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转型期文学与出版

绪论

文学研究的范围不能仅限于作者与文本，也不能像韦勒克所划定的那样仅限于作者、读者、文本和现实生活，还应该关注文学发生的生产机制，从作者到文本的形成到读者的接受，不是简单、机械地承递，有很多其他的因素也参与其间。理论家们提醒我们，文学活动首先是一种社会实践，而不是静态的供学院式解剖的对象，文学依赖于某些生产技术和出版策略，且涉及复杂的社会关系，从出版的角度去考察文学，有助于揭示还原文学生成的真实面目。

第一节 “文学场”与“转型期文学”

研究布尔迪厄的“场”的概念，有助于对文学生成的社会环境作深入的理解。场的理论提示我们从关系的角度来思考，而不能只看到单个的有形实体，说到底，“场”就是一个不同位置之间客观关系的空间。在高度分化的社会中，社会的和谐统一体是由一些相对自主的社会微观世界组成的，社会的微观世界就是各种客观关系交错斗争的空间，是符合自身逻辑的场所。这些微观世界的场，如“文学场”“宗教场”经“济场”政“治场”，就像一场场游戏，各自有它的游戏规则，尽管这些规则并不是很明确，也没有见诸文字；场内的各个游戏者（拥有不同的资本和权利）或对立，或妥协，或斗争，或共谋，运用策略极力使游戏规则朝有利于自身一方发展，从而在场内占据最佳的位置。拿文学场来说，其间的权利体至少包括作者、出版商、批评者、读者等，文学场与其他场相比较，遵循标志其差异性和界限的游戏规则和逻辑，即所谓的“文学自主原则”。同时，文学场和其他场共同构成一个更大的权利场，受到它们的影响和制约，比如说“政治场”和“经济场”。但过去把这种影响理解为是直接的强加，就像力的传递那样，直接地、保持原貌地强加给文学。在布尔迪厄看来是折射和重构的，“处于一个特定的场的行动者（知识分子、艺术家、政客或建筑公司）从来都不是直接承受来自外部的决定的，外部决定只有在被重新构造以后，通过场的特殊形式和力量的特殊调解以后，才会影响到行动者身上。这个场越具有自主性，这些重新构造就愈加重要。”在外部决定被重新构造的过程中，出版起到了最大的调节作用，出版在政治规则、经济规则和文学自主原则之间斡旋，参与了文学的制作，策划文学的发生、销售、被阅读的整个流程，甚至不断制作出新的、时尚的文学阅读口味。审美原则、政治原则、经济原则等到底怎样相互斗争或共谋来影响或决定文学活动的，对出版做一番细致的考察无疑是很有必要的。

