力受到的影响则相对轻微得多。这使得西方发达国家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构成的世界经济在金融危机爆发后明显呈现出“冰火两重天”的情况。其最为突出的表现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明显高于西方发达国家。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统计，发达经济体在2008年、2009年、2010年、2011年的经济增长率分别为0.5%、–3.2%、2.3%和2.4%，而同期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则分别为6.1%、2.4%、6.3%和6.5%，明显高于西方发达国家。这使国际经济力量对比不可避免地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东西、南北力量对比越来越朝着相对均衡的方向发展。这种相对均衡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中国与美国之间的经济差距在不断缩小。2012年1月27日，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提供的数据更是显示，中国GDP占美国GDP比重近半，达到49%。相比较，奥巴马上台的2009年这个比重为30%，2001年为13%，1991年为7%。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国际经济力量对比在金融危机后加速向相对均衡的方向调整和南北差距趋于缩小是毋庸置疑的事实，但是，从总体上看，南北差距目前依然巨大，发达世界仍占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70%，发达国家在全世界的分量仍然是举足轻重的。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上占优势，在国际体系中仍处主导地位，这一格局短期内还难以根本改变。
二是国际政治格局加速向多极化方向迈进。国际金融危机后，关于国际政治格局变化的辩论空前活跃。虽然各种观点纷繁杂陈，但是，世界舆论普遍认为金融危机加速了国际政治格局的多极化进程。在关于金融危机后国际政治格局多极化趋势具体而微的各种研判中，出现了“零国集团”秩序和“无极世界”秩序等不无“新意”的概念。比如，一种观点认为，虽然美国仍将是唯一真正全球性的大国，并且对于美国的领导地位，没有任何现成的替代品，但是，由于如此多的新近出现的政治与经济挑战，它将日益缺乏国际领导力，缺乏充当全球公共物品的首要提供国所需的资源与国内的政治资本。因此，自从“二战”结束以来第一次没有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具有能够推动国际议程的政治与经济影响力。有人将此总结为“国际关系日趋紧张情况下的一个日益无舵的世界”，并认为这种国际秩序可以称为“零国集团”秩序。还有观点将这种“能主宰全球问题的力量中心将不复存在”的国际秩序称为“无极世界”秩序，并认为，“无论无极世界如何不稳定和难以预测，它显然更加公平”。
需要指出，虽然这场金融危机加速了世界政治格局多极化的进程，但是，它对于国际政治格局的影响仍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冷战后即已呈现的一超多强格局的基础，并没有给国际政治格局带来“飞跃”式的变化。我认为，世界多极化虽然在加快并且其趋势不可逆转，但它是“将来式”，还需要经过一个长时期的过程才能成为现实。
世界格局正经历的调整带来了哪些影响呢？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来说，我想，应该有这样两点。从好的一面来说，这种调整相对加强了世界社会主义尤其是社会主义中国的力量，使世界上相信社会主义的人越来越多了。各国共产党利用后危机时代人心思变和社会主义在全世界成了“金字招牌”这一点，及时调整战略策略，加强思想、理论、组织和工作作风等各个方面的建设，巩固和扩大了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实现了对各自来说具有重大意义的发展。目前共产党执政或参政的国家人口已占全世界人口总数的40%。大约100个国家中有127个政党仍然保持共产党的称谓或坚持党的马克思主义性质，党员总数700多万人（不包括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从地区分布看，亚洲29个、非洲8个、欧洲55个、大洋洲3个、美洲32个。其中，党员人数过万的共产党有30个，执政和参政的共产党约25个。
从不好的一面来说，所谓“树大招风”，由于中国在国际金融危机后相对加速度地发展壮大，又起着社会主义的示范作用，国际上一些不愿接受中国崛起、敌视社会主义和依旧顽固存在“冷战”思维的人士总要时不时地借机挑中国的刺。金融危机后，在全球失衡和中国内政外交等问题上，各种针对中国的不公正的指责，归根结底，就是不愿意社会主义中国发展壮大。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势力围堵中国的战略图谋只会越来越明显和强烈。这对我们如何利用好依然存在的战略机遇期，继续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和平、发展、合作、共赢道路，是一个必须妥善加以应对的挑战。
金融危机后世界格局发生巨大深刻变化
赵曜[11]
2008年9月，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美和全球的金融海啸搅乱了世界，出现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这是1929～1933年经济大危机以后最为严重的一次金融和经济危机，在短短数年的危机中，世界格局发生巨大深刻变化，从单极走向多极。
美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衰落和衰退
19世纪是美国起飞的世纪。20世纪是美国崛起和称霸的世纪。21世纪中叶美国的霸权将难以继续。在21世纪前十年发生的两件大事，使美国遭受重创。第一件是2001年发生的“9 ·11”事件。美国标志性的建筑物“世贸大楼”和“国防部大楼”遭到恐怖主义袭击。这件事震动了美国和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之后，小布什政府借“9 ·11事件”，于2001年和2003年，先后发动了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两场战争打了近十年。美国在这两场战争中虽然推翻了塔利班政权和萨达姆政权，但牺牲士兵达6000人左右，花掉军费近三万亿美元，导致国力下降，从顶峰上跌落下来。“9 ·11事件”后，美国从优越到恐惧的感觉尚未复原又发生了第二件事，就是2008年9月，以美国华尔街第四大投资银行雷曼公司破产倒闭为标志、由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一大批金融机构和银行倒闭，股市纷纷暴跌，又一次遭遇“黑色星期一”，企业也大量破产，经济急剧下滑，美国陷入自20世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危机。由美国闯的这场祸，各国都无一例外，难逃拖累，跟着遭殃，欧盟各国首当其冲。美债危机余波未了，另一波又起，接着又发生了欧债危机，希腊、爱尔兰、西班牙、意大利等国负债累累，急需“输血”和救助，经济呈现零增长或负增长，大量失业工人到非洲去打工，欧元区面临土崩瓦解的危险，全球经济面临陷入二次衰退。目前，金融危机的中心已从美国转到欧洲，欧盟各国陷入衰退或重蹈日本经济“失去二十年”的覆辙，美国的霸权地位开始动摇。对应1929年的“大萧条”，这次是“大衰退”。
在危机期间，出现了几个引人注目的现象。一个是沉寂已久的群众运动和工人运动再次在欧洲各国兴起，示威游行、大罢工和全国大罢工此起彼伏、从未间断，唯美国例外。2011年9月，美国“例外论”被打破了，纽约群众走上街头，发起“占领华尔街”运动，此后“占领”浪潮迅速蔓延到1000多个大中小城市，波及近百所大学，矛头直接对准金融寡头和高管阶层，其实质是“99%对1%”，反对分配不公的资本主义制度，“占领运动”击中美国要害。“占领”运动甚至蔓延到欧洲一些国家。另一个是马克思热。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西方国家把马克思“扫地出门”，这次危机，西方“重新发现马克思”，“马克思又回来了”，“在金融危机和接下来的经济萧条中，马克思的幽灵已经从坟墓中复活”。英国政治哲学家约翰·格雷说：“这场金融危机带来的一个副作用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为卡尔·马克思是正确的。这位19世纪伟大的德国哲学家、经济学家及革命家认为，资本主义本质上就是不稳定的。资本主义天生就会制造越来越大的繁荣与萧条。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必将自我毁灭。”在这种背景下，《资本论》成为畅销书，西方国家的一些政要包括法国总统萨克奇、德国财政部长都在阅读《资本论》，马克思仍旧“人气最高”，欧洲再次掀起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热潮。再一个是动摇了人们对资本主义的信心。在这次危机中，人们认识到资本主义危机是一种制度危机，资本主义体制深陷困境，金融资本主义已病入膏肓，除德国模式表现稍好外，其余各种模式都一落千丈。这一条对未来催生资本主义的变革具有根本性意义。
发展中的新兴市场国家异军突起
资本主义是靠对内残酷剥削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对外无偿掠夺落后国家人民的财富发展起来的。有资本主义就必然有殖民主义；殖民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派生物，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部分。到了垄断资本主义时期，资本主义已把世界瓜分完毕，世界分成两大营垒，即一端是欧美等宗主国，另一端是亚非拉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从一开始就是世界范围的两极分化图像，即强大富裕的一极和贫穷落后的一极并存。资产阶级学者把这种现象概括为资本主义世界的“中心—外缘”结构。所谓“中心”，即美欧日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外缘”，即亚非拉广大发展中国家。“中心—外缘”体系的构建和运作，以“中心”的利益为最高原则，“外缘”则服从和服务于“中心”，完全处于从属和附庸地位。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世界社会主义国家和运动的支持和影响下，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亚非拉三大洲人民通过各种不同方式的斗争，有100多个国家宣布了民族独立，经营了几个世纪的资本主义殖民体系彻底崩溃了。这是改变20世纪面貌的一个重大历史事件。但是，以美国为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利用它们所主导和控制的经济全球化和国际经济旧秩序，通过不合理的生产分工、不平等的对外贸易、跨国公司的经济控制、跨国银行的重利盘剥、技术转让的高额勒索等手段，推行新殖民主义，加强对发展中国家的剥削，使南北差距进一步扩大。
在经历“9·11事件”和金融危机后，美欧等发达国家遭到重创、实力衰减，发展中国家受影响较小，经济出现了转机。一些发展中国家时来运转，利用起点低、资源丰富、人口众多、劳动力廉价等优势，在经济全球化中吸收外资和引进先进技术，通过列宁所说的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迅速发展起来，成为新兴国家。新兴市场国家的兴起不是一枝独秀，而是多点开花。从兴起的进程和发展潜力来看，可分三个梯队。第一梯队是美国前财长保尔森提出的由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组成的“金砖四国”。这四个国家都是大国，十多年来，经济以年均8%的速度增长，远高于发达国家2.6%的平均增速。四国均已跻身世界十大经济体。第二梯队是日本人门仓贵史提出的由越南、印尼、土耳其、南非和阿根廷组成的“展望五国”。这五国都是中等国家，是继“金砖四国”之后下一个层次有潜力的新兴市场国家，近年经济增长率明显高于世界平均增长率。第三梯队是由巴基斯坦、孟加拉国、韩国、印尼、菲律宾、埃及、伊朗、越南、土耳其、墨西哥、尼日利亚等国组成的“新钻11国”，其发展潜力与“展望五国”不相上下。在上述三个梯队中，南非已加入“金砖国家”，土耳其在二三梯队中重叠出现。这三个梯队的经济快速发展与复苏乏力的美欧形成鲜明对比，成为世界经济的新的增长点。据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2012年12月10日公布的《2030年全球趋势：不一样的世界》报告预测，中国经济可能会在2030年之前就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到2030年，亚洲将成为世界中心，其实力和全球影响力将超过美国和欧洲的总和。那时，世界经济格局将会重新洗牌，全球六大经济体的顺序将是中国、美国、印度、日本、俄罗斯、巴西。世界多极化的加速演进，不仅表现为新兴市场国家的兴起，还表现为区域一体化组织的发展。在巴西的带领和委内瑞拉的推动下，2011年12月3日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闭幕的拉美加勒比第三次元首峰会，宣告拉美加勒比共同体正式成立，实现了19世纪拉美民族独立英雄玻利瓦尔生前的最大愿望：建立一个联合所有拉美国家在内的“大家庭”。这一没有美国、加拿大参加的加勒比共同体，最终将成为类似欧盟、非盟、东盟的拉美国家地区组织。它的出现，表明这一地区的人民正在觉醒。此外，在经济治理方面，继七国集团之后于1999年成立20国集团，反映了由发达国家独享主导权过渡到发展中国家也参与的分享主导权，提升了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管理方面的话语权。总之，新兴市场国家的出现，区域一体化组织的形成和发展，20国集团的确立，将极大地深刻地改变世界格局和国际经济形势，标志着“后殖民主义”时代走向终结，世界权力加速向新兴国家转移。
社会主义中国的骤然崛起
21世纪的头十年，世界上发生最大变化和最引人瞩目的是中国的崛起。1979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进行了一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经济革命，走上快车道，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年均增长9.8%，居世界第一位。经济总量从改革开放前的世界第11位，到2000年上升到第7位，2004年超过法国，2005年超过英国，2007年超过德国，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现在国内生产产值已达六万亿美元。外汇储备，到2011年9月已达3.2万亿美元，远远超过其他新兴国家和发达国家，成为外汇储备十大国之首。
