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代中国女性剪发

——舆论·时尚·革命

高岛航

一 序言

1927年9月2日晚，日本、菲律宾和中国的青年约五百人在上海大东酒楼举行联欢会。第八届远东运动会正在上海召开，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邀请参赛选手和领队等举行了这次联欢会。临近结束时，主席张伯苓借着酒意致词说：

此次日本代表团人数为最多，更有女子选手。而菲岛犹未派遣女选手，予百思而不得其意。大约菲岛男选手惧菲女选来后，或将效法我国女选手，竞举剪发。此点菲代表或可为吾侪解释也。

代表菲律宾方面致答词的亚西斯（Camilio Osias）也半开玩笑地回敬道：“因中国与日本男子之往菲律宾者，多与菲律宾女子结婚，故此次只遣男选手以便找寻此地之女子”。

实际上，日本领队也对中国女选手剪短发印象深刻。排球教练多田说：“支那女选手穿着白色球衣、藏青裙子，从后面看去与男性无异，头发剪得短短的，化着淡妆，十分摩登”。当然，随后没忘了加上一句“但在我们看来总显得放荡”，可见多田并不欣赏短发。据《申报》报道，胡适在中西女塾毕业仪式上致词时也曾说，日本各界反对女性剪短发，讥讽“Modern女子”为“‘毛断’女子”；然后称赞中国女性说：的确，日本选手几乎没有剪短发的，中国女选手则全部是“毛断”，是“新派女子”。

女性剪短发是当时最新潮的时尚。欧美开始流行短发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尽管褒贬不一，却很快席卷了全世界。北京《顺天时报》载1927年12月8日的东京电就报道了远东各地的状况。

女子剪发，日人颇嫉视之，认为系东方之传染病，女子剪发问题实南起马尼拉，北至哈尔滨，西起孟买，东至东京，家庭中，社会中，老少之间，保守与急进各派中，常惹起极大风波，虽谓梳发一事极属小节，但已致社会之不安，竟至与政治法律发生关系，除菲岛有剪发税之外，日本警察对待剪发之女子则认为堕落者，对长发之男子则认为赤化。

当时，在国民政府统治的南方，各地都在推行剪发。其影响所及，北京的张作霖反对剪发，并决定开征剪发税。

短发是摩登女郎的象征，而摩登女郎又多被描绘成体育爱好者。那么，为什么同为体育选手，日本和中国的女性如此不同呢？村松梢风曾这样说：

若说什么理由使得短发如此迅速流行，回答是因为政府鼓励短发。政府并非制定法律命令剪发，而是宣传新生支那女子不应再梳旧式辫发，应剪成最开明之短发，于是导致如此结果。女子无论何国皆追逐时尚，但近年支那尤其剧烈，较之美国尤过之而无不及也。

村松说，在中国，短发如此流行是由于政府鼓励。当时，统治上海的南京国民党政权正在推进国民革命，势不可挡。为什么革命支持剪发？难道短发的摩登女郎都支持革命？短发作为时尚与支持革命有什么关系？

1930年，陶希圣指出短发在武汉和上海所遭遇到的不同命运：

一九二七年秋冬之际，所谓西征军到了。武人与当地的豪绅见了剪发女子，就疑她们是共产党。武汉的剪发实在成了革命高潮的象征。武人豪绅们对于这种象征发泄他们横暴的感情。残杀是首先加于剪发女子的。被杀以后，露卧在济生四马路上，还得要剥衣受辱。

汹涌的潮流在外形上是过去了。一九二八年我初到上海，便诧异为什么上海妇女都强烈倾向于剪发？不怕被指为“反动”吗？不会遭武人豪绅的蹂躏吗？细看一下，原来武人豪绅的姨太太小姐的辫发都早剪脱了。

陶希圣论述道，上海绅商以短发为最新时尚，同时却对内地女性剪短发大加挞伐，这正是外国资本对中国双重影响的反映。也就是说，外国资本改变了城市的工业、商业，但对其原料采购和产品销售的对象农民，却要求他们安于旧商人和地主的剥削；借用陶的话来说，“资本家的拜金教把中国都市的旧礼教打破了，却又想把乡村的旧礼教维持。他们陷于矛盾了。他们以两重态度来维持这一矛盾”。

陶希圣从资本主义与礼教的关系出发，指出面对剪发出现矛盾态度的原因。但是，这种分析模式却不能回答下列问题，即，短发在武汉何以从流行时尚一变而为必须镇压的对象？进一步地说，对礼教的态度无论是维护，抑或打倒，为何在这个时期都把矛头指向了女性剪发？女性剪发由鼓励到镇压的过程如何？其在该时期迅速普及的理由何在？女性剪发在全世界几乎同时发生，但在1927年时，中国要比日本先进得多，这又是为什么？果如村松所说，其原因之一即政府鼓励，或者在于陶希圣亲身经历的国民革命，那么二者间关系如何？

探讨缠足、蓄辫，西方、近代可作参照。因为西方既无人缠足，也无人蓄辫。但剪发却无明确参照，甚至西方也有人反对。因此，女性剪发难以通过近代化这一单纯模式来理解。

史蒂芬认为民国时期的新一代女性有“新女性”和“摩登女郎”两种类型；其区别是，“新女性”反映了对单线的近代性的肯定态度和希求中国强盛的愿望，而“摩登女郎”则有两个方面——热衷于探究主观性的女性和使男性走向毁灭的“蛇蝎美人”——都反映了对伴随近代性而来的异化、丧失的惶恐不安；“新女性”的形象被用来支持对国家和近代性的探求，而“摩登女郎”的形象则被用于表现对近代国家的恐惧和近代性的缺陷。“新女性”是书籍、报纸等文字媒体探讨的对象，而“摩登女郎”则是电影、杂志等影像媒体诉诸视觉的对象。如果说主张女性参政者是“新女性”的典型，那么，电影明星就是“摩登女郎”的代表。“新女性”和“摩登女郎”并不仅是对女性的分类，更是男性对近代性的期待、不安在女性身上的投影。无论是肯定还是否定剪发，借用爱德华兹的话来说，试图“取缔”女性是他们的共同态度。这也可看作是被排斥于权力之外的知识分子欲恢复道德优势而采取的行动之一。

本文将按时间顺序就剪发的实际行动及有关言论进行整理，并应用史蒂芬的观点，将剪发暂且分为“读与被读”和“看与被看”两个阶段。我们将会发现，“读与被读”的剪发在先，而“看与被看”的剪发则出现于1925年以后；二者通过国民革命结合在一起，致使剪发呈现迅速流行之势。不过，如上述武汉和上海那样，各地状况并不相同。本文将就武汉、江南、华北、东三省的状况作具体分析，以阐明国民革命的发展阶段与剪发扩展的复杂过程之间的关系。

二 从“读与被读”到“看与被看”

1．剪发之“读与被读”

据陈东原著《中国妇女生活史》介绍，中国最早倡导女性剪发的，是《女界钟》（1903年）的作者金一（金天翮）。他在《女界钟》第3节“女子之品性”中主张，“今西方志士，知识进化，截发以求卫生，吾以为女子进化，亦当［自］求截发始”。

