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西藏城市的形成与发展

一 城市形成发展的自然人文环境

城市是一个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是伴随人类文明与进步发展起来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影响着城市起源、发展。西藏地处有“世界屋脊”之称的青藏高原，自然地理环境复杂多样，这些决定了西藏城市发展的独特性。因此，要对西藏城市发展历程作深入的了解，就必须考察西藏的自然与人文环境。自然地理环境主要包括地理区位、地貌特征、自然气候、河流水文；人文环境则包含社会、国家、民族、语言、文化和民俗等方面的地域分布特征和组织结构关系，而且涉及社会各种人群对周围事物的心理感应和相应的社会行为。地理环境包含的众多因素，也可以理解为布罗代尔所谓“结构”的部分，在“长时段”概念的背景下，自然环境、地理环境和社会心态等方面共同构成一种相对稳定的结构，一般变化不明显，但塑造着地理区域内的人种、语言、社会、民族、国家等观念上的共同体。

（一）世界屋脊：西藏城市形成与发展的自然地理环境

自然地理环境，与城市的发展密切相关，是影响城市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城市的兴起和发展离不开地理环境的制约，“无论对哪一发展阶段的人类文明进行研究，都不能忽视人、地关系的考察”。西藏地处青藏高原，地理环境复杂多样，高原的特殊地理环境也就决定了西藏城市形成、发展的特殊性。

1．高原地形地貌对西藏城市发展的影响

西藏全境层峦叠翠，高可摩天，北界昆仑山、唐古拉山，与新疆、青海比邻，东隔金沙江与四川相望，东南与云南相连，南界喜马拉雅山与尼泊尔、不丹、缅甸、印度等国接壤。青藏高原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南缘和东缘大部分为高山峡谷，交通不便，地势险要。

青藏高原有东西向和南北向两组山脉，构成了高原地形的骨架。其中东西向山脉东边是横断山脉，西边是帕米尔高原，由北向南的山脉主要有六条：

第一条是阿尔金山脉与祁连山脉，构成了青藏高原北边屏障，西端以车尔臣河上游河谷与昆仑山分界，东北向西南延伸，全长720公里，最宽处超过100公里。平均海拔3000～4000米。西段较高，最高为为尤苏巴勒塔格，海拔6161米。祁连山西段与阿尔金山相接，山地宽达400公里，是由7条以上的山脉组成的山系。其间也夹杂有湖盆、谷地，如疏勒河、党河、黑河、大通河和哈拉湖及青海湖等。山峰海拔多在4000米以上，最高为团结峰海拔6305米。

第二条是昆仑山山脉，西起帕米尔高原，横向东行，迄四川西北部，长达2500公里。由于其巨大的高度和长度横贯在亚洲中部，素有“亚洲脊柱”之称。地处西藏境内的西昆仑山地宽150公里，平均海拔6000米左右。

第三条是喀喇昆仑山山脉与唐古拉山山脉，从西向东延伸。喀喇昆仑山系由许多平行山脉组成，平均海拔5000～6000米，海拔8000米以上的高峰有3座，其中最著名的有世界第二高峰——乔戈里峰（海拔8611米）；唐古拉山是一组宽广的山地，南北宽达160公里。主脊大唐古拉山巍峨高峻，山峰多成锥形，主峰各拉丹冬海拔662l米，是长江的发源地。唐古拉山也是长江和怒江的分水岭，整个山脉现代冰川面积达2082平方公里。

第四条是冈底斯山山脉和念青唐古拉山山脉，西起狮泉河，东抵横断山区的伯舒拉岭，是连绵的东西向的弧形山系，全长约1600公里，南北宽80公里，平均海拔5800～6000米。此山系两端地势高，中间稍低。南翼地势陡峻，相对差约2000米，北翼地势比较和缓，高差仅1000米左右。

第五条是喜马拉雅山山脉，全长2400公里，宽200～300公里，平均海拔在6000米以上。海拔8844.43米的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玛峰耸立在喜马拉雅山中段的中尼边界上，有8000米以上高峰5座，分别是珠穆朗玛峰（8844.43米）、洛子峰（8516米）、马卡鲁峰（8463米）、卓奥友峰（8201米）和希夏邦马峰（8012米）, 7000米以上高峰40座。

第六条是横断山山脉，位于青藏高原东南部，通常为四川、云南两省西部和西藏自治区东部南北向山脉的总称，东起邛崃山，西抵伯舒拉岭，北界昌都、甘孜至马尔康一线，南界抵达中缅边境的山区，面积60余万平方公里。境内山川南北纵贯，东西并列。

这些山脉海拔均在4000米以上，且多深谷、多积雪，严酷的地形地貌阻断了西藏对外交通，使得西藏形成了一个较为封闭的地理空间。

清代人对西藏的内部地形构造就有所记载：“藏地高下不一，寒暄各异，平壤则热，高平则冷，有十里不同天之语，晴雨常靡风霾无定。”历史上，西藏与内地以及南亚各国都有着不同程度的联系，但由于内部复杂多样的地形地貌，使西藏内部各地之间的相互交流，西藏与内地的交流，西藏与境外的交流，都因交通不便而受到制约。清人曾对西藏对外交通的艰难有过生动的描述：“山环树接乱云铺，水尽云飞山亦孤。遥望云烟山色里，崎岖无路可奔趋。”“四面雪山围绕，高原山岳重叠，人烟稀疏，道路难行。”

除对外交通的困难、商贸往来较少外，高原的地形地貌，对西藏地区的经济类型、人口分布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与制约，由此对城市的发展造成深刻的影响。

（1）独特的地形地貌特征主导了西藏内部的区域发展与城市分布。

广阔的高原将西藏划分为几个相对独立的区域板块，每个区域形成藏文化体系下的独立特质，影响到区域发展与城市分布。

第一，从区域的角度看，西藏高原山脉横亘的地形地貌特征，将其内部又分为四个大的地形区。

一是藏北高原，位于昆仑山脉、唐古拉山脉和冈底斯—念青唐古拉山脉之间，占西藏面积的三分之二，这一地区平均海拔太高，大多不适合人类长期居住，相当部分地区为无人区，清代民国时期，仅有部分规模较小的城镇。

二是藏南谷地，在雅鲁藏布江及其支流流经的地区，其中包括世界上最大的峡谷——雅鲁藏布大峡谷。这一地区自然条件相对较好，土地肥沃，水草丰美，是人口聚集之所，也造就了西藏城市多集中分布在此一区域的总体特征。

三是藏东高山峡谷，为一系列由东西走向逐渐转为南北走向的高山深谷，即藏东南横断山脉、三江流域地区。这一地区历来是西藏对内地交通的通道，人口也相对较多，大小聚落多沿河谷分布，逐渐形成了一些重要的城镇。

四是喜马拉雅山地区，喜马拉雅山蜿蜒于西藏高原南侧，由许多近似东西向的平行山脉组成，其主要部分在中国与印度、尼泊尔的交界线上，这一地区海拔较高，不利于人类生存，但随着清末民初西藏地区与印度、尼泊尔商贸往来的频繁，沿交通线的边境地区也逐渐发展起一些城镇。

西藏城市以自然地理条件为基础，形成了三大区域城市发展格局。三大区域即前藏、后藏、阿里，三大区域中以“前藏之拉萨，后藏之日喀则，及阿里部之噶大克最为重要”。此外，清中期以后，康藏地区也形成了以康定、昌都为中心的区域城市体系。

第二，从城市分布看，西藏地区的城市布局表现出明显的沿河流、湖泊分布的特征，城市多分布于河谷低地区域，尤其是河流交汇处。

西藏城市受到自然因素影响极大，沿雅鲁藏布江河谷、澜沧江河谷及大渡河沿岸低地，分布着众多的城市。拉萨河畔的城市有西藏最重要的城市拉萨，另外还有德庆、墨竹工卡等，滨雅鲁藏布江的有泽当、拉孜等，后藏的重要城市江孜在年楚河之畔。阿里地区最大的城市噶大克在印度河最大支流萨特累季河的上游象泉河之滨，罗多克在诺和湖之南。康藏地区，甘孜在雅砻江北岸，“扩为一大河源，平畴广阔”之地，巴塘在“全康区中温暖平坦之河谷平原”。青藏高原水系发达、大河支流众多的特征表现在城市分布上为河流交汇处形成大的城市。后藏中心城市日喀则，“其地位于年楚河与雅鲁藏布江合流之处，背山临河，形势险要”。昌都地当澜沧江上游，打箭炉处于大渡河支流雅拉沟与折多水汇流之处。

（2）高原地形地貌对西藏地区城市的影响，还表现为城市规模较小、数量较少的特征。

西藏高原，幅员辽阔，自然条件相对恶劣，使得区域内部的城市数量少，规模较小。一方面，受到自然地理条件的限制与农奴制的残酷盘剥，西藏地区的城市经济自古较内地发展迟缓。农牧业主要以种植耐旱耐寒高原作物为主，同时饲养牦牛等，多为粗放式经营，其效率与东亚季风气候区的精细农业相去甚远。手工业主要为农奴主服务，多处于依附状态。商业贸易也主要从事基本生活所需的茶业、盐等商品，商业网络极不完善。另一方面，宗教、政治功能过分强大，迫使经济功能不得不具有很强的依附性，其存在也是为宗教、政治功能服务。

2．高寒干燥气候对城市发展的影响

西藏不仅地形地貌状况复杂多样，而且气候条件极为恶劣，异常严酷。西藏不同地区的气候高低不一，寒暄各异。近代有人对西藏气候描述道：“其为世界最高之地，故气候异常严酷，每届冬令，冰风凛冽，寒冷难堪。当地缺乏燃料，居民多以兽粪代柴薪，烧火取暖。”西藏高原寒气凛冽而雨雪较稀，盖因空气干燥使然，自印度洋所来雨雪，其量殊少。南方之恒信风至喜马拉雅则成旋风，不达西藏也。“西藏高原降雪甚稀而气候极冻，南方山岭千古常戴白雪”，全境内“积雪不化区域，大概拔出海面五千七百米乃至六公里”。

复杂多样的地形地貌使西藏地区形成了独特的高原气候。早在《旧唐书·吐蕃传》中就有记载，“其地大寒，不生秔稻”。近人则言“西藏地居温带，惟以其为世界最高之地，故气候异常严酷，每届冬令，冰风凛冽，寒冷难堪”。整体而言，西藏地区地势高亢，气候寒冷。气候的基本特点是太阳辐射强烈，气温低，气温日差较大，年变化较小，干湿季节分明等。但是，随着地势和海拔的不同，高原境内的气候呈现复杂多样性，但具有一定的区域变化规律，表现为西北部严寒，东南部温暖湿润。

据现代气候统计表明，受高原奇特多样的地形地貌、空气环境以及天气系统的影响，西藏形成了复杂多样的独特气候。除呈现西北严寒干燥、东南温暖湿润的总体特征外，其气候特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空气稀薄，气压低，含氧量少。

