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上海生活性服务发展的水平及结构状况

——基于投入-产出表的国际比较分析

（一）引言

近年来，服务业在大都市经济结构与空间重建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已成为许多大都市带动收入和就业增长的主导产业部门，因此，服务业的发展及其在经济增长与结构调整中的作用问题，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广泛的研究兴趣。Antonelli（1998）基于意大利、法国、英国和德国数据分析了信息和通信技术与知识密集型商务服务业之间的协同演进关系以及它们的产出弹性。Beyers（2005）发现服务部门的迅速扩张是推动美国各地区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服务业绩效差异则导致了各地区发展的不平衡。Lundquist等人（2008）的研究表明，生产者服务的快速增长是促进瑞典经济在1968～2004年成功转型和增长的主要动力。国内方面，岳希明和张曙光（2002）、许宪春（2004）、程大中（2003, 2004）、江小涓和李辉（2004）、李勇坚（2004）、程大中和黄雯（2005）等从服务业总体角度系统考察了服务业的核算问题、经济增长与服务业发展的关系、服务业的增长与技术进步、服务业的区位分布与地区专业化问题等。程大中（2008）、王瑞（2011）等则从生产性服务角度出发，分析了我国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水平、主要困境、部门结构及其影响。但上述研究都没有涉及服务业中另一大主体——生活性服务的发展问题。

实际上，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的经济增长和居民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许多城市，特别是上海等大都市在物质生活方面已不输世界上其他发达经济体。许多拥有消费实力的民众，莫不积极地追求精致化的优雅生活，造就了广大居民对生活性服务的需求愈来愈大。而从发达国家或国际大都市的发展经验看，生活性服务的兴起与发达，往往象征了综合实力的兴盛与国民生活品质的提升。生活性服务与生产性服务居于同等重要地位，与国民经济、生产性服务协同发展。因此，生活性服务的发展是关乎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并且对于提升大都市的国际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

我们的研究将以上海为样本，聚焦于曾长期被忽视的生活性服务发展问题。在这方面，国内学者取得了一些初步研究成果，如程大中和陈宪（2006）从消费支出角度考察了上海市消费者服务的发展现状，即居民在各种商品和服务上的消费支出规律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刘建国（2007）分析了上海市消费性服务业的变动趋势，指出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持续增长和服务类价格水平的提高是推动服务性消费在上海市居民消费支出中比重上升的主要原因。陈秋玲等（2007）探讨了上海消费者服务业与国民经济发展互动关系问题，认为消费者服务业对国民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大于国民经济发展对消费者服务业的拉动作用。洪涛（2011）对我国生活服务业体系的发展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但上述文献基本上都是基于传统的行业划分方法，即人为地把某些服务行业划为生产者服务业，把另一些行业划入消费者服务业或生活服务业，对消费者服务（业）或生活服务业展开分析。实际上，国民经济各服务部门都不同比例地分别为生产部门和最终消费者提供服务，同时具有生产性和生活性的属性，因此很难将其划入生产性服务“业”或生活性服务“业”。一个服务部门究竟多大程度上算是生产性服务业或者是生活性服务业，并不影响我们的相关理论和实证研究。本文创新之处在于，将每个服务行业或部门产出中作为居民消费的最终使用部分定义为生活性服务，以此为基础对上海市及其他国际中心城市和大都市的生活性服务发展问题进行系统分析，克服了现有研究中行业划分上的难题。

本部分的现实意义是，从理论和经验两个层面上回答和进一步深化国家“十二五”规划关于“大力发展生活性服务业”和上海市“十二五”规划关于“加快建设上海‘四个中心’”和“加快发展生活性服务业”所涉及的若干问题。

