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转型时期俄罗斯精英的特点

在精英主义者看来，“人类历史乃是某些精英不断更替的历史：某些人上升了，另一些则衰落了”，这就是精英的“生理学定律”，它在社会发生巨大变迁的时候体现得尤其充分。

精英的流动包括垂直流动和水平流动。垂直流动意味着进入、升迁或贬黜、退出精英系统，水平流动则指在系统内发生水平迁移。由于俄罗斯社会转型所导致的精英模式的变迁是结构性的，一些俄罗斯学者把国家视为一个由“政治阶级”组成的大型政治“集团公司”，将精英的流动形式简化为三种：进入（инкорпорация）、迁移（ротация）和退出（экскорпорация）。在研究这三种流动方式的时候，最重要的是考察其背后隐含的制度性因素及历史性因素。俄罗斯精英，尤其是政治精英的流动与其他社会阶层的流动有着显著的区别，一方面，政治系统的等级制导致精英之间存在着激烈的竞争，越往上走竞争就越激烈，金字塔式的模式在任何一个社会里都是如此；另一方面，俄罗斯虽然对精英的准入有着严格的限制，但是由于在职位空缺的填补上没有形成公开的竞争，对候选人的要求并不明确，精英流动的不确定性非常大。另外，受俄罗斯政治文化的影响，加上社会监督的缺乏和制度规范的缺失，目前俄罗斯精英的流动主要取决于精英集团内部的一些潜规则，甚至幕后交易。“梅普组合”的出现，以及梅普二人在公开场合大谈“几年前我们就已经定下了这种权力模式”，更让人不得不相信这种潜规则在俄罗斯精英中的真实存在。

苏联后期，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改革彻底改变了苏联社会的政治系统，从任命制到选举制的过渡也改变了俄罗斯精英的生成方式。虽然苏联时期领导干部的产生往往也是通过选举产生，但那种可控的选举只是形式上的。确定新的选举制度中决定性的一步是1988年12月最高苏维埃通过的《有关苏联人民代表选举的法令》。以选举代替任命，戈尔巴乔夫认为它的意义在于：“我们最高领导层的改革者已经悬空了，像赫鲁晓夫时期一样。我们更应该吸引人民参加，从底层获取支持。我们决定通过自由选举来这样做……通过从社会组织中推出代表，我们成功地在代表大会中注入了所谓的不安定分子。”1989年苏联人民代表选举后，最高苏维埃中昔日的“在册权贵”（номенклатура）已经不占主导地位，知识精英的比例大幅上升，以前的很多持不同政见的“异己”分子也进入到最高代表机关。然而，随之而来的选举活动很快就改变了政治精英的格局，国家开始对精英的形成过程失去了控制。可以说，选举不仅开启了新的精英上升的渠道，同时也是对原有精英进行清洗的一种方式。

苏联解体之后，选举制和任命制在俄罗斯同时并行，成为俄罗斯精英流通的主要渠道。在联邦层面，国家杜马和执行权力机构是精英进入流通渠道的两个重要舞台。作为俄罗斯议会（联邦会议）下院的国家杜马，其成员全部通过选举产生，一定意义上它扮演了“干部实验室”的角色，成为俄罗斯精英的一个重要储备库。苏联解体后的初期，俄罗斯国家杜马的主要人员构成以知识分子和经济管理层的领导人以及各部委的官员为主。一开始那些与旧的苏联政权机构毫无关系的知识分子和经济管理层的领导人在议会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但不久这种情况就渐渐发生了变化。议会中地区领导人，强力部门、护法机构的人员，尤其是商人的数量越来越多，其作用也在不断增强。一方面这是精英专业化的结果，经济管理层的领导和部委官员开始从杜马转入政府部门，希望寻求更大的升迁以施展自己的抱负；另一方面，社会的弱势群体如工人、农民被彻底排挤出去，知识分子也受到挤压，逐渐被强势群体，尤其是商人所取代。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呈萎缩趋势的旧体制党团系统的人员，在议会中的比重很快上升，并且达到了40 %左右。这也是“俄共”1993年和1995年连续在两届杜马选举中获胜后的一个明显结果。

