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一

结识真娥以来，已有十多年了。

那时，她来文学所，在我的名下进修。

她很勤奋，阅读和分析作品，细心而认真。

她善笑。这是一种自然流露而非作态的笑。妻在背后夸她的长相和笑容神似蒲松龄笔下的婴宁。我却以为，这反映了她性格中的天真、乐观、爽朗、豁达的一面，而这在女性学者中是不多见的。

真娥的书，有丰富的内容，有深刻的见解，给我的感觉，几乎到了篇篇珠玑的地步。

真娥的书名很有意思：“韩国学者眼中的中国古代小说”。说它有意思，是因为它反映了这部专著是从韩国学者的视角来观察和分析中国作品的，因而给中国的读者带来了一股清新的风。

我觉得，在“学者”之前，再加上“女性”二字，更显得突出。

“女性学者”，有其独特的、缜密入微的一面。

从对《李娃传》的研究，可以看出真娥的这个治学特点。

她不仅认为，《李娃传》是一篇“立足于儒教伦理观念的男性作者的叙事文学，而且以男性为‘预想读者’”，其中“叙述的事都是经过男性角度矫正过的，这必然会遮蔽其中所涉及的女性观点和欲望”，还进一步指出，“从女性学的视角来看，妓女李娃很可能是一位立足于社会性的性意识（Gender）上的有提高自己身份欲望的女性，而在男性叙事的框架中，她不过是一位悔过自新帮助男性体现儒教意识形态的女性。她本身的欲望被隐藏在男性叙事中不被识别的部分，这个部分只能通过‘抵抗性读书’才能暴露”。

无怪乎这篇论文在“跨文化视野下中国古代小说学术研讨会”（2011年，广州）上获得了好评。

我也欣赏她对朝鲜汉文小说《王庆龙传》和中国小说《李娃传》、《玉堂春落难逢夫》的比较研究。

我不由想到了《九云记》抄本，想到了《三国志演义》朝鲜翻刻本和铜活字本。

二十余年前，在韩国发现了小说《九云记》抄本。我在1993年发表过一篇论文，《论〈九云记〉》，断定它是一部出自中国作家之手的作品，撰写于清代嘉庆年间。2013年，我又在别墅中接受韩国电视台的专题采访，畅谈此书发现所产生的特殊意义：此书自朝鲜汉文小说《九云梦》改编而来，在历史上，中韩文化交流从来不是单向的。

前几年，在韩国又相继发现了《三国志演义》的朝鲜翻刻本和铜活字本。我两次赴韩，参加与此事有关的学术会议。我在论文中明确地肯定了这两部书的发现对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的重大意义：有助于深入研究《三国志演义》等小说在域外的流传情况，有助于研究它们在明代嘉靖年间以及在嘉靖之前以抄本、印本流传的情况，以弥补和加强中国小说史研究中的空白和薄弱环节。

对我们两国学者来说，在中韩文化交流、学术交流领域中，要添砖加瓦的事，显然很多很多。

愿与真娥共勉。

真娥此书不愧是中韩学术交流中的一朵奇葩。

期待真娥有更多的论文发表，有更多的专著出现在中国学者和读者的案头。

盼望真娥对中韩学术交流做出更多的贡献。

刘世德

2013年初夏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