（二）生活性服务的含义与意义

为求精致化与专业化，服务业可分为与产业高度关联的“生产性服务业”以及与日常民生有关的“生活性服务业”两大主流，这种划分最早由Hubbard和Nutter（1982）、Daniels（1985）等给出。生产性服务业不是直接用来消费，也不是直接可以产生效用的，它是一种中间投入而非最终产出，它扮演着一个中间连接的重要角色，用来生产其他的产品或服务，具有高度前向关联（Forward Linkage），借由其所提供之高质量且快速的专业服务，可以降低相关行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的营运成本，进而创造出提升整体产业竞争力的效益。与生活品质相关的生活性服务业，则可以协助塑造高服务质量的生活环境，不仅有利于我国的经济发展，更是吸引及留住优秀人才的必要条件。一些学者和机构通常将某些服务行业或部门如金融和保险服务业、商务服务业、现代物流服务业、信息服务业、交通运输业等划归为生产性服务业，而将另一些服务行业或部门如旅游业、住宿和餐饮业、娱乐休闲业、文化体育事业、社区服务业、家政服务业等划为生活性服务业（洪涛，2011）。但实际上，国民经济中的各服务行业与部门都不同比例地分别为生产者和最终消费者提供产品或者服务，同时具有生产性和最终消费的特征。界定某个行业是生产性服务业还是生活性服务业是很困难的，很多服务业部门如金融保险业、交通运输业等既为企业提供服务，又为广大居民和家庭提供服务，只不过不同服务行业或部门提供服务的侧重点不同而已，因此我们没有必要对各服务行业或部门进行人为的划分。在经济学理论中，有形的经济物品被区分为资本品和消费品。本文借鉴这种分类方法，将每个服务行业或部门产出作为消费品的服务，即作为居民消费的最终使用部分，定义为生活性服务；作为资本品的服务，即作为中间使用的部分，定义为生产性服务，这样既保证了统计上的准确性，又克服了传统的行业划分上的模糊不清。

“十二五”时期上海经济社会发展的奋斗目标是：“四个中心”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取得率先突破，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得到明显提高。在这一背景下，大力发展生活性服务，对上海而言意义非凡。从其他成熟的国际性大都市发展经验看，“四个中心”和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建设不能单靠华丽的硬件来打造，更重要的是依靠优秀的人才和优质的服务来推动。以国际上重要的金融中心和航运中心新加坡为例，2008年新加坡国民经济中服务业产值占GDP比重为65.43%，就业结构中服务业从业人员占全部就业人员比重达76.24%，其中金融服务业和交通运输业从业人员占全行业就业人员比重分别为6.67%和9.85%。可见，国际大都市是服务经济高度发达、服务产业高度集聚、服务人才高度荟萃的中心城市。而同一时期，上海第三产业产值占GDP比重为53.66%，服务业从业人员占比仅为55.04%，金融业和交通运输邮政业从业人员占比分别为2.2%和5.28%，与发达大都市还存在很大差距，仅在与金融中心和航运中心建设密切相关的金融业和交通运输业人才储备方面要达到新加坡的水平，上海至少需要引进80万高端、专业的服务人才。没有生活性服务的配套发展，生产性服务就难以实现真正的发展。大力发展旨在提高生活品质、塑造高服务质量生活环境的生活性服务，有利于吸引和留住高端服务人才，加快上海“四个中心”和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建设步伐。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一个重要特征，是逐步改变以投资扩张推动经济发展的模式，增加最终消费需求在拉动经济发展上的作用。生产的终极目的是为了满足消费。发展现代服务业，不能仅重视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而忽视了对促进消费、吸纳就业具有重要作用的生活性服务业的支持。第五部分的数据分析将表明，像新加坡、东京这样的现代化国际大都市，不仅经济的服务化程度极高，更重要的是，各服务部门中生活性服务所占比重也很大，服务的生活化趋势非常显著。对于上海而言，不仅推动经济长期持续发展需要依托于生活性服务需求的扩张，而且生活性服务具有吸纳就业的强大能力。与生活性服务密切相关的服务业部门在就业中占有重要地位，据上海市第二次经济普查主要数据公报，截至2008年末，仅在批发零售、住宿餐饮、居民服务、教育、卫生保健、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就业人口就达262.5万人，占全部就业人口的25.2%，占第三产业就业人员比重高达47.77%，如果把其他服务部门中为居民提供消费服务的部分考虑在内，在全部服务业中，有近2/3的就业人口属于消费服务业（上海市统计局，2010）。

