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社会工作对灾后社会建设的作用研究——以绵竹市清平乡为个案

1 导论

1.1 研究缘起

2006年10月11日，中共中央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其中明确提出：“建设宏大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迫切需要……”在良好的政策环境下，社会工作教育领域掀起了发展、壮大中国社会工作教育事业的高潮。随后，全国有200多所高校陆续开办了社会工作本科专业，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逐渐成长起来。

2008年5月12日14点28分，四川发生了8.0级特大地震，不仅造成了巨大的人员伤亡与经济损失，还对当地人民的心理健康和原有的社区关系及社会支持系统造成了破坏性影响。截至2008年9月25日12时，汶川地震已确认69227人遇难，374643人受伤，失踪17923人，直接经济损失8964.3亿元。面对如此重大的灾难，社会各界通力合作，千方百计抗震救灾。2008年6月21日，四川大学与香港理工大学在香港赛马会的大力资助下，在成都联合成立“四川地震灾后重建支援与研究中心”。次年4月，笔者参与了由该中心重点支持的“灾后社区生计重建基线调查”项目。该项目预计对地震重灾区绵竹市清平乡进行历时三年的追踪研究。2009年4月，项目组入驻清平灾区，开展了为期半个月的基线调查。此次调查研究顺利完成了灾后清平乡盐井村、元包村的个案评估以及盐井村、元包村共700余户农户的基线调查和农户分类建档立卡工作。调查期间，由香港理工大学与四川大学联合在清平乡设立的社工站以及常驻于此的社工们吸引了笔者的视线。第二年，为进一步了解清平乡灾后重建的进展情况，“灾后社区生计重建基线调查”项目组于7月19日至21日，对清平乡进行了跟踪调查。7月20日下午，笔者对清平乡盐井村的村支书孟生容进行了深度访谈。当问到他对社工站和社工们的看法时，孟书记毫不掩饰地说，地震以前，他不知道社工是干什么的。当社工找上门来，希望组织村民活动，他还很担心社工能否发挥作用。但是，与社工接触下来，透过他们开展的一系列活动的效果以及村民们的反响，他对社工的了解加深了，并且对社工的工作成果给予了好评。

1.2 研究意义

社会工作发端于西方社会。作为一种专业的助人活动，社会工作在国际上已有百余年的历史。它应工业革命及其引发的社会问题之需要产生，并且在解决社会问题的实践中不断规范化、完善化，最终以其专业性获得西方社会的普遍认同。作为一种自下而上发展起来的制度，社会工作早已是西方社会福利体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严格意义上，我国是在改革开放后引入社会工作的。“自1987年国家民政部为了推动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在北京举行社会工作教育论证会，确立社会工作的学科地位，至今，专业社会工作在中国的发展不过十几年。无论是在社会工作专业的课程设置还是在社会工作实务方面，我们大多是沿袭西方的理论体系和经验。”这种背景迫使中国学者致力于为来到中国的社会工作找出特有的理论。“5.12”大地震发生以后，许多从事社会工作教育的院校、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者开始介入灾区的抗震救灾与灾后重建工作。与此同时，学界也在尝试性地探索社会工作介入灾后重建的路径，积极总结社会工作介入灾后重建的经验。

本研究以“5.12”特大地震灾害为背景，探讨社会工作作为一种新兴的制度进入到地震灾区，对当地社会建设发挥的作用。另外，本研究还有一个潜在的目的，即观察专业的社会工作在中国本土的适用性。借此，希望对社会工作本土化研究进行适当补充，并为社会工作在中国的发展寻找独特的理论基础贡献绵薄之力。

“5.12”地震灾害给受灾地区的社会生活秩序造成了破坏性的影响。人们的生命财产遭到严重损害，身心遭受极大创伤，社会也由稳定走向失序。当受灾地区原有的社会结构遭到严重破坏、社会关系断裂来不及修补之时，社会工作作为一套救援和重建机制进入到灾区，及时地为当地补充了社会支持力量，并为灾区社会重建提供了新的路径。因此，分析研究社会工作对地震灾区的社会建设发挥的作用，评估社会工作在中国本土的适用性，对于灾后重建工作的有效推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我国社会工作的发展遵循的是一条自上而下的路径。在发展的初期，社会工作缺乏厚实的社会基础。由于民众缺乏对社会工作的普遍认同，社会工作在中国的推广比较艰难。然而，“5.12”汶川地震给社会工作的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以台湾地区为例，“社会工作在台湾地区近年来透明度、知名度以及影响力都较大陆地区高，其原因之一就在于台湾社会工作者在SARS风暴和“9.21”大地震中，通过各种方式积极参与了危机干预及灾后重建的工作，以其出色表现而让社会各界印象深刻”。因此，本研究以“5.12”特大地震为契机，尝试分析研究社会工作在灾后社会建设方面的作用，归纳社会工作在中国本土发展的经验。这些经验对于如何使社会工作深入人心、深入社区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和应用价值，从长远来看，有助于社会工作更有效地介入社会问题，促进社会和谐。