一般而言，海平面在摄氏零度气温条件下，空气的密度是每立方米1292克，标准气压是1013.2毫克。平原地区空气密度与气压值与海平面相当。而位于西藏高原的拉萨市（海拔3658米），空气密度是每立方米810克，年平均气压652毫克，分别是平原地区的62.64%和64.35%。平原地区氧气比较充足，每立方米空气中含氧气250～260克，西藏高原每立方米空气中只含氧气150～170克。

二是太阳辐射强，日照时间长。

西藏高原是全国太阳辐射最强的地方，其原因在于空气稀薄，水汽含量少，阳光在透过大气层时能量损失较少。例如拉萨全年总辐射量达到195千卡/平方厘米，是处于同纬度成都的2.1倍，上海的1.7倍。拉萨全年日照时数3005小时，为成都的2.4倍，上海的1.5倍。故拉萨被称为“日光城”。

三是气候类型复杂，垂直变化大。

西藏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其气候特征自东南向西北依次为：热带山地季风湿润气候—亚热带山地季风湿润气候—高原温带季风半湿润、半干旱气候—高原亚寒带季风半湿润、半干旱和干旱气候—高原寒带季风干旱气候等各种气候类型。气候类型又刻画着农业地理，决定着动植物的分布与生长，影响到人类的活动与聚居。

四是全年分为明显的干季和雨季。

介于冬季西风和夏季西南季风源地、性质、控制时间的不同，西藏各地降水的季节分配非常不均衡，干季和雨季的分野异常显著。每年10月至翌年4月，西藏地区上空为西风急流，地面受冷高压控制，干旱多大风，低温少雨雪，降水量仅占全年降水量的10% ～20%，如拉萨每年10月至翌年4月降水量只占全年降水量的3%，故被称为干季或风季。雨季或称湿季发生在5～9月，西藏地区近地面层为热低压所控制，西南季风袭来。受它支配下的西藏各地雨量非常集中，一般都占全年降水量的90%左右。比如拉萨5～9月降水量占全年总降水量的97%。此时，西藏东部气候与印度无甚差异，其山岭较西藏西部稍形低下故，南风微动则山间降雨时甚多，8～10月雨量较大，称为雨季。

地理条件的不同，使得藏南谷地和藏北高原气候差异很大，藏南温和多雨，年均气温8℃，最低-16℃，最高的7月为16℃以上，5～9月为雨季。藏北为大陆性气候，年均气温0℃以下，冰冻期半年，最高的7月月均不超过10℃, 6～8月较温暖。降雨量较少，昼夜温差大。西藏地区城市分布受复杂气候影响，其分布主要表现为如下两种情况。

（1）高寒的藏北高原。

藏北高原位于昆仑山、唐古拉山和冈底斯山、念青唐古拉山之间，平均海拔4500米以上，远离海洋，位于地球亚热带纬度带及世界屋脊青藏高原的腹地。空气稀薄，其密度为719克/立方米，气压低，仅为549毫克；氧气少，含氧166克/立方米，相当于海平面的59%；沸点为84℃。太阳辐射强，日照时间长，全年可达2850～3200小时。年平均气温为-1℃ ～4℃，最暖月平均气温2℃ ～5.5℃，冬季极端最低气温达-41.2℃，夏季极端最高气温在20℃左右，年降水量100～150毫米。据时人记载，西藏“西北部地势高峻，复以冈底斯山之隔绝，信风被阻，因而气候干燥，雨水稀少，全年夜间温度常在冰点以下，荒山穷谷，阒无居人，土地荒凉，植物绝鲜。惟满地产盐，日光照之，皑然夺目。东南部雅鲁藏布江流域，天时较易，雨泽亦多。而印度河与雅鲁藏布江之水源，亦皆于季风所施之夏雨也”。王我师《藏炉总记》也载：“再观正北之要隘，皆通准噶之要路，所喜冬则积雪难行，夏则水草维艰，复多瘴疠。”

藏北高原地区恶劣的气候条件显然是不适宜人类生产生活的。纵观17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该地区城市数量较少，有记载的仅12城，远少于东、南部地区的数十城，许多地方甚至是无人区，而阿里地区仅有5城，这5座城市的发展也受到当地气候条件的制约，如光绪三十二年，藏地西北城市噶大克开为商埠，夏季对印度贸易颇盛，但由于藏北冬季大雪封山，所以冬季“甚为寂寥”。

（2）温暖湿润的藏东南谷地。

优越的气候条件为农业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使人类拥有了更多的剩余农产品，更多的农产品的出现促使部分人脱离了农业生产从事非农工作，而城市逐渐成为这些人的集中居住地。因此，世界上各文明起源地的早期城市，大都出现在气候温和湿润的地区。以中国早期城市为例，长安、洛阳、临淄、蓟、宛等城市，几乎无一例外位于温带，气候温暖湿润，为人类生产生活提供了必要条件。17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中国主要城市也大都处于自然气候良好的地区。如西安，位于北纬33°39′～34°45′之间，属于暖温带半湿润的季风气候，气候温暖湿润，年均气温13.6℃，年温差为26℃；杭州，位于北纬29°11′～30°33′之间，处于亚热带季风区，年平均气温介于13℃ ～20℃之间；兰州，位于北纬35°5′～38°之间，地处黄河上游，属中温带大陆性气候，年平均降水量360毫米，年平均气温9.3℃。

与藏北高原的高寒不同，藏东南由于受印度洋暖湿气流的影响，气候温暖湿润、多雨，年均气温8℃，最低气温零下16℃，最高月均气温16℃以上。清人称：西藏“东南部雅鲁藏布江流域，天时较易，雨泽亦多。而印度河与雅鲁藏布江之水源，亦皆于季风所施之夏雨也”。西藏首府拉萨位于拉萨河冲积平原，“其地冬虽寒而不凛冽，夏虽暑而不熏蒸”。康熙时，焦应旂在《藏程纪略》中称：拉萨“山水环秀，土田沃衍，树木浓荫，民居稠密。且风和日暖，严冬之际，冰雪不凝，洵塞域之别有天地也”。昌都也气候温和，宜于种植农作物，城市经济繁荣。由此可知，藏东南与藏北相较而言，自然气候条件更宜于人类生产、生活。纵观清至民国时期西藏的主要城市如拉萨、昌都、日喀则、江孜等，都位于藏东南。

西藏的气候类型和特点对于西藏城市的分布产生了重要的作用，主要城市多分布在藏南谷地和藏东横断山区，广大的藏北和阿里地区因气候恶劣，人烟稀少，故而城镇甚少。

气候类型和特点制约着西藏城市的规模。

由于高海拔的地理位置和恶劣的自然条件，西藏经济长期发展缓慢，农业经济极不发达，牧草地占全西藏总面积的50%以上，故西藏人民长期以游牧经济为主，而游牧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一家一户分散居住，逐水草而居，居无定所，因而对于人口的聚集和城市的形成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

寒冷气候对西藏地区的人口规模也有极大的影响，历史上西藏的人口特征在较长时期内呈现出低增长特点。

西藏社会的特征是“低生育率、高死亡率、低增长或负增长”。由于青藏高原地区空气稀薄，气压低，含氧量少，太阳辐射强，日照时间长，气温偏低，日夜温差大，不利于人类生存，严重影响着人口的再生产，加之医疗条件差，人均寿命较低；西藏喇嘛教盛行，占人口相当比例的僧侣不参与人口生产，故而西藏总人口长期保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据不完全统计，清代民国时期西藏全部人口为100万～160万人。1953年，据估算西藏人口约为1273969。由于西藏人口总量较少，增长幅度较小，由此也严重影响到城市的发展规模和发展潜力。

（二）民族与宗教：西藏城市形成与发展的人文环境

在西藏地区城市文明起源和发展过程中，藏族的社会形态和生产形态，以及宗教都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对于西藏的城市空间分布、城市规模大小、城市管理方式都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1．藏族的社会形态和生产、生活方式对城市的影响

城市是人类文明的产物，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社会出现大分工，阶级形成，社会分化，国家产生，由此推动聚落向城市转型。城市的形成需要两个必要基础条件：一是供养一定规模非农业人口所需的农业要有较大的发展，能为非农业人口提供足够的生活资料；二是长时期的定居生活方式的形成。

西藏高海拔的自然地理条件，对经济结构的形成产生了直接的影响，西藏经济主要由农业和畜牧业两部分组成，大体上是农业生产约占1/4，主要集中在雅鲁藏布江流域的河谷地带、藏南谷地；畜牧业生产占3/4，主要集中在藏北高原与阿里地区，这是西藏最大的牧业区，它有着广阔的天然牧场；藏东山谷地区，多为农林牧兼有的半农半牧区。民国时人称：“西藏多山，土人生活，以牧畜为主，亦有农田，惟面积不及全境之十分之一，且多集中寺庙及世家手中。”这就使得逐水草而居成为大部分西藏地区人民的日常选择。游牧的生产、生活方式限制了定居人口的增加，制约了城市规模的扩大，从而影响到整个西藏地区城市发展的历史进程。

一方面，西藏地区自然地理环境决定了其农牧结合，广大地区不适合农耕的生产方式，使得西藏人民自古以来过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这两方面互相作用，又加剧了民族因素对西藏城市发展的制约。

另一方面，西藏地区自元以后一直处于政教合一制度下，藏传佛教盛行，僧侣数量甚多，故而大多数剩余产品被寺院及贵族剥夺，妨碍了扩大再生产。西藏的土地所有制可分为三种：一是官府占有的土地，藏语叫“谿卡”。二是贵族占有的土地，西藏的一部分庄园由世袭贵族经营管理，藏语叫做“该谿”。三是寺院占有的土地，藏语称之为“却谿”。牧场也是类似的占有制度。

西藏政府、贵族和寺院三大领主凭借其占有的土地、牧场等生产资料和对西藏人民实行不完全人身占有，通过地租和高利贷等多种形式进行残酷的剥削。掠夺人民而来的财富也多被挥霍殆尽，较少用于扩大再生产，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人口增殖慢，社会财富积累少，由此限制了城市的发展。

2．宗教对西藏地区城市发展与分布的影响

西藏的本土宗教是本教，分为原始本教和雍仲本教两个主要教派，西藏高原在早期处于各部落分割独治、不相统率的状态，反映在本教教义中就是把世界视为许多相联系的“方格”，每一个方格象征一个部落。这些方格又分三层，以代表天上、地上、地下，为部落的神、人、魔鬼所居。

从公元7世纪印度佛教传入吐蕃以后，本教和佛教在互相排斥斗争的同时，又各自吸纳了对方的部分内容，印度佛教吸收了本教的内容，也使其能够更深入地根植于西藏社会并逐渐发展成为现在的藏传佛教，影响了西藏地区的发展。

有清以来，藏传佛教在西藏取得空前的支配地位，在固始汗、四世班禅、五世达赖的统治下，逐步建立并巩固了政教合一的甘丹颇章政权，形成僧俗两套统治系统：一是由僧官系统，借鉴八思巴设置的“十三种侍从官员”制，演变成活佛的拉章制度；二是沿用明代委派宗、谿官员制，设立以“第悉”为首的俗官系统。政教合一制度的确立，使宗教势力空前膨胀，并对城市发展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第一，西藏地区强大的宗教势力剥夺了大量的人口、财产，形成了以宗教为依托的农奴制度，影响着西藏地区城市的形成和发展。

