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日本关东军政治统治形态——日本官吏入主伪满各级政权

一 关东军“内部统辖”——总务厅中心主义

伪满洲国成立前，日本关东军为实施对伪满洲国的“内部指导权”, 1931年12月12日在关东军司令部内部新设统治部（1932年2月改称特务部），任命驹井德三为部长，“负责关东军临时的行动善后处理，同时研究制定有关行政、财政、产业、交通、交涉等各个领域的新国家的组织及重要法令，以促进建国准备工作的开展。因此满洲国的国家机构，甚至连具有独特性的国务院组织也都是秉承关东军的意旨，由统治部研究确定的”。新设统治部是关东军对东北实施直接政治统治的开始。

伪满洲国成立后，关东军为了行使对伪满洲国的指导权，使其在外表上保持“独立国家”的姿态，而内部则在关东军司令官管辖下，通过参加伪政权的日系官吏，对伪满洲国加以控制，这就是所谓的“内部统辖”。在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内新设第三课（后为第四课），事无巨细与伪满洲国方面对口机构总务厅联系，具体负责必要事项的审议和决定，包括任用日本人官吏，其中委任官的采用都需经关东军同意。满系荐任官以上官吏的任免，也必须经关东军批准。由此，关东军司令官通过第三课与总务厅联系始终处于内部指导地位。因此，“主管指导满洲国事务的关东军第三课，事实上就是满洲国政府这种说法，并不言过其实”。

“满洲国”表面上以独立国家的形式出现，实际上关东军通过三条渠道操纵和控制伪国，一是通过“帝室御用挂”来操纵溥仪，并随时随地监视控制溥仪；二是伪政权组织实行总务厅中心主义及次长制，实际掌管伪国的立法权、司法权及行政权；三是在军事上通过层层设立顾问来操纵军事大权。

比如，溥仪身边的吉冈安直是关东军特派的高级参谋，他从1932年开始一直紧随溥仪身边，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伪满洲国垮台。溥仪出任伪满洲国皇帝后，被关东军授以“帝室御用挂”官衔，成为关东军与伪帝溥仪之间的传话筒。溥仪办公地点在勤民楼，吉冈安直的办公室设在勤民楼一楼，溥仪出巡、接见宾客、训示臣民、举杯祝酒，以至点头微笑都要接受吉冈安直的指挥。溥仪能见何人，见了说什么，也一概要听从他的吩咐。为此，溥仪在战后曾说：“对于日本帝国主义来说，吉冈安直必定是个好人才，因为他确确实实把我弄得服服帖帖，百依百顺。”

日本关东军为实行“内部统辖”，一直在探讨和研究最佳统治方案。1932年6月，日本关东军参谋长桥本虎之助炮制的《指导满洲国纲要（草案）》指出：“为实行帝国对满洲国的国策，不特别设立文治机关，专使关东军担当其任，实施中努力保持新国家为一独立国的体面，而在满洲国名义下通过日本人官吏系统，特别是通过总务长官以求实现。”1933年8月8日，日本内阁通过的《满洲国指导方针要纲》即所谓的“八八决议”，明确了对“满洲国”统治的指导方针是：“在现制关东军司令官兼驻帝国大使的内部统辖下，主要通过日系官吏来实质性进行”，同时要求“为了使日系官吏成为活动的中心，便于其统制，要维持以总务厅中心的现行制度”。从而确立了关东军代表日本政府对伪满政权进行“内部统辖”的制度。

伪总务厅名义上隶属伪国务院，实际是关东军“内部指导”伪国的实权机构。首任总务厅长官驹井德三。该机构1932年3月新设时由秘书、人事、会计、需用四处组成。以后数经调整改设，组织庞大，发展到总理大臣官房、人事、企划、法制、会计、弘报、地方、统计等处。1944年，因总务厅中心主义的权势不断强化，机构更日趋庞大，发展为一局、四处和一部，即企划局、人事处、主计处、法制处、弘报处和防空部。