1.3 相关文献研究综述

1.3.1 社会工作的相关研究综述

1.3.1.1 西方社会工作理论简要回顾

社会工作在西方社会存在有百余年之久，但是，它的理论发展相对较晚。

“在西方国家，社会工作经历了一个从没有理论指导到自觉采用理论指导、从指导理论的单一化到指导理论的多元化、从主要借用心理学的理论到尝试借用心理学、社会学、认识论等多学科的理论这样一种发展、演变历程。”通过大卫·豪（David Howe）在《社会工作理论导论》一书中的描述，大致可以将社会工作理论发展的过程分为7个阶段，即：“调查”阶段、“精神分析学”阶段、“精神分析学派”与“功能主义学派”并立阶段、“获得”阶段、“盘点”阶段、“理论统一”阶段、“理论归类”阶段。在“调查”阶段，社会工作者更注重实际工作，缺乏对这些工作进行理论上的思考和认识。但是，在这一阶段，社会工作者通过实践活动积累了丰富的资料，为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在第二阶段（20世纪20～30年代），社会工作者逐渐认识到，仅仅凭借经验来指导社会工作实践活动是不科学的。他们开始采用精神分析学理论来指导自己的实践。20世纪40～50年代，与精神分析学派相对立的功能主义学派发展起来，社会工作理论的发展进入第三阶段。与精神分析学派注重依据个体早年经历来治疗服务对象的观念不同，持有功能主义学派社会工作观的社会工作者更关注个体当前所处的情境，并主张与案主一起，利用社会工作机构的功能，挖掘案主潜能，促成问题的解决。这一阶段，两派在对立冲突中，坚持采用各自的观点服务案主。第四个阶段（20世纪60年代），社会工作可采借的理论增多，弗洛伊德心理学、认知心理学、社会学等学科进入社会工作者的视野，它们被广泛用于指导社会工作实践。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第五阶段），社会工作者意识到，有必要对种类繁多的理论进行梳理、盘点。直至20世纪70年代（第六阶段），一批社会工作者希望将这些理论整合到统一的理论框架之下。“其中最时髦的是‘系统理论’。这种理论试图用‘社会功能’这个概念来把各种理论与方法统合起来。”随之，“大一统”的构想和努力遭到激进理论和人文主义理论学者的反对和批评。他们认为，各种理论应当在竞争中并存。因此，多元理论并存的观点和局面成为社会工作理论发展进入第七个阶段的主要特征。

从西方社会工作理论发展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出，社会工作主要采借其他学科的理论丰富自身，并且，这些理论的种类是丰富多样的。王思斌教授参照大卫·豪和马尔科姆·佩恩（Malcolm Payne）等人的著作，将西方社会工作理论大致概括为十一种，即：心理分析学理论、认知理论、行为主义理论、社会系统理论、标签理论、沟通理论、人文主义理论、激进的人文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理论、“增权”或“倡导”理论以及女权主义理论。另外，还有一些属于指导具体实务工作的模式理论，如危机介入理论和任务中心理论，也有正在兴起的后现代主义社会工作理论。可见，“‘社会工作’作为一种‘学’，它的理论基础建立于一个颇为模糊的地基上，而且，这基础多是借助于社会学、心理学、哲学，甚至社会政策等学科”。

虽然列出了社会工作理论的清单，但是这些理论之间的关系仍然很含混。一些西方学者致力于探索这层关系。惠丁顿（Whitington）、霍兰德（Holland）和大卫·豪受“范式”概念的启发，不约而同地构造了四范式社会工作理论分类模型，如图1所示。

但是，佩恩不同意这种多范式的分类模型。在他看来，“社会工作理论只有一个范式，这个范式的核心是心理动力学，各种其他的社会工作理论都可以根据它们通这个核心的关系被组织到这个范式之中去”。

从以上的概述中我们可以看到，西方社会工作的理论意识是非常强烈的，而多元化的社会工作理论也是在各学派百家争鸣的竞逐过程中形成的。另外，由于社会工作多采借其他学科的理论，因此，它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也显得非常密切。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社会工作理论有明显社会学化的趋势”。

