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关于转型的若干基本问题
20世纪末期,东欧政局剧变和随后进行的政治和经济转型为世人瞩目。如今,中东欧转型已20载,对其进行较为全面的审视恰逢其时。其中至少有十三个基本问题值得人们关注和深入研究。
一 中东欧转型的历史原因
对东欧剧变原因的考察似应有三个视角。首先,东欧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苏联应对冷战,保卫苏联国家利益的结果。根据雅尔塔会议的安排,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东欧属于苏联的势力范围。战后初期,东欧国家的一些政治家曾设想通过“人民民主”道路在本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苏联最初也同意东欧国家通过人民民主走向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但随着丘吉尔的“富尔顿演说”(1946年)的发表和“马歇尔计划”(1947年)的出台,东西方政治空气骤然紧张起来。苏联对此迅速做出了反应,通过各种方式加紧控制东欧。1947年9月共产党情报局成立之后,苏联要求东欧各国立即按照苏联模式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不再容许东欧国家探索通向社会主义的其他途径,否则一律被斥为“民族主义道路”。人民民主道路被迫中断。“苏联式社会主义”被移植至东欧国家。此举造成了三个严重后果:其一,该制度在东欧国家缺乏应有的“合法性”;其二,该制度在东欧“水土不服”,使改革“斯大林模式社会主义”的呼声和运动几乎贯穿东欧社会主义整个历史时期;第三,苏联压制东欧国家探索走符合本国国情社会主义道路的尝试,不仅没能维系“牢不可破的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团结,反而使多数东欧国家与苏联结怨。结果,东欧政局剧变大多在具有强烈反苏色彩的“国家民族主义”旗帜下展开。从这个角度说,政局剧变是东欧国家寻找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制度和文明归属感的尝试。
其次,政局剧变是“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不能适应全球化和科技飞速发展新形势的结果。全球化是解除资本运动管制,在信息/通讯/传输技术方面取得进步,以及在意识形态方面从社会民主党和国家极权主义向新自由主义和意志自由主义转变等三方面的结合。这三方面是在20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和石油危机之后出现的,并最终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达到相互加强的状态。西方国家较好地应对了全球化和科技进步带来的挑战,并借势获得了新的发展;而东欧国家因制度僵化,错失了进行制度革新的历史性机遇,并因此拉大了同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差距。据此,东欧剧变可以视为在全球化和
最后,苏联式社会主义模式一个不容忽视的缺陷是矮化并限制“人”的自由和发展。毋庸置疑,人类社会的发展是生产力不断进化的结果,生产力的进化是不断“创新”的结果,而创新的基本前提是“人”的自由和发展。遗憾的是,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强调“党-国家”利益至上,忽视了人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这一金律。对“人”的忽视导致执政党不能正确对待来自“人民”的意见和呼声,进而使社会扭曲和社会经济发展后劲不足,并最终使苏联式社会主义在“制度博弈”中“失守”。
二 中东欧转型的特点
