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欧盟国家经济改革的背景

欧盟在世界经济中所占的重要地位，是欧洲在近现代和当代全面发展的自然结果；而当今欧洲经济力量的相对局限性，则同它最近30年，特别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展不及美国与“新兴国家”等密切相关。欧盟经济的这种相对不振主要根源在于旧大陆内部的结构性问题，它们交互来自三个“不适应”，即欧洲在过去的二三十年中未能及时适应经济全球化的新形势，欧盟及其欧元区各国尚未全面适应欧洲统一市场与欧洲统一货币（反之，统一市场与统一货币至今也还没有充分发挥其积极影响），以及欧洲迄今还尚未认真着手适应它需要重新现代化的客观要求。

（一）欧洲未能及时适应经济全球化的新形势

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与美国和其他某些国家相比，欧洲经济的国际竞争力总体趋向下降。欧洲人清楚地意识到随着冷战消逝后美国式全球化的大踏步挺进，欧洲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将面临更大的新考验。多年来，欧洲的经济与就业增长不及美国等国，而伴随着这些增长不平等的，除了世人通常说到的世界各地区之间、各国之间以及各国内部愈益加剧的收入、财富之类分配方面的不平等之外，还有欧洲同美国和“新兴国家”相比在国际竞争力等方面的“不平等”也正在进一步变得对欧洲不利。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发展是一把双刃剑，它在给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发展带来机遇与便利的同时，又使这些国家和地区面临着更严酷的竞争，使它们的发展更易受世界经济局势、国际贸易、金融和资本运动的影响。全球化被法国前总理诺斯潘称为“世界化”，并明确指出了它的含义：世界化是我们发展所面临的现实。不过，这种现实具有双重意义：首先，它促进了全球的经济增长，但同时也伴随着愈来愈多的不平等；其次，它有利于发现人类的多样性，但本身又孕育着同一性的危险；最后，它释放出一定的能量，但也导致一些需要控制的消极力量。在上述三方面的“两重性”中，欧洲人目前在全球化的新形势下所须应对的消极力量显然大于美国人。

经济全球化使作为欧洲经济模式根基的社会福利制度面临严峻考验，劳动、资本、政府三者无不如此。世界范围内的竞争，意味着劳动力市场变得国际化，资本向社会工资较低因而更具竞争性劳动力成本国家的流动成为可能，高劳动力成本经济的工作岗位将流向劳动力成本低廉的经济。这使得西欧各国政府“随意”实行财政货币政策的自由受到很大限制：为维持就业或追求再分配宏伟目标而实行的庞大的赤字支出将受到惩罚；“高工资、高税收、高福利”的福利国家政策成为影响欧盟许多国家国际竞争力的一大决定性不利因素；政府各自独立制定社会政策的自由受到削弱；凯恩斯的“需求管理”模式和“充分就业”政策受到严重挑战。

分解来看，在劳工方面，与战后的“黄金”年代（20世纪50～60年代）相比，经济全球化、快速的技术变迁、后福特主义和自由市场政策的广泛采用所带来的最终结果就是弱化了劳动的就业权利，使雇员承担起失业的风险和工作条件变化的压力，减少了工作场所的自治权，增强了生活的不安定感，工资增长普遍减缓。欧盟长期形成的高福利体制和与之匹配的严格的劳动力管理机制，导致欧盟的产品成本昂贵，在国际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目前，德、法、意等国的福利支出依然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3以上。从1970年代以来，美国人均工作时间增加20%，达到每年1840小时，而欧盟15个老成员国同一时间段内人均工作时间下降20%，平均为每年1550小时。高昂的劳动力成本大大削弱了产品竞争力，使欧盟国家的整体出口在世界市场上所占份额明显下降。至于长期困扰欧盟一些国家的高失业率，也是同上述高福利体制和严格的劳动力管理机制分不开的。近年来欧洲的一些企业为了逃避国内高工资、高税收负担而把生产基地转移到国外，尤其是向劳动力便宜的发展中国家转移，从而造成国内就业岗位减少。欧盟统计局报告显示，自欧盟陷入最近这次经济危机以来，共减少就业岗位430万个，新增失业人口高达600万人。其中受影响最大的是建筑和工业领域的就业。西班牙和爱尔兰的失业人口较2008年翻了一番，波罗的海国家的失业人口则是2008年的3倍。失业人员主要为男性、青年人和临时性工人。

