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历史与学风

谈秦汉豪族二题

一 秦汉豪族的天地

秦汉豪族的成长，有广阔的高天沃土，主要是私有的思想和制度，宽松的法令，富有的财力，开禁的山川，空旷的边区，等等，以利其施展身手，大展雄图。

当时绝大多数人们，不仅承认私有制，而且羡慕私有者，图谋获得土地和财富。朝野上下大多礼遇拥有大量土地财富的豪富。“有财者显于世”。社会上流行“何以孝弟为？财多而光荣。何以礼义为？史书而仕宦”的俗语。

那个时代有的思想家、政治家、历史家惊呼豪富兼并土地严重，造成平民困苦，社会不大安定，提出种种改制办法，但都无法阻止土地私有制和土地兼并。就以大声疾呼贫富分化悬殊很不合理的仲长统来说，一方面，他严正地指出“豪人之室，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计”，贫者“冤枉穷困，不能自理”，说只有井田制才能解决现实的矛盾；另一方面，他的思想又是，“欲卜居清旷，以乐其志，论之曰：‘使居有良田广宅，背山临流……’”。他的志趣还在良田广宅。看来，他是察觉到了矛盾，也有理想，但最现实的，还是要私有田宅。稍后，荀悦慨叹“富人名田逾限”“人买卖由己”，已是不可否认而难以改变的实际问题。

秦商鞅变法最重要的一点是废除井田，明确了土地私有制。从此伊始，几百年间，土地买卖已较普遍，土地私有日益发展。《居延汉简》有“田五顷，（直）五万”“田五十亩，直五千”的记录，还有这样一简：

□置长乐里受奴田卅五亩，贾（价）钱九百，钱毕已。丈田即不足，计亩数环（还）钱。商人（当是旁人）淳于次孺、王兄、郑少卿。古酒商（疑为各）二升，皆饮之。

此简是某奴卖田卅五亩的券约。说明西汉末年边区土地私有已较普遍存在，土地买卖已有慎重的券约，有中证人，田钱两清。

东汉时期私人买卖土地的券约多有发现和著录。现在试举四例略作分析。例一是《武孟子男靡婴买地玉券》：

建初六年（81）十六日乙酉，武孟子男靡婴买马煕宜、朱大弟少卿家田。南广九十四步，西长六十八步，北广六十五步，东长七十九步，为田廿三亩奇百六十四步，直钱十万二千。东陈田比界，北、西、南朱少卿比界，时知券约赵满、何非，沽酒各二斗。

这张买地券约，明确地记载了田地买卖的时间与双方的姓名，田地的范围、亩数、价钱、比界，以及中证人。每亩价值大约四千四百钱。例二是，近人多提到的《孙成买地铅券》：

建宁四年（171）九月戊午朔，廿八日乙酉，左骏厩官大奴孙成，从洛阳男子张伯始卖（买）所名广德亭部罗伯田一町、贾（价）钱万五千，钱即日毕。田，东比张长卿，南比许仲异，西尽大道，北比张伯始。根生土著毛物，皆属孙成。……田东西南北以大石为界。时旁人樊永、张义、孙龙、异姓樊元祖皆知券约，沽酒各半。

这张买地券约，明确地记述了田地买卖的时间、买卖双方的姓名、田地的地点与范围、田地的价钱及钱田成交、此田毗邻的姓名、券约的效用、中证人等。由此可以看出，此田原为张伯始私有，孙成私自买下，此田毗邻的田地也为张长卿、许仲异、张伯始等私有。为了明确此田范围，在四周立石为界，确定无疑。例三是，《曹仲成买地铅券》：

光和元年（178）十二月丙午朔，十五日，平阴都乡市南里曹仲成，从同县男子陈胡奴买长榖亭部马领佰北冢田六亩，亩千五百，并直九千，钱即日毕。田东比胡奴，北比胡奴，西比胡奴，南尽松道。四比之内，根生伏财物一钱以上，皆属仲成。……时旁人贾、刘皆知券约。他如天帝律令。

此券约写明冢田买卖的时间、双方、亩数、价值，比界亦明。可疑的是，陈胡奴为何从一整块田中挖出一小块卖掉？中证人为何有姓无名？可能有强迫买卖的问题。例四是，东汉文簿残碑：

田八亩，质四千。

田四十九亩，舍六区，直（值）四十四万三千。

（田）三十亩，质六万。

五人，直二十万；牛一头，直万五千。

五亩买□十五万。

王岑田□□，直□□万五千。

田顷五十亩，直三十万。

何广周田八十亩，质……

元始田八□□，质八万。

故王汶田，顷九十亩，贾（价）三十一万。

田二顷六十……

田顷三十亩，□□□万。

中亭后楼，贾四万。

苏伯翔谒舍，价十七万。

张王田三十□亩，质三万。

1966年4月，四川省郫县犀浦公社农民发现此碑。碑文所记的一些田、舍、人、牛的价值和质值，反映了某亭某地的情况。这里要指出的是，田有主人，有价值和质值，显然属于民田。每人（当是户主）的田亩数不一，或多达二百六十亩、一百九十亩、一百五十亩、一百三十亩，或仅有五亩、八亩、三十亩，说明各户的贫富悬殊较大；田亩的价值或质值不一，说明田有良劣肥瘠之分；田亩少的书“质”，田亩多的书“直”或“贾”，还有“买”，其中必有租佃、买卖、抵押等问题。

这四例说明，由于土地可以买卖，土地私有已较普遍，贫富分化已较显然。这就为豪族兼并土地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氛围和条件。

秦始皇对待豪富的态度，是值得重视和玩味的。关于他迁徙豪富的事，待下文详谈。这里要谈的是：乌氏倮，以“畜牧”起家，又贩卖缯物于戎王，获利很高，非常富有。秦始皇“令倮比封君，以时与列臣朝清。”巴人寡妇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数世”，家财难以计量，恃财自立。秦始皇待以客礼，“为筑女怀清台”。司马迁写了这个情况之后，说：“夫倮鄙人牧长，清穷乡寡妇，礼抗万乘，名显天下，岂非以富耶？”对呀！倮与清，就是因为豪富，才得到秦始皇的优待。秦始皇对豪富的优待态度，是不言而喻的圣旨，无文的法令，标示的榜样。只要是经营致富者，是受皇朝表扬的。

楚汉战争刚刚结束，刘邦初登帝位，便下诏书，有这样的内容：

诸侯子在关中者，复之十二岁，其归者半之。民前或聚保山泽，不书名数（户籍），今天下已定，令各归其县，复故爵田宅。……其七大夫以上皆令食邑，非七大夫以下，皆复其身及户，勿事。……诸侯子及从军归者，甚多高爵，吾数诏吏先与田宅，及所当求于吏者，亟（急也）与。

这个诏书的意思是，诸侯子给予特殊优待。有的百姓在以往战乱时聚保于山泽之间，没有登记于户籍，现在天下已经安定，可以各归本地，恢复原有的爵位和田宅。其中七大夫（爵第七级）以上的高爵，都使其食邑。诸侯之子及从军还乡者（即有军功者），不少人是很高的爵位，已多次诏令地方官吏先给予田宅，满足他们正当的要求，赶快办理，不要拖拉。所言恢复“民”的“田宅”，就是承认民众原有的私有田地和宅园；不能因战乱田主离乡避难暂不使用，而没收或侵占。给予从军归者（即有军功者）的田宅，一般是归其私有。高爵者“食邑”，是特殊待遇，但邑的土地并非其私有。