但是，我们在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必须认识到，中国是世界上第一人口大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现在只有4000多美元，排在世界100位左右。中国既是发展中国家，又是社会主义国家，一句话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现在的定位，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美国华盛顿大学著名国际问题学者何汉理说：“‘二战’后崛起的大国包括苏联和日本，但是这两个国家都是单一强国，苏联是一个军事强国，而日本是在经济上称雄。但中国不仅仅是在军事和经济领域突飞猛进，而且在国际舞台上的‘软实力’也大大增强。”“中国以一种过去许多年来我们从未见过的方式崛起为一个全方位的大国”。中国的崛起，改变了自己，也改变了世界。西方国家深感，“中国崛起”速度大大超过西方预期，中国总体影响力“不可阻挡”，中国推动了亚洲地区经济回暖和尽早走出困境，并以经济合作扩大了在非洲和拉美的影响力。中国的崛起极大地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和扩大了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中国建国60年、改革开放30年所取得的成绩，已远远超过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和19～20世纪美国的崛起。
世界格局巨大深刻的变化
金融危机后，美欧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衰落和衰退，新兴市场国家的异军突起，社会主义中国的和平崛起，说明世界格局发生了重大深刻变化。所谓世界格局，是指一个历史时期在一定力量对比基础上所形成的一种相对稳定的世界结构。这里所谓的“极”，无非是指实力强大、在国际事务中坚持独立自主、在世界上发挥重要作用的国家或集团。“单极”就是一个国家；“两极”就是两个国家；“多极”就是三个以上的国家或集团。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世界格局发生了三次大变动。
第一次是从1945年“二战”结束到1991年苏联解体，这个时期的主要特征是由雅尔塔会议所确立的美苏“两极”对峙的世界格局，也称雅尔塔格局，美苏两家都是主宰世界的“超级大国”。20世纪70年代以后，尼克松提出世界上出现了美国、苏联、中国、西欧、日本五大力量中心说，但当时的中国、西欧、日本实力有限，难以构成“极”。
第二次是从1991年苏联解体到21世纪初。苏联解体以后，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在“一超多强”的条件下，它有恃无恐地推行霸权主义，海湾一战，布什借大胜之威，让以“美国领导”为旗帜的“世界新秩序”正式出台，不顾西欧盟国的反对，搞“单边主义”，单挑伊拉克，这是“单极”。
第三次是从21世纪初“9·11事件”，特别是金融危机之后，美欧等发达国家开始衰落，新兴市场国家异军突起，世界格局从单极走向“多极”。当今美国、中国、欧盟、印度、俄罗斯、日本都够得上一“极”。当然，在一个时期里，美国虽然开始衰落，但这是从顶峰上的衰落，它在经济力、军事力、文化力、科技力、人才力等方面仍具有优势，仍是多极中最强的一极。但它也得依靠盟国，无力单干。不管世界上有多少“极”，中国都是“多极”中的重要“一极”。世界“多极”化的格局是一个积极的发展。这么大的多样化世界，由一两个国家说了算不好，由少数发达国家说了算也不好，世界上的事情，应该由各国协商解决才好。
美国不会放弃霸权主义，仍然死抱着过时的“冷战思维”不放，奥巴马提出亚太再平衡战略，战略重点东移，其目的就是要在这个最富活力的地区维持霸权地位，封堵、遏制、打压中国。但这只是一厢情愿，很难实现，因其实力衰退，影响力在下降，真正跟着跑的国家不多，说“不”的国家将会越来越多，美国已力不从心，难以阻挡历史车轮滚滚向前。在“多极”格局中，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应逐步建立新型国家关系。中美关系及中俄和美日关系是最复杂的关系。“多极”格局是一个充满矛盾和斗争的过程。从“单极”到“多极”是国际关系的重大进步。
世界社会主义的回升和复兴
社会主义作为思潮已有500年左右的历史，作为运动有160多年的历史，作为制度有80多年的历史。社会主义在20世纪前80年曾有过辉煌时期。20世纪末发生苏东剧变，社会主义遭受前所未有的重大挫折，跌入谷底。剧变后，中、朝、越、老、古等五个国家坚持住了社会主义阵地并有所发展，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的状况有所改善，拉美一些左翼国家坚持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世界社会主义在缓缓回升。金融危机爆发后，在西方许多国家内，尽管多次掀起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和工人运动，有利于积蓄力量，但还没有出现革命形势，还不能说是世界社会主义的复兴。这次金融危机对世界资本主义是一次5～6级的政治地震，但楼房没有倒塌，需要多次更高震级的地震才能使这座大厦彻底倒塌。世界社会主义的复兴将是一个较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有几个“因素”将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是中国因素。中国既是大国又是强国。在21世纪历史新起点上，国内外既有机遇又有挑战，机遇大于挑战，仍处在战略机遇期。到2021年建党100年，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对世界社会主义是一个促进；到2049年建国100年，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将推动世界社会主义走向复兴。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到21世纪中叶，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实现，“这不但是给占世界总人口四分之三的第三世界走出了一条路，更重要的是向人类表明，社会主义是必由之路，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12]这就是说，中国的作用，一个是给发展中国家走出一条路，另一个是表明社会主义是优于资本主义的必由之路，那时社会主义复兴的时代就到来了。
二是俄罗斯“因素”。虽然俄罗斯在苏联解体后已从超级大国跌落为被西方国家挤压的二三流国家，但是它潜力巨大，具有许多国家不具备的优越条件。一是领土辽阔，资源丰富，这条优势在今后越来越重要。二是教育、科学、技术发达，人才资源雄厚。三是军事实力强大，是当今世界上唯一能够摧毁美国的国家。四是民族强悍，从未屈服于任何强权和外来势力，是历史上打败过所向披靡、不可一世的拿破仑军队和希特勒法西斯军队的民族。普京提出建立“欧亚联盟”的宏伟目标，给俄罗斯人带来了民族复兴的梦想和豪情，激发了俄罗斯重整旗鼓、再造辉煌的强国梦，俄罗斯的复兴指日可待。俄罗斯具有深厚的社会主义传统，至今仍有许多俄罗斯人怀念苏联，怀念那时人人有工作、良好的教育社会福利与治安。俄罗斯的复兴必将伴随着社会主义的复兴。
三是印度因素。印度是南亚大国，近些年来发展速度很快，势头很猛。印度的社会主义形势也很好。印度有四个共产党，即印共、印共（马）、印共（马列）、印共（毛），其中印共（马）有100万党员，群众组织成员约5000万，是印度最大的左翼政党，也是资本主义国家中人数最多的共产党，是印度议会第三大党。曾在西孟加拉邦执政30年，在喀拉拉邦也执政多年，目前虽遇到挑战，但总的形势是好的。印共也表现不俗，有60多万党员，下属群众组织人数约600万。印度的四个共产党，在国内政治生活中具有不可忽视的政治影响。
四是拉美因素。在拉美，古巴是社会主义的旗帜，委内瑞拉最为瞩目。查韦斯1999年通过选举就任委内瑞拉总统以来，高举“21世纪社会主义”的大旗，积极探索委内瑞拉的社会主义道路。他于2008年当选委统一社会主义党主席，该党现有党员700多万，占全国总人口2900万的1/4左右。他崇拜马克思、列宁、毛泽东，把古巴最高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视为自己的精神导师，在国际事务中积极支持拉美各国的左翼力量，敢于向美国叫板和与美国作对。在他执政时期，拉美33个国家中，左翼力量在13个国家通过选举执政，其人口和面积分别占拉美的70%和80%，极大地壮大了拉美地区的左翼力量，推动了拉美地区的社会主义运动，形势一片大好。
正如列宁在逝世前夕的1923年所写的《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一文中所指出的：“斗争的结局归根到底取决于如下这一点：俄国、印度、中国等等构成世界人口的绝大多数。正是这个人口的大多数，最近几年来非常迅速地卷入了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世界斗争的最终解决将会如何，是不可能有丝毫怀疑的。在这个意义上说，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是完全和绝对有保证的。”[13]历史有其自身发展的客观规律，它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我们抱着历史的乐观主义，坚信社会主义经过一个长过程必将取代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最后胜利充满信心。
资本的贪婪与民主的虚伪
——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政治分析
张树华[14]
一 国际金融危机与世界历史转折点
源自美国的全球性金融危机，深刻暴露了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内在矛盾，令人对西方的自由民主发展模式产生了质疑。2009年1 ～2月出版的美国《外交》杂志刊载了美国政府财政部原副部长罗杰·奥尔特曼的长文，题为《2008年的大崩溃——西方的地缘政治挫折》。他写道：“2008年爆发的金融和经济危机是75年来最可怕的一次，也是美国和欧洲遭遇的重大地缘政治挫折……美国、欧洲，或许不包括日本，都在发生严重衰退。此次衰退很可能比1981～1982年的那一次更具破坏性……此次灾难给美国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蒙上了一层阴云。世界许多国家正面临着历史性的大转折……在此过程中，美国的全球影响力乃至美式民主的魅力在不断减退……”。
面对扑面而来的这场世界性的灾难，金融大鳄乔治·绍罗什2012年1月23日在美国《新闻周刊》网站上惊呼，世界进入了近现代历史上最危险的时期之一——“邪恶”时期。欧洲面临陷入混乱和冲突。美国街头的骚乱将引起残酷镇压，从而造成公民自由被严重剥夺，甚至全球经济体系都可能完全崩溃。2012年5月21日西班牙《起义报》刊登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雷格·罗伯茨的一篇题为《复苏还是崩溃？》的文章称，早在两年前，英格兰银行金融稳定委员会主席安德鲁·霍尔丹就公开承认，这场迄今已持续四年的金融危机最终将对全球经济造成60万亿～200万亿美元的损失。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大约15万亿美元。这样估算，这场金融危机最终给全世界造成的损失大约相当于4～13个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总和。这位美国经济学家认为，从长远看，对金融寡头的纵容或将导致西方文明的毁灭。
西方资本主义深陷绝境，是脱险还是转型？俄罗斯《独立报》2012年3月7日刊登盖达尔经济政策研究所研究员基里尔·罗季奥诺夫的一篇文章，题为《未来世界的格局》。这位俄罗斯经济学家写道，始于2008年的世界经济危机是系统性、制度性的危机。它涉及面之广之宽、持续时间之长和程度之深，加之金融动荡与政治动荡交织在一起，都证明了这一点……世界已迎来历史的转折点。
二 社会危机与政治乱象
这场金融危机使曾经神话一时的西方模式从神坛上跌落下来。美国这个自诩为上帝宠爱的“山巅之城”，不得不脱下了“皇帝新装”。世人发现，作为冷战后西方世界的代表和领头雁——美国才是“人类灾难的制造者”。
2012年2月21日，美国战略预测公司网站发表该公司总裁乔治·弗里德曼在一篇题为《世界状况：框架》的报告称，1991年苏联解体后，唯一的全球强国就是美国，它每年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占全球总额的约25%，并控制着海洋，美国的全球优势地位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2012年2月26日，德国《星期日法兰克福汇报》刊登一篇题为《美国的哀愁》的文章指出，美国曾经被视为成功模式和理想国，而如今那里却充斥着怯懦和对不明灾难的恐惧……这场危机仍然是制度性的，资本主义仍然是病态的，西方被深深动摇，美国这支领导力量沉浸在哀愁当中。这次经济衰退是20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危机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社会的不均衡越来越严重，跨国公司和金融业掌握着无限的权力。
对于美国的社会乱象，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世界银行原副行长斯蒂格利茨有着深刻的分析。他在2011年5月出刊的《名利场》杂志发表文章，题为《1%的“民富、民治、民享”》，深刻揭露了金融寡头对社会全方位的控制。
早在2008年之前，美国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鲁格曼就已嗅到了经济危机的气息。他认为，其先兆和1929年的经济危机如出一辙，就是财富集中到了少数人的手里，而制度和政策偏向于富人，政府在某种意义上已经被金融资本绑架。克鲁格曼详细地考察了美国从19世纪末一直到21世纪初政治和经济的关系，得出一个结论：是不平等的政治在决定不平等的经济，而不是相反。这样，在这位美国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眼里，无论就历史事实，还是理论，都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经济出了问题，往往是政治先出了问题，而社会出了问题，乃是它们的综合症状。
近期西方社会主流媒体上充斥着对西方政治瘫痪景象的描述：西方政治精英们离现实和广大民众的需求越来越远；政治精英的合法性丧失；欧洲“民主赤字”；政治动荡和治理失败；美国处在衰落之中；即将分裂的欧洲；西方中产阶层的分裂；政局动荡、政党对抗、政策堵塞、执政红灯、执政困境、社会骚乱与社会冲突，等等。
