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中产阶层的发展

中产阶层作为一个社会地位较高、生活机会较多的群体在1978年改革开放之前并不存在。中国社会自古针对商人和中产阶层抱有偏见，这有着内在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的原因。但是，当中国社会朝着市场经济的方向发展、经济效益开始成为核心的时候，中产阶层的贡献凸显了出来，主要体现在他们在生产中的智慧和在消费中的热情。本节将首先考察中产阶层的发展历史，然后再从经济和社会的角度来分析当代中产阶层的形成。本节主要的观点是，私有经济和外资经济的增长、服务业的发展以及高等教育的复兴在中产阶层的壮大及其生活机会的增加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一 历史上的中产阶层

在古代，“重农抑商”是社会的主导政策，因而商人被主流社会所拒绝。商人也被认为是道德堕落的人群，因为其挥霍和游手好闲的形象与传统的节俭和勤劳的伦理不相容（胡发贵，1995）。但是，唐宋是中国社会结构发生变化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一个新的社会阶层，不同于之前依赖家庭出身的社会阶层，开始出现并成为在世袭贵族和平民之间的“中间阶层”（林文勋，2006）。这个新的社会阶层被历史学家命名为“富民阶层”——他们总体上受过良好的教育，通过在农业、商业、手工制造业和其他产业雇佣劳动者而拥有相当的财富（林文勋，2006；曹端波，2008）。“富民阶层”的发展也极大地提高了商人的社会地位，促进了社会流动，也发展了封建社会的市场经济（林文勋，2006）。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在19世纪末期商人的社会地位进一步提高。一个具体的原因是当时中国正在遭受外来侵略，而政府和社会精英一致认为商业是救国最有效的办法（于春松、潘宇，2001）。随着之后外资经济的增长，一个新的职业阶层“买办”产生，他们受雇于外资企业，其中一些人后来甚至建立起了自己的企业，他们对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做出了相当大的贡献（张玉法，2003）。从19世纪末至1949年，现代“工商阶层”逐渐形成，包括盐商、行商、买办、钱庄和票号及银行业者、制造业者、矿业者以及一般工商界人士（张玉法，2006: 86）。现代的中国中产阶层被认为在这个阶段已经产生。他们是民族工商业资本家（从事现代民族工商业的士绅及其子弟）、买办、政府官员以及最早的专业人士，包括教授、律师和艺术家（周晓虹，2005: 3-4）。

1949年之后，中产阶层被摧毁，并被重构入社会主义工人阶级的一部分。1949～1978年之间，中国的中产阶层由干部、知识分子以及国有企业职工包括一部分的体力劳动者组成（李强，2001）。这个时期的中产阶层也被称为“旧中产阶层”（李强，2001）。“新中产阶层”随着一系列的经济社会改革出现于1978年之后（周晓虹，2005；李强，1999, 2001）。根据李强的研究（1999），“新中产阶层”大多为独立经营者，或者受雇于外资企业，并且也较年轻。李强（1999）认为，职业类型和从事的产业是区分“新中产阶层”和“老中产阶层”的主要变量。“新富”（the new rich）是对当代中国中产阶层的另一个称呼。如巴克利（Buckley, 1999: 280）所指出，“他们是一群在邓小平推动下的经济改革之中获得了大量的财富和地位的人群”。但是，关于当代中国中产阶层究竟是哪些人仍有争论，本书将在第五章进一步讨论。

分析过中国历史上中产阶层的地位之后，本节将继续讨论经济和社会的变迁如何带来“新中产阶层”的产生。三个方面的变迁最为关键——多种经济的增长、服务产业的发展以及高等教育的壮大。通过下文对这些变迁的剖析，我们将会看到中产阶层的利益和改革如何紧密联系，这也是理解为什么本研究中的被访者总体上乐观且自信的关键。

二 私营经济和外资经济的增长

改革开放之后，国民经济开始被市场机制所主导：①资源主要由市场配置，政府是宏观经济和公共事务的管理者；②非国有制经济的比重上升，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1998年中国GDP产值中私营经济的贡献份额高达51%；③一个完整的市场经济体系逐渐建立，包括金融市场、劳动力市场、房地产市场、技术市场和信息市场。但是，直到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经济才开始飞速发展。1992年GDP产值增加了14.2%, 1993年仍然持续增长（陈颂东，2007）。

当代中产阶层的壮大首先依赖于私营经济和外资经济的增长，因为它们提供了大量专业和管理性质的工作以及较为优越的收入。但是，关于私营企业，意识形态方面一直有争论。1988年4月召开的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第一次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确立了私营经济在我国的合法地位；1988年6月国务院正式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私营企业暂行条例》，对私营企业做出了明确界定：“私营企业是指企业资产属于私人所有、雇工八人以上的营利性的经济组织。”（张亮，2009）虽然私营企业主的身份、私营经济的合法化以及私有部门的地位一直有争议，但是改革仍在进行着。1999年3月，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第一次将“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写入了国家的根本大法。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了“两个毫不动摇”和“一个统一”的重要论断：“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促进非公有制发展，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200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颁布，强调“坚持平等保护物权，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新格局”，加强了对法律上的“平等”保护和经济上的“平等”竞争这“两个平等”的重视，是私营经济理论的一大重要突破（张亮，2009）。截至2006年底，私营经济体达498.1万个，其中118.6万个注册资本超过100万元，2006年私营经济对于GDP产值的贡献份额达到了40%（张亮，2009）。