一方面，寺院占有了大量的人口，较高的僧俗比例一直是制约西藏城市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据记载乾隆二年，造理藩院入一统志，达赖喇嘛在布达拉宫，共辖大城池68处、百姓121438户、寺庙3150座、喇嘛302560余名。班禅额尔德尼在扎什伦布寺内居住，管辖寺庙327座、喇嘛13671名、百姓6752户。1733年，西藏寺庙数已达3584座，光达赖、班禅系统僧侣总数已达356230人，占当时总人口的38%左右。至西藏和平解放时，共有寺庙2711座，喇嘛达11.4万人，约占总人口的10%。

另一方面，大量的财富也从民间流向寺院，干扰了西藏城市经济的正常运行。西藏寺院大量占有和消耗生产生活资料，从而成为抑制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严重干扰了社会再生产的进行与城市的发展。以1733年统计为例，平均260名西藏人就要修筑和供养1座寺院，每2.6人就要供养1名僧人，过度发展的宗教势力已大大超出了西藏的经济社会与人口的承载能力。到西藏和平解放时，寺院占有土地约达118.5万克（1克土地约合1市亩），约为西藏耕地的39%，寺院还占有约30%的牧场和牲畜。然而，绝大部分产品被消费或用做寺院的装饰品，只有一小部分被用来维持简单的再生产，很少用于或根本没有用于扩大再生产。

第二，宗教因素影响着西藏城市的空间分布。

西藏镇魔图是独具西藏特色的地图，相传是公元7世纪吐蕃时代修建的镇肢、再镇肢等十二镇魔神庙图，也就是今天在西藏各地广为流传的——西藏镇魔图。唐卡中的女魔呈头东脚西仰卧状，其心脏在西藏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首府拉萨。在布达拉红山上修建王宫，镇住女魔心骨，尼泊尔尺尊公主根据文成公主的推算，以山羊驮土，填平卧塘湖，并在其上修建了大昭寺，供奉神像，镇住女魔心骨。为了进一步镇住魔女，在当时吐蕃王朝的四大重镇卫藏四茹（四个行政区划），分别修建四大镇寺，称为镇边四大寺，又称镇肢寺。在女魔左肩的约茹修建昌珠寺（今山南地区乃东县昌珠区），寺庙建筑宏大。女魔右肩当时为伍茹，上建嘎采寺（今拉萨以东墨竹工卡县的秀绒河与马曲河汇合处的马曲河东岸）。女魔的双足处是叶茹及茹拉，也分别建寺（今属日喀则地区）。后来在女魔关节处又修建了四大镇节寺，或称再镇边四寺。后又再修建四大镇翼寺：位于女魔左右掌心及左右足心处。

从“西藏镇魔图”的寺院位置来看，女魔罗刹的身体呈头东脚西仰卧状，其心脏刚好是西藏政治、经济、宗教和文化的中心拉萨。整体来看这幅具有神秘色彩的地图，构图巧妙，安排合理，并将藏民族起源和发展的古老神话传说与中原汉民族阴阳八卦的风水堪舆理论相结合，将宗教崇拜与政权扩张的历史进行了有机的统一。镇魔图所描述的地理范围不仅包括了吐蕃时期的卫藏四茹，而且部分超出了现在的行政区划，西到拉达克（今西藏阿里地区边界），南抵不丹国境内，东到四川和青海藏区，北达藏北，反映了吐蕃统治地域范围的扩张，也体现了中古时期宗教因素已经成为吐蕃权力扩张过程中的核心，并影响到西藏地区的城镇空间分布。

第三，从城市内部空间布局结构来看，不论是否在城市的中心地区，宗教场所始终是藏民心中的圣地，是其一切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的重心所在。

西藏的首位城市拉萨更是极具代表性。清代拉萨城沿吐蕃都城之制，有峻宇高墙，无城垣环绕，东西七八里，南北三四里，东至敏珠桥，南至惹木钦，西邻布达拉宫，北达雄卡林卡。全城形成以布达拉宫为重心，大昭寺为中心点的椭圆形开放式城市格局。拉萨城背负布达拉山，布达拉宫高踞山巅，重累十三层，达赖喇嘛驻锡此寺，僧徒以万计。经过清代到民国300余年间不断改建扩建，成为藏区政教统治最高象征。大昭寺位于城区中心，为万民朝拜之地，每日人流环绕，万头攒动。大昭寺四周分布旅店、住宅、商店、寺庙等建筑，由此而形成八廓街，为内地汉族商人、尼泊尔商人和回族商人以及藏族手工业者的聚集地。

第四，不少城市因寺而建，因寺而兴。

昌都是一个因寺而建、因寺而兴的典型。昌都城市的形成和发展与寺院的发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正是由于藏传佛教格鲁派高僧麦·协绕松布在1444年主持修建了强巴林寺，才使得昌都发展成为康藏地区政教体系的中心，雍正八年（1730），清政府以强巴林寺为中心向四周扩展，并在两河交汇处的台地上修建了一座土城。民国时期昌都地区城市格局基本定型，呈现出“往往有一部落，即有一寺庙，而此寺庙，即为该族人民聚集之中心。天幕连延，环寺而居，商贾骈集，交易货物，又俨以寺庙为市肆”。

日喀则城的建立与宗教因素也是不可分割的。“永乐中，黄教徒根敦珠巴建大寺曰扎什伦布，壮丽亚于拉萨，历世班禅于此焚修……扎什伦布原名赛而，一曰日喀资，资或作则，今以扎什伦布庙名其地。庙在邑西二里都布山，班禅所居”。到清代，“康熙五十二年，敕封为班禅额尔德尼，赐金册印。（扎什伦布寺）庙内楼房三千余间，金银塔、金银铜玉佛像无数。有喇嘛五千余人，所属小庙五十一处，共喇嘛四千余人，庄屯十六处，部落十余处，为藏地之首庙”。

日喀则地区的夏鲁，距日喀则30多公里，位于从日喀则到江孜的道路一侧的山口内。夏鲁的发展更是与宗教因素密不可分，始建于1087年的夏鲁寺即坐落在城西，占全城面积的1/3。

第五，以宗教为核心的城市发展模式，促进了城市公共空间的扩大。

喇嘛教著名的宗教仪式，如晒佛、转经、转山以及各种朝圣活动，带来教徒的聚集，人口的流动性增加，原本较为固定的生活区域被打破，暂时性突破了农奴主庄园的范围。

西藏的寺庙中，最主要的法事活动，是每年藏历一月三日至二十五日的传召大会，规模宏大，内容繁多，影响很大，是西藏寺庙法会与节日之首。藏语称为“莫朗钦茂”。二月十五日为传召小会。二月三十日是“赛宝会”，届时各寺僧及贵族、官员等，手持各种宝贝珍玩在布达拉宫前展示表演，最后从小昭寺返回大昭寺。四月十五日为“莎噶达瓦”节，纪念释迦牟尼诞辰与圆寂。六月十五日至七月三十日为哲蚌寺雪顿节，七月八日哲蚌寺还有“龙崩节”，允许广大僧俗民众前来大经堂朝拜第三、四世达赖喇嘛的灵塔。十月二十五日为燃灯节，纪念宗喀巴成道。十二月二十九日是驱鬼节，各寺举行跳神活动，以布达拉宫最为盛大，以祈来年丰顺。

这些宗教节日为藏族民众提供了众多的聚集时空，“每年秋收后或结队朝山，或聚资诵经，或往柳林观剧，或往郊外赛马，至于平时，遇有喜庆及迎神赛会，男女老幼，皆盛服参加，大啖大饮，夜以继昼”，大规模的人流聚集，又超出了平日生产劳动、生活起居的固定场所，从一定程度上讲，扩大了西藏地区城市的公共空间。

二 早期文明与城市聚落的形成

城市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因而文明的发展对于城市十分重要。但由于地理环境的封闭性，人们对西藏地区的历史了解仍十分有限，上溯西藏早期的文明，则知之更少了。早在清中后期，外国学者就对西藏早期文明进行了一定探索，但是具有很强的局限性，并未深入探讨研究。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考古工作者陆续开展了对西藏这一神秘地区的考古勘探，填补了对这一地区很多的认识空白，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考古发掘，证明早在旧石器时代西藏人的先祖就在这一神秘、高寒、广袤的地区生产、生活。

（一）西藏地区早期文明的起源

西藏城市的形成与发展经历了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这个过程与西藏早期文明的发展相一致。西藏早期文明主要经历了三个时期，即旧石器时期、新石器时期和早期金属时代。早在距今5万～1万年间的旧石器时期，西藏境内就出现了早期人类活动踪迹，这些活动在西藏的早期人类，开始使用石制工具。约1万年前，西藏进入新石器时代，农、牧业有了一定的发展，从而为早期聚落的形成创造了条件。大约在公元前1000年，西藏开始进入早期金属时代，农业生产开始起步，随着生产工具的改变，农、牧业有较大发展，社会分工扩大，阶级发生分化，国家开始出现，居民聚居点增多和扩大，一种有别于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的聚落——堡寨出现，而堡寨的发展，则为西藏城市的形成提供了必要的前提和基础。

1．旧石器时期

西藏高原的旧石器时代文化属于旧大陆（欧、亚、非三洲）以砍砸器、刮削器为主的东方文化传统，其中既有与华北黄河流域、西南地区云贵高原相同的因素，也存在与印巴次大陆北部、中亚以及东欧的旧石器中期、晚期的某些文化以及东南亚旧石器文化相关的因素。最早年代为距今2.4万年，其下限推断为距今1万年前后。据现有考古发现，西藏地区可能为旧石器采集点主要有8处：定日县的苏热，申扎县的珠洛、多格则，日土县的扎布，班戈县的各听，吉隆县的哈东淌和却得淌等。这些地方主要分布在唐古拉山脉以及南至喜马拉雅山脉以北的西藏中、西部广阔区域内，海拔高度4000～4830米，气候干冷。目前采集到的西藏的旧石器有刮削器、尖状器等种类，多用石片打制而成。可见，此时期西藏的古人类已经懂得运用工具。这些地方采集的石器本身的形制、制造技术以及同周围地区旧石器的特征进行比较的结果表明，这些石器基本上是属于旧石器时代中期和晚期的文化遗物，距今2.4万～1万年之间。在世界范围内如此高海拔的地区发现多个旧石器遗址是比较罕见的。西藏旧石器遗存的发现，说明更新世的自然条件远比当今优越，适于远古人类的生存。这些考古发现说明了早在旧石器时期西藏地区就已经有古人类活动。但是还没有更多的考古发现表明此一时期西藏地区的古人类已经进行农业生产，更不要说有剩余农产品了。由于这一时期，西藏的古人类人数少，活动范围小，生产力落后，因而此一时期西藏地区不可能有城市聚落出现。