（三）研究方法和数据

1．研究方法

本部分基于投入-产出表分析上海市生活性服务的发展状况。完整的国民经济价值型投入-产出表包括中间使用、最终使用、增加值、总投入和总产出等几个部分。投入-产出表的这种结构为我们分析生活性服务提供了便利。各行业总产出中作为中间使用的部分相当于资本性产品或服务，进入再生产过程，供生产最终产品或服务之用；而作为居民消费的最终使用部分则相当于消费性产品或服务，用于满足广大居民和家庭的最终消费需求。这样，生活性服务可以对应于投入-产出表中各服务部门用于居民最终消费的产出部分，生产性服务则对应于作为中间使用的产出部分。

根据上面的定义，我们依据以下概念和指标对上海市以及新加坡和东京生活性服务发展状况进行经验分析。

（1）服务的生活化比率：各服务部门总产出中通常都有一部分用于居民消费的服务产出，这部分被称为“面向生活的服务”，我们把各服务部门提供的生活性服务占该部门总产出的比重定义为服务的生活化比率。

（2）服务资本品比率：各服务部门总产出中一部分是作为其他部门的中间服务投入而重新进入生产过程的，这一作为生产性服务的产出水平占该部门提供的生产性服务与生活性服务产出水平之和的比重被称为服务资本品比率，反映各服务部门的生产资料特性。

（3）生活性服务的部门构成：各服务部门用于居民消费的服务产出水平占整个服务业提供的生活性服务总水平的比重，目的在于考察生活性服务到底是由哪些部门提供的。

（4）生活性服务占国民总产出比重：服务业总产出中用于居民最终消费部分占国民总产出的比重，反映了生活性服务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发展水平。

（5）生活性服务占服务业总产出比重：整个服务业总产出中用于居民最终消费部分占服务业总产出的比重，有助于说明服务行业整体的生活化程度。其他指标如服务产出占国民总产出比重、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和服务投入率即服务投入占总投入的比重，反映了国民经济服务化程度。国民经济增加值率和国民经济中间投入比率则反映了国民经济的投入产出效率。

2．数据

本文的经验研究主要涉及上海市的投入-产出表数据。另外，鉴于上海的目标是建成“四个中心”和现代化的国际大都市，我们还特地选择新兴的发达经济体新加坡、成熟的发达经济体东京作为参照进行国际比较分析。由于国民经济投入-产出表的编制十分复杂，因此并不是每年都编制，国际上一般每隔5年更新一次（逢零、逢五年份）。1987年3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出了《关于进行全国投入产出调查的通知》，明确规定自1987年开始，每五年（逢二、逢七年份）进行一次全国投入-产出调查和编表工作。后来又在此基础上采用延长表技术，编制了逢零、逢五年份的投入-产出延长表（但部门或行业划分比较粗略），而绝大多数省市也同步编制了本地区的投入-产出表和投入-产出延长表。根据数据的可获得性、统计口径的可比性等，我们选择上海市2000年、2002年和2007年的投入-产出表/延长表以及新加坡和东京2005年的投入-产出表作为实证分析基础。上海市的数据来源于上海市统计局发布的《2000年上海市投入产出表（40部门延长表）》、《上海市2002年投入产出表》和《上海市2007年投入产出表》。东京都数据来源于东京都总务局统计部颁布的《平成十七年（2005）东京都产业连关表》，新加坡数据来源于新加坡统计局出版的《新加坡投入-产出表2005》（SINGAPORE INPUT-OUTPUT TABLES 2005）。

