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 本书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

作为一张在近现代有着广泛影响的报纸，《大公报》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历史变迁，忠实地记录了中国知识分子对政治现代化、经济现代化的追求轨迹。它具有极大的史料价值，其本身的转型和变迁展现了知识分子追求“爱国、民主、自由、发展”的心路历程。著名学者季羡林认为：“《大公报》的一百年可以涵盖中国的20世纪，从第一期到现在，就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中国现代史。”中国新闻史学会会长方汉奇也曾指出：“十年内战期间，《大公报》从华北地区的一家新开的报纸，一跃而成为全国性的舆论重镇。它的读者遍布中上层阶层，对统治集团中的决策人士尤有影响，同时，它又以其消息灵通，敢于批评和客观公正的姿态而吸引了知识分子。”

早在1941年，《大公报》即被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评为最佳外国报纸，获得荣誉奖章。这是继日本《朝日新闻》后第二家获奖的东方报纸。1980年，经联合国一个特别委员会研究审查，《大公报》被推荐为全世界最具代表性和权威性的三份中文报纸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不论是在20世纪的三四十年代，还是在新中国，《大公报》都曾扮演过重要角色，对时局的影响举足轻重。《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的女儿王芝芙曾说过：“蒋介石从不看《中央日报》，也不看《新华日报》，但每日必读《大公报》。在他的办公室、公馆和餐厅里各放着一份《大公报》，以备他随时翻阅。”长征中，共产党在决定到陕北建立革命根据地时，也参考了《大公报》的信息。1944年，毛泽东对《大公报》记者孔昭恺说：“只有你们《大公报》拿我们共产党当人。”

新中国成立后，《大公报》几经辗转，起落沉浮。1953年，原上海《大公报》与由《大公报》改为天津市政府机关报的《进步日报》合并，在北京选址重新改组发行《大公报》。新的《大公报》被中宣部指定为财贸政治部的机关报，兼及国际政治经济新闻报道。《大公报》作为一份财经系统的主要报纸，见证了中国五六十年代经济领域里的曲折坎坷，为新中国经济现代化的探索提供了一个有力的注脚。毛泽东在1960年曾批评《人民日报》经济评论不如其他报纸做得好，使得《大公报》编委会在讨论创立《经济评论》周刊时，不得不认真讨论，在征得中宣部及主抓财贸的李先念副总理及有关领导同意后才能谨慎出刊。由于其特殊的报业背景，《大公报》先是以私营报纸的身份参与新中国经济建设，后来在1956年经过公私合营后才正式成为中共中央财贸系统的机关报。广大财贸战线的工作者也是在这些变化中逐渐认可了《大公报》。不过，鉴于新中国成立初期经济建设的特殊国情，《大公报》不可能不受政治环境的影响，在宣传资本主义私营工商业改造、社会主义建设成就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在“大跃进”过程中，它对经济发展的关注和看法受到政治大气候的影响，对于当时的“浮夸风”也有一定的追捧，起了一些不好的政治作用。梁衡曾指出：“在五六十年代，尤其是50年代末期，由于过多地突出了报纸的政治属性，而忽视了报纸的信息属性；过于强调了报纸宣传教育和指导工作的功能，而弱化、忽视了信息传播、舆论监督的功能；在传播信息方面，报道了‘放卫星’、‘过长江’等许多虚假信息，文风浮夸，出现了中国新闻史上少有的一次‘假、大、空’现象，新闻真实性原则受到严重破坏。”那么，在“大跃进”过程中，面对经济建设环境的恶劣，《大公报》在保持财贸战线的良好运转过程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呢？三年自然灾害带来了沉痛的教训，在随后的国民经济调整过程中，《大公报》在报道方针上有了哪些新变化，是否有了认真审慎的思索？在经历了经济建设“大轰大嗡”的虚热局面后，学术界和经济领域里的学者、专家是如何思索这段历史的，作为财经领域里的一份权威报纸，《大公报》又发挥了哪些作用？“文化大革命”发动前后，经济领域里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两条路线之争达到白热化，“斗资批修”成为经济建设领域的话语霸主，经济建设逐渐淡出历史舞台，政治斗争成为党内工作的重心。作为财贸战线的机关报，《大公报》不仅历史出身有问题，而且与国内的政治气氛格格不入，停刊是它的必然结局。那么，如何看待《大公报》的停刊？它是否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不能单一而论呢？所有这些，对于诠释新中国经济现代化建设的作用具有不可多得的史料价值。