东欧政局剧变及其转型具有三个鲜明特点。首先,非暴力。以往的社会大变动都伴随着无数的血雨腥风,而中东欧国家的转型除罗马尼亚发生流血外,几乎没有任何暴力行为;其次,耗时最少。以往的历史进程显示,每次社会制度转型不仅耗时长(多则千余年,少则数百年),而且伴随着重大的人员和财产损失。以欧洲历史为例,从古罗马向封建社会过渡耗时近千年(公元前509~公元476年),从中世纪到近代经历了大约1200年(公元476~公元1640),从近代到现代(1640~1918年)走过了近280年。社会主义从建立到东欧政局剧变维持了74年。而中东欧从开始转型到加入欧盟(2004年)仅用时15年;最后,社会反抗程度最低。以往的社会变动除伴随有战争以外,往往在战争之后出现长期的社会动荡。转型开始后,中东欧国家虽经历了剧烈的社会动荡,但大多数国家没有出现政治、经济和社会混乱。民众中的不满情绪大多针对转型过程中出台的影响民众生活的政策,而非针对新制度本身,更没有推翻新制度的企图,绝大多数人无意回到“过去”。
转型的上述特征很可能反映了这些国家政治精英和民众之间存在这样一种共识:为追求“国家的解放”(摆脱苏联强加的社会制度和控制)和“自身的解放”(突破意识形态的羁绊,实现宪政,去除人治),必须要牺牲一部分利益并进行政治妥协。换个角度说,认同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和人的自由化这些价值观念不仅是东欧政局剧变的主要动因,也在相当程度上成为迎接“新生活”所必需的精神支柱。
三 中东欧转型的类型
最初,人们在研究中东欧转型时套用拉丁美洲和南欧民主转型的历史经验和研究范式,认为中东欧的转型属双重转型(民主化和市场化)。随着转型的展开,中东欧许多国家出现弱国家特性(管理能力差)。一些研究者意识到,如不引入“国家性”这一要素,就无法解释中东欧国家发生的诸多问题。结果,后共产主义转型从最初的双重转型扩展为“三重转型”(民主化/市场化/国家性)。三重转型是理解中东欧国家转型的充要条件。国家性问题日益成为政治活动家和理论家关注的中心。在南斯拉夫联邦和捷克斯洛伐克联邦解体后,民族问题(和冲突)对转型的消极影响日益显现,在新独立国家中,民族认同和国家重建遂成为转型的一个内容,学者们认为,这类国家必须进行四重转型(民主化、市场化、民族认同和建立国家)。民族认同和建立国家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当民族革命尚未完成时,成功的民主转型是不可能的”。当然,尽管国家性和民族问题经常相互重叠,但它们在概念上和历史上是不同的进程(见表1-1)。
表1-1 中东欧转型类型
资料来源:Taras Kuzio, “Transition in Post-Communist States: Triple or Quadruple? ”POLITICS: 2001 VOL 21(3), http://www.taraskuzio.net/Economic%20Transition_files/economics-transition.pdf。
四 外部约束对转型的影响
中东欧国家转型中的一个最鲜明特征是具有强烈的外部约束性。欧盟是主要的外部约束者。1993年6月,欧共体哥本哈根首脑会议向申请入盟的中东欧国家提出了4项入盟标准:(1)申请国必须是稳定的、多元化的民主国家,至少拥有独立的政党、定期进行选举、依法治国、尊重人权和保护少数民族权益;(2)申请国必须具备可以发挥功能的市场经济;(3)申请国必须能够面对欧盟内部的,特别是欧洲单一市场环境中的竞争压力和劳动力市场压力;(4)申请国必须赞同欧盟的经济、货币和政治联盟的目标,能够确保承担成员国的义务,特别是执行共同法的规定。其中,政治标准为欧盟扩大历史上首次提出。正是这些条件明确了中东欧国家的转型方向。不仅如此,自1997年颁布《2000年议程》起,欧盟每年对中东欧国家的转型进程进行评估,督促其对弱项限时整改。这在相当大程度上又决定了中东欧国家的转型速度。哥本哈根入盟条件不仅构成了欧盟对中东欧国家强有力的激励和制裁机制,也使中东欧国家的政治家可以在国内进行“不受民众欢迎的”改革,进而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使塑造新社会的法律规范和其他措施到位并发挥作用,实现“回归欧洲”的目标。即使在入盟之后,欧盟的民主规则依然在一定程度上规范和影响着中东欧国家的国内政治发展。
不同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第一代援助条件的经济性(市场自由化、预算紧缩和金融行政改革),欧盟的哥本哈根入盟标准属第二代条件,更强调输出欧盟的价值观,鼓励中东欧国家接受和实现政治民主和经济市场化的“西方方案”。可以说,欧盟在中东欧国家的“外造民主”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应该指出的是,在冷战期间,苏联在东欧国家强制推行“有限主权论”,东欧国家被迫接受。如今,“哥本哈根条件”被视为欧盟版的“有限主权论”。但不同于以往,中东欧国家“自愿”接受欧盟版的“有限主权”,以期换取更大的政治和经济回报,由此也造成了欧盟扩大进程中的权利不对称。