2．新石器时期

迄今为止，西藏发现的属于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和地点已多达50余处，其中包括细石器地点28处，距今10000～3000年。从目前发现的西藏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具有典型代表性的人类定居遗迹主要有昌都卡若文化遗址和拉萨曲贡文化遗址。考古工作者在这些遗址中发掘出许多石质工具，由此证明了在远古时期藏东河谷区和藏中拉萨河谷一带就有原始人类在此生产劳作，繁衍生息。经过长期的发展，农业已经成为当时西藏的一个重要生产部门。

卡若文化是属于新石器时代的文化，至今已有5000～4500年的历史。卡若遗址位于西藏昌都以南12公里，在澜沧江与卡若水相汇的三角形二级台地上，海拔高度3100米。1978～1979年由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主持发掘的西藏昌都卡若新石器时代遗址，是西藏境内进行的第一次科学的田野发掘，这次西藏高原上进行的考古发掘为研究西藏地区古文明的起源，提供了新的证据。卡若遗址面积大约1万平方米，考古工作者先后经过了两次发掘，发掘的总面积达1800平方米，为总面积的20%左右，两次发掘出土了大量的石制生产工具和骨制工具，其中石制工具为7968件，骨制工具为366件，工具的种类有石锹、石铲、石斧、锨头、犁、矛头、箭、镰刀、劈刀、打制工具等，其中有相当数量的细石器、磨制石器。出土的许多动物骨头和骨器造型别致，做工精细，有些骨针仅24毫米，针眼完好无损。从所发掘的实物来看，卡若村落古人的主要生活来源是农业，附带进行狩猎活动。此外，两次发掘共获房屋遗址28座，此地已经形成早期的聚落，但由于发掘的面积有限，还难以判断其聚落的范围。

曲贡文化遗址位于拉萨北郊娘热山沟曲贡村，其村正处于拉萨河谷，自然条件较好。1990～1992年，考古工作者先后对曲贡文化遗址和墓地进行了三次发掘，均有重大发现。曲贡文化遗址年代下限为公元前1500年上下，上限为不晚于公元前1750年，年代跨度在距今3500～3750年之间，略晚于卡诺文化。曲贡文化遗址发现有大量的石制工具，如砍伐类石器，可用于砍伐灌木丛，开垦河谷地带的土地；还有不少切割类的石器，可以用于谷物的收割。此外还出土了绵羊、牦牛和狗的遗骸，充分说明了当时家畜饲养的存在，这表明曲贡人已经有了以农耕为主、畜牧为辅的经济生活传统。过去多根据《卫藏通志》记载：认为公元2～3世纪雅鲁藏布江河谷地带才开始出现农耕文化，主要栽培作物为青稞等，但据对曲贡文化遗址的调查和发掘，证实了西藏雪域农耕文化的出现，不会晚于距今4000年前。

从20世纪后期以来，考古工作者还在西藏高原的西部和北部的阿里、那曲地区，以及雅鲁藏布江上游，发现了多处新石器遗址，这些地区的先民则以捕猎群居食草类动物为生，也使用陶器和骨质工具，活动范围较大。由此可见，在新石器时代西藏的人类活动就有了一定的分化：生活在西藏东部和中南部的早期人类，因自然条件较优越，故农业、牧业都有显著的发展，从而在河谷地带建立了若干有一定规模的农业聚落；而生活在西藏高原西北部的早期人类主要从事捕猎和畜牧业，逐水草而居是此时的生活状态。

城市聚落，作为人类文明的一种特殊的组织结构“首先出现于一些大河流域：尼罗河、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印度河、黄河。凡有条件从事初步的农业畜牧业的地方，就会有村庄存在”。目前已知的中国早期城址：河南省淮阳县平粮台古城址、河南省登封县王城岗古址、山东省章丘县城子崖遗址、河南省安阳市后岗古城址等古城遗址都分布在黄河中下游地区，湖南城头山遗址、四川宝墩古城、鱼凫古城等则分布在长江流域，而黄河中下游地区和长江流域地区是中国农业开发最早的地区，在新石器早期锄耕农业就出现了。西藏同样遵循了这个规律，生活在藏东南部的先民由于较优越的地理位置，则最先形成了农业文明，出现早期的聚落。20世纪后期以来西藏先后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达十余处。这些新石器遗址的出土文物表明，西藏高原先民已经学会了种植耐旱作物，制作陶器、饲养家畜，建造泥石房屋，过着相对定居的生活。如卡诺遗址就发现了房屋、道路、窑穴、灶台等遗迹十余处。其中，居住建筑形式非常引人注意，“在平面型式、结构构造、柱洞基础、墙身砌筑、地坪防潮、遗址选择等方面，都反映了卡若原始文化具有较高的营建水平。其中聚落规模之大，建筑遗构的完整，房屋种类的丰富，叠层关系的清晰，是我国内地自中原仰韶文化以来，少数民族边疆地区的首次重要发现”。除此之外，还出土了猪、羚、狍、牛、马鹿、藏原羊、青羊、獐、鼠、兔等动物骨骼，农作物品种还有粟米。西藏雅鲁藏布江中下游和拉萨河、年楚河沿岸，地势相对平缓，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土地肥沃，灌溉条件相对良好，适于农业发展，所以在这些地方出现了西藏最早的农耕文明。西藏所发现的数量较多的新石器时代遗址表明，此一时期西藏地区的人类已经进行农业生产活动，而农业生产活动为聚落的形成和早期城市的产生奠定了一定的物质基础。

3．早期金属时期

公元前1000～600年，西藏进入早期金属时期。此时期的文化主要代表为分布于藏北高原和西藏中部的村落遗址、石丘墓、大石遗迹和动物形纹饰，出土器物有青铜三棱镞、叶形铁镞等。在拉萨附近的曲贡遗址出土有少量的青铜器，例如在曲贡文化遗址的下层文化层中出土了一枚铜镞（长3.7厘米、宽1.4厘米、厚不及1毫米）。这枚铜镞是一件狩猎用具，呈形体端正扁平，叶形，短铤，左右对称，边锋微弧，刃缘锋利，表面带有铜锈。经用扫描电镜X射线能谱仪测定，显示铜镞为锡铜合金，铜镞系以铜锡合金铸造而成，原料为冶炼所得，不是自然铜。另外，考古工作者在曲贡遗址约300米外的一处石室墓地中出土了一件铁柄铜镜，镜柄为空心圆柱状铁柄，柄端有一扁环，与柄体连接成一倒“T”字形，柄体中部有一凸起的箍，镜面与柄不成水平，约有10度的夹角；镜背纹饰经过室内除锈处理，比较清晰，纹饰分成两个部分：位于中央的勾连涡云纹和鸟纹；靠近镜面边缘由数组勾连涡云纹组成的环带。此镜的铸造分两步完成，先期铸铁柄，然后再将铜镜与铁柄合铸成型，此种铸造方法充分表明曲贡人已掌握了较为成熟的冶铜铸造技术。对铜的利用是人类利用金属的第一个时代，从世界历史来看，从公元前4000年至公元初年，世界主要的文明地区都相继开始利用金属，但各个地区的青铜时代开始时期是不一致的，希腊、埃及始于公元前3000年以前，中国黄河流域始于公元前2000多年，而西藏则始于公元前1000年左右。西藏在进入青铜时代初期，所使用的青铜器具数量较少，生产和生活用具仍然以石器为主，进入中后期，比重才逐步增加。人类社会从石器时代进入金属时代，生产力发生了巨大的飞跃，以青铜器为主的金属工具取代石器工具，使农业和手工业的生产力水平提高，由此推动社会三大分工的出现，推动人类从原始社会进入到奴隶社会，也推动城市的兴起与发展。

另外，此一时期还出现了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即西藏早期人类还在广袤的高原上留下了很多岩画，“岩画作为一种原始语言的表现，也会有方言；但它不会像现代语言这样无法沟通。它是一种普遍性的语言，它能够为讲任何一种语言、使用任何一种文字的人们所阅读、所理解”。说明西藏文明此时期已发展到了一定高度，西藏已经开始步入文明阶段，因而伴随文明的产生，城市也开始出现。

（二）堡寨：西藏早期城市的雏形

在石器时代向金属时代过渡的时期，西藏原始社会因生产力的发展而出现分化，若干血缘相近的宗族、氏族的原始社会民众结合在一起而形成部落，各个部落一般都有较明确的地域、名称、方言、宗教信仰和习俗，有以氏族酋长和军事首领组成的部落议事会，部分部落还设最高首领。部落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口增加、迁徙，逐渐由一个部落分化为若干个部落；或者因通婚、战争、结盟等，几个部落合并组成一个新部落。西藏地区的部落经过漫长的发展、分化、组合，至公元前6世纪时，逐渐形成了大小不等的数十个部落联盟。在藏文史籍中将这些部落称为“小邦”，西藏历史进入了一个相当长的“小邦”时代。但关于这些部落的具体情况却缺乏明确的文献记载，而且还存在不同的说法，如有“十二小邦”或“二十五小邦”之说，甚至还有“四十小邦”之说。

石硕教授通过对历史文献的整理，考证出部分小邦的名称和位置，目前可考出地域的小邦大致有以下数个，参见表1-1。

从表1-1所列小邦来看，主要分布在西藏中南部的林芝、拉萨河、年楚河地区，在西藏北部牧区的只有象雄和亚松两个小邦。这是由于西藏中南部地区气候较温和，地势较平坦，农牧业较发达，较适合人类居住，故而聚集了较多的人口，形成了较多的小邦。

“小邦”其实就是一些分散的部落与氏族。每个“小邦”有着相对独立的军事管理体系，都会有部落酋长和军事首领，生活和居住在特定的地域内，也有自己的名称，互不统属。对这些小邦曾有这样的记载“小邦喜征战格斗，不分善恶是非，不给众生住地，居草原也不允许，惟依恃坚硬岩山，饮食不获，饥饿干渴，藏地众生极为艰苦”。“在各小邦境内，遍布着一个个寨”。这些堡寨都是统治者通过强制手段修建的，堡寨主要居住着“小邦”的“王”与“大臣”们。堡寨一般都修筑有城墙等坚固的防御工事，多位于易守难攻的高地。堡寨起初大都用于作战、屯驻等军事目的，但随着阶级的分化和社会分工的发展，堡寨聚集了越来越多的人口和经济要素，堡寨也逐渐发展成为宗教祭祀中心，这就为其后西藏城市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堡寨作为各个小邦统治中心，是不同于村庄聚落的早期城市雏形，也就是后来形成城市的基础。恩格斯曾指出：“用石墙，城楼，雉堞围绕着石造或砖造房屋的城市，已经成为部落或部落联盟的中心；这是建筑艺术上的巨大进步，同时也是危险增加和防御需要增加的标志。”原始社会晚期，人们出于防御需要，在一些聚落中“首次出现了以环形城垒围绕城市，最后则围绕以整齐叠砌石块的城郭”。这是彼此独立的带有军事防御功能的早期城市的雏形。“早期城市的形成大致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依靠经济力量来聚集人口，从而形成城市；一种是以政治、军事实体为基础，以法律的、宗教的、行政的或暴力的等强制性手段来实现人口的聚集。中国城市的产生不是依靠小村落等居民聚集点逐渐发展而来，而是各国统治者为建立政治中心、军事据点，运用强制性的手段来修城筑郭，聚集人口”。西藏地区城市的雏形显然不是由于经济因素所形成，而是由各“小邦”的统治阶层通过强制手段修建的堡寨，必定会通过强制手段聚集人口，由于西藏各邦之间，为了争夺人口、土地、生活和生产资源，长期爆发大大小小的战争，“小邦”的统治者及其家属的人身安全和私有财产随时都可能受到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威胁与挑战，因而他们必须修筑堡寨来加以保护。当“小邦”的统治集团及其家属长期脱离生产，居住在堡寨中，必然需要大量的各种人员为之提供服务，以保障他们享有舒服的生活和居住安全，因而他们也必然要运用政治特权和军事力量来聚集人口和各种经济要素。因此当堡寨建立后，开始作为小邦的统治中心，就必然形成聚集效应，聚集更多的财富和人口，由此进而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分工。围绕堡寨，农业和牧业得到一定的发展，同时手工业以及商业也开始在堡寨出现，堡寨除军事政治功能外，逐渐开始叠加经济功能。