汉高祖这个诏书还指出：那些有高爵者，是封君，我对他们尊重礼待，地方官吏对他们不可怠慢，一定要好好照顾，以“称吾意”。还要检查这项工作，有不按诏办理者，要从重惩治。

汉高祖五年对于百姓“复故爵田宅”，对“七大夫以上皆令食邑”，对诸侯子“先与田宅”等办法，既是为了安定天下的策略性的临时措施，也可以说是一项基本的国策。只是稍后略有调整，如“徙豪杰诸侯强宗于京师”。

汉高祖还有一些重大的措施，直接关系到豪族的商贾。《史记·货殖列传》云：

汉初，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而徙豪杰诸侯强宗于京师。

这里提到的“开关梁”“弛山泽之禁”“徙豪杰诸侯强宗于京师”三点，都与豪族成长有关。其中，第三点留待下文谈；这里谈谈第一、第二点。

关于“开关梁”。

开放关津桥梁，有利于各地互通有无，有利于商贾事业，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但是，汉初还有轻商之法。“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孝惠、高后时，为天下初定，复弛商贾之律，然市井之子孙亦不得仕宦为吏。”律令不让商贾穿丝织品、乘马车，加重租税，不让商贾子弟做官等，说明对商贾另眼相看，轻视、鄙视。可是，不管怎么样，商贾做买卖，到处贸易是可以的，只要有这一条，机灵能干的商贾就可大显身手。

《史记》《汉书》的《货殖传》写了一些商贾豪族的活动，经营盐铁业，从事畜牧业、农业，还有高利贷者，都发了大财。如蜀卓氏、程郑、宛孔氏、曹邴氏、齐刀间、师史、宣曲任氏、桥姚、无盐氏，以及关中田啬、田兰，韦家栗氏、安陵、杜杜氏，等等，都是拥有千万钱以上的巨富。当时，农民五口之家，种百亩之田，即使年成好，岁入也只有几千，中等之家赀十万，百万以上的富人已可谓“素封”，千万以上自然是巨富。

在农业社会，土地是稳定的财产和资本，所以巨富“以末致财，用本守之”，即从事商业手工业发了财，便收买土地保了险。他们兼并土地，成了富商地主。晁错在《论贵粟疏》中所言“商人兼并农人”，小农因种种原因被迫不得不“卖田宅”，处境更为困苦。所谓兼并，就是指的兼并土地。后来陈汤也谈道，“关东富人益众，多规良田，役使贫民”。师古曰：“规，画也，自占为疆界也。”富人多规良田，就是扩大私有的良田。富人拥有了大量土地，成了田连阡陌的富者，其为富商地主，或成为豪族。

实际上，豪族也有兼为商贾的。如西汉末年豪族樊重不仅有良田数百顷，还致力“货殖”。

应该指出，富人兼并土地是保险合算的。拥有大量土地的豪族或富商地主，无论是经营农、林、牧、副、渔哪一业，或亲自经管，使用徒附劳动，或出租收取什五的劳动成果，收益是可观的。司马迁曾算过这种账：

封者食租税，岁率户二百，千户之君则二十万，朝觐聘享出其中。庶民农工商贾，率亦岁万息二千，百万之家则二十万，而更徭租赋出其中。衣食之欲，恣所美好矣。故曰陆地牧马二百蹄，牛蹄角千，千足羊，泽中千足彘，水居千石鱼陂，山居千章之材，安邑千树枣；燕、秦千树栗；蜀、汉、江陵千树桔；淮北、常山已南，河、济之间千树荻（楸）；陈、夏千亩漆；齐、鲁千亩桑麻；渭川千亩竹；及名国万家之城，带郭千亩亩钟之田，若千亩卮茜，千畦姜韭；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然是富给之资也，不窥市井，不行异邑，坐而待收，身有处士之义而取给焉。

大意是说，千户的封君每年大约收入20万，开销在其内。民众经营农、林、牧、副、渔等业，有一定的规模，有一定的产量，牧业有马50匹，或牛167头，羊250头，猪250只；渔业养鱼千石（汉制一石是120斤）；林业与副业，植大树千棵，各地按不同土质和不同气候，或种千棵枣树，或种千棵栗树，或种千棵桔树，或植千棵楸，或种千亩漆树，或种千亩桑麻，或种千亩竹，或植千亩卮茜，或种几十亩姜；农业种亩产一钟的良田千亩。这种经营土地办法的成果，每年收入也可达到20万，与千户侯的收入相等，赋税徭役出其中，也不要串市场、走外地去经商，“坐而待收”，稳稳当当做富翁。司马迁是从顺利方面甚至有点理想化而言的，不包含天灾人祸的因素，但大致是可信的。

豪族“富者田连阡陌”，有的不是十顷廿顷，而是百顷千顷。果如司马迁所言，这些地主肯定是大富豪。即使不按司马迁这样计算，将田地租给贫民耕种经营，按“见税什五”计，那么，只要所种所产是上述各个数字的一倍，地主“坐而待收”的价值，还是与千户侯相等。那些富商们“以末致财，用本守之”，收买土地，可不是把黄金埋在地里，而是投资于土地，经营农林牧副渔业，或者出租收益，是不吃亏的。司马迁所谓“本富为上，末富次之，奸富最下”，除了有主次厚薄的眼光外，似乎还有安险优劣的尺度。他可不是重商而轻农者。

关于“弛山泽之禁”。

山川陂泽的封禁，是很早以前的事。秦在商鞅变法之后，肯定是不封禁的。如，秦始皇礼待的巴寡妇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数世，家亦不訾”。丹穴，是朱砂矿，在山中，其先已开采了几代，赀财已无法估量，至少已经营一二百年了吧！这就说明该矿山早就开禁而为私人所利用了。《史记·货殖列传》记述：“猗顿用盬盐起。而邯郸郭纵以铁冶成业，与王者埒富。”这说明秦朝之前，已有私人煮海为盐、开矿冶铁，山林已经开禁。因此，我觉得汉初“弛山泽之禁”的“弛”，可理解为大开放的意思；否则，司马迁所津津乐道的林业、渔业，也无条件着手经营。

山川陂泽大开禁，在当时铁器已较普遍使用，牛马等畜力也使用了，在这样的生产力条件下，就大有利可图。开发者大有收益，只要向官府申请租用或承包一区山川陂泽，或者用钱买下一区，以收益的小数交租贡物，官府增加了收入，官吏可中饱私囊，利用者大发其财，上下都乐意，合理合法。时而久之，损公肥私，化公为私，是自然的了。

《史记·平准书》云：汉初，“山川园池市井租税之入，自天子以至于封君汤沐邑，皆各为私奉养焉，不领于天下之经费”。有的山川陂泽，在诸侯王国、侯国、封君与公主食邑等范围内，其开发收益，成了这些特权人物的专利。获利入了他们的腰包，“各为私奉养”。因此，吴王刘濞就在其封国内招徕劳动力采铜铸钱，煮海为盐，具有雄厚的经济实力。淮南王刘安、梁王刘武等也会干这种事的。郡县内的山川园池市井租税之入，是属天子的私奉养，由少府专管。有时皇帝还把山泽作为赏赐品。如：汉文帝赏赐宠臣邓通，除了赏钱“巨万以十数”外，还赐“蜀严道铜山，得自铸钱”。邓通便采铜铸钱。吴、邓的钱铸了很多，“故吴、邓氏钱布天下”。有权势有财力的人向山林陂泽进军，以增加土地和财富，是可想而知的。