从资本角度看，在经济全球化资本自由流动的条件下，如果国内政策威胁到资本利益，它可以马上转移。面对来自世界其他地区的强大竞争，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和降低生产成本，求得生存与发展，欧洲的公司企业纷纷外迁。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已有大量传统的、劳动力密集的产业由欧盟国家迁向其他劳动力成本低廉的国家和地区，此举虽然有时巩固和加强了欧洲大公司在国外市场上的竞争地位，却导致欧洲资本大量外流。据最近《世界投资报告》显示，世界外资流出量的几乎一半来源于欧盟国家，达到11422亿美元，特别是法国、西班牙和英国。但另一方面，报告也指出欧盟地区的外资流入量也大大增加，这主要是因为欧盟国家为内部共同市场扩大而进行的重组和集中过程引发了新一轮跨国收购浪潮。外国直接投资大量流入英国、法国、荷兰和西班牙，使欧盟的全部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增长了43%，达到8040亿美元。但是与欧盟的资本流出量11422亿美元相比，欧盟还是存在资本流失的风险。同时，欧洲在国际贸易的争夺中遭遇来自美国、日本及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强大竞争，腹背受敌，国际贸易份额减少。伴随这一趋势而来的是其所拥有的国际劳动市场份额的缩减。另外，欧洲国际竞争力的降低和世界市场竞争的日趋激烈，促使欧洲内部企业兼并加剧。在兼并过程中不仅就业机会大大减少，且伴随大量的裁员。这表明流失资本等于流失繁荣、流失福利、流失就业，最终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从政府的角度来看，随着资本和生产的全球化，商品、服务、资本、技术以及劳动突破民族国家界限，在全球、全欧盟范围内的加速流动，国家在与资本的“对垒”中越来越处于不利地位，政府决策者在对劳动阶层提供权利保护和对经济的宏观调控以及公共支出水平的控制等经济管理领域的控制力步步后退，民族国家为国民提供就业保障的职能遭到严重削弱。为了鼓励投资，各国纷纷出台降低纳税标准、减少福利支出、降低劳动成本等一系列迎合资本的措施，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展开了一场世界范围的争夺投资者的竞争。为了留住现有的公司，使它们答应不把成千上万的劳动岗位转移到国外，同时惧怕资本的外流会增加本国的失业，很多政府不得不向资本低头，不得不对跨国公司的要求做出让步。以税收制度为例，为了顺应全球减税的变化以及吸引外资，欧盟许多国家纷纷进行了税制改革。英国实行单一公司税制，最高税率为30%，适用于内、外资公司，低于美、日、法、德等国水平，利润较低公司可享有更低甚至零税率。德国于2005年12月审议通过了《税制紧急计划法》，此次改革的主要目的便是减轻企业负担，增加就业岗位。这些税制的改革意味着极大地限制了政府利用财政税收政策提供社会保障的能力。这不仅影响到国家调节整个社会经济生活的能力，还使社会福利制度面临不可抗拒的巨大改革压力。

而2007年发端于美国的全球金融危机在导致全球经济严重衰退的同时——它们也是导致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直接原因之一，也进一步暴露了欧盟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不适应性。由于美欧大金融机构相互间的深入渗透，加上欧盟国家自身金融系统存在的一大堆严重问题，全球金融危机使得欧盟难以避免地成为危机的重灾区之一，欧盟及其成员国为挽救银行实施的“救市”措施总共耗资约达2万亿美元；与此同时，金融危机对欧盟实体经济的打击也十分沉重，迫使欧盟国家政府推出了一系列“刺激经济计划”以扶持企业，耗资超过2000亿欧元。据欧洲中央银行估计，欧元区各国政府的资本注入和购买有毒资产等措施（这意味着把一部分“私债”变成了“国债”）为欧元区增加的政府债务相当于欧元区2009年GDP的3.3%。尽管做了许多努力，欧盟及其欧元区2009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将比上年负增长4%，经济萎缩程度超过美国。欧盟经济研究机构还认为，2009年让欧盟最为不安的是高额财政赤字、不断攀升的失业率和相对居高的欧元汇率。据欧洲统计局预测，欧盟27国2009年全年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平均为6.5%，超过欧盟规定的上限3%一倍多，总额高达8800亿欧元，如此庞大的财政赤字将给欧盟今后的金融稳定和经济持续增长埋下巨大的隐患。欧盟就业形势依然十分严峻，2009年底27国平均失业率已经达到10.0%，是近5年来第一次大幅度上升。此外，欧元对美元、日元等汇率2009年相对居高不下，进一步降低了欧盟产品的出口竞争力，同时还严重影响到了欧盟国家开展旅游、物流和服务贸易方面的收入。