美国趋势研究所所长杰拉尔德·切伦特甚至预言，今后几年美国会出现内战。英国《金融时报》网站发表一篇题为《大堵塞！美国政治的红灯》的文章指出，从经济、社会和政治上来看，美国社会现在似乎正在日益两极化。文章还引用了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公布的一份最新的舆论调查材料。这项调查让世界上约70名首席执行官评价目前的经济和政治气候。结果令西方政界和学界颇感震惊。当问及哪一个全球组织最具竞争力和可信度时，全球著名的CEO们列在第一位的是他们自己（约90%）；其次是央行（近80%），而列在第三位的却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集体（64%）。世界最有影响的CEO 认为，中国共产党近几年在应对政治和经济挑战时“有效”，这一比例远远超过美国总统的排名（33%），而美国国会仅仅获得了5%的支持率。另一项调查结果显示，自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国会的民众支持率一路走低。在2011年11月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进行的民意调查中，国会支持率甚至跌至9%，对其工作表示不满的比例则高达84%。
政治对抗、金钱政治、决策不畅等政治颓势使得西方制度的政治能力和民主成色大打折扣。美国著名专栏评论家托马斯·弗里德曼认为，诸多因素导致美整个政治体制陷入瘫痪。2012年4月22日他在美国《纽约时报》刊发了题为《打倒一切》的文章提出，美国的政治分歧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恶劣。他引用美国政治哲学家弗朗西斯·福山的观点说明，美国从一个民主政体变成了一个“否决政体”。而民主党前参议员拉斯·范戈尔德甚至戏谑地比喻，按照目前两极分化的速度，两党人士不久就会要求消费品反映他们的政治立场——美国将会有共和党牌牙膏和民主党牌牙膏。在美国政治生活中，资本的作用越来越大。金钱导致特殊利益集团游说者人数及其影响和阻碍决策的能力螺旋式轮番上升，成为一个政治悖论。美国政治学家曼库尔·奥尔森在1982年出版的《国家的兴衰》一书中警告说，如果一个国家积聚了太多高度关注的特殊利益游说集团——他们比关心整个国家利益的广大民众拥有更大固有优势——他们就会像多爪的章鱼一样，让政治制度失去活力，除非多数人群起而攻之。
三 政治衰退与民主的虚伪
美国斯坦福大学民主、发展与法治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弗朗西斯·福山作为《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一书的作者，在冷战结束时曾经断定西式自由民主模式将一劳永逸地统治全球，并且这将意味着历史的“终结”。现在，他却对美国政治的现状十分不满，认为美国政治几乎步入政治利益集团对抗的“死胡同”。福山认为，美国的特殊利益集团队伍比以往更庞大、更易动员、更富有，而执行多数人意志的机制却更乏力。这样一来的后果是要么立法瘫痪，要么就是小题大做，胡乱达成妥协方案，不求最优，这些方案往往是在面对危机时的应景之作。这就是美国特有的否决政体。福山等人进而提出，美国畸形的政治体制——国会变成了一个合法贿赂的论坛——实际上导致美国的裹足不前。
与此同时，福山还对金融危机对中产阶级的打击深感“痛心”。他在2012年美国《外交》双月刊1/2月号发表了一篇题为《历史的未来》的文章，文章的副标题为《自由民主能够在中产阶级衰退时幸存下来吗？》。福山写道，如果某些十分棘手的经济和社会潮流继续发展下去，现代“自由民主”国家的稳定将受到威胁，民主思想将被颠覆。[15]全球化资本主义模式正在蚕食自由民主所依赖的中产阶级社会基础。福山最后无奈地号召资本主义世界的思想家，一起来寻找在现今资本主义框架下政治思想阐释的路径。
对于如何诊断美国政治制度的病因，美国政治学学界莫衷一是。有道是美国的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增长与发展委员会主席迈克尔·斯宾塞一针见血地指出，在今天的美国，钱是蛊惑人心的伟大推动者。美国已经从“每个有产者一票、每个白人一票、每个男人一票、每人一票向一美元一票发展”。美国的“民主政治”本质如此，头顶“自由、民主”价值光环的欧洲大陆政治情景也同样不妙。
对于处于风雨飘摇欧洲联盟来讲，2012年初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在《纽约时报》发表了《欧洲民主危机》一文中指出，“通往地狱的道路是用善意铺就的”，如果这句格言需要证据的话，欧洲经济危机就可以说明。欧盟政策制定者的一些有价值但又狭隘的计划对于构建健全完善的欧洲经济不仅被证明是不合适的，甚至还给欧洲带来了苦难和混乱。他认为，欧洲萎靡不振的最令人不安的方面也许是关于财政命令的民主承诺的更换，现在已经变为由欧盟领导人和欧洲中央银行，或者间接地由声名狼藉的不健全的信用评级机构的鉴定来确定。
2012年1月底在巴西阿雷格里港举行的世界社会论坛会议上，社会论坛的几位创始人——葡萄牙社会学家博阿文图拉·德索萨·桑托斯、西班牙记者伊格纳西奥·拉莫内特、法国活动家贝尔纳·卡桑和巴西建筑师希科·惠特克等人一致认为，欧洲民主已经被“贪婪的”金融市场“绑架”，而且这个没有底线的市场现在已经威胁到了人权和政治权。桑托斯指出，“欧洲的民主和宪法都不合格，现在主宰它们的是高盛公司”。在桑托斯看来，有理由认为资本主义是反民主的。
实际上，无论是2011年的伦敦之夏，还是后来的华尔街之秋，发生在欧美国家的抗议运动具有深远的意义。他们的目标不仅是为了争取就业和福利等社会救济，也不是单纯发泄对金融寡头的贪婪的愤怒，而是反映了资本主义政治模式病根儿——金钱操纵政治，这种政治的本质就是华尔街大银行等跨国资本利用金钱收买并控制政府，用虚伪民主外衣掩盖下的金融寡头的统治。
四“政治西方”：梦想的终结与神话的破灭
很长一个时期，西方社会笃信存在一个永恒的、掌握了人类社会真理的“政治西方”。这个“政治西方”受到上帝的垂青，赋有拯救世界的历史使命。多少年来，西方主流社会思潮认定，西式的竞争民主和自由市场模式是普世的、永恒的，是全人类的最后“幸福的归宿”。“西方国家是民主的、民主属于西方国家、西方民主制度是普世的”等论调，像“圣经”教条一条一条被写进政治学教科书，回响在各种讲坛。民主成了政治的全部，民主涵盖了一切。在一些人眼中，民主与自由市场、富足等符号一起成了西方社会的象征。凭借对“民主概念”的垄断，西方国家占据了国际政治制高点。在这一过程中，“民主”被西方政治理论家提炼成西方政治制度的唯一真谛，成了西方政治人物的口头禅，并逐渐演变成一种政治宗教，变成西方对外政治输出的“政治圣经和基本软件”。
冷战后的20年，民主已经被泛化成一种无处不在的国际政治现象，成为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的焦点问题。[16]民主成为西方划分关系亲属和国际阵营的政治工具，成为国际政治较量的内容。在西方战略家眼里，民主已经成为了一种全球化现象，民主政治和自由市场一样，演变成无处不在、无所不能的价值、观念、标准、制度、原则、做法等。
20年前，柏林墙倒塌，宣告了冷战结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暂时取得了政治、军事和思想等方面的胜利。随即便有福山发表言论，宣告“人类历史至此终结”，国际上意识形态的争论自此盖棺定论，西方自由民主制度将一统世界。西方学界和政界认定，评价一个国家政局的好坏，就是看这个国家是否有符合西方标准的民主制度。
然而，随着美国对外“推销民主”战略的受挫，“颜色革命”泛起的民主泡沫一个个破灭，一些新兴“民主国家”治理陷入混乱，人们开始对民主问题以及以西方自由民主模式为标准观察衡量世界的思维模式进行反思。与此同时，中国经济社会一直保持独立稳步发展，政治发展也取得了长足进步。西方某些学者指出，美国的民主与资本主义同时出现的经验，作为一种反常现象，也许不太适合世界其他地方。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施蒂格利茨提出，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的一个重大变化就是人们认识到了民主的复杂性和局限性。哈佛大学商学院经济学家B·斯科特也说，那种将“有了宪法和选举就有了民主”的美国经验加以推广的做法是“非常愚蠢的”。[17]福山在金融危机暴露美国模式弊端后进行了反思。他称“美国民主没什么可教给中国的，美国的民主曾被广泛效仿，但美国的道德资本在很短时间内消耗殆尽：伊拉克战争以及军事侵略与民主推广之间的密切联系给民主抹了黑，而华尔街金融危机则打破了市场自我调节的理念”。福山提出，客观事实证明，西方自由民主可能并非人类历史进化的终点。人类的思想宝库需要为中国传统留有一席之地……世界需要在多元的基础上实现新的融合。
国际历史经验表明，每个国家的民主都应符合自身国家特定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现实条件，发展民主应当因地制宜，外部强加和全盘照搬往往是得不偿失。
五 超越西式民主、提升国际政治竞争力
值得注意的是，近两年西方一些有识之士在认真反思西方制度弊端的同时，开始认真探究中国的成功之道。曾经把中国模式概括为“北京共识”的美国学者雷默在他《不可思议的时代》一书中文版序中写道，中国遇到的挑战，从规模和复杂的程度来看，都是人类历史上从未经历过的。改革的本性是会产生出从未见过的新问题。这就需要一种新的创新，一种超越“国特色”的创新。所谓“后中国特色”，是指中国将不再把国外的东西拿来，然后增加一些“中国特色”。中国创造出来的将是完全崭新、自主的创新。《当中国统治世界》一书作者、英国学者马丁·雅克说，很多人仍旧认为，只存在一种现代性模式，那就是西方的现代性模式，这是误区。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认识到，今天西方已经不能再用简单化的政治套话和二元对立的方法来讨论中国的发展、特别是政治发展问题了。
2012年2月16日，美国《纽约时报》评论版刊登了名为李世默的美国斯坦福大学MBA学员的文章，题为《为什么中国的政治模式是优越的》。文章提出，把中美之间的竞争说成是民主和专制之间的冲突。西方与中国目前的竞争并不是民主和专制的对峙，而是两种根本不同的政治观的冲突。现代西方把民主和人权视为人类发展的顶峰。这种信念以一种绝对信仰为前提。中国所走的道路则不同。如果让民众更多地参与政治决策对经济发展和中国的国家利益有利，中国领导人就准备这样做，就像他们在过去10年中所做的那样。稳定开创了中国经济增长和繁荣的时代，从而推动中国获得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福山也写道，“中国模式与众不同，其政治体制最重要的优点是能够迅速做出众多复杂的决定，而且决策效果不错。而过去十年，华盛顿外交、经济等政策出错，美国模式变得两极分化和思想僵化。如果政府内部分裂且无力治理国家，那么它对任何人来说都不是什么好模式。”
与西方国家一些学者继续局限于“民主-专制”、“西方-非西方”的两极对立思维模式不同，中国发展采取科学性的发展方式，沿着协调性的发展轨道，秉承包容性价值理念，为当今国际社会提供了非凡的答案。中国发展改变着世界，中国发展丰富着世界。借助于发展价值的多元性、发展进程的包容性、发展理念的科学性，中国拒绝了国际上盛行的那些思想偏见和政治短视。中国政治发展显示着强劲的政治竞争力和政治发展力，展示着良好的发展前景。
世界经济格局在危机和动荡中加速变化
谷源洋[18]
世界经济格局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已开始出现变化，其变化速度日趋加快，在“经济量变”中出现了某些“经济质变”，已经涉及权力分配及经济游戏规则话语权等变革。但是，世界经济格局由“量变”走向“质变”，将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长路漫漫，任重而道远。
一 世界经济格局变化是南北经济力量博弈的必然
20世纪60年代是富国俱乐部——经合组织（OECD）经济发展最繁荣的时期，年均GDP增长率为5.3%，70年代年均增速为3.7%，80年代年均增速降至2.8%，90年代进一步降至2.5%。21世纪前7年，经合组织的经济形势略有好转，年均GDP增长率约为2.8%。然而，自2008年美国爆发金融危机以来，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陷入经济衰退、停顿和低速增长的困境。
反观南方国家则是另一番景象，联合国及其所属机构发表的数据显示：20世纪80年代，南方国家的GDP增速已高于北方国家，但人均GDP增速则低于北方国家。然而步入9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整体，不仅在经济总量上缩小了同发达国家的差距，而且在人口基数增加的前提下，人均GDP也缩小了与发达国家之间的鸿沟。21世纪前十几年，发展中国家的GDP和人均GDP增速以及拉动经济增长的私人消费、固定资产投资和对外贸易“三大要素”的增速都继续保持高于发达国家的势头。随着发展中国家经济比发达国家以更快速度增长，南北差距就会趋于缩小，世界经济格局乃至政治格局就会发生改变，这是历史发展带来的必然结果。法国经济学家卡提卜认为“西方大国可以独自决定地球未来的时代已经结束，世界进入了新兴国家主导的第二次全球化新阶段”。
二 亚洲率先崛起为促进世界经济格局变化做出了重要贡献
二战后，由于众多因素的综合作用，在亚洲率先涌现出一批跳跃式发展的国家和地区，被国际社会誉为亚洲“新兴工业经济体”（NIES）及“准新兴工业经济体”。特别是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末、越南在80年代中、印度在90年代初开始的经济变革，促进了各自经济的腾飞，为东亚乃至亚洲的持续高速增长发挥了“拉动效应”。随着经济发展，亚洲人正在成为“富裕世界”的一部分，约翰·奈斯比特在《亚洲大趋势》一书中指出，150年来，西方享受了进步与繁荣，而亚洲却遭受贫困与饥饿。现在，亚洲正走上经济复兴的道路，这将使他们重新得到辉煌和荣耀。
三 大型新兴经济体的腾飞是世界经济格局变化的主导力量
自《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世界格局大体经历了英国独领风骚，英法德群起称雄，美国充当救世主，称霸世界。从世界体系论的角度看，大国兴衰的实质是：有的国家从世界的“中心”向“外围”滑落，有的国家则从“外围”走向“中心”。新兴经济体的崛起说到底是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作用的结果，逐渐改变着世界经济现有版图、格局和秩序。在此次美国金融危机中诞生的G20，就有11个大型新兴经济体，在发展中国家中不仅大型新兴经济体脱颖而出，而且在它们带动之下，三大洲发展中国家的面貌也在发生变化，在全球经济体系中地位的提升和话语权不断扩大。新兴经济体的涌现是国际力量格局变化的具体体现。
四 美国金融危机加速世界经济格局变化
美国金融危机造成的影响已远超过以往周期性危机，“量的微调”程度不同于危机前的“量变”，可能成为走向新格局的转折点，加速世界格局，特别是经济格局的调整与变化的进程。
美国金融危机带来的“国际同步震荡”，对发展中国家造成了多种冲击，经济增速下行，然而，新兴经济体仍以高于发达国家3倍左右的速度向前发展，为世界财富的积累做出了贡献。世界经济“两速发展”或“南高北低”格局没有改变，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依然是拉动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经济实力是权力分配和格局变化的基础。新兴经济体的群体性崛起，美国金融危机和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使世界正在再次经历着一场实力转换和权力再分配的激烈变化，新兴经济体在国际事务中势必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对以美国为主导的世界经济政治旧格局造成多重冲击：
1.美国作为世界头号经济强国地位受到挑战。新加坡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院长马凯硕指出，过去二百年美国和西方对世界令人难以置信的那种主导基本上是人为的历史瞬间，并认为约瑟夫·奈提出的美国软实力是“我们在当今世界看到的、泄气最快的一个泡沫，这种软实力正在快速消散”。一个不争的事实是美国占全球GDP的比重逐渐减少。金融危机以来，美国经济依然在“复苏底部”徘徊。未来十年美国将经历偿还债务和减赤的痛苦，将呈现“低增长和高波动”的态势，美国长期相对衰退的趋势难以改变。新兴市场国家仍将继续对美国世界第一经济强国地位构成挑战。