这里顺便说一下，“弛山泽之禁”，得益最大最多的，除天子外，当数有权掌管封国封地食邑之内山川陂泽的那些诸侯王、列侯、封君、公主等人。这些人只要经管有方，收益必定可观。少府，是天子“私奉养”的大管家。《汉书·百官公卿表》说：少府有一整套机构和办事官吏，“掌山海池泽之税，以给供养”。颜注引应劭曰：“名曰禁钱，以给私养，自别为藏。”师古曰：“其司农供军国之用，少府以养天子也。”《续汉书·百官志》云：少府“掌服御诸物，衣服宝货珍膳之属”。刘昭注引《汉官》曰：“王者以租税为公用，山川陂泽之税以供王私用。”又引《汉官仪》曰：“田租、刍稿以给经用，凶年，山泽鱼盐市税少府用以给私用也。”这些都说明，少府是皇帝私人的大管家，负责收取山林池泽之税，供给皇帝私用。天子既有少府掌管山林池泽之税，置官初“如汉朝”的诸侯王，也设“私府”官掌管此事；列侯、封君、食邑者只要有此收益，也会有管家专办此事。

收取山川园池市井租税的是天子、王、侯、封君等人；而交租税的，则是租用者、承办人，甚至是买为私产者。只是这方面的史料难找，无法具体说明而已。但可试想，即使在汉武帝、王莽时期官府专营盐铁，不许私人伸手插足，为什么还有很多人违法私营盐钱呢？那就是因为他们还据有一部分山川陂泽，具有煮海为盐、采铜铸钱的资源和条件之故。

秦汉时期，边区有大量未开垦的土地。当时徙民实边，鼓励百姓开垦，任其占用土地。还实行屯田，发展军屯、民屯。

当时内地也有荒地。战国后期，秦仍然地多人少。秦曾设法招徕三晋人民去开垦荒地，给予“利其田宅，复之三世”的优惠待遇。汉景帝元年正月《听民徙宽大地诏》提到，对于有些地方的缺地乏食的贫民，可以议其迁徙问题，改变“或地饶广，荐草莽，水泉利，而不得徙”的情况。秦汉多有徙民的情况。汉代有的地区，人均亩数是较多的。如：东海郡，在“界东西五百五十一里，南北四百八十八里”的范围内，“户廿六万六千二百九十”，“口百卅九万七千三百四十三”，“提封（总共）五十一万二千九十二顷八十五亩二□”，人均土地大约40亩。此郡是平原丘陵地区，宜于田农，除一部分山川陂泽及邑居宅园外，可能尚有荒地。

上述“弛山泽之禁”的政策，以及内地的荒土、边区的空旷，实为产生新豪富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和机遇。

秦汉时期的达官显贵，大多扩充私有土地和钱财。那些封为王、侯而有封国，封君、公主而有食邑，身居高官而有丰厚俸禄的人，或是身兼高官与封君者，如丞相封侯、侯者任公卿；地方官吏权管一方或某一领域；宗室、外戚、宦官等与天子有特殊关系者，这些大大小小的有权有势分子，绝大多数不会满足于既得利益，绞尽脑汁乘机捞取好处，兼并土地。他们的利爪恶口，犹如猛鹰抓小鸡而食之。权势就是私占田地的法宝和利器。

晋人江统说：“秦汉以来，风俗轻薄，公侯之尊，莫不殖园圃之田，而收市井之利，渐冉相仿，莫以为耻。”达官显贵每年收入在120万以上，比之百亩之田每年收几千钱的小民多出几十倍，甚至更多，更不用说比那些仅有十亩八亩的少地农民了。所以他们凭权势和财力收买侵占土地是极为方便的。如：汉武帝时，淮南王安的王后荼及其儿女，“擅国政，侵夺民田宅，妄致系人”。又如：汉高祖十一年秋，天子亲自将兵出外讨伐黥布，留守京师的相国萧何却在收买田地。当皇帝胜利回京，民众遮道上书，控诉“相国贱强买民田宅数千万”，皇帝“笑”而不怒，把告发书交给了萧何，由他去处理。而萧何并没有退田以平民愤，只是请求把上林苑的一些空荒地让民去垦种就算了事。为相为侯的萧何买田，而且是“贱强买”，即以低价强迫购买，买民田宅竟达“数千万”，可谓大案，然不了了之。萧何可谓在汉代权贵兼并土地方面起了带头作用的典型。因为他是以刘邦为首的丰沛集团的核心成员，与刘邦有特殊的亲密关系，为反秦、灭楚、光汉立了大功，所以刘邦以他为首任相国，封侯位列第一，封户达八千之多。这个萧何，食户多，俸禄厚，还兼并土地，而汉高祖却笑而不怒，这意味着什么？说明兼并土地不成问题。

萧何这么干，自然其他封君高官“渐冉相仿莫以为耻”了。当时，能文善辩曾风流一时的陆贾，病休家居，也不甘落后而收买土地。他本是“楚人”，年老却不还乡，“以为好畤地善，可以家焉”。就在好畤买了好田地，安置新家，五个儿子都安排在这个地方。好畤在关中，田地肥沃，陆贾能在这里买田地以安家，显然是因他曾任太中大夫，得到了不少赏赐，有势有财，才能如愿以偿。他买良田多少，史无记载，恐怕不在少数。

有些得到皇帝宠幸之臣，往往有额外的收入。上文所说文帝赐宠臣邓通蜀铜矿山是一例。这里再举一例：哀帝宠臣董贤，受赐田“千余顷”。据王嘉上书所言，哀帝“诏书罢苑，而以赐贤二千余顷，均田之制从此堕坏。”那个时代，皇帝对臣赏金赐田是司空见惯的事。但像哀帝这样大手大脚地以田赏宠臣，使得王嘉也感到太出格了。这里所谓的“均田之制”，据颜注引孟康之说，是按品级赏赐有度的规定。董贤得到这种特殊的优待，自然立即成了大富豪。

到了东汉，出现了弘农杨氏、汝南袁氏等所谓“东京名族”。其俸禄高、土地广、宾客众、门生故吏多，既是世家，也是豪族。这个时代，很多“世族”也是豪族，一直影响后世很深很长。

不仅达官显贵、佞幸宠臣，就是地方小吏，也会凭其仅有的一点权势而捞一把的。汉朝刚刚建立，地方官府成立伊始，他们就施展手脚了。汉高祖五年五月诏书中有这样的话：“法以有功劳行田宅，今小吏未尝从军者多满，而有功顾不得，背公立私，守尉长吏教训甚不善。”所谓“多满”，就是多自满足。所谓“顾不得”，意谓应得的反而得不到。诏书的大意是，有功劳的人应给予田宅，反而未给；而小吏没有从军立功，却多得田宅，这是“背公立私”、以权谋私行为，郡县长吏没有尽到管教之责。所谓“守尉长吏教训甚不善”，恐怕应该理解为，一方面是命令郡县长官好好管教下属；另一方面也是先给他们递个信号，暗示这些地方长官不能“多满”而“背公立私”。实际上那些俸禄很低而利欲熏心的小吏是不管这一套的。景帝《令二千石修职诏》，提到“吏以货赂为市，渔夺百姓，侵牟万民”，还说长吏“奸法与盗盗”（即因法作奸，与盗勾结为盗）。此诏必据实情。至于那些地方大官，在“多满”“背公立私”“因法作奸”这个问题上，只会有过之而无不及；“教训”云云，是针对他人而言，本身又是另一套。司马迁所言“为权利以成富”，就是指官吏以权谋私而富。贡禹所谓“居官而置富者为雄桀”，并非妄言。如：王温舒“为右辅，行中尉事”，主要任务是惩治抗上欺下横行于世的豪强，但在皇朝为伐大宛“诏征豪吏”时，他却包庇其属吏华成，被别人告发“受员骑钱”及“他奸利事”，以至族诛。“他奸利事”的具体内容，史无明文，大致不外乎是侵占田宅、以权谋私等。