改革开放以来，外资经济得到了显著的增长，“白领”阶层也随之产生和发展。在改革初期，外国投资只集中于南方的“经济特区”，投资产业也主要是服务业和消费产业的中等规模项目（江小涓，2008）。在1990～2002年的10多年间，外国投资扩展到了东部沿海和长江流域，并开始对制造业的大规模项目感兴趣（江小涓，2008）。外国投资总体上被认为有益于中国经济的发展，体现在提供了充足的经济资源并提高了国有企业的竞争力（江小涓，2008；陈竹君，2008）。外资企业提供的高收入也尤其有利于社会福利。2007年，外资企业、国有企业和集体所有制企业员工的平均年收入分别为27942元、26620元和15595元（江小涓，2008）。因此，如果以收入和职业来衡量，“白领”——那些外资公司中的办公室职员、专业人士和经理人员，在学术界和日常生活中都常被划分为中产阶层。

三 服务业的发展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分类，国民经济主要产业包括农业（种植业、林业、牧业和渔业）、第二产业（主要包括工业和建筑业）和服务业（包括除第一、第二产业以外的其他各行业）。服务业包括四个层次：①流通部门，包括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②为生产和生活服务的部门，包括金融、保险业，地质勘查业、水利管理业，房地产业，社会服务业，农、林、牧、渔服务业，交通运输辅助业，综合技术服务业等；③为提高科学文化水平和居民素质服务的部门，包括教育、文化艺术及广播电影电视业，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业，科学研究业等；④为社会公共需要服务的部门，包括国家机关、政党机关和社会团体以及军队、警察等。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服务业完全被忽略，因为制造业被当作通往现代社会的主要途径。这种偏见一直持续到改革开放的初期，当时仍然强调农业和制造业。直到1992年国务院出台《关于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决定》，明确了加快第三产业发展的意义，针对服务业的改革才开始进行。但是，这一改革相当保守，因为一些领域被认为非常敏感，比如银行作为调节经济的手段、传媒作为意识形态的属性（夏杰长，2008）。

事实上，中国新兴服务业的兴起和繁荣可部分归功于外资经济。从20世纪90年代晚期开始，新兴服务业，即房地产、金融、保险、信息技术、旅游业等，成为外商投资的焦点；经验证明，一个领域开放得越早，发展得就越快。中国加入WTO之后，服务业对外开放的限制更少了，特别是对金融服务业的限制。2007年，中国吸收外商投资3860亿美元，其中46%的外资集中在服务业。服务业增加值从1978年的860.5亿元增加到了2007年的96328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年均增长11.5%（夏杰长，2008）。可以肯定的是，就其提供的就业机会以及对国民生产总值做出的贡献，服务业成为经济增长的一个关键因素。服务业，尤其是新兴服务业，提供了相当数量的专业和管理性质的职位，因此有利于中产阶层的壮大（夏杰长，2008；胡霞、胡伟，2008）。

四 高等教育的复兴

中产阶层的发展不仅应归功于经济领域的复苏，还要归功于1978年之后高等教育的复兴。1949年之后，高考继续进行但是于1966年被迫中断。1966～1977年，全国高校停止招生。自1971年开始，部分大专院校恢复招生，但是取消了文化考试，以家庭出身、政治表现、路线觉悟、实践经验等作为选拔学生的标准，即“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工农兵学员”在这个阶段出现，直到1977年高考制度正式恢复之后才退出历史舞台。在本书的访谈对象中，50多岁的白先生和何女士都曾作为“工农兵学员”被推荐上大学，所以他们的高等教育和地域迁移的经验跟其他被访者有很大的区别。

1978年的改革特别关注到了高等教育，致力于改造老的高校，建一批短期大学和大力发展电视、广播、函授、夜大等业余教育（王胜今、赵俊芳，2009）。1999年是高等教育走向繁荣的里程碑，中央政府决定扩大现有普通高校和成人高校的招生规模。本书作者很“幸运”地作为一名大学新生亲历了这一历史过程。一名应届高中毕业生的高考分数如果稍低于某高校录取线，付几万块钱就可以与成绩比他（她）优秀的同学坐在同一个课堂里，拿同样的毕业证书。结果就是，1999年我国普通高校本专科招生155万人，比上年的108万人增长了43.5%，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高校招生数量最多、增幅最大、发展最快的一年（王胜今、赵俊芳，2009）。高等教育的急剧扩张是当下毕业生就业困难的直接原因。但是，积极的结果就是更多的人得以接受高等教育继而从事专业和管理类的工作，因此中产阶层的人数大量增加，中产阶层的受教育程度也大大提高。根据李培林和张翼（2008）对2006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的分析，是否接受过高等教育与收入和社会声望紧密相关。

综上所述，当代中产阶层的壮大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经济和社会的改革，中产阶层也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他们享受到了更多的就业机会、更高的收入、更高的受教育程度和更繁荣的消费者市场。改革的成果是显著的，改革直到今天仍在坚持，因此可以预测中国的发展方向是有利于中产阶层的。虽然他们的某些利益可能因为经济和社会体制的不完善而受到损害，但当代中国的中产阶层作为受益者仍然有理由相信前途是光明的。这种社会文本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本书的访谈对象总体上对他们的品味很自信，也很满意自己的生活，却较少考虑到消费中的焦虑和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