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多元表象：地缘文化属性

文化与生态环境存在着密切的关系，任何族群文化均与一定的生态环境相联系，并在一定的生态环境中发育、成长，因而也受其所处的生态环境制约。显然，对特定地域环境内人群间发生的文化互动加以探讨是十分必要的。著名人类学者S．南达以为：“文化具有适应性，在广义上指社会传承的知识是人类的主要适应方式，狭义上则指每一文化都是人类为生存而设计的计划，这个生存计划使人类以群体的形式在特定的环境中得以生息繁衍、绵延不断。”在历史的长河中，河湟地区积淀了诸多族群成分和不同的文化因子，在经历了不断的族群流动与文化变迁后，乃奠定了多元化格局的基础。

1．价值认同：文化多元结构

河湟连接着黄土、青藏两大高原，位于农耕与游牧两种经济形态的交汇地区。此外，它又是多族群交叉聚居地区，也是中原汉族文化圈与边地少数民族文化圈的交接地带。自古以来，不同文化特质的族群在这里相互碰撞，相互影响，乃形成了这一地区独特的地域文化。河湟文化，作为一种区域文化，是整个中华文化密不可分的一部分。如果将其与其他边地区域文化相比较，虽然相互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共性，但由于河湟地区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和人文环境，乃使河湟地域文化呈现与之不同的特性。

作为历史概念的河湟文化，其早期主要表现为羌戎文化，它所体现的文化属性带有明显的原始部落文化色彩。其社会组织形式兼有父系氏族社会形态和母系氏族社会形态。其生产方式因气候变冷由农业经济急速转向牧业经济，然而，由于中原农耕文化的进入，特别是汉民族的迁入，这种转化逐渐停止，乃出现了农耕文化与畜牧文化并存的格局。从与夏商周同一时期的羌戎文化的重要遗存——卡约文化和辛店文化中不难看出，河湟文化特征所体现的审美情趣已表现出了强烈的地方个性。由于受典型高原地貌、气候条件、相对贫乏的生产、生活资料等组成的特殊环境的影响，河湟居民强烈的生存需求，使其固有自强和自我意识，驾驭和征服这种不利的生态环境是河湟人内在气质的核心，从而形成了其充满生气、不拘一格的精神和刚毅、豪放的性格。与此同时，农牧经济形态的转化，又直接形成了其农业文化所体现的循规蹈矩、保守念旧和容易满足。可见，受自然环境与社会经济影响的河湟文化，从一开始就表现出它的复杂性。

历史进入秦汉以来，由于汉代赵充国的屯田，汉族作为移民大规模进入河湟流域，与当地族群进行了生产、生活交流，而东部通道的开辟，使河湟成为联系东西的重要交接点。与此同时及在以后的漫长岁月里，小月氏、匈奴、鲜卑、吐番、党项、回回等文化作为新的文明在此扩散、交流、融合，使得河湟文化体现为交融与和谐，呈现渗透性和包容性特征。在这里，每个族群都以其宽大的胸怀和开放的姿态进行情感、文化上的交流和认同。各族群在这块土地上的交往起初只是在浅层系统的互动，继而进入有组织联系的社会系统，乃扩展为一种深层次的文化互动，它既表达了不同族群在这一地区各自的需求，又体现了各族群共同的利益。当然，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河湟地区族群间的交往与渗透、吸纳与融合，不但有和平，也有战争，而且既有自然的交融，又有人为的强迫，其艰辛、苦涩，深深渗透在河湟历史文化进程中。至明清时期，由于中原文化在长期的扩疆拓土和域内空间分离缩小的过程中趋于定型，作为地域文化的河湟文化乃一方面从文化模式、价值观念上形成对中原文化的普遍认同，表现出与中原文化的趋同性。另一方面，河湟区域内各族群文化的交流进一步扩大，乃使河湟文化底蕴更加丰富与深厚，其地域特色更加鲜明。

