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研究

汉代郊祀歌音乐形态研究

闫运利（北京，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100089）

提要：郊祀歌是古代天子郊祀天地神灵所用的乐歌。汉代皇帝郊祀天地各有侧重，间有制作，今留存武帝朝《郊祀歌十九章》。《郊祀歌十九章》系李延年等据音乐、祭祀需要，选取司马相如等人诗赋作品中的一句或几句割裂、拼凑而成。祭祀表演神圣、隆重，可能配以《云翘舞》。东汉、曹魏沿用，明确配以舞蹈，音乐体系更加成熟。《青阳》等歌北齐仍有传唱。唐后多有《天马歌》拟作，明胡应麟有《拟汉郊祀歌十九首》，多不歌。

关键词：汉代 郊祀歌 音乐形态

作者简介：闫运利，女，1987年1月生，河北邢台人。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古代文学专业2014级在读博士，研究方向为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文学。

郊，即“古者天子夏亲郊祀上帝于郊”。祀，即“昭孝事祖，通神明”。狭义上的“郊祀”指南郊祭天，北郊祭地；广义上包括南郊祭天、北郊祭地、泰山封禅、明堂、雩祭、籍田、神州、朝日夕月、风师雨师、社稷、先农、祈谷、先圣先师等。“夫郊祀者，明王之盛事，国家之大礼”。郊祀活动是一个国家礼乐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郊祀歌是郊祀过程中祈天降福所用的乐歌。郭茂倩《乐府诗集》将“郊庙歌辞”置于十二类中的第一类，郊祀歌又位于郊庙歌辞之首。数量占十二卷中的七卷，足见其地位之重要。

学人对汉代郊祀歌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郊祀歌十九章》。如对作者的辩证，有龙文玲《汉〈郊祀歌十九章〉作者辩证》；对作品创作时间的讨论，有张树国《汉武帝时代国家祭祀的逐步确立与〈郊祀歌十九章〉创制时地考论》、龙文玲《汉武帝〈景星〉及文学史意义》及王淑梅、于盛庭《再论〈天马歌〉的写作缘由和年代问题》；对十九章内部排序内涵的解读，有张强《〈郊祀歌〉考论》；对《郊祀歌》与汉代郊祀礼乐文化之间关系的考察，有王长华、许倩《汉〈郊祀歌〉与汉武帝时期郊祀礼乐》；对“邹子乐”的考辨，有王福利《郊庙燕射歌辞研究》、郭思韵《汉郊祀歌的“邹子乐”与东汉两用〈朱明〉小议兼论与〈帝临〉之关系》。赵颖畅硕士论文《西汉郊庙乐府研究》对其作者、作品内部排序及郊祀仪式过程进行了全面论述。另有罗根泽《乐府文学史》10、萧涤非《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1、郑文《汉诗研究》12、张永鑫《汉乐府研究》13、赵敏俐《周汉诗歌综论》14等专著，都曾论及《郊祀歌十九章》，且各有创见。

但目前研究存在两方面的不足：一是对《郊祀歌十九章》之外的汉郊祀歌基本没有关注；二是从音乐角度研究的较少，目前只有王福利《郊庙燕射歌辞研究》一书对《郊祀歌》有所论述。因此本文拟在厘清汉代郊祀活动及郊祀歌辞留存状况的基础上，对以《郊祀歌十九章》为代表的汉代郊祀歌的创作、表演、流变等音乐形态进行系统、全面的整理与研究，以期对汉郊祀歌研究有所推进。

一 西汉郊祀活动及郊祀歌辞留存状况概述

公元前202年，刘邦正式称帝。自此始，西汉历经两百多年。根据西汉各朝郊祀活动特点分为高祖—景帝、武帝、昭帝—元帝、成帝—王莽四个时期。

（1）高祖时期，郊祀活动多依秦仪，未遑新制。如《史记·封禅书》载：

悉召故秦祝官，复置太祝、太宰，如其故仪礼。因令县为公社。下诏曰：“吾甚重祠而敬祭。今上帝之祭及山川诸神当祠者，各以其时礼祠之如故。”

并且“有司进祠，上不亲往。”高祖并不参加。高祖于四时春以羊彘祠枌榆社，衅鼓旗以祠蚩尤，于岁时祠灵星以牛，以羊豕腊祠社稷等。整个祭祀活动充满了浓重的民间巫术色彩，且无天地之祀。但高祖始创“五帝”之说，《汉书·郊祀志》载：

二年，东击项籍而还入关，问：“故秦时上帝祠何帝也？”对曰：“四帝，有白、青、黄、赤帝之祠。”高祖曰：“吾闻天有五帝，而有四，何也？”莫知其说。于是高祖曰：“吾知之矣，乃待我而具五也。”乃立黑帝祠，命曰北畤。

此说对后世祭祀五帝影响极大。

孝文帝时，多祠五帝。《史记·孝文本纪》载：

十五年，黄龙见成纪，天子乃复召鲁公孙臣，以为博士，申明土德事。于是上乃下诏曰：“有异物之神见于成纪，无害于民，岁以有年。朕亲郊祀上帝诸神。礼官议，毋讳以劳朕。”有司礼官皆曰：“古者天子夏躬亲礼祀上帝于郊，故曰郊。”于是天子始幸雍，郊见五帝，以孟夏四月答礼焉。