（四）上海市生活性服务的发展水平和结构

1．上海市服务业发展的总体水平和结构

表2-13描述了上海市国民经济投入-产出效率、服务经济发展的总体水平和结构状况。可以看出：上海市在2000～2007年国民经济增加值率平均为31.26%，并且处于递减趋势，与此相对，同期国民经济中间投入比率在逐步上升；从服务投入占中间投入的比重看，服务性投入消耗相对较小，平均仅为29.74%，这意味着物质性投入消耗相对较大，表明过去一段时期里上海市在经济发展方式上高投入、高能耗、低产出、低附加值的特征没有根本转变。但是，服务产出占国民总产出比重和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这两个指标表明，服务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地位正逐步提高；GDP构成中，服务业已占据半壁江山，并且比例还在稳步上升，这说明上海市大力发展服务业的方针已经取得初步成效，经济的服务化趋势日益明显。

进一步剖析服务业内部结构可以发现，服务业总产出中，生活性服务占比平均只有39.17%，在2007年更是下降为32.81%，这一动态变化趋势与另外两个指标所反映的情况基本一致：生产性服务在国民总产出中所占比重在不断上升，而生活性服务所占比重则处于持续下降态势。这意味着长期以来，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被片面理解为大力发展面向生产的服务业，生产性服务和生活性服务的发展并未受到同等重视，经济的服务化直接推动了服务的生产化或资本化，同时似乎在不断挤占生活性服务的发展空间，导致服务提供上的“重生产、轻消费”。这种条件下研究生活性服务发展问题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生活性服务重视的是用心发掘最终消费者的潜在需求，进而提供能够满足其需求的服务或商品，如此自然能够增加产品或服务的附加价值，有助于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2．上海市生活性服务的发展概况

表2-14列出了上海市各服务业部门提供的生活性服务的绝对水平。根据本文对生活性服务的定义，从数据来看，除“科学研究事业”和“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这两个部门外，其他所有服务行业都或多或少为消费者提供一定量的生活性服务，并且绝大多数服务部门提供的生活性服务的绝对水平在逐年增加。进入21世纪后，房地产行业蓬勃发展，截至2007年，该行业提供的面向生活的服务现价价值超过349亿元，在绝对量上居首位，排在其后的依次是“居民服务及其他社会服务业”（230.9亿元）、“住宿与餐饮”（216.2亿元），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197亿元），“金融保险业”（173.3亿元）、“教育”（159.7亿元）、“批发和零售贸易业”（151.9亿元）、“交通运输及仓储”（123.6亿元）和“文化、体育和娱乐业”（114.9亿元）等，上述行业是提供生活性服务的“大户”，包括直观上理解为“典型的”生产性服务部门，如金融与保险、交通运输及仓储等，价值都超过百亿元。相比之下，普遍被认为主要为消费者提供服务的旅游业发展比较滞后，生活性服务规模仅为88.3亿元。2007年上海市居民消费的服务总量为1845.8亿元，占当年居民消费总支出（4455.52亿元）的41.43%，生活性服务的发展还有很大的潜力可以发掘。

表2-15给出的是上海市各服务业部门总产出中生活性服务占比，即各部门提供的生活性服务占该部门总产出的比重。虽然从表2-14看，各服务业部门提供的生活性服务的绝对量逐年在增加，但从相对水平看，除“旅游业”“综合技术服务”“居民服务及其他社会服务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这四个行业的生活性服务占比增长较显著外，其他部门或行业的生活性服务占比基本处于下降，甚至显著下降态势。说明从行业水平看，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服务业并未朝着生活化方向迈进，主要还是为生产提供服务，服务的资本化趋势更加明显。在绝对水平方面算得上生活性服务供给大户的九个行业中，仅有“居民服务及其他社会服务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这三个行业中生活性服务占其总产出比重达到或接近50%，其他行业都比较低，其中“交通运输及仓储业”“批发和零售贸易业”“金融保险业”等部门生活性服务占比不到10%。

