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曙光初现

——多党议会民主制的试验（1950～1960年）

直到20世纪50年代初，尼泊尔爆发了反拉纳体制的革命，并催生了尼泊尔的议会民主制。这一体制的出现和推行有着较为复杂的历史背景。印度反英斗争唤醒了尼泊尔人的政治民主意识，导致以尼泊尔大会党为首的政治力量明确提出推翻拉纳独裁政权、实现君主立宪制的政治民主化目标；大权旁落、被长期架空的国王对民主党派与之联合的意向给予了积极回应，成为凝聚民主力量的核心；而印度从自己的理想和国家利益出发，利用国大党与尼泊尔大会党（Nepali Congress）之间的密切关系及其作为强邻的优势，推动了尼泊尔政治的和平变革。此后，尼泊尔开始了在印度影响和干预下的极不稳定的民主试验时期。1955年，马亨德拉国王继特里布文国王之后改变了先前的统治策略，国家权力明显向国王集中，多党议会民主制渐趋衰弱。尼泊尔大会党在1959年大选中胜出，进而组成内阁，但是，大会党内阁一出现就遭到普遍反对。尼泊尔各地出现了广泛的骚动。在此情况下，君主再度成为向心力的焦点。这样的环境也为尼泊尔君主进一步取缔政党、独揽大权和国家回归传统铺平了道路。总之，这一时期既经历了民主制的种种试验，也见证了君主权力的稳步增长。

一 反拉纳运动的兴起

自从拉纳政权建立以来，历届政府主要关注的就是如何巩固其统治并与反叛集团作战。由于强调对国家的控制，军队在拉纳家族统治时期的作用至关重要，将拉纳政权归为军事独裁体制似乎更恰当。在拉纳家族统治时期，“法律秩序的维护靠的是军队的帮助和对拉纳政权的恐惧”。拉纳家族的统治自建立起便伴随着程度不同、规模不等的个人与集体的反抗，虽然均以失败告终，但是，它们为日后的革命积累了力量。

进入20世纪后，独裁统治更是受到广泛挑战。印度国大党领导的民族主义运动再度兴起。英国殖民者在此压力下急于与拉纳政权保持友好关系，双方日益加强合作，并以此作为维持旧体制的一道屏障。正因如此，尼泊尔民主人士纷纷投入印度的反英斗争，并把英国的殖民统治与拉纳独裁相提并论。像印度一样，尼泊尔的自由运动也经历了宣传和组织两个阶段。其核心力量是青年学生与知识精英。

1．早期的反拉纳运动

尼泊尔人对拉纳政权的反抗经历了从个人到集体、从个人与家族恩怨到阶级与族群仇恨的演变，反拉纳运动也因此拥有了更广泛的意义。

早期因个人或家族恩怨与拉纳首相对抗的例子前文有述，其结果均以失败告终，最好的出路就是被迫离开祖国流亡印度。历史地看，最初反对拉纳体制的传统力量有三类：（1）特莱平原的一些家族，他们与印度的联系比与加德满都更加紧密，在印度民族运动引发的社会与政治改革思想的激励和鼓舞下，对变革充满渴望；（2）一些心怀不满被挤出加德满都并永久定居印度的下层公务人员；（3）一些受尽白眼和排挤的三等拉纳家族成员，他们在印度接受了高等教育，拥有了足够的知识，为日后从商并获得成功奠定了基础。这三股力量形成了早期反拉纳政治运动的主流群体。其中拉纳家族的内部之争所致统治集团的分裂最为引人注目。由于将家族成员分为三等，末等成员常常因受排挤而被迫进入了反拉纳运动的行列。其中一个显著原因是历届首相对其继承人资格的随意更改。在1923年昌德拉·苏姆谢尔首相任内，首相继位表的变动最大。他把拉纳家族当中庶出的（即母亲种姓地位较低或父母未行大婚之礼的）子弟即二等和三等拉纳家族成员全部从继承者名单上清除，只留下了血统最为“高贵”的一等成员。这些被排斥的拉纳家族成员后来都投身于民主运动当中。1929年比姆·苏姆谢尔又一次修改继位表，将他的17位私生或庶出的子孙列入继承名录。这份继承名录到他的继任者手里又被再度修改，那些私生或庶出的子孙的名字再次被删除。许多被排除的人员多数都愤而加入反拉纳运动。比如大会党中有名的拉纳家族成员苏巴纳·苏姆谢尔、马哈比尔·苏姆谢尔和鲁德拉·苏姆谢尔（Rudra Samshere）。这些人多数以金钱资助本党活动或直接充当了该党领袖。