欧盟国家之所以未能及时适应经济全球化的进程，除了上述的结构性因素之外，还有更为深刻的理论认识和实践行为两方面的原因。在理论问题上，诚然，欧洲也有人早已指出了经济全球化会对欧盟国家的经济-社会生活产生重大的影响，但是多数当政者始终缺乏勇气采取强有力的有效应对措施。1998年，英国政治学家约翰·格雷就把福利国家的死亡看成是全球化的一个直接结果。他认为：“以为过去的社会市场经济可以在向下协调力量的作用下原封不动的保留下去，这是与全球市场有关的许多幻想中最为危险的一种。相反，社会市场体制正在逐渐被迫自己毁坏自己，以便它们能在比较平等的条件下与社会和劳动成本最低的经济体进行竞争。”显然，格雷正确地指出了全球化对于欧洲社会福利制度问题的重要性，但就其所面临挑战的结果与原因分析而言，格雷的判断似乎有些夸张了。事实上，欧洲的社会福利制度并没有死亡，而且其精神与核心也绝不会死亡，但它确实迫切需要相当艰难地适应已经大大变化了的欧洲内外形势与条件。2003年，德国前总理格哈德·施罗德撰文写道：“我们的社会福利国家的基本制度——失业保险、疾病保险、养老保险和护理保险——的基础是如下这些已长期表明为有效的假设：我们绝大部分的福利是在一个民族国家的工业社会中获得的，而这个社会本身能在有规则的正常劳资关系中接近实现充分就业。但是，在全球化的时代，在知识和资本自由流通、劳动市场和人口结构发生激烈变化的时代，我们已不再能运用这些假设了。”这就要求欧洲人变革，而施罗德本人也确实提出并实施了一项名叫《2010议程》的改革计划，不过总的来看也只是一次较小的行动。在实践行为方面，欧洲人显然对最近二三十年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及其巨大影响估计不足。自1979年中国开始走向市场经济，1989～1991年间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以及全世界几乎所有国家都踏上市场经济道路以来，经济全球化有了真正的“全球”含义，全球一下子大约有20亿“新”的劳动力投入到世界范围的激烈的经济竞争之中，他们既廉价又勤劳，其严重后果是西方许多国家尤其是欧洲国家所始料不及的。在这种背景下，欧洲人几十年来所形成的行为方式就显得更加不合时宜。德国人是一个典型。德国另一位前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说，德国人长年来还受种种恐惧支配，有碍于技术进步。德国人有一种容易变得恐惧的心理倾向和拒绝改变的心理倾向。尽管目前大多数德国人的物质生活条件比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要好得多，却经常出现一些忧虑重重的、教派式的运动。它们把矛头指向核电站、核废料、褐煤开采、风力发电设备、高速公路建设、基因技术、吸烟、欧元、外国人等等，围绕能源政策的争论充分证明了这样的事实，即德国的公众讨论经常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种种恐惧的支配。“歇斯底里者”们还日益使自然保护变味。现代技术本来可以帮助缓解空间紧张的问题，可是，过去的灾难预言给德国人造成了恐惧，使他们对几乎所有技术进步——从超高速铁路到数据存储——都充满反感。这种情况如果发展下去，有可能使德国在经济、社会和心理等方面都陷入一种日益危险的形势中。幸好，自1998年施密特说了上述这番话之后，今天德国和欧洲的气氛已经有所变化，但毕竟是迟到了一些，而且还须进一步作出极大的努力。