有些宗室、外戚、宦官，倚仗皇亲国戚或内侍的身份，狐假虎威，往往为所欲为，肆意掠取而暴发为豪族。

秦统一之后，废分封，载籍不见当时有王。汉兴以来，分封宗室，大者为王，小者为侯。东汉亦然。王国地大人众，王者在国内几乎是为所欲为，尤其是西汉初期，如淮南王长、吴王濞、梁王武、淮南王安等，财大气粗，甚为嚣张。他们在王国内占有私田必是很可观的。列侯在其国内也会占有私田。西汉末年，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等所制的“限田”法规定“诸侯王、列侯皆得名田国中”，就透露了诸侯王、列侯等在其封国内占有私田的消息。东汉济南王康，是光武帝与郭皇后所生。他凭亲王之权势，“多殖货财”，私田多达“八百顷”。

外戚也多爱财占田。上文已提到，汉武帝时外戚、丞相田蚡竟然欺侮失势的外戚功臣窦婴，开口就索取他长安城南良田“数顷田”。未达到目的，便恼羞成怒，大耍手腕，置窦婴于死地。

东汉外戚窦宪，本是世家子弟，因妹为皇后，兄弟皆大官，又得“亲幸”，“宠贵日盛”，竟然“以贱直（值）请夺沁水公主（明帝之女）园田”，公主无奈而“不敢计”。后来章帝得知，怒责道：“今贵主尚见枉夺，何况小人哉！”所言“何况小人”，可以想见小民被欺夺田地之事必定不少。

种拂为颍川郡守时，外戚黄纲“恃程夫人权力，求占山泽以自营植”。种拂是名公种嵩之子，不买黄纲的账，“遂不与之”。黄纲碰了钉子才未如愿，如果遇上趋炎附势者自然不成问题。

汉朝皇帝对于外戚，往往恩宠有加，除了封侯授官外，还赏金赐田。如：汉武帝有个同母异父的姐姐，原是王太后入宫之前与前夫金王孙所生，入宫之后一直隐瞒了此事。武帝登位之后，知道了情况，便亲自去找到领进宫来，赐号修成君，除了赐予汤沐邑、奴婢三百人、甲第外，还赐“钱千万”“田百顷”。使她一下子暴发而为拥有千万钱、百顷田的豪族。

成帝时，帝舅红阳侯王立“使客因南阳太守李尚占垦草田数百顷”，其中有侵占平民已开垦的田地，还玩了花样，高价卖给官府，获取“一万万以上”。

宦官这个封建皇朝的毒瘤，到了东汉时期大为发作。恶性表现之一，就是掠夺兼并土地，暴发而为豪族。仅举两例：桓帝时，中常侍苏康、管霸“用事于内，遂固天下良田美业，山林湖泽”。“固”，与锢同。《汉书·食货志》有“上争王者之利，下锢齐民之业”语，师古曰：“锢，亦谓专取之也。”可见，锢，有掠夺之意。苏康、管霸等“手握王爵，口含天宪”的宦官，曾干过掠夺平民的良田美业以及官府的山林湖泽的勾当。当时州郡长官“累气”，不敢顶撞，只有身为大司农的刘佑勇担职责，下达文书，“依科品没收入”。这事却引起桓帝“大怒”，刘佑遭受惩治。

桓帝另一个中常侍侯览，仗势贪污受贿，并与小黄门段珪“并立田业”，“仆从宾客侵犯百姓，劫掠行旅”。建宁二年，侯览因母丧返山阳防东老家。督邮张俭检举揭发侯览“贪侈奢纵，前后请夺人宅三百八十一所，田百一十八顷”。结果，张俭被反咬一口，诬为“钩党”，与李膺、杜密等“皆夷灭之”，侯览竟然又升了官，“领长乐太仆”。侯览前后请夺田118顷，实际拥有土地自然多于此数，可见有的宦官也是广占田地的豪族。

所以，可以说，秦汉时期权贵达官仗势兼并土地已司空见惯，不是什么新鲜事。尽管学者深嫉“有威势者”仗势欺民，“或割人田宅，劫孤弱之业”，对失去土地的平民寄予同情；或有“限田”“井田”之议，或有昙花一现的“王田”制，想限制豪族占有和兼并大量土地；但豪族发展自有其宽天厚地，可以施展其能，放开手脚大干。

有趣的是，土地私有之欲，不只是臣民众人有之，就是握有皇权、号称富有天下的皇帝也有之。试举两例：一是，西汉的成帝“置私田于民间”。谷永上疏直谏，说：要求土田是平民的事，帝王“畜私田财物”，为庶民所为，实在不妥。成帝既已为之，当然把谷永的话当耳边风。又一是，东汉的灵帝积私钱，“买田宅”。灵帝名宏，本是章帝的玄孙、河间王开的曾孙，袭父解渎亭侯的爵位。那时的亭侯，在列侯中小得可怜，但比小民还是好得多。桓帝死，因他无子继嗣，窦太后和窦武决策立宏为帝（即灵帝）。这位12岁登位的天子私心很重，贪欲很足，放手大捞，除了造黄金堂用以积藏“金钱缯帛”，并“还河间买田宅，起第观”。他买田多少，不知其数；但可以想见，凭天子之尊，所谓“买田宅”，恐怕是既贱买又强夺，为数也不少吧！

顺风并借势，捷足能登天。豪族遇上秦汉时期大好时机和条件，才得以长足发展。经过秦汉以至三国两晋南北朝，黄河流域、大江上下、西北地区，许许多多郡县的“大族”“著姓”“名门”“强宗”等不同称谓的豪族，根深枝壮叶茂，并非偶然。

二 秦汉豪族的势力

秦汉豪族凭其土地财富和宗族聚居的实力，展开活动，勾结权贵、招养宾客、结交游侠、利用徒附、联亲婚族，加之选举入仕、筑堡弄兵，形成一股影响很大的社会势力。他们处世之道，天下安，顺势进取，长足发展；天下乱，则守营自保，甚至争权天下。

豪族，或有一定的权势，或有权势为靠山，或有交通权贵者，史不乏例。以秦时乌氏倮、巴寡妇清来说，两人为什么在众多的豪富中独能得秦始皇的礼遇？史籍上只说他俩富有，没提到别的；那没有写到的内容，恐怕少不了的是向天子阿谀奉承，献以所好。他俩财大，可在秦始皇面前还不能气粗。秦始皇统一了天下，不仅骄满，而且奢侈。倮、清两位财主，必定投其所好，才能受到礼待；否则，即使如有恩于彼的大富翁吕不韦，也是要倒霉的。汉代君主对豪富的脾气，也是大同小异。以汉武帝来说吧，他搞垄断财政经济那一套，使得商贾“中家以上大率破产”；可是随风走、跟他转的大商人子弟桑弘羊辈却被重用，官至御史大夫。桑弘羊、孔仅、东郭咸阳等就是富豪中能靠拢和取得权势的典型。