当时的反抗形式较为单一和温和，人们无非是利用手中的笔撰写文学作品或政论文章，利用报刊舆论抨击拉纳政权。此外，还有人利用百姓喜闻乐见的宗教经典以宣传古代明君的方式影射现政权的无道。

这些反抗形式无一例外地依赖于知识精英，而教育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当初拉纳家族的统治需要一套行之有效的政治机构和为之服务的专业人员。让少数特权阶层子弟接受教育的皇家私立高级中学和特里昌德拉学院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建立的。这些教育机构的宗旨是为统治者的既得利益服务的。然而，它们却发挥了政治觉醒的预言者的作用。

在反拉纳运动的早期宣传阶段，拉纳政权总是携手英印殖民政府将幼稚的、零星的民众反抗轻松地消灭于无形之中。

1905年，英国政府派遣驻印英军总司令基钦纳勋爵（Lord Kitchener）访问尼泊尔以评估尼泊尔的军力。昌德拉·苏姆谢尔首相向他保证尼英友谊的持久和永恒。这为双方联手镇压印度反殖民运动和尼泊尔的反独裁运动铺平了道路。前文提到，昌德拉·苏姆谢尔首相曾为援助英国入侵西藏，破坏了古老的尼藏条约关系，尼外交部职员抗议无果，流亡印度进行反拉纳的宣传。一份印度报纸发表了一篇讽刺文章，名为“大名鼎鼎的昌德拉·苏姆谢尔”，文中说：昌德拉如此闻名全赖下述行径，他对民众实行残酷的独裁统治，放逐了爱好革新、取悦于民的德瓦·苏姆谢尔，还将国有货币当作个人财产存储于外国银行。更多的文人用诗歌等文学形式宣扬爱国精神和反拉纳情绪，或者如K. P．柯伊拉腊（K. P. Koirala）和K. V．卡米（K. V. Kami）那样在加德满都直接进行反拉纳的宣传。结果，这些人要么遭到终身监禁，要么被处死。为了博取英国人的好感，拉纳首相对那些躲避英殖民政府迫害的印度民族主义者也不放过。印度左翼领袖阿姆巴·普拉萨德（Amba Prasad）及其同事在尼泊尔避难时，拉纳首相将其逮捕并移交给英国人。阿姆巴·普拉萨德在给昌德拉·苏姆谢尔的信中毫不留情地指责说：“把我们这些政治难民交给敌人是违背国际法的，我以前并不知道你这自称独立自主的奴才是如此的懦弱。”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变革之风吹进亚洲。亚洲民族渐次觉醒，开始挑战帝国主义者的权势并提出了自治和独立的主张。这场革命风暴也吹入喜马拉雅群峰间的尼泊尔王国。它越过重重山脊，渗透到尼泊尔谷地。拉纳政府对风暴来临的先兆感到惊恐。特里昌德拉学院的铃声时时刺激着拉纳家族统治者的心脏。该校在建立仅仅一代人的时间后，上百名青年走出校园并迅速进入了印度的大学。这些有识青年接受了在尼泊尔从未听过的民权与自由的价值观念，开始寻找机会和场所来抨击拉纳政权的专制和野蛮。在印尼泊尔学生的自由运动初露端倪。

上述反拉纳活动基本上都以被镇压而终局。不过，20世纪30年代成为反拉纳运动的分水岭。此时，伴随着充满阴谋的家族政治出现了新的意识形态指向的反抗运动。在印度民主运动中觉醒的尼泊尔青年学生一边呼吁社会和宗教改革，一边利用印度各地的尼泊尔语报刊，来报道尼泊尔的政治和社会现状。但知识精英在其成长的第一个阶段尚未组织起来，他们关注的往往是个人利益。当这些人以政党的形式组织起来后，拉纳家族统治的丧钟便开始敲响。