（二）欧洲一体化仍有待深化和完善

欧洲在国际竞争中地位的下降，使得欧洲人将希望寄托于欧洲联合的进一步发展，包括扩大，尤其是深化——特别是大力完善统一市场与统一货币，使之对欧洲经济起更大的积极作用。欧洲人力图用本地区一体化作为对全球化的一种有力回应，这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有充分证据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所有理论，都从不同角度阐明了它将会带来的利益。无论是巴拉萨把经济一体化定义为既是一个过程，又是一种状态，柯森从生产要素配置的角度解释一体化的过程和状态，丁伯根将经济一体化分为“消极的一体化”和“积极的一体化”，还是库珀强调的应以行为条件而不是法律条件来衡量一个区域是否实现了经济一体化，这些理论至少从三个方面给不少欧洲人以期待，希望借区域经济一体化来有效地应对经济全球化：首先，像欧盟这样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可以使期望的外部利润内部化，减少不完全市场的不确定性，降低交易成本，市场的扩大将带来规模经济效应，一体化成员之间不但可以获得产业内贸易带来的收益，而且还可以获得产业间贸易带来的利润；其次，竞争的日趋激烈化，还会迫使欧盟及其成员国认真审视自身的竞争力，并为提高自己的竞争力作出种种努力；最后，国家对经济主权控制力的削弱为一体化制度的建设提供了客观可能性，而一体化组织拥有与一体化发展阶段相适宜的经济控制权，有利于稳定地区经济。

然而，实际成效与上述预期相去甚远。1996年，欧盟委员会提交了一份内容丰富的报告《单一市场的影响和效益》，报告由38篇独立的论文和1份对13000家企业的咨询调查组成。据此，在为建立欧洲统一市场加紧作准备的1987～1993年间使收入增长率从1.1%提高到1.5%，而且，这些评估还不能确定“实现单一市场”是促进这一经济增长的唯一因素。欧洲经济一体化的实效与预期，在20世纪70年代以来之所以相去甚远，主要是因为欧洲联合还远未落实——当前集中体现在统一市场与统一货币的作用上。欧盟及其欧元区各国尚未全面适应欧洲统一市场与欧洲统一货币；反之，欧洲统一市场与统一货币，迄今也还未带来像不少经济学家本来所期盼的那样的丰硕成果。虽然欧洲一体化确实给有关国家带来了巨大的政治、经济利益，但同时也造成了不少负担。特别是在最近的二十多年，冷战消逝后对原苏联东欧地区的援助，两德统一所引起的沉重负担，欧盟东扩的大量新费用等，旧的包袱至今还尚未完全消化，新的包袱又接踵而至。