汉初有个朱家，司马迁和班固都认为他是大侠，记载于《史记》《汉书》的《游侠传》。其实，朱家是豪族，任侠，故以侠闻于关东。可笼统地称为豪侠。他“所藏活豪士以百数，其余庸人不可胜言”，“振人不赡，先从贫贱始”，“专趋人之急，甚己之私”，这是任侠的特点。可是他一次能买进“家僮数十人”，其中包括一个隐姓埋名的季布，而“置之田”，嘱咐其子“田事听此奴”。显然他有很多田地和家僮。不仅如此，朱家还能与汉初功臣之一、官为太仆、封为汝阴侯、食邑六千九百户的夏侯婴交通，受招待几天，说得上话，求得了情，使得被高祖悬赏千金捉拿的逃犯季布免了罪，还任为郎中，官至河东郡守。朱家，鲁人，在楚汉相争时，没有参与汉方活动；夏侯婴，楚人，原是沛县马厩管理员，是刘邦的老相识和部下。他俩原来既不相识，又没有共过事，一个荣登世家，一个依然豪族，而朱家竟能办成那么棘手的事情，可见其既豪又侠，上串下连的本领。

灌夫这位新豪族，其父因“得幸”于颍阴侯灌婴，由舍人而官至二千石。他借此上爬，既做大官，又发财买田。“家累数千万。食客日数十百人。陂池田园，宗室宾客为权利，横于颍川。”他之所以能横行于乡里，除了财富宗室宾客势力外，主要还是他有与颍阴侯的老关系背景，又身住京师长安，走动于权贵窦婴、田蚡等人之间，互相攀援。只因他骄妄，得罪了新权贵田蚡，才被害致死。

这种情况，两汉之世多有。东汉张衡曾为河间王国相，“时国王骄奢，不遵典宪；又多豪右，共为不轨。”这是说，诸侯王与豪右互相勾结，而为犯法不轨之事。

晁错《论贵粟疏》所讲到的“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实际上多有其事，不是无的放矢。

豪族招纳和豢养宾客更是常事。他们拥有宾客才有活力。战国时期齐孟尝君田文、魏信陵君魏无忌、赵平原君赵胜、楚春申君黄歇等四豪，还有秦文信侯吕不韦等，都是封君，也是豪族，或是豪富。他们各有宾客几千人。宾客的成员复杂，层次不一，有高参，能出谋划策；有辩士，能交际游说；有一技之长者，如鸡鸣狗盗之徒；有忠实可信者，如守门保卫之人；也有士子学人，能写文编书；至于等而下之，则供驱使奴役而已。豪族拥有这些宾客，形成可观的势力，退则可守家业，进则可纵横驰骋。

原是楚贵族的项梁，虽然避仇于吴中，但“吴中贤士大夫皆出项梁下。每吴中有大徭役及丧，项梁常为主办，阴以兵法部勒宾客及子弟，以是知其能。”这说明项梁流亡于吴地能出人头地，是因他有“宾客及子弟”势力。当时齐田氏也是有宾客的。汉兴齐亡，田横被迫赴洛阳，还有“二客”陪同；田横自杀，二客亦自刭。

窦婴、田蚡、灌婴等豪族多养宾客。窦婴之父“喜宾客”。窦婴出任平吴楚七国之乱的大将军之时，推荐了客于其家的袁盎、栾布等人，平乱之后因功封侯，“诸游士宾客争归”之，当他政治上不得意时，“诸宾客辩士说之”。田蚡初事武帝，朝廷有些措施“多有田蚡宾客计策”。田蚡初出道时，卑下宾客，推荐门下的名士做官，一时声名鹊起。门客籍福还为他想出“让贤”而得贤名的花招。所以当他建元六年为相时，不仅“天下士”来附从，而且郡国诸侯也趋附而来。灌夫不仅有“宗族、宾客”，还交通“豪桀大猾”。于此可见，当时豪族养客及宾客趋附之风。

李广将军也是养客的。他是秦将李信之后，原居关中槐里，徙至陇西成纪，“家世世受射”。汉文帝十四年，他以“良家子”从军抵御匈奴，后来长期为边郡守尉或为将军。应算是世家或豪族。他爱护“士卒”。所谓士，有的是军官，有的是幕府宾客。他死时，士大夫都同情哭泣。直到其孙李陵为将时还有门下士。李陵败降于匈奴，故“陇西之士居门下者皆用为耻焉”。

大将军卫青、霍去病晚年不招士，但起初门下也是有宾客的。苏建劝卫青招士，以扩大社会影响。卫青答道：“自魏其、武安之厚宾客，天子常切齿。彼亲附士大夫，招贤绌不肖者，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职而已，何与招士！”霍去病也与卫青持同样态度。这是可信的。但若说卫、霍门下无宾客，并不尽然。就在元狩四年漠北战役之后，霍去病与卫青同为大司马，武帝“定令”，使霍与卫秩禄相等，显然后起之秀霍去病更为亲贵。于是，“举大将军故人门下多去骠骑”。宾客的去从，在卫、霍之间显示出秤杆两方高低轻重。所谓“故人门下”，自然是宾客或老部下。卫、霍是很乖的。他俩对于武帝忌恨窦婴、田蚡等养客招士，鉴貌辨色，便顺从武帝之意，注意收敛。

武帝“切齿”也罢，卫、霍不招士也罢，而豪族养客之风依然盛行于两汉之世。豪族养客，有的成百上千，还有带家的宾客。两汉之际动乱时期，豪族拥有宾客和宗人是屹立于世的本钱。刘“交结天下雄俊”，“召诸豪杰计议”，部署宾客、宗人起事。注1邓晨闻之，“将宾客会棘阳”。刘植与其弟喜、从兄歆“率宗族、宾客，聚众数千据昌城”。耿纯“与从昆弟诉、宿，植共率家族、宾客二千余人”迎奉刘秀。阴识闻刘起兵，“率子弟、宗族、宾客千余人”往从之。冯鲂“聚宾客，招豪桀，作营堑，以待所归”，建武三年投从刘秀。隗嚣的叔父崔“素豪侠，能得众”，起兵于陇西。还有公孙述、窦融、马援等，都有宾客，据地称强。马援于王莽末年亡命北地时，从事田牧，“役属宾客数百家”。其几百个宾客是带家养口的，这种带家被役属的宾客，有的地位较低，或逐渐低贱，而成为豪族的荫庇户，或曰徒附，或曰奴客，再以后就称佃客。可以说，宾客是豪族的依附品，是被玩弄的势力。

注1：《后汉书·宗室齐武王传》。

养客风气之张，不但是因豪族需要借用宾客力量以为声势和工具，还由于社会上一些游士、学子、轻侠等需要依靠和仰仗财势和权势，这是当时社会的实际问题。汲黯、郑当时以及下邽翟公，都是招士好客的。汲黯的先代七世，“世为卿大夫”。郑当时之父曾为项羽的部将，这两人多次任郡国守尉，官至九卿，有任侠之风，和灌夫等人交好，可谓世家兼豪族而任侠之流。当他们得势时，宾客颇盛，而“中废”失势时，“宾客益落”。这事引起司马迁无限感叹，他说：“夫以汲、郑之贤，有势则宾客十倍，无势则否，况众人乎！下邽翟公有言，始翟公为廷尉，宾客阗门；及废，门外可设雀罗。翟公复为廷尉，宾客欲往，翟公乃大署其门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贫一富，乃知交态。一贵一贱，交情乃见。’汲、郑亦云，悲夫！”这里且不分析司马迁的情绪，就其察觉到的历史与社会的现象与实质来说，可谓入木三分。豪族有财有势，自然有人趋附，甚至趋之若鹜。