2.美国经济发展模式受到广泛质疑。美国金融危机说明美国经济模式出现了问题，越来越多的国家不接受美国推行的新自由主义，对美国经济模式提出了质疑，就连美国的盟友亦批评美国的模式“具有局限性”，“是不人道的”。
美国“盎格鲁—撒克逊模式”绝对不是什么“世界上唯一的最好模式”。从古至今大国间的对抗，实质就是发展模式的较量，美国《外交》双月刊在《后“华盛顿共识”——危机之后的发展》一文中指出所谓“世界其余国家的崛起并不仅牵扯到经济和政治权力，还牵扯到各种思想与模式在全球范围的竞争”因此，不同模式的较量将长期持续下去。
3.美国主导国际经济和政治秩序能力受到冲击。金融危机以来，越来越多的国家纷纷抨击以美国为主导的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要求在国际金融机构中给予发展中国家与其经济实力相适应的知情权、话语权和代表权。世界在变，游戏规则亦应改变。前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明确说过，现在是改变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代表权比例的时候了，中国等一些新兴经济体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代表权将得到“公正和充分”的体现，并强调“发展中国家得到其应有的代表权不是由于别人要将代表权送给他们，而是他们所取得成就的应有体现”、“原有的秩序已经逝去，我们不应该浪费时间与眼泪来哀悼它。今天我们必须构筑新的秩序”。
4.“美元本位”受到广泛抨击。“美元本位”是危机的根源。危机以来，越来越多的国家以非美元货币作为贸易往来计价和结算货币，导致美元在全球货币体系中的比重趋降，而非美元货币所占比重趋升。在未来国际货币体系中，美元“一枝独秀”的局面无疑将发生某些改变，全球国际货币体系面临着“多元化的重组”。
上述四个对美国的质疑、抨击和挑战，并不意味着美国作为世界头号强国的地位以及对现行国际经济政治秩序的主导作用发生了颠覆性的改变。然而，新兴经济体群体性的崛起，必定推动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世界格局更加迅速的变化。
当前对资本主义危机根源的四种解读和启示
彭成义[19]
一 对资本主义危机的四种解读
（一）归咎于资本家的贪婪和政府的疏于监管
这种解读将资本主义危机归咎为资本家的贪婪和政府的疏于监管。他们认定这次资本主义的困境其实质是一场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所有与之相关的金融家、银行家、企业家以及疏于监管的政府是他们最容易联想到的“罪魁祸首”。对于其中将目光主要投向贪婪资本家的一方，他们普遍认为极端的贫富悬殊是导致此次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比如，国际劳工组织总干事胡安·索马维亚的文章《从国际劳工组织角度看资本主义危机与不平等》[20]，英国经济学家斯图尔特·兰斯利（Stewart Lansley）的新书《不平等的代价》就详尽的分析了贫富悬殊何以导致了当前西方资本主义面临的困境。[21]因此，诺奖得主克鲁格曼等也才认为美国正在逐步沦为一个香蕉共和国——永久贫困阶层日益扩大，中产阶级愈发贫困，而且面对越来越富的富人阶层变得越来越软弱无力，而熟练控制包括总统在内的公职人员的资本家权贵却正经历一场复兴。[22]在欧洲大陆，个人间的不平等加剧的问题没有英美那么严重，但是问题也主要是欧元区的内部失衡造成的。
另外一方则将目光投向政府并认为其应该为此次金融危机负主要责任。比如美国前银行家、政府汽车工作小组的负责人史蒂文·拉特纳认为，主要是政府放松了监管要求，对危险的甚至在某些情况下是非法的活动视而不见，并纵容了这些过分行为。拉特纳也同样认为美国收入不平等的大幅加剧是因为政府的政策措施而导致的。他举例说2001年和2003年的减税措施就使得沃伦·巴菲特的秘书所支付的税率高出了他本人的水平。这些监管者不仅疏于对证券公司具有放射性的杠杆水平和面向房屋所有者的不够审慎的贷款等问题的监管，而且也未能对于危机的到来做出预警。如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在2006年2月还表示房价可能会继续上涨，但仅仅5个月后，房价就开始暴跌而导致整个次贷危机的爆发。[23]
（二）归咎于国家资本主义的不公平竞争
这种解读认为西方自由资本主义的危机是由于全球化快速崛起的国家资本主义的不公平竞争导致的。如果上述第一种解读主要是资本主义体制内的人目光朝内得出的结论的话，那么这第二种解读则主要是他们将目光投向外部得出的结果。
“国家资本主义”本身不是新词，但对其赋予新的内涵来指称新兴国家的发展模式则可能得从2009年索罗斯的提法开始。在2009年的系列讲座中，索罗斯首次提出以美国“华盛顿共识”为基础的“国际资本主义”正在面临以中国为代表的“国家资本主义”的严峻挑战和威胁。[24]后来在2012年初举行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凯雷投资集团的创始人和董事大卫·鲁宾斯坦也提出，如果西方自由资本主义不改良，国家资本主义就会胜出的观点，并得到不少与会嘉宾的认同，[25]英国《经济学家》在1月份也推出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的特别报道。在他们看来，这些新兴国家的崛起确实有一些与西方发展模式不同的特征，并在全球化的竞争中给西方带来了挑战。比如，他们认为国家资本主义将国家的力量与资本主义的力量融为一体，利用资本主义的手段和政府的优势而让国有公司上市并推向全球。[26]同时，国家资本主义不仅经营公司，而且还以主权财富基金的形式管理巨额资本。另外，国家资本主义还具有“规模大、兴起快、手段多、日益国际化”的特征，且发展势头迅猛，全球影响力快速上升，并擅长利用市场来推动政治目标的实现。[27]而这些特征使得西方的自由资本主义在全球化的竞争中处于劣势。这也是为什么英国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认为西方资本主义面临信心危机的一大原因就是人们开始质疑西方民主国家是否有能力让大多数民众享受到全球化的好处；[28]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迈克尔·斯宾塞也在《外交》杂志撰文分析全球化对于美国人就业和收入的负面影响。[29]
（三）归咎于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
如果上述两种解读还是资本主义体制内的观点的话，现在这种解读则是资本主义体制外的观点。持这种观点的人主要由左派人士组成，而在将西方当前面临的困境归咎于资本主义本身问题的思考中又有两种思路：第一种认为马克思主义对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传统解释仍然适用。第二种认为当前困境主要是“资本”异化的结果。
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观点认为，这次危机和历次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一样，都是生产过剩的周期性经济危机。其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深层次的基本矛盾，即生成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在他们看来，资本家只要有条件降低工资成本，就会想方设法去谋求更高的利润率，但这样的结果是收入降低了的工人再也消费不起这些产品，而当贫富悬殊太大的时候，系统就会崩溃。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伊藤诚则将侧重点放在了过剩资本的投机方面。他指出，当前的金融危机是一场产业现实资本的过剩积累以及由此产生的利润率骤降而导致的货币信用危机。所以在他看来，现在的贫富悬殊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传统资本家对剩余价值的剥削和现代金融膨胀带来的通胀等利率剥削双重原因导致的。日本另一位经济学家山田锐夫则将现在的危机置于资本主义结构性危机的延续性历史脉络当中去加以阐释，然后特别强调了当前资本主义结构性危机的金融主导性质。
第二种思路认为当前资本主义危机是资本“异化”的结果。在他们看来，今天的“资本”已经异化，而且近几十年来爆发的危机都主要与“金融资本”或者说“投机性资本”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投资实体经济的“直接投资资本”相关。比如，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井村喜代子就分析了资本异化并导致此次危机的三个步骤：一是金融监管体制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变异，主要体现在“黄金·美元交换”的停止和早期IMF体制的崩溃上。二是这种体制变异带来的金融与实体经济的脱离，导致危机前市场上的金融债券已高达600万亿美元之巨，是实际商品贸易的10倍之多。三是由金融投机导致的财政危机不可避免，而这在欧洲追求“金融立国”的国家中表现最为突出。
（四）归咎于西方政治文明的深层次矛盾
这种解读也采取了一个资本主义体制外的视角，但它较之第三种解读采取了一个更广阔和深远的视野。持这种观点最有代表性的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他认为，当前西方面临的困境是由两大不可调和的结构性矛盾导致的。一是上面已经提及的金融资本主义和实体经济之间的矛盾，二是大众民主与资本主义的矛盾。[30]对于后者，资本主义和民主政治一直被视为一对孪生体，而且在西方民主政治的历史上，大部分时间确实一直是资产阶级的精英民主。但是，郑永年指出，在由工业资本主义产生的工人阶级开始争取到选举权之后，西方的资产阶级精英民主就开始向大众民主转化。这是一种很重要的转变，之后的妇女、少数族群的解放和投票权的获得则延续了这种趋势。在郑永年看来，与此政治转型相伴的则是西方经济从赤裸裸的原始资本主义转型为福利资本主义，而这种转型很明显不是资本主义自身的逻辑，因为正如马克思所言，资本的目的就是追求利润的最大化，而不是财富的分配。迫于大众民主的压力，后者才成为可能。所以相应地，随着历史的发展，当大众民主成为主导性意识形态的时候，政府便开始不再作为资产阶级的代言人，而开始向民众倾斜，这也是西方政治制度一人一票的规则所决定的。在这样的情况下，社会福利不但不能减少，还不得不继续扩张，但这种“福利”膨胀很明显是不可持续的。因此，在经济体不能创造庞大的财富来支撑福利和公共开支，而国家又无法增加税收的时候，郑永年指出，西方政府就走上了向大众、国外和未来借钱度日的赤字财政。这个逻辑在欧洲和美国都是相同的，只是有不同的表现而已。欧洲国家高福利制度的不可持续性自不用赘言。在美国，郑永年认为2008年的危机其实也是美国政府一再提高福利成分的产物。比如美国政府也想解决住房问题，让更多的低收入阶层拥有住房，只是和欧洲不同的是，美国政府是利用市场机制来达到这个目标，即放松对金融体系的管制。[31]
发端于美国的次贷危机及其引起的全球金融危机仍在深刻地影响着世界。正确认识危机的根源则对我们更好的看清当前的国际形势和更好的应对挑战具有重要的意义。正如上文所述，现在思想界主要有四种对于此次危机根源的解读，它们分别归咎于贪婪的资本家和疏于监管的政府，非西方国家资本主义的不公平竞争，资本主义固有的结构性矛盾，和西方政治文明的深层次问题。前两种解读主要是从资本主义体制内来说的，并且在西方占据着对当前困境解读的主导地位，其中第二种又有增长的趋势。后两种主要是从资本主义体制外来说的，在非西方国家有渐长的趋势；其中第四种还不常见到，但是其前景和战略意义急需高度重视。
从欧洲当前债务危机看主权债务与经济衰退的关系
丁冰[32]
一 对当前欧债危机形势的估计
2009年末发端于希腊的主权债务危机，迄今已跨入第四个年头了。从性质上说，这次主权债务危机不过是2008年国际金融经济危机的延续和深入发展，即在本质上仍然是资本主义生产过剩危机的新的表现形式。从另一个角度看，这场危机延续时间之长，则可以说是欧洲经济一体化框架缺陷在国际金融经济危机冲击下的总爆发，是国际金融危机演变的新阶段、新形式。
因为欧洲经济虽然已高度一体化了，但作为控制宏观经济的、本应密切结合的财政、货币金融两大政策工具，现却只有货币欧元的一体化，而无财政的一体化；而且在欧盟27个国家中，加入欧元区的也只17个。这样，在欧元区一旦有某个或几个国家财政预算赤字过多，债务危机来临之际，当局就难以得心应手，运用自如地在无财政手段的密切配合支持下，仅通过货币金融手段来解除危机，甚至还有可能使危机加剧发展。如2011年10月27日欧盟、欧元区各国领导人达成了主要以金融手段救助希腊债务危机的“一揽子”协议，但出人意料的是，3天后，即10月31日希腊却提出试图拒绝这“一揽子”方案的“全民公投”意见，这犹如“公投炸弹”一样、炸乱了欧美的信心，加剧了危机的发展，就是证明。面对这种财政统一的缺失问题，欧盟各国领导人在法、德两国总理的推动下，终于在2011年12月9日达成统一财政监管协调的协议（欧盟中只英国未参加）。协议强调各国必须严格遵守财政纪律，对财政赤字超过GDP的3%、债务率超过60%的应予处罚。
随着统一财政协议的建立，加上“三驾马车”（欧洲央行、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实施总共有约数千亿欧元的资金援助，在2012年末，终于使重债国看到了摆脱危机的希望，同时也免除了欧元区解体的厄运。
可见，欧盟统一财政监管协议的建立，对缓解当前欧洲债务危机起了关键作用；同时它还预示着欧洲各国有可能为走向欧洲联邦的目标创造了有利条件。从全球范围来看，美国的历史就给人们以此种遐想的启示。美国各州在独立战争后不久，因过去支持独立战争而出现种种债务问题难以解决，后来经各州代表协商，特别是1788年亚历山大·汉默尔顿被任命为财政部长后，建立了统一的财政政策，便使联邦制的美利坚合众国得以巩固地建立和发展起来[33]。
当然，目前欧盟的财政监管协议并不尽如人意。因为它毕竟是应对当前欧洲债务危机的产物，着重强调的是各国应严格遵守财政纪律，和各债务国应厉行财政紧缩政策，以减低财政赤字和债务率，但对如何促进经济增长，却缺乏足够的注意。从短期来看，这不仅不能使经济增长，还势必带来经济衰退，而要更有效地解决债务危机，如果撇开了经济增长是根本不可能的。
近年来欧盟和欧元区当局，虽然也注意到需要促进经济增长方面，但力度相对较弱，而更多的是强调紧缩、减低债务。例如，欧元区各国财政会议2012年2月21日批准给予希腊1300亿欧元的援助贷款，大部分都用于资助债券互换协议和维持希腊银行系统的稳定性，几乎没有资金可直接用于帮助希腊恢复经济[34]；再如，欧元区领导人决定在2012年12月初批准向希腊发放新一轮救助贷款437亿欧元中有344亿都要用于12月份维持政府养老金等日常支出（126亿欧元）和银行重组（238亿欧元），而无一文用于直接支持企业生产[35]。由于欧盟、欧元区当局的这些金融援助都是以受援国实施财政紧缩，限期实现减赤减债目标为前提的，所以，不仅援助的着力点主要不在于促进受援国的经济增长，而且还必须使其厉行财政紧缩政策，就不可避免地会使欧洲各国，特别是受援的重债国的经济更加陷入衰退困境。