1.3.1.2 国内社会工作相关研究综述

对于中国而言，社会工作是一种舶来品。因此，它在进入中国之初，就不可避免地引起了学界对于社会工作本土化的讨论。关于这一主题，王思斌教授的研究是最系统、最具代表性的。他指出，首先应该界定清楚两个概念，即“社会工作本土化”和“本土性社会工作”。在他看来，“社会工作在中国的本土化是指产生于外部的社会工作模式进入中国（这是一套经济的、政治的、社会文化的制度体系），同其相互影响进而适应中国社会的需要而发挥功能的过程”。而“那些生长于本土的、与其经济、政治和社会制度以及文化传统相适应的有效的、制度化的助人模式可称为本土性社会工作”。本土性社会工作主要由两类助人系统构成，一是依据差序格局原则建立的民间互济体系，二是依据身份隶属原则实施的政府助人体系（行政性社会工作）。在本土化过程中，专业社会工作与本土性社会工作应当实现优势互补。对于专业社会工作在中国的发展路径，王思斌借用卡尔·波兰尼（K. Polany）的“嵌入”概念，指出：在行政性社会工作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空间里，“专业社会工作只能在嵌入中推进”。

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陆士桢教授通过对中国社会形态以及社会问题的分析指出：社会工作在中国的发展“必须建立在对中国特有民族文化乃至特有人性的研究之上”。同一时期，孙立亚教授分析了发展中国社会工作的文化基础和社会基础，并明确提出“社会工作也不是万能的，它需要与其他方面的社会调节机制密切配合”。自此，学界掀起了一股社会工作与本土文化对话的浪潮。韩明谟教授在《文化与社会工作》一文中，提炼出体现中华民族基本特征的“人本观”、“综合观”、“中和观”，试图通过挖掘本土的优良文化素质，实现与专业社会工作价值理念的对接。李图强教授更是明确指出，“社会工作其本身就是社会——文化的产物”，因此，要“逐步实现社会工作与社会——文化环境的‘同化’”，“将社会工作有机地纳入有关的社会环境之中并融为一体”。与上述研究不同，马良教授在看待社会工作本土化的问题上，不仅看到了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地域差异，即横向冲突，还看到了中国文化内部的传统与现代的历史冲突，即纵向冲突。马良认为，作为专业社会工作根基的西方文化是“现代性”的文化，而中国的文化是“前现代性”的。因此，挖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以期实现与社会工作的文化对接，是犯了方向性的错误。他指出，“问题的实质不是在中西文化的差异有多大，而是在中国文化要从传统的形态进入现代的形态”。围绕这些学者的讨论，张宇莲教授有自己的看法。她认为，这类宏观、抽象和整体性的讨论固然有益，但是，“对推动社会工作实务则缺乏指导性。社会工作的基本特征是实践性，其生命力在于回应当前的社会需求。在这个认识基础上，讨论其专业性才是最为急需的”。

近年来，构建和谐社会成为我们时代的主旋律，社会工作被推向了中国社会的前台。从2006年7月20日《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评价暂行规定》和《助理社会工作师、社会工作师职业水平考试实施办法》的出台，到2006年10月11日中共中央十六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建设宏大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迫切需要”，再到整个高校系统热火朝天地开办社会工作专业，我们可以感受到，中国政府对于社会工作之于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性的肯定和认同。与之相呼应，学界对于这一主题的讨论也是很充分的。

透过社会工作在欧美国家发展的历史经验，徐永祥教授总结出社会工作“以人为本”的柔性管理特征，以及在推动社会保障平等化，进而促进社会和谐方面发挥的“润滑剂”作用。因此，他得出了“社会工作在和谐社会中具有服务建构功能”和“社会工作是现代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的重要手段”的重要结论。王思斌教授认为：“社会工作专业在我国的发展是由体制改革促进的。”因此，他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行政体制改革以及由此引发的诸多社会问题出发，论证了在当前的和谐社会建设中，社会工作在为困难群体提供济贫解困的服务、推进公共服务、预防和解决突发性事件以及促进社会管理等方面可能会有的积极贡献。

综观国内外社会工作的历史发展，我们可以看到，国外社会工作的理论总结更为充分、系统、细致，而我国的社会工作更注重实务经验，在理论建构方面明显不足。

1.3.2 灾害的相关研究综述

1.3.2.1 国外灾害社会学发展史

为了更好地对灾害进行研究，人们发展了灾害社会学。灾害社会学是社会学的一个分支。

20世纪四五十年代是国外灾害社会学的萌芽阶段。最初从事灾害研究的社会科学家是美国的S．普林斯，他论证了在加拿大哈利法克斯港湾发生的一起装载武器弹药的轮船的爆炸事件造成的社会后果。此后，1942年美国社会学家索罗金出版的《灾祸中的人与社会》一书，探讨了战争、革命、饥荒和瘟疫对人们的心理过程、行为、社会组织和文化的影响。20世纪50年代，美国国家科学院还专门成立了灾害研究小组。这一时期，研究者侧重于研究灾害中个人的社会心理，并探讨针对某些灾害的预防手段，以便减轻灾害对社会生活造成的损失。到了20世纪60年代，学界提出了灾害的功能、灾害防治的社会效应以及灾区的社会整合等问题。70年代，一些学者又把研究视角放到了个人和组织在灾害中的行为上，研究危急情况下的角色冲突、个人和组织的协调等问题。其间，管理科学、人口学、生态学等学科都为灾害研究的深入发展作出了贡献，表现了多学科的特征。灾害研究的重点也逐渐从理论分析转向实际应用。此外，这一时期，灾害社会学的跨文化研究特征更加明显，除了英国、日本等国的灾害社会学研究逐步开展之外，发展中国家的学者也加入到灾害研究的行列。并且，各国学者之间的合作研究项目也增多了。到80年代，灾害研究在全球范围内普遍开展。总之，在灾害研究中，社会学家的作用和贡献正得到社会越来越广泛的承认。这一方面是由于在许多国家，社会学家在从事灾害研究的社会科学家中扮演着领导者的角色；另一方面也是由于社会学的许多理论和研究方法都适用于灾害研究。