1912年3月5日，孙文发布剪发令，命所有男性于20日内将发辫剪除净尽。受其影响，也有女性开始剪发。如湖南省衡粹女校某生组织了“女子剪发会”，并呈请湖南省民政司认可；但民政司长刘人熙称其为“不女不男不中不西之怪状”，令其取消，并继续蓄发。在湖南省影珠女校，校长朱德裳成立了女子崇俭会。朱从节约立场赞成剪发，称“女子于衣服首饰等项，消耗尤巨，况现已提倡剪发，更无需用首饰之必要”。黑龙江省也一样，女子师范学堂学生集体提倡剪发，当场就有二人付诸行动，然后要求都督宋小濂批准。宋批复说，“东西各国并无女子剪发之说，近来中华民国亦无女子剪辫之规定。本都督碍难担任”。也有个人剪发的。据说，这时胡兰畦的母亲正感到梳头太麻烦，就剪了短发；还有一位名孙友根的女性则剪了短发登台演讲。

众所周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号召男性剪发，同时禁止女性缠足。为什么女性放足受到提倡，而剪发则被禁止？读《大总统令内务部通饬各省劝禁缠足文》可知，放足被认为是“强民富国”的基础，所以受到提倡。而剪发则被视为“不女不男不中不西”，从任何角度看都只能是消极的，而且危害社会秩序。实际上，许多人很难想象一个女性剪了发而不做尼姑。图1为报纸报道黑龙江女学生剪发的插图，其中剪发女性只画背影，应是想象不出剪发后的发型而采取的无奈之举。

1916年9月，教育部对女子学校颁布了“惩戒规则”，其第一条即禁止剪发，第二条禁止缠足，第五条禁止自由结婚，违反者以退学论处。之所以制定这样的规定，乃因女子学校有学生剪发。比如，曾于1916年秋至1919年夏在湖南的溆浦女学任校长的向警予，就曾让学生放足、剪辫，并提倡运动。对向警予而言，放足和剪发是走向男女平等的第一步，以至于当时溆浦甚至有这样的说法，即“剪了发，放了足，将来没有人要”。但是，女性剪发并未形成潮流，最终不过是个别、偶然事例而已；正如毛子震在1920年曾回忆的那样，“女子剪发这件事，在民国元二年的时候，已经有人提倡过，并且也有人实行过了。不过国人怯于进取，旧俗难以骤除，所以至今还没有成为风气”。

剪发再次引起人们关注，是在1919年底至1920年5月间，其发端是北京《晨报》刊登的两篇评论。黄女士从卫生学角度主张剪发的好处，称短发好洗，易保持清洁。对有人称头发是女性装饰品，不应剪短，黄女士回应说，女性美不美是姿形、容貌问题，与头发长短没有关系；现在虽被人嘲笑，两三年后就没人笑了。还从当时流行的男女平等的观点主张，剪发不是男性的特权，现在男女地位平等，女性也可以剪发。三天后，蕙瑭女士投稿支持黄女士，甚至说长发就是“疾病的养成所”。大概是受了这些主张影响，翌年1月底，北京孔德学校女生主动剪去辫子，提倡剪发。

剪发之议也波及上海、天津。比如，1920年1月4日至5月4日之间，上海《民国日报》就刊登了二十六篇有关剪发的评论。下面将代表性主张分卫生、时间、金钱、男女四个论点作一介绍。

【卫生】头发是最消耗气血的部位，女性多贫血，即因头发太长。头发长，故睡觉时不得不侧向，使神经、肌肉、血管受到压迫，从而产生疾病。头发长马上就产生臭味，还容易脏。长发是“微生虫的寄居所”“蚤虱的大本营”“疾病的养成所”。

【时间】有钱的女性，一天时间三分之一浪费在梳头上。女性不梳理头发，不能去学校，也不能外出，梳好头发之前，简直等同于废物。

【金钱】剪了发，就不必再买头饰、香水、整发油。服装可与男性相同，故男女间可互相换穿。

【男女平等】男女穿同样衣服，即可实现男女平等。欧美女性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走向社会，服装大为改变。

上述前三点是追求科学、合理的生活，主要是在个人层面赞成剪发。而所谓男女平等则是要与男性同样打扮、同样装束，亦即放弃女性的性别特征，可以说是在社会层面赞成剪发。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此类评论几乎不谈论国家、民族问题。也就是说，剪发是为了促进个人及社会更趋合理，并非追求改变国家和民族。而所谓个人的合理化，则是指女性的男性化而言。

下面是几个有关剪发的具体事例。1920年5月的《威克烈》第19期刊登了小燕女士的文章《我剪发的经过》。文中叙述作者如何在家人、亲戚的强烈反对声中断然剪发。益州女学、蓉城女学、成都女子实业学校的学生也冲破阻力剪了发。而成都实业女子中学的秦德君剪短发、穿男装，则是为了进入高等师范学校（男校）学习，同校的杜芰裳、李债云等也随秦一同剪了发。结果，杜被其母强行带回与人结婚，秦则被开除学籍。于是，秦带着李和陈竹影，穿着男装公然行走在重庆大街上。吴玉章主持的全川自治联合会邀秦讲演，以提倡女性剪发、男女平等、女性解放。听了秦的讲演，重庆第二女子师范学校的8名学生也剪了发，但因此被学校开除；于是，学生们为支持剪发而上街游行，报纸杂志也刊载文章予以声援。而校方和警方则以有碍风化为由禁止剪发。巴金等主办的《半月》杂志因批评警方的做法，立刻遭到查封，被迫停刊。后来，巴金在小说《家》里描写了这段故事。

在广东，有人组织了“女子剪发社”，以提倡剪发；浙江女子师范学校全校剪发。1922年春天，川南25县联合运动会在泸州举行，并趁机开设了妇女理发店，人们纷纷剪发，包括杨森的妾在内。在云南，1923年冬天，昆明组织了风俗改良会，围绕剪发进行激烈讨论，还出版了《女子剪发问题专刊》。不过，总的看来，敢于剪发的女性仍是少数，甚至有投稿称女界联合会里“现在剪头发的就是我一个”。

我们男子只有提倡鼓吹“女性剪发”的能力，实行是要女子自动的。但是一般妇女对于这件事的意见，或赞成，或反对，我们却不得而知，因为女子做的对于这问题的文章，虽然也有几篇，总觉得太少。

李思安此话，触到了有关剪发的讨论——甚至五四时期女性解放运动本身——的问题。在《民国日报》上主导剪发舆论的都是男性，如沈玄庐、叶楚伧等。那么，对于男性的“担心”，女性又持怎样的看法呢？

（《民国日报》觉悟栏）天天闹“女子剪发”，还要把我们来讥刺。……他们讲的剪发的利益……那些话多很普通，我也早知道。……况且大家多没有剪，我一个人剪了，人家一定要笑话。……这句话一些不差，不是我们在学堂里，这许多同学，一个剪发的都没有看见么？