关于新中国经济建设，一直是广大党史工作者研究的重点，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作为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领域的传统“革命”范式，它较多地关注领袖人物、上层建筑，在宏观考察上优势明显，但也不可避免地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而悄然兴起的“现代化”研究范式无疑丰富了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内容，弥补了“革命”范式的不足。在遵循“现代化”研究范式的基础上，对于新中国成立后《大公报》这份特殊报纸研究的深化，对新中国经济建设的认识无疑会增添一些新的价值。

因为担负着国际新闻报道的任务，《大公报》对于介绍国外经济建设也是不遗余力的。1962年开辟的《世界经济》栏目为当时稍显封闭的中国打开了一扇了解世界的窗口，特别是对社会主义盟友国家经济发展的经验和成就的报道为广大经济建设工作者提供了有价值的借鉴，意义重大。那么，在这一领域，它又进行了哪些有价值的探索呢？对新中国经济建设有多大帮助呢？

1964年创刊的《经济评论》汇聚了一批经济学界的理论精英，他们敢于鸣放，认真探索，在理论上为中国经济现代化建设进行把脉梳理，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观点和看法。但是，这些争鸣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经济现代化建设的进程，还是有探讨的必要的。那么，《大公报》在探索新中国经济现代化建设理论方面又有哪些建树呢？

在“文化大革命”发动之初的1966年，《大公报》经历了由大报到小报、日报到周三刊、更改报名的苦痛变化，不到半年时间，《大公报》就正式告别了中国内地这个舞台，其结局不免有些凄惨和遗憾，结束了它的观察者、监督者、参与者的历史使命。不过，香港《大公报》的存在，不仅延续了传统《大公报》“爱国、民主”的风范，而且在港台地位举足轻重，也算告慰那些老报人了。所幸的是，中国经济现代化正风驰电掣般地前进，足以安慰这份曾经在经济领域做过巨大贡献的报纸和其代表着的在经济战线上奋斗过的千万民众。那么，要深入探讨《大公报》在中国内地的湮没，仅仅用政治大气候影响似乎不能完全解释清楚。新中国成立后，较有影响的所谓“知识分子”的报纸，有《文汇报》、《光明日报》、《大公报》三份，但是为什么《文汇报》、《光明日报》能够挺过政治风波，进行平稳过渡呢？这里姑且不谈他们的政治取向的客观问题，单就他们各自的主观判定来看，很有一番研究的价值，因为其存亡断续无疑对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有着深远的影响，尤其是用一个长时段的历史观来衡量，将更有意义。

当今，经济建设如火如荼，而经济类媒体（当然也包括所有关注经济发展的媒体）如何发挥政策制定的帮手、政策实施改进的督察员、民众潜能的激发者的作用，《大公报》无疑又具有教科书般的参考价值。

二 目前学术界关于这一课题的研究状况

由于历史的原因，关于《大公报》的研究很多都集中在1949年以前。由于其成果斐然，对本文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因此作一简单回顾。主要有吴廷俊的《新记〈大公报〉史稿》，王芸生和曹谷冰合著的《1926至1949的旧大公报》，李纯青的《为评价大公报提供史实》，王芝琛和刘自立编的《1949年以前的大公报》，周雨的《大公报史》，徐铸成的《报人张季鸾先生传》、《徐铸成回忆录》，方蒙的《范长江传》及其主编的《大公报与现代中国》等。贾晓慧所著的《〈大公报〉新论》堪称《大公报》研究的第一篇专论。该文以20世纪30年代《大公报》与中国现代化的关系为主线展开论述，指出在中国处于内外危机的国难时期，《大公报》认为只有工业化才是中国的唯一出路，提出了非“资”非“社”的现代化方案；力图通过推动国民党政权，争取一个相对稳定的国际国内环境，自上而下地实现经济层面的现代化。《大公报》把国家现代化与拥护国民政府连在一起，又因国民政府不具备领导现代化的政治条件——廉洁有能，因而对它的支持与指责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贯穿于现代化的过程中。这一专论是有关《大公报》研究的较新成果，为人们研究中国现代化发展过程中传媒的运作和作用，提供了有益借鉴。而任桐的《徘徊于民本与民主之间》，突出了《大公报》（1927～1937年）引导舆论、偏重政治的特点，对《大公报》的历史给予科学的分析和评价，从大众传播的角度，对其作为公共领域里的工具来影响新兴社会阶层给予了有新意的解析。

