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中产阶层的研究意义

改革开放之后，伴随私有经济和外资经济的增长、服务业的发展以及高等教育的复兴，我国当代中产阶层茁壮成长起来。他们大体上指从事白领职业、收入较优越、有的也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在社会结构成熟且稳定的国家，中产阶层不仅规模壮大、收入稳定，也代表着一种生活方式和梦想——生活的质量、尊严和保障。

放眼较发达的国家和地区，中产阶层都在人口中占有相当高的比例，且中产阶层的主观认同也较为显著。香港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吕大乐认为界定中产最重要的标准是职业分类，即是否属于行政、管理和专业技术人士。按照这样的标准，香港的中产家庭约占家庭总数的20%～30%；如果按照较为宽泛的标准，即以收入为主要标准辅以教育程度、职业和住房，那么香港的中产阶层家庭至少占全港家庭的50%。而总共1.26亿人口的日本，却号称“一亿总中流”，即中产阶层约为一亿人，现实的数据也表明日本的收入和财富差距较小，生活水平的均等化程度较高（李培林，2004）。“一亿总中流”根据的是主观阶级认同。根据日本政府的“国民生活舆论调查”，选择“中上、中中、中下”阶层的达到总样本的90%；根据社会学的“社会分层与流动调查”，选择“中上、中下”阶层的占总样本的近70%（李培林，2004）。

美国学者对于中产阶层的界定也大致遵循职业、收入和受教育程度这三个维度。Beeghley（2004）将中产阶层定义为“大学文化程度、拥有高于平均水平的收入和报酬的人群”，典型的是年收入57000美元的男性以及年收入40000美元的女性。按照这个标准，中产阶层在美国社会约占46%，富裕（家庭净资产100万美元或以上，大都拥有大学文化程度）和超富裕阶层（年收入通常超过35万美元，包括名人、执行官或者政治家，多为常青藤院校毕业生）分别占5%和0.9%。也有比较宽泛的定义，认为家庭年收入在3万至20万美元的即可认为属于中产阶层，那么大约80%的美国人都属于中产阶层。

根据2006年英国的一项调查，43%的被访者认为自己属于中产阶层；同自认为属于工人阶级的人群比起来，自认为属于中产阶层的人群的储蓄额高出1倍，投资额高出2倍，房产价值也平均高出70%。在这两类人群中，都有1/3左右的被访者认为教养和工作是决定阶级属性的重要因素。但是，自认为属于工人阶级的人群更强调收入的重要性，而自认为属于中产阶层的人群更倾向于将教育程度以及所居住的房子和地区作为重要的因素。受英国广播公司（BBC）委托、英国曼彻斯特大学主持的“英国大型阶级调查”于2013年4月公布研究发现，将英国社会划分为七大阶层。该调查综合了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测量社会阶层，发现中产阶层有了更多的分化，既包括经济、社会和文化资本都相当雄厚的世家中产阶级，也包括经济资本相对富有但社会和文化资本略有不足的技术型中产阶级，二者分别占人口的25%和6%；如果再加上占人口15%的拥有中等收入和经济资本水平的新型富有工作者，那么这种综合指标测量出的中产阶层占英国人口约46%。

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也证明，中产阶层是否壮大对于一国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都有重要的意义。首先，中产阶层能够起到缓解贫富分化、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国际上，越是强大的国家，中产阶层规模越壮大、话语权越强；而越是经济和社会不稳定的国家，中产阶层越弱小、穷人越多。中产阶层的壮大说明贫困和极端富裕人群的比重较小，收入分配和社会结构比较合理，这是缩小贫富差距、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保证。而且，中产阶层拥有一定的专业知识和财富积累，能够在公民社会与政府之间起到利益表达和沟通的作用。社会急剧变迁往往会导致一些社会矛盾和利益冲突，但是中产阶层在利益表达和维护方面一般采取合法的手段、寻求制度化的渠道，这种理性的方式既有利于缓解社会矛盾，也有可能创建某些制度化的渠道来解决社会矛盾（李春玲，2011）。当代中国中产阶层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还与其根本利益相关，近几十年的经济增长与改革使得中产阶层成员极大获益，他们大都希望维护政治稳定的局面来保持经济持续增长。