1.3.2.2 国内自然灾害研究的相关综述

我国进行的自然灾害研究，主要分为自然灾害的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研究与自然灾害的社会科学研究两个方面。就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研究来说，我国的研究起步较早、成果较多、发展较快。但同时又暴露出学科发展不平衡的缺陷，有些学科较成熟，发展较快，比如对地震灾害、洪涝灾害、地质灾害等的研究；而有些学科或某些灾种的研究进展则较慢，成果运用效果不明显，比如对旱灾、虫灾、某些海洋灾害的研究。另外，对自然灾害的自然科学研究运用成果较多，但是理论概括不够。

在自然灾害的社会科学研究方面，我国起步较晚，取得的研究成果也不多。从社会科学的知识、立场、视角出发探讨自然灾害的某些问题，始于我国开展国际减灾十年活动之后。1990年我国开展国际减灾十年活动以来，社会科学界逐渐开始了对自然灾害的社会科学研究，比如开展了灾害社会学、灾害经济学、灾害保险学、灾害防治学以及灾害法、灾害史的研究，先后出版了《灾害论》、《灾害与社会》、《灾害与灾害经济》、《中国灾害史》等灾害社会科学著作。“八五”期间，社科研究机构规划办先后资助了灾害社会学、灾害经济学、减灾政策等问题的研究。这些研究中，曙光的灾害生态经济研究、郭强的灾害行为研究、陆立德的减灾政策研究、赵庆泽的灾害保险研究已开始进行并取得成果。但是这些研究还不够系统，缺乏实证分析。另外，对于影响我国发展和建设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目前的灾害研究还未涉及，比如自然灾害风险区划及脆弱性评价问题，城市与重要经济区持续发展模式中的减灾体系问题、防洪防涝宏观决策问题、灾害行为管理问题、灾害发生因素控制问题等。这种状况同我国日益深化的减灾实践不适应，也同我国构建灾害科学理论体系不适应。

在自然灾害研究中，国内学者对地震灾害的研究占主要地位。从目前我国的地震社会学研究成果来看，一般性论述较多，主要涉及地震带给人们的经济损失、心理创伤，以及物资帮助、城市规划、心理抚慰、社会扶助等方面，而真正使用社会学的方法来研究地震灾害的较少，研究成果的数量有限，也没有专门的学术刊物。除邹其嘉等使用社会调查方法，在1987年和1989年开展了唐山地震的社会经济影响和唐山地震灾区社会恢复与社会问题的调查研究，并出版了专著外，较少有人在这个领域开展工作。赵延东教授将注意力放在了人们的社会关系网络和社群的特征之上，在灾后重建的社会学研究中引入了“社会资本”概念，用定量研究的方法考察了社会资本拥有情况与灾后恢复程度之间的关系。顾建华等学者在对该领域的研究进行梳理时，呈现了地震社会学的发展历程，同时也指出了地震社会学研究中出现的问题和不足，并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从总体来看，国内社会学对地震灾害的研究还处在初级阶段，对于相关问题的探讨尚显粗浅。例如，对于灾后社会重建这一重要课题，亟须学者们加强研究，构建理论体系，科学地指导灾后重建。

1.3.3 “5.12”震后社会工作与灾后社会建设的相关研究综述

“5.12”汶川地震发生以来，社会工作者参与救灾与灾后重建，这“在新中国救灾史上尚属首次，因此极具标志性价值和多方面的探索意义”。因此，学者们纷纷献智献策，从不同学科领域、不同角度、不同层次对灾后重建进行了深入研究和探讨，以期用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指导灾后重建工作实践的顺利推进。在社会学领域，涌现了大量以社会工作为视角探讨灾后重建的研究成果。