在西藏小邦时代，生产力水平较低下，因而小邦之间为了争夺人口、财富和土地，经常发生战争，一些小邦在战争中被打败或被征服，实力雄厚的小邦则经过不断的战争而扩大势力范围，形成部落联盟。西藏历史从小邦时代进入到部落联盟时代，相继形成了象雄、苏毗、雅隆吐蕃等三大部落。而三大部落的发展，则为早期国家的建立和城市的形成创造了条件。

1．象雄部落联盟

象雄部落联盟是西藏地区出现较早，统治地域较辽阔，势力较强大的一个部落联盟，其联盟的首领开始称王。在西藏关于“十二小邦”的记载中就有象雄邦，因而其后出现的象雄部落联盟很可能是之前的“象雄”小邦，经过不断兼并和征服周边其他小邦之后而发展起来的一个部落联盟，并逐渐向奴隶制政权演变。

象雄部落联盟存在于公元前7～前4世纪，存在了数百年。象雄部落联盟被中原王朝称为羊同国，据《册府元龟》载：“大羊同国东接吐蕃，西接小羊同，北直于阗，东西千余里，胜兵八九万。”藏史《佛法铁注》载：“象雄与吐蕃，以后藏之卡日阿为界，藏西北大片地方皆为古象雄之辖区，苏毗部落最初活动地域在襄曲河流域（青海玉树及川北一带），后逐渐向拉萨河流域发展。”由于史料所限，象雄部落联盟势力范围的扩展过程已经很难考证。据史籍记载：象雄分为三个组成部分，即里象雄、中象雄、外象雄。里象雄据称位于“冈底斯山西面三个月路程之外的波斯、巴达先、巴拉一带”，可能即今天的印、巴交界的克什米尔及其以西一带；中象雄据称是以“琼隆银城”为中心，是象雄王国的都城所在地，可能在今冈底斯山附近一带，以古格、扎达盆地为其中心；外象雄的地理范围相当广阔，据称包括“三十九个部族和北嘉二十五族”，中心区域是所谓“穹保六峰山”，可能是今天藏北高原北部的广阔地区。象雄部落联盟后期，其文明已经相当发达，一是拥有自己独特的文字——象雄文，二是成为西藏本土宗教——本教的发源地，三是修筑了规模甚大的都城。

从2001年开始，四川大学与西藏文物局合作，对阿里地区噶尔县门士一带进行了两次田野考古，基本确认位于古鲁甲寺东侧曲那河两岸的遗址群应是古代象雄的重要聚落区，其中琼隆卡尔孜和琼隆卡尔东和“曲那则蚌”两处遗址可能为史传琼隆银城所在地。考古工作者在两地都发现了大型的防御性建筑、家庭居住建筑、公共建筑、宗教祭祀建筑、生活附属设施和墓葬群。据考证，琼隆银城遗址“位于一座四面陡峭的山丘顶部，三面环水，遗址分布总面积达8.6万平方米。遗址内发现密集的居住遗迹、古碉楼、防卫墙、暗道、祭坛等，共有120多组建筑，是一个居住和防御功能较完备的大型聚落性建筑群；在遗址内发现的生活用品和工具包括陶器残片、石磨盘、铁铠甲残片、铁蒺藜、铁镞、骨雕等，表明当时这一大型聚落居民众多、规模宏大”。琼隆银堡与早期的小邦堡寨相比，一是规模较前扩大，面积达8万多平方米，人口也众多；二是建有大型聚落建筑群；三是建有严密的、多样化的军事防御设施；四是有祭坛等宗教设施，其功能较小邦有很大的发展。

2．苏毗部落联盟

苏毗部落联盟的辖境也相当广阔，大致包括了唐古拉山南北的广大地区，即今青海玉树地区、藏北高原及川西北的一部分。苏毗部落联盟公元前的活动中心地域在襄曲河流域（今青海玉树及川西北一带）。随着联盟的扩展，其政治、军事和经济活动中心逐渐向几曲河（即拉萨河）流域发展。公元6世纪初，苏毗王赤邦苏在拉萨以北的彭波建立了统治据点，并将居于今拉萨河下游一带的达甲吾部落征服。自此，苏毗部落联盟达到空前的强大。苏毗部落联盟的核心区域雅鲁藏布江北岸自然地理条件较为优越，农牧业较为发达，因而国力强盛，有史料称：“苏毗一蕃，最近河北吐泽（浑）部落，数倍居人，盖是吐蕃举国强援，军粮兵马，半出其中。”由于苏毗部落联盟农牧业较发达，且对外交通较为方便，因而商贸也繁荣，苏毗“尤多盐，恒将盐向天竺兴贩，其利数倍”。由于经济的发展，人口增加，苏毗部落联盟的统治中心逐渐从堡寨向城市演变，苏毗王在“山上为城，方五六里，人有万家”，“其所居，皆起重屋，王至九层，国人至六层”。可见，到公元6世纪前期苏毗的统治中心已不再是规模较小，功能不全的堡寨，而是开始向城市演变，规模甚大，占地面积达“方五六里”，人口也“有万家”，男女达数万人，城市的政治、军事、经济功能都超过了堡寨。

3．雅隆吐蕃部落联盟

雅隆吐蕃部落在一些史书中通常称为“雅隆部落”，也有称之为“吐蕃”。雅隆吐蕃部落的区域主要在雅隆地区（藏南谷地）。“据藏史记载，大约公元前3世纪左右，聂赤赞普统一雅砻六部，作为第一个‘王’出现在藏族历史上”。其时，雅隆吐蕃部落通过一系列的征战兼并，逐渐将雅隆地区的各小邦征服，建立了以雅隆谷地为中心的西藏南部的最大部落联盟。西藏谚语云：“地方莫早于雅隆，国王莫早于聂赤赞普，宫殿莫早于雍布拉康。”多数藏文史书都把雅隆王统作为早期西藏历史的“正统”和主线，把该部落联盟第一代首领聂赤赞普降世看作西藏文明的开始。聂赤赞普以原来所在的“悉补野”部为核心，在雅隆地区诸多小邦的纷争中生存并强大起来，并用武力战胜了各小邦，建立了部落联盟，“聂赤赞普一上任雅隆部落的最高首领后，先是筑建雍布拉康、雍中拉孜和青瓦达孜等用于军政统治中心的城堡，然后开始对苏毗、努部等外族部落展开了扩张土地和掠夺财富的战争并使这些部落的人成为其属民”。而且此时的吐蕃部落已经出现了非常明显的阶级分化，并在赞普的继位上，已实行子承父位的世袭制。由于生产力发展，雅隆部落的社会分工也进一步加大，特别是畜牧业逐渐从农业中分离出来。农业和牧业的发展为部落联盟的强盛奠定了经济基础，也为城市的兴起创造了条件。聂赤赞普在山南泽当修建了雅隆部落的第一座王宫——“雍布拉康”。王室、大臣及大量的军队和奴仆都居住在雍布拉康及周围，在雍布拉康四周逐渐兴起若干村落，作为联盟统治中心的雍布拉康，与周围的村庄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雍布拉康统治着村庄，村庄从属于雍布拉康，广大牧民和农民臣服并服务于赞普和王室。因而雍布拉康作为统治据点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与周围的村庄相互依存，共同构成了聚落群。随着雅隆吐蕃部落的进一步强大，以雍布拉康为中心逐渐形成早期的城市。

在雅隆第八代赞普布德贡杰统治时期，雅隆部落联盟的生产力水平有了很大提高，手工业和农业技术都有较大的发展，有史料记载此一时期雅隆人“烧木为炭；炼矿石而为金、银、铜、铁；钻木为孔，制作犁及牛轭；开垦土地，引溪水灌溉；犁地耦耕；垦草原平滩而为田亩；于不能渡过的河上建造桥梁；由耕种而得谷物即始于此时”。《西藏王统记》也记载：“钻木为孔作轭犁，合牛轭开荒原，导汇湖水入沟渠，灌溉农田作种植。自斯以后，始有农事。”有研究者认为此一时期的“雅砻部落不仅有农业经济，更有发达的畜牧经济，其畜牧经济已从农业中分离出来，有专门从事畜牧业的人员”。生产力的发展，不仅推动了雅隆部落的强盛，而且促进了奴隶制政权的建立，为城市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继布德贡杰赞普之后，雅隆的政治中心转移到琼结地区，第九代赞普在琼结河边的山崖上建造了王陵青瓦达孜宫，在山下建造了新的聚落，该聚落成为匹播城的雏形，匹播城成为除雍布拉康外的另一个政权中枢。

历代雅隆赞普也都相继加大对匹播城的经营、建设，形成颇具规模的“青瓦六宫”王陵宫殿区，匹播城的人口规模也进一步扩大，手工业已经形成独立的生产部门，工匠已经成为独立的职业；商业贸易也有一定的发展，由此推动着匹播城逐渐向“城市”转变。匹播城与雍布拉康相比，其聚落形态更加完整，不仅政治、军事功能得到强化，而且也因手工业的发展，叠加了一定的经济功能，对于吐蕃王朝的建立和强大起了重要的作用。

公元6世纪末，在第30代赞普达布年塞执政时期，雅隆吐蕃部落在经济上又有了很大的进步。据史料记载，匹播城的商业贸易中已经出现了升、斗、秤等量具，而量具的出现是商业贸易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因而升、斗、秤等量具的出现充分说明雅隆吐蕃部落内部与外部的产品交换和商业贸易的频繁，也是商业从农牧业和手工业中分离出来的一个重要标志，明确表明雅隆部落社会的第三次产业分工已经初步完成。此时，以匹播城为代表的一批西藏城市已经完成了孕育期，开始形成比较完整意义上的城市。