因此，当前欧洲债务危机，虽然已摆脱了欧元解体的厄运，但各国却普遍陷入经济衰退或停滞状态。据欧盟统计：2012年欧元区经济第二、三、四季度同比分别下降0.2%、0.1%、0.9%，全年下降约0.3%；欧盟同年第四季度也下降了0.6%。其中希腊下降最多，2012年下降4.4%，而且是连续第五个年头的经济下降；其次是意大利2012年下降约2.3%；西班牙下降1.3%；其他葡萄牙、塞浦路斯、荷兰等在2012年第三、四季度都有不同程度的下滑；英国受欧元区债务危机的影响，经济也处于萎缩停滞状态，2012年除第三季度因得益于奥运的拉动，经济略有起色，同比增长0.1%外，其余三个季度都下降，全年同比下降0.3%还多；经济情况较好的德国，2012年也只增长0.7%。
随着经济衰退停滞，失业率也长期居高不下。据欧盟统计，欧元区2012年9月失业率达到新高11.6%，10月又继续上升到11.7%。其中西班牙、希腊最高，均超过25%，年轻人更超过50%；欧元区第三大经济实体的意大利达到11.4%；最低的奥地利也有4.3%；经济情况较好的德国，2012年的失业率虽然较前两年有所下降，但在10月份仍保持在5.4%的水平上，而同期法国的失业率则是德国的近两倍，高达10.7%。总计欧元区失业人数有近1900万人之多[36]，这就必然拖累欧元区经济的复苏，同时也足见其经济衰退之严重。
看来，当前欧洲经济衰退之势，迄今还未到尽头。欧盟日前发布的冬季经济预测报告称，2013年欧盟和欧元区的经济将分别增长0.1%和-0.3%；2014年将分别增长1.6%和1.4%。这就意味着当前欧债危机自2009年末开始爆发以来，将整整历经4年之久才可望转入复苏。因此，如果再把这次欧债危机当做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的延续和深入发展来看，那么，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已演变延续达6年之久。其时间之长，损失之大，形式之复杂，都是史无前例的。因此，说它是在国际金融垄断资本发展新阶段的国际金融危机总爆发的新形式，也不是不可以的。
二 主权债务与经济衰退的关系及菲利普斯曲线的失灵
从当前欧债危机的演变与治理过程看出，主权债务与经济衰退两大经济祸害是有密切联系的。一方面，二者相生相伴，形影相随。因为他们都是根源于资本主义固有的基本矛盾的产物，若任其自由发展，就会相互促进，形成恶性循环；另一方面，若治理起来，二者又会形成此消彼长的负相关关系。因为要减少债务，政府就必须实行增税减支的紧缩政策，从而导致经济衰退加剧。特别是在国际金融垄断资本已占据主导和控制地位的条件下，如已成立欧元区统一的货币联盟的情况下，一旦欧元区某国出现债务过多，为摆脱债务危机就离不开国际金融垄断资本，如由欧洲央行，欧盟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这“三驾马车”的援助。但其援助是以限期减赤、减债为条件的，因此被迫必须接受紧缩政策，以致必然要付出加剧经济衰退，甚至社会政治危机的沉重代价。美国经济学家诺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也承认这一点。他认为在这次欧债危机中，实施了严厉紧缩政策的国家都出现了经济大幅下滑，而且紧缩程度越高，经济下滑就越厉害[37]。
值得注意的是，重债国依赖“三驾马车”的援助来摆脱危机，不仅要被迫接受实施紧缩政策，而且得到的援助资金主要也不是直接用于扶持企业促进经济增长，而是用于减少国家债务方面，如购买债务国的政府债券、减免债务国的政府债额（“减记”债券票面价值）、扩大欧洲稳定机构基金〔EFSF〕规模、建立欧洲稳定机制 〔ESM〕和对受援国银行资金的支持等等。总之，所援助的资金，基本上只在金融系统内部流转，而与实体经济脱节。按照芵国凯恩斯主义者菲利普斯（A. W. H. phillips）于1958年提出的菲利普斯曲线（phillips curve）原理，当货币数量增加，通货膨胀与失业率是负相关的，但那只是在增加的货币必须用于实体经济，增雇工人时才有一定的合理性。而在当前欧债危机中，各国所得援助贷款等形式所增加的货币量因与实体经济脱节，就既不会推高物价，也不会减少失业。这就是说，如果从19世纪末到二战后凯恩斯主义盛行的五六十年代（两次大战时期除外），因国际金融垄断资本的统治地位尚未形成或尚处于形成初期，菲利普斯曲线尚有一定的合理性；那么，当进入70年代西方已普遍呈现经济“滞涨”（stagflation）的形势下，这曲线理论便开始失灵了。不过当时的“失灵”还只主要表现在其曲线离原点越来越远的位置移动或通常说的曲线越来越“恶化”上；随后，当进入90年代，特别在进入21世纪以来，国际金融垄断资本已发展到明显占据主导控制地位的情况下，过去名噪一时的菲利普斯曲线就更加失灵了。这时的“失灵”则主要表现为其曲线不是一般的位置移动，而是其形状也由原来向右下方倾斜的曲线变为一条在一定限度内而又接近于横轴的大体水平的线，即增加的货币在未进入实体经济之前，菲利普斯曲线已“失灵”到近乎失效的程度。我们用此“失灵”理论就能比较合理地解释为什么在当前欧债危机中，尽管欧元大量增加，物价却不见大涨。据欧盟统计的数字，欧元区和欧盟今（2013）年2月的通货膨胀年率分别为1.8%和2%，均低于上月的2%和2.1%[38]，同时，如前所述，失业率却长期居高不下；同理，还能说明为什么美国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时，尽管当局先后投入上万亿美元的巨资救市，却并未使物价上升，反而下降[39]，同时失业率在2008～2009年都基本上保持在8% ～10%的高水平上。原因就在于当局投入巨额资金救市的重点在各大金融机构，如“两房”、“五大投行”和AIG保险集团等等，即主要是在金融系统内部流转，而较少直接投入实体经济。
可见，欧美经济的这种使菲利普斯曲线失灵的异常变动的根本原因，都在于国际金融垄断资本的高度发展使货币的增加和流转在相当程度上与实体经济脱节，或者说有很大一部分并未进入实体经济领域的结果。当然就美国来说，她依靠其美元霸权地位，把过多的美元转移到国外而减轻了国内的通胀压力，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三 对欧债危机前景的展望与我们的态度
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周期性说明，在资本主义经济未被消灭以前，总是存在着有起有伏的变化。前面已指出，据欧盟发布的经济预测称，欧洲经济到2014年就将转入复苏。笔者认为，这种可能性虽然存在，但却有很大不确定性。因为欧元区只是逃过了解体的厄运，而各重债国迄今仍然处于背负重债、失业严重、经济萎缩的状态，特别是塞浦路斯还正面临银行破产风险，经一番周折后，现虽可获得100亿欧元的援助，却需付出银行重组和储蓄大户约减记40%以上的存款等沉重代价。这既会引起储户恐慌，又会加深金融的潜在风险，后果难料；此外，据民意调查显示，英国有50%的居民支持退出欧盟[40]，徳国有1/4居民支持退出欧元区[41]，种种迹象都不能不使人怀疑欧洲经济会很快摆脱危机险境。按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前主席迈克尔·博斯金的说法：“欧债危机五年内不会有结果。”[42]
这种主权债务危机与经济衰退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都有可能交织在一起重复发生的现象，不仅在欧洲如此，在美国也如此。在美国，继2008年国际金融经济危机之后，接踵而来的2011年8月初就险些爆发了主权债务上限危机；与此同时，从2009年4月以后到2011年10月长达两年多的时间都一直保持9%以上的高失业率。这表明美国的主权债务危机与经济衰退是交织在一起的。过了一年之后，到2012年底又险些爆发了新的“财政悬崖”危机；经过一番激烈纷争而得到两个月缓冲期，到2013年3月1日开始，“财政悬崖”危机终究还是爆发了。由于民主、共和两党之间，白宫与国会之间在2月底以前，最终未能按2011年8月初的协议，就10年内减少1.2万亿美元政府支出计划和2013年财政年度减支计划达成一致意见，奥巴马总统便宣布按原协议从3月1日开始联邦政府自动实施减支计划。这就意味着联邦政府在本年度减少850亿美元涉及国防和其他公共开支的支出。这对经济发展之影响，虽然不像掉下悬崖那样夸张形容之大，但毕竟对经济复苏要起到相当抑制作用。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预测，这个自动减支计划将使美国本年度GDP的增速下降0.6%，随之失业率的下降也会受到抑制，甚至还会影响全球经济的发展。这表明近一两年来，美国的主权债务危机与经济衰退亦形影相随，尽管不如当前欧洲危机那样的典型。
以上分析说明，当今欧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经济由于受国际金融垄断资本的主导和控制，主权债务危机与经济衰退将不可避免地周期性发生。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曾把金融资本统治下的食利者视为帝国主义的寄生性、腐朽性的表现之一。到今天，欧美严重的主权债务危机则说明，帝国主义已发展到由国际金融垄断资本所主导控制的新阶段，因而是寄生性、腐朽性更强，更接近于垂死的资本主义。所谓垂死的，并不是指明天就死，而是一个时代性的判断，是指资本主义已进入其最后阶段，愈来愈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客观要求，最后将被社会主义所取代。这连西方有识之士，在一定意义上也察觉到了。如世界经济论坛主席施瓦布在去年达沃斯论坛期间就说：“当前形式的资本主义制度不再适合当今世界”。[43]因此，今天帝国主义虽然貌似强大，但绝不意味着它有强大的生命力。早在1946年毛泽东同志就预言帝国主义是纸老虎；到1989年陈云同志又针对当时流行的，认为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已经过时、帝国主义还有强大的生命力的思潮明确指出：“那种认为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已经过时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非常有害的。这个问题，到了大呼特呼的时候了。”[44]二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继70年代“滞涨”危机之后，2008年又爆发了更为严重的、史无前例的国际金融经济债务危机，包括至今也还未结束的欧债危机就充分说明，帝国主义已愈来愈走向腐朽、衰落了。
西方政治制度视角下的欧债危机成因
陈人江[45]
一 关于欧债危机的两种误导性的政治分析观点
在从政治层面对欧债危机产生原因所做的分析中，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欧洲的福利社会导致债务危机，已经成为国内外主流舆论的流行观点，但只要认真分析，就会发现这种看法具有很强的误导性。不可否认，脱离经济发展水平的过度福利，会使国家财政入不敷出，从而加重国家债务负担，但福利社会本身并不是导致债务危机的主要原因。瑞典、丹麦、挪威等北欧国家是最典型的福利社会，政府赤字却一直保持较低的水平。其中丹麦的社会福利支出（包括公共医疗、卫生、教育、住房、救助、社会保障）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例高达70%多，远远超过危机程度最严重的PIIGS五国（希腊、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和爱尔兰的英文缩写）比例，而PIIGS五国的国家福利制度在欧洲皆不算规模较大的。希腊有大量的失业人口，政府的失业救助开支却只占GDP的不到0.1%，仅为欧盟国家平均水平的1/5[46]。此外，另一同样高债务、同时也是公认的高福利国家法国的数据显示，截止2011年，法国积累了30年的社会保障体系债务为1500亿欧元，占国家公共债务总额16689亿欧元的比例还不到10%[47]。因此，所谓债务危机国家福利过度的说法也是不准确的。对于二战后作为西方政府主导的决策理论的凯恩斯主义来说，对普通民众的福利供给，有利于调节社会矛盾，稳定社会秩序，促进大众消费，保障经济可持续发展。二战后的欧洲福利社会本身就是作为缓和经济危机的产物出现的，而它的不可持续性，则是在上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经济增速减缓，并出现一系列危机的后果中才日益显现。从这个意义上，与其说福利制度导致了债务危机，毋宁说经济危机和债务危机导致了福利制度的危机。
与之相联系的另一种观点认为，由于欧洲实行大众民主制，政治家为了当选和拉拢民众选票，不得不实施具有民粹主义色彩的财富分配策略，使社会福利不断扩张，从而导致政府出现债务危机。这种观点很大程度上也是片面的。在西方选举民主下，政客竞选时所做的承诺在其上台后并不一定得到履行。如果竞选承诺没有履行，除了任职期满后选民可以通过新一轮投票来决定其去留之外，在任职期间，选民是很难有效施压要求他履行竞选承诺的。因此，福利政策的实行与否或国家公共支出的预算计划，并不完全和直接取决于一般选民的意愿。例如在2012年法国总统竞选中落败的前总统萨科奇，就被选民指责没有兑现当初提高就业率和改善福利的承诺。此外，在此代议制民主下，议会通常负有平衡预算的职责，最高行政机构提出的国家预算草案必须经议会审查通过才能执行。如果没有履行职责，导致国家财政赤字扩大，债务增加，这并不是选民的责任而是议会的责任。但关键在于，为何政客或议会没有履行承诺或职责？这就必然涉及政治决策过程的利益集团博弈问题。
二 民主政治游戏中的大资本主导
许多作者批评西方政治正日益“市场化”，即政客竞选承诺与大众的投票具有明显的服从于短期目标的交易色彩，那他们只是看到了现代民主政治自由竞争的一面，而没有看到更为重要的垄断的一面。无可否认，票选民主制赋予了选民个体对国家政治的形式上的平等参与权，因而也是通往真正的大众民主的基础。但是，这种形式上的平等权能否有效转化为实质上的决策影响力，则取决于选民对经济资源的实际控制权。竞选承诺与政策的制定、执行是两个分离的过程，政客的承诺能否兑现或兑现哪些承诺，也取决于政客不仅在选举中更重要的是在实际的立法、决策中，是否受制或主要受制于哪些有组织的力量。
经济资源在竞选中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竞选需要组织演讲游说活动，需要借助媒体舆论进行广告宣传，换而言之，需要付出实际的物质利益来拉选票。西方选举越来越沦为金钱游戏也已是不争的事实。据统计，在美国总统选举中，“通过党内初选、进入全国大选阶段的总统候选人的竞选支出最少为7000万美元。2008年民主党候选人奥巴马和共和党候选人麦凯恩加起来就花了超过10亿。”[48]而当年的总统选举总计花费了53亿美元，成为美国历史上最贵的总统大选。随着竞选激烈程度逐年增加，参选的金钱门槛只会愈来愈高。为了应付高昂的开支，政党或政客不得不以各种方式向掌握经济资源的个人或团体来筹措竞选资金，而资本主义的私人占有制，又使得只有富人阶层或大资本集团才掌握着主要的经济、社会资源。尽管各国都不同程度地通过法律明确限制政治献金的金额，但法律同时又羞答答地留下了可供人钻的空子。富人或资本集团通过成立各种各样间接的吸金组织或活动来绕开规制，继续左右大选。据报载，《福布斯》“全美400富豪榜”中10%以上或通过公司或通过个人名义向总统候选人捐款。作为交换，取得竞选胜利的政党或政客就必须要在立法、政策制定上向捐助者的利益倾斜。民主制外衣下的政治交易，即富人或资本集团通过政治献金来影响决策正变得越来越赤裸裸。
总而言之，由于竞选许诺与政治决策分离，竞选高度依赖于金钱、媒体等资源，私有制条件下社会经济资源又被高度集中于资本集团手中，造成的结果是，只有资本集团，尤其是大的垄断资本集团，而不是一般选民成为政治市场化最大的实际受益者。更何况，表面上取决于个体自由意志的一人一票，同样会被大资本力量诱导、操纵。因此，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票选往往更容易成为大的资本利益集团牟取私利的遮羞布或使之合法化的工具，国家政策很大程度上被垄断资本所左右，代表其根本利益。
三 资本的利益与欧债危机的形成
（一）二战结束以后，西方国家普遍实行凯恩斯主义