一部分学者结合灾区调研的经验，以个案分析的形式，总结、介绍社会工作介入灾后重建的某个方面取得的成果。其中，上海华东理工大学社工服务队的研究产出最为丰富。顾东辉教授认为，社会工作介入灾后重建，应当兼顾外来经验本土化和本土经验专业化，“要结合当地的人文、社会和行政环境，在对象、主体、目标、技术、伦理和社会认可等方面都进行适应和修订”，同时，也要尽量参照专业社会工作的国际标准提炼本土经验，并促成二者融合。在此基础上，他总结出社会工作介入灾后社会重建的本土导向策略。徐永祥教授认为，进入社会工作制度尚未建立的受灾地区，社工服务应该秉持“嵌入”（即社工要主动将自己纳入受助对象的关系网中，包括灾区的行政体制）、“建构”（即“帮助灾区建构一种既旧又新的社会关系及其基础上的社会支持体系、社会服务体系和社会管理体系”）和“增能”（即协助受助者提高自我发展的能力）这三个服务理念。在此基础上，分享了在灾后社会工作实践中总结出的政社分工与合作模式、社区信息链接模式、需求评估与回应模式、“巷巷会”和“社区互助网络”四个服务模式。杨发祥、何雪松教授全面总结出了以“助人自助”等理念对接安置灾区特质，通过开发“巷巷会”等项目回应受灾群众服务需求，科学运用个案、小组和社区工作方法嵌入灾区重建路径的系统性经验。刘小霞通过回顾“巷巷会”的发展历程，介绍“巷巷会”的运作经验，并且基于后期回访与评估“巷巷会”效果得到的良好反馈，最终得出“巷巷会”是“一种整合性重建机制”、“是安置社区自治建设的重要形式”的重要结论。刘华丽教授从灾民需求、社会关系重建、资源调配与官民矛盾的四个角度指明了社会工作在灾后重建中能够有所作为的空间，并就当前社会工作所处“强政府弱社会”的尴尬境地，提出社会工作要介入宏观层面的建议。费梅苹教授以“勤俭人家”安置社区的社会工作服务经验为基础，“从社会工作服务目标、社会工作服务项目、社会工作方法和策略三方面对灾后安置社区社会工作服务进行了分析和反思”，并以“勤俭人家”安置社区的社工服务项目为案例，对社工服务的方案设计进行了专业的分析探讨。

一些学者认为，社会工作应该瞄准“社区”这个“面”，对灾后重建进行综合、全面地介入。刘斌志在梳理了美国旧金山大地震、日本阪神大地震以及台湾“9.21”大地震在灾后重建方面的成功经验和理论后，认为我国汶川地震的灾后重建应当借鉴既有经验，以受灾社区为基本框架，通过社区工作的模式，协助社区居民共同参与重建，建立社区组织、社区意识，最终回应灾民的需求。而社区重建涉及“受灾居民房屋重建、社区空间重建、生态环境恢复、产业重建与恢复、社区文化重建与重塑等方面”。另外，他还特别强调，要明确灾后重建的基本主体是灾民，要实现行政主导型社区重建模式与社区动员的重建模式之间的优势互补。徐文艳则参照卡普兰三级预防体系理论，为灾后重建搭建了一个“以社区为平台、预防性与治疗性工作并重、以增加外部资源联结和内部资源发掘为根本宗旨的社区为本的综合服务框架”，将“社区重建”往纵深推进。

和上述研究不同，林聚任教授和张昱教授着重从社会关系的恢复和重建入手，探索其对灾后重建的作用和意义。考虑到原有社会关系在地震中受到破坏的情况，林聚任教授主要从社会学意义上，探讨了社会关系重建在灾后社会建设中的重要意义，并从重建首属关系、重建开放性的社会支持网络两方面，为社会重建指明了道路。基于“社会关系是人的本质所在”的判断，张昱教授认为，社会关系的恢复和重建是社会工作介入的路径。并且，根据灾区实际，他将社会关系操作化为个体的自我关系、个体与个体的关系、个体与社区的关系、个体与政府的关系、个体与环境的关系五个方面，并据此有针对性地发展了五个项目，促成灾区互助体系和社会支持体系的修复和重建。

此外，针对灾后重建，一些学者还提出了独到、深刻的理论见解。文军教授指出，对于灾区而言，物质救助和制度层面的支援是不够的，也是有局限的，它“不能解决深层次的社会问题和长期的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应该在重建人的主体性上下工夫，而这种主体性就是灾民的社会调适能力。“从文化人类学意义上来说，这种所谓的自我调适能力，就是一种底层社会的文化（或者在这里称之为灾民们的文化）”。因此，灾后社会的重建应该在尊重底层社会自身运作的逻辑（即底层社会的文化）的基础上进行。那些心怀善意支援灾区的外部力量也“需要在一个文化的氛围中得到合理的安排”。受标签理论的启示，张昱教授指出，受灾群众在被标签化为灾民的同时，也在对灾民身份进行自我标签。这样的后果就是形成一种“灾民文化”。一方面，“灾民”这个标签是一种资本，是他们获得相关利益的表达方式；但是另一方面，受灾群众会对自己进行弱势化的定位，不断地接受、寻求外部支持，从而遮蔽自己的发展能力。张昱教授认为，灾难虽然是灾民文化生成的直接原因，但是，灾民文化的生成也与“家国同构”的文化观念遮蔽了个体有关，还与社会体制不健全有关。