3．以服务资本化比率衡量服务部门的生产性服务特性

本文的资本化率，定义为各服务部门总产出中作为中间投入的服务产出占该部门或行业作为中间投入的服务产出与用于居民消费的服务产出总和的比重。与上述“各服务部门中生活性服务占该部门服务总产出比重”这一指标不同之处在于，服务的资本化率排除了“政府消费”“调入”“调出”“出口”“进口”对服务总产出的影响。服务的资本化率反映了各服务部门的生产资料特性，借助于该指标，我们可以更清晰地辨别各服务部门的生产性服务性质，即资本化率越高，则该服务部门就越具有生产性服务的性质，相反则越具有生活性服务的性质。

表2-16揭示了以下信息：首先，各服务业部门的资本化比率普遍较高，其中“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和“科学研究事业”的资本化比率高达100%，说明这两个部门仅提供生产性服务，是地道的生产者服务业。其他如“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交通运输及仓储业”“综合技术服务业”“金融保险业”“批发和零售贸易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邮政业”“房地产业”等的资本化率也都超过50%，意味着这些行业主要为生产提供服务，其余服务业部门或行业则主要提供面向生活的服务。其次，动态地看，“综合技术服务业”“居民服务及其他社会服务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和“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等行业的资本化率趋于下降，或者说这些服务行业在服务供给上正朝着生活化方向发展，其他服务部门的资本化趋势基本上有增无减。最后，表2-15表明“旅游业”的生活性服务占比在逐步提高，而表2-16又显示该行业的生产性服务占比在逐年攀升，结果非常矛盾。实际上，这正是该行业中“出口”和“进口”项的影响所致。2002年旅游业净出口占其总产出的比重为16.13%，远高于2007年的7.04%，所以按生活性服务占总产出比重进行衡量时，旅游业的生活性服务占比在2002年要低于2007年，但扣除“出口”和“进口”的影响后，该行业服务的资本化特征实际上在不断增强。

4．上海生活性服务发展的国际比较

上海市近期目标是建成“四个中心”和现代化的国际大都市，因此本部分我们选取同处亚洲的成熟国际大都市和中心城市东京以及新加坡作为样本，对东京、新加坡和上海在生活性服务方面的发展进行横向比较研究，对现有国际中心城市和国际大都市生活性服务发展的态势和新动向进行总结剖析，试图为上海发展生活性服务提供些许借鉴，以便更好地服务于上述发展规划。鉴于上海与东京、新加坡编制投入-产出表的时间不同步，本文选择上海市2007年的数据与新加坡和东京2005年的数据进行比较分析。

表2-17说明，发达都市在整个国民经济方面表现出高附加值特征。东京国民经济的增加值比率最高，达到56.13%，新加坡略低，为35.37%，上海距离这些城市还有一定差距。从东京和新加坡的经验看，服务业的发展，特别是生活性服务的发展，对于城市国际角色和国际地位的确立起着关键的作用，堪称国际大都市的“名片”。数据显示，上海、新加坡和东京都已经进入服务经济时代，服务业已成为整个经济体国民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的产业。但与新加坡和东京相比，上海市服务业整体发展水平还比较低。在所研究的大都市中，东京的服务经济比重最高，2005年其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超过90%，新加坡同期也达到65.42%，远高于2007年上海市的52.10%。更值得注意的是，发达的大都市不仅经济服务化程度很高，而且服务的生活化方面也走在世界前列。东京2005年生活性服务占服务总产出比重达79.41%，新加坡为62.19%，相比之下，上海仅为32.81%。上海市因为整体服务业的发展水平相对较低，且偏重生产性服务的发展，生活性服务的发展水平严重落后于现有的国际中心城市和大都市。