凯恩斯把经济危机的根源归咎于有效需求不足，并指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自身无法克服这个缺陷，必须通过政府投资来刺激消费来解决。另一方面，凯恩斯又主张，政府大量投资的资金不应来自增税而应来自赤字财政。因为，增税意味着资本利润的相应减少，进而也意味着私人投资资金的减少，政府投资增加与私人投资减少相抵，根本无助于社会总投资需求的增加。赤字财政则意味着在不减少私人投资的同时增加政府投资，因而能增加社会投资需求。为了弥补财政赤字，凯恩斯认为政府应增发钞票和举债。这些主张都被战后西方各国政府一一践行，以往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财政预算平衡观念被抛弃，政府预算几乎连年赤字成为西方国家的一个普遍现象。但凯恩斯主义的赤字财政政策只是缓和了危机，却没有根除危机，随着70年代初西方又开始出现经济危机，凯恩斯主义反而造就了新的矛盾。政府应对每次危机的措施通常都是：降低利率、减少税收、增加政府开支，但经济的增长减缓和陷入停滞、税收的减少，也意味着政府收入来源的减少，进而使政府难以增加开支，若采取增发钞票，则会恶化原有的滞胀局面，加剧危机，政府举债成为唯一的出路。因而，以凯恩斯主义治理危机的最终结果必然是政府债台高筑。换而言之，凯恩斯主义的税收上偏袒资方，用扩大财政赤字、增发国债来解决危机的国家干预政策，是政府主权债务形成、并累积的根本原因。
（二）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西方各国推行经济私有化
西方各国推行一系列经济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不仅没有改变凯恩斯主义时期国家债台高筑的局面，反而在此基础上加速债务大幅度飙升，但大资本，尤其是金融资本则从中获利颇丰。首先，根据所谓的“市场规律至上”原则，政府一方面把国有企业大规模私有化，另一方面为吸引投资而对私营企业实行各种税务优惠，使得来自产业部门的财政收入进一步下降，也加强了政府对举债的依赖。其次，政府解除了对金融市场的管制，实行金融自由化和国际化，使得原本应为实体经济提供支持的银行系统纷纷转向了金融投机。缺乏监管的金融机构通过国际融资来参与风险投资，短期内获得了大量利差，但这样也刺激了其过度借贷，在经济好景下可一片繁荣，危机一来便陷入债务奴役。再次，政府也参与了这场金融资本的投机盛宴，他们既从中受益，又深受其害。一方面，（在欧元升值预期下）通过金融衍生品创设或交易使举债成本降低，一些国家得以以远超自身经济支付能力的规模借债。[49]但这样一来又强化了国家的预算赤字冲动，加剧了道德风险，也埋下了主权债务危机和债务违约的隐患。另一方面，过度金融开放也使得欧洲国家的政府债券成为国际金融资本投机的重点对象。最典型的莫过于在高盛率领下，国际金融机构（如英国巴克莱银行、法国农业信贷银行等）通过CDS等金融工具对PIIGS五国债券发动攻击，既导致其价格崩溃，又抬升其利率，从而将它们一步步推向了债务危机深渊，并从最终引爆欧洲债务危机中获利。
（三）受2008年美国金融海啸影响，欧洲国家的大型银行机构普遍陷入债务危机
陷入债务危机的欧洲各国，纷纷对本国金融垄断资本集团实施大规模救助计划，庞大的救市资金支出，进一步恶化了政府自身的债务状况。仅2008年10月，欧洲各国对金融机构的注资就达近2万亿美元。爱尔兰政府为挽救受房地产泡沫破裂所累的本国银行机构，采取了大量注资或直接接管的方式，仅2010年对三家银行的接管，就使爱尔兰财政赤字上升至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32%左右，由此产生的对政府未来偿债能力的担忧，致使爱尔兰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被推高至9%，从而导致举债成本飙升。西班牙房地产泡沫破裂后，该国银行系统就积累了大量的呆坏账。西班牙政府即便自身债务缠身，也不得不向金融机构伸出援手。自银行业爆发危机以来，截止2012年5月，西班牙政府向本国银行注资总规模已超过330亿欧元，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而据欧洲政策研究中心估计，为了填补银行因楼市崩盘而产生的债务缺口，西班牙公共债务就将增加近50%。欧洲其他高债务国家，如冰岛、英国、德国、比利时、匈牙利、荷兰等也大多被过度投机的银行业拖入了危若累卵的境地。
（四）深陷债务危机的欧洲国家普遍实行紧缩政策
深陷债务危机的欧洲国家为了换取国际援助，纷纷提出实行紧缩政策。政府以减少开支为名，大幅度削减社会福利和公共投资，裁减公共部门，降低退休金。紧缩措施推行后，失业率大幅上升，工薪阶层收入下降，普通民众生活进一步恶化。作为危机肇事者，大资本和金融寡头集团没有受到任何惩罚，危机的灾难性后果和沉重代价却要由全体民众和劳动阶级来承担。为表达不满，希腊、比利时、西班牙、英国等国已先后爆发了大规模社会抗议浪潮。但在国际债权人和国内资本集团的强大施压下，民众即便通过选举来更换执政者，也基本难以阻挡政府财政改革的步伐，改变损害其利益的政策取向。例如，2012年5月希腊议会大选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负责人就发出明确警告，要求希腊不能放松改革，面对通牒，新政府实际上别无选择。在牺牲普通民众福利的同时，一些国家的政府却仍然以促进经济增长为由，提出为企业减税。这更加有力地证明，欧洲国家的政治制度还远远不是大众能够参与决策、主导利益分配的实质民主政体。
资本主义危机中的币缘政治
王湘穗[50]
目前，我们正在经历资本主义历史上一场重大危机。这场危机既具有周期性的特征，又带有总体性危机的征兆，要深刻认识这场危机，需要我们继承和弘扬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精神，还要注入在新历史条件下的新观察和新思考。
一 币缘政治视角下的全球危机
现代世界体系在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51]。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起决定性作用是资本的力量。1500年以来的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历史证明，谁控制了世界货币，谁就掌握了全球资源和利益分配的杠杆——资本，谁也就控制了世界。这种现代国家之间围绕世界货币体系形成的关系就是币缘，而国家（包括跨国公司等全球行为体）在世界货币体系中维护和拓展自身利益的行为，就是币缘政治。
从资本主义体系的总体进化历史看，资本主义体系经历了从“商业资本主义”到“工厂资本主义”，再到“赌场资本主义”的演进[52]。金融资本在成为全球经济的主导力量的同时，也就逐步获得了对世界事务的主导权，这就是“币缘政治”作为国际关系的新范式诞生和发展的时代根基。
根据布罗代尔和阿瑞基的分析，资本主义的每个体系积累周期都是以金融扩张为生命周期的结束阶段，他们称之为“金融的秋天”[53]。目前主导世界资本主义的美元体系已进入“金融秋天”，为此美国经济学家创造了一个脍炙人口的新词——“新常态”（New Normal）。这是指美国经济会长期处于低增长、高失业、强监管、降比重的状态中。具体说，就是增长率维持在2%左右、失业率维持上升趋势、经济监管措施不断增强以及美国在全球经济中重要性持续下滑的状态。实际上，从1971年美元与黄金脱钩开始，美国及全球金融资本就出现了从收益率相对降低的产业部门向收益率相对较高的金融部门流动的长期趋势，其后30年美国金融衍生品及相关机构经历了爆发式增长，创造了比实体经济规模大许多倍的虚拟经济，最终引爆了2007年的全球金融危机。这场危机并不是人们所认为的普通经济周期的危机，而是美元体系的总体性危机，是与曾经领数百年风骚的西班牙-意大利城邦体系、荷兰体系、英国体系并列的美国资本主义体系的百年大危机。
二 币缘政治行为体之间的矛盾
若以币缘视角从高空鸟瞰，我们看到的世界是两个巨大的币缘圈：一个是占据世界经济近70%份额的美元币缘圈，另一个则是占世界经济20%以上的以欧元为结算和储备货币的欧元币缘圈。而在美、欧两个币缘圈内部，存在着一个垂直分工体系：顶端是由大量金融机构主导、提供金融服务的资本国家，中间层是主要从事制造业的国家，而低层则是提供各种初级资源的国家。币缘圈内部垂直分工结构造成的世界经济和政治不平等权力格局，它与两大币缘圈之间存在的利益争夺一道，占据了当今世界各种矛盾的中心地位。
一是币缘圈之间的矛盾。美元圈和欧元圈之间的矛盾是影响目前世界格局的主要矛盾。矛盾的主体是不同金融资本集团和美欧国家集团，矛盾的核心是争夺金融利益，包括争取更多国家净储蓄的流入，占有贸易结算和储备货币中的更高比例，控制大宗商品的定价权，拥有全球货币体系中的支配地位等。在危机背景下，美欧争夺主要体现在如何转嫁危机上。
二是资本国家与制造国家的矛盾。资本国家以控制资金、技术和市场的方式，获取制造国家的制成品和净储蓄，而制造业国家因依赖资本国家的市场和投资，所以遭受的多重剥削。两者存在维持同一经济体运转的共同利益，也存在不公正分配关系引起的矛盾。
三是资本国家与资源国家的矛盾。资本国家控制资源的基本方式是资源的金融化，即确定必须以美元或欧元等世界主要货币作为资源交易的结算货币，并通过核心货币国家金融市场控制资源现货和期货交易的价格。资本国家除了使用政治、经济手段控制资源国家外，也经常使用颠覆和军事等暴力手段。
四是制造国家之间的矛盾。处于资本国家和资源国家的钳击之下，制造业利润空间日益缩小，迫使各国竞相以降低民众福利和牺牲环境为代价维持本国市场份额，进入以邻为壑的恶性竞争。
五是制造国家与资源国家的矛盾。这两类国家在实体经济中分处上下游，彼此依赖也互为对手。
六是资源国家之间的矛盾。不同自然禀赋导致资源开采的不同成本，也由于资本国家对资源国家的影响和控制，更在于资源国家对资源长久依赖程度及相关政策的选择，各国对定价和开发、销售国家的选择上存在一定的竞争关系。
上述矛盾和所在国家内部的矛盾纠结在一起，构成了危机背景下国际政治的复杂场景。
三 币缘政治冲突的趋势
在全球危机的背景下，币缘政治行为体之间的矛盾出现了激化的迹象，呈现出爆发币缘政治冲突的趋势。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各国之间相互转嫁危机有可能导致目前的全球体系解体。以美国推出QE计划为标志，各个可提供世界货币的国家和国家集团都相继采取货币宽松政策，造成世界性流动过剩，使制造业国家和资源国家外汇储备贬值、国家财富被稀释。如果发达国家继续采取饮鸩止渴式的货币政策，就会引发世界性通货膨胀、特别是恶性通货膨胀，导致美元、欧元等世界货币的信用丧失，制造业国家、资源类国家与金融资本国家脱钩，世界将重回实物货币、国别经济的道路。
第二，区域国家间货币合作正在引起与全球货币霸权国家的冲突。以东亚为例，从2010年起中国-东盟自贸区开始运行，双边开始货币互换。与此同时，中日韩三国开始自贸区和货币合作谈判。东亚区域经济的深度合作，对太平洋美元圈造成了巨大冲击，有可能导致美元圈的分裂甚至解体。这是美国出台“重返亚太”战略，也是南海、天安舰、延坪岛、钓鱼岛冲突的深层背景。在全球危机下，任何危及全球货币霸权的国家和区域合作，都可能引发强烈反应，甚至爆发全面冲突。
第三，围绕重建货币秩序主导权的争夺会愈演愈烈。币缘秩序是金融化时代国际关系的规则体系和国际机制[54]，是当代世界的基本秩序。此次危机动摇了美元为基础的国际货币体系，如何重建全球货币秩序，已成为未来大国间政治的焦点。不仅如此，货币秩序的重建也涉及各国政府与金融机构、跨国公司之间的权利与义务的关系。谁将获得主导权，很大程度要看在危机冲击后的表现和整体实力。因此，围绕主导权的争夺将十分激烈。从历史上看，货币秩序重构都是由战争的胜利者来主导，英国在1815年赢得了对拿破仑的战争，就建立英镑-金本位体系；美国打赢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就主导建立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如今我们再次站在历史的转折点上，如何避免在重大变革中发生暴力冲突，既需要政治领袖们的政治智慧，也需要学者对历史规律和现实问题的洞察。
欧债危机对中东欧国家的影响
马细谱[55]
从目前情况看，欧债危机从整体上对中东欧国家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还会继续不同程度地制约大多数国家的发展。但总的说来，波兰和波罗的海三国的社会经济形势较好，相对稳定；东南欧地区受到的影响则比较大，银行业受到冲击，对外贸易减少，经济增长乏力。
影响之一：经济发展速度放慢，增长乏力
2012年11月欧盟执行机构欧盟委员会再次下调了它对欧盟国家国内生产总值（GDP）的预测，即2013年欧盟将增长0.4%，而2012年春天它的预测值为1.3%；欧元区17国2013年只能增长0.1%，而此前预计可能达到1%。2012年欧盟经济将萎缩0.3%而不是之前估计的零增长；2012年欧元区GDP将下降0.4%，而不是此前估计的0.3%。欧元区的失业率2013年可能仍然维持在11.6%的高水平上，而整个欧盟的失业率为10.6%，经济复苏仍遥遥无期。欧盟委员会预测到2013年西班牙、意大利、希腊等国的经济仍处于停滞之中。
同样，2009年以来，除波兰和斯洛伐克外，中东欧各国大都经历了经济紧缩的痛苦时期，中东欧10个欧盟国家2012年的经济增长速度远未达到2008年危机前的水平，经济复苏乏力。与其他中东欧国家缓慢复苏或依旧陷于停滞不同，波兰经济呈现亮点。作为欧盟第六大经济体，波兰是2009年唯一实现经济增长1.7%的欧盟成员国，国内生产总值居欧盟第八位。在世界经济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的情况下，波兰利用自身的优势厚积薄发，一跃成为中东欧国家的榜样，成为欧盟新成员国中吸引外资进入最多的国家。斯洛伐克经济态势总体平稳，汽车产业带动工业产出，与波兰一起领跑中东欧新成员国经济增长。除2009年经济负增长外，迄今一直保持增长势头但增速减缓。2011年斯洛伐克国内生产总值增长3.3%，预计2012年经济增长2.2%。
2009年捷克经济下降4.7%，但2010年起恢复增长态势，2011年有所下降，但保持1.7%的增速，预计2012年捷克经济将下降到1%。在这场危机中，匈牙利经济下滑最剧烈。2009经济下降6.8%，2010年增长1.3%，2011年保持1.6%的增速，但2012年经济可能将下降1.3%，稍好于希腊和葡萄牙。2012年的通胀率5.8%，在中东欧成员国中居首位。
2012年6月，欧盟统计局预测，2012年在国内生产总值方面，克罗地亚将比2011年降低1.2%、斯洛文尼亚降低1.4%、黑山的增长仅为0.4%、保加利亚的增长也只有0.5%、马其顿可能达到1.7%。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认为，2012年巴尔干地区经济的平均发展速度为0.7%，阿尔巴尼亚只有0.5%，土耳其2010年增长8.9%，2011年8.8%，2012年可能只有2.5%。
从2008年到2011年罗马尼亚的主权债务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3% ～4.0%。到2008年，罗马尼亚经济曾迅速发展，国力增强，被称为“巴尔干之虎”。2009年，罗马尼亚经济陷入衰退，经济下降5.2%。2010年，罗经济仍旧负增长，2011年罗经济开始复苏，仅实现0.6%的经济增长。2012年头9个月的经济增长只有0.2%。保加利亚2009年国内生产总值下降5.7%，2010年开始缓慢复苏，2011年经济增长1.6%，预测2012年不会好于2011年，可能为0.3%～0.5%的增长，通货膨胀率为3.5%，在欧盟中是最低的。
克罗地亚若无特殊情况将在2013年加入欧盟，它的经济也不怎么乐观。在加入欧盟的过程中，受到欧债危机的打击，它得到欧盟的基础设施和地区发展基金在减少，失业率有所提高。欧盟承诺2013年下半年克罗地亚可以利用欧盟的7亿欧元各种基金，但同时需要向欧盟预算缴纳2.67亿欧元会费，即它“自己的资金”。