2．族群互动：交融与整合

任何地域文化的发展，都不可能孤立进行，河湟地区各族群在相互吸收不同族群有益成分为我所用的过程中，不断丰富了河湟地域文化的底蕴。充满柔情蜜意的河湟“花儿”会，土族优美的安召舞，藏族奔放的热巴舞，悠扬的“拉依”，深情的回族宴席曲，极具泥土味的汉族社火表演，技艺精湛的热贡绘画雕塑艺术及射箭、赛马、摔跤、轮子秋等竞技活动，是河湟各族群勃勃生气的社会生活写照。正因有了这种极富魅力的文化精神，才使河湟文化独具特色。一个地域的民俗，往往反映在一定经济环境下该地域独特的精神风貌、群体性格，以及地域文化素质和文化类型，它一般具有相对稳定性和排他性，也是地域文化中较为敏感和较难改变的部分，只有在各族群交往密切而且长久的情况下，才有可能有意无意地相互吸收。河湟各族群古老的风俗习惯无一不渗透到河湟民俗民风中。围绕古老农牧业社会的生产力和特殊的物质生活环境，河湟人形成了一套有别于其他地域的生态循环知识系统，且由于受自然环境周期性影响而产生了一系列约定俗成的民俗事象和相关行为语言及情感活动，而它由河湟各族群人民共同创造并为全体河湟人所认同、传承。

众多不同背景的氏族部落多元共存，氏族集团间频繁互动、相互交融，形成河湟地区文明初始的基本格局。族群迁徙频繁，往来互动密切是河湟地区的重要特征之一。西戎、氐、羌是见之于史籍的河湟地区最早的居民。商周时期的西戎，秦汉以来的羌、氐，不断向河湟以外四处迁徙、扩散，为中华各族群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族源。与此同时，河湟以外的诸多族群不断进入这一地区，使这里的族群结构不断出现解体、重组、整合。如三苗、匈奴、鲜卑、蕃、蒙古等族群进入河湟，在他们与河湟本土族群的征伐掠夺、政权统治、经济互易、社会联姻等形式的交往中，这里的族群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特别是明清时期，中央政府多次移民实边，内地不少汉族、回族被迁至河湟。同时，因天灾、战争等，大量陕甘地区逃荒、避难的流民也不断进入这一区域，对河湟族群新格局的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羌、藏、吐谷浑、党项、吐番、土、撒拉、东乡、保安、回族等河湟古今族群的出现，即是这一族群互动、整合的结果。当然，河湟族群间的整合多因不同历史时期政治形势的变迁而相应发生变化。亦即当某一族群为主的政治集团占据河湟主导地位时，该族群中心地位乃得以凸显，其文化遂也居于区域主流地位，而与此相伴的便是地缘内诸小族群的被整合。吐谷浑、吐番、唃厮啰雄踞河湟时，区内诸多族群融入其中即源于此。李文实先生曾就化隆族群的结构与发展有过这样的论述：“就文化层面来说，从氐羌先民到无弋爰剑子孙的活动为第一层；到吐番时代融合吐谷浑、秃发氏等鲜卑族为第二层；元以后西域回族和汉族、蒙古族、撒拉族移入化隆为第三层。”这一特征同样适用于整个河湟族群发展的规律。

3．互为依存，相得益彰

综观河湟地域文化数千年的发展，它始终伴随着汉文化的扩散而不断与之趋同，同时，频繁的人口流动、族群迁移及统一与分裂的波动使其与中原文化又颇有差异。河湟文化处西番与内地之间，依赖地域之便，东与中原文化唇齿相依，使汉文化在这里得以相沿发展；又因地处中西文化交流的要道，使得东西方文化于此碰撞、交流和融合。可见，河湟作为中原与周边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力量伸缩进退、相互消长的中间地带，而成为中原文化与周边文化、域内文明与域外文明双向交流扩散、荟萃传播的桥梁。与藏文化、汉文化、西域伊斯兰文化相比较，它具有更多地域文化的成分，可以说，它连通三方而又自成体系。在这里文化的强弱不甚分明，谁为主流，难以道清，各族群在学习、吸收其他族群优势和长处的同时，其自身的优势和长处也被其他族群所吸纳。河湟地域博大宽容的特质适宜各种文化形式在这里生根、拓展，而这一文化优势，不仅促进了河湟文化的发展，且为族群间的文化交融提供源源不断的新鲜血液。所以说，河湟文化是多族群文化与地域文化整合的产物，是多元文化在边地交融发展的一个典型案例。在这一区域文化内，汉文化、伊斯兰文化、藏传佛教文化尽管相互独立，多表现为差异性，但彼此间并不抵触、对抗。而且这种三足鼎立的文化现象，使得不同文化间不但难以为对方同化，相反在各自文化中借鉴有对方的文化因子。这种文化区域内的多重结构，无疑使河湟区域文化更具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