表面上看，伪中央政权最高行政决策机关是伪国务院，然而日系总务厅长官的职权超过了伪国务总理，伪国务总理需秉承总务长官的意旨行事。伪满洲国的重大行政事务必须经总务长官裁决方可施行。总务长官不仅统辖伪国务院各部，还统辖各伪省公署的重大行政事务。

伪国务院各部均设有总务司，规定总务司为首席司，各局均设总务处，由日本人担任司、处长。地方各省公署均设总务厅，规定总务厅为首席厅，由日本人任厅长。各市公署均设总务处，规定总务处为首席处，由日人任处长。各县旗公署内设日系县旗参事官。伪总务长官对各伪部、局、省公署的统辖，就是通过这些日系司、处、厅长实现的，这种行政组织就是以总务厅为中心的“总务厅中心主义”。

1937年行政机构改革，在保留伪中央机构的总务厅的前提下，伪国务院下各部的总务司撤销，改设“官房”，同时在各部大臣之下配置日本人次长，即实施“次长中心制”。各行政机关之长虽由满系官吏充当，但不过是装点门面的“牌位”而已，其副手，即所谓的“次长”则一律由日系官吏充当，掌握各部门的实权。这样，对外欺骗舆论，把“满洲国”打扮成更像独立国家的样子；对内利用满系官吏来缓和回避同中国人民的民族矛盾。

伪总务厅是关东军“内部指导”的具体执行部门，是伪满政府的施政中心，在日本对中国东北进行殖民统治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由日本人担任的总务厅长官直接操纵和控制伪满政府，权限庞大。总务厅长官每周二召集一次“火曜会议”，参加者为清一色的日系总务厅长官、总务厅次长（1937年后为各部次长）。会上审议各部提出的议案，决定伪满政权的重大政策与法令。“火曜会议”决定后再提交每周三由国务总理大臣主持召开的国务会议（又称“水曜会议”），即形式上的内阁会议，会议主要对“火曜会议”的议案全部举手“通过”，然后经参议府会议裁定，提交伪帝“裁可”后实施。“满洲国”这出政治傀儡戏的主要角色是伪帝溥仪，他对关东军和日系高级官员策划制定的决策、措施，看阅文件从不细览，采取盖戳即可的方法。

二 日系官吏控制中央和地方政权

伪满人事制度的双重体制是日本殖民地政治统治的重要特点之一。伪满洲国建立后，关东军为达到控制伪满洲国的目的，通过拥有两大权力，一是“内部指导权”，二是人事任免权，构成了日本在中国东北独特的政治统治模式。《本庄—溥仪书简》规定日本人以双重国籍身份参加伪中央及地方政权，并由关东军司令官直接任免，通过日系官吏对伪满政权进行“实质性的内部指导”，由此形成伪满人事制度的双重体制。

最初按照关东军的设想，伪满中央政府中600名官吏的编制，日系官吏占二成即120名。但是由于关东军决定“凡属于‘日系’名额的，永远不得改任‘满系’；而‘满系’名额随时可以改任‘日系’。并且，一经改任‘日系’，便绝对不会再任‘满系’。因此，‘日系’愈来愈多，‘满系’愈来愈少”。至1935年5月，日系官吏已增加到3000人。在伪中央一级的机构中，日本人已占一半。有些重要部门日系官吏占绝对优势。伪治安部、经济部、产业部、司法部等，日本人官吏占大多数。在总务厅，总务长官、各处处长以及各科长等全部由日系官吏充当，1937年以前总务厅200多名官吏中，没有一名中国人，几乎是清一色的日本人。1937年以后日满官吏比例为7∶3。伪治安部警务司日满比例为7∶3，伪财政部、实业部、交通部为6.5∶3.5，伪司法部为6∶4，伪民生部为4∶6。

在伪满地方机关省公署里，重要省市和边境省份，日本人占据多数，伪奉天、滨江省、新京市日满官吏的比例为6∶4；吉林、龙江省、奉天市为5∶5；边境省份牡丹江则为7∶3。在地方机关里，有些省市，中国人官吏虽占多数，但重要职权都被日本人把持。