豪族不仅养客，还交通游侠和豪猾。司马迁在《史记·游侠列传》中，不仅将侠与儒作了区分，还把“乡曲之侠”“布衣之侠”“闾里之侠”“匹夫之侠”，同“朋党宗强”“豪暴”加以区别，指出朱家、郭解与“豪暴之徒”不是同类。这种区分，确有道理。同类之侠，有豪侠、义侠之分。同类之豪，有豪暴、善豪之别。同类之中是有层次的，有优劣的。但司马迁不了解侠与豪既区别又联系，不免失之毫厘。游侠同豪族强宗比较，是其没有扎根土地及宗族聚居的特点（也不能完全否定其有一些土地和宗亲），而是活跃于社会，“哥们儿”结伙的游荡分子，不大愿受封建法规的约束，或为人打抱不平，或为豪族办一些事，或与豪暴同流合污，或盗墓抢掠作奸，他们本身是可以分出类别而有不同层次的。司马迁写游侠也有所区分。他推崇郭解；而认为“关中长安樊仲子”等，“虽为侠而逡逡有退让君子之风”；至若北道姚氏等，“此盗跖居民间者耳”，这种人不值得称道，“此乃乡（向）者朱家之羞也”。班固所写西汉后期的游侠楼护、陈遵、原涉等都为郡县长吏、官至二千石，与朱家和郭解大不相同，可谓豪侠，而非布衣之侠。这种游侠，已变种了。

应该指出，不论哪个层次的游侠，都与豪族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大多为豪族卖命效力。就以司马迁所肯定的朱家、郭解来说吧，算是层次较高的游侠了。朱家，上文已提到他既任侠，又是有田有奴的豪族，还上通王侯。郭解是游侠中的典型代表。他“借交报仇，藏命、作奸、剽攻”，“振人之命”，为他人解决纠纷，样样都干。汉武帝徙豪富于茂陵，河内郡轵县掾把郭解也列入迁徙者名单。当时明定迁徙家赀三百万以上者。郭解“家贫，不中赀”，即家财不足三百万。也可以说，他本人算不上豪富。可是，郭解迁徙之日，“诸公送者出千余万”。这就透露出可作分析的问题了。当时中家十金，即有十万钱就算中等之家，有三百万就是豪富。而郭解被迁时受礼金一下子竟达千余万，实在是可惊的数字。贫者相送，凑成十万八万，就很不容易；送礼金千余万，肯定不是贫民，非豪富而谁？可以断言：非豪族即富商！稍早于郭解的剧孟也以任侠著名于世。其母死，自远方送丧盖千乘。千乘送丧者为谁？非豪族即富商！平民即使有辆牛车，而驾牛车送丧也是寒碜的。

秦汉时期多有“三游”（游侠、游士、游行），其中游侠、游士多有“士为知己者死”的特点。早在战国时期，为智伯报仇的豫让、为严仲子所用的聂政、为燕太子丹卖命的荆轲，这些所谓“士为知己者死”的刺客，都有任侠之风，而为贵族或豪族效命。他们对贵族的依附性较大。西汉有的游侠，尚有投靠于世家贵族的，吴王濞、淮南王安、梁王武、燕王旦等门下就有这种人；还有所谓“豪桀”“亡命”之徒，其中也不乏豪猾分子。

景帝时，大侠剧孟著名于世。安陵有个富人不敢与他相通，而新贵袁盎却乐意善待之。贵族梁王武因故怨恨袁盎，多次使客刺杀，最终达到目的。袁盎善待的剧孟是游侠，梁王武所遣的刺客也是游侠之流，游侠们是各为其主所用的。

汉初，济南郡豪族氏，“宗人三百余家，豪猾”，郡守没法对付之。这里的“豪猾”，是指氏及其宗人。宣帝时，涿郡“大姓”西高氏、东高氏横行，“宾客放为盗贼，发，辄入高氏，吏不敢追”。这里所说的“宾客”，显然是豪族豢养的猾贼之徒。西汉后期，红阳侯王立“父子臧（藏）匿奸猾亡命，宾客为群盗”。豪侠楼护是王氏五侯的座上客，“咸得其欢心”。他为王莽捉住逃犯吕宽，王莽“大喜”而重用之，“封息乡侯，列于九卿”。豪侠陈遵官至九卿，走动官府，王莽“素奇遵材。在位多称誉者”，由是重用之。实际上，陈遵其人，“昼夜呼号，车骑满门，酒肉相属”，自谓“放意自恣，浮沉俗间”，显然是个浪荡分子。原涉是“内隐好杀”的轻侠之徒，“放纵”，王莽“召见”和重用之。以卖豉起家的富商王孙卿“以财养士，与雄桀交”，王莽用他为京司市师。这些依附权贵与豪族的豪猾、轻侠分子，与朱家、郭解相比则等而下之。可是，他们多在京师长安或关中地区厮混，颇为得意，因为有豪富为靠山。当时有人提到：“长安宿豪大猾东市贾万、城西萭章、翦张禁、酒赵放、杜陵杨章等皆通邪结党，挟养奸轨，上干王法，下乱吏治，并兼役使，侵渔小民，为百姓豺狼。”这就把横行不法的豪富与奸猾放在一起计较，认为他们狼狈为奸。

两汉之际的豪族也多交通游侠奸猾。刘秀为白衣时，曾“藏亡匿死，吏不敢至门”，即窝藏亡命之徒，对抗官吏。这是根据其姊湖阳公主所说，千真万确。刘秀之兄刘，更是个“不事家人居业，倾身破产，交结天下雄俊”注2的豪族分子。

注2：《后汉书·齐武王刘传》。

东汉豪族结交游侠奸猾与西汉一样，为数也不少。仅举两例。如：豪族第五种为官能干，被宦官单超陷害，“竟坐徙朔方”。朔方太守董援是单超的外孙，“畜怒以待之”。第五种所“善遇”的老部下孙斌“将侠客晨夜追种，及之太原，遮险格杀送吏”，把第五种救出了虎口而逃匿。

又如，武威郡“大姓”田绀，为郡将兵长吏，“其子弟宾客为人暴害”。郡太守任延诛其父子五六人。田绀的少子田尚“乃聚会轻薄数百人，自号将军，夜来攻郡”，所谓“轻薄”，就是轻侠亡命之徒。

到了东汉末年，豪族大姓预感到天下将乱，更是结交豪桀，网罗宾客，预备家兵。豪族郑泰，是东汉名儒郑兴的后裔。他“知天下将乱，阴交结豪杰，家富于财，有田四百顷，而食常不足”。有田四百顷的豪族，竟然“食常不足”，可以想见他交结豪杰招养宾客之多，花销之大。

