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中国和大陆东南亚国家的贸易关系

一 冷战后的国际政治经济背景

（一）东西方两大集团的对抗结束，中国与泰国、越南、老挝的关系缓和

冷战期间，整个世界基本上被划分为分别以苏联和美国为首的东西方两大集团。大陆东南亚国家的外交战略受冷战思维的影响，与中国的关系一度出现波折。在此期间，泰国追随美国，对社会主义新中国实行孤立和封锁政策，20世纪50年代末，中泰关系开始进入敌对状态。整个60年代，两国在军事、政治领域一直处于直接或非直接的对抗状态，直到1975年中泰建交后，两国关系才有所缓和。随着冷战的结束，中泰关系也由80年代的“准战略伙伴”关系发展为以经济合作为中心的全方位友好合作关系。1991年，越南最高领导人杜梅访华，与江泽民总书记进行了双边会谈，中越两国领导人在谋求双方和平的《中越联合公报》上签字，最终结束了中越长达12年之久的对峙状态。老挝主动调整对华政策，从敌视中国转向睦邻友好，两党两国关系在新时期得到全面恢复和发展。中国与大陆东南亚国家关系的恢复和发展为双方的经贸合作提供了政治保证。

（二）冷战结束后，经济、技术领域的竞争取代军事领域的竞争，成为国家间竞争的主要形式

冷战期间，各国把领土安全和政治安全看得高于一切，采取以军事联盟对抗霸权的外交策略，外交政策受到冷战思维的严重影响。冷战结束后，世界格局日益多极化，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流，国家经济实力的提高显得尤为重要，科技对经济的促进作用也日益明显。国家间的竞争不再是军事领域的竞赛，以往的军备竞赛转变为经济和科技领域的竞争，一国强大与否的标志不再是国家军备力量的多少，而是该国能否在经济和科技领域取得优势。《1994年泰国国防白皮书》指出：“随着冷战的结束，不同意识形态的超级大国之间的对抗也随着结束，取而代之的是经济竞争。未来的冲突将集中在经济问题上，而不是在意识形态争端方面。市场和资源方面的争夺等经济纠纷可能导致诉诸武力，泰国武装部队应当把更多的精力集中在如何有效地捍卫国家的经济利益方面。”

（三）国际社会的相互依存程度显著加深

在新科技革命的带动下，交通、通信成本大大降低，有利于商品、资金、技术的国际流动。在冷战结束后的20世纪90年代的前几年，全球商品出口贸易已超过4万亿美元，约占世界生产总值的18%。国际资本流动规模空前扩大，据统计，每天在世界金融网络中流动的资金高达1万亿美元。仅1994年，国际直接投资总额就高达2335亿美元。另外，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分工超越了国界，国际分工从原来的垂直分工向水平分工和产业内分工扩展。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再次非常明确地说明，各国的命运已经被全球化的浪潮捆绑在一起，世界经济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随着贸易、投资以及金融领域国际化程度的加深，各国政治、经济生活的相互联系日益紧密，国际社会的依存程度显著加深。

（四）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社会中地位的改变

冷战期间，发展中国家成为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竞相拉拢的对象，冷战结束后，“中间地带”不复存在，发展中国家的国际政治地位相对下降，但开始摆脱经济发展停滞或者倒退的局面，出现了经济恢复增长的势头。在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经济出现衰退时，发展中国家仍然保持了经济的增长，成为世界经济的“增长源”。1992～1995年，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速分别为1.5%、1.2%、2.5%、2.6%，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速分别为4.9%、6.1%、5.5%、5.8%，世界经济的发展呈现出南高北低的特点。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实行了改革，调整了发展战略，减轻了对西方大国的依赖，经济自主性日益增强，2010年中国GDP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同时，发展中国家间的经贸合作愈加频繁，国际经济地位有了很大提高。

（五）区域经济集团化的发展

区域经济集团组织的大量出现是二战后国际关系的一个显著特点。冷战时期，区域经济集团组织为反对殖民统治、发展区域性经济合作做出了积极的贡献。随着冷战的结束，区域经济集团组织不断强化其政治联盟作用，且意识形态色彩愈加淡化，越来越多的国家被卷入区域经济集团组织中。在这一浪潮的推动下，东南亚国家联盟成员国数量得到增加，组织得以壮大，并开始了建立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进程。此外，与东南亚毗邻的中国也在亚洲开发银行的倡导下，与相邻的五个大陆东南亚国家启动了大湄公河次区域（GMS）经济合作项目。时至今日，GMS合作已成为中国与东盟发展经济合作的重要机制，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也如期建成。2007年在广西南宁举行的首届“泛北部湾经济合作论坛”上提出构建“泛北部湾经济合作区”, 2011年8月，第十次中国-东盟经贸部长会议上讨论并通过了《泛北部湾经济合作可行性研究报告》，并向在当年11月召开的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报告，泛北部湾经济合作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全方位合作前景广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