九一八事变后，在日本关东军疯狂进行武装占领东北的同时，为达到使东北从中国内部分离出去的目的，加紧对东北各地汉奸的收买和策动工作，使原东北地方军阀纷纷宣布“独立”。然而，在拼凑伪中央和省级政权之时，县级地方政权并未完全控制在手，除汉奸伪政权直接控制的省城及附近各县外，更广大的地区，特别是县一级政权及县政权下的基层组织，对汉奸组织起来的伪政权置若罔闻，持观望态度，对其政令多置之不理，如吉林省熙洽以长官的名义通令全省42县服从他的指挥，然而，仅日军势力所能达到的省城附近及少数几个县，慑于威力不得不服从外，其他各县则将通令束之高阁，不予理睬。辽宁省维持会所发布的政令几乎不能越出省城附近各县。日本侵略者深感东北广大地区县级政权还远没有控制在日本人手里。因此要加紧夺取县一级政权，进而控制县一级政权下的东北民众。

鉴于上述情况，日本关东军利用在东北的日本人来掌握伪地方政权，他们首先依赖满铁会社、满洲青年联盟、大雄峰会等日本人组织，并积极支持满铁的满洲青年联盟和大雄峰会的活动，因为这些组织和个人都是积极支持关东军侵占东北的。因此，两者的一系列活动“并非无的放矢，而是有计划、有目的的行动”，是为实现共同的目的即侵略东北而精心组织联系的。为完成关东军夺取和控制地方政权的使命而成立“自治指导部”，在事变后不久，派遣到各县组建“县自治指导委员会”，并担任委员会的委员长和委员。殖民政权确立伊始，派遣到各县的“指导员”，即满洲青年联盟和大雄峰会成员摇身一变，到伪政权中任职，担任各县伪县公署的“参事官”（后副县长），成为伪满的地方官吏，以后控制各县一切大权。

因此，在关东军的指挥下，日系官吏逐渐渗透并占据要职。1932年度，满铁出身正式任职的伪满官吏有244名。

伪满初期，伪政权机构中因日本官吏人员有限，日本官吏更多地集中在伪中央政权里，“在伪县公署里，只安排了三四名日本参事官”。由于关东军所需日系地方官吏庞大，从而出现了供不应求的局面，于是，在伪国都新京，一批批日本浪人（无业游民）纷至沓来，居住在东北的日本侨民也被关东军网罗进县政权粉墨登场。因此，担任县参事官和警务指导官的人中，“甚至有的原来是在四平街车站卖盒饭的，有的原来是在安东开澡塘的老板”。一些投身于关东军的素质低下的无赖、地痞摇身一变，也谋求到了一官半职。

然而，作为日本关东军所倚重的法西斯少壮派分子，或满洲青年联盟和大雄峰会成员，他们并不具备政治统治经验，他们或只会带兵作战，舞枪弄炮，或长于唇舌，发表空泛的“豪言壮语”，现职人员素质较低对日本关东军政治统治东北产生了不利影响。因此，从1932年6月开始，日本关东军开始引进日本政府各部门的官员进入伪满各级政权参政，大藏省抽调星野直树等7人进入伪满洲国，分别充任伪国政府财政部次长、主计处长、文书以及关税、会计司长等职，以后又陆续选派一批行政和所谓“技术人员”到伪满政权中任职，从而加强了日系官吏的力量。一些日系官吏还被派遣到各县任县参事官、属官（副参事官）、警务指导官。1934年又将经理指导官（后称经理官）分配到各县。1935年又开始向各县分派产业指导官（县技术员），同时，伪实业部还计划向县下基层组织——村派遣日本人。