欧盟统一市场宣告建成大约已经20年（1993年起）了，但至今在许多领域离真正的“统一”市场还相去甚远。在金融领域，尽管欧盟的金融一体化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仍存在不少的问题。金融一体化是一个利益再分配的过程，必然会遇到利益受损方的巨大阻力。一体化意味着其他国家进入障碍的消除，新的更有竞争力的外国金融机构会争夺本国落后金融机构的商机，导致本国金融机构的利润下降甚至破产。而且，由于外国金融机构一般不受本国的管理，这会降低本国政府官员控制金融资源的权力和影响。因此，习惯于享受垄断利润、缺乏竞争力的本国金融机构和政客们都会想方设法抵制外国金融机构的进入。从欧盟各国应对最近那些危机的过程和措施中也可看出欧盟金融市场的混乱。金融危机的快速蔓延虽然引发了欧洲各国政府纷纷救市，但迄今各国基本上是各自为战，缺乏统一协调，甚至还发生各自采取的措施影响他国而引发争议。例如，爱尔兰政府率先承诺为爱尔兰银行的所有储户提供担保，从而使得邻近的英国担心本国公民将资金从英国转移到爱尔兰，危及英国银行的稳定。面对欧盟一盘散沙的局面，时任欧盟轮值主席国法国和欧盟委员会都力图改变，但收效甚微。欧元区多次首脑会议，与欧盟4大国首脑会议、欧盟27国财长会议一样，依然是只有加强协调的原则表示，而缺少统一行动的具体措施。在电信业的宽带市场上，发展不平衡的现象也很明显，而且还有加大的趋势，2006年宽带发展最好与最慢的国家之间的宽带普及率相差26.5%，而2005年这一数据为23.6%。因此，说欧盟建立起了“统一”的电信市场还为时尚早。在能源市场方面，不统一的情况更甚。出于获得稳定低价天然气的需要，欧盟分别于1998年和2003年发布了2个天然气市场改革指令以推进欧盟统一天然气市场的建立。欧盟开始天然气市场改革之初，指令的执行情况良好，大部分成员国都在2000年将欧盟指令转化为国内法。但第二个改革指令的执行情况并不尽如人意，根据欧盟统计，截止到2006年10月欧盟25国中只有7个成员国完全开放了市场，新入盟10国的市场开放度都未达到100%，拉脱维亚开放度甚至为0。天然气输配公司的独立性也未达到标准。截止到2004年底，欧盟25国中只有11国实现了天然气输送公司的法定分离，不到规定的一半；而就独立的配气公司而言，有72%的国家还需要按照欧盟指令要求进一步将其从竞争业务中分离出来。指令执行的不足直接导致欧盟天然气市场改革不能获得理想结果。欧盟2005年、2007年对欧盟内部天然气市场的调查报告都指出，欧盟天然气市场垄断情况严重，市场并未达到有效运作：截止到2005年11月，在大多数国家，最大的3个能源公司掌握了本国3/4以上的市场份额，仅有爱尔兰、西班牙和英国低于50%；从价格方面来看，欧盟的天然气价格不仅高于其他国家，2006年为100万英热8.77美元，高于美国（6.76）、加拿大（5.83）、日本（7.14），而且欧盟内部天然气价格仍参差不齐。在医药市场，统一的步伐受到更多的阻力。在欧洲，由于医药产业是少数能与美国、日本竞争的高技术密集型产业，因此，有人担心改革与联合后欧洲医药产业很难继续富有竞争力。欧盟委员会一直在为单一市场不停的努力，但是，诸多因素（不同成员国的优先政策、医疗费用持续增长的压力、药品消费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改变，不同国家的自我定价机制，管理措施缺乏经费保障等）导致了成员国与欧盟、成员国之间药物管理体制的差异越来越大。例如，在德国，医生的影响程度最大，而在法国，其医疗集团已被分割，对自主权的关心要多于医药政策的制定。种种迹象表明，一个真正的高度统一的欧盟大市场并没有实现，虽然已有很大进步，但仍需要各国共同努力。

至于1999年问世、2002年正式投入流通的欧洲统一货币——欧元，它是欧洲建设方面的一项伟大成就，总体来说，欧元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物价稳定、刺激贸易和投资、金融市场整合以及欧元国际化等预期方面，欧元已经完成了其使命，甚至是超额完成任务。但是在一些重要的方面，欧元区离理想化的货币区域仍有一定差距。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方面，统一货币限制了成员国在货币和财政政策等方面的活动余地。按照《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规定，欧元区的货币政策由欧洲中央银行统一制定，而财政政策则仍由各成员国自行制定。这就为欧洲经济的稳定和整合埋下了隐患。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爆发的原因之一，就是欧元制度设计上存在的这一重大缺陷。如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欧元区各成员国对于如何应对经常发生意见分歧。由于欧元区对预算赤字有着严格的规定，即预算赤字占GDP的比例不得超过3%，因而各成员国政府在通过财政赤字政策刺激经济增长方面显得缩手缩脚——虽然也已经普遍“越轨”。相比之下，美国却不惜背负财政赤字，连续推出大手笔的财政救援计划。在银行业的整合方面，欧元的引入加剧了银行业的竞争，同时也引发了大规模的结构性调整。自欧元区成立以来，由于中小型银行的合并导致欧元区的银行数量减少了27%，到2006年末为6130家。但各成员国国内银行业市场的集中度水平依然存在相当大的差异，例如比利时、荷兰和很多新加入欧盟的国家其前五大银行的市场占有率超过了80%，但是德国这一比例仅为22%。虽然金融市场整合取得了长足发展，但人们普遍指出，欧元区并未形成一个理想的单一货币环境，缺乏对不利因素冲击的抵御能力，这会增大欧元区内经济和就业风险。在欧元的覆盖面方面，其进展也十分缓慢。从一开始，欧元区就设想，只要达到趋同标准、并且有这种政治意愿，就会让尽可能多的欧盟成员国加入进来。事实上是，1999年以来新加入欧元区国家的资格审查相当严格。欧元区成员国在这12年间仅增加了五个“分量”不太重的国家，它们是斯洛文尼亚（2007）、塞浦路斯（2008）、马耳他（2008）、斯洛伐克（2009）和爱沙尼亚（2011），目前共有17个成员国。在欧盟金融领域最重要的国家英国至今依然游离于欧元区之外。整合的难度加上扩大的缓慢表明欧洲统一货币的完善绝非一朝一夕之事。为了使欧洲统一市场与统一货币进一步发挥积极作用，欧盟及其欧元区成员国必须对它们二者继续予以改善。为此，欧洲也确实正在努力。