在展开具体的研究前，我首先对“转型期文学”的概念所指以及为何把这一段作为主要考察对象作个简单的说明。“转型期文学”这一概念现已逐渐被接受。中国社会的“市场化”转型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政府的领导和规划下有步骤进行，相对于过去政权更替、社会体制的根本转变而言，虽然也有质变，但它是渐进的，原有的文学机制和生产方式仍在很大程度上延续，文学“转型期”包括80年代后期以来较长的时段。社会的“市场化”转型引发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1984年国家出版局在哈尔滨召开的地方出版社工作会议明确提出，我国的出版单位要由单纯的生产型逐步转变为生产经营型，要适当扩大出版单位的自主权，出版单位要实行岗位责任制。同年12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对期刊出版实行自负盈亏的通知》。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学术界对文学的市场化转型进行集中的、大规模的讨论，相继提出“后新时期文学”“后现代文学”等各种口号，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文学呈现出与此前不同的面貌，也并不是完全的断裂，新旧杂陈，多元共生。直至今天，“转型期文学”仍然是开放性的概念，没有终结。文学场的存在，必得有自己的游戏规则作为前提，也就是说，文学要有一定的自主独立性，这样才能构成各个权力体的生存语境，同时在外部和与其他场形成权力关系。相对来说，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的这一时期，文学场的自主性逐渐增强，相对地摆脱了政治的钳制。从1985年前后开始，出现各种类别的文学实验，如寻根文学、现代派文学、先锋小说、新写实小说、新历史小说等等，不一而足，出现了一批专业的作家群；批评也热火朝天，不再是政治观念的阐释者和传声筒，而是按照文学的游戏规则呼号鼓噪，涌现出新潮的批评家群体；同时还要注意到另外一个重要的文学群体，那就是出版商和编辑群体，过去对他们的关注显然是不够的，但正是他们构成了文学的生产机构，足以引领文学的走向；此外，各种文学评介机制形成和读者积极参与，使得文学在大的社会机构转型中，逐渐建立起自己的游戏规则，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场而承受来自各个权利场的压制。文学场并没有也不可能完成与政治决裂，不仅如此，它在转型期还必须承受来自“经济场”的制约，这种制约是前所未有的。转型期文学并不是完全自由地遵循自身的内在原则，而是承受各种场域的挤压，折射为文学场内的斗争。文学若是完全为意识形态服务，则不足以言出版，因为80年代中后期以来，文学进入了转型期，有一定的权力根据不同的情境做出自己的选择，出版才作为一个重要的因素，参与到了文学的生产机制中。出版行业是斗争聚集的场所，它必须全面地考虑读者、作者、批评家、主流意识形态等各个权力体的要求，寻找最佳有效的路径。应该说，考察图书出版与转型期文学之间的关系对于文学研究是可行的，也是一个很好的视角。

第二节 印刷时代与小说的兴起 从救国到商业化

中国近现代文学是在机器印刷时代所产生的文学表达和传播方式，这是与古代文学相较最大的区别，出版真正地介入其中。“转型期文学”无疑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延续，所以在具体论述之前，有必要对出版和文学之间的关系进行回溯，描绘二者之间关系的变化轨迹，寻求其中的规律，有助于历史地来看待其在转型期语境中的具体表现。

阿英在《晚清小说史》中分析晚清小说繁荣的原因所列举的第一个理由就是，近代印刷出版的发展直接引发了小说繁荣，这个观点被普遍认可。现代出版业的兴起和小说的繁荣基本在同一个时期（19世纪末20世纪初），或者是前后相随，昭示了二者间的某种必然联系。

早先的出版指采用新式印刷技术印行的杂志、新闻、报纸和书籍，至于出版独立出来，策划各种丛书、文库，乃至投资公共文化事业，是1910年以后的事情了。有必要指出，近现代的印刷技术，并不是从中国古代印刷术直接发展过来的，而是西方的舶来品。众所周知，古登堡等人于15世纪中叶发明的活版印刷技术使书籍的大量复制成为可能，对欧洲的社会从中世纪向近代转换起了重要的作用，被称为“印刷革命”，这种技术传入中国，被称为西式印刷。最早把新式印刷应用于汉字的，是基督教传教士们，从19世纪20年代开始，他们在澳门和南洋一带，后来又发展到香港、广州、宁波、福州等沿海城市，并逐步向上海集中，建立了第一批出版社。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新式活版印刷仅仅应用于教会内的书籍，并没有被充分利用，也未获得广泛普及，因为当时的中国，还不具备接受这种外传而来的新式媒体的气候条件：一是没有书报发行畅通无阻的交通便利，不能形成出版赖以生存的广阔的都市空间；二是整个社会风气未开，人们对信息的需求欲望并不旺盛，早期出版产品如泥牛入海，无法广布。1894年甲午战争的惨败，促成了思想界的广泛觉醒，受挫于昔日的藩属国激荡起民族凝聚的信心，思想改良，救亡图存，成为普遍风潮，再加上沿海城市的日益都市化和现代交通的发展，使各种信息的快速、大范围传播成为可能，现代出版业得到了迅猛的发展。1895年，康有为在北京创办《中外纪闻》（初名《万国公报》），引发了中国人创办报刊之热潮。据不完全统计，至1898年，全国有120种中文报刊问世，其中像梁启超担任主笔的《时务报》印数高达17000份，国内外读者约10万人之多。中国古代不乏专门以出版书籍为生的出版商，但用的是手工业作坊的生产方式，印刷数量极其有限，故流通范围狭窄。报刊和平装书作为新的文本材料，在外观上就与中国传统线装书不一样。报刊和平装书容量大，可以用较小的字排印；出版快，出版周期最短在一天之内；价格低，普通老百姓也能够承受。这些，有时使它们的传播范围远远超过线装书。现代出版提供了与中国传统线装书不同的传播媒介，概言之，它的主要特点是：快速复制，价格便宜，流传范围广泛。传统文学大多以抄本的形式在很狭窄的范围内传布，因此，决不是平常人所能染指的，文学的高雅化是必然的事情。随着现代出版业的出现，文学获得越来越多的受众，流通的时间也更快，势必对文学的性质和文学观念产生影响，中国现代文学正是在现代出版的襁褓中诞生的。