学术界关于《大公报》的转型及其在新中国经济现代化建设中所起作用的研究，目前非常薄弱。但是，不得不提到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方汉奇等著的《〈大公报〉百年史》，它全方位、多角度地考察了《大公报》从创刊至今的百年历史，展现了《大公报》爱国、民主的民族追求，考察了一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国家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它主要从新闻学的角度诠释了《大公报》的历史价值。当然，它对于理清本文的写作思路也有一定的帮助。

对本书写作有所帮助、对于新中国经济建设有所涉及且见解独到的专著还有：麦克法夸尔和费正清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对新中国的经济成就给予了客观的描述，有一定参考价值；麦克法夸尔的《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文化大革命”前政治、经济领域里的矛盾和冲突，及其造成的后果；薄一波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下卷）和《七十年奋斗与思考》从一个当事人的角度揭秘新中国经济决策的内幕，一定程度上再现了历史真实；从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2年版的《李先念论财政金融贸易》也可以看出当时的财政经济决策状况；还有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纂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它正确评价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经济、政治决策的是非功过；胡绳的《中国共产党七十年》代表了传统的党史观，不偏不倚；而蒋伯英的《邓子恢与中国农村变革》、罗平汉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史》和《大迁徙——1961-1963年的城镇人口精简》等专著从专史的角度考察了新中国经济建设的某一个侧面，很有参考价值；罗荣渠的《现代化新论》、《现代化新论续篇》和《中国现代化历程的探索》，以及虞和平的《中国现代化历程》等书采用现代化模式解读历史，现代化的视角无疑也是本文所遵循的解释范式。

实际上，作为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间势力的代言人，《大公报》寄托了一代知识分子对于自由、民主的渴望，担负着中国经济现代化的理想和追求，成为一个时代的缩影。不过，对于中国共产党对一个知识群体的改造，对一家由旧而新的新闻媒体的使用等问题，《大公报》或多或少能够提供一些线索。因为五六十年代的《大公报》是以一个对于经济现代化有着执著理想的见证者的身份出现的，它提供给我们的也许不仅仅是文字方面的东西。它的比较研究的价值、它的经济现代化的理念和变迁、它的对自身的扬弃、它的对知识群体脱胎换骨的改造的认识等问题，无疑也是我们应该关注的。

关于《大公报》的研究，新中国成立后鲜有成果出现的原因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1949年以前的《大公报》之所以吸引了史学家的关注目光，是因为那段历史受到的束缚相对较少，并且《大公报》获得的国际声望也在那时建立，因而研究领域相对宽泛，成果显著；另一方面，新中国成立后的《大公报》经过社会主义改造，成为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共产党财经领域里的机关报，其第三者属性难以彰显，在研究价值上较难突破党史观的范畴，加上它在中国内地的存在也就短短十多年，被众多史学研究者和爱好者忽略，也是在所难免的。

当然，因为《大公报》服务于财贸战线长达十多年，报道领域涉及新中国的经济决策、建设成就、工作得失、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等领域，现有的党史研究成果对于《大公报》的研究也是很有借鉴价值的。关于中国共产党经济工作的研究成果十分丰富，这里只简单阐述一些成果。赵凌云（2003）认为经济工作只是党的各项工作之一，经济工作在党的各项工作中的主次、轻重地位决定了经济工作的方式与成就。中国共产党“八大”做出了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决策。但是，1957年以后，由于“左”的错误指导思想的干扰，实际上将“阶级斗争”放在首要位置，经济建设被放在次要的位置上。一方面，经济工作受到频繁的政治运动的冲击。另一方面，经济工作的方式、方法和衡量标准，也被打上浓厚的政治色彩，即主要是通过“抓革命、促生产”等政治运动的方式来推进经济工作，衡量经济工作成败的标准也主要是政治标准，在经济标准与政治标准发生冲突时，则突出政治标准，如“宁要社会主义的晚点，不要资本主义的正点”，“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等。那么，《大公报》在从事经济新闻报道中，面对这些现象是如何看待的呢？本书将对此作出阐述。