在阿尔巴尼亚，2012年4月，出现经济危机的严重症候：这时外国的私人和公共投资减少，进出口贸易减少了21%。阿尔巴尼亚有许多侨民在希腊和意大利打工，2012年初侨汇收入比2010年减少了9%。2013年阿尔巴尼亚的外债将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60%。
塞尔维亚在米洛舍维奇下台11年后，遭到破坏的经济也没有多大起色，危机使出口贸易受损，失业增加。黑山的国家债务在增加，而外来投资却在减少，黑山经济处于危机之中。到2011年上半年黑山的经济发展速度为2%，其时欠外债12.5亿欧元，或者说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5%。2006年黑山只欠债约7亿欧元，而近5年来增加了一倍多。这使“国家处于债务奴役之中，国家到了崩溃的边沿”。
2011年11月初世界金融市场一片混乱和恐慌，对希腊政局走向表示担忧。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西方最大的银行和金融组织希望吸引中东欧国家发展贸易，放慢工业化进程，减缓日益加重的债务危机。他们试图把这些国家变成西方的产品市场和廉价劳动力的提供国。但实践表明，中东欧国家的人民并没有做好准备，接受各国政府所采取的减少预算支出的各种紧缩财政的措施，如压缩科学、教育、医药和起码的医疗服务。这一切导致社会进一步衰退、限制科学技术的发展潜力、制约经济的竞争力增长，并且致使就业机会减少，中小企业倒闭。保加利亚学者认为，西方采取的这些措施使“欧洲一体化带有殖民主义的色彩”。最终，是西欧的最大垄断企业和银行在收购和吞并中东欧那些最廉价和最有竞争力的生产领域。
影响之二：外国投资减少 对外贸易萎缩
近四、五年来，由于欧洲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冲击着所有欧洲国家，中东欧国家得到的欧盟基金和投资明显减少。例如，2012年西欧对波罗的海国家、匈牙利的贷款在减少，甚至对波兰的贷款亦在缓慢下降。据英国一家投资咨询公司的统计，2011年西方银行从中东欧地区撤退的资本金高达150亿欧元（195亿美元）。由于中东欧国家的银行主要由法国、德国、奥地利和希腊银行掌握。所以，当西方银行从中东欧分行撤退资金时，这些国家的经济面临新的危险。
危机以来，外国直接投资流入中东欧大幅下降。波兰在2007年曾吸引236亿美元外资，居中东欧国家之首。2011年波兰吸收外资143亿美元，而2012年预计只能吸收40亿美元外资。希腊是巴尔干最主要的投资者之一，这两年它的投资减少或停止无疑会影响到巴尔干国家。以保加利亚为例，危机中，希腊在保加利亚的银行只吸收存款，而很少贷款。从1998年到2008年保加利亚连续11年曾处于经济迅速增长期，这与外国直接投资分不开。2011年，保加利亚吸收外资13.4亿欧元，仅占其国内生产总值3.5%，仍比2010年的12亿欧元略有增加。这说明外国直接投资在不断减少。
近两三年来的欧债危机直接影响到东南欧国家的商品出口。中东欧国家的外向型经济极易受到对外贸易的影响。这些国家进出口贸易的55% ～65%是同欧盟进行的。欧债危机造成欧元区国家需求下降，严重影响了中东欧国家出口。捷克外贸依存度在欧盟内非常高，超过75%。捷克对德国出口占捷总出口的30%之多。波兰27%的出口面向德国。外贸在捷克经济中占有重要位置，其国内生产总值80%依靠出口实现且欧元区为主要出口市场，目前欧债危机严重影响捷出口。保加利亚向欧盟国家的出口占整个出口的66%，因危机的加深呈下降趋势，近两年来保加利亚整个对外贸易减少了10%以上。
影响之三：银行业受到冲击 贷款减少
西欧银行撤资无疑降低了中东欧各国银行业的流动性，冲击了中东欧金融业，给已经低迷的经济雪上加霜。外国债务占拉脱维亚整个债务的80.9%、占立陶宛的73%、占罗马尼亚的64.3%。2011年11月，奥地利央行开始限制对中东欧银行的贷款，要求他们自筹资金。分析人士指出，正是西欧银行从中东欧撤走资金，使这些国家的危机程度加重。专家们指出，欧洲在银行资本重组过程中，不应该忽视中东欧子银行的处境。
外国银行，特别是希腊和意大利银行几乎占到巴尔干地区银行业务的89%。保加利亚作为希腊的邻国30%的银行是希腊银行。科索沃银行业务的90%控制在外国银行手里。希腊银行也在阿尔巴尼亚和塞尔维亚占据主导地位。2012年初，保加利亚报刊纷纷发表文章指出，外国银行继续从保加利亚抽走资金。2011年第三季度，外国银行从保加利亚其所属子银行撤走了23亿美元的资本金，其中希腊撤走一半，约10亿美元。在2011年的半年内，希腊撤走了18亿美元，所剩下的资金仅14.2亿美元。从2011年7月到9月，意大利银行在保加利亚的资金减少了3.74亿美元、比利时减少了3.23亿美元、德国减少了2.61亿美元、法国减少了2.15亿美元、奥地利减少了1.82亿美元。母银行的资金一般用于子银行的贷款。这样，导致2011年外国银行对保加利亚公司和个人的贷款显著减少。罗马尼亚也处于类似的境况。所以，罗马尼亚总统伯塞斯库表示，罗马尼亚一半的银行是由处于危机中的奥地利和希腊银行控制。罗国家银行号召外国银行增加其在罗的资本，而不是减少资本。
2012年6月，东南欧国家正在采取措施，以减少欧债危机的后果。这些国家的政府看到，欧洲国家的银行都受到危机的影响不景气，本地区的银行急需要恢复人们的信任，减少每个家庭的损失。塞尔维亚政府增加了对从3000欧元～5万欧元存款的担保；马其顿国家银行也采取了类似的措施。巴尔干地区的经济和贸易发展取决于西欧事态的发展，因为该地区的所有银行要么是欧洲银行的分行、要么是西欧银行占有股份，所以巴尔干国家的银行要看欧洲母银行的眼色行事，然后才能在各自国内采取应对危机的措施。
影响之四：危机导致政局不稳，新老成员国矛盾加深
2012年中东欧绝大多数国家的多党议会民主制运作正常，在加深和扩展同欧盟的关系，巩固融入欧洲一体化的成果。但是，在欧债危机的冲击下，部分国家的政局出现动荡，政府频繁更替。
匈牙利政府在2010年右翼在反危机中上台，但三年来欧尔班政府采取反常规措施，修改了宪法，实行专制统治，使外国投资减少了许多。匈牙利新总统阿戴尔·亚诺什2012年5月正式走马上任，但他目前面临诸多挑战，眼前的道路曲折坎坷。捷克中右翼政府2010年执政以来，成为欧元区之外第一个出现经济增长停滞的国家。捷克欲将2012年的预算赤字控制在3.55%以内，这就需要提高税收。捷克民众和工会组织游行，反对政府的反危机措施，教育部长因教育经费缩减了25亿克朗而宣布辞职。罗马尼亚的政局动荡更为明显。2012年2月6日，罗马尼亚总理埃米尔·博克宣布他和他的政府辞职，博克政府是在欧洲债务危机情况下，中东欧国家里继斯洛伐克之后下台的又一政府，接着成立了温古雷亚努领导的中左翼短命政府。2012年5月，塞尔维亚进步党主席尼科利奇以微弱优势战胜被称为亲欧主义者的原总统、民主党主席鲍里斯·塔迪奇，当选塞尔维亚新一届总统。西方媒体一度称尼科利奇的当选犹如发生一次“政治地震”。几个月来，塞政坛比较平稳，没有出现“政治地震”。塞尔维亚在沿着克服欧债危机给塞尔维亚经济带来的不利影响、解决棘手的科索沃问题和尽快开启入盟谈判的道路前进，形势稳定。阿尔巴尼亚民主党候选人布亚尔·尼沙尼在2012年的换届选举中当选为第七任总统。但阿左右翼两大阵营之间的权力纷争不会因他的当选而缓和，政坛仍面临严峻挑战，特别是在对外关系方面，阿尔巴尼亚仍将继续推行亲美政策，与美国发展“特殊亲密关系”；加入欧盟仍是阿外交工作最主要的目标。
在欧债危机的背景下，中东欧新成员国与欧盟关系的摩擦和矛盾有所增多。2011年下半年欧盟财政公约出台。2012年3月欧盟25国签署财政公约，但捷克与英国一道拒绝签署财政公约。受金融危机冲击较大的匈牙利和罗马尼亚则因偏离西欧民主和法治而遭到欧盟的批评，在欧盟的压力之下不得不作出妥协。
由于受到欧洲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的冲击，西方对中东欧国家投资明显减少。而中东欧国家对欧盟的商品出口也随之降低，这种情况引起欧盟新成员国对老成员国产生一定的怨气。同时，在欧债危机的条件下，中东欧中小国家在制定自己的克服危机的措施，不会完全听命于欧元区或欧盟。他们并不急于进入欧元区，需要再观察欧元区事态的发展，尤其对德国抱有疑心。欧债危机明显放慢了欧盟成员国加入欧元区的速度。
近20年来，波兰一直是利用其地缘政治优势致力于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国家。但面对欧元区在解决债务危机中的软弱无力，以波兰为首的欧盟新成员国都反对欧元区或欧盟出现一个超级国家管理各国的财政，更不想急于进入欧元区。曾经强烈渴望加入欧元区的保加利亚在2012年9月表示，现在看不到欧元区的任何好处，只有承担的费用和风险，而且无法知道一两年后欧元区会怎样，所以宣布放弃加入欧元区。保加利亚并不是在加入欧元区问题上大打退堂鼓的唯一国家。爱沙尼亚是2011年初最后一个参加欧元区的国家，但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如今也不想紧跟，降低了原先的愿望。
欧债危机尤其推迟了西巴尔干国家的入盟期待。2011年12月9日欧盟峰会期间，克罗地亚领导人与欧盟领导人和欧盟27国首脑正式签署了加入欧盟协议。2013年7月1日克罗地亚将正式成为欧盟第28个成员国，它将是西巴尔干国家中第一个加入欧盟的国家。2012年1月22日，克罗地亚就加入欧盟问题举行全民公决，约70%参加公决的人对加入欧盟投了赞成票，约30%的人投了反对票。
2012年10月10日，欧盟委员会的年度报告讲到了巴尔干国家入盟的不同进程和悬而未决的争论问题。阿尔巴尼亚已于2009年加入了北约，但迄今尚未获得欧盟候选国资格，入盟更是遥遥无期；塞尔维亚正在沿着加入欧盟的道路前进，但至今没有获得入盟谈判资格；欧盟2012年已经是第四次提议开始同马其顿进行入盟谈判，但因马其顿与希腊多年来争论的国名问题而致使谈判搁浅；尽管黑山是2012年巴尔干国家中唯一一个启动了与欧盟入盟谈判的国家，但谈判道路将十分漫长；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波黑）还不具备入盟的条件，它仍是该地区最落后的国家。
2008年金融经济危机开始后，人们对欧元区和欧盟的信心降低，2012年欧盟的一项民意调查称，只有49%的欧盟公民认为成为欧盟成员国是件“好事”。其实，早在2010年4月欧盟委员会的报告就指出，欧元区的危机可能动摇10个新入盟成员国对欧盟的信心，推迟了一些国家加入欧元区的时间。当时预计保加利亚为2013年、立陶宛和拉脱维亚为2014年、罗马尼亚为2015年。显然，严酷的现实证明这个预计有点乐观。
金融危机背景下的世界格局与中国应对
徐海燕[56]
一 经济危机是全球性的资本主义危机
自2007年8月开始，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危机是当今时代进入21世纪以来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这场危机已经从美国波及全世界，从金融领域蔓延到实体经济。此次危机不仅让美国金融体系的根基面临崩塌的危险，世界经济也因此遭遇极度的重创。金融危机加剧了全球性结构矛盾，暴露了当今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和金融体系的弊端，它既是一场严重的全球危机，又是一场深度的信仰危机和帝国主义的危机。
1.经济危机加剧了全球结构性矛盾。美国金融危机及其引发的波及全球的危机是资本主义的全球性危机。危机自金融领域爆发、集中于金融领域，对金融体系的破坏性最大，但又不限于金融领域，由金融向非金融领域蔓延、由虚拟经济向实体经济蔓延、由经济领域向社会领域蔓延，由技术操作层面向理念、模式、体制层面再向制度层面蔓延，这场危机渗透、影响到全球资本主义的各个领域、各个层面、各个方面。
在全球化进程中，以欧美领衔的新的信息技术革命，使资本的有机构成呈愈来愈高的趋势。虽然生产出的商品呈几何数字增长，但国内消费越显乏力。导致资本主义向世界范围的扩展。美国等西方国家经济竞争力下降，他们对世界市场和资源的争夺更加倾向于采取保护主义手段。发展中国家为此付出了较大的经济代价以及环境污染、能源和资源消耗的代价，特别是在现代技术方面愈发陷入对外依赖的境地。使全球性结构危机进一步加剧。
金融危机爆发后，西方外交的霸权主义特征和强权倾向进一步显现，并在一系列问题上四面出击推行单边主义政策，在中东、亚太等地制造麻烦和事端，提出“重返亚太”，一方面从军事上巩固自己在亚洲的霸权，同时，借助充满活力的东亚经济，解决本国巨额财政和高失业率问题。
2.经济危机是对资本主义的信仰危机。新自由主义带来的贫富悬殊加剧、社会保障水平降低、社会问题突出等严峻事实，使民众信任危机从金融体系延伸至政治体系。严峻的失业形式使许多民众清醒，按照现行的“游戏规则”，他们可能无法改变这一差距。实现西方世界的“中产梦”机会遥遥无期，欧美的社会这种失望和愤懑的情绪成为威胁社会稳定的火药库。
3.经济危机是帝国主义的危机。当前，美国主导的世界格局危机四伏，如何在全球化条件下实现世界各国“共赢”、经济平等、政治公平、文化共存的经济全球化，成为国际社会共同思考的话题，这种思考必将孕育世界历史的转折和重生。
二 金融危机下世界格局的调整
世界并没有因为美国“一超”主导而变得更加稳定、繁荣地向前发展。
1.世界经济国际格局重构初见端倪。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经济总量的快速提升是影响经济格局重构的主要因素之一。
2.左翼运动复兴。欧洲左翼运动的复兴是值得关注。在世界格局的大变革趋势下，拉美左翼、中左翼政党纷纷上台执政。他们提出新的建设性的主张，对政治、经济和社会政策方面进行协调与调整，注重调整社会领域的结构矛盾，引起了全球国际舆论和学术界的极大关注。
3.世界各国重新反思资本主义制度。其实，不仅是普通民众，西方精英自身在金融危机后开始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深刻反思。其中，在瑞士召开的第42届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最为典型。但是，在达沃斯论坛上，虽然资本主义大辩论吸引了诸多舆论的目光，但在辩论中，政界、经济界人士并没有提出一个资本主义替代方案，而是商讨如何改良当下的资本主义制度。
4.马克思的学说在全球重新得到重视。马克思主义揭示关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和基本制度的思路和观点今天依然十分到位。他的学说再次证明，资本主义私有制是形成危机的深层制度原因，金融资本的独立性、逐利性和贪婪性是危机的直接原因。
三 应对危机中的中国制度特色
1.中国在应对危机中的表现。为超越美国“一超”主导的世界发展的不良模式，全球各国展开积极合作，总结应对危机的经验教训，相互交流探讨的成功经验，特别是中国在应对危机中的出色表现，使中国的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成为关注中的热点。
但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中国依然是带动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胜出必有所长”，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制度在避免经济危机时的表现赢得了国际社会的承认和尊重。
2.治理危机的中国制度经验。首先是坚守主导意识，不照搬欧美自由经济模式。其次，在应对危机时候迅速反应进行调控。第三，综合国力的提高增强了抗震力。
3.治理危机中的中国挑战。不可否认，中国在经济危机中也面临着经济结构性矛盾、规范分配方式、失业严重等社会问题。一是如何克服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经济结构性矛盾。二是如何在政治资源配置过程中公平分配。三是在社会领域如何应对失业。