在执行权力机构内部，除了总统本人，叶利钦时期的政治精英主要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政府官员，包括总理、各部部长及政府部门工作人员。根据联邦宪法和法律，政府总理及其主要成员都由总统按照规定程序直接任免。叶利钦执政后的第一届政府成员（总理Е．盖达尔、副总理А．丘拜斯和А．绍欣等），大多是经济学家和知识分子出身，拥有学术学位，以前主要从事科学研究，年龄在35～40岁之间。这些人中，除绍欣曾在苏联部长会议中工作过十年，盖达尔曾在《真理报》和《共产党人》杂志社工作过几年外，绝大部分人都没有过从政经历。叶利钦任用政治新人担任政府官员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完全打破苏联时期旧的官员任用制度，为一批年轻的政治精英提供升迁的机会；另一方面也想通过利用政府中的这些经济专家，推进俄罗斯的经济体制改革。政府组成结构变化快、流动性大是叶利钦执政时期政治精英变化的一个主要特点。如盖达尔领导的第一届政府总共执政了一年时间。盖达尔被解职后，政府中的34名成员中只有两名保留了原职位。政府成员的频繁更替大大减弱了政治精英对总统的个人依附和忠诚度，这也是造成叶利钦执政后期俄罗斯政局不稳的一个重要原因。对此，一些俄罗斯学者将叶利钦时期这种政府成员频繁更替的现象直接比喻为“干部绞肉机”。

第二类是“总统身边的人”，也就是总统的政治团队，包括总统办公厅主任、总统顾问、总统高级助手以及总统新闻秘书（30人左右）等。1993年新宪法通过后，由于刚刚经历了激烈的权力斗争，叶利钦政府中出现了干部真空，急需忠于自己的政府管理人员帮助他推动经济转型进程。这一时期，在排斥戈尔巴乔夫时期旧官员的同时，叶利钦任命的新官员主要来自三个渠道：一是在1989年苏联人民代表大会期间形成的跨地区议员团的成员；二是1990年俄罗斯人民代表大会期间支持过叶利钦的部分俄罗斯人民代表；三是来自斯维尔德洛夫州的叶利钦的同乡。他们聚集在总统周围，所以这些人常被称为“总统身边的人”。他们负责帮助总统制定一些公共政策，对其他政治集团施加影响。这些人年龄一般在40～50岁之间，与总统本人一样没有参加任何政党，没有担任过议会议员，但他们大部分都是民主改革的支持者。另外，作为叶利钦的助手或高级顾问，他的周围还聚集了一些学者，为叶利钦制定政策出谋划策，如1994年，民族问题专家 Ю.巴图林曾担任过总统的国家民族安全问题顾问，受到叶利钦的器重。叶利钦时期，总统办公厅是政府各部之外最重要的政府部门。1996年10月，叶利钦发布了一项《有关总统办公厅地位的命令》，进一步扩大了总统办公厅的规模，由原来的13个部门增加到26个部门。该命令明确规定：总统办公厅是保证总统活动的国家机关。在丘拜斯担任总统办公厅主任期间，总统办公厅的作用明显提高，直接参与了很多国家政策的制定，其地位远远超过了其他政府部门。叶利钦在1999年3月向议会发表的国情咨文中表示，总统办公厅的任务非常艰巨，它必须和政府部门积极配合，监督各部门执行总统决定的情况。有些学者将叶利钦时期的总统办公厅与苏联时期的中央政治局相比，认为它们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实际上它们并不完全一样，总统办公厅只是总统的一个办事机构，并不具有绝对权力。总统办公厅和办公厅主任能在多大程度上发挥作用，完全取决于总统的个人意愿。在自己执政后期，由于身体原因和政治上的孤立，叶利钦更加依赖和信任自己身边的亲信和“家族内的人”，他们也成为这一时期俄罗斯政治中最有影响力和权势的政治精英。

第三类是商业精英。这是叶利钦执政后期俄罗斯政治生活中出现的一种特殊现象。1996年总统选举期间，叶利钦的社会支持率大大低于他的主要竞争对手、“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为保证国家的政治制度不发生大的逆转，别列佐夫斯基、波塔宁、穆拉夫连科等俄罗斯部分金融工业寡头达成协议，联手支持叶利钦竞选。为此，他们投入了大量资金，利用他们所控制的广播、电视、报刊等大众宣传工具，最终帮助叶利钦竞选连任成功。总统选举后，为兑现承诺，1996年6月，叶利钦先后任命银行家波塔宁为俄罗斯政府第一副总理、企业家别列佐夫斯基为俄罗斯国家安全会议副秘书，为金融工业寡头提供了直接进入国家政权机关的机会。由于权力精英与商业精英的紧密联结，两者之间的相互流通得到了加强，这一时期，代表集团利益的商业寡头对俄罗斯政治的影响越来越大。