又《史记·封禅书》载：

文帝出长门，若见五人于道北，遂因其直北立五帝坛，祠以五牢具。

并且文帝受方士影响，郊祀天地较随意。如听赵人新垣平的进言，作渭阳五帝庙，且于夏四月，亲拜霸渭之会，以郊见渭阳五帝。“权火举而祠，若光辉然属天焉”。场面甚为隆重。又听新垣平之言，“治庙汾阴南，临河，欲祠出周鼎”。可见方士之言，主导当时的郊祀活动。当方士之言被攻破，“文帝怠于改正朔服色神明之事，而渭阳、长门五帝使祠官领，以时致礼，不往焉”。《礼记正义·曲礼》言：

凡祭，有其废之，莫敢举也；有其举之，莫敢废也。

祭祀不可擅自废、举，孝文帝之举，可见随意。

孝景帝在位，郊祀活动无有所兴。“十六年，祠官各以岁时祠如故。”《史记·孝景本纪》仅记载一次郊祀活动：

中六年二月己卯，行幸雍，郊见五帝。

总而言之，高祖时，无天地之祀；文帝时，多祀五帝；景帝时，无有所兴。在郊祀五帝活动中也未见与音乐相关的记载。但是郊祀与音乐自古就有联系，“古者祠天地皆有乐，而神祇可得而礼”。只是郊祀活动所用音乐、歌辞成为正式的郊祀乐是自武帝时代的李延年始。

（2）汉武帝时代是一个极具开创性、娱乐性，充满神秘色彩的时代。从开创太一、后土之祀到始用郊祀乐，从打破周代以来的礼法到随意以天马等祥瑞之歌郊天祭祖，从相信方士无稽之谈到与方士共同主持汉代郊祀活动，无不体现着这种鲜明的时代特征。武帝“尤敬鬼神之祀”，郊祀活动频繁。据《西汉会要》载：

孝武亲郊十一，幸雍祠五畤八，幸甘泉郊泰畤三。

事实上，武帝幸雍祠五畤八次，幸甘泉郊泰畤四次，幸河东祠后土五次，封禅泰山七次。如《汉书·武帝纪》载：

（元光）二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畤。

（元狩）元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畤。获白麟，作白麟之歌。

（元狩）二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畤。

（元鼎）四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畤。

（元鼎）五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畤。

（元封）二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畤。

（元封）四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畤。

（太始）四年十二月，行幸雍，祠五畤。

“雍”指雍县。五畤即鄜畤，密畤，吴阳上畤、下畤，北畤。《汉书·郊祀志》曰：

盖天好阴，祠之必于高山之下畤，命曰“畤”。

秦文公建鄜畤祀白帝，秦宣公建密畤祀青帝，秦灵公建吴阳上畤、下畤祀黄帝、炎帝，汉高祖乃立黑帝祠，命曰北畤。武帝前期热衷于祀雍五畤，后逐渐衰落。如《史记·封禅书》载：“有司上言雍五畤无牢熟具，芬芳不备。”

《汉书·武帝纪》载郊甘泉泰畤四次，祠河东后土五次：

（元鼎）五年十一月辛巳朔旦冬至，立泰畤于甘泉。天子亲郊见，朝日夕月。

元封五年四月，还至甘泉，郊泰畤。

天汉元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

后元元年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

（元鼎）四年十一月甲子，立后土祠于汾阴脽上。

元封四年春三月，祠后土。

元封六年三月，行幸河东，祠后土。

太初二年三月，行幸河东，祠后土。

天汉元年三月，行幸河东，祠后土。

甘泉泰畤、汾阴后土分别建于元鼎五年、元鼎四年，是武帝郊祀活动的重心。成帝时迁至长安南北郊，哀帝时恢复甘泉泰畤、汾阴后土。王莽时又恢复到长安南北郊。

又《汉书·武帝纪》载泰山封禅七次：

（元封元年）夏四月癸卯，上还，登封泰山。

元封五年春三月，还至泰山，增封。甲子，祠高祖于明堂，以配上帝。

太初元年冬十月，行幸泰山。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祠上帝于明堂。

太初三年四月，修封泰山。

天汉三年三月，行幸泰山，修封，祀明堂。

太始四年春三月，行幸泰山，修封。

征和四年三月，还至泰山，修封。

封禅之礼最早见于管仲的《封禅篇》，亡佚。《史记·封禅书》曰：

泰山上筑土为坛以祭天，报天之功，故曰封。泰山下小山上除地，报地之功，故曰禅。

每易姓而王、有符瑞，受命然后得封禅。或逢盛世，封禅以答谢上天。武帝多次修封泰山，祀上帝于明堂。且“天子皆亲拜见，衣上黄而尽用乐焉”。

武帝频繁的郊祀活动，用乐却自李延年始。《汉书·郊祀志》载：

其春，既灭南越，上有嬖臣李延年以好音见。上善之，下公卿议，曰：“民间祠尚有鼓舞乐，今郊祀而无乐，岂称乎？”公卿曰：“古者祠天地皆有乐，而神祇可得而礼。”或曰：“太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瑟，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为二十五弦。”于是塞南越，祷祠太一、后土，始用乐舞，益召歌儿，作二十五弦及箜篌琴瑟自此起。