三 本书研究范围、资料状况和内容构想

本书研究范围主要集中在1953～1966年，以新中国经济建设为考察对象，包括从《大公报》完成公私合营到成为财贸战线的机关报，再到1966年停刊这一时期。与此同时，对1902～1949年的《大公报》发展情况也作了简单梳理。1953年，当《大公报》被中宣部指定为宣传国内国际财经新闻报道的财贸战线综合大报时，新生的《大公报》就迅速承担起了为经济现代化建设摇旗呐喊的角色，开始践行中央经济工作方针的落实和回馈，积极与上层、下层保持密切互动。1953～1957年是“一五”计划完成时期，中国经济完成了新民主主义经济向社会主义经济的过渡，现代化粗具规模；1958年经济建设和生产力发展急于求成，导致了1958～1961年经济探索走入“大跃进”的误区；1962～1965年“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的实施又将经济建设纳入正规；“文化大革命”十年，中国经济遭受严重破坏。那么，《大公报》在这一历史巨变过程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如何体现财贸战线机关报的价值？它开展工作的方式有没有大的变化？这都是本书所关注的。另外，这一阶段的《大公报》本身也诠释了公私合营的荣辱酸甜，见证了新中国经济发展的坎坷曲折，发挥了时代变迁的参与者和监督者的作用，部分体现了新闻媒体作为“第四权力”的价值。这些方面也是值得考察的。

本书特意选择这一历史阶段为研究对象，正是缘于该阶段是中国经济变动最为剧烈、成效最为明显的历史时期。新中国成立初期，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激烈碰撞，旧有的经济模式在新政权的强势改造下逐渐消解终而归为一统，新的《大公报》解读、传播了这一变化过程，虽与其20世纪三四十年代自由主义特征大有不同，但也忠实地记录了那个时代的变迁，并且也尝试搭建一个媒介桥梁，使上下进行有效的互动，部分地促进了经济建设的良性发展。作为“公共领域”的《大公报》，它的“大门在原则上向所有公民敞开”。《大公报》自然而然地成为广大经济工作者关注的焦点，成为传达民意、解读政策的利器，并且在经济理论探索方面也打开了一个窗口。同时，与其他媒介一样，《大公报》难以超然于政治之外。它被深深地打上了政治影响的烙印，在办报体制和模式上虽然有了全新的变化，但公众工具的政治化倾向不免使其影响弱化。旧有的办报理念与新生的政权产生了不少的冲突，其磨合与改造的过程的确耐人寻味。即使有着“国家中心主义”、倡导工业化的遗风的影响，它也无法摆脱政治的影响。不过，即使是对经济建设和发展模式的敲敲打打、探索争鸣也是很有价值的。对《大公报》研究的历史价值还在于，它忠实地记录了那个时代知识群体对于社会发展的思索和尝试。因此，认真考察这段历史，对于如何有效地发挥媒体的监督职能，如何使社会整个有机体步入良性循环状态，如何建设中国现代化都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相对于近代史资料浩繁、成果斐然的状况，新中国成立后至“文化大革命”初期的研究，受到资料开放有限、泛政治化等诸因素影响，有待于在研究深度上进行更好的拓展。这里除了资料相对难觅、开放程度有限等因素外，在理论建树、社会层面的辨析等方面少有突破之作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可资借鉴的成果乏善可陈。这一点在考察、解读《大公报》这样类似的公众舆论工具时尤其如此。这样，本书写作就面临着双重难题：一是资料分类、归纳梳理相对困难；二是在理论建构、求证最新成果方面难免在广度、深度上有所欠缺。同时，本书研究相对宽泛，需借助于社会学、政治学、文化学、经济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对于《大公报》的研究，因其跨越了一个世纪的历史长度，见证了新旧两个时代的变迁，记录了中国知识分子对国家、社会、民众的关注和参与程度等历史史实，具有一定的标本价值和史料价值，因而意义也很深远。希望本书对此能够有所突破。