叶利钦时期俄罗斯政治精英中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地方精英。由于俄罗斯联邦结构的复杂性，地方精英除了具有政治精英的一般特点外，还表现出试图摆脱中央控制、独立自主地解决本地区社会经济问题的政治愿望。在1995年底之前，地方行政长官的产生并不都是通过选举产生的，总统的直接任免仍是主要方式。叶利钦在1991～1992年任免了大批地方官员，这批官员主要是支持叶利钦的、旧体制中精英的第二梯队和第三梯队及以前的“苏维埃工作人员”。他们一变而成为民主转型的推动力量，在新政权中重新掌握了权力，实现了“角色”更替。这一时期的地方精英，不仅在地方拥有深厚的行政资源，而且按照当时的联邦法律，地方领导人还可以自动进入议会上院（联邦委员会），具有双重身份，因而在地方的影响力非常大，即使在随后的地方选举中也没能妨碍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因竞选成功而继续执政。这些地方政治精英中，以鞑靼斯坦共和国总统明季梅尔·沙里波维奇·沙伊米耶夫最为典型。沙伊米耶夫1991年被任命为鞑靼斯坦共和国第一任总统，此后他又于1996年、2001年和2005年三度连选连任，直到2010年，在各方压力下，73岁的他才“自愿”辞职离任，可谓是俄罗斯地方精英中的“常青树”。

国家的稳定在某种程度上首先取决于精英的稳定。普京执政以后逐渐改变了叶利钦时期精英构成与流通中的不稳定状况，实现了精英层的基本稳定。首先，普京重新恢复了国家对精英流通渠道的控制：2003年通过了《关于俄罗斯联邦国家机构系统》的法律，恢复了18～19世纪俄国的“官员等级表”，对官员的遴选、待遇、退休后的保障等诸多事项进行了明确规定；2004年普京实行了以精简公务人员数量为主要内容的行政改革，对政府机构进行了重组，同时大幅提高了国家公务人员的薪金，大大加强了国家公务员系统的稳定性。其次，普京在他的前两个任期内，对杜马准入规则和地方领导人产生办法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提高了政党进入议会的门槛，取消了地方长官的直选制。普京的改革措施不仅确保了支持普京的政权党——“统一俄罗斯党”在议会中的绝对优势地位，也使联邦中央加强了对地方精英的控制。同时，与叶利钦时期相比，制定俄罗斯政策的主体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叶利钦时期制定政策的主体主要是联邦精英、地方精英和商业精英，而普京时期俄罗斯中央执行权力机关的精英已经成为绝对的权力主宰，他们不仅战胜了左、右反对派，同时也取得了对地方精英和商业精英的绝对优势。可以说，在普京时期，俄罗斯已经形成了单一的政治结构，其核心是联邦总统。最后，普京时期精英的垂直流动减弱，水平流动增强。这表现为：昔日的地方领导人大多成为联邦委员会的新成员；昔日的部长日后成为议员；昔日的总统办公厅官员被任命为国家大企业的领导人，等等。这种水平流动的结果，使政治精英们的未来前景更加确定，他们对现行制度与总统个人也更为忠诚。因此总体上来说，与叶利钦时期相比，普京时期政治精英的内部结构表现得更加稳固。