为全面操纵和控制傀儡政权，将各项殖民统治政策彻底贯彻到地方基层民众中去，日本侵略者充分意识到掌握地方政权的重要。县参事官制度在伪满洲国县级政权机构中极具特色，它是伪满县级政权的重要机构，由日系官吏担任，该制度反映了伪满县政权如同伪中央政权一样的傀儡性。县参事官来源于县自治指导员。九一八事变后，自治指导部派遣日本青年自治指导员分赴各县指导县政。伪满洲国建立后成为参事、副参事，后改称县参事官、副参事官。参事官的权限是“辅佐县长，参划县行政之机务及承命掌事务”，“县长有事故时由参事官代理其职务”。名义上伪县参事官是伪县长的辅佐人员，实际上凌驾于伪县长之上，伪县长必须事无巨细听命于伪县参事官。

1937年，伪满政权行政机构改革，撤销《自治县制》，公布新《县制》《县官制》，规定县长“承省长之指挥监督，执行法律命令，管理县内行政事务，指挥监督管内街村长”。县职员中，参事官改为副县长，“副县长辅佐县长，承命监督各科之事务，县长有事故时代理其职务”，县参事官制度的废除，使日本人参事官一跃坐上副县长的交椅，更可以堂而皇之地执掌全县（旗）的大政，直接参与伪满地方政权的全面监控。

在伪满地方县旗警察机构中，日本侵略者通过配备和安插相当数量的日系警察，操纵和控制伪满基层警察机构。自1932年1月始，日系警务指导官派遣到各县（旗）“辅佐”县警务局长，指导警察业务，培训满系警察官吏，强化县警察队。1933年10～12月日本两次从关东厅和外务省的日系警察官中调遣330名警务指导官，分配到各县旗，负责指导县旗警政事务。1935年又从日本现职警察官及宪兵中任用警察官，逐步派遣到各县旗的警察署，日系警察深入到伪满基层警察机构中。

1937年，撤销治外法权和满铁附属地行政权的移交，更使大批日本警察充斥伪满警察机构，并占据重要职位。满铁附属地转让后的日本警察有3500名，使伪满警察中日本人警察达到8000人。日系警察直接担任基层各警察署署长或各系系长，废除了“警务指导官制度”。如哈尔滨警察厅各警察署中，日系警察配置到署中各系，每系副职都是日人。伪白城县，日本驻白城子领事馆撤销，原所属警察署与白城子警察署合并，全署20人，其中有15名日本人和朝鲜人，署长为日本人井上广太警佐，署内司法、特务、保安等各系主任也都由日本人担任。伪满后期，特别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在北部边境地带的警察署一般都由警佐级以上的日系高等警官任职。

随着日本撤销“治外法权”，除日系警察大量涌入伪满警察机构中外，满铁中的日本人也大量进入伪满政府机构中，特别是司法、税政等机构，日本人官吏急剧增加。日伪当局行政机构改革推行街村制时，日系官吏纵向深入到街村一级政权，且占有相当多的人数。如伪阿城县副县长岸岳五郎兼任阿城县双河村村长；伪白城县副县长岛村兼任白城子街街长，副街长也由两个日本人担任，白城街公所内除街长副街长是日本人外，还有实业系的清水、三浦、大久保，财务系的佐佐木等，均掌握着实权。《北边振兴三年计划》实施期间，在边境省份，为保证日本关东军对苏作战准备的需要，在许多省、县级伪政权中，直接安置日本人担任主官，如牡丹江省的东宁县、绥阳县、穆棱县；东安省的鸡宁县、虎林县、密山县；间岛省的珲春县；黑河省的瑷珲县、孙吴县；兴安总省的林西县，其县长均由日本人充任。其中东宁、虎林、密山县日本官吏占60%～70%。

在伪政权机构中，中国人官吏为正职，日本人官吏为副职。但重要职位全部由日系官吏充任。伪满人事制度的双重体制在伪政权机构中表现为，同一领导职位同时安排日系官吏和满系官吏，而重要部门必须由日系官吏担任的，或非重要部门可由满系官吏担任的，则不实行双重制。

在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发给荐任级以上的日籍文武官员《服务须知》的秘密手册中，宣称：“日本民族是满洲各民族的核心，天生的指导者”，“日本人在满洲的地位，不是侨民，而是主权的行使者”。