2．政党组织的建立

1936年，尼泊尔学生领袖组建了人民委员会（the Praja Panchayat）。该组织的建立是尼泊尔政治史的转折点，标志着反拉纳运动从宣传阶段走向了组织时期。青年学生敢于公开赞美君主，热情洋溢地欢庆特里布文国王加冕25周年，这一行动在拉纳家族统治时期首次出现且意味深长，它表明人民开始赞颂国王而非拉纳首相。人民委员会很快选举了执委会、主席、副主席和秘书长，并确定了其最终目标，即终止拉纳家族统治。该组织正式组建以后自称“人民党”（Praja Parishad），因在帕坦散发反拉纳的宣传册而受到拉纳家族统治者的极端敌视。人民党通过演讲、散发传单、社会服务和宣讲《往世书》等印度教经典来进行宣传。拉纳当局以每人5000卢比的价格悬赏通缉人民党领袖，并于1940年将该组织取缔。人民党领袖T. P．阿扎尔亚及其同仁因散发传单号召人民起而反抗拉纳政府而被捕受审。按照法律，婆罗门出身的人要么被逐出种姓，要么被剥夺财产、获刑若干年甚至被终身监禁；非婆罗门出身的人被处以绞刑或枪决。这是对民主运动的又一次打击。1941年1月，人民党三名领袖和该党的同情者被处决，他们成为今天加德满都的殉道门（Martyrs' Gate）的永久纪念。正如英国驻扎官预测的那样，对反政府分子的处决将更加激起民众反抗拉纳首相的情绪。

人民党的建立是尼泊尔在政治觉醒方面最突出的表现，尽管建立时还是一个地下组织，其影响有限，由于缺乏运作一个秘密组织的知识和技巧，人民党的反拉纳运动最终归于失败。但是，在一个政治上死气沉沉的社会中，它的出现代表着一种新的政治发展方向。首先，它是第一个由普通人发起构建的反独裁组织，对后代有着巨大的启示意义。其次，它的目的并非惯常的争权，而是受到更高的使命感的激励，标志着尼泊尔历史上新型反抗运动的开端。最后，它还表明，在独裁体制中，既然和平的政治斗争手段被界定为非法，那么要推翻这种体制唯一可取的方式便是暴力。所以，很难贬低人民党运动在历史上的意义，“因为它不但给反拉纳势力注入了新的勇气和信心”，而且为日后更大规模的斗争铺就了一个舞台。

随着“二战”的结束和印度独立运动的深入发展，一股新的政治觉醒的浪潮对尼泊尔形成了全方位冲击。1945年以后，在亚洲民族运动和自身实力衰落的双重打击下，英国准备放弃印度帝国。由于英政府是拉纳家族封建政权的后台，所以，旅印尼泊尔人进而把反英斗争视为反拉纳政权的预演，而反拉纳运动则成了印度反对英殖民主义斗争的延续。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尼泊尔的政治运动便蓬勃发展起来，一个个代表不同利益的政治组织、社会团体和政党以印度为基地登上历史舞台。1946年以大量学生为主体的全印尼泊尔国民大会党（All India Nepali National Congress）在贝拿勒斯成立。这个团体于1947年1月将加尔各答的廓尔喀大会党（Gorkha Congress）和贝拿勒斯的尼泊尔协会（Nepal Sangh）合并起来，组成了尼泊尔国民大会党（Nepali National Congress）（简称尼泊尔国大党），该党成立大会于24～25日召开，有来自印度瓦拉纳西、加尔各答、帕特纳、达吉岭等地和尼泊尔各地的青年学生与会。T. P．阿扎尔亚（T. P. Acharya）当选为该党主席，但是，由于此人尚被当局关押在监狱里，只能成为象征性的领袖，真正的领导者是B. P．柯伊拉腊（B. P. Koirala），即前文提到的被昌德拉·苏姆谢尔迫害致死的K. P．柯伊拉腊的儿子。尼泊尔国大党的几乎所有成员都参与过印度的独立运动，因而钟情于印度式的非暴力手段。该党明确提出通过非暴力途径达到建立君主立宪制政体的目标。非暴力手段的主要方式包括发表文章、印制传单来揭露和抨击拉纳集团的独裁。比如，他们在印度报纸上历数尼泊尔人民受无情剥削却只富了拉纳家族的事实，指责拉纳集团是造成国王和人民痛苦的根源。人民党和尼泊尔国大党都积极争取同仇敌忾的国王的支持。此外，他们还通过集会以及在宗教节日期间志愿为民服务和不断演讲等方式来启发民众。然而，这些和平斗争方式仍受到拉纳政府的镇压，但他们不惧当局的逮捕与恐吓。