一部分学者还就社会工作在灾后重建中的角色进行了归纳、整理。冯燕提出社会工作者在协助救灾与灾后重建的过程中，其实兼具了直接与间接服务的介入角色，符合一般社会工作实务中恢复、预防和发展的服务本质。张和清等人认为，广州社会工作者从个人——社会关系、优势视角和弱势优先的理念出发，在灾后服务中主要扮演了社区心理支持者的角色、能力促进者的角色、资源链接者角色。邓宁华认为，社会工作者在灾害救助中有着独特角色定位，表现为：资源输送者、服务提供者、民间组织者、积极建构者、和谐理念的社会推动者。朱孔芳认为，社会工作者在灾后重建中应该注重社区能力建设，其在社区能力建设中的工作角色是启发催化的角色、鼓励的角色、协调联络的角色、中介的角色。陈涛认为，社会工作者在汶川地震后有服务提供者的角色、支持者的角色、调解者的角色。综合众多研究者的观点，韦克难认为，社会工作者在灾后重建中恰当体现调查评估者、政策影响者、支持者、资源链接者、社区组织者、能力促进者（使能者）等“一体多面”的角色。

对于社会工作在灾后重建中的作用，王思斌教授分别从灾后重建政策的落实及福利服务的提供、开展需要评估并设计服务和重建计划、提供实际的专业服务这三个方面，指明了社会工作有所作为的方向。另外，鉴于社会工作介入灾后重建已有一年多时间，谭祖雪教授组织了一次对灾后社会工作的功能和作用现状进行客观评估的调研，并取得了有价值的成果。谭祖雪教授将社会工作者在灾区开展的工作操作化为心理支持、灾难救助、资源协调、能力促进、促进新社区整合、提供咨询和医疗社会工作介入这7个一级指标，在此基础上，又细化出29个二级指标，并采取多段抽样的方法，在四川39个重灾区和极重灾区中抽取了都江堰灌口镇、汶川映秀镇、绵竹剑南镇、什邡洛水镇、彭州通济镇5个镇，共发放自填式问卷800份，辅之以个案访谈40例。调查结果显示，对社会工作在七个方面开展的工作，表示“非常满意”的比率很小，认为“比较满意”的占绝大多数。另外，从均值分析结果看，人们对这些工作的评价介于“比较满意”和“一般”之间。“由此可见，重灾区、极重灾区居民对社会工作者实施各项工作的评价不仅远未达到优秀，甚至还有不尽如人意之处。”另外，从均值排序情况看，“重灾区居民对社工开展心理支持与灾难救助工作的评价更高，而对资源协调与提供咨询工作的评价相对更低”。结合40例访谈，谭祖雪教授总结得出，社会工作的恢复功能发挥显著，主要表现在“灾难救援”、“心理支持”、“医疗社工介入”、“能力促进”这几个方面。社会工作的预防、发展功能也日趋显现。另外，根据调研反馈的情况，谭祖雪教授指出了社会工作在灾后重建中存在的不足，如宣传力度和普及程度低、社工团体之间缺乏沟通协调、工作思路缺乏可持续性考虑等。对此，她表示，相应的政策环境和配套的社工救灾机制、完善稳定成熟的社工人才队伍、社工自身的角色认知与定位以及社工的理论实践水平等，都是影响社会工作在灾后重建中功能发挥的重要因素。

通过对文献进行梳理，我们可以发现，“5.12”汶川地震的发生在客观上促进了社会工作研究往纵深发展。事实上，社会工作者们在介入灾后重建的过程中，总结、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和教训，这就为中国社会工作理论的建构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素材。“5.12”地震以前，学者们主要就“社会工作本土化”之类的问题进行宏观、抽象、整体性的讨论和研究，这主要与社会工作大规模引入中国不久的客观情况有关。而地震以后，社会工作终于可以在中国土地上“大展身手”，因此，一线社会工作者的灾后重建经验，迅速以研究成果的形式在学界蔓延开来。其中，以社会工作专业院校师生为代表，他们以个案研究的形式，从社会工作的视角出发，归纳、整理出许多对社会工作介入灾后社会建设的实践具有指导意义的研究成果。也有一部分学者从“社区重建”、“社会关系重建”、“社工角色定位”等各自侧重的方面入手，对社会工作介入灾后重建进行了规范性研究。从研究范围和内容来看，目前有关社会工作介入灾后重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社工援建灾区的个别性经验总结、社工介入灾后重建的路径探索、社工在灾后重建中的角色定位等方面。虽然有一项针对社会工作在灾后重建中的功能和作用现状的评估性研究，但是和上述方面的研究成果相比，这类研究明显是相当缺乏的。从研究视角来看，以社会工作的本位视角来研究社会工作介入灾后重建的文献占很大比重，从社会学的视野出发，客观探讨、评价社会工作介入灾后社会建设的作用的研究很少。从研究方法来看，定性研究较多，定量研究很少。因此，本文选择从社会学的研究视野出发，采用以质性研究为主、定量研究为辅的方式，对社会工作在灾后社会建设中的作用进行研究，并进一步探讨专业社会工作在灾后重建中的地位及其在中国本土的适用性等问题。