西藏的部落联盟时期经历了几个世纪，象雄、雅隆和苏毗三大部落联盟长期势均力敌，但相互之间的矛盾、斗争、征战仍然持续不断。公元7世纪初，雅隆第32任赞普囊日论赞治理有方，国力强盛，其子松赞干布继位，进一步强化军队，平定内部叛乱，统一各部，并将都城迁至拉萨，建立了吐蕃奴隶制政权。之后，又先后降服周围的苏毗、多弥、白兰、党项、羊同等部，势力日益强盛，完成西藏的统一，西藏历史进入一个新的时期。

雅隆吐蕃部落之所以能在三大部落角逐中取胜，除了政治、军事等方面的原因外，另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雅隆吐蕃部落具有更发达的农牧业。雅隆吐蕃部落位于雅鲁藏布江中下游流域，这里地形开阔平坦，气候温暖湿润，雨量充沛，土质肥沃，沟渠纵横，是最宜于农耕的地区。其地“牧区与农田相接，沟通湖泊，以凹地池塘蓄水，以山中暗泉导流出山，灌溉土地”。“在以牧业生产方式为主导的社会中，由于部落和人口居住相对分散并且经常流动迁徙，故其社会的稳定性较差，相应的其政权组织与统治方式也多较为松弛。而在农耕为主的社会中，由于部落人口居住相对集中，生产关系密切，故其社会的整体性和稳定性较强，因而更有利于政权组织系统和赞普权力的发展”。雅隆吐蕃部落正是由于农业的兴起完成了生活方式由流动性较大的游牧生活向相对稳定的定居生活转变，从而实力加强，而吐蕃的都城拉萨的修筑对于吐蕃王朝的建立和最终完成统一西藏的重任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纵观中外城市发展历史，人类早期的生存繁衍首先是依靠对自然环境的最优选择来进行的，城市兴起的必需条件之一就是地理位置的优越和农业的发达，而雅隆吐蕃部落所在地区完全具备了发展城市的条件，换言之，雅隆河谷地区具有形成城市的基础条件。因此，与高寒的藏北地区相较而言，雅隆吐蕃部落的强大也是理所当然的，而随着吐蕃王朝统一西藏，西藏的文明和城市也由此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三 吐蕃王朝时期城市的兴衰

吐蕃王朝时期，是西藏城市发展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时期，正是在这个时期，西藏城市才完成了从堡寨向城市过渡，比较完整意义上的城市才开始形成。西藏城市文明出现得甚早，大约在公元前1000年前随着西藏社会从石器时代向金属时代过渡，生产力出现较大发展，部落形成，阶级分化，早期聚落出现，并逐渐演化成城市雏形的堡寨。堡寨的发展经历了相当长的时期，直到吐蕃王朝的建立才发生质的变化。公元6世纪，雅隆悉补野部的朗日松赞灭掉了雅隆部落北部最大的部落苏毗，完成了统一雅鲁藏布江南北的业绩。公元7世纪初，松赞干布统一了青藏高原，藏族社会进入了奴隶社会的鼎盛时期。此一时期，西藏城市也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拉萨城崛起，成为西藏政治、军事、宗教和经济中心，布达拉宫、大昭寺、小昭寺的建设初步奠定了拉萨城市的基本格局，其影响达千年。由于西藏统一政权的建立，对于西藏各地城市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同时佛教的传入，对城市发展的作用日益凸显，寺庙建设推动城市的发展成为此时期西藏城市发展的重要特征，并影响深远。

（一）拉萨城市的建立

公元7世纪初，松赞干布征服山南及其邻近列国，兼并象雄，统一西藏，建立了西藏历史上第一个国家政权——吐蕃王朝。吐蕃王朝雄踞我国西南、西北广大地区，“其地东与松、茂、隽接，南极婆罗门，西取四镇，北抵突厥，幅员万里，汉魏诸戎所无也”。公元633年，为更有效地管理新政权，松赞干布将统治中心由偏南部的琼结迁到位于吐蕃心脏地带的拉萨河谷，“率左右，渐临布达拉宫，乃于此修建王宫”。“其人或随畜牧，而不常厥居，然颇有城郭。其国都城号为逻些城。屋皆平头，高者至数十尺。贵人处于大氈帐，名为拂庐”。此时的拉萨已然是吐蕃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纵观中国城市发展的历史，早期城市大都孕育于河谷平原地区。如长安位于关中平原，洛阳位于华北平原，成都位于成都平原。平原地区气候温和湿润，土地肥沃，地形平坦，为人类生产生活提供了必要条件。拉萨的城市发展也未背离此规律，拉萨之所以成为西藏的中心城市也是与其自然地理环境和社会经济的发展有着直接的关系。

1．发达的农牧业为拉萨城市的形成奠定了经济基础

拉萨是西藏历史上开发较早的地区，早在部落时期农牧业就已经较为发达。拉萨地处拉萨河畔，交通便利、水源充足、气候温和，土壤肥沃，为农业和畜牧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该区自然资源十分丰富，对人们生活和经济发展十分有利。这里较早就使用了牛耕，并发展水利，在西藏发展史上具有领先地位。据记载拉萨的农田水利较为发达，“渟菅坡地之水以作池”。另外，畜牧业也十分兴盛，畜牧技术较为先进，牧人可以“将公母野牦牛驯养为公母牦牛，将公母山羊养成绵羊，将公母狼驯养为犬，驯养畜类已包括牛、黄牛、犏牛、骡、马、驴、山羊、绵羊、骆驼、猪，犬等”。吐蕃王朝时期，拉萨平原和雅鲁藏布江一带已是牛羊遍野，农田成片，人口众多，商业繁荣。据载，在6世纪末，西藏境内人口已达85万～90万。西藏农业发展的另一个标志是耕牛的使用，与人力相比，耕牛力气更大，速度更快，一方面提高了农业劳动效率，另一方面促进了畜牧业的发展。畜牧业的进步，特别是不同畜种杂交技术的出现和发展，使藏民可以培育出犏牛、骡子等优良的杂交牲畜。“人们开始储存山地草类以供冬春之需，犏牛是农耕的主要畜力”。耕作技术上更是出现了二牛抬杠的犁耕法，使农业生产力有了很大进步。其时拉萨的农民“钻木为孔作轭犁，二牛轭开荒原，导汇湖水入沟渠，灌溉农田作种植”。农业技术的发展，推动耕地的扩大，故而拉萨河谷农田弥望，阡陌纵横。农产品也开始丰富起来，有小麦、青稞、荞麦、粟米、蔻豆等。畜牧业方面，秋冬季有固定牧场，春夏两季仍逐水草而居，不再搞单纯游牧。因而畜牧业生产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畜牧种类日益增多。发达的农牧业为城市的产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是城市发展的必要条件。

2．便利的交通和手工业的发展成为拉萨城市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拉萨位于雅鲁藏布江支流拉萨河北岸，处河谷地带，水陆交通便利，有利于控制北方、东方的苏毗和诸羌。同时，与吐谷浑、南诏、唐王朝都有频繁的经济往来，贸易形式多样化，包括朝贡、馈赠交换、使团商贸、互市等，将各地物资汇集拉萨，并通过拉萨转往西藏各地。此时的拉萨担当着对外交流沟通的重要枢纽功能。

拉萨的手工业在这个时期也有很大的发展，冶铁业的发展和铁制工具的制造、使用是其最显著的特征，拉萨工匠所造铁制农具坚硬、锋利，远胜铜器、青铜器，和木石用具相比具有更大的优势。铁农具的使用，特别是犁的使用，为农民大面积的开垦荒地提供了技术条件，也使广阔的森林地区的开发成为可能。它给手工业工人“提供了一种其坚固和锐利非石头或当时所知道的其他金属所能抵挡的工具”。

3．优越的战略位置成为吐蕃王朝选址拉萨的重要原因

拉萨北有念青唐古拉山为屏障，东连娘波、工布等地，西邻羊同，南面依托雅隆河谷，位置适中，布达拉山、药王山、磨盘山环绕，地势险要，可攻可守、水草丰盛，军事防御功能尽显。同时，定都拉萨使松赞干布牢牢地控制了雅鲁藏布江流域，特别是开拓了雅鲁藏布江以北地区。优越的战略地位便于吐蕃对外用兵和开辟对外交通，也有利于拉萨与各区域间的经济文化交流。由此可知优越的战略位置对拉萨城市的发展影响甚大。

综上所述，吐蕃时期的城市已经与部落时代的堡寨有明显区别了，不再仅仅考虑军事功能与原始宗教因素。拉萨的定都更多是因为其农牧业发达，地理位置优越，水源充足，交通便利，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二）吐蕃时期拉萨城市功能的不断完善

吐蕃时期的拉萨城市已不同于部落时期的堡寨，不仅城市规模较前扩大，而且城市功能更加完善。

1．政治军事中心功能

松赞干布迁都拉萨后，在拉萨兴建宫殿、寺庙、民房，修道路，改道河流等。根据《西藏王统记》等史书记载，迁都后的第一个大规模修建工程，就是在拉萨河谷平原中心三座崛起的峰峦中最高的红山上建造了举世瞩目的布达拉宫。布达拉宫始建于公元632年，起基于红山山腰，依山而建。布达拉宫的修建，象征着拉萨作为吐蕃王朝的政治中心地位的确立。

同时，布达拉宫延续了小邦时期堡寨建筑的军事防御功能，以进一步巩固政权和加强安全。据《西藏王统记》载，吐蕃时的布达拉宫“论其威严，则等同罗刹城邑，楞伽步山，诸宫室顶，竖立刀枪剑矛。每十长矛，悬挂红旗，而以彩绫连系之；论其坚固，设有强邻寇境，仅以五人则可守护。又南方城垣，掘有城壕，深约十排，上铺木板，再上铺以火砖，砖上反纵一马，即有十马奔腾之声”。根据以上记述，布达拉宫修筑有坚固的城堡和深沟等防御工事，居高临下，易守难攻，大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险。布达拉宫的整体建筑风格与同一时期的唐朝都城长安的皇宫有巨大的区别，是在藏族传统的石木结构碉楼形式基础上提升，同时还修建有女墙、箭垛、墙缘、响铃、壕沟等防御设施。

2．宗教中心功能

建都后，随着吐蕃王松赞干布和唐朝文成公主及尼泊尔尺尊公主在拉萨联姻，两位公主的到来使得佛教在西藏地区传播开来，应运而生的就是寺庙的修建，而其中则以大昭寺和小昭寺为代表。大昭寺对吐蕃时期拉萨城市发展的影响不言而喻，如藏语“山羊”称为“惹”、“土”称为“萨”，传说大昭寺是山羊背土填湖建造，所以就称大昭寺为“惹萨”,“惹萨”演变为“逻些”又演变出拉萨。到大昭寺朝拜的人们便把大昭寺视为这座都城的象征，人们也就把这座都城称为拉萨。由此可见大昭寺在拉萨城市早期形成阶段起到了重要作用。