（三）欧洲亟须重新现代化

除了经济全球化、欧洲一体化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欧盟国家还面临着重新现代化的问题。欧洲社会经济改革困难重重，延缓了欧洲人尚需适应旧大陆必须重新现代化的客观要求。这里的“重新现代化”，主要是指包括欧盟国家在内的西方发达国家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提升传统工业部门更新设备、实现生产过程的自动化、智能化，并创造新兴产业，使整个国民经济建基于知识经济之上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并加速经济增长和扩大就业，这其中也伴随着思想观念的重新现代化。欧盟之所以在重新现代化的过程中面临重重困难，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来源于其根深蒂固的思想观念。

首先，欧洲人的某些思想观念需要重新现代化，例如某些基于社会民主主义理念的社会福利国家制度，其过去的某些假设，在当今经济全球化和国内社会经济条件已经大大改变了的冲击下已经不复存在。最近20年来，根深蒂固的莱茵模式的基本价值观虽然受到美国模式价值观的挑战与动摇，近些年来也不得不在某些方面采纳了美国模式中的企业至上、金融市场、股东价值等某些理论与实践。但在欧洲内部对这两种模式的评价一直存在分歧，多数欧洲人仍然信奉莱茵模式的基本价值观，并且认为在西方制度的三要素中，即经济上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市场、竞争等），政治上的民主主义（分权制与民主制）和社会上的自由主义（人权等），欧洲至少在后两个方面并不落后于美国。即使在经济上的“资本主义”中，欧洲人还是认为他们所信奉的“效率+公正”的价值观是更可取的，不愿改变。诚然，欧洲想得到美国模式的活力与灵活性，但更想避开它的一系列弊病，包括过大的社会分配不公、贫富悬殊过大等。因此，欧洲人对美国模式始终怀着矛盾的心态。这种心态，加上根深蒂固的欧洲社会结构体制，使欧洲有关的必要改革举措难以有效实施且长期落后于美国。伴随2007年始于美国次贷危机、2008/2009年恶变成为国际金融危机和世界经济衰退，美国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遭到了世界各地的普遍质疑；而一直致力于既强调经济效益又重现社会公平公正、以“社会市场经济”（社会福利制度是其重要组成部分）为代表的欧洲模式，不但并未从中得益，反而它的影响力与吸引力也在同时销蚀。这是因为欧洲也像美国一样受到了危机和衰退的猛烈冲击，欧盟经济最近二三十年来长期不振，欧洲社会缺乏活力呈现惰性，欧洲国际竞争力相对下降，以及欧洲一体化事业不时受到挫折，所有这些已在世人眼中严重地损害了欧盟的形象与信誉。2009年底开始爆发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又一次给旧大陆以沉重打击。因此，欧洲必须改革，而改革的必由之路似乎是坚守欧洲的核心价值，勇敢地推进各项必要的变革。