1.4 概念界定、理论工具及研究方法

1.4.1 概念界定

1.4.1.1 社会工作

“社会工作”一词是从英文social work翻译过来的。在某些国家，社会工作与社会服务（social service）或社会福利服务（social welfare service）的含义是等同的。

联合国于1960年在《国家社会服务方案的发展》一书中指出，社会工作是协助个人及其社会环境，以使其更好地相互适应的活动。

英国社会学家邓肯和米切尔认为：“社会工作是指帮助人们满足那些他们不能仅靠自己来获得满足的需要的各种有组织的方法。”

弗瑞德兰德（W. A. Friedlander）认为，社会工作是一种以科学的知识和技能协助个人以达到社会和个人的满足和自主的专业服务过程。

芬克（Fink）认为，社会工作是一种艺术和科学，它具有通过提供助人的服务来增强个人与团体的人际关系和社会生活的功能。

贝斯提克（Biestek）则认为，社会工作不具有独特的哲学和严密的知识逻辑，因此，它不是一门科学，而是一种助人的艺术。

威特默在《社会工作——一种社会制度分析》一书中指出，社会工作是一个有组织的机构或社团为解决个人所遭遇的困难而提供的一种援助，为协助个人调整其社会关系而提供的各种服务。

可以看出，国外学者对社会工作的理解因侧重点不同而有所差异。

社会工作进入中国以后，国内学者也对社会工作的含义进行了大量探讨。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雷洁琼教授就指出，“民政工作是社会工作”。卢谋华认为，民政工作有社会工作之实，只是没有社会工作之名。从这两种定义可以看出，学者们是在强调，中国也有自己的社会工作，那就是民政工作。为了对社会工作作出更准确的界定，王思斌教授首创了一对概念——“本土社会工作”和“专业社会工作”。他指出，“在计划经济时期中国存在着一套系统化的，由政府部门、人民团体、企事业单位实施的，帮助其成员解决现实困难和问题的制度化做法”，这就是“行政性非专业社会工作”，也就是本土社会工作。当然，这种社会工作除了具有提供服务的性质，还具有社会管理的功能。和本土社会工作不同，“专业社会工作是以社会工作专业教育和培训为基础，以社会工作价值观为指导、运用社会工作专业方法提供的社会服务”。

《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卷）》对社会工作的解释是：“国家和社会解决和预防社会成员因缺乏社会生活适应能力、社会功能失调而产生的社会问题的一项专门事业和一门学科。它的性能是通过社会服务和社会管理，调整社会关系，改善社会制度，推进社会建设，促进社会的稳定发展。”

《中共中央关于构建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社会工作是社会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种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遵循专业的伦理规范，坚持“助人自助”宗旨，在社会服务、社会管理领域，综合运用专业知识、技能和方法，帮助有需要的个人、家庭、群体、组织和社区，整合社会资源，协调社会关系，预防和解决社会问题，恢复和发展社会功能，促进社会和谐的职业活动。可以看出，中国政府为社会工作下了一个颇有中国特色的、综合性的社会工作定义。

本研究中的社会工作是专业社会工作，是在一定的社会福利制度框架下，以利他主义价值观为指导，运用专业方法，帮助那些因外部的、自身的或结构性的原因而不能正常进入社会生活的有困难的个人或群体走出困境，并最终促成受助者自我发展能力的提升的职业性活动。

1.4.1.2 社会建设

“‘社会建设’是一个颇具中国特色的概念，在西方学术话语中难以找到对应的说法。其实，即便在中文语境目前流行的用法中，‘社会建设’也有多重含义。”

“社会”这个概念本身就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社会包含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狭义的社会是与政治、经济、文化等系统相对独立的、并列的概念。与之相对应，“社会建设”也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社会建设是指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全方位的、综合性建设，而狭义的社会建设是指社会子系统的建设。

当然，不同学者对社会建设的理解是有差别的。

陆学艺教授认为：“社会建设是指社会主体根据社会需要，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进行的改善民生和推进社会进步的社会行为与过程。”

包晓霞认为：“社会建设主要是指通过社会制度的建构和再建构，使社会更加趋于良性化运行。”