3．经济贸易中心功能

拉萨在定都之前，农牧经济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随着唐蕃联姻和多方面的往来，大量汉族手工业技术传入吐蕃，“因请蚕种及造酒、碾、铠、纸、墨之匠并许焉”。吐蕃手工业在冶金、纺织、建筑、制陶、酿酒、采集和加工药材方面都取得了较大的发展，拉萨已经成了吐蕃王朝的经济重心所在。同时，拉萨贸易活动也很频繁且形式多样，包括朝贡与馈赠交换，互市贸易等形式，如“吐蕃使论乞缕勃藏来献德宗皇帝山陵金银、衣服、牛马等，成于太极殿庭”。公元822年，“吐蕃遣使论赞等来朝，并进马六十匹，羊二百口，及银器玉带等”。史载“蕃人嗜乳酪，不得茶，则困以病”。因此吐蕃与唐王朝的“茶马”互市得以形成。内地销往吐蕃的商品除茶之外，还有纸、佛经、墨、绞锦、弓箭等及其他货物，由吐蕃销往内地的货物主要有马、绵羊、牛、察香、牦牛尾、独峰驼、蜂蜜、藏地纺织品、盐、硼砂、药材、玉石、宝石及沙金和银等。繁荣的商贸带动了拉萨城市的进一步发展。“各种贸易形式，最终也是物资与信息汇聚于拉萨。并从拉萨传到各地……到祖德赞时，在大小昭寺之间带形成了繁华的绸布市场，各地商人都到这经商”。

吐蕃时期，以拉萨为主的西藏城市有较大的发展，并呈现如下特点。

第一，农牧业的发展是城市兴起的基础。吐蕃社会是以农牧业为基础的，这一点在雅隆部落时期由牧业向农牧业转移就已经初露端倪，而迁都拉萨河谷，是其河谷农牧业发达原因之一。吐蕃曾设专职管理农业，由田官负责整个河谷地区的农业。此一时期西藏主要城市都集中在雅鲁藏布江中下游的谷地地区。

第二，城市军事功能仍然突出。拉萨之所以成为都城，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其军事战略位置突出，因而拉萨城的修筑十分突出军事功能。拉萨城市分别有两个重心，一是作为宗教朝拜中心的大昭寺，一是政治统治中心的布达拉宫。布达拉宫作为松赞干布治理朝政之所和居所，十分重视军事防御功能，他先是在红山之上修筑了王宫，宫室高达九层；其后在迎娶尼泊尔尺尊王妃时，又在红山南面城墙之内修筑索波宫，亦高九层，与王之城堡相齐。当迎娶文成公主时，松赞干布决定“为公主筑一城以夸后世”。“一切宫顶有刀剑及红旗十柄，终以绫缚上，有如十刀奔腾仿照梭帕宫式，建扎拉吉祥越量宫为尺尊自身之寝宫，共计九层，高大宏敞，庄严美丽，王与后二宫之间，连以铁桥，桥下悬绫幔，拂尘有作声，王与后互通往来，如是无比稀有美丽堂皇之王宫落成”。由此可见，布达拉宫建筑群首重军事防御功能，石木结构的布达拉宫不但墙体坚固，而且由于进口极小，宫殿内部的回廊错综复杂，层层设防，这就使得宫内外的防御设施起到了相得益彰的效果。

第三，宗教的兴盛带动城市发展，寺庙成为城市的主要组成部分。西藏何时开始接触佛教还没有定论，但松赞干布时期佛教开始在吐蕃较大规模地传播则为世所公认。拉萨建都后，先后建立了大昭寺、小昭寺等若干著名寺庙，充分证明此时佛教已经在西藏广泛传播。这些寺庙的建成一方面对佛教的进一步传播起到促进的作用，同时也有力地推动了城市的发展。一是寺庙建筑群成为城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部分单体建筑还成为城市的标志；二是寺庙的兴建促进了人口的聚集，除了大量的喇嘛作为非农业人口聚集到城市外，还因为宗教活动而推动人口向城市聚集；三是在部分重要寺庙周围形成了一定的城市居民的聚集区，“松赞干布在建造布达拉宫，大昭寺，小昭寺等几十座寺庙的同时，也建了民居，在大昭寺四周还建立了供朝拜人们借宿的旅舍，藏民自行建造了一些住宅”。

综观此一时期西藏城市的发展，统一西藏政权的建立和宗教的兴盛在西藏城市发展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吐蕃的统一，都城的建设，促进了吐蕃的强盛，同时也带动了西藏其他地区城市的发展。吐蕃的强盛推动了佛教在西藏的传播，佛教大致在松赞干布时期大规模传入西藏，其后得到统治阶级的大力提倡，虽然其政治意图明显，但是我们不能忽视其带来的客观作用。佛教的兴盛使得大量寺庙得以建立。这些寺庙除在宗教传播过程中发挥作用外，也推动着城市的建筑、经济的发展。因此，此时西藏城市的功能除最初的政治军事功能外，宗教、经济功能也是非常突出的。而且随着城市的发展，其作用也会越来越明显。

（三）吐蕃后期城市的演变

吐蕃王朝后期，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统治阶级内部的王室和贵族之间的权力角逐也很激烈。王室和贵族内部的斗争，往往以佛教和本教的宗教斗争的形式反映出来。公元9世纪初，墀德松赞、墀祖德赞父子两代赞普，相继大力发展佛教，制定严刑峻法，镇压反佛势力，引起民众的强烈不满。公元838年朗达玛（墀祖德赞之弟）在贵族势力的拥戴下继赞普位，厉行“禁佛崇本”政策，842年吐蕃内讧，朗达玛颁布灭佛命令，很多寺院被迫关闭和烧毁，佛教僧人也遭镇压，其处境惨不忍睹，佛教在西藏遭到毁灭性打击。843年，朗达玛被一僧人暗杀，由此导致其子永丹和维松互相争夺王位，吐蕃王朝崩溃，出现分裂。永丹占据乌如地区也就是今天的拉萨地区，维松占据了悉补野部的故地雅隆河谷，也称为要如地区，史称“乌如要如之乱”。随后，西藏爆发奴隶平民起义，瓦解了吐蕃奴隶社会的基础。887年，吐蕃王朝覆灭。自吐蕃灭亡后，原属吐蕃诸部纷纷自立，形成藏族地区割据的局面。《宋史·吐蕃传》载：“其国自衰弱，种族分散，大者数千家，小者百十家，无复统一矣。”此后，乌如要如地区称为乌思（意为中心地区，后称前藏），叶如如拉地区称为藏（古地名，后称后藏）统称乌思藏。大起义时，维松之后代吉德尼玛衮逃至西境羊同德乍布朗（今西藏扎达县），之后分别建立了三个王朝。“长子日巴衮占据了磨域，以克什米尔列城为中心，后为拉达克首领。次子扎什德衮占据普兰，以今普兰县为中心。三子德祖衮占据乍布朗，继承父业，以今扎达县为中心，后为古格之首领”，史称“三衮占三围”。拉达克王朝（10世纪初至1842年）多次占领过普兰和古格，1635年派兵入后藏，要挟藏巴汗。1842年，被印度锡克王国灭。古格王朝长期与拉达克战争，后由于古格王赤扎西扎巴灭佛激起公愤，于1635年在拉达克德协助下被民众推翻，遗址现今还位于阿里地区扎达县附近。

通观此一时期西藏的历史，西藏呈现出东西分开的格局，东边是以松赞干布建立的拉萨作为政治经济中心，维持着吐蕃初期的地位；而西边则是由维松后代建立的拉达克、古格等城市群落，这些城市群落自成体系。如考古工作者曾于1985年对古格古城做了考古调查，根据考古调查情况来看，古格古城较大，城市内部结构按一定的功能划分，建筑形式多样，“故城遗址的建筑就功能来分，有宗教建筑、王宫建筑和居民、仓库、军事设施、道路和暗道等，就形式类别来分，有殿堂、楼房、平房、窑洞、碉堡、塔、围墙等。总计房屋遗迹（包括殿堂）445座，窑洞879孔，碉堡遗迹58座，佛塔或残塔建筑遗迹28座，塔墙1道，防卫墙10道，隧道或暗道4条”。“仅在古格故城方圆百里之内就有多香城堡遗址、玛那遗址、卡尔普遗址、卡尔贡遗址、达坝遗址，目前这些遗址性质要确切的判断还缺乏直接的证据，但最大的可能性不外乎两种：一是王室成员、贵族或高僧们的分封中心，二是王国下属机构场所”。这也可以看出古格时期城市功能多样，分区已经非常成熟，规模也已非常宏大了。“分裂时期，佛教从阿里和多康进入卫藏。佛复兴”。随着佛教逐渐的复兴，其对西藏城市发展所起作用越来越明显。随着藏传佛教的兴盛，形成许多派系，这些派系都建造了一些宗教场所。“大约在两个半的世纪里，拉萨地方建起了众多的寺庙，其中有名的寺庙多达12座。以这些寺庙形成了一些教派。尽管这些教派不同，但他们在宗教文化方面是密切联系着的。而这种联系又围绕着拉萨”。这些寺庙要么最后成为城市中的一部分，要么围绕着寺庙形成了市镇。其对城市发展的作用一直延续到西藏的和平解放。

综上所述，吐蕃时期是西藏城市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时期，而西藏城市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都城拉萨，这个时期的拉萨城已与小邦时期各堡寨不能同日而语，首先城市功能更加多元化，不但具有了政治军事中心的地位，其宗教中心的地位也非常突出。其次，城市规模扩大，拉萨城市的建成区的空间范围达数平方公里，包括布达拉宫，大小昭寺以及药王山一大片区域。再次，随着汉藏贸易交流往来增多，拉萨城的商贸中心功能也凸显出来。由此奠定了拉萨成为西藏地区中心地位的基础，这种中心地位影响深远，虽历经曲折，但始终没有任何城市可以取代，直至今天依然如故。

四 元明时期城市的变迁

元朝建立，西藏正式成为元朝中央政府直接管辖的一个地方行政区域，从而使西藏历史出现了一个重要转折。元朝中央政府在西藏地方进行了一系列改革，设立宣政院，建立帝师制度，借用宗教力量治理西藏，并在西藏建立政教合一的萨迦政权（1260～1354），对西藏进行全面的施政。与此同时，元朝中央政府在包括西藏在内的全国范围内大量修筑叠起道，建立驿站，加强对西藏的控制，推动西藏与内地的交流联系，西藏在此一时期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明朝建立后，也加强了对藏族地区的管理，废除元朝帝师制度，撤销宣政院，设立军民兼治的卫所机构，使西藏处于明朝统一管辖之下。明朝中央政府在沿袭元朝部分重要制度的基础上，采取“多封众建，尚用僧徒”分而治之的统治政策，加强对藏区的控制。1373年设立乌斯藏、朵甘两个行都指挥使司和俄力思军民元帅府管理西藏的军政事务，完善了从指挥使、宣慰使到万户、千户、百户等各级职位，以及重要官员由中央任命的管理体制。由于西藏被纳入到中国的统一管辖之中，西藏与内地的经济、文化联系更加密切，西藏城市不仅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而且还出现了若干新的变化。