与叶利钦时期相比，普京时期精英的人员构成也发生了显著变化。叶利钦时期的“改革者”几经淘汰，到叶利钦执政末期已经所剩不多；叶利钦所重用的“家族”亲信，随着叶利钦离开政坛也逐渐失势。普京在其第一任期间开始巩固自己的地位，排挤叶利钦的“家族”亲信。到第二任期时，普京已将“前朝旧人”从总统办公厅到政府的职位上全部清除出去，同时大力组建自己的势力。普京执政时期起用的政府官员主要来自强力部门和“彼得堡帮”。据俄罗斯科学院相关研究机构提供的研究数字，以2003年为例，强力部门成员在俄罗斯最高权力机关所占的比例高达58.3%。有2000多个最具影响力的政府和行业机构的领导人来自前克格勃和特工。此外，2000年普京上任后任命的由24人组成的联邦安全委员会中，多数成员也是前克格勃成员；2004年普京第一次任命的七个驻联邦区总统代表中，有四个来自前克格勃和军方；在普京第一任期的政府成员中，有四名部长是强力部门成员。大批强力部门和军队中的人进入政府，构成了普京政治团队的一个“强力集团”，成为普京执政的基础。这种状况除了因为普京本人具有克格勃的职业背景、对强力部门的人有所偏好外，还与普京上任后制定的稳定国家局势的政策有关。另外，在政府部门中大量任用来自“彼得堡帮”的人，也是普京上任后实行的一项主要干部政策，其主要代表人物有：德·梅德韦杰夫、谢·伊万诺夫、伊·谢钦、阿·库德林等。

另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普京执政初期虽然大力打击干预政治的金融寡头，剥夺了他们参与政治的权利，但同时又允许一些“听话”的商业精英进入政府机构，其势头甚至超过了强力部门的人，罗曼·阿布拉莫维奇就是一个突出的代表人物。据统计，在普京执政的前两年，进入政治精英圈的商业人士比1993年增长了五倍；而强力部门人员只增长了一倍多。这种情况不仅在联邦层面如此，在地区层面更是如此。由此可以看出，商业精英仍是普京时期国家政治精英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008年在普京第二个总统任期结束前，为了在不违反宪法的条件下保证他重新回到总统职位，普京及其幕僚精心做出了“梅普组合”这一在俄罗斯政治生活中尚无先例的政治设计。从制度层面来看，担任总统一职的梅德韦杰夫理应是一位“超级总统”，而退居总理一职的普京也一再强调总统权力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但从俄罗斯特定的政治环境以及权力基础来看，普京在俄罗斯政治生活中的特殊地位，使他在总理职位上拥有了历任总理都无可比拟的实际权力。例如，普京拥有包括独立行使任命政府成员、召集政府会议等在内的实际权力；可以改组政府、设立政府主席团机制、对政府实施全面监督管理，以提高政府工作效率；掌握部分任免地方行政长官和管理地方事务的实际权力，等等。为了防止梅德韦杰夫在“组合”中“脱轨”，普京还设计了多重制度性措施以维持自己的权力，例如普京除了扩大政府总理的权限外，还以一个非党员的身份出任“统一俄罗斯党”的领袖，在保持对政权党控制的同时，也维持了对总统的“威慑”作用。

由于“梅普组合”自身存在的不确定性，围绕着总统梅德韦杰夫和总理普京也出现了两个权力中心。以前同为普京团队成员的上层政治精英分别站队，并大致分化为两个阵营，像苏尔科夫、德沃尔科维奇和季马科娃这些普京曾经器重的下属，都“投奔”了梅德韦杰夫。但是两个团队的力量对比非常悬殊，包括强力部门在内的一些关键部门，其成员仍是普京的心腹。利用两位领导人在理念上的分歧，两个团队之间彼此推波助澜，进一步强化了俄罗斯政治精英之间派系斗争的激烈程度。

2012年普京第三次当选俄罗斯总统后，开始致力于政治精英的重新整合，形成了新的一元中心制度。在这个制度中，普京是唯一的决策中心，其他重量级玩家只能“指望起到或多或少的个人影响”。为了回应民众对政权质量和效率的诉求，普京在展开新一轮反腐败运动的同时，实施了一项“精英国有化”政策。2013年4月，俄国家杜马通过了有关“禁止政府公职人员和国会议员拥有海外账户和资产”的法案，这被认为是普京整顿精英队伍的又一项重大举措。

由此可见，普京时期与叶利钦时期精英构成的显著区别，不仅在于精英来源基础的差异，更在于精英内部关系模式的变化。如果说叶利钦时期的精英构成是在“无序的民主”上形成的“节制与平衡”系统，那么普京建立的“垂直权力”体系则将所有的精英无条件地置于总统一人控制之下；叶利钦时期所有的权力“影响中心”，如总统办公厅、政府、国家杜马、联邦委员会、地区集团以及商人，在普京执政期间，几乎都被彻底清除了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