三 日系官吏是关东军意志的实施者

伪满洲国日系官吏的最高实权者是伪满洲国总务长官，总务长官秉承日本帝国主义的意图，充当了关东军及日本政府在殖民地政治统治的工具。总务长官不仅向关东军提供侵略和殖民统治东北的重要方策和计划，参与关东军的最高侵略政策。同时又指挥和动员伪满洲国官吏，尤其是日本人官吏，在伪满洲国内制定、执行日本的侵略计划和政策，并通过伪满洲国的行政机构及特殊会社等，进行指挥、监督、推行日本殖民统治东北的各项重大事务。

伪满洲国政府施政方案来源于顶级的由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召集的伪满洲国最高首脑会议。参加者有关东军参谋长及参谋副长、伪总务厅长官及协和会中央本部长。这是主宰伪满政治的巨头会议，会议一方面由关东军司令官代表日本政府就“满洲国”的施政方针和基本国策，对伪总务长官下达命令和指示，另一方面由伪总务长官就伪满洲国政府研究制定的重要政策、法令等向关东军司令官报告，以求得关东军司令官的认可。

最高首脑会议后，伪总务长官为贯彻落实日本的殖民政策，主持召开各种会议。先是主持召开由关东军第四课长和参谋及伪满洲国有关各部的次长、总务厅次长组成的高级会议，落实最高首脑会议精神。然后伪总务长官又要召开前述的由伪中央行政机构全部日系次长参加的每周二的“火曜会议”，清一色的日系次长官吏聚集一起商讨伪满洲国一系列内政外交方针。而“火曜会议”后每周三由伪国务总理大臣主持召开的国务会议（又称“水曜会议”），不过是走走形式而已。

作为“满洲国”行政中枢的首脑——伪总务长官，可以说是日本政府派驻伪满行政的最高统治者，是关东军进行行政运营的高级参谋，非是一般官吏所能充任。因此伪满洲国总务长官的人选，在政治上首先具备一个条件，就是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所信任的人物，在日本国内必须获得军、政、财界的认可，有一定威望并具有积极对外侵略思想者，同时具有最好的殖民统治经验和丰富的行政工作经验，且拥有一定的学历和资历。伪满14年间，担任总务厅长官的人选除驹井德三外，余者都是东京帝大出身的官吏。

无论是1932年3月10日首任伪总务长官驹井德三，还是最后一任武部六藏，他们都是忠实执行日本殖民侵略政策的工具，而且在执行关东军强权殖民统治上一个比一个主动、积极。

如驹井德三，虽在任时间不长，仅七个月，但所起的作用甚大，奠定了伪满洲国行政中枢伪总务厅的基础。作为“中国通”，九一八事变后，他与板垣、石原和土肥原等人，积极策划炮制伪政权，使出全身解数应付国际调查团。而且，他坚决反对只设少数日本顾问给予指导的做法，明确主张日本人作为日系官吏参加伪满洲国的行政工作，掌握人事、财政、军事、司法等各项大权，这些都深得关东军的赏识。

驹井德三的后任阪谷希一，熟悉金融财务，曾任关东厅事务官、财务课长。伪满洲国成立后出任伪财政部总务司长，后代理伪总务长官，在任时，针对东北抗日浪潮的风起云涌，颁布了一系列惩治东北人民的法令，如《暂行惩治盗匪法》《治安警察法》等，并着手推行开拓政策，从日本向中国东北进行武装移民，强占东北农民土地。

第三任总务长官远藤柳作，曾在朝鲜总督府做过试补事务官，有殖民统治经验，也有一定的资历和行政管理能力，在任期间，加强了伪满中央对地方的控制，为维持伪满洲国治安推行保甲制度，同时，积极制定有关掠夺中国东北资源的各种法令。

星野直树作为第六任总务长官，历时8年，他作为大藏省官员来到伪满洲国后，任伪财政部总务司长。1936年任总务长官后，积极推行伪中央政权机构的改组，裁汰了一批不听话的汉奸，并推行被称为“满洲国三大基本国策”的“产业开发五年计划”“北边振兴计划”和“百万户移民计划”，深得关东军的信赖和日本国内军、政、财各界的赏识。他不仅在经济、财务方面有出色的“政绩”，而且在思想和精神领域成为奴役中国人民的干将，如在伪总务厅设立“满洲弘报协会”，他还配合关东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让溥仪奉迎“天照大神”，摧残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