男性们看似多余的忠告，女性们并非不理解；但真要剪发，却面临着重重困难，她们不得不有所顾虑。一位女学生说：“我很知道女子是要剪发的。但是我却不能剪。假使我立刻剪了，学堂里便要将我开除，我家庭里姊妹也都要笑我。”一位名叫张韫瑾的女学生从报上读到剪发的文章后，马上回到自习室要剪短头发。同班的王芝如说：“我很赞成，但是，你的家里答应你吗？”张回答说：“那很容易。剪掉以后，再写封信去通知他们就是了”。王说：“尊大人，他不答应，你便怎样办呢？”于是，张决定先给家里写信。但信老写不好，就迷迷糊糊睡着了。梦中，她见到了父亲，想说现在是剪发的好机会；但父亲却呵斥她说：“你要剪发吗？我家‘家谱’从来没有‘和尚头’的女人，别人家‘祠堂’里也未必进过没有头发的‘女牌位’。哪个要尼姑一样的女人做媳妇？你落了发去做尼姑罢！”她要剪发的希望就此破灭。头发把女性与家庭紧紧绑在一起，剪掉了头发，也就剪断了与家庭的联系，很可能在社会上无处容身。这个故事当然是虚构的，但它告诉我们女性都受到了哪些压力。像张韫瑾那样与同伴一起生活在学生宿舍的学生还算幸运的，对于一般住在家里的女性，要剪发尤其困难。一名叫化春的女性要剪发而为母亲和丈夫所阻，邵力子促其摆脱阻碍，称“唯有自决而已”。但仅凭“自决”，却并不能解决问题。

而且，与男性剪辫不同的是，女性剪发“（一）无政治的压迫，（二）无满清的刺激，（三）欧美的妇女没有剪发”。换言之，没有任何促成女性剪发的因素。毛飞宣称要“脱开欧美，小视东洋（日本），邀合全国的姊妹们，做一个世界上剪发的新提倡”，主张中国应在剪发方面引导世界；反过来看，此话意味着从欧美和日本那里找不到任何根据以主张剪发。相反地，倒是有人介绍外国反对剪发的主张。

关于女性为何迟迟不剪发，某论者举出如下各种原因，即家庭反对、社会嘲笑、习惯因袭、外国无先例、男女无法区分、卫生（头发可保护头部）以及美观；而论者认为美观才是最大理由。剪发是以男性化为目的的，所以忽视了美观，某些具体、实际问题如剪成怎样的发型等几乎无人谈论。一位女性就提出这样的问题：“女子剪发是否‘光头’，还是‘平顶’，还是‘留几寸长的头发’? ”当时的社会，剪发即意味着要做尼姑，因此，抱有这样的疑问是十分自然的。一位据说8年前就剪了发、名叫金红侠的女性说：“剪发是自由行为，所以无须一定形式”。但这并不能解决问题。当时只提倡剪发，但诸如刘海是否一起剪掉？脑后要留多长？这些具体问题人们无从知晓。此时果断剪发的秦德君、钟复光后来回忆说：“初剪发时，都不知该梳什么发式好，连理发店的师傅也很感为难，因从来没有设计过妇女的短发，故只好拣个现成，按当时最流行的男发样式来剪理了”。看重庆第二女子师范学校学生在1921年拍的照片可知，有的五五分，有的三七分；这都是当时流行的男式发型，前者称“华盛顿式”，后者叫“拿破仑式”。

有人试图通过对“美观”重新定义，来解决这个问题。即女性之美不在表面人为的装饰，而在于德智体；美是善的理想的外在表现，而卫生就是善，就是美。另有人认为，装饰是破坏尊重女性的魔鬼，并因此排斥所谓美观。对他们而言，剪发还只是“读与被读”的对象，尚非“看与被看”的对象。实际上，他们大多数并未亲眼见过剪发女性，各种有关剪发的说法，都是来自“剪发”这一语词激发的遐想。而女性们则是通过报纸“阅读”到这些主张，知道有所谓剪发，从而去摸索如何剪发的。

1922～1923年，甘南引在全国范围内就结婚问题作过调查，所提问题也涉及剪发。调查对象几乎都是学生或其他与学校有关者。对于妻子是否已剪发的提问，397人中有378人回答说没有剪发，回答已剪发的只有6人。回答没有剪发的人所谈理由为：曾建议剪发，但妻子不愿意；有志于剪发，但未能实现；受乡下旧礼教束缚，没有剪发；如果妻子剪发，早就不要她了，等等。而对于是否赞成妻子剪发，回答赞成的已婚男性有54%，未婚男性则只有38%。赞成的理由有短发清洁、节约时间和金钱等；但也有人附加条件，称女性不能和男人一样，必须保持美观。而反对的理由则与头发是否美观有关，也有人以剪发会导致男女不分、欧美女性也没有剪发为理由；极端者则说，女性剪了发就是怪物。另外，也有不少人表示剪不剪发无所谓。从上述调查结果亦可看出，美观与否是反对剪发的主要理由之一。

有人问在《民国日报》上极力提倡剪发的叶楚伧说，你妻子剪发没有？令人感到意外的是，叶竟回答说“没有”，从而招致批判。对此，叶说，我不能强制妻子剪发。当然，剪发不能强制，但如果连身边的人都说服不了，如何说服整个社会呢？

也许有人说，“便利固然便利了，然而社会上能实行的还少，一般妇女还是不肯剪发”。这统不是我的责任。我只把“妇女应否剪发”的问题解决了，得个“应剪”两个字的答案，作为理想。实现我理想的，还是在社会上的妇女。

可见，他们只管提倡，实行则全凭女性“自决”；对他们而言，剪发只是“谈谈”而已，谈本身即有其意义，谈了，也就达到了“取缔女性”的目的。

女性剪发受到进步男性知识分子的支持，但女性所处环境没有改变，仍是旧式的政府、社会、学校和家庭。正如毛泽东1927年在其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所指出的那样，压迫女性的有皇权、族权、父权、夫权；身受多重权力禁锢的女性，连自己的发型也无权自由决定。孔德学校的学生曾主张，“女子要求社会解放，必须从个人自己解放作起”；然而，只要社会不改变，个人即使获得解放，在社会上也将无处容身。剪发往往并非个人、而是如孔德学校学生那样的集体行为，就是因为剪发问题已超出个人层次。毛泽东曾于1919年这样说：

女子本来是罪人，高髻长裙，是男子加于他们的刑具。还有那脸上的脂粉，就是黔文。手上的饰物，就是桎梏。穿耳包脚为肉刑。学校家庭为牢狱。痛之不敢声。闭之不敢出。或问如何脱离这罪？我道，惟有起女子革命军。

2．剪发之“看与被看”

女子剪发，昔为新文化家所提倡，今沪上女子实行者已颇不乏人。然大抵为新潮流所冲动者，至教会及官立学校中实不常见。而以全社会论，尤居少数。……现在剪发女子，蓬首垢面，于美的方面，似稍欠注意。……男女不平等之点，厥在经济法律两大点，至剪发琐事，纯系女子单方面之美观问题，不独与男女平等问题无关，即为男子玩物一语，亦谈不上。