其次，由改变思想观念必然引导出来的是原先的一系列政策安排，特别是与社会保障制度相联系的财政政策与劳工政策也需要重新现代化。在制度方面，西欧长期实行高福利的社会保障制度，社会民主主义的思想根深蒂固。这种“人道资本主义”固然有利于社会进步和社会公平，在经济高速发展时期政府也负担得起。但是，在经济停滞、人口老龄化、移民增加的今天，这种高福利制度已日益难以为继，必然导致政府财政赤字增加、企业活力不足、劳动力市场僵化、税收负担加重、资本和人才外流等不利局面。尽管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欧有的国家通过实行“第三条道路”，对社会保障实行增收节支、“私人化”、“资本化”等方面改革，但改革步伐不快，阻力重重。例如，在失业问题上，由于种种价值观和体制上的差异，欧洲降低失业率的困难要远远大于美国。其一是美国劳工市场远比欧洲灵活，工资、工时制度也不那么死板，不像欧洲企业那样难以解雇员工，且要为雇员支付高比例的保险费。在欧洲，由于社会立法规定的工资和其他社会福利措施，欧洲最底层10%的低收入者的工资和美国同类相比要多80%，其结果是一系列低薪工业和服务业能在美国生存发展，却不能在欧洲生存发展。近几年来欧洲的劳工市场、工资工时制度也在向“灵活”方向改革，但它很难会走到美国的那种程度；其二是由于欧美家庭观念不同，欧洲家庭观念允许年轻人待在舒适的家中等待理想的职业。而美国家庭观念较弱，不可能让年轻人住在家中等待就业；其三是工作态度的不同。美国人在失掉工作之后，远比欧洲人更愿意接受一项较低的工作；其四是福利保护方面的差异，美国失业人员中长期失业者较少，因为政府至多只发放6个月失业保险金，身体健全的人必须及时去寻找新的工作；而在欧洲，如荷兰，失业救助金可长达两年，法国、英国和德国也至少一年；其五是经济结构方面的不同。例如法国服务业就业人员在全国就业总数中所占的比重比美国少10个百分点；其六是欧洲开业的限制较多。在法国，由于申请执照费用很大或者根本拿不到执照，所以法国缺少雇主。此外，由于特许经营权受到非常严格的限制，也使新的银行、投资公司等各种各样的融资机构很难建立起来。此外，欧洲人创办企业的意愿远低于美国人。

最后，除了改变思想观念和政策安排，欧洲在社会经济生活的许多方面也需要重新现代化，例如科技发展、产业结构、企业制度等等。在科技发展方面，欧洲在科技上的不少优势一直保持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很长一段时间，甚至到20世纪70年代，号称“当代科技巨人”的美国还不断从欧洲引进科技人才。欧洲科技地位的相对“衰微”是最近30年的事情，从某种程度上看，这并不是欧洲科技实力真的出现下降，而是美国在科技创新上的表现更为出色。欧洲的科技地位受到了来自美国，甚至日本的挑战，在信息技术和计算机软件技术这类前沿科技领域，欧洲人甚至能够感受到来自中国和印度这样的新兴工业国家的压力。在产业结构方面，欧盟一些国家长期对农业高补贴，传统工业和老工业区结构变化缓慢，科技投入相对不足，从而导致欧洲在新经济方面落后于美国，在经济活力和竞争力方面落后于亚太地区。但是欧盟迄今为止投入的经费和人才还远远不足。目前，欧盟国家在科研上的投入占其GDP的1.9%，而美国是2.7%；欧洲科研人员在劳动人口中所占比例为5.4‰，而美国为8.7‰。为了达标，欧盟须把科研投入提高到占其GDP的3%，同时还需要增加至少70万科研人员。为了做好这些适应性调整，欧洲需要进一步联合与大力推进社会经济改革。

在所有这些方面，欧洲在过去的30年中变革进展几乎都不及美国和新兴国家，而欧洲经济的未来主要也取决于它们改革的成功程度。这种改革，可以被看成是一种尝试，一种对看起来似乎要求永远进行下去的欧洲经济社会制度进行某种修改的尝试。它们的主要目的是加快经济增长，增强欧盟的国际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