豪猾游侠之徒浪荡于社会，混世熟，知事多，油滑狡诈，是不好对付的。他们善于坑蒙拐骗，打架斗殴，往往有恩报恩，有怨报怨，有仇报仇。豪族往往结交之，又慎待之，也有的敬而远之。豪族马援于西汉末年亡命北地郡，从事畜牧业，“宾客归附者，遂役属数百家”。转游到了“陇汉间”，从事田牧，以财分给“昆弟、故旧”。他对宾客故旧既利用又优待，所以没有发生什么麻烦。而西汉中期公孙贺却触犯了大侠朱安世而被他扳倒。公孙贺的祖父昆邪曾为郡守，封侯。他本人官为太仆，又拜相封侯。其夫人是武帝的卫后之姊。他“依故旧，乘高势而为邪，兴美田以利子弟宾客”。其子敬声为太仆，贪污巨款，被揭发了，逮捕入狱。这时诏捕大侠朱安世不能得。公孙贺请求“逐捕安世以赎敬声罪”。武帝许可了。果然捕到了朱安世。朱安世知道很多权贵、豪族的秽行丑事，嘲笑公孙贺必定弄巧成拙。他在狱中上书，告发公孙敬声许多严重罪行。结果是，公孙氏“父子死狱中，家族”。还揭开了巫蛊之祸的序幕。

东汉时期，豪族儒宗众多的“门生”“故吏”，也是其基本的势力。高官旧时所辟举的属吏或推荐为官者，称为故吏。故吏对举主或府主有一种封建的臣属关系和思想。儒宗所亲授的学生为弟子，转相传授者为门生，也有投靠豪族，在其门下办事而称门生者。豪族儒宗在社会、文化、政治上都有一定的影响，故不仅道道地地的故吏、门生借此关系入仕升官，就是没有直接关系者，也趋附巴结，争取挤进圈子，踏上仕途。风气既开，广被横流。不仅累世公卿的“东京名族”弘农杨氏、汝南袁氏等，门生、故吏遍天下，就是“浊流”宦官也“任人”，有门生。如未曾传授过儒业的宦官王甫就有趋附的门生为奸。故吏、门生对举主宗师，不仅在其门下低首效劳，甚至在其死后，还为之服丧，奉侍其后人。可以说，故吏、门生是豪族重要的社会势力。这种情况的发展，促使门阀大族加速形成。

豪族多有私家武装，“缮五兵，习战射”。平时备穷寇，乱时防盗贼，战时搞夺权。豪族联姻，门当户对，互相攀援利用。下文将谈及之。

豪族在选举入仕方面往往优先。一方面是因有经济条件读书学文，明了世务，另一方面又有权势背景，上下左右的联系，便于明公暗私，因缘攀附。入仕者有的平步青云，进入世家行列，然其豪族根基不变。

秦汉朝廷与地方有一支庞大的官吏队伍。这些官吏是由选举、推荐和辟召等办法产生的。秦朝如何选举，史籍缺书，不大清楚。有说，秦的仕进办法，在统一之前，“惟辟田与胜敌而已”，这大概是根据秦奖励耕战政策推断出来的。秦孝公下令求贤。秦始皇时，叔孙通“以文学征”，都属于征用性质。但秦已有推举制度。韩信“贫无行，不得推择为吏”，说明家贫无行者，不能推举入仕。秦法还规定：“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这里的“任”，是保举的意思。一些记载说明，秦朝实行了推举人才制度，只是难知其详情。秦统一之后，为时短促，估计没有大的变化。

汉承秦制，但逐步建立和发展了一套选官制度，包括察举、皇帝征召、公府与州郡辟除、大臣推荐、考试、任子、纳赀等方式。察举是一种由下而上推选入仕的制度，有很多具体的科目，主要有孝廉、茂才（秀才）、贤良方正、文学等，还有明经、明法、尤异、治剧、兵法、阴阳灾异等临行规定的特殊科目。孝廉多取州郡属吏或通晓经书的儒生，入选后多为地方官吏。茂才比之孝廉高一个层次，所以有先举孝廉、后举茂才的情况。孝廉、茂才为岁举或常科。贤良方正的察举，往往要求能直言极谏，或“有道之士”，这是特举或特科，是汉代选拔官吏的重要科目和途径。有一些宿儒名臣往往出于此科，如晁错、董仲舒、公孙弘、严助等。征辟是一种自上而下选拔官吏的制度，主要有皇帝征聘、公府与州郡辟除两种方式。受皇帝征聘入仕，是很尊荣的。三公府和州郡的辟除，多是用为掾属。至于东汉，辟除与被辟除发展成为一种私恩的结合，成了主官和私属的关系，所以史籍上多有恩主与“故吏”的记载。

这里要指出的是，所有察举和征辟，以及任子、纳赀和卖官等选官方式，真正受惠者多是世家与豪族的子弟（有市籍的富商入仕较难）。这里仅举三例：

（一）先说举孝廉、茂才。两汉由此途入仕的人很多。这里说说两汉之际豪族班氏这方面的情况。据班固自言其家史：班回“以茂才为长子令”；回子况“举孝廉为郎”；况次子斿，“举贤良方正”；况少子稚，稚子彪“举茂才，为徐令。”班氏自回至彪，一门四代有两人举茂才，两人举孝廉。

（二）再说举贤良、文学。起初贤良对策的董仲舒、公孙弘等，出身不是豪族，公孙弘“家贫，牧豕海上”，家境是清贫的。但稍后贤良、文学的出身就有变化了。最能说明问题的是，昭帝始元六年盐铁会议，山东来的贤良、文学与御史大夫桑弘羊的辩论，显然是站在豪富的立场上，为豪富发言而争利。桑弘羊代表朝廷一方，强调盐铁官营、酒榷、均输平准等是为了抑制豪富，有利于国家。实际上，官营盐铁、算缗、告缗以及没收田僮等官府行为，大大损害了豪族和富商的利益，以致“中家以上大率破”。贤良、文学坚决反对官营盐铁、均输平均等做法，指责这是与民争利；还指责官吏以权谋私：“今县官多张苑囿、公田、池泽，公家有鄣假之名，而利归权豪。”又云：“公卿积亿万，大夫积千金，士积百万，利己并财以聚。”“因权势以求利者，入不胜数也。”还说：“当此之时，百姓不保其首领，豪富莫必其族姓。”后面这一句，明显地反映出贤良、文学是“豪富”的代言人。由此可以想见，来自山东的贤良、文学，大致多出身于豪族，或豪族兼富商，否则，不会因皇朝官营盐铁等损害豪富利益的事而那么大动肝火。

（三）还说辟除。公府和州郡辟除，一般来说，多对辟除对象有所了解，或是老相识及其子弟，或是圈里人事先推荐。所以也多是豪族中人。如光武帝征聘严光：严光其人，“少有高名，与光武同游学。及光武即位，乃变名姓。帝思其贤，乃令以物色访之。后齐国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钓泽中。’帝疑其光，乃备安车玄，遣使聘之。三反而后至。舍于北军，给床褥，太官朝夕进膳。……除为谏大夫，不屈，乃耕于富春山，……复特征，不至。年八十，终于家。”这位逸民严光，少游学长安，晚耕于富春山，平时休闲钓鱼，非豪族而何？史家只写其清逸，显其高洁之风，但还是露出了他的一点家底。当时士人多以拒征自誉清高，严光可谓其代表。说得俗一点，他也没有拒征到底，曾“三反而后至”，只是至而“除为谏大夫”，才“不屈”而去耕于富春山，也许他因与光武帝是老同学，可能心想特征必位至公卿，岂料只是给个谏大夫，嫌官小而去的呢！