最后一任武部六藏伪总务长官，曾担任关东局总长，后到日本内阁企划院任次长，他与日本军、政、财各界均有广泛联系，因而被选为在伪满洲国实施侵略政策的最高负责人。1940年就任伊始，根据关东军战局发展需要，积极推进对中国东北殖民掠夺的速度和深度，炮制出《满洲国基本国策大纲》，处理有关大豆、煤炭的生产和确立产业新体制等重要问题。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制定“物资动员计划”加大对东北物资的掠夺。武部六藏在任期间，除直接听命于关东军的指挥外，如果遇到重要问题或急于处理的事情，就偕同关东军第四课课长直接去东京与日本政府有关方面联系，这样更有利于理解和贯彻日本战时侵华政策。他认为，在伪满洲国的日本人官吏“绝对有必要了解日本国内形势、日本政府的重要施策和意图，保持与日本政府和财阀界各方面的联络协调”。因此他每年至少去东京一次，“归任后，一般情况都必然要召集临时日系次长会议，进行传达，研究对策”。

无论在伪满中央政权，还是省、市、县地方政权，作为日本政治统治集团的殖民侵略政策的执行者，日系官吏忠实地实施关东军和日本国内大本营的殖民侵略政策，并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古海忠之战后供述：“满洲国的日籍官吏不论出身与经历如何，都能专心致志地为实现建国理想而奋斗”，“他们不计名利，坦率而热情，彼此之间拥有同志意识，形成了高尚的为官之道，并在这一气氛中努力工作”。

所谓“高尚的为官之道”，就是日系官吏在对东北民众进行殖民统治以及参与镇压东北抗日武装的各项“治安肃正”活动中，为实施经济掠夺在搜刮东北资源、征国兵、抓劳工等方面，成为冲锋在前的恶狗和爪牙。

1935年伪敦化县参事官荒川秀次，得到陈翰章领导的抗日武装在敦化县筹集粮食的情报后，命令部下伪警察，搜捕抗日战士4名，群众9名，交给日本宪兵队，4名战士和2名群众被杀害，其余7名下落不明。

1940年任伪阿城县副县长的岸岳五郎，在县公署内，将总务、警务、行政、财政、地政等涉及国计民生的重要科安排了日本官吏，甚至在一些股也都换上了日本人。针对伪县、街公署机关人员，要求每天早晨必须开“朝会”，升伪国旗，唱伪国歌，向西南遥拜伪满皇帝，向东南遥拜日本天皇，宣读诏书，不准迟到早退，否则受到严惩。为了完成日本殖民掠夺的各项政策，挖空心思，成立了“增产班”（便于更多地出荷粮）、“互帮班”（为解决出劳工后农民家里无人干活的问题），以及“锄草班”和各种“组合”等。在统治阿城的6年间，施展了种种统治手段，可谓费尽心机，从而得到伪滨江省上司的赏识。

伪榆树县副县长日和崎栋男，1941年就任该职期间，成为掠夺榆树人民财富的强盗，屠杀榆树人民的凶手。在执行侵略者出荷粮任务时，强迫农民低价卖粮，指使县公署有关部门成立出荷督察班本部，分组派到各村，逼农民交出荷粮，征集各种物资，如马匹、车辆、劳工等，且每次都要超额完成任务。他到任不久，就在县警务科组织了情报机构——特搜班，监视群众活动，如有反满抗日言行者，或出荷、征劳工完不成任务者，遭到逮捕和屠杀。因其“政绩良好”在完成日本侵略战争所需各种物资时表现积极，1943年官衔升为简任二等，勋六位，超越县长，与伪省厅长级同。

日本人充任伪国官吏，使关东军的旨意通过这些官吏得以顺利、迅速、有效地贯彻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