五 中东欧国家之间转型进展差异的缘由
随着转型的展开,中东欧国家之间在转型进度和质量上的差异日渐明显。一些转型问题研究者列举了诸多“元要素”来解释差异的缘由(见表1-2)。
表1-2 影响中东欧国家转型的“元要素”∗
∗更详细的阐释可参阅孔田平《东欧经济改革之路》,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第356~359页。
∗∗有关这一问题的讨论参阅〔比〕热若尔·罗兰《转型与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第313~314页。
在这些因素中,帝国遗产论的影响似乎最大。所谓帝国遗产论,是指中东欧国家转型的进程和质量差异是由中东欧曾经的宗主国奥斯曼帝国和奥匈帝国留给中东欧的历史遗产造成的。一些研究者认为,由于两个帝国本身在诸多方面的差异,曾受奥斯曼帝国统治的东南欧国家的转型进程较慢,问题较多。
除上述因素外,造成中东欧和东南欧国家转型差异的还有所谓的“非路径依赖因素”,即外部冲击(种族冲突和战争)和同国际组织(特别是与欧盟)的亲疏程度。东南欧国家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未能同欧盟建立制度联系,而且遭受外部冲击较大,这两个因素严重削弱了东南欧国家进行改革的意愿和能力。
六 关于转型方式的争论
转型伊始,学术界就有关应以渐进方式还是激进方式进行转型争论不休(见1-3)。
表1-3 激进和渐进两种学派的主要观点
转型初期,大部分中东欧国家听从了西方经济学家的建议,大规模、迅速和全面建立起西方式的游戏规则体系,从而完善市场机制和繁荣经济。1989年,“华盛顿共识”概念问世,它后来成为国际金融组织和西方主要发达国家指导中东欧(和独联体)国家经济转型前期阶段的圭臬。这种改革模式又被称为“休克疗法”。一些批评者认为,转型国家实行休克疗法的深层根源是冷战遗留下来的“道德热情”和对冷战“胜利”的陶醉,这种思想具有雅各宾式和布尔什维克式狂风骤雨般社会变革模式的哲学逻辑。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中东欧经济转型内容概括为“四化”,即稳定化、私有化、市场化和制度化。其中,新的制度安排是成功转型的关键。由于新组织的创建、新法规的制定以及不同经济主体的行为变迁都需要花费较长的时间,波兰经济学家科沃德科据此得出结论说,一般而言,只有自由化和稳定化政策可以以一种较为激进的方式来进行,但是否以激进方式推进自由化和稳定化还取决于金融稳定的程度和一定的政治环境。“华盛顿共识”的主要批评者之一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下的是一剂猛药,没有区分“四化”实施的先后次序,也没有考虑其可能带来的副作用。
表1-4 转型国家改革战略一览表∗
∗在1990~1992年间,斯洛伐克实行快速改革。
2004年,欧洲复兴与开发银行将28个转型国家分为5组,用转型进展指标对它们进行比较。考察后,人们发现三个事实:第一,欧洲所有转型国家的制度发展落后于经济自由化;第二,自由化启动较早且速度较快的国家的制度发展也较快;第三,没有一个转型国家的制度发展先于自由化(见表1-5)。
表1-5 经济自由化的次序和制度发展
资料来源:根据EBRD, Transition Report 2000, 2005国家表格编制。
从广义上说,经济转型渐进论的理论模型和结论正确。但在部分国家的转型实践中,渐进论成为谋私利的政治家推迟改革的借口,结果造成经济和政治双输。在经济上,宏观经济稳定被推迟、局内人可以进行寻租、在超级通胀时期积累大量财富、获得参与大私有化的特权。在政治上,寡头在攫取国家财富的同时,利用其影响禁止竞争、干预司法,使市场改革和民主发展停滞不前。中东欧国家转型20年的实践表明,在转型第一个10年中市场改革程度越高,后来的经济表现越好。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最新公布的人类发展指标似乎也支持这一论点。
七 转型完成的标准