本书写作利用的资料是新中国成立后《大公报》的档案史料，分为308个档案全宗，上百万字，北京档案馆资料大部分开放。还有1953～1966年完整的《大公报》，国家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有收藏；还有已有的研究《大公报》的相关书籍几十本；以及研究新中国经济建设的其他成果。尽管在研究《大公报》与新中国经济建设关系方面尚无最新成果出现，但这些资料和相关成果已经为本书的写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由于本书属于经济史研究范畴，从史实和实证研究出发，“论从史出”就是写作的基本宗旨和原则。本书的基本结构和章节安排也是遵循这样的原则展开的。本书的章节要点如下：

绪论部分提出问题，综述研究现状，并对选题的意义、写作结构进行安排，提出研究路径和创新点。

第一、二章主要归纳和概括了新中国成立前《大公报》的办报理念、代表人物、经营特点等方面的特征，探讨其影响舆论的来龙去脉。

第三章通过《大公报》的改组和转型来阐述信息供给计划化的有关特征，说明作为一个经济媒介在这种体制下必须做出较大的调整，才能够适应时代的要求；同时，这种改造工作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利弊互见。

第四章通过解读《大公报》新闻信息的来源、特点，具体分析信息管制的特征及其绩效，由此出发来评估在信息管制下《大公报》在新中国经济建设中发挥的作用和价值。另外，从其履行中央规定的国际经济报道职能方面来考察其失灵的有关情况。在保持与中央宣传口径一致的前提下，《大公报》“风景这边独好”的报道取向无疑削弱了它的影响力，对西方经济理论、经济问题没能进行有效深入、审慎客观的报道实际上也是一种效率的损失。

第五章通过分析《大公报》内部经营管理机制变迁的情况，说明社会主义改造下的政企关系实际上是一种博弈的中断。这可以从所有制情况的变化，从内部激励的变化、资本构成的变化、人员构成的变化等方面表现出来。从中可以看出政府对媒介改造的特点和绩效。

第六章主要阐述《大公报》在新中国经济建设几个重要阶段的价值和作用，并分析短缺经济条件下的媒介信息失灵的相关表现，深入挖掘媒介信息失灵的有关特征，说明在短缺经济条件下以政治运动方式进行经济建设、社会整合时，媒介经济信息存在扭曲的成因，并根据经济信息传输的有关特点深入剖析短缺经济条件下，媒介信息的走向和发展脉络。

第七章分析《大公报》在国际问题报道方面变迁的特点及价值。

第八章考察《大公报》在“文化大革命”发动之初遭遇停刊的过程、原因以及影响。

第九章从理论上分析《大公报》在媒体、社会与国家层面上所体现出来的作用和价值。

四 研究路径、工具和创新

本书试图用比较分析以及经济学分析方法，通过对特定历史时期经济领域的新闻媒体进行个案分析，揭示计划经济时期媒体改造的情况以及媒体的作用；同时，辅之以历史学和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在借鉴、吸收国内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依据大量文献资料和以往的研究基础，多角度地研究计划经济时期媒介改造的宏观背景、微观基础以及路径依赖，探讨新闻媒体对经济建设的监督和校正价值，探索由计划经济发展到市场经济的模式选择和经验教训。

本书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和辩证唯物论，依据大量翔实的历史资料和研究文献，以现代经济学为指导，注重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结合静态分析和动态分析，发挥比较分析的优势，以期得出一个有价值的研究成果。研究方法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运用现代经济学理论及有关概念作为分析的基本框架，引入信息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的手段和工具，尤其是关于信息不对称以致信息失灵、政府失灵、短缺经济、路径依赖的概念和成因的解释力，分析《大公报》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第二，注重考察长时段的历史作用，采取比较研究的方法，追踪《大公报》经济信息获取和效用变迁的动态过程，通过对比研究，发掘舆论在社会发展中的独特地位和价值。

第三，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相结合。按照有关经济学理论和范畴的需要，从经济分析入手，通过归纳整理资料，对影响媒介经济信息供给的要素禀赋、制度特征作一定量定性分析，从宏观和整体上描述研究对象的发展规律。