至于明经，要求通晓经学，当是有条件读经的人才能通经；明法，要求通晓法律，必然多出于司法之吏；尤异、治剧，当然是有突出成绩或能治理棘手问题的郡县官吏；任子，只有二千石以上的高官才有资格保任其子弟为官；纳赀与买官，自然是有财富的人家才能办到。这多是豪族与世家才有份，平民是难以问津的。

秦汉豪族与世家多有连体的现象，值得一提。有的历史人物，从其权重官高的角度看，是世家；从其土地与宗族的角度看，是豪族。这是二而一体的现象，算在哪一边都可以。如果横向看，其政治身份一时突出，可谓世家；如果纵向看，其田多族大持久突出，可谓豪族。这里试举秦代的冯氏、王氏，汉代的霍氏、王氏、马氏、窦氏、梁氏等为例来谈淡。

秦时，冯毋择、冯去疾、冯劫等为将相。其先人是冯亭。冯亭曾为韩上党守，继为赵将，封为华阳君，显然是个贵族。在战国争雄中，时事多变，而其家未衰。到了秦汉时代，冯氏依然富贵荣华，西汉还有冯唐、冯奉世等为高官，为显族。

上文提到的王翦、王贲、王离三世为将，盛极一时。直到王离于巨鹿之战遭到惨败，其豪贵才告结束。

西汉中叶，新豪贵霍氏，成员有霍去病、霍光等。霍光因在武、昭、宣三世有特殊功劳，由小吏而官至大司马大将军，前后秉政二十年，至于晚年，其子禹及兄孙云皆中郎将，云弟山为奉车都尉侍中，领胡越兵，两个女婿为东西宫卫尉，兄弟诸婿外孙皆奉朝请，为诸曹大夫、骑都尉、给事中，“党亲连体，根据于朝廷”，势倾朝野。他临终时，还要求封霍山为列侯，朝廷还任其子禹为右将军。葬霍光之后，封霍山为乐平侯，以奉车都尉领尚书事。又封霍云为冠阳侯。只因霍禹等贵盛而发昏，骄奢不法；宣帝也因忌怨要拔刺，于是将霍氏族诛。

豪族王氏，其先是齐田氏，秦楚之际济北王安之后。到了西汉中叶，自王政君为元帝皇后始，其众多兄弟侄儿等都任高官，封列侯，盘踞朝廷。王莽入仕后，更是青云直上，由黄门郎而官至大司马，再为安汉公，再居摄，最后建新称帝。

窦氏，自文帝窦后之弟广国封侯以后，宣帝时有以吏二千石从常山徙至平陵。到了窦融，于王莽时入仕，“家长安中，出入贵戚，连结闾里豪杰，以任侠为名”。西汉末年大乱，他占据河西，行河西五郡大将军。继又成了东汉功臣，封为安丰侯。其弟友亦官，封侯。从弟士亦官。到了明帝时，窦氏亲族“一公，两侯，三公主，四二千石，相与并峙。自祖及孙（按：指窦融及其孙勋），官府邸第相望京邑，奴婢以千数，于亲戚、功臣中莫与为比”。到了窦融曾孙宪，妹为章帝皇后，本人官至大将军，位次三公以上，封侯。其弟笃、景、瑰皆为高官封侯，威横一时。因罪兄弟被迫自杀。融玄孙章，女为顺帝贵人。本人官至卫尉。“久历大位，甚见尊贵，赏赐租禄，赀累巨亿。其子彪为射声校尉”。窦融又一玄孙武，女为桓帝皇后，封侯，官至大将军，因谋诛宦官，事败自杀。其幼孙辅至东汉末年被辟入仕。窦氏家族兴兴衰衰，几乎贯于两汉之世。

马氏，其先人及马援三兄，上文已言之。马援曾为郡督邮，因怜囚而纵之，亡命于西北，又任新成大尹（汉中太守）。后归光武帝，任陇西太守，继为伏波将军，因功封侯。援女为明帝皇后。援长子廖，少以父任为郎，官至卫尉，封侯；次子防，官至车骑将军兼城门校尉，封侯；少子光，官至卫尉，封侯，“兄弟贵盛，奴婢各千人以上，资产巨亿，皆买京师膏腴美田”，“宾客奔凑”。因廖子豫怨谤事，防、光等一时受挫。马援兄子严、敦俱知名京师。严官至郡太守、将作大匠。敦官至虎贲中郎将。马严七子，唯续、融知名。续于顺帝时官至度辽将军。融官至郡太守，世称通儒，注书甚众，生徒千余人。马援族孙棱，建初中仕郡功曹，举孝廉，于章、和、安之世屡任郡太守。马融的族孙日，献帝时官至太傅。马氏家族起起落落，经历秦汉几百年。

梁氏，其先晋大夫梁益耳。大约西汉前期，梁子都自河东迁至北地，子都子桥，“以赀千万徙茂陵。至哀、平之末，归安定乌氏”。桥子溥。溥子延，“以明军谋特除西域司马”。延生统。梁统于更始时为酒泉太守。赤眉入关中时，统为武威太守，东汉初年，归顺光武帝，因功封侯，“同产兄巡、从弟腾并为关内侯”，腾为酒泉典农都尉。建武十二年，统为太中大夫，“除四子为郎”。统又官至九江太守。统子松，“尚光武女舞阳长公主，再迁虎贲中郎将”，官至太仆。松子扈，官至长乐少府。松弟疏，有三男三女，二女为章帝贵人，小贵人生和帝。二贵人被窦氏害死。和帝时，梁松及从兄襢揭发窦氏罪恶，扳倒之，故梁氏得以抬头，疏三子棠、雍、翟皆封侯，“邑各五千户”，赏赐甚丰，“诸梁内外以亲疏并补郎、谒者。”雍之子梁商，少以外戚拜郎中，嗣侯，阳嘉元年（132），两女被立为皇后、贵人，本人不久便为大将军，辟用名儒周举等人，又遣子梁冀与宦官曹节等结交，以固权势。梁冀其人，性放荡，历官高位，“居职暴恣，多非法”。官至大将军，与梁太后决策，先后立冲、质、桓三帝。其弟不疑、蒙，其子胤，皆封侯，“各万户”。和平元年，“重增封冀万户，并前所袭共三万户”。梁冀妻孙寿，被封为襄城君，“食租岁入五千万”。夫妇勒索、敲诈、受贿、诬陷等恶劣手段无所不用，以掠取财物。“多拓林苑”，“又起兔苑”，取良人为奴婢，“专擅威柄，凶恣日积”，以鸩毒死清官吴树，笞杀反对派袁著、刘常、郝洁、胡武及其家族六十余人。永兴二年，不疑子马、胤子桃，也封了侯。“冀一门前后七封侯，三皇后，六贵人，二大将军，夫人、女食邑称君者七人，尚公主者三人，其余卿、将、尹、校五十七人。（冀）在位二十余年，穷极满盛，威行内外，百僚侧目，莫敢违命，天子恭己而不得有所亲豫”。桓帝与中常侍单超等谋诛梁氏及孙氏，冀夫妇自杀。“其它所连及公卿列校刺史二千石死者数十人，故吏宾客免黜者三百余人，朝廷为空”，“百姓莫不称庆”。“收冀财货，县官斥卖，合三十余万万，以充王府，用减天下租税之半。散其苑囿，以业贫民。”

以豪族为中心，上下左右结成网络，其势力可观可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