新加坡借助优越的地理位置，大力发展金融服务（银行、保险）、交通运输（快捷的空运、海运和高效的港口）、商务服务、批发零售服务，这四个服务部门的增加值占GDP比重达47.03%，服务产出之和占新加坡服务部门总产出比重为73.13%，服务进出口总额（相对于新加坡GDP的70.85%）占新加坡服务贸易总额的90.22%，特别的，这四个服务部门提供了新加坡46.5%的生活性服务。正是依托这四大服务部门的发展，新加坡确立了其世界重要的金融中心、航运中心、国际贸易中心的地位。目前，新加坡是世界第四大外汇交易市场。作为全球规模最大的集装箱枢纽港之一，新加坡港2005年吞吐量达到2319万标准箱，2005年对外贸易额与其GDP之比为343%，人均外贸量排名居世界第一。

无论从经济规模（1.19万亿美元VS.1254亿美元）、人均GDP（94620美元VS.35597美元）还是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的发达程度，东京都要远超新加坡。例如，东京以金融服务的高度发达确立了其“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2005年东京金融保险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14.4%，超过新加坡GDP总和。凭借其强健可信的银行机构、自由的市场和开放的经济、稳定的汇率和良好的通信设施、银行管制和监管的优质金融人才、外国银行的自由进出，以及有效的法律体系和环境等各项国际金融中心必备条件，东京与纽约、伦敦一起成为世界三大国际金融中心。

比较上海和新加坡、东京在相关服务部门和生活性服务方面的发展水平，有助于认识我们与既有的国际中心城市和大都市之间的差距，并为制定未来的发展战略提供科学依据。2007年，上海市金融与保险、交通运输与仓储、批发零售、商务服务这四个服务部门的增加值占GDP比重仅为28.36%，远低于新加坡和东京。相应的，这四个服务部门提供的生活性服务水平也很低，仅占全部生活性服务的24.47%，远不足以支撑“四个中心”的建设。表2-18和表2-19进一步说明了这个问题。

表2-18显示，受益于房地产业的迅猛发展，上海市房地产业的生活性服务比重较新加坡要高一些，除此之外，其他服务部门产出水平中生活性服务占比都显著地小于新加坡的相应服务部门，特别是“交通运输及仓储业”“金融与保险业”“其他服务业（包含商务服务）”“批发与零售业”等与“四个中心”建设密切联系的核心行业。实际上，如前所述，这几个部门是新加坡服务贸易出口的龙头，如果排除进出口的影响，差距还要更大。这可从表2-19获得一定程度证实。从各服务部门的资本化率角度分析，上海市“交通运输及仓储业”“金融与保险业”“其他服务业（包含商务服务）”“批发与零售业”四部门的资本化率都接近甚至超过90%，而新加坡仅“金融与保险业”资本化率略高于50%，另外三部门主要为居民消费提供服务。其他服务部门中，表2-18和表2-19揭示的信息也比较一致，上海市在“房地产业”上服务的生活化倾向略高于新加坡，而在“教育、科研和医疗卫生”和“通讯业”上服务的资本化倾向显著高于新加坡。

和东京相比，新加坡的生活性服务发展水平只能算第二梯队，无论从表2-17中有关生活性服务发展总体水平的数据，还是表2-18和表2-19中各服务部门中生活性服务占比和服务的资本化率这两个指标传递的信息，都显示新加坡在生活性服务的发展程度上与东京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当然，上海就落后更远，这里不再详细赘述。

表2-20揭示了上海、新加坡和东京生活性服务发展方面的结构性特征。在整个服务业提供的生活性服务中，“其他服务业”的比重都很高，原因在于东京的服务部门划分比较粗略，这个部门包含了“租赁业和商务服务业”“旅游业”“综合技术服务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和“住宿和餐饮业”等诸多行业。除此之外，就上海而言，“教育、科研和医疗卫生”所占比重最高（19.33%），其次是“房地产业”（18.92%）、“公共服务”（12.51%）、“金融与保险业”（9.39%）、“批发零售业”（8.23%）等。新加坡依次是“批发与零售业”“教育科研和医疗卫生”“金融与保险业”“交通运输及仓储业”和“公共服务”等。东京依次为“房地产业”“批发零售业”“金融与保险业”“教育、科研和医疗卫生”和“交通运输及仓储业”等。可见上海市生活性服务主要集中在“房地产业”“教育、科研和医疗卫生”和“公共服务”部门（合计超过50%），相对而言，东京和新加坡的生活性服务主要集中在“批发零售业”“金融与保险业”和“交通运输及仓储业”等支撑金融、航运和贸易中心的服务部门中。

