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多元结构与地缘特征

河湟地缘社会是中国诸多地方文化中的重要类型之一，区域内完整的农业、手工业、牧业、商业生产与结构体系，聚落社会中的多族群特征及其互动关系，以及在这些族群身上所表现出的文化符号、信仰体系和区域认同，使得它具有其他地方文化所未有的、独特的魅力，显现出其自身鲜明的风格。

文化涵化是指多种文化相互接触、影响、发生变迁的过程，而其前提是文化接触。一般在文化接触后，通过一定的时间历程，文化接触的各方均会发生一定的变化，结果多表现为单一方面的适应，或各方间的相互适应。河湟地区是东西部、内地与边地族群流动的重要通道，也是农耕文化与畜牧文化长期相互接触，彼此间摩擦、对峙，不断冲突和缓冲过渡的重要区域。在历史的长河中，不同文化、不同经济结构、本土的、外来的族群在这里积淀了诸多的族源成分和文化元素，在不断的社会与文化变迁中，为这里多族群分布格局及文化的多元性奠定了丰厚的基础，从而使得该地多族群的相互交融、获得了自由和充分的发展空间。

作为中国内地一个特殊的、重要的多族群文化区域，“河湟”地区无论在文化结构，还是文化特质方面，均符合文化人类学中区域文化研究的基本理念，故而以人类学家阐释的“文化涵化”为概念，借助区域文化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从这一区域内的族群构成和族群互动关系入手，解读其多元文化的生成、结构及特征是极富意义的工作。

1．地缘社会的多元结构

河湟是中国古代文明肇源地之一，是多族群频繁迁徙、流动的走廊。在长期的历史演进中，河湟地区曾成为西戎、羌、氐、匈奴、鲜卑、月氏、吐谷浑、吐番、党项、回回等古代族群的重要活动地。这些农、牧族群东来西往，南来北去，在这里绵延不绝，对河湟历史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他们中的许多族群现已不复存在，有的迁出了河湟地区，有的同化、融合于其他族群，有的则发展为新的族群，现今河湟许多族群正是一些古代族群相互融合、发展的产物。

今天的河湟地区，是藏、蒙古、回、汉等族群的重要集聚地和河湟特有族群东乡、保安、撒拉、土族的主要集聚地。在长期的历史演进中，河湟地区分属于不同文化形态的族群交错杂居于同一区域内，他们相互接触、相互交往、相互同化、相互融合，乃使这一地区文化内涵丰富，且颇具特色。从文化人类学的视角深入考察河湟地区的族群构成和族群关系，我们发现，当不同族群发生互动关系时，其双方间相互的作用力与相关族群文化的认知程度存在着一定的联系。也就是说，文化的整合及对文化的认同是河湟地区族群互动关系中的一个重要特点，而区域内不同文化丛的并行发展，又促成了各族群文化特质的显现，这也是河湟地区长期以来族群间得以和平共处的基础。

2．区域文化特质

河湟地缘是居留、生息于此的古今族群孕育、整合的摇篮，无论是历史上的羌、吐谷浑、吐番，还是今天的藏、回、土、东乡、保安、撒拉等，均在这一地域孕育而生。认真考量河湟这一地缘连续体中各族群历史文化与所处空间位置和自然环境的关系，可知在河湟这一特定空间，长时间内有无数族群共同体在这里流动、集合，不同的族群共同体集合在一个特定的地域内，互动自然频繁，联系自然紧密，相互影响、合作、冲突、交融，乃至整合自然也不断发生。这是因为在河湟，族群人口主要集中在河谷与缓坡地带，大面积的人口聚落极度稀少，这对族群分布和族群统一有明显的影响。但河湟地区的地缘格局对于族群间互动以产生新文化元素的可能性，或者说对于族群文化元素的更新和新元素的生成，是颇为有利的。

当我们在河湟地区复杂的族群互动和交往格局中梳理出它们之间的文化因素时，出现了这样一种现象：各族群长期以来共同生活在一个相对固定的空间之内，他们在共享的空间范围内，彼此交流，相互影响，虽然时有冲突，但总体上长期并行发展。“远亲不如近邻”，这句俗语的内涵在河湟多族群互动中均有反映，毗邻而居的地缘空间使不同的族群产生了利益相关性，并组成了一定的社会单元，维系这一单元的纽带不是亲属关系或信仰关系，而是这一社会中的利益共享。故在河湟地区族群历史和现实互动中，毗邻的空间地缘造就了多族群互动利益的一致性。