本书的创新之处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作为一个实证研究的个案，本书通过细致梳理《大公报》这份唯一的新中国财贸战线机关报在机构、人员、报道方针等方面的一些突出特点和表现，来透视计划经济时期经济信息流动的有关特点及其对当时我国经济建设产生的影响，从而厘清计划经济时期经济信息高度垄断的政策基础，并对经济信息扭曲作一个有效的界定。在单一的经济体制下，经济计划存在服从政治需要的特征，高度统一的行政体制和计划管理方式客观上容易形成信息扭曲，从而使得信息这个市场经济条件下最为灵敏的要素在当时部分失灵。同时，对计划经济中的信息价值作一个客观的分析。计划的制订依赖于计算、依赖于不够充分的信息，因而造成信息不对称、责任不对等、激励不充分等问题的出现，信息的多样和多变造成计划的多变甚至滞后，这一切显然造成了社会福利的损失和效率的下降。

第二，面对计划经济的发展局限这种复杂的经济形势，媒介经济信息的获取和发布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完全听命于政治的摆布。它有自己的判断和思考，它对不合理的经济政策在执行的前提下也存在校正的意愿和努力。正是这种有媒体参与、有民众参与的博弈机制的存在，才使得我国的经济建设尽管出现失误、困难重重，但也能够取得惊人的成就。挖掘这种机制的相关因素，并进行细致分析，对今天的现代化建设有不小的启示意义。

第三，计划经济时期发展战略的实施对媒介经济信息供给有着隐性和显性的双重影响。新中国成立初期，经济建设采取以“赶超战略”为诉求的发展目标，因国民经济的极端落后和受“苏联模式”的影响，中国共产党领导层对集中发展工业化有着强烈的偏好，“超英赶美”更多的是在经济层面实现增长，要使经济发展完善“帕累托最优”，显然必须按照利润最大化的要求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与经济学意义上的“经济人”假设达到同步，只有这样才存在理论上实现“赶超战略”目标的可能。在短缺经济形势下，为了突破资源瓶颈的制约，中国共产党领导层只能强调“道德人”假设的有关规范，采取群众运动、阶级斗争、文化革命等方式强化生产力中人的积极性，回避因资源禀赋严重缺陷造成的发展障碍。由于存在经济发展的高指标、短缺经济的严重制约、“经济人”与“道德人”的天然差异这些无法解决的冲突和矛盾，因此用于指导经济建设的所有相关信息必然存在扭曲，这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逻辑难题。在《大公报》自身的发展过程中，也可以发现这种困惑存在的依据。

新中国前17年（1949～1966年），受“苏联模式”的影响，我国对新闻宣传实行管制政策，极大地钳制了新闻宣传所具有的舆论监督功能和为民请命的职责，造成中国新闻史上“喜鹊现象”的泛滥。不过，透过《大公报》在这个大环境下的运作，也可以窥见在“大跃进”造成国民经济严重破坏后，经济能够恢复正常运行，除中央弥补失误的措施及时外，媒体也发挥了一定作用；虽然计划经济时期媒体失灵具有必然性，但在正的、负的内外部性交织影响下，原因错综复杂，认真分析政府、媒体、民众三方的责任和权重很有必要。

第四，计划经济时期经济学界并没有停止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理论的探索，并没有停止对西方经济学界的关注和介绍，只不过在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强势挤压下，这种探索多多少少有些令人遗憾。目前盛行的、在全世界都很吃香的经济学派、经济人物、经济理论、经济观点在计划经济时期那么真实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尽管受到意识形态的左右，尽管这种呈现只是惊鸿一瞥，这在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历史上却有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往小了说，《大公报》是如此真实地展现了我国经济学人对计划经济时期我国经济建设理论的探索；往大了说，计划经济时期我国经济学人对国内经济建设经验的思考、对西方经济学动态的观察和介绍为改革开放、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形成具有不能忽视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大公报》1962年创办的《世界经济》专栏、1964年创办的《经济评论》专刊，都属于探讨经济理论的板块，二者一共刊登了大约上千篇的理论文章。认真梳理其中的逻辑线索、认真分析其中的发展动向无疑会丰富我国理论经济学的研究厚度和底蕴。本书对此也进行了浅尝辄止的呈现和分析，希望能够有后来者。