目前,人们大多承认,中东欧国家的政治转型已经完成。因为民主结构外部已不存在对制度进行挑战的力量,且绝大多数民众接受新民主制度的合法性(民主被成功巩固),威权重返政坛的可能性已很小。
但人们在界定经济转型完成的标志时尚未达成共识。当下,人们使用三个指标来判定经济转型是否完成:经济指标、机构指标和政治指标。
经济指标指是否完成了一揽子经济改造任务。1994年,欧洲复兴与开发银行确定了一套衡量转型内容的指标(虽然这些指标在后来被不断细化和修正)。这些指标是:小私有化、大私有化、治理和企业改造、放开价格、贸易和外汇体制、实行竞争政策、银行体系改革和放开利率、证券市场和建立非银行金融机构、基础设施改革。2004年入盟的中东欧国家基本完成了经济转型和改造的任务:企业私有化、放开价格、贸易和外汇管制、实行竞争政策、建立二级银行体系和证券市场、建立非银行金融机构、对基础设施改造等。当然,部分革新的成果仍需进一步巩固。
机构指标是指国际金融组织对转型的评判。1996年,世界银行发表第一份转轨报告,称第一阶段经济转型已经完成,并撤销了世行转轨部,同时,世行的《转型》(Transition)期刊亦改名为《超越转型》(Beyond Transition)。2008年6月,世界银行撤销在斯洛伐克工作了7年的办公室,因为世行指导该国进行的9项工作已基本完成。
政治指标以加入欧盟为经济转轨完成的重要标志。保加利亚第一任总统热列夫说,加入欧盟可以视为从共产主义向民主和市场经济过渡已经完成,尽管经济中还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我们现在面临着新阶段,这个阶段甚至可以被称为新转型阶段,它不同于已经完成的前一个阶段。但有观点认为,加入欧盟不足以说明转型已经结束,只不过进入了转型的第二阶段,或称巩固阶段。巩固阶段的主要任务是进行“制度建设”经济的实际趋同和追赶。另有观点认为,转型是否结束应考察经济转型中的“转型意外”是否已广泛消失。换句话说,只有当转型特有的经济现象基本消失后,经济转型才告结束。此外,已经加入欧盟的中东欧国家在经济水平方面同欧盟老成员国还存在相当的差距,要缩小这种差距少则15年,多则100年。
八 入盟能否使中东欧国家实现经济赶上
从以往欧盟扩大的经验看,加入欧盟不能自动导致新成员国的经济趋同和赶上。葡萄牙、爱尔兰、希腊和西班牙入盟后的经历表明,赶超并非一条稳定的上升曲线。多项研究结果显示,全要素生产率对GDP增长贡献最大。到2008年,中东欧新成员国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收入比2000年增加30%~50%,比转型开始时的1990年高50%~70%。2000年,中东欧(成员国)加权的人均GDP为欧盟15个老成员国的47%,到2008年提高至59%。捷克和斯洛文尼亚已经与葡萄牙和希腊的水平相若。加入欧盟之后,中东欧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进一步提高。2004~2008年,中东欧国家的经济增长平均为5.9%,是欧盟老成员国的近3倍。以目前的速度推算,中东欧国家赶上欧盟的平均水平还需要20~30年时间(见表1-6)。
表1-6 1991~2003年间欧盟新成员国平均追赶率∗
∗追赶率为负数时表明该国与欧盟平均水平之间差距缩小,而追赶率为正则表明两者之间差距扩大。
资料来源:Carolin Nerlich, “Catching-up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Progress, Prospects and Policies,” http://www.icegec.hu/eng/events/past/central_european_outlook/Presentation_Bilek-Gaspar.pdf。
中东欧国家追赶的前景将受到如下因素的挑战:(1)就业率低于欧盟平均水平(64.8%);(2)劳动力市场由于部门变化和向外移民而出现萎缩;(3)行政负担较高,影响投资者的投资热情;(4)存在不同程度的贸易壁垒。
九 转型与中东欧国家的地缘政治特性