上述主张出现在1925年2月，较之五四时期“新文化家”的观点已有很大不同，我们从中已读不到剪发与男女平等的关系，剪发已纯粹是美观问题。剪发已从抽象讨论变成具体实践，并离开了男性而成为女性自身的问题。

1925年10月，大中华百合影片公司拍摄的电影《小厂主》（The Boy Heiress）公映。该影片主演黎明晖是湖南湘潭人，是有名的儿童音乐家黎锦晖的女儿。她12岁初次登台，演唱其父谱写的歌曲；15岁通过环球电影公司的新人选拔，正式从影。黎明晖自幼聪明活泼，性格开朗，爱好体育；因其演技自然，银幕形象天真烂漫，一举成为名演员之一。《小厂主》是黎明晖参演的第四部电影，也是第一部主演电影。她在影片中扮演短发男装的黎爱芳，为此剪去了长发。影片中的黎明晖是一个健康活泼的少女，没有性感展示，但这使她有可能更加容易地越过男女界限。女电影演员剪短发引起轰动。8月5日的《三日画报》马上刊出了黎明晖剪发后的照片，黎的发型被戏称为“鸭屁股”而广为人知，有人甚至一本正经地说，收件人写“鸭屁股”，信件就能送到黎明晖家里。“鸭屁股”成了黎明晖的代号。

后来，又有殷明珠为出演电影《传家宝》而剪发。其他女演员也有剪发的，媒体也大肆宣传。1926年2月，《三日画报》历数短发女演员，其中有殷明珠、黎明晖、杨耐梅、谢采贞、张美烈、严月嫣、陆美玲等。剪发的不仅有女演员。无锡人“密司苏”是扬州五师小及五师初中的体育教员，黎妹妹（黎明晖）剪发时，她也立即响应，两校学生也有数人随之剪发。剪发潮还从江南扩大到各地。当时恰逢暑假，女学生回乡时将这股潮流带向各地。在南开大学，开学时，31名女生中有16名剪了短发，令男生们大吃一惊。

上海剪发，亦不过一二年间事，某电影明星剪发后，数家报纸，竞为记载。某影片公司，再大登其广告，谓明星因饰某角，牺牲美发。

上海的剪发热是舆论炮制出来的。1925年这一年，正值国产电影大发展时期，上海女性开始将此前对演剧的热情转向电影。国产电影开始影响女性时尚，报纸也报道“自从国产影片盛行以来，画唇风气，已渐渐流行了”、“自国产电影兴，女演员咸竞尚奇装，于是抱出风头主义之妇女，胥以女明星之装束为楷模”等。她们在银幕上看到女演员剪短发，不再认为短发“不好看”，而是将其视为时尚发型。报纸、杂志上也充斥着短发影星的照片，还以插图说明哪种脸型配哪种发型。当时流行的月份牌也好印短发女性照片，短发型书籍摆上书架，女性短发理发店的广告也上了报端。就这样，随着女性短发在社会上随处可见，并开始进入消费生活，曾是剪发最大障碍的美观问题已烟消云散。至此，剪发已上升到“看与被看”的层次。

1920年时，外国女性未剪发，曾是阻碍剪发的重要因素之一；但是，到了1925年，情况已经发生变化。“年来世界各国女子皆盛行翦发……闻各国比较，翦者以法国为最多，舍老妪及少数乡曲妇女外，几无一个不已翦发……美国妇女已翦发者约十之七八，女明星及女优名妓大半皆已翦去，女学生之未翦发者，百人中仅一二人。英日最少，不过十之二三，若吾华，仅百分之二三耳。”该报道是否准确暂且不说，外国的状况被用来证明剪短发理所当然，显然是重大变化之一。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报刊认为，在短发时尚方面，这时的日本比中国更加普及。

尽管短发被视为最流行的时尚，但仅此还不会普及。因为，在当时孙传芳统治下的上海，短发是被禁止的。1926年11月，上海各界妇女联合会特别发表声明反对禁止短发，这表明禁令并非一纸空文。这个问题，留待下一章再作探讨，此处先看阻碍短发普及的另一重要原因。

那就是理发店问题。清代的长辫也好，民国的短发也好，男性都离不开理发。但是，女性则必须自己或雇“梳头姨娘”来梳理头发，去理发店的想法本身就不存在；因此，满足女性需要的理发店极少。而这成了阻碍短发流行的重要原因。正如有报道称，“海上一般妇女，其所以不敢贸下决心者，大抵由沪上无高手理发匠耳”。

1926年初的上海，霞飞路有一家外国理发店，但要价昂贵；而武昌路的女性理发店技术不好，顾客极少。同年3月上海为女性服务的理发店情况如下。

……以予所知，则在南京路者有三家，如外滩转角汇中饭店隔壁一家，及南京路三十四号美人所设之宝儿美丽女子剪发所一家，又惠罗公司隔壁前南洋烟公司旧址亦有一家。此外在法租界霞飞路者有三家，一名樱井，为日人所设；一为法人所设，又一为西洋人所设。上述各家，往剪者多欧美妇女，吾国女子虽亦有光顾者，大多系富家女子及电影明星。盖每剪一次，动辄二三元，若欲择一精美之式样而加以卷曲，则常费至四五元，是非一班普通人所能胜任。至华人自设者，如新世界对过之一乐也，取价既廉，技亦可观。此外虹口武昌路及北四川路，亦有善剪之理发所，惟较一乐也似稍逊。且中国理发所多未备妇女专室，亦一缺憾也。……身体发肤，吾国女子向极重视，故轻易不愿为男子之手抚摩，今海上所有之女子理发所，无论中外，其技师皆男子任之，故亦有一部份之女子，以此种原因而不欲剪发者，不在少数。

作为时尚，剪短发并非把头发剪短就完事，而是需要到有一定技术的理发店剪短，然后穿上较有品位的服装，还要戴上一定的首饰。在时尚面前，所谓节约时间和金钱、卫生、男女平等这些看法都已没有任何意义，时尚轻而易举地就把那些讨论甩在身后，使赋予剪发的各种意义显得多余。而对于曾经的剪发支持者而言，这种情况却决非值得欢迎。陈望道在1926年9月的《新女性》著文称，以前是为反对打扮而剪发，现在则是为打扮而剪发，并抱怨道，

最近的一二年，有人从审美上主张剪发，剪发的现象方才会得普及起来，甚至奶奶们也来了。……其意义可说正与当时所主张的相反。……现在剪发已经不足为所谓新式女子底标帜，已如旗袍不足为旗人底标帜，洋服不足为洋人底标帜，没有两样了。

不过，与一年后相比，短发流行此时还很有限，禁令的存在和理发店不足仍在起着制约作用。

三 国民革命与剪发

1．剪发的政治化

自从北伐军克复江浙以后，所经的地方，大都一天一天的改革起来。其中最明显，而最普遍的，要算剪发这件事了。一般爱时髦的女郎，十九把三千青丝，尽付并州快剪。

民国十四五年以后，女子始尚剪发，即北兵头，因我国北伐时女子从军有剪发，民间仿之，自上海流行入台，故称“北兵头”。

在上述资料中，剪发与国民革命（北伐）被明确地联系在一起。图3是1927年1月1日《民国日报》刊载的回顾和展望国民革命的文章中的插图，由此可知，这时剪发已成国民革命的一部分。那么，作为革命行为之一的剪发，是何时、怎样产生的呢？