5．结论

本部分基于投入-产出表，以各服务部门产出中用作居民消费的部分来核算生活性服务，而不是人为地将某些服务部门划分为生活性服务业，对上海、新加坡和东京的生活性服务的发展水平及结构进行了比较研究，由此得到以下基本结论。

（1）上海市在经济发展方式上高投入、高能耗、低产出、低附加值的特征没有根本转变。但服务业增加值已占据GDP的半壁江山，并且（包括服务投入率和服务产出占国民总产出的比重等）比例还在稳步上升，这说明上海市大力发展服务业的方针已经取得初步成效，经济的服务化趋势日益明显。

（2）从上海市服务业内部结构看，生产性服务和生活性服务的发展并未受到同等重视，经济的服务化直接推动了服务的生产化或资本化，各服务部门的资本化比率普遍较高且呈上升态势，而生活性服务的发展空间不断被挤占，大多数服务部门的生活性服务占比有显著下降趋势，导致服务提供上的“重生产、轻消费”。

（3）东京和新加坡的经验表明，服务业的发展，特别是生活性服务的发展，对于城市国际角色的确立起着关键的作用，堪称国际大都市的“名片”。在总体水平上，2005年东京和新加坡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分别为90.17%和65.42%，生活性服务占服务总产出的比重分别为79.41%和62.19%，上海市2007年这两个数据仅分别为52.10%和32.81%。上海市因为整体服务业的发展水平相对较低，且偏重生产性服务的发展，生活性服务的总体发展水平严重落后于现有的国际中心城市和大都市。

（4）就各部门水平而言，新加坡和东京各服务部门产出中生活性服务占比普遍较高；从资本化率来看，各服务部门也主要为居民消费提供服务。上海市除房地产业的生活性服务比重较新加坡要高一些外，其他服务部门生活性服务占比都低于新加坡的相应服务部门，上海所有服务部门的生活性服务占比均显著小于东京，资本化率指标反映的信息与此基本一致。人是城市生活中的主体，是一切城市发展活动的中心，因此上海在建设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过程中，可以借鉴国外发达大都市的成功发展经验，切勿片面强调生产性服务，应注重生产与消费并重、生活性服务与生产性服务协调发展，把提供优雅的生活服务，塑造高品质的生活形态作为城市核心发展理念，通过发达的生活性服务吸引和留住优秀人才，提升城市的竞争力和国际地位。

（5）在成熟的国际中心城市，生活性服务在不同服务部门中并非平行发展，生活性服务供给结构与城市服务功能定位是密切相关的，东京和新加坡的生活性服务主要集中在“批发零售业”“金融与保险业”“交通运输及仓储业”和“商务服务”等支撑国际金融、航运和贸易中心的服务部门。虽然上海市将城市服务功能目标定位在“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等特殊功能方面，但目前其生活性服务主要集中于“房地产业”“教育、科研和医疗卫生”和“公共服务”等服务部门（合计超过50%），即主要体现在（任何城市都具备的）一般服务功能上。一般服务功能是城市立足的基础和保障，其稳定发展是城市进步的必要条件；特殊服务功能则决定了城市的发展空间和潜力以及参与国际竞争的实力，不仅用于满足本城市的功能需求，而且具有更强的辐射扩散能力，会推动周边地区经济、社会的演化与发展。上海要想在与东京、新加坡等大都市的竞争中脱颖而出，必须在提高和完善生活性服务的一般功能基础上，增强其特殊服务功能，根据自身优势和特点，有所侧重地发展支撑“四个中心”建设的生活性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