需要说明的是，在我们充分借鉴区域文化这一理论与方法对河湟区域进行考察时，注意到一些理论显然不能完全适于这一区域的具体现象。首先，文化区域的划分只侧重于“空间分类”，却往往忽视了两种文化交界地方的错综复杂性，在河湟它就不能确切地划分不同文化间的具体边界。其次，文化区域论虽然将文化丛界说为文化特质相关的各部分的集合，但在处理文化现象时，常常采取把文化分成各个彼此孤立的现象（即文化特质）的方法，而这显然不能从整体上辩证地考察河湟区域内或区域之间文化的相互关系。再者，文化区域论虽然承认世界上不同的地区存在着不同的文化区域，并认为各个区域的文化均起源于各自的区域中心，其中包含有文化发展的多元性思想，似乎与文化传播学派有所不同。然而，由于这种理论看不到各个文化的相互关系，因而无法考察河湟族群内部或不同族群之间各种文化的统一格局。此外，文化区域论者将文化的发展简单地看做“文化丛”从区域中心向周边作地理上移动的结果，这与河湟地区的文化载体——不同族群自身对文化的能动性和创造力是不相符的，可能会忽略文化传播过程的错综复杂性和文化自身的调节功能，因而难以解释“河湟”这一文化区域的多重结构及其特质。

3．族群格局：番子、半番子与回子、汉儿

地形、地貌和气候条件同样是形塑一个地域文化性格的重要因素。艰苦的自然条件固然有利于提升河湟各族群应对恶劣环境的能力，但频繁的天灾、战争、外部侵入，导致这一地区周期性、结构性地损失人口，从而也为移民的不断迁入提供了较大的空间，河湟地区因而在长达两千年的时间内容纳、整合了一个又一个族群，它也因此成为华夏边缘一个特殊类型的文化区域。它既处化外，又在化内，从官方文书中的“熟番”“生番”，到民间称谓中的“番子”“半番子”“回子”与“汉儿”，我们很容易寻求到他们之间的“相同”与“不同”。族群的生息与繁衍，离不开其具体的生存空间。河湟独特的区域位置与自然环境，使其内部形成一个结构完整的体系，可称为一个独立的地理单元。而这正是地缘内各族群赖以生成、发展、互动的重要基础，在这一空间内，各族群互通有无，彼此发生着密切的联系。可以说，河湟地区独特的自然地理和生态环境，是其多族群分布格局生成的重要条件，亦即这一客观因素影响并制约着其族群分布格局及相互间的互动。

《社会文化人类学的关键概念》中如是说：“思想和存在的多样化方式、文化现实和文化世界的交叉，可在同一地点并存。”有鉴于此，在我们对河湟区域文化加以观察和展开讨论后发现，它基本表现出以下特征：一，不同族群文化间的接触通常是相互展开的，或双向进行的，他们之间的交往、碰撞，引起不同族群之间文化的相互采借和吸纳，如汉、藏族群之间的文化接触。二，文化交往的范围或借用的程度，决定于不同族群之间接触的持续时间和密切程度，具有相似文化的群体，文化互相借用的频率更高，数量更大，如藏、土族群之间的交往。三，不同族群文化的交往必然导致文化变迁，而文化的变迁可能是部分的，也可能是整体的，或者表现为文化融合，以致整合为新的文化模式，如东乡、蒙古族群文化的变迁。四，即使是同一区域内的单一族群或不同族群，各个支系和各个族群的社会文化由于种种原因而发展不平衡，因而展现出文化结构的多重性，如藏、土、蒙古等族群。如此看来，要对河湟这一文化区域进行深入、细致的考察，除注意其自然地理环境外，还须从种族、语言、经济类型、社会与政治、信仰和民俗等多方面作综合性的分析研究。为此，本书试图在河湟地域文化内部解释体系，以及其与外部社会的各种关系中寻求连接点，以便找出其取向于多元包容的历史与社会规律。

小结：以整体视野重新审读河湟，摄取其时空范围内的文化心态、生活习俗、礼仪信仰和组织结构，观察地方社会与国家的互动、制衡等，进行多向度分析是我们需采用的重要手段。必须看到，河湟区域文化有相对的自主性，亦即中心与边缘本来就存在相对问题。它或表现为地域、政治上的关联，如统治中心与荒绥边地；或是文化意义上的分界，如华夏与四夷；甚或是思想信仰的主流与边缘，如儒学与异教。可以说，中心与边缘存在错综复杂的支配与依附关系，边缘群体或思想会因本土力量的凝聚，政治权威的建立而成为区域主流。且随着内部中心的崛起，地域文化与认同往往会被重新建构。故运用多向度、多视角的方法，揭示中心与边缘如何被构成，以及怎样形成互动，是我们从多重有利位置剖析河湟区域文化的有效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