中国共产党在1922年7月召开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了《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提出开展妇女运动的方针。其中称要打破旧社会一切礼教习俗的禁锢，但并未直接提及剪发。翌年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也一样。中国国民党方面则在1924年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正式提出要谋求男女平等、发展女性权利，并成立了中央妇女部。1926年1月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又通过《妇女运动决议案》，其中规定要指导女性参加国民革命，同时致力于女性自我解放。这样就奠定了属于个人解放的剪发和争取民族解放的国民革命相结合的理论基础。但这仅是具备了剪发与国民革命结合的条件而已。

1926年3月18日，发生了所谓“三一八惨案”。学生们反对并要求北京政府拒绝列强提出的八国通牒，在天安门前通过决议案后，前往执政府请愿，中途遭军警开枪射击，当场被打死47人，许多人受伤。临时执政府认为共产党与该事件大有干系。“三一八惨案”后公布的证词中，有一些与剪发有关。试举几例如下。

死者多为剪发女生，及手执旗帜的人民，显系预有射击标准。

只要看当日女生中弹的多半是剪了发的，就可以知道主张开枪的人与她致死的原因了。

这种用枪弹或用木棍待遇区别之处，是在剪了头发与否……这也是头发的惨剧呵。

……又闻，卫兵专向穿洋服之男子及剪发之女生刺击，因洋服，短发皆为共产党之标帜。魏女士已剪发，故被击死。

上述证词是否属实，无从判断；但至少可以看出，当时许多人相信，军警是有意瞄准剪短发女性开枪的。为什么要这样？杨春洲说，“当时的女学生都留有长发辫，只有少数进步分子敢于革命，剪去辫子，她们正是反动派所最忌恨的人”。培良更是直截了当地说：“剪头发的女人是共产党。”

对于政府及教育当局而言，剪发女性是礼教和社会秩序的破坏者，因而视之如同正极力镇压的“共产”“赤化”。而在反对政府和教育当局的斗争中，短发女学生总是站在前列，这也极易使人将其与“共产”“赤化”联系在一起。实际上，参加国民革命的女性，大多是剪短发的。比如，蔡畅早在1912年就与其母葛健豪一同剪了短发。向警予，如本文前节所述，早在1916年就已在鼓励学生剪发。而邓颖超的照片则表明，她也在1919年前后就剪了短发。1926年夏天，胡兰畦在广州拜访国民党妇女部长何香凝，看到何“剪着短发，穿一件旗袍”。广州处于国民党统治之下，在这里，剪短发是表明自己参加革命的标志。

孙传芳统治上海，禁止剪发。1926年11月，共产党机关报《向导》报道说，“在他的势力范围内，只要男子是学生装或穿西服，女子剪发者，均视为间谍，随便拘捕监禁枪毙”。同年11月，浙江省长夏超归顺国民革命军，孙传芳派兵进驻杭州。孙军入城后将逮捕短发女学生的谣言在杭州广为流传，据说已经剪发的女学生都戴上假辫，躲在学校里不敢出门。同一时期，周作人读到孙传芳和丁文江在上海大捕革命党，又读到社会上称短发女性为“女革命”，于是将二者联系起来评论道：

我还记得以前看见没有辫子的人大家便说这是革命党，到后来军政府一声命令，自己的也剪去了，现在又见了剪发的女人来大惊小怪，真可以说是“不知是何心理”。辫子是满清的记号，剪去了它多少可以说是含有反抗的意味；女子的头发难道又是孙丁的权威的表示，毁损了它就要算是叛逆么？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认为，中国女性被置于反动政治压迫下，连剪短发、穿长袍的自由都没有，并将此当作扩大反军阀宣传的机会。女性剪短发原为“道德”问题，而非“政治”问题，其被赋予政治意义，乃源自女学生参与政治活动。不过，如前节所述，此时上海流行短发却是一种时尚。那么，这二者如何区分？或者说，出于时尚而剪了短发的女性有无被逮捕？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让我们先来探讨剪发在武汉的情况。

2．武汉：剪发＝革命

1926年10月10日，北伐军攻克武昌不久，蓝淑文来到湖北妇女协会。在这里，不少妇女一起交谈，情绪激动，当场相继剪去长发。当时正值国民革命，类似情景绝非罕见。同年11月，北伐军占领南昌，胡毓秀受命筹备高安县妇女协会。“我们听了很兴奋，一回家，就把头发剪了”。在万安县帮助筹备妇女协会的康克清，“听着大会上的讨论，眼前豁然开阔起来，当天，她就下定决心，照着代表们的样子剪掉了长发”。就这样，许多参与妇女协会工作的女性都剪了发。对她们来说，剪发是一种仪式，表示从此参加革命。不过，并无人规定剪发为运动方针之一。

1927年3月8日下午，汉口举行纪念三八国际妇女节大会，约有二十万人参加。汉口特别市党部的詹大悲发言主张：妇女解放必须首先除掉套在自己身上的枷锁；而关于缠足和剪发，他这样说：

如缠足一事，束缚我们妇女同胞，残废我们妇女同胞的身体。还有蓄发一事，每日梳头照镜，不知花了多少时间。我希望从今天起，我们湖北的妇女，马上都做放足运动剪发运动。这才真正能求自己的解放，这才能努力来担负革命工作，才能得到你们真幸福。

在武昌，在湖北省妇女部长蔡畅领导下，自同日起召开了全省妇女代表大会。不过，在大会通过的《湖北女性总要求决议案》《宣传问题决议案》《放足运动决议案》《教育问题决议案》等决议案中，并未包含剪发的内容或规定。尽管如此，湖北省党部妇女部却于5月开展了大规模的剪发运动，除武汉外，周围地区也深受影响。比如，黄陵市妇女协会开展的运动主要宣传放足和剪发；在黄安县，天足会成立后，放足取得很大成果，县妇女协会新成立后，在继续推进放足运动的同时，又开展剪发运动，至5月中旬的几个星期内，有1620多人剪了发。内田佐和吉记述道，“大正十五年九月，蒋介石北伐军进入武汉，即令妇女剪发，拒绝者指为国贼，国民妇女协会亦遵照指示前往乡下各地号召剪发”。

就当时汉口的情况和气氛，荷笠说，“好像人人都革命化了；好像人人日常生活的习惯和其思想行动，都通通革命化了”；并举了一些具体例子，如人们羡慕军装、皮带，称五分钟吃完饭叫“革命式”，客厅挂上孙中山的遗像、遗言和遗嘱，互称“革命的姊姊”或“革命妹妹”等。关于剪发和放足，荷笠这样说：

本来剪发自有剪发的理由，放足也自有放足的理由，但是现在剪发放足的人，或要别人剪发放足的人，都把这些事件的本身的理由丢掉了；她们那样做，或要别人那样做，便是在革命呀！