从灭南越的时间上看，武帝初识李延年应为元鼎六年。又《汉书·佞幸传》载：

延年善歌，为新变声。是时上方兴天地诸祠，欲造乐，令司马相如等作诗颂。延年辄承意弦歌所造诗，为之新声曲。

“上方兴天地诸祠”之时即元鼎六年。此“新声曲”即现存的《郊祀歌十九章》，以《汉书·礼乐志》为证：

至武帝定郊祀之礼，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

又据《汉书·艺文志》载：

泰一杂甘泉寿宫歌诗十四篇、诸神歌诗三篇、送迎灵颂歌诗三篇。

虽不确定此三类二十篇是否全为武帝时期的作品，但可以肯定的是当时用于郊祀活动的歌辞很多，流传下来的只有《郊祀歌十九章》。

（3）武帝后，昭帝“富于春秋，未尝亲巡祭云”。宣帝即位，重宗庙之祀，十二年后始重郊祀，幸雍祠五畤一次，幸甘泉祠泰畤五次，幸河东祠后土两次。如《汉书·宣帝纪》载：

五凤二年春三月，行幸雍，祠五畤。

神爵元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

五凤元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

甘露元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

甘露三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

黄龙元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

神爵元年三月，行幸河东，祠后土。

五凤三年三月，行幸河东，祠后土。

宣帝“修武帝故事”，神爵元年后尤重祠甘泉泰畤。关于郊祀过程中与音乐相关的文献记载找到以下两处：

明年正月，上始幸甘泉，郊见泰畤，数有美祥。修武帝故事，盛车服，敬斋祠之礼，颇作诗歌。

神爵、五凤之间，天下殷富，数有嘉应。上颇作歌诗，欲兴协律之事。丞相魏相奏言：“知音善鼓雅琴者，渤海赵定、梁国龚德。”皆召见待诏。

可见宣帝欲兴协律之事，因没有相关文献流传下来，最终结果不得而知。但因“修武帝故事”，故宣帝一朝祠五畤、甘泉泰畤及河东后土所用音乐、歌辞，很可能是在武帝朝基础上略作修改。

元帝即位，“间岁正月，一幸甘泉郊泰畤，又东至河东祠后土，西至雍祠五畤。凡五奉泰畤、后土之祠。亦施恩泽，时所过毋出田租，赐百户牛酒，或赐爵，赦罪人”。另幸雍祠五畤三次，整体上多遵旧仪。元帝虽“鼓琴瑟，吹洞箫，自度曲，被歌声”，颇好俗乐，但对当时用于郊泰畤、祠后土的郊祀乐并无建树。

（4）成帝时，一改昭帝、宣帝、元帝时代的“遵旧仪”，开始进入改革期。成帝初即位，丞相匡衡等以甘泉泰畤、河东后土不合古制，路途遥远、舟车劳顿，且吏民困苦、百官烦费，劳所保之民、行危险之地，难以奉神灵而祈福佑等原因，主张将甘泉泰畤、河东后土之祠迁至长安。其后又建言皆废雍五畤及陈宝祠等。如《汉书·成帝纪》载：

（建始）二年春正月，罢雍五畤。辛巳，上始郊祀长安南郊……三月辛丑，上始祠后土于北郊。

后匡衡坐事免官，很多人开始反对迁甘泉泰畤、河东后土之祠。又因“初罢甘泉泰畤作南郊日，大风坏甘泉竹宫，折拔畤中树木十围以上百余”。及成帝无继嗣，恢复亲郊礼及部分长安、雍、郡国祠。永始三年冬十月庚辰，皇太后诏有司恢复甘泉泰畤、汾阴后土、雍五畤、陈仓陈宝祠等。如《汉书·成帝纪》载：

（永始）四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神光降集紫殿……三月，行幸河东，祠后土。

（元延元年）三月，行幸雍，祠五畤。

（元延）二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三月，行幸河东，祠后土。

（元延三年）三月，行幸雍，祠五畤。

（元延）四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三月，行幸河东，祠后土。

（绥和元年）三月，行幸雍，祠五畤。

（绥和）二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三月，行幸河东，祠后土。

绥和二年三月，成帝崩于未央宫。皇太后诏有司复长安南北郊，以顺成帝之意。成帝三迁其址，整体上以甘泉泰畤、汾阴后土为主。整个过程基本沿用《郊祀歌十九章》，只因丞相匡衡主张郊飨天地贵诚尚质，对极度夸饰描绘的部分歌辞做了修改。如《汉书·郊祀志》载匡衡所言：

臣闻郊飨帝之义，扫地而祭，上质也。歌大吕舞云门以俟天神，歌太簇舞咸池以俟地祇，其牲用犊，其席槁稭，其器陶匏，皆因天地之性，贵诚上质，不敢修其文也。以为神祇功德至大，虽修精微而备庶物，犹不足以报功，唯至诚为可，故上质不饰，以章天德。紫坛伪饰女乐、鸾路、骍驹、龙马、石坛之属，宜皆勿修。

因此匡衡将《惟泰元》中“鸾路龙鳞”改为“涓选休成”，《天地》中“黼绣周张”改为“肃若旧典”。

哀帝即位，“尽复前世所常兴诸神祠官，凡七百余所，一岁三万七千祠云”。且令太皇太后诏有司复甘泉泰畤、汾阴后土祠如故，遣有司行事而礼祠，君不亲祠。从哀帝罢乐府的具体内容看，当时的郊祀乐已具规模。“郊祭乐人员六十二人，给祠南北郊……诸族乐人兼云招给祠南郊用六十七人”。

平帝及王莽时期，复长安南北郊，多改祭礼，郊祀制度逐渐定型。元始五年，王莽与太师孔光、长乐少府平晏、大司农左咸、中垒校尉刘歆、太中大夫朱阳、博士薛顺、议郎国由等六十七人集体商议，“复长安南北郊如故”。王莽于居摄元年正月，祀上帝于南郊。关于当时所用音乐，尚未找到相关文献记载。但《汉书·王莽传》有一处记载：