欧洲近代以来国际关系中的一个不变规律是,小国渴望同大国或国家集团结盟,只是不同时期结盟的对象不同。这一规律并未因中东欧国家入盟而改变。冷战期间,东欧是苏联集团的西部边疆,是华约对抗北约的攻前基地。如今,中东欧是欧盟的东部疆界,是欧洲大西洋联盟与俄罗斯对峙的前沿。冷战期间,中东欧处于苏联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之间。冷战后,它们处于欧盟同美国之间,确切地说是在欧盟内部与美国结盟。这样,中东欧不仅具有处于“敌我”之间“夹缝”的传统特征,还具有欧洲大西洋联盟内部欧盟与美国之间“夹缝”的新特性。中东欧“心系美国”,使得美国有可能在欧盟的一些重要决策以及欧洲大西洋关系中利用中东欧因素。同时,俄罗斯也“卷土重来”,通过能源手段拉拢部分中东欧国家,试图部分恢复其在那里的经济影响,进而在政治上“介入”欧盟。中东欧的“新老”夹缝特性使它有可能成为未来欧洲政治一体化中的不确定因素。
十 转型的社会代价
转型的社会代价一直是人们在评估中东欧国家转型的主要论据之一。虽然人们为追求“国家的解放”(摆脱苏联强加的社会制度和控制)、“自身的解放”(突破意识形态的羁绊,实现宪政)和社会制度变迁要付出代价,但转型所带来的一些社会成本还是超出了人们的预料,甚至是不能承受之重。转型的社会和生活代价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
1.人们享受到了更多的自由,但不得不面对持续转型带来的经济和心理压力;2.生活的关键词从政治变为经济,但“一切向钱看”影响了公民间传统的友好和互助关系,人们变得自私,不再关注集体和国家大事;3.因产业结构调整,产业工人和农民成为经济转型的输家;4.农民遭受双重压力,国家对农业投资不足,同时向外国农产品开放市场;5.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受影响较大的农村和小城镇居民开始涌向大城市,甚至移居国外;6.人口下降,老龄化、预期寿命小于西欧国家。男性预期寿命小于女性,因为前者承受社会经济变革的压力更大;7.对模范人物的完全颠覆。媒体追逐的成功人物不是知识精英,也不是通过积极创新创造附加值的人,而是那些卖弄时髦,急于炫富的人。同时,随着知识精英处于弱势甚至消失,年轻一代对接受教育不再有兴趣,文盲开始增加。
十一 转型20年后民意如何
2009年,时值中东欧转型20年之际,有机构对中东欧国家进行了一项大规模民意调查。虽然此项调查没有包括所有中东欧国家,但调查结果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被调查国家民众当下对一些重大问题的态度。现选取4个重要方面公示如下:
关于民主支持率,波兰、捷克、德国东部新五州(原民主德国部分)和斯洛伐克的支持率在70%~80%,与20年前几乎处于同一水平,匈牙利和立陶宛因经济形势不佳、保加利亚因国内腐败等问题造成支持率下降了20多个百分点(从70%以上降至50%)。但整体上大多数民众依然对民主制度持肯定态度。
关于市场经济支持率,经济形势较好的德国新五州、捷克、波兰和斯洛伐克的支持率只比1991年指标下降了几个百分点,依然保持在70%(波兰)至85%(德国新五州)的水平上,而遭遇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冲击的立陶宛、匈牙利和保加利亚则下降较多,分别下降20%(拉脱维亚和匈牙利从70%降至50%)和34%(保加利亚从80%降至46%)。
关于生活满意度,所有被调查国家民众对生活满意度都有不同程度上升,其中波兰(从12%升至44%)、斯洛伐克(从13%升至43%)、捷克(从23%升至49%)、立陶宛(从13%升至35%)的满意度上升幅度较大,受经济危机影响的匈牙利(从8%升至15%)和保加利亚(从4%升至15%)上升幅度较小。
关于国家急需解决的问题,在受调查的7个中东欧国家和地区中,5个国家的民众认为在经济之外国家急需解决的头等问题是打击腐败,而斯洛伐克民众认为国家的头等问题是降低犯罪率,德国新五州民众则认为,政府要解决的头等问题是遏制毒品泛滥。
十二 转型后的社会思潮
东欧剧变后,原来占主导地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观念顷刻间瓦解,接踵而来的是思想理论的虚化,价值追求的凌乱。目前的基本状况是,思想多元、意识形态观念淡化;没有主流思想,缺乏统一意志,思想理论建设的方式及重点已经发生根本性改变,从普遍而宏观的理论形态转向关于社会发展的实践性主张。这些国家已经不存在传统意义上全社会高度统一22的、理论化的意识形态,社会各界、各党派团体对思想理论建设缺乏自觉意识,已经丧失主动追求的兴趣。思想、意识形态多元化,其中暗含危机。从左到右有各种观点和流派,也包括民族主义、恐怖主义。值得注意的是,各国思想文化建设的工作方式已经改变并呈现出新的特征,即:不再大谈主义指导和崇高理想,而以务实甚至是实用的态度来看待问题;不再强求思想一律和社会一致,而对各色思想文化采取宽容和接纳的态度;不再追求建立普遍正确的、宏观的意识形态理论,而是更多地关注实践理性层面的具体社会发展纲领和主张。已结束了相信一个领导人思想的状态,而是吸收一切正确的思想。即使一些党坚持左翼思想,但也难以实现理论和主张的统一。在保加利亚不存在主流思想,区别左右派思想都难以做到。从税收政策看,左派激烈些,主张向富人收税,右翼则强调均等。目前是怎样有利于吸引外资,就采取什么政策。