关于社会建设的定义，郑杭生教授指出，可以从正向和逆向两个方面来把握。“从正向说，就是要在社会领域建立和完善能够合理配置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机制，并相应地形成各种能够良性调节社会关系的社会组织和社会力量；从逆向说，就是要根据社会矛盾、社会问题和社会风险的新表现、新特点和新趋势，不断创造和完善正确处理社会矛盾、社会问题和社会风险的新机制、新实体和新主体，以此更好地化解矛盾，控制冲突，降低风险，增加安全，增进团结，改善民生。”

成伯清教授指出，社会建设有四层含义。一是相对于政治、经济、文化建设而言，社会建设偏重于社会关系（包括人际关系和群际关系）的整合（这相当于“社会整合”，即social integration）；二是指整个社会系统的和谐发展，各子系统和制度间的协调运作（相当于“系统整合”，即system integration）；三是更为具体的含义，比如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四是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有关，类似于西方的nation-building。

本研究对社会建设的概念界定沿用成伯清教授对此概念的第一层理解，即社会建设偏重于社会关系的整合，即社会整合，其中包括人际关系和群际关系的整合。

1.4.1.3 灾后社会建设

如前所述，本文对社会建设的理解偏重于社会关系的整合。而灾后社会建设则是指，由于自然灾害等（这里是指地震灾害）不可抗拒因素的影响，人们的生存环境受到破坏，生活共同体遭遇解体。在这样的情况下，社会建设就是要重新整合被破坏的社会关系，恢复原有的社会运行秩序，并在恢复的过程中，建构适应灾后社会形势变化的新的社会结构的过程。灾后社会建设和房屋重建等一样，它既包括修复加固，也包括建设新的适应性更好的社会机制。因此，本研究关于社会工作对灾后社会建设的作用的探讨，也是旨在考察社会工作作为一种全新的社会机制介入到灾后重建中的适应性问题。

1.4.2 分析工具

所谓“作用”，在社会学语境里，就是功能的意思。在结构功能主义者看来，功能是指一种社会现象对其所在的更大系统的客观后果。因此，本文对社会工作的研究，也是要探寻其对社会系统的客观后果。

结构功能主义有两个基本的假设。首先，社会是由相互关联的部分构成的系统，这些部分发生着相互支持的关系（功能），从而维持着社会系统作为一个整体的存在。其次，社会系统从根本上来说是处在动态均衡的状态之中。一些破坏、冲突和紧张，只是暂时的，社会系统会对这些外部变化作出适应性反应，将它们消解，最终实现总体平衡。

另外，功能有显性和隐性之分。显性功能（或显功能）是指相关参与者所预料到和认识到的对于系统的客观后果，隐性功能（或潜功能）则是未曾预料到或认识到的。功能也有正反之分。凡是有利于社会系统模式的生存和调适的活动，即具有正功能；凡是带来干扰和紊乱的消极作用的，就具有反功能。显功能—潜功能和正功能—反功能的交叉分类构成了功能分析的四个基本取向，即显—正功能、潜—正功能、显—反功能和潜—反功能。结构功能主义的重要奠基人默顿（Robert K. Merton）强调，应当高度重视潜—反功能。因为一项社会制度除了具有显现在外的正功能，往往还会附带产生没有预料到的副作用，这种潜在后果可能导致系统的紧张和紊乱，它们累积到一定程度就会衍生成为社会问题，就有可能威胁到整个社会系统的均衡。

1.4.3 研究方法

笔者主要运用以下三种研究方法。第一，文献研究。通过搜索中国知网等数据库、相关网站的文献资料，阅读社会学、社会工作教科书及专著，对与本研究主题有关的文献进行归纳、整理，并根据现有的文献和研究成果确定自己的研究方向。第二，实地研究。笔者先后四次深入清平灾区，通过对当地村民、社工站负责人、村支书和乡干部进行访谈，实地考察当地社工站的运行及发展状况，了解当地百姓和政府对社工站的评价，以此收集第一手资料。第三，问卷调查。为了更全面、客观地评估社会工作对灾后社会建设的作用，笔者基于2009年4月对清平乡灾后社区生计重建基线调查的问卷，有针对性地增加了8个与当地社工站有关的问题，并以此于2011年3月对清平乡的部分受灾群众进行了问卷调查。本次调查以绵竹市清平乡所有农户家庭为调查总体，样本的选取采用分层抽样的方式，以清平乡的5个行政村里包括的35个村民小组制作抽样框。然后以随机抽样的方式抽取10个村民小组，每组抽取10户家庭进行问卷调查，一共调查100个家庭。另外，以“5.12”震后清平乡统建的小区——幸福家园为独立单位，随机抽取25个家庭作为调查对象，并采取入户访问的方式，对入户遇到的第一位家庭成年成员进行访问。本次调查共发出问卷125份，收回有效问卷119份，有效回收率为95.2%。问卷调查收集到的相关数据采用SPSS13.0软件进行录入处理和统计分析。在数据整理完成的基础上，对有关变量进行单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以测量社会工作对清平乡当地村民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