六年春……初献新乐于明堂、太庙。群臣始冠麟韦之弁。或闻其乐声，曰：“清厉而哀，非兴国之声也。”

鉴于当时郊乐、庙乐多有通用现象（如《天马歌》），所献“新乐”也可能用于郊祀天地。但除了“清厉而哀”的风格外，我们对其创作、表演等情况并不知晓。

二 东汉郊祀活动及郊祀歌辞留存状况概述

东汉近两百年间，郊祀之事多遵西汉旧仪。下文分为三个阶段——光武时期、明章盛世、没落时期，对东汉郊祀活动及郊祀乐使用情况进行简要论述。

（1）光武帝建武元年“即皇帝位，燔燎告天，禋于六宗，望于群神”。政治色彩更加浓厚，并成为魏晋之后郊祀活动的重要特征。二年正月，初建南郊于洛阳城南七里。中元二年，初立北郊于洛阳城北四里，并于正月辛未祀后土。此时期郊祀活动整体上中规中矩，多依旧仪。如洛阳城南七里制郊兆，圆坛及五帝位置皆采元始中故事。此外，祭品、音乐使用崇尚节约。如祭祀时“天地共犊，余牲尚约”。北郊、封禅、明堂皆“用乐如南郊”——凡乐奏《青阳》《朱明》《西颢》《玄冥》。《青阳》《朱明》《西颢》《玄冥》分别是《郊祀歌十九章》中的第三、四、五、六首，东汉沿用其名。关于歌辞内容暂无明确记载，笔者认为可能沿用《郊祀歌十九章》。郭茂倩在《乐府诗集·郊庙歌辞序》中提到：

永平三年，东平王苍造光武庙登歌一章，称述功德，而郊祀同用汉歌。

表演情况文献多有记载，具体内容详见本文第三部分。

（2）明帝、章帝继承了光武帝的中规中矩和崇尚节约，多采元始中故事。北郊、祀五帝于明堂，皆“奏乐如南郊”。迎时气于五郊，奏《青阳》《朱明》（《帝临》）、《西颢》《玄冥》，并舞《云翘》《育命》之舞。如《后汉书·祭祀志》载：

永平二年春正月辛未，初祀五帝于明堂，光武帝配。五帝坐位堂上，各处其方。黄帝在未，皆如南郊之位。光武帝位在青帝之南少退，西面。牲各一犊，奏乐如南郊。

立春之日，迎春于东郊，祭青帝句芒。车旗服饰皆青。歌《青阳》，八佾舞《云翘》之舞。立夏之日，迎夏于南郊，祭赤帝祝融。车旗服饰皆赤。歌《朱明》，八佾舞《云翘》之舞。先立秋十八日，迎黄灵于中兆，祭黄帝后土。车旗服饰皆黄。歌《朱明》，八佾舞《云翘》、《育命》之舞。立秋之日，迎秋于西郊，祭白帝蓐收。车旗服饰皆曰白。歌《西颢》，八佾舞《育命》之舞。立冬之日，迎冬于北郊，祭黑帝玄冥。车旗服饰皆黑。歌《玄冥》，八佾舞《育命》之舞。

关于祀黄帝后土所奏之乐，《后汉书·礼仪志》有不同记载：

先立秋十八日，郊黄帝。是日夜漏未尽五刻，京都百官皆衣黄。至立秋，迎气于黄郊，乐奏黄钟之宫，歌《帝临》，冕而执干戚，舞《云翘》、《育命》，所以养时训也。

笔者认为，当时可能歌《帝临》，而非重复《朱明》。《礼记正义·月令》载：

中央土，主土，黄色，其帝黄帝，其神后土。

《帝临》歌辞“后土富媪”“嘉服上黄”恰好与之相符。再者，《青阳》《朱明》《西颢》《玄冥》所歌分别为春、夏、秋、冬之景，与各自时令也相称。

章帝时“又为灵台十二门作诗，各以其月祀而奏之”。灵台始建于东汉光武帝建武中元元年，多用于观天象、望云气、兴祭祀。并且明堂、灵台、辟雍相邻，东汉多位皇帝先宗祀明堂，后登灵台、望云气。据《汉魏洛阳故城南郊礼制建筑遗址》考古发现，灵台是一座依附中间方形土台，四面修筑有两层房舍，高约14米，周长约49米见方的高台式建筑。其中周围院墙有十二个门，四面每面三座门。章帝“灵台十二门”诗，可能为此地的祭祀活动而作。又宋王应麟《玉海》载：

今官乐但有太簇，皆不应月律。可作十二月均各应其月气，乃能感天地，和气宜。

可见当时灵台也可能用来感动天地、祭祀天地之神。“灵台十二门”诗即当时祭祀乐歌的歌辞，但歌辞内容及表演情况均未见相关文献记载。

（3）自和帝始，郊祀活动逐渐走向没落。据记载和帝仅一次宗祀五帝。殇帝因邓太后雅性不好淫祀，诏罢祀官不在祀典者。安帝于延光三年幸泰山、祀五帝，顺帝则于永和元年、汉安元年两次祀五帝。桓帝“好音乐，善琴笙。饰芳林考成濯龙之宫，设华盖以祠浮图老子”，并用郊天乐。献帝则郊祀上帝，改元建安。

