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2012年吉林大学征集“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文库”书稿，我的博士论文《语言变异与社会身份建构》有幸中选。评委们在对我的论文欣赏之余提出了几条意见，除了要求把论文题目改成本书的题目之外，还就论文的内容提出了一些问题，多数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为什么把语言现象的研究集中在语言变异上？

怎么会想到要把文革时期的英语教学作为例证背景？

语言变异建构身份这种功能的研究会不会给投机取巧的人提供骗人的语言策略？

因为有了博士论文的研究基础，我这几年的研究方向始终围绕着“语言变异”这个主题。在进一步丰富了语言学方面有关理论知识的同时，我对语言变异的社会应用也有了比较深入和系统的探究。在这个过程中，我逐渐发现语言变异这个语言现象确实在社会实践中具有很好的实际用途。如果能够把这个现象运用好，就既可以构建自身的社会形象，又可以达到某种社会生活的目的。因此当我被告知可以把博士论文出版成书的时候，非常兴奋，因为我终于有继续研究“语言变异”和“身份建构”这两个核心问题的机会了。虽然我的博士论文对两者关系的探讨有了一定的进展，但是“语言变异”的“身份建构”功能始终是我思考的主要兴趣，而且一直有写一本关于这方面书的愿望。所以当我被告知这个愿望可以实现的时候，马上就有大量关于这两个术语的辨思内容如泉涌般占据了我的整个思维，并很快促使我给这本书选定了题目——语言变异建构社会身份。

谈到“为什么要把对语言现象的探讨集中在语言变异上”这一问题，我认为应该从语言学的实际应用方面谈起。这些年，由于一些学术带头人的执著，高校外语学术界中掀起的语言学热一直在持续着。很多中青年外语教师为了自身学术地位的提升，不得不放弃外语实践教学，转而把大量的业余时间投入到对语言学的研究上来。1995年我在吉林大学研究生院攻读语言学与外国语言学硕士学位，开始接触语言学，到今天已经有将近20年的历史。这期间和我一样把大量心血投入语言学研究的几乎覆盖了所有高校英语教师。我在与很多高校同行交流语言学的研究心得时，大家都表达了一个令所有人震惊的疑惑：语言学究竟有什么作用？这个问题在当时没有人能够回答，甚至到了语言学很火热的今天，也没有哪个学者能够拿出一个令人信服的解释来。

2006年我进入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攻读博士学位，在研究过程中发现当时在社会学界出现了一个全新的理念——社会学的语言学转向。中国社会学界的代表人物，原吉林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导师刘少杰教授就这个问题专门发表过文章，其主要内容就是探讨语言和社会的关系问题。

就语言和社会的关系而言，社会学界和语言学界有一个近乎一致的说法：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它起源于人类社会的劳动，与人类社会有着密切的联系。社会语言学认为语言与社会的关系是双向的，两者之间互相影响、互相作用并引起互相变化。社会是第一性的，语言随着人类社会的形成而产生，并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发展，社会的发展是语言发展的基础，同时语言的变化也折射出社会的变革和进步。

这个说法展开来讲，可以分为两个层次：其一，社会发展和进步推动语言的发展，语言是社会历史的产物，社会发展是语言发展的基本条件和强大动力。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不断进步对于语言的发展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语言的变化发展和社会发展息息相关。社会的发展促使语言在语音、语法、词汇等方面发生巨大变化。其二，语言的变化和发展反映着社会的变革。语言是一面折射镜，真实地反映出同时代的社会状况。任何一个特定时间和空间的一个特定社会中的一切，都会确切地反映到这个社会所使用的语言中，即语言反映了社会的一切现象和一切活动。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论述语言和社会的关系时曾经指出：“依靠言语相互交往的一群人，叫做一个言语社团。所谓人类高级活动——我们人类特有的高级活动——全部来自人与人之间的密切协作，这协作我们称之为社会，而这协作却是以语言为基础，所以言语社群是社会集团中最重要的一种。”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语言是交往的最重要的媒介，社会是交往的产物，语言和社会有着密切的关系。正因为有了语言，人类才成为一个整体，才有了人类社会。

系统功能语法学派的主要代表韩礼德在其著作《语言的系统和功能》（1976）中明确指出：“语言不仅仅是简单地体现社会系统，两者之间存在着一种更为复杂的自然辩证关系——语言能动地标志着社会系统，在被社会系统创造的同时也创造了社会系统。使用语言是一项社会活动，语言根据社会的需要在其功能和结构方面得到发展，并反映了这种社会需要。”近年来，韩礼德一直致力于把自己语言学思想的各个方面归聚成一体，冠以“语言作为社会符号”（language as social semiotic）的标题，并在这个标题下对语言进行深入研究。