十三 转型后人们如何对待社会主义
虽然转型已20余载,民主化和市场经济已经深入人心,但如何对待社会主义的过去依然是流淌在众多政治家和普通民众心中的一条“暗流”。如今,中东欧国家至少存在4种对待社会主义的方式。第一种,清算“过去”。在绝大多数国家的统治性话语中,“社会主义”几乎被“共产主义帝国”“恐怖年代”“死亡文化”“红色野兽”等字眼所取代。波兰、捷克和波罗的海三国发誓要彻底清算“苏联式社会主义”的思潮,消除一切苏联的“代表物”。第二种,记忆失却症。对社会主义时期缄默不语,好像过去从未发生,一切源自剧变和转型。“民族之春”“民主觉醒”和“新的开端”成为激励型新语汇。第三种,历史修正主义。重新解释社会主义的过去,强调“过去”都是苏联人或一小部分本地布尔什维克强加的,更多地评判个人而非制度。第四种,怀旧。一些人身临艰难时世,“怀旧”成为逃避或鞭挞当下的“按摩器”,此为“物质怀旧”。而一些共产主义笃信者则对“过去时光”一概引以为豪,出现了所谓东德式怀旧和南斯拉夫式怀旧,此为“政治怀旧”。客观地说,对现实社会主义的怀念更多的是“下层人”中间弥漫的一种愿望,希望有一个更安全和更公平的社会,人们之间有真实的友谊、团结互助以及富足的生活。这是23一种“回溯性乌托邦”,并非钟情于“过去”。毕竟,绝大多数人已无意“回到过去”。
十四 中东欧转型的基本教训
第一,在转型初期,所有转型国家都出现了市场活动萎缩。这种生产下降同简单的经济学理论相矛盾:放开价格应该迅速改善资源配置。这里主要的教训是,不要指望迅速恢复经济增长,因为经济转型需假以时日。
第二,20年之后,绝大多数转型国家的生活水平大幅改善。虽然官方的GDP数字增长不那么醒目。也就是说,市场经济已经在开始发挥作用。
第三,生产下降没有导致经济学家们所担心的民粹主义者暴动。虽然有部分改革的政府被推翻,但不是由民粹主义者所为。许多国家的政治不是由民粹主义者主导,而是由新的经济精英,即所谓的寡头所控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转型20年之后,在生活水平大幅改善之后出现了民族主义。几乎所有转型国家的民众都不满意转型。甚至在生活质量迅速改善的国家中的民众也不满意。这里得出的教训是:改革者担忧的不应该是民粹主义者,而应该是新精英们夺取政治权利。
第四,经济学家和改革者们过高估计了他们规划改革次序的能力,以及特定战术选择(例如在私有化中)的重要性。回过头来看,许多讨论得热火朝天的理论(是否应该制度先行、是否应该由政府启动企业私有化、投资券私有化和互助基金私有化哪个更好、一个个企业进行私有化是否会更有效)看上去有些离奇古怪。所有转型国家的改革者都曾大大高估了控制的意义。政治和能力经常交织在一起,绝大多数的战术选择都是命令式的。而且,虽然战术选择存在差异,但是,绝大多数转型国家的结果趋于一致。所有国家都进行了私有化、实现了宏观经济稳定以及支持市场经济的法律和制度改革。这里的教训是,不要过度规划市场改革,而更重要的是,不要推迟市场改革以寄希望于之后进行清洁式改革。
第五,经济学家们过高估计了激励的利益方面,而没有关注人的变化。社会主义的经济理论过分强调激励的作用,而极少谈及人力资本。然而,在社会主义时期如鱼得水的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玩不转。经济转型是由新人完成的,而不是由“老家伙”造就的。这里的教训是,你不能指望教“老家伙”新的技巧,即便使用激励也无用。
第六,中东欧国家转型的诸多特征由特定的国际环境铸就。同20世纪70年代南欧和拉丁美洲的转型相比,中东欧国家的转型被特殊的国际环境所包围,国际组织提出的约束和援助使中东欧国家转型的实践有其自身的逻辑和特征,并使大多数中东欧国家在一代人的光景中完成了转型的基本任务,成为史上耗时最少的转型。忽视了这一点,人们或许不能深刻认识这一地区国家转型的基本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