综上所述，西汉郊祀活动频繁且极具开创性，音乐活动丰富。但仅存《郊祀歌十九章》二十首。东汉郊祀活动则多沿用西汉，郊祀乐“同用汉歌”。北郊、封禅、明堂、迎气均“奏乐同南郊”——《青阳》《朱明》《帝临》《西颢》《玄冥》，即《郊祀歌十九章》中的第二、三、四、五、六首。因此《乐府诗集》未收录东汉郊祀歌。故下文以《郊祀歌十九章》为重点对汉代郊祀歌辞音乐形态进行详细考察。

三《郊祀歌十九章》音乐形态研究

《郊祀歌十九章》共二十首，篇目依次为《练时日》一、《帝临》二、《青阳》三、《朱明》四、《西颢》五、《玄冥》六、《惟泰元》七、《天地》八、《日出入》九、《天马歌二首》十、《天门》十一、《景星》十二、《齐房》十三、《后皇》十四、《华烨烨》十五、《五神》十六、《朝陇首》十七、《象载瑜》十八、《赤蛟》十九。《郊祀歌十九章》入乐，并用于郊祀天地，始于元鼎六年。即此二十首郊祀歌的音乐形态自李延年配乐，用于郊祀后才有，多首在产生初期并不具备。本节主要从创作情况、表演情况、流变情况三个方面对其音乐形态进行具体考察。

（一）创作情况

《郊祀歌十九章》作为音乐作品，分为歌和诗两部分。“歌”包括所用音乐、舞蹈，“诗”主要指流传下来的歌辞文本。所以《郊祀歌十九章》的作者和创作时间应分“歌”和“诗”两个方面探讨。首先从“歌”的角度考察，《汉书·佞幸传》载：

延年善歌，为新变声。是时上方兴天地诸祠，欲造乐，令司马相如等作诗颂。延年辄承意弦歌所造诗，为之新声曲。

此“新声曲”即现存的《郊祀歌十九章》，显然李延年为“造乐”者之一。又《汉书·礼乐志》所载《青阳》等四首题有“邹子乐”三个字，所以“邹子”也为“造乐”者之一。其次从“诗”的角度考察，作者应为汉武帝、司马相如等数十人及匡衡。明确为汉武帝所作的有《天马歌二首》《齐房》《朝陇首》《象载瑜》，匡衡修改了《惟泰元》《天地》部分歌辞。关于司马相如等人，郭茂倩在《乐府诗集·郊庙歌辞序》中提到：

武帝时，诏司马相如等造《郊祀歌》诗十九章，五郊互奏之。

这是对《汉书·礼乐志》“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一句的误解。《汉书·礼乐志》载：

至武帝定郊祀之礼，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

而《汉书·郊祀志》载：

其春既灭南越，嬖臣李延年以好音见。

此年为元鼎六年。《汉书·司马相如传》载：

相如既卒五岁，上始祭后土。八年而遂中岳，封于泰山，至梁甫，禅肃然。

可见相如卒于元狩五年。所以“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举荐的应是司马相如等数十人的诗赋作品，而非指司马相如等人。

《郊祀歌十九章》具体选入了司马相如的哪些诗赋作品，多已不可考。据现有资料考证，目前只有“太尊蔗浆析朝酲”句选入《郊祀歌十九章·景星》的证据。《景星》歌辞如下：

景星显见，信星彪列，象载昭庭，日亲以察。参侔开阖，爰推本纪，汾脽出鼎，皇祐元始。五音六律，依韦飨昭，杂变并会，雅声远姚。空桑琴瑟结信成，四兴递代八风生。殷殷钟石羽龠鸣，河龙供鲤醇牺牲。百末旨酒布兰生，泰尊蔗浆析朝酲。微感心攸通修名，周流常羊思所并。穰穰复正直往宁，冯蠵切和疏泻平。上天布施后土成，穰穰丰年四时荣。

晋嵇含《南方草木状·卷上》解释“诸蔗”词条时提到“诸蔗一名甘蔗……南人云可消酒，又名干蔗。司马相如乐歌曰‘太尊蔗浆析朝酲’是其义也”。清人朱乾《乐府正义》释《景星》提到“《西京杂记》引‘太尊蔗浆析朝酲’为司马相如乐歌，则此为相如所作也。”可见司马相如“太尊蔗浆析朝酲”句曾被选入《景星》乐章。

总而言之，在李延年未出现前，郊祀歌辞只是用来歌咏当时之事，并没有用于郊祀天地。李延年出现后，郊祀始有乐舞。即《郊祀歌十九章》可能是李延年根据音乐、祭祀需要，选取司马相如等人诗赋作品中的一句或几句整理、拼凑而成。如《景星》乐章选入司马相如“太尊蔗浆析朝酲”，其余歌辞可能是其他文士之词。《郊祀歌十九章》的创作方式应为选词入乐。

关于歌辞创作时间，多有争论。比较明确的是《朝陇首》《齐房》《象载瑜》，分别作于元狩元年、元封二年、太始三年。如《汉书·武帝纪》载：

元狩元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畤，获白麟，作《白麟之歌》。（元封二年夏）六月，甘泉宫内中产芝，九茎连叶……作《芝房之歌》。