先后诞生于印度的政治组织还包括廓尔喀同盟（Gorkha League）、贝拿勒斯印度大学尼泊尔学生会（Benares Hindu University Nepal Students Associate）、尼泊尔共产党（Nepal Communist）和尼泊尔民主大会党（Nepal Democratic Congress）等。这些组织分别发起了不同形式的自由运动，斗争形式从分散的非暴力运动逐渐走向相对统一的暴力革命，其目标都是改变或结束拉纳家族的独裁统治。

1947年对拉纳政权来说是不祥的一年，尼泊尔国大党的成立为反拉纳运动带来了新的领袖和活力。在B. P．柯伊拉腊领导下，该党推动了尼印边境的比拉特纳加尔（Biratnagar）黄麻厂的工人罢工，领导了首都的游行示威活动，游行一直持续到当年5月帕德玛·苏姆谢尔承诺推行改革计划为止。

这是尼泊尔的第一场工人罢工，它激发了全国反对独裁统治的群众性运动。人们要从半殖民的拉纳统治者手下解放出来的热望更加高昂。这种热望与亚洲各地人民驱逐帝国主义者解放自身的愿望是一致的。在英国人从印度撤离之际，拉纳家族统治者受到来自尼泊尔国大党和新独立的印度政府的双重压力。在此压力下，拉纳家族统治者们显然会转移对其统治最大的威胁。帕德玛·苏姆谢尔首相为了缓和社会矛盾、减弱其统治的独裁特征而试图进行改革。其改革的主要内容包括：（1）宣称进行宪政体制改革（实无根本变化）;（2）第一次允许尼泊尔人获得公民自由权，该权力将被置于1948年宪法的规范之下。宪法赋予民众有限的基本权力。最低限度的权力是按照拉纳政权的要求裁定的。尽管宪法存在严重缺陷，但拉纳家族统治者能够承认公民自由权，这还是破天荒的事情。很多人对此翘首以待，结果却发现，这些权利仅停留在纸面而不会真正落实。人们的失望之情油然而生，尼泊尔国大党对此极度不满。所以，国内政治活动不但从未停息反而走向激烈。新首相莫汉·苏姆谢尔（Mohan Shamsher）（1948～1951年在位）痛恨任何权利自由的观念，连前任装装样子的姿态都不肯拿出来。他上台伊始便发表公告，全面禁止尼泊尔国大党活动，加德满都作为自治市的有限权利也被取消了。结果，前任首相帕德玛·苏姆谢尔开启的短暂的改革夭折了。但是，越是激烈的压迫越容易导致猛烈的反抗，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

3．反抗运动屡败之因

直到1940年，反拉纳运动有如下一些共同特征：首先，规模小、范围窄，且多数局限于加德满都谷地；其次，目标较为狭隘，仅限于推翻拉纳家族统治，恢复人民和君主的权力。当时几乎所有反拉纳运动的目标都指向一个印度教的理想社会即罗摩之治——古印度君王罗摩牺牲个人甚至妻子的幸福，谋求人民的福祉，为臣民的幸福而无私奉献的开明君主统治。再次，其资金来源和社会支持有限，以反抗成员的贡献和国王自掏腰包为主。由于这些运动均为秘密的地下活动，总是面临被出卖的风险。另外，当时的反抗方式基本是非暴力的，人们不断讲述和引用《薄伽梵歌》、《罗摩衍那》等经典，希望以经典来诉说个人和社会的正当行为，暗示拉纳政权独裁统治的无当。这些特点使得反拉纳运动难成气候，即使稍有起色也像人民党以及一些文化运动那样在萌芽期就被消灭了。

纵然反拉纳运动从宣传阶段走向了政党组织阶段，也由于上述特点及在斗争的理论与手段上仍停留在非暴力运动层面，反拉纳运动的威力受到极大的制约，致使反抗力量停留在社会表层。当时被贫困折磨的尼泊尔大众对迫切的社会改革难以回应和有效参与。另外，有权势的土地贵族目光短浅，不能敞开胸襟接纳广泛的社会与政治改革。而只有提出彻底改变封建经济基础的社会改革规划，如铲除土地贵族的特权和势力、向耕种者重新分配土地以及对比尔塔土地征税等，才能吸引大众的支持和关注，但这些目标都无人提及。也就是说，反拉纳运动的早期领导者和参与者并未意识到：除非有了积极的政治和经济改革，社会与文化改革才有成功的可能。尼泊尔社会呼唤以民族利益为重的民主革命来改变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