近代以来出版业的勃兴使文学与出版联系起来。最早的文学期刊是1872年发行的《瀛寰琐记》，阿英在《晚清文艺报刊述略》中称：

邱菽园《五百石洞天挥尘》（一八九九）卷五云：“数年前，尝闻沪上寓公有李芋仙其人，与王紫住、何桂笙、邹翰飞、钱昕伯诸名士，先后襄理西人美查所设华文日报号曰《申报》者，复以其暇日提倡风雅，发挥文墨。”

《申报》创办于1872年4月，创办人是英国茶商美查，《瀛寰琐记》即为申报馆所办，该刊终止后又续出《四溟琐记》和《寰宇琐记》，都是文艺月刊。邱菽园的记载告诉我们，19世纪七八十年代，文艺月刊基本是传统文人墨客遣怀怡情的去处，所刊登的消闲之作，从文体类别来看，多是被视为大道的诗词文赋，这些为文人闲来赏心的雅致玩意儿自然是无法流布的，说明早先的刊物还是古典文学的阵地。但如前所述，甲午后维新改良的风潮促成了对文学功用的新的认识，小说过去被看成是不能登大雅之堂的“小”说，如今逐渐被重视，因为其俗而拥有大量的读者，能够装载一种新道，并迅速地获得传播。1895年5月《万国公报》第七十七卷，英国的傅兰雅具名刊登征文启事，征求通俗小说，指定以讽喻鸦片、八股文、缠足为题，提供奖金，以资鼓励。其宗旨云：

窃以感动人心变易风俗，莫如小说。推行广速，传之不久，辄能家喻户晓，习气不难为之一变……词句以浅明为要，语意以趣雅为宗。虽妇人幼子，皆能得而明之。

小说的“易懂”和出版报刊媒体的“流传广远快速”的特点把二者结合起来了，一起为思想改良所利用。可见，19世纪末以来，借助于思想维新，出版的发展客观上提高了小说的地位。

不过，最大程度上利用出版媒体使文学产生震荡的还是变法运动的思想领导者康有为和梁启超，维新变法运动推进了出版的急速发展，也使文学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新型出版空间的逐渐形成，也意味着传统书籍秩序的动摇。康有为对小说表示了特殊的关心，倡言小说应该与经史子集并列，专设一类。

康有为文学观念的变化，和他的上海之行是分不开的。1882年他游历上海，其“自编年谱”记述说：

道经上海之繁盛，益知西术之有本。舟车行路，大购西书以归求讲焉。

所谓大购的“西书”指江南制造总局及西教会所译出的各书，上海开港多年，出版机构密集，出版和翻译了大量的西方书籍，康有为亲临考察，被现代出版的高效率所折服，大开眼界，特地赋诗以记：