（太始三年）二月……行幸东海，获赤雁作。

《天马歌二首》和《景星》，史书记载有出入。关于《太一天马歌》，《汉书·武帝纪》载：

（元鼎四年）夏六月，得宝鼎后土祠旁。秋，马生渥洼水中，作《宝鼎》、《天马》之歌。

《汉书·礼乐志》载：

元狩三年，马生渥洼水中作。

关于《西极天马歌》，《汉书·武帝纪》载：

（太初）四年春，贰师将军广利斩大宛王首，获汗血马来。作《西极天马歌》。

据王淑梅、于盛庭《再论〈天马歌〉的写作缘由和年代问题》考证，《太一天马歌》作于元狩二年，《西极天马歌》作于元鼎四年。关于《景星》，《汉书·武帝纪》载：

（元鼎四年）夏六月，得宝鼎后土祠旁……作《宝鼎》、《天马》之歌。

《汉书·礼乐志》载：

元鼎五年，得鼎汾阴作。

王先谦《汉书补注》认为武帝得鼎在四年，“五”当作“四”。即《宝鼎歌》作于元鼎四年，《景星》则可能作于元鼎四年或五年。

其余十四首具体作者、创作时间尚不明确，只能大致推测。《后皇》歌辞中提到“后皇嘉坛，立玄黄服”“物发冀州，兆蒙祉福”。又“汾阴属冀州”，显然所祀之神为汾阴后土。故《后皇》可能作于元鼎四年立后土于汾阴之时。根据歌辞风格和内容推测，《练时日》《惟泰元》《天地》《天门》《华烨烨》《五神》《赤蛟》应该作于“祷祠太一、后土，始用乐舞”之时。《帝临》《青阳》《朱明》《西颢》《玄冥》则作于元鼎六年之前。关于《日出入》，朱乾《乐府正义》云：“武帝感于方士之言，入海求仙，希图不死，一时文士，揣摩世主而为之辞。”不论歌辞出于谁人之手，武帝急于成仙的心理是显而易见的。因此《日出入》应作于武帝晚年，至少元鼎六年之后。

为便于观览，现将《郊祀歌十九章》总体情况列一简表如下：

此外，关于十九章内部是否有序，萧涤非认为：

据《汉书》，以《朝陇首》为最早，作于元狩元年（公元前122），以《象载瑜》为最晚，作于太始三年（公元前94），两作前后相距，至二十八年之久，可知十九章作者，至太始末年始论定。今《汉书》所录次第，似不以时代为先后。如《朝陇首》作于元狩元年，而列在第十七，《天马歌》二首，一作于元狩三年，一作于太初四年（公元前101），而列在第十，不知何故？岂当日经武帝排定固如是耶。

这一猜想确有创见，并成为后来学者争论的热点。学界普遍认为十九章内部有一定顺序，并对排序内涵做出多种解读。笔者认为，李延年在为《郊祀歌十九章》作曲的同时，确实有意进行排序。如《史记·佞幸列传》载：

延年善歌，为变新声。而上方兴天地祠，欲造乐诗歌弦之。延年善承意，弦次初诗。

又《史记·乐书》载：

至今上即位，作十九章，令侍中李延年次序其声，拜为协律都尉。通一经之士不能独知其辞，皆集会五经家，相与共讲习读之，乃能通其意，多尔雅之文。

“弦次初诗”“次序其声”中的“弦次”“次序”正说明这一点。武帝所定郊祀之礼可能正是体现在此十九章之间的郊祀顺序上。

就歌辞本身而言，题目命名依《诗经》，取诗首若干字为题。三言、四言为主，兼以五言、六言、七言，四句一转韵。强烈的节奏感和成熟的五、七言句式，已可见诗歌体式的逐步发展与完善。从歌辞内容与音乐风格上来看，多咏祥瑞，以新声代雅乐。如《汉书·礼乐志》载：

今汉郊庙诗歌，未有祖宗之事，八音调均，又不协于钟律，而内有掖庭材人，外有上林乐府，皆以郑声施于朝廷。

歌辞中香草美人、珠玉瑶堂，颇具楚地风情。描写神灵降临，“结玄云，驾飞龙”“左仓龙，右白虎”，充满神秘、浪漫色彩。李白“霓为衣兮风为马”“虎鼓瑟兮鸾回车”，颇得其神韵。整体而言，汉郊祀歌在一定程度上流露出人神的真性情，获祥瑞的喜悦、盼愿国泰民安的真诚。这些真情、感动及对神灵的敬畏在后世郊祀歌创作过程中渐有流失。这是汉代郊祀歌独有的魅力和风采。

（二）表演情况

《汉书·礼乐志》载：

以正月上辛用事圜丘，使童男女七十人俱歌，昏祠至明，夜常有神光流星止集于祠坛，天子自竹宫而望拜，百官侍祠者数百人皆肃然心动焉。

“上辛”，农历每月上旬的辛日。据《春秋穀梁传》载：

郊必用上辛者，取其新洁莫先也。

又《春秋繁露》曰：

郊必以正月上辛者，言以所最尊者，首岁之事。每更纪者以郊，郊祭首之，先贵之义，尊天之道也。

汉家常以正月上辛祀泰一于甘泉圜丘，于三月祀后土于汾阴方丘。“昏祠至明”，盛况空前。歌辞中常提到“爰熙紫坛，思求厥路”（《天地》）、“帝临中坛，四方承宇”（《帝临》），紫坛、中坛即甘泉圜丘。“后皇嘉坛，立玄黄服”（《后皇》），嘉坛即为汾阴方丘。关于甘泉圜丘，匡衡言：