第五，在计划经济的条件局限之下，在媒介经济信息供给受到严重管制的环境中，政府、企业、媒体、民众只能进行有限的博弈，经济发展也只能取得次优的发展绩效。本书通过对《大公报》这一经济领域里的唯一一份中央级媒体信息供给的状况进行的深入分析，对新中国前17年经济发展的成就得出一个次优发展绩效的判断。信息扭曲从上至下，对经济决策的错误导向明显。不过在博弈过程中，在中央对因信息扭曲而产生的错误甚至无效的经济政策进行调整的同时，媒体试图发挥舆论监督的有效职能，多渠道、多角度、有限度地反映民意，对经济政策的走向也发挥了一己之力；基层经济工作者在扭曲信息的左右下，通过反思、抉择，应对经济政策的作用和影响，部分地遵循了经济发展的规律，使得某些不利政策的影响得以缓解，政策弹性的释放部分抵消了信息陷阱的危害，降低了政府失灵、媒体失灵、信息失灵的破坏力。经济发展沿着一条次优的道路探索前进。本书通过再现《大公报》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大跃进”时期、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对中央经济政策尤其是对以政治动员进行经济建设政策的思考，以及《大公报》与之的依违离合，来探索计划经济时期真实的经济运行情况，能够给经济建设一个较为合理的解释。一定时期，在面临经济政策严重失灵、经济增长急剧波动、政治斗争不断的情况下，国民经济并没有崩溃，还能取得令人瞩目的建设成就。《大公报》以及部分经济工作者的理性思索和现实追求部分抵消了不利政策的破坏力，经济发展虽不能最优，但次优的取得也是难能可贵的。《大公报》对此作了真实的呈现。

五 需要说明的几个问题

第一，本书从经济学，特别是从经济史学角度，而不是从新闻学的角度来探讨《大公报》的价值。鉴于《大公报》首先是一个新闻媒体，它集新闻的所有要素于一体，并发挥媒体的几乎全部价值，它在新闻学上的价值自有公论。因此，一些新闻学方面的理论模式和分析框架同样适用于《大公报》，其作为舆论的监督功能和信息功能毋庸讳言。不过，《大公报》的新闻功能取决于其为经济建设服务这一职责定位。国外学者曾对传媒的信息影响力有过很好的阐述：“传播可以用来纠正已经采用的政治价值的偏差，可以帮助新建立的国家组织鼓励发展项目的推行，帮助推动意识形态的变革来加快社会的变迁，帮助国家领袖或潜在的领袖使政治行动合法化。”因此，着眼于《大公报》传媒信息力的解构就具有了经济学意义上的分析价值。

第二，从信息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大公报》是一个经济信息发布平台，信息供给有其独特的一面，这中间也存在有信息经济学中的信息不对称、信息失灵、信息扭曲、内外部性等要素；从制度经济学方面来说，《大公报》的体制设计以及在计划经济中的地位和价值，政府是有所安排的，那么，《大公报》在经济建设中到底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在1953～1966年，《大公报》作用失灵一定程度上凸显了制度失灵的必然性。《大公报》作为一个信息载体，它的信息获取渠道、它的信息传播渠道、它的信息反馈机制都有一定的独特性，在政府、媒体、民众这个三方互动的链条中，信息如何失落、信息如何扭曲、信息如何影响经济建设、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经济决策，在失真的信息面前，政策滞后及失灵的表现如何，这里显然存在一个潜在的逻辑联系。

第三，经济学中关于信息不对称以及博弈论的有关理论构架对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次优发展绩效有着很好的解释力。一方面，新中国成立初期，经济政策和经济发展呈现出较大的波动，其中，信息获取的失真扭曲对政策的影响不可忽视；另一方面，在经历较大的经济波动的前提下，经济发展仍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原因何在？运用经济学中的博弈论也许能够解释经济波动和政策弹性之间的关系，政府、媒体、民众的三方博弈的有限性和有效性或许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解释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

第四，本书严格遵从学术规范，以史料为依据，不以假设和推理来设计历史，只是尽可能地还原历史真实，发现其中的走向和轨迹，揭示历史现象存在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对其优劣得失尽可能地条分缕析，一一进行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