我游上海考书肆，群书何者销流多？经史不如八股盛，八股无如小说何。郑声不倦雅声睡，人情所好圣不呵。

由于变法仅仅百日便告夭折，在此风潮中涌现的数十种维新报刊大多停刊，他们的计划没能实现，关于小说的论述也来不及展开。真正展现出新的小说面貌和理论范式，则要等到梁启超亡命日本后。1898年，梁启超流亡日本，创办了《清议报》和《新民丛报》，还专门创办了小说杂志《新小说》。梁启超在杂志创刊号上发表了《论小说与群治的关系》，提出“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新一国之小说”的主张。“新小说”论提出之后，立刻唤起了强烈的反响，中国国内各种专门刊载小说的杂志相继创刊，各出版机构竞相刊行小说单行本，报纸也争开小说的栏目，一时爆发了小说出版之热潮，从1902年《新小说》的创刊到1912年间，发表创作和翻译的小说作品达2482种。

报刊和新型出版机构的大量问世和迅速发展与清末的政治局势密切相连，许多出版机构并不以营利为目的，所刊载的“新小说”也多是以“救国”为诉求。但这种状态并没有延续多长时间，民国初年，人们的政治热情在长时间的燃烧后冷却下来，但新小说的提倡培养了第一批小说读者；同时，由于都市化进程加快，一种新的读者群体——市民阶层形成，他们大多不追求深度，不需要借助文学认识的真谛，而仅仅从娱乐的需要出发欣赏文学，只想在阅读中得到休息，文学逐渐变成一种消费，文学走向媚俗。作者也有意识地适应读者市场的需要，制作大量的俗文学，一时间，“鸳鸯蝴蝶”漫天飞舞。而民国初年文学发展态势，如同前文所提到的那样，挣脱政治的羁绊，基本上形成了一个“文学场”，其内部有自身的运行机制，出版作为文学场中的重要权力体，起到关键性的作用。一方面，出版的迅捷、大容量复制和大范围传布为形成大量的读者群提供了可能；另一方面，出版促成了小说稿费制度的建立。1910年，清政府颁布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著作权律》，它意味着中国统治阶层对文学出版机制的承认与适应。著作权的法律保护，保障了职业作家的存在，唤起了作家的经济意识。20世纪初期以写小说为职业的小说家伴随着出版家的出现而涌现了，如韩邦庆、李伯元、吴趼人等作为小报主编，以写作为生，已经可以不要帝王达官的供养，凭自己的写作来养家活口。李伯元曾经谢绝仕进，宁可在报馆当编辑。上海开始逐渐形成中国的出版文化中心，知名的出版机构几十家，出版各种报纸杂志五六十种，很多文学报刊的主编熟练地运用各种策略去吸引读者，促成刊、志畅销，民国初年《礼拜六》等小说杂志的热销无疑与出版者的各种成功策略是分不开的。

从晚清的小说“救国”到民初的商业化，中国文学经历了一次根本的变化，过去传统的文类结构被颠覆，小说成为最重要、最受关注的文体，成为文学的中心。文学的现代化可以有多种不同理解，但有一点是不可否认的，那就是小说的崛起。而如果没有现代出版业的发展，小说的崛起是不可能的。有了出版的介入，文学不再单纯是作者的创造，而是联系读者、批评家以及整个社会的一种商品生产，它把各个权力体联结起来，形成一个文学场，尽管它还受到“政治场”和“经济场”的压制。因此，可以夸张地说，是先有了现代出版事业，才会有波澜壮阔的现代文化和文学思潮。