甘泉泰畤紫坛，八觚宣通象八方。五帝坛周环其下，又有群神之坛……紫坛有文章采镂黼黻之饰及玉、女乐，石坛、仙人祠，瘗鸾路、骍驹、寓龙马。

可见紫坛为郊祀甘泉泰一的主要场所，坛有八角，象征八方。即歌辞所唱“尊桂酒，宾八乡”（《练时日》）。五帝坛周环于紫坛第二层，下面同有群神之坛。据匡衡所言，紫坛的装饰比较奢华。有华美精致的文饰、玉饰，繁盛的女乐表演等。此外，歌辞“星留俞，塞陨光，照紫幄，珠黄”（《天门》），颜师古注曰“紫幄，飨神之所也。帐上四下而覆曰幄。”东汉光武帝建南郊坛，“重营皆紫，以像紫宫。”可见祭祀尚紫，紫色在中国祭祀文化中是最尊贵的颜色。

“童男女七十人”所歌即《郊祀歌十九章》。关于当时的音乐盛况，歌辞中有充分描写。“钟鼓竽笙，云舞翔翔”（《惟泰元》）、“千童罗舞成八溢，合好效欢虞泰一。九歌毕奏斐然殊，鸣琴竽瑟会轩朱。展诗应律玉鸣，函宫吐角激徵清。发梁扬羽申以尚，造兹新音永久长”（《天地》）、“五音六律，依韦飨昭，杂变并会，雅声远姚。空桑琴瑟结信成，四兴递代八风生”（《景星》）等。其中歌辞提到的乐器有钟、鼓、竽、琴、瑟等，同时伴有极为壮观的舞蹈。舞人多为“童男童女”，所持舞具主要有“羽龠”“玉梢”。“殷殷钟石羽龠鸣”（《景星》），“羽龠”是文舞的一种舞具，“龠”则兼有乐器功用。郑玄曰：

文舞有持羽吹龠者，所谓龠舞也。

“饰玉梢以舞歌，体招摇若永望”（《天门》），颜师古注曰：

梢，竿也，舞者所持。玉梢，以玉饰之也。

关于当时所用何种舞蹈，文献少有记载。据笔者推测，《云翘舞》可能为其中之一。《云翘舞》源于何人何时，暂不详。《魏书》载魏侍中缪袭云：

汉亦有云翘、育命之舞，罔识其源，旧以祭天。

又据《汉书·礼乐志》载汉哀帝罢乐府，提到：

诸族乐人兼云招给祠南郊用六十七人。

颜师古注“招”读与“翘”同。可知至少汉哀帝时，《云翘舞》已用于祀南郊。

至成帝时，匡衡认为“神祇功德至大，虽修精微而备庶物，犹不足以报功，唯至诚为可，故上质不饰，以章天德”。紫坛伪饰女乐等不修，郊祀活动整体趋于简约，郊祀乐使用也有所简化。至东汉，光武帝等崇尚节约，北郊、封禅、明堂、迎气皆“用乐如南郊”。并且对祭祀的时间、地点，所用歌、舞及参祭者、车旗的服饰要求更加严格。迎春东郊，祭青帝。车旗服饰均为青色，歌《青阳》，舞《云翘舞》，“唱之以角，舞之以羽翟”。迎夏南郊，祭赤帝。车旗服饰均为红色，歌《朱明》，舞《云翘舞》，“唱之以徵，舞之以鼓鞉”。迎黄灵中兆，祭黄帝，车旗服饰均为黄色，歌《帝临》，舞《云翘》、《育命》舞。迎秋西郊，祭白帝。车旗服饰均为白色，歌《西颢》，舞《育命》舞，“唱之以商，舞之以干戚”。迎冬北郊，祭黑帝。车旗服饰均为黑色，歌《玄冥》，舞《育命》舞，“唱之以羽，舞之以干戚”。

关于《云翘》《育命》舞的舞人服饰，《后汉书·舆服下》载：

爵弁，一名冕。广八寸，长尺二寸，如爵形，前小后大，缯其上似爵头色，有收持笄，所谓夏收殷冔者也。祠天地五郊明堂，《云翘舞》乐人服之。

建华冠，以铁为柱卷，贯大铜珠九枚，制似缕鹿。……前圆，以为此则是也。天地、五郊、明堂，《育命舞》乐人服之。

如下图所示：

可见，《云翘舞》乐人头戴爵弁冠，手持羽翟、鼓鞉类舞具；《育命舞》乐人则戴建华冠，手持干戚、干戈之类舞具。

曹魏时期，文帝改《云翘》《育命》舞为《凤翔》《灵应》舞，并兼祀圆丘天郊、方泽地郊。如《宋书·乐志》载：

文帝黄初二年，改《巴渝舞》曰《昭武舞》……《云翘舞》曰《凤翔舞》，《育命舞》曰《灵应舞》。

又《魏书》载：

魏时又以《云翘》兼祀圆丘天郊，《育命》兼祀方泽地郊。今二舞久亡，无复知者。

后用于宗庙祭祀，宋周麟之《太庙乐章·皇帝阁六首》：

木铎扬宽诏，云翘舞化风。垂衣金殿里，圣德与天通。

综上所述，西汉常以正月上辛祀泰一于甘泉紫坛，于三月祀后土于汾阴方丘。七十余人参与歌舞表演，通宵达旦，盛况空前。歌辞中提到的乐器有钟、鼓、竽、琴、瑟等，同时伴有极为壮观的舞蹈，其中可能有《云翘舞》。舞人多为童男童女，所持舞具有羽龠、玉梢等。东汉光武帝等尚节约，南郊、北郊、明堂、迎时皆奏《青阳》《朱明》《帝临》《西颢》《玄冥》。但对祭祀的时间、地点，所用歌、舞及参祭者、车旗的服饰要求更加严格，并明确配以《云翘》《育命》舞。魏文帝改《云翘》《育命》舞改为《凤翔》《灵应》舞，仍用于郊祀天地。至宋代，《云翘舞》可能用于宗庙祭祀。