在笼罩着武汉的革命气氛中，革命成了一种时尚，人们竞相模仿“革命式”行为方式，以体验参加革命的兴奋。剪发也是这种革命标志之一。剪发本应出于个人自觉自愿；但是，不久“城市的妇女统统剪了发，不剪的就由妇女协会派人等在路途中用强迫的手段实行‘头发革命’”，强制剪发开始了。而后，剪发和强制剪发的行为被等同于革命。那些原本为革命而剪发的女性，现在成了为剪发而参加革命。与短发作为时尚而流行的上海不同，在武汉，短发作为革命行为和作为时尚并无明确区分，而是作为一种“革命时尚”迅速普及开来。

5月13日，国民革命军鄂军第一师师长夏斗寅叛乱。夏军在各地袭击妇女协会，要把剪发女性全部杀掉；其逻辑是：“剪了头发的就是反革命，所以我要打倒你们”。国民政府方面组织中央独立师前往讨伐夏军，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女生队也参加该师，在夏军被驱逐后的地区开展宣传和群众工作。在咸宁，加入妇女协会的女性有四分之三都剪了短发，但因宣传时间太短，她们不愿参加群众运动，尤其不愿游行喊口号。国民政府军离开后，夏军重返咸宁，将剪发女性全部杀害。结束对夏军的讨伐返回武汉的女生队员彭漪兰报告说，“民众一见我辈，即相率逃避，男畏拉夫，女畏剪发”。剪发之于女性，就如同征兵之于男性。剪发由于被视作革命行为，成了政治立场的标志，于是也就成了“反动派”（国民党右派）攻击的目标。在缺少人才、没有足够时间宣传国民革命意义的情况下，剪发由于容易发动，且视觉效果较强，几乎是妇女协会所能开展的唯一活动。

剪发与征兵一样把人们强制带往革命阵营；而在武汉国民政府末期，那多半意味着死亡。在罗田县，夏军残部剥光剪发女性的衣服，将绳索穿过她们的乳房，牵着她们行走；上游县发现十几具剪发女性尸体，全被割去乳房，胸腹部被刺穿，全身肿胀。鲁迅说，割去剪发女性乳房，是为使她们更像男性，从而警告女性不要随便模仿男性。剪发女性常被视为性行为不轨者，比如她们被中伤为“裸体游行”、实行“共妻”等。“反动派”是要把试图跨越男女界限的剪发女性尽行除之而后快。

就这样，在国民党左派、共产党和国民党右派之间斗争日趋激化、国民革命面临挫折之际，妇女协会的活动越来越偏向剪发。关于武汉的妇女运动为何逐渐偏重放足和剪发，末次玲子说，“革命领导机关认为，结婚和离婚自由等婚姻、家庭改革运动，将招致家长们尤其是男性农民的反对，因而不利于革命”，于是，放足和剪发就成了运动的主要内容。中共中央在1927年2月的通告中称，“在宗法社会关系最深的地方，就是只提出反对缠足、禁止蓄婢纳妾均是很革命的口号”，要求优先团结男性农民，妇女运动则从放足等较稳妥的方面着手。此类由最高领导层规定方向的妇女运动，末次称之为“政权主导型妇女解放”，并认为武汉的妇女运动是其源头。不过，最高革命领导层是否就剪发做过具体指示，则不得而知。末次说，上述共产党中央的通告中曾要求“宣传要围绕剪发和放足这两个中心口号集中进行”，汉口的三八国际妇女节纪念大会以及湖北全省第一届妇女代表大会忠实地执行了这个指示，运动主要集中于放足和剪发。但是，该通告虽要求集中于两个口号，但同时要求“须视当地妇女现时需要的是什么而定”，且并未说必须集中于剪发和放足。如末次所示，革命领导层更重视农民运动，并试图对可能招致男性农民强烈反对的妇女协会的活动加以一定限制，妇女协会的活动因而被迫向男性农民不太反对的方向倾斜。是否可以这样看，即在这种情况下，妇女协会成员们自发地——或因没有其他途径而无奈地——选择了剪发。对于放足，国民党左派、共产党和国民党右派等任何阵营都不能公开提出异议，故而剪发成了抗争的焦点。妇女协会剪发运动逐渐走向过激，并非妇女运动顺利发展使然，而是其穷途末路的标志，同时也是武汉的国民革命穷途末路的标志。

7月15日，武汉国民政府决定“分共”，剪发女性陷入困境。因有谣言称国民党将解散妇女团体，并准备屠杀剪发女性，中央妇女部和湖北省政府被迫发出命令，要求保护剪发女性和妇女协会。曾是国民革命的象征、革命行为之一的剪发，由于革命方针改变，已被革命所抛弃。后来，在国共对抗地区，剪发女性仍被视为倾向共产党。有报告说，广东省花县的共产党军队，走在最前面的是百余名剪发女性；广州的剪发女性一日数度遇难；在河南，剪发女性被怀疑是共产党而遭到监视，不得外出行走；在湖南，自“马日事变”后，到处流传着“巴巴头，万万岁，漂漂鸡婆遭枪毙”的顺口溜，短发的共产党员曾志因而不敢出去走动。后来，苏维埃政府成立，曾志把留长的头发剪短，脱下旗袍，换上男学生装，重新开始活动。她到国民党统治区活动时，为避免暴露，就换上当地妇女常穿的衣服，并把头发在脑后挽成发髻。就这样，共产党员开始利用人们对短发女性的印象，来伪装自己的身份。

3．江南：时尚与革命的交织

在北伐军到来的1927年春夏之交，剪发热席卷江南一带，被称为“剪发潮”。

青天白日旗所至之处，一般头脑稍新智识开通之女子，莫不纷纷将发剪去。一月以来，沪上气象一新，自妇女联合会提倡妇女剪发后，与烦恼丝脱离关系者尤多，行于马路，女子十之六七皆属鸭股。……

……

妇女剪发之式样，不下十余种……若剪成平顶及和尚头者，则舍女党军外未之见也。

江苏自归党治之下，海上妇女，遂盛行剪发。试披览报章纪载，可以觇其概况。乃嘉定女子，比来亦群相效尤。据调查所得，女子之已截发者，几占全城十之七。中以少女居四成，少妇二，中年妇一……

综其式样之最多者，为两鬓垂于耳际，前覆留海，如昔之黎明晖式。亦有左右分披，低垂及颈者，又如今之黎明晖式……

革命军兴以来，勃然而起者，厥唯女子剪发一事。其来也似潮，沛然莫能御。海上开风气之先，此风大盛。平湖女子，耳濡目染，遂亦风从。现在学生中剪发者，达十分之八。教员之未剪发者，几等于零。即非学界中人，自大家闺秀，迄小家碧玉，亦约占十分之四。一般闺秀，未知剪发后如何情形，或恐有损美观，乃先令使婢实验。故婢女剪者尤众。风行之普遍，可见一斑。