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实践是对世界社会主义强有力的支持，为国际共运走出低谷带来契机坚持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增强社会主义政府的调节能力，实现政治资源的公平配置才能增加社会主义凝聚力，才能长期坚守社会主义的国家政治制度，为国际共运作出贡献。
沃勒斯坦世界体系论对当今国际关系的启示
何宛昱[57]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在其《现代世界体系》及其他著作中试图整合社会科学的各个分支，摆脱19世纪范式的局限。世界体系分析作为一种挑战传统范式的理论，对国际关系研究的影响是深刻的，它迫使人们重新思考国际关系研究的一些基本概念及方法，虽然对他的理论存在各种不同意见甚至争论，但是基本概念却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主导国际关系的研究。在全球化时代，国际关系日益复杂的情况下，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分析理论对当今各国正确理解和分析国际关系，明确自身定位，制定正确对外政策具有重要启示。
一 世界体系理论的提出——对19世纪范式的反思
沃勒斯坦世界体系理论的提出，最早是源于对学术分野的反思和批判。自20世纪70年代，沃勒斯坦就开始强调一种观点，即社会科学的巨大缺憾在于，社会科学各学科事实上都是在各自封闭的体系中运行，而这并不利于学科间的交流和研究视野的扩展。他反对将政治学、经济学与社会学分割开来的各种学科界限，反对分离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界标，反对将政治、经济和社会体系与更加广泛的世界隔离开来而无法渗透边界，不断强调使用“世界体系”概念作为社会科学分析中基本单位的重要性。虽然他当时并未明确提到国际关系学，但是沃勒斯坦的思想在此后的20年中迅速影响了包括国际关系学在内的社会科学。[58] 并且，沃勒斯坦在其世界体系理论的建构中所反思的几个基本概念与国际关系研究紧密相关，向传统的以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为主导的国际关系理论提出挑战。
尽管沃勒斯坦对形成于19世纪的社会科学理论范式提出了严厉批判，但他所提出的世界体系理论实际上与19世纪的理论范式紧密相关。沃勒斯坦在著作中一再重申：世界体系分析是一种方法而不是一个理论，对世界体系的分析不是一个关于社会世界或关于部分社会世界的理论。它是对一些方法的抗议。[59]尽管如此，沃勒斯坦提出的世界体分析引申出了对传统的挑战和一种分析世界的全新视角，很多学者对其核心问题进行征引。时至今日，沃勒斯坦所提出的世界体系分析不仅被视为方法，更被视为一种理论，即世界体系理论。沃勒斯坦的思想源头是十分广泛的，他承认，自己的思想受到马克思、弗洛伊德、熊彼特、波拉尼、弗朗茨·法农、布罗代尔和普利高津的启发。在此基础上，他将马克思主义、年鉴学派的时段分析法及耗散结构整合为一个分析框架，提出了一个更为有效的分析单位，即世界体系。
沃勒斯坦认为，起源于19世纪的认识论范式的局限性在知识结构中的表现，是科学文化和哲学文化的划分，只存在这两种文化并且每一种文化不仅被认为是不能相互并存的，而且实际上被按照等级加以分类，这种分门别类使得统一的世界被镶嵌进不同的学科，在认识论上出现了描述性和规范性两种主张，社会科学家重视寻找世界的规律而忽视了时间，而历史学家强调历史的可变性而忽视了各个时代的自身特点。这种学科上的分裂虽然有助于各学科的精细化发展，但它给人们认识和解释世界设置了种种障碍。布罗代尔和普利高津是对这种传统的认识论范式提出挑战的先行者，沃勒斯坦则继承并发展了这种对现有学科范式的挑战。
沃氏提出解释历史上发生的事情的关键，是寻找到合适的“分析的单位”，他假定分析的适当单位是世界体系，用其代指某种不同于现代民族国家的东西，某种比民族国家更大的单位，某种可以通过有效的、不断进行的劳动分工来定义的单位。他认为，世界体系是一种时空单位，特别是一种结构性时空。为给它一种便于参考的语言形式，沃氏把结构性的时空当作是已经被划分的“历史体系”。历史体系表达了结构性时空的本质性冲突，即它既是一个体系又是历史的。在一个概念中既包含循环节律又包括长期趋势。它在时间上的延伸和在空间上的扩展是紧密相关的。随着体系自身的变化，对于体系的性质的把握为观察现实提供了一个理论框架。
二 世界体系论对国际关系研究的启示
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理论为研究者提供一套分析的工具，而对历史的反思为研究者找到理论与现实的契合点。在理论方面，国际关系研究者们对于很多概念存在着争论。同时，以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为主流的国际关系研究中，对于很多概念又能够达成基本的共识，比如无政府状态，是被现实主义者和新自由主义者所接受的，建构主义虽然运用社会学理论对其提出挑战，但是仍限于这个概念本身。在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中，一些与国际关系研究紧密相关的概念被置于更广阔的背景进行讨论，同时，现代世界体系为研究者们提供了一种反思历史的框架，这无疑丰富了国际关系的研究。
1.世界体系的历史化
沃勒斯坦所提出的现代世界体系强调其现代性，即1500年以来的世界体系，只有将其置于更为广阔的背景中进行思考，这种现代性才是有意义的。对现代世界体系出现之前的世界的关注，是国际关系研究中一个常常被忽视的问题。正因如此，巴里·布赞提出了“威斯特伐利亚束身衣”这一说法，意指国际关系研究者将注意力集中于自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以来的国家形态及国际关系形态。如果追溯历史，亚当·沃森认为最近5000年的世界历史的大部分时期并非处于无政府状态，而是呈光谱形式排列：无政府状态和帝国作为光谱的两个极端，二者之间是霸权、宗主权和自治领。[60]而沃氏认为存在着三个知名的历史体系的形式或类型，即局部体系、世界帝国和世界经济体系。第一，局部体系指所谓的在空间上很小和可能在时间上相对短暂（生命跨度大约为六代），在文化和统治结构方面具有高度的同一性的社会结构，其基本的逻辑就是交换的“互惠性”。第二，世界帝国是庞大的政治结构（至少在其扩张的顶点是如此，但此时便开始收缩，这似乎是它们的命运），其涵盖许多“文化”类型，这个体系的基本逻辑是从地方自我管理的直接生产者（大多是乡村生产者）那里收取贡税，这些贡税由生产者上交中央并重新分配给少数的但十分关键的官僚机构。第三，世界经济体系是巨大的由各种政治结构分割的一体化生产的不平等的链条。其基本逻辑是累积的剩余价值被不平等地加以分配，以支持那些在市场体系中能够获得各种暂时垄断的人。这是一个“资本主义的”逻辑。[61]公元前8000年至公元1500年之间，地球上就一直存在着三种类型的各种历史体系。世界帝国是那个时代“强”的形式，因为一旦它得到扩展，它就会毁灭和/或吞并局部体系和世界经济体系；一旦它形成，它就为局部体系和世界经济体系的再生提供空间。
在历史语境下考察国际关系的发展是超越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可行的途径。世界历史中的国际关系的结构的形态十分丰富，这些丰富的国际关系形态本身及其向现代国际关系形态的过渡，是不应被忽视的，历史界定了现实中的种种难题。沃勒斯坦提出的历史体系框架为国际关系研究提供了一种框架。起自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而延续至雅尔塔体系的国际体系的演变仅仅是属于现代世界体系中的国际关系形态，它们可以被认为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在人类历史发展中，国际体系的形态是多样化的。对于这种多样化的承认应当被作为国际关系研究的起点。
2.现代世界中的国家与主权
如果把视野局限于现代世界体系中，沃勒斯坦的理论对于国际关系的研究仍然带来挑战。现代世界体系的资本主义性质既是经济属性，也是政治属性，现代国家主权的概念从中派生出来。肯尼思·沃尔兹对于现代世界中的国家主权进行了界定：主权意味着，国家可以自行决定如何应对内外问题，这包括是否寻求他国的帮助，以及随之而来的限制自身行动自由的义务。国家制定自身的战略，规划行动的计划，自行决定如何实现自身形成的各种需求和愿望。不可否认，主权国家总是受到约束，而且往往是很严格的约束，这并不比自由的个体常常在事件的沉重压力下做出决定更加矛盾多少。[62]在无政府状态下，主权国家是国际政治系统的基本单元。主权被认为具有双重属性，即国家对内的绝对权力和对外的独立自主。沃勒斯坦认为，主权的存在与资本主义的发展是紧密相关的，与自由主义者的鼓吹不同，沃勒斯坦提出主权的观念及由其产生的政权观念是资本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关键，对于现代国家主权性质的认识是不能脱离其资本主义性质的。
关于主权国家相互间的关系，长期以来辩论不休。有些人强调各种不同国家的有效主权，另外有些人怀疑所谓弱国是否有能力抗拒所谓强国的压力。在现代世界体系中，各国对资本家的关系以及各国之间的关系是两个相互联系的问题。首先，现代世界体系是一个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体。这个体系有两个需要，一是万物商品化，二是把商品联系到商品链上，这个链条是有效率但又不透明的。一个真正的全球性体系最终形成于1900年，而现代世界体系中的国家是一种独特的产物，非资本主义体系内的政治结构并非以同样的方式运作，它们在政治上就是一种不同的建制。现代国家的独特性就体现在主权上，主权不是在国家范围内，而是在国家间的体系范围内的一种要求。这是一种双重的要求，既是对内又是对外。就对内而言，国家主权就是要求在其边境之内，国家可以推行它认为明智的任何政策，颁布它认为必要的任何法律，国家的个人、团体、机构无权拒绝服从法律。对外，在边境内，任何其他国家都没有权利行使任何威权。在现代世界里，主权是一种交互对等的概念。各国的主权，包括在国家间的体系框架中各国的内在和外在主权，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支柱。如果主权垮台，或严重衰落，资本主义作为一种体系就难以维持。
为什么主权如此重要？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需要有一个将各主权国家联结在国家间的体系之内的结构，是这种结构的存在，而不是商品和资本的自由流动，为资本主义的存在提供了必要的保证。在现代世界中，国家宣称拥有主权，这种权威在国界之内至高无上，在国界之外与其他国家地位相当。这种拥有主权的国家在支持企业家方面起了重大作用，这种作用主要表现为几个方面：第一，承担部分生产成本，比如公共工程的修建或环保的责任全部由政府承担，在此过程中，企业既是贸易受惠者，又可以逃避其生产所造成的环境破坏。第二，保证企业的准垄断地位以便增加利润率，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贸易利润的追求既是企业行为又是政府制定政策的目标，政府会利用行政权力保持企业的垄断地位。第三，国家会致力于一方面抑制工人阶级捍卫自身利益的能力，另一方面以剩余价值不公平的再分配缓解不满情绪。以上诸种职能保证了资本主义的存在，资本主义与现代国家主权间的相互依赖带来了这种矛盾的现象：一方面，自由主义者高喊资本自由流动的口号；另一方面，主权国家的职能并未随经济发展有所减弱。在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中，我们能够看到主权的另一种属性：主权不仅仅是一种法理概念，它还是现代国家的核心属性，而现代社会的经济网络与主权紧密相关。
三 沃勒斯坦世界体系理论与当今国际关系
世界体系理论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提出挑战的同时，为解释当今世界的国际关系发展也提供了理论框架。沃勒斯坦在提出自己的理论框架后，始终运用之，对当代国际关系，尤其是大国内政外交、大国间的关系进行动态研究和分析，并公开发表，这便是沃勒斯坦时评。沃勒斯坦的研究轨迹对我们理解当今国际关系不无启发。
首先，沃勒斯坦关注中国的转型，提出中国在转型期中面临三个问题。一是中国能否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二是中国在南北阵营中处于什么位置，是属于南方阵营还是北方阵营；三是中国还是不是一个反对帝国主义的大国。沃勒斯坦对这三个问题一直持观望态度，他认为，中国在社会转型期，必将面对这些问题，而中国社会的发展最终也必将对其在国际阵营中的位置有明确的定位。而在当下，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是十分重要的，包括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行使的权力、中国在伊朗及朝鲜问题上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中国经济的发展为缓解经济危机发挥的作用等方面，中国都是不能被忽视的力量。正因此，沃勒斯坦在他的时评中不断跟踪中国，始终关注中国的各种内外政策与发展方向。
其次，沃勒斯坦关注美国实力的变化，承认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但认为美国正处于衰退之中，这种衰退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的结构性危机。这种衰退的外部表现包括：欧美国家经历的经济萧条（经济萧条以欧美为核心向周边扩散）、美国在拉美影响力的减弱、中东变局中美国政府缺乏有力的应对策略以及新兴大国的兴起。由于美国独特的国际地位，美国的衰退（政治、经济、国际影响力）并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衰退，在世界体系中，美国是核心国家，代表了资本主义制度主导世界体系的优势地位，而美国的衰退也便反映了主导世界的资本主义体系的“虚弱”，而这也导致了世界体系的变革。至于这种变革的前景如何，沃勒斯坦不持乐观态度，他认为，世界秩序由此也许会变得更合理，也许会进入全面混乱和失序。在当下，美国的衰退被描述成为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在它的影响力弱化的地区可能将出现失序和混乱。
第三，沃勒斯坦认为现代世界体系发展的前景是，旧有体系的瓦解和一个新的世界体系的出现。无论是在国际社会中还是在一个国家内部，从经济和政治、人口、文化以及社会其他要素的构成上看，其结构基本上都包括中心和边缘两部分。在世界体系中，则包括享有特权的阶层和被剥削的阶层。当前，一个新的世界体系形成于被剥削阶层的不满和斗争，我们正处于世界体系的转型期。这种解体的过程与国际关系体系演变的过程是同步的，其前景难以预料，它将与资本主义自身的演变及与之相伴生的阶级斗争紧密相关。沃勒斯坦将世界体系演变的动力与资本主义的发展密切联系，这种观点实际上提醒国际关系研究者，在正视政治问题之外，不能回避经济过程及社会矛盾的演化对于国际关系的影响。
综上，作为一个宏观的理论框架，世界体系理论所提出的问题开拓了社会科学研究者的视野。在国际关系研究中，世界体系理论所关注的现代国家、发展问题、国家间权力不平等的根源等问题，向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提出了挑战。对于这些问题的反思和回应，拓宽了国际关系研究的视野。同时，随着当今世界形势与国家间关系的不断发展与变化，当代国际关系研究者也不应忽视对现代世界体系论中一些观点的反思与学术批评，如沃勒斯坦反对欧洲中心论，但在其论著中，欧洲中心论作为一种难以回避的历史进程体现出来，这种自身矛盾的困境也是当今国际关系研究者回避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