（三）流变情况

《青阳》《朱明》《帝临》《西颢》《玄冥》，东汉仍在使用。明确配以《云翘》《育命》舞，音乐体系更加成熟。汉郊祀歌一直沿用至曹魏，郭茂倩曰：“魏歌辞不见，疑亦用汉辞也。”北齐仍有唱《青阳》等四时歌。如《北齐明堂乐歌》，太祝送神奏《高明乐》《覆焘舞》：

青阳奏，发朱明。歌西颢，唱玄冥。大礼磬，广乐成。

至唐代，李白、张仲素作《天马歌》《天马辞》三首：

天马歌 李白

天马来出月支窟，背为虎文龙翼骨。嘶青云，振绿发，兰筋权奇走灭没。腾昆仑，历西极，四足无一蹶。鸡鸣刷燕晡秣越，神行电迈蹑恍惚。天马呼，飞龙趋。目明长庚臆双凫，尾如流星首渴乌，口喷红光汗沟朱，曾陪时龙蹑天衢。羁金络月照皇都，逸气稜稜凌九区，白璧如山谁敢沽？回头笑紫燕，但觉尔辈愚。天马奔，恋君轩，跃惊矫浮云翻。万里足踯躅，遥瞻阊阖门。不逢寒风子，谁采逸景孙。白云在青天，丘陵远崔嵬。盐车上峻坂，倒行逆施畏日晚。伯乐翦拂中道遗，少尽其力老弃之。愿逢田子方，恻然为我思。虽有玉山禾，不能疗苦饥。严霜五月凋桂枝，伏枥衔冤摧两眉。请君赎献穆天子，犹堪弄影舞瑶池。

天马辞二首 张仲素

天马初从渥水来，歌曾唱得濯龙媒。不知玉塞沙中路，苜蓿残花几处开。

蹀躞宛驹齿未齐，枞金喷玉向风嘶。来时行尽金河道，猎猎轻风在碧蹄。

李白《天马歌》以七言为主，杂以三、五言。句式灵活多变，情感充沛流畅，表达了逸群绝伦之士不遇知己的悲慨不平之气。王琦在《天马歌》解题中引明胡震亨曰：

汉郊祀《天马》二歌，皆以歌瑞应。太白所拟，则以马之老而见弃自况，思蒙收赎，似去翰林后所作。

太白此作应为模拟古题。

张仲素曾任宪宗时翰林学士，与王涯、令狐楚多有唱和之作，合称“中书三舍人”。存诗约39首，尤擅乐府诗。《唐才子传校笺》载：

善诗，多警句。尤精乐府。往往和在宫商，古人未有能虑者。

“和在宫商”是张仲素乐府诗最显著的特点，多作《宫中乐》《圣明乐》《塞上曲》等。此二首《天马辞》分别模仿《太一天马歌》《西极天马歌》，属模拟古题。

宋郑樵《通志·乐略》归《天马歌》为“车马六曲”——《车遥遥篇》《高轩过》《白马篇》（亦曰《齐瑟行》）、《驱车》《天马歌》《八骏图》。关于《天马歌》，后人多有拟作。宋代有刘宰《天马歌书刘漕子淮海秋思诗稿后》，元代有杨维桢《佛郎国进天马歌》，明代有冯裕《天马歌》、李攀龙《天马歌》等。多用于赠马、咏马，或抒怀才不遇之意，已不唱。

明胡应麟作《拟汉郊祀歌十九首》，篇目依次为《练时日》《帝临》《青阳》《朱明》《西颢》《玄冥》《惟泰元》《天地》《日出入》《天马》《天门》《景星》《后皇》《斋房》《华烨烨》《五神》《朝陇首》《象载瑜》《赤蛟》《蒲梢歌》《太乙歌》《灵芝歌》。《齐房》《后皇》互换位置，《景星》《五神》等篇幅有所增加。一首《天马歌》置于其后，新增《蒲梢歌》《灵芝歌》，《拟汉郊祀歌十九首》共二十二首。除此外，《拟郊祀歌十九首》与《汉郊祀歌十九章》的篇目顺序、歌辞句式、语言风格等基本一致，但已不歌。

关于《灵芝歌》，文献记载多有不同。郭茂倩《乐府诗集》与明梅鼎祚《古乐苑》标为“古辞”，元左克明《古乐府》未作任何标注。清朱乾《乐府正义》认为此首《灵芝歌》为《齐房》的本辞：

《齐房》，一曰《芝房歌》……其本辞曰因灵寝兮产灵芝，象三德兮瑞应图。

而《太平御览》和《玉海》认为《灵芝歌》为班固所作：

又班固《颂论功歌诗灵芝歌》曰：“因灵寝兮产灵芝，象三德兮瑞应图。”

班固《颂汉论功歌诗灵芝歌》曰：“因灵寝兮产灵芝，象三德兮瑞应图。延寿命兮光此都。”

明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辑《郊祀灵芝歌》，收于班固名下。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同收至班固名下，并另录《嘉禾歌》。注曰：

大抵固作汉颂中附论功歌诗若干篇。各篇并有小题。此与上灵芝歌皆其佚遗也。

故《灵芝歌》可能为班固所作，郭茂倩误作古辞。《灵芝歌》元代仍有传唱，黄君瑞《蕨其叹》：

众人歌我《蕨其叹》，九茎莫唱《灵芝歌》。

后世多有拟作，明胡应麟有《灵芝歌》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