上海由于发生了“四一二”，共产党较早地被清除出国民革命，所以，剪发女性被视作共产党而遭到残害的事情没有发生，剪短发甚至被看成反对封建军阀、支持新政权的标志。曾在武汉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教官的陶希圣，在武汉国民政府“分共”时脱离中国共产党。1928年，他因赴任南京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而途经上海，发现上海的女性如此迷恋短发而大惑不解。她们难道不怕被当成“反动”吗？不会遭到“武人豪绅”迫害吗？不久后，陶弄明白了：上海和武汉情况完全不一样。陶举一位女性在武汉拒绝剪发而逃走、中途遇难的例子，并得出结论：“好像妇女的发髻可以抵抗革命，却抵抗不住时髦”。据他观察，上海女性剪发，不是为崇尚革命，而是为追逐时尚。如果仅是为表示赞成革命，实在没有必要固执于某种形式。但是，平头及和尚头还是被称作“女党军”而遭唾弃。剪发作为时尚，托故革命而迅速流行开来。

迨革命军占领扬州，随营工作之女同志，短发齐眉，旗袍革履，乘骏马，过长街，英姿奕奕，观者啧啧称羡，尤以妇女界为最。而剪发之心，亦基于此。

这篇报道表明，短发作为一种时尚吸引了世人的眼光，而艳羡不已的不仅是女性。

……会革军二次莅扬，某女校有提倡剪发之举，于是一般号称时髦之妇女，群相效尤，极争奇斗妍之能事。邹生见之，深以为美观，视妻之结发垂髻，曾不足以趋时尚，遂日夕促其截去……

此时，蒋介石夫人陈洁如与张静江的两个女儿因前往美国而途经神户，日本报纸对此作了介绍，称她们是“天生丽质、短发洋装的近代女性”“短发洋装、摩登而性格开朗的大家闺秀”。记者向“似乎忘记了国内喧闹”的张家姊妹问道：“北军迫近南京，南京政府混乱不堪，您父亲是不是非常担心？”张家姊妹“灿烂地笑着”回答说：“那个嘛，政治的事情我们什么也不知道”。在此，我们根本读不出剪发作为国民革命象征的政治意味。

而曾经是剪发一大障碍的理发店问题，这个时期也有了很大改善。

沪上自女子盛倡剪发后，各大剪发店，如一乐也、万国、东亚、两新新、升发、华洋、华新、成记等，莫不女宾满座，应接不暇，其生涯之盛，为从来未有。租界各种商店，自戒严以来，营业衰落。独剪发店，利市十倍，诚属有幸有不幸也。

各剪发店为女子剪发，取费不一。普通四角至八角，惟第一次剪去髻辫，费须稍昂，有一元或一元二角者……

空前的剪发热，使理发业生意兴隆。在上海，女子理发专科学校于1927年秋天开课；在南京，众多理发店相继开张，街道上“三步一理发店”。但是，剪发热兴起之初，部分女性尤其是大城市以外的女性似乎吃了不少苦头。

那时剪发程度高点的地方，只有青年会理发所。里面位置只预备了两个，怎样应付得了？往往有许多女子牺牲午饭，拣这空时候去一试；有许多等了好几天还没有轮到的呢！初次剪的是黎家妹妹的式子最多。

近二月来，苏州女界剪发之热，可谓盛极一时。青年会原有之理发馆，特加组女子剪发，以应时势需要……闾门外马路之大同理发馆，亦应时而起，装潢精美，粉饰一新，另辟一室，为女子剪发之所。惜均由男理发匠司其事……

正如该文感到可惜的那样，女性理发师不足的问题仍未解决，女性依然不愿让男性为她们理发。苏州发生理发师强奸女顾客事件后，女性被禁止进入男性理发店。在这种情况下，各地纷纷成立培养女性理发师的学校；而在无锡，为一般女性提供剪发服务的则是娼妓，剪发竟然发挥了女性解放的作用。那么，有多少人在剪发热期间剪了短发？下表数据是对参加杭州妇女联欢大会的女性发型进行调查所得，286名女性中，有145名剪了短发。当然，应该考虑到调查对象中开放、进步者较多，但仍可看出有相当多的女性选择了短发。

4．华北、东三省：最后防线

北京政府规定女性剪发属犯罪行为，通令禁止剪发。该通令称剪发带有布尔什维克主义色彩。而在上海，不仅外国女性，中国女性也流行剪发。

7月14日来自上海的消息表明，剪发在北京和上海面临的境况截然不同。处于张作霖淫威下的北京，剪发依然被禁止。其理由，开始是有伤风化，但随着其与南方鼓励剪发的国民政府间对抗加剧，剪发被赋予政治色彩，与布尔什维克主义联系起来。1926年，直隶省颁布《取缔女子剪发条例》，规定女性3个月后仍剪短发，将罚款1至15元。之所以颁布该条例，据说是因为“党军侦探，利用短发，男扮女装，女扮男装，混迹人丛中，以肆行其宣传或侦探手段，扑朔迷离，令人无捉摸”。但尽管如此，仍难以阻止短发流行，一年后遂开征剪发税，规定每月纳税2元，即可剪短发。国民革命军抵达北京后，短发也随之风靡北京。

前当奉军蟠踞北京之日，正禁止女子剪发之时。迨南军到达幽燕，国民政府乃下命令，通行剪发。于是北平女子，罔不欢喜欲狂。削髻断鬓，几有欲剪不难，得一剪发匠人独难之势。……初奉军对于剪发女子，以其有伤风化，凡剪发女子，皆科以罚金。至革命军当局对之，适于奉军相反，凡女子之不剪发者，则拟征以课税云。

图4为北京新成立的女子理发专门学校的照片。墙上所挂青天白日旗和“天下为公”标语表明，只有国民革命军到来后，才可能成立这样的学校。

接着，剪发之战的前线，向北推进到了东三省。1927年底至翌年初，有关剪发的论战在奉天《盛京时报》上展开。较之1920年的讨论，参与在《盛京时报》论战的，大多为反对剪发者或中立派，他们的言论如实地表明所谓“新文化家”的讨论是如何观念化、如何肤浅。比如，有关卫生，他们说，有人说长发不卫生，那么，有人因为留长发而得传染病吗？日本女性不剪发，她们不卫生吗？头发剪得再短，不梳理也会长虱子，诸如此类。有关节约，他们则批判说，剪发的都是较富裕的人，一般人反而不剪发；即使剪了发，继续穿着华美服装，也不会有什么节约效果。而且，剪了发也还需要头油，如果每星期都去理发店，费用更高。与1920年不同，对他们而言，这时已有不少女性剪短发，可以根据实际观察进行十分具体的议论。

反对剪发者重视的是美观和政府禁令。对此，赞成剪发者则反驳道，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真理，法律也没有永远正确的；剪发是时代潮流，不存在正确与否的问题；不能说长发就不美观，等等。也有人主张，不应以容姿献媚男性，要自己解放自己。