第三节 出版机构与新文学的崛起

书、报、杂志曾经一度是统一的，20世纪初商务印书馆等专门的出版机构兴起后，出版业才逐渐单独地出现。上面讨论了新型印刷出版业的出现和对小说的影响，主要是从报纸杂志角度去谈，因为最初中国大型的出版机构并没有产生，即算有，也多是和外国教会有关或朝廷洋务派所创设的，前者局限于出版教会类书籍，后者受制于朝廷，都不能面对社会大规模地经营发展。从20世纪之初到1949年，上海一直是中国的出版文化中心，大量的民间出版机构集中在这里，最具盛名的有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大东书局、良友图书公司等。在整个近现代时期涌现出一批大出版家，侧重于文学的角度去看，陈思和先生把他们分为三代，可以约略见出出版发展的线条。第一代如张元济、李石曾、王云五，代表了旧传统士大夫向现代知识分子转化的一代，筚路蓝缕地开辟了现代出版事业；第二代如陆伯鸿、赵南公、李晓峰、张静庐等，他们对社会思潮的发展有相当的了解，对新文化事业也有感情，站在商人的立场上投入新文化运动，在获取利益的同时推动新文学运动；第三代如叶圣陶、郑振铎、巴金、邹韬奋、赵家璧等，他们当中有很多不是纯粹的出版家，而是从事文学实践的知识分子，他们的双重身份也正好表明出版与新文学的血肉关联。

1897年2月11日，夏瑞芳、鲍咸昌、鲍咸恩、高凤池等在上海创办商务印书馆，最初只是承担印刷业务。1902年，张元济加盟，迅速使一个小印刷所变成中国最大的文化出版机构，可以说，当时中国国内的重大文化组织活动，都离不开商务印书馆的支持。新文化运动在北京开展后，新文学迅速崛起，如果没有商务印书馆的支持是难以想象的。20世纪20年代，与新文学发展密切相关的文学领导人，重要的刊物和主要的文学论争活动，都逐渐由北京迁至上海，所谓新文学中心南移。有研究者认为，其原因除政治、经济、社会诸方面的变动外，最重要的是上海拥有了在经济实力和社会影响上都超过北京的文化组织机构——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能将企业生产经营方式与文化发展的需要结合起来，它不只是追求商业利润，更重要的是文化上有自己的建树。换言之，从文化发展的需要来制订出版计划，在经济上不赔本的原则下，追求文化上的价值，正因为这样，商务印书馆直接促成了新文学兴起。

1920年前，《绣像小说》《小说月报》都是商务印书馆的杂志，主要刊登鸳鸯蝴蝶派小说，非常适合小市民的口味，销路很好。从1917年开始，张元济就预感到新文化运动将至，力图打破格局，委派王莼农任主编，仍然感到不满意，又改任新人沈雁冰为主编，全面改革《小说月报》，使之成为刊发新文学作品的最大的大型杂志，作为中国现代第一个文学团体的同人刊物，以一网打尽的雄心，网罗了大批新文学志士；随后郑振铎、叶圣陶接管杂志，继续保持其革新特色。20世纪20年代开始，商务印书馆大量出版新文学新文化书刊，如《文学研究会丛书》;1929年，编印《万有文库》，凡一千零十种，分装两千册，这套大型丛书几乎全是普及宣传新文化新文学思想的。商务印书馆作为一家民营出版社，既要合法地经营下去，还必须赚钱，在这个基础上还要有文化上的建树，在“经济场”“政治场”和“文化场”之间周旋，左右逢源，是需要智慧的。商务印书馆拒绝出版政治上危险的出版物，绝不冒停业的危险，有时宁可花钱买下手稿，压着不出版，如陈独秀的手稿。为了经济上的利益和吸引读者，商务印书馆也出版鸳鸯蝴蝶派的作品，《小说世界》和《小说月报》同时刊发，而且，1921年以前主要的文学作品都是通俗类小说。但这并不妨碍其对新文学的支持，《小说月报》的销量最高也不过万把左右，后来跌到几千份，商务印书馆坚持养着它。新文学是在与古典文学、通俗文学的斗争中确立了自己主流地位的，商务印书馆从通俗文学的阵容里反戈一击扶植新文学，是需要眼光的。