其次，中产阶层是社会的中坚力量，对于核心价值观的形成有着重要作用。中产阶层的受教育水平较高，视野较开阔，善于思考，思维也较理性和专业，因此他们的价值观和文化构成了社会核心的、主流的价值观，中产阶层也应当成为塑造主流价值观的核心力量。特别是在所接受的专业化教育的影响下，中产阶层的身上闪烁着一种“专业精神”，即对于所拥有的知识和技能的尊重和敬业，这种专业的精神及其实施也为各个行业的中产阶层赢得了社会的尊重和信赖，比如医生、知识分子、律师、工程师（当然也有一些损害中产阶层专业形象的例子）。在当今中国社会，中产阶层身上的这种“专业精神”尤其需要向社会大众扩散。简单来说，如果挤奶工、食品质检员、铁路维护工乃至小饭馆的厨师都能意识到自身所掌握的技能很重要且值得受到尊重，就会大大降低受到眼前利益诱惑的可能性，因为在这种价值观下，“专业性”和“声誉”胜过一切。其实，这种“专业精神”在我国历史上由来已久，如很多传统的“老字号”宁可产量低、利润少也不肯向急功近利妥协。当然这种“专业精神”的传播需要一些条件，很重要的就是全社会培养一种尊重知识、尊重个体和个性的氛围，并从薪酬及工作条件上鼓励人们发扬自身的特长和技能。目前来讲，中产阶层作为整体尚未意识到自身塑造核心价值观的使命感和重要作用，也未能发展出有凝聚力的价值观和文化。

最后，中产阶层对于扩大内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积极的影响。我国正在经历着深刻的经济结构调整，从过去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转变到更多依赖国内消费的拉动。事实上，我国已经进入大众消费阶段，有条件依靠国内消费需求来促进经济发展。我国居民消费的恩格尔系数在持续下降，食品消费占整个城镇家庭消费支出的比重实际上已经下降到接近30%（因为我们对住房的支出一直低估）；各国的经验都表明，恩格尔系数下降到30%左右，意味着进入大众消费阶段，在这个阶段，住房、汽车等大额消费品开始进入千家万户，教育、医疗、旅游、通信等方面的需求不断升级，开始成为增长较快的消费热点（李培林，2010）。中产阶层的兴起，促进了消费结构的改变，带来了巨大的市场潜力（毛蕴诗、李洁明，2010）。这一群体不仅有较高的经济资本来负担广泛的消费活动，也有较高的文化资本可以合法化新的品味和生活方式，带动消费市场的活跃。因此，在大众消费的背景下，中产阶层是消费文化兴起的重要驱动力，是扩大内需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根据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的测算，如果中等收入群体到2020年增长到40%以上，意味着45万亿～50万亿元巨大消费需求潜力的释放，支撑年均7%～8%的经济中速增长。

因此，本书关注中产阶层的消费模式和消费倾向，目的是评估中产阶层的生活水平及其内部差异并揭示该阶层的生活方式，同时探讨阻碍中产阶层成长和生活质量提高的因素和机制。对于中产阶层消费倾向和消费意愿的理解有助于为扩大内需做出决策建议，也可以预测一些未来的消费趋势。

一般情况下，本书使用“阶层”和“中产阶层”，指代“strata”和“middle class”。第五章中的“阶级”概念专指马克思的阶级模型中由经济关系所决定的一个人在社会中的位置。关于“品味”和“品位”的争论很多，有的从词性上区分，有的从含义上区分。本书无意从语义学上对此有所贡献，仅想寻找一个中文词来翻译英文中的“taste”。无论使用“品味”或者“品位”，重点都是在有关“taste”的学术理论——自人文主义认为“taste”是理所当然的理论，到康德强调对“taste”的主观判断的普遍有效性理论，再到布尔迪厄的“taste”理论，等等。考虑到大众媒体（如维基百科将taste翻译为“品味”）和社会学界[如周晓虹（2005: 270）将taste翻译为“品味”或“趣味”]的使用范例，本书也使用“品味”来指代英文中的“taste”。本书也有几处提到“有品位”，来表示好的品味或者较高雅的趣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