参加论战的仍然多半是男性，而男性是否应该议论女性剪发，也是论战内容之一。笑我批评说，这个问题和我们男性有什么关系吗？有进行讨论的价值吗？男性插嘴简直是多此一举。将剪发问题提到《盛京时报》讨论的TD女士则拒绝男性参与讨论。她说，不要在这个问题上浪费时间，研究别的问题去吧；剪不剪是本人的问题，是女性自己主权的问题。对此又有人反驳说，这个世界由男性和女性组成，两性必须互相帮助；剪发问题涉及占半数的女性，不能不问。刘信成认为，对女性的问题，男性也有劝告、忠告的责任。男性曾经认为谈论女性剪发是自己理所当然的责任，而现在竟对自己的作用产生了疑问；同时，女性也开始主张自己的权利，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变化。

关于探讨剪发问题有什么政治意义，也有人表达意见。笑我就质问说，现在正是国家存亡之际，关税自主权、不平等待遇等需要探讨的问题正多；女性即使全部剪了短发，对她们自己和国家有多大利益？如果大家都不剪发，又会对国家前途有多大阻碍？不少人认为，正因为议论剪发等问题，所以才会亡国；或者主张应多关心如何救国等。同时，也有人认为，剪发和救国大有关系。马少森论述道，女性问题是重要的社会问题，两亿女性不能与闻国事是一个大问题，如果希望强国健种，必得谈论妇女解放，也必得谈及剪发。他主张，剪发是风化问题、道德问题，与国家有直接关系。

眼看论战没完没了，有人尝试调停，却没能成功。于是，塞上野人建议投票表决，少数服从多数。尽管有人不同意，但还是进行了投票。结果，赞成的420票，反对的360票。赞成者稍占上风，但哪一方也未占到绝对优势。对于这一系列论战，小天这样总结道：

惟此等投票，究竟足以代表全社会众人之心理与否？……窃以女子剪发为现代社会必然之趋势。所谓必然之趋势者，仅就中流以上或思想较新之社会女子而言，非谓全社会之女同胞也。……女子剪发，无论其为清洁便利或求审美，大都始自文化中心地带。……试就社会中已剪发之女子而言，当有四大部分。一为女学生，一为妓女，一为知识者家庭，一为富家闺新妻妾。四者皆生活程度已臻优越地位，并亦思想较新之人；概剪发行为，乃其自动或被动好奇心理之一种表征，不能专以浮华或实行理论而概括之……况乎女子剪发并不关系国民生活太重，保守派何苦斥女子剪发为叛逆，而维新派又何苦必欲全国女同胞之尽为短发妇女？……女子剪发风行欧美，渐亦播于世界，其有当然之意义在，不卜可知。惟谓剪发即有伤风化，未免过甚厥词，或者不无一偏之见欤。但此次投票表决赞成或反对女子剪发一事，并不足以代表全社会群众心理。

小天说，剪发只是城市部分女性间流行的时尚，不应赋予其过多意义，即使赋予其某种意义，也不会影响剪发的趋势。实际上，1928年，剪发在奉天流行已呈燎原之势，政府试图加以禁止，但禁令直如一纸空文。

各级女学校剪发者日是其多，翟省长前曾通令禁止，而各校女生置之不闻，仍然剪发。张总司令闻之大为震怒，饬令三省教育厅传知各女校不准剪发，已剪者，赶速留起，如不遵令，将其家属严行处罚云。

该消息见报不到一周，《大公报》就报道说，“奉天市女校前曾禁止剪发，现已解禁，剪发者与日俱增”。张学良尽管对女学生剪发表示“震怒”，但眼看就要“易帜”并加入国民政府，他不仅被迫改变政治立场，也不得不改变对剪发的态度。

半年以来，女生剪发果不多见，然时事推移，潮流所届，兼以奉天张汉卿总司令为富于新思想者，近且服从国府，行将党化，将来趋势，女生剪发为必至之事，虽以旧势力蕴积之奉天，张汉卿且有东北大学开放女禁之议，于是风声所播，吉林女界思想一变，近月以来，女师女中之学生剪发者，先后组织……校长无可如何，厅长亦复不问，盖已认为时机成熟，不必限制矣。

在报纸刊载上述消息七个月之后，华北运动会在张学良主持下召开。受张学良之邀参观大会的冈部平太回忆说，

这次运动会上，女性选手异常活跃，尤其引人注目，较之三、四年前，恍如隔世。她们短发短裤，脚蹬钉鞋——这还不值得大惊小怪；其飞扬的风发意气、女性身上也涨满的青春活力，直如五月大地的春草萌发，显得生机勃勃。

行文至此，我们又回到了运动场上。剪发与体育结合绝非偶然，它是新女性的象征。短发女影星黎明晖于1934年结婚，男方是上海有名足球队的守门员陆钟恩，在本文开头提到的1927年的第八届远东运动会上，他是篮球运动员。结婚后，黎淡出电影界。1935年，蒋介石禁止女性烫发，同时禁止军人与不结辫女性结婚。剪发热随国民革命而兴起，不久后即冷却下来；短发成为寻常发型之一，硕果仅存的一点政治意义也丧失殆尽。由于后来政治发生变化，剪发又再次被视为道德问题。

四 结语

女性剪发自20世纪初即被提起议论，但引起知识分子广泛关注是在五四运动时期。该时期剪发者，有的追求科学、合理的生活，有的以男女平等为目的；而后者又试图与男性同样装束，去除女性特有的性别特征。但是，当时敢于剪发的女性并不多，对许多人而言，剪发女性只是“读与被读”的对象而已。1925年，短发作为时尚而开始流行后，剪发成为“看与被看”的对象；但因禁令仍未解除，理发店极少，女性剪发仍不积极。而国民革命一举除掉了这两个障碍，剪发因此迅速流行开来。1927年8月底，参加第八届远东运动会的日本、菲律宾选手所看到的，就是正在流行短发的上海女性。

在这个意义上讲，村松梢风的观察是正确的，即日本和中国的不同之处，在于有无政府鼓励。他说，在日本，即使政府发出同样命令，女性也会反对。村松还论及两国女性的气质，说日本女性个性较强，但较守传统；而中国女性虽缺乏个性，但做事坚决果断。在已跨越国民形成阶段的日本，男女分工已经确立，男性身体承担近代倾向，女性身体则表达传统特点。日本男性知识分子赞成剪发者极少，原因之一在此。而中国当时正处于国民形成的过程之中，不仅男性，女性也倾向于追求近代性，这一潮流在国民革命时期可以说达到了巅峰。开始，剪发只是道德问题；进入1920年代，随着女性活动日趋政治化，剪发女性不仅被视为礼教破坏者，还被看作现存政权反抗者。国民革命在广泛动员群众的过程中，把女性也当作重要成员，利用剪发女性作为象征性破坏力量。在时期方面，国民革命与全世界流行短发的重合实属偶然；但正因其偶然，才使得剪发之于女性成为国民革命的象征而发挥作用。放足由于早就是妇女解放运动的主要内容之一，人们一般不会将其与国民革命联系起来；但剪发的空前流行却是其与国民革命的密切关系使然。不过，正如新生活运动显示的那样，后来的中国女性被要求承担更多的传统作用。头发失去政治意义，重新成为道德的对象。而再次引发男性“担心”的，不是短发，而是烫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