商务印书馆出版《文学研究会丛书》，形成了以具体社团、流派为中枢的丛书出版格局，泰东书局出版《创造社丛书》、北新书局出版《未名丛刊》、新月书店的《新月丛书》等等，使新文学众声喧哗、争奇斗艳。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进一步打破这种格局，有些出版社不拘一流派、一风格，广泛地、大量地整理出版新文学作家的作品，形成博大与恢弘的局面。如良友图书公司的《良友文学丛书》，特别约请第一流作家执笔；《创作文库》以宏大的规模陆续选刊现代名家的专集、选集和合集；开明书店的《开明文学新刊》，集国内名家的新著而成。而有的出版社则致力于“发现新的作家，推荐新的作品”，如巴金和吴朗西主持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文学丛刊》，共出齐10集160本，推出一大批优秀新人的作品，使许多作家在文学史上留下名字。

新文学在今天已经被经典化，被无数文学史反复梳理、叙述，似乎先验地有一条显明的、必然的发展脉络。这种新文学权力话语的确立，是通过理论上的论争，压制古典文学、民间通俗文学、市民文学，并借助出版和教育等社会机制，反复言说、灌输，普遍地成为一种社会记忆来完成的。出版除了公开发行文学作品以外，还直接对文学作品进行筛选、整理，搜罗爬梳文学史料，用一定的标准和理论描述出新文学“史”的风貌，从而使新文学合法化，形成一个新的传统。在新文学的合法化过程中，出版起到关键作用，这方面不得不提到良友图书公司和赵家璧。1925年7月，伍联德创办了良友图书公司，后发行《良友画报》，发行量迅速增加，伍联德成为出色的出版家，1932年延揽赵家璧入公司。上任后，赵家璧编辑了《一角丛书》和《良友文学丛书》，《良友文学丛书》收录了左翼作家丁玲的未完稿小说《母亲》，其实，丁玲正在国民党的监狱里，《母亲》出版后产生了巨大反响，并遭到政府的干预。与商务印书馆等老牌的大出版机构不一样，良友图书公司缺乏巨大的社会影响力，因此，甘于冒政治上的风险来谋求名声。赵家璧前期艰辛而富有冒险性的工作，为他赢得了声誉，结识了新文学圈子，为编纂《中国新文学大系》创造了条件。1934年，赵家璧向伍联德提交了出版十卷本《中国新文学大系》的计划，由于此前的成功及更大的经济收益，毫不费力地得到了认可。编辑如此大型的书系，无疑要面临诸多困难，首先是要请名家编纂，《大系》的编写人分别为：总序：蔡元培；小说卷：鲁迅、茅盾、郑伯奇；散文卷：周作人、郁达夫；诗歌卷：朱自清；戏剧卷：洪深；理论卷：胡适、郑振铎；史料索引：阿英。可谓集一时之盛。要得到这些人的合作，是很不容易的。另外，还涉及版权和应对国民党政府图书审查委员会的审查。1935年初，赵家璧精心策划了广告战，印成40页的样本册，由各卷编辑陈述各卷内容的短文《编选感想》所组成，包括作者的照片和该书封面的彩色复印件，以及由著名作家和批评家撰写的简介该书的广告。1936年2月，《中国新文学大系》出版，从策划到见书仅花了两年的时间，由于赵家璧的努力，这套书在出版前就基本上被预售一空了。

良友图书公司为《中国新文学大系》制作的广告中有一个醒目的副标题，把这个项目称为“现代文学第一个十年（1917—1927）的再现”，的确不是虚妄之言。首先，大系确定了中国现代文学分期的第一个十年，为新文学史叙述奠定了框架；其次，各编写者的长篇序言对新文学的状况做了大致的描绘，遂成定论；再次，所编选的作家和作品第一次有序地呈现出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基本风貌；更重要的是，《中国新文学大系》花很大的篇幅编写理论卷，站在新文学的立场上叙述新文学的“胜利”，构建一种全新的权力话语，把新文学确认为文学的正宗和主流，使新文学合法化和机制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