《学术论坛》杂志在2007年8月刊登了《试论语言与社会的共变》一文，指出“只有在社会劳动中才能产生语言”。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是对人类社会生活的反映。并且，同社会一样，语言时刻都处在变动和变化之中，并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而变化。语言只有极力适应社会变化和变革的需要，才能具有生命力。语言和社会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互相制约并引起互相变化，而这也正是社会语言学这门年轻的边缘学科所要探究的命题，即“语言和社会结构的共变”。从社会语言学的研究领域我们可以看出：“社会总是第一性的，社会的发展导致了语言的变化；反过来，语言的变异又折射出社会的变迁。”

引证上面列举的学界普遍认识和名家论断的目的，就是要说明一点：语言既然和社会有着这样密切的关系，那么它肯定会在社会中起到很大的作用。那么，这种作用是什么呢？

在论证语言和社会之间关系的过程中，人们反复提到的两个概念是“社会变化”和“语言变异”。而我们从语言的角度来论证这种关系时，则会更加强调“语言变异”。因为“语言变异”既是社会变化所产生的“果”，又是反映和折射社会变迁的“因”。语言变异产生于社会变化现实之后，作用于影响社会变迁趋势之前。在社会变化—语言变异—社会变化这个循环过程中，语言变异起了承前启后的衔接作用。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语言变异是探究社会和语言之间关系的最敏感、最直观的因素。把握了语言变异现象，就等于把握了社会变化的脉搏以及语言作用于社会的钥匙和密码，就有可能找到语言学在社会中发生的实际功用。这就是我把对语言现象的探讨集中在语言变异上的原因。

语言在社会生活中固然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但是语言在社会生活中起到生杀予夺、性命攸关的作用的时代却很少。我在研究语言和社会关系的过程中，曾竭力地在历史积淀中搜寻语言对社会生活产生重要影响的年代，力图以此佐证语言和社会关系中也有“社会决定论”失灵的阶段。最后进入我选择空间的时代有两个：清代康熙年间的“文字狱”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文化大革命”时期。

“文字狱”和“文化大革命”都是语言决定人们性命的时代，但是“文字狱”是因言获罪，说错了或者写错了就要杀头；而“文化大革命”却鼓励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要求人们竭尽溢美之词来表“忠心”，少说或者不说就要惹祸上身。所以“文革”期间出现的语言变异材料就多得难以计数。加之“文革”时期在年代上距今很近，很多经历了当时情况的人还健在，对收集一手材料十分有利，因此我就把“文革”时期的英语教学作为例证背景了。

在撰写博士论文的过程中，“语言变异建构身份这种功能的研究会不会给投机取巧的人提供骗人的语言策略”这种担心也不时出现在我的思考过程当中。的确，作为一种语言的实践途径，语言变异的利用可以为我们建构社会形象和身份，为我们的语言研究和社会交往提供良好的技巧和手段。但是这个途径一旦为不法之徒获得，成为其欺瞒社会、招摇撞骗的伎俩也不失其可能。但是，作为一种学术研究，揭示语言变异的社会身份建构功能的目的，是对一种客观存在的真理的认识。我们能够做到的，就是把这个发现贡献给社会，让更多的人认识它、利用它，通过人的不断进步来推动社会的不断进步。

爱因斯坦贡献给人类相对论的时候，并没有预见到这个理论会导致人类的灾难；达尔文写出《物种起源》一书时，也没想到会给很多人对上帝的信仰带来危机。但是历史证明，今天的爱因斯坦依然是人类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而且今天人类对上帝的信仰已经遍布全球。从学术史看，任何研究，只要是有利于人类社会发展的科学探讨，最终都会为人类所承认，为社会所接受。我坚信，我在本书中对语言变异及其身份建构功能的研究，肯定会把语言学和社会学的交叉研究在现有基础上结合得更好，并以此为所有被语言学研究所困惑的高校英语教师摸索出一条语言研究为社会做贡献的渠道。

由于这本书是在我的博士论文基础上做的修改和完善，里面很多引自社会学和语言学的人物会让读者感到陌生。为了避免阅读过程中出现误读或者误解，我把这些人物的信息进行了收集整理，并在书后“人物注释”中予以列举，希望能给大家提供方便。

张焱

2012年8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