（一）地方行政体制改革与城市的发展

13世纪初，蒙古族崛起，成吉思汗以武力开始了统一战争，相继灭了金、夏和南宋，因而西藏各地方政治和宗教领袖为之震撼。1239年，镇守甘肃和青海一带的窝阔台之子阔端派大将多达那波率军西征入藏，采用武力和招抚相结合的办法，使西藏各地方势力分化并逐渐归附，从而将西藏纳入元朝的管辖之下。元朝在中央设置宣政院，管理西藏等地区军政要务，并在西藏地区成立直接管理西藏地方的最高行政机关“宣慰使司都元帅府”，隶属于宣政院，所有机构和官职的名称都由元朝中央政府规定。宣慰使司又一分为三：“（一）吐蕃等处宣慰使司都元帅府，主管今甘青藏区和四川阿坝及甘孜藏族自治州北部一带地区；（二）吐蕃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主管今四川阿坝、甘孜两自治州大部地区及昌都一部分地方；（三）乌斯藏、纳里速、古鲁孙等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主管卫、藏、阿里三围等地。”各宣慰使司下设安抚司、招讨司、万户府、千户所等地方行政机构，负责管理当地军政事务。万户只限于卫藏地区，设有十三个万户（见表1-2），万户长均由元朝中央政府任命。万户长以下的官吏，以当地藏族僧俗上层人物充任，并可以世袭或依旧例承袭，而在汉藏杂居地区，则设立路、州、县，由附近行省任免“流官”。这种制度促进了甘青川康藏区土司制度的建立。元时期，西藏形成了宣政院、乌思藏宣慰司、十三万户三级管理体制，从而改变了西藏分裂时期混乱的地方行政管理体制。其时，西藏十三万户府所在地，都是重要的战略要地或交通要冲，有的原本就是城市，有的或是人口集中地，因而在元代中后期一般都发展成为具有一定规模的城市，因此十三万户的设置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西藏城市的发展，也使西藏城市行政等级体系初步建立。

由于西藏地方太广，地形复杂，地方势力林立，僧侣势力极为强大，因而元朝统治者为了强化对西藏的管理，决定扶持藏传佛教的萨迦派作为元朝在西藏的统治代理人，萨迦派掌握了从中央宣政院到地方宣慰司、十三万户等重要职权，负责统治整个西藏地区。此外，为了保证元朝中央政府对西藏的控制，元朝在西藏的东部边缘地区驻有重兵，一旦西藏有事，元军即可就近入藏，以尽镇戍边疆的职责。

元朝末年，帕竹派取代萨迦执掌西藏地方政权，废除了万户制度，在乌思藏的紧要地区设立了十三个大宗来进行管辖，各宗政府设有宗本。据《西藏王臣记》记载：帕竹政权“于卫部地区，关隘之处，建立十三大寨，即贡嘎、扎噶、内邬、沃喀、达孜、桑珠孜、伦珠孜、仁邦等等是也”。这里所指的13大寨可能就是13个宗的所在地。

（二）宗教兴盛对城市发展的影响巨大而深远

朗达玛灭佛一百年之后，佛教再度传入西藏。经若干僧人的努力之后，佛教逐渐在西藏复兴，并发展成独具高原民族特色的藏传佛教，由此进入西藏佛教的后弘时期。后弘时期藏传佛教的发展远超过前弘时期，并从11世纪开始陆续形成宁玛派、噶当派、萨迦派、噶举派等前期四大派和后期的格鲁派等各种支派。

元朝建立后，正值藏传佛教的后弘期萨迦派的兴起，萨迦班智达为元朝统一西藏作出了重要贡献，因而元朝中央政府大力支持萨迦派，萨迦派第五代祖师八思巴被元世祖忽必烈封为“普天之下，大地之上，西天佛子，创文字者，化身佛陀，护念国土者，诗词之王，班抵达帕思巴帝师”，并且规定“吐蕃之事悉听上师之教，不教于上师绝不下诏”。可见，帝师地位之显赫，权力之大。而帝师所代表的萨迦派也因此在元代享有特殊的权利，萨迦派的特权使其寺庙遍及西藏，甚至扩展至青海、蒙古等地。

在元王朝中央政府的支持下，西藏建立萨迦派政教合一地方政权，管理西藏地方政教事务。“北方蒙古势力建立起包括西藏在内的全国统一政权后，结束了后弘期西藏政权纷立的割据局面，在原来萨迦政权的基础上建立起了一个统一全藏的政教合一制政权，西藏的政教合一制开始定型”。这种政治体制对后来西藏地方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也使宗教对西藏城市形成与发展的作用大大提高。例如在元代享有特殊政治权力的萨迦派，由于拥有政治权力，“所以它的教派势力发展很快，寺庙遍布西藏各地，甚至远及蒙古、青海和康区，但主寺一直是萨逝寺”。而萨迦城的兴起与这里曾一度成为萨迦政教中心有重要的联系。据史料记载：“萨迦位置在扎什伦布西南，为呼图克图住锡之地，传世最久。四川打箭炉一带土司番兵最信之，相传释迦出家于此，土地广阔，涉数百里。人烟稀少。居民不过数百户，喇嘛僧徒有千余人。不乏田禾水草。”“九百多年前，这一带叫做萨迦冲巴（冲曲河流域灰白地的意思），自从创建萨迦寺后，地方也变直呼为萨迦”。可见萨迦首先是寺名，围绕着萨迦寺形成了城镇而逐渐成为地名。

明代，藏传佛教在西藏进一步繁荣。洪武五年（1372），帕竹政权的第二任第司（巴）释迦坚赞派代表团赴内地朝贡，明王朝册封其为“灌顶国师”，并赐玉印。其后数代的第巴都受到了明政府的册封。其中第五代第巴扎巴坚赞执政较长，且将帕竹政权推向鼎盛阶段，促进了西藏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进步。

14世纪宗喀巴创立格鲁派，主张缘起性空、止观双运，认为戒律为佛教之本，要求僧人以身作则，依律而行。宗喀巴在扎巴坚赞的支持下实行宗教改革，并于永乐七年（1409）在拉萨以东的旺古日山上修建了黄教三大寺的第一座——甘丹寺，“甘丹寺，召东九十里，形式与布达拉相同，颇华丽，即宗喀巴坐床之所”。永乐十四年（1416），宗喀巴弟子甲羊却吉又在拉萨郊区修建了哲蚌寺，“哲蚌寺，在拉萨西二十里，据山建以城楼，金殿三座”。永乐十七年（1419），宗喀巴弟子释迦益西又在拉萨北郊建成色拉寺，“色拉寺，在召北十里，据山成势，碉房层楼，参差高耸，有金殿三座，园亭数处”。甘丹寺的建立标志着格鲁派正式建立，从而形成了拉萨三大寺。三大寺规模极其宏大，“哲蚌寺规定容喇嘛七千七百人，色拉寺五千五百人，甘丹寺三千三百人”。三大寺建成后，吸引了众多僧众，促进了拉萨的经济社会发展。

宗喀巴去世后，他的几个重要弟子以拉萨为中心，分赴各地传教，西至阿里，东至康区，北及安多，使黄教迅速传播开来。也使得黄教寺庙遍及全藏。根敦主于1447年在帕竹政权桑主孜（日喀则）宗本的支持下，修建了扎什伦布寺。堆·喜饶桑布到后藏和阿里传教，在芒域（吉隆县）建达摩寺；其侄喜饶巴在阿里建敕巴寺，并将阿里托林寺归入黄教。麦·喜饶桑布于1437年在昌都建强巴林寺。喜饶僧格在后藏赛地修建一座专授黄教密宗的寺院，后又在拉萨修建举麦扎仓（下密院），其弟子贡噶顿珠另建举堆扎仓（上密院）。格鲁派以甘丹、哲蚌、色拉、扎什伦布四大寺为主寺，散布在全藏的其他大小黄教寺庙为属寺，建立起层层的隶属关系像母子一样，联结成一个比较严密的整体。这些寺院既是宗教组织，同时也是经济上的实体，大多数寺院都拥有自己的寺属庄园、牧场和属民，寺院中也专门设有管理经济的机构。根据第司·桑杰嘉措《黄琉璃》的统计，五世达赖喇嘛掌政的时期，格鲁派已经建成寺院534座，有僧人40187人，寺院数、僧人数均占当时西藏寺院、僧人数的1/3左右。

藏传佛教由于得到元明两朝中央政府的支持，在西藏建立了政教合一的政权，因而其影响渗透到西藏各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藏传佛教的大发展对于西藏城市的影响是十分深刻的，不仅推动了西藏城市的建设和发展，而且还对城市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方方面面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使西藏城市蒙上了宗教神秘的面纱。

（三）驿站的设立加强了城市之间的联系

元朝政府为了在地域辽阔，民族成分复杂的新占领区贯彻蒙古王室的意图，并及时了解、掌握各地区的情况，加强统治，即所谓“通达边情，布宣号令”。1229年，元太宗窝阔台开始设置“驿传”。由此可知，设置驿站是元太宗即位后为解决政令通达边陲，沟通蒙古王室指挥中枢和各地区联系的一项十分重要的措施。忽必烈继位后，下令“自萨迦以外，可视道路险易、村落贫富，选择适宜建立大小驿站之地，仿照汉地设立驿站之例，立起驿站来”。故而元朝在西藏广设驿站，“乌思藏等除小站7所勿论，其大站28处”。较大的驿站如表1-3所示。

元政府非常重视驿站的建设，几乎在每一条交通要道上，按照市镇坐落的位置，每隔40～50公里都设有驿站，建有旅馆，派人常年在那里服役，担负起驿传的任务，接待过往商旅、信使。而驿站对于加强城镇间的联系必然起到重要的作用。由于西藏地方地域辽阔，气候恶劣，人烟稀少，宗教信仰等原因，所以驿站之间的距离比较大。但就元代在西藏地方所设驿站来看，首先大站和小站几乎遍布了西藏的前中后三个地区。而这些驿站一般都会设在离城市不远的地方，其原因是驿站的生活生产资料都由邻近的市镇供给。前藏地方这样支应驿站：“止贡万户三千户人家支应果白站。甲域万户二千六百五十户人家，再加蔡巴轮值的三百五十户，共三千户人家支应噶热驿站。甲玛万户的二千六百五十户人家，加上蔡巴万户的三百五十户，共三千户人家支应索克驿站。帕竹万户的二千四百三十八户人家，加上称为萨达的思答笼的五百户人家、拉巴的六百户人家负责支应孜巴驿站。朱囚岗、喀热主巴等地民户以及扎玛塘巴二百户、沃卡的四户（疑为四百户之误）总称为萨达，支应夏颇驿站。从拉达以上的其他的达拢万户的人家称为萨达，附属于后藏的加于后藏民户中。雅桑万户的三千户人家支应贡地方的驿站。”从规模上看，尽管西藏地方驿站肯定逊于内地驿站，所以驿站聚集人口的作用较弱，但“驿站是其对各地进行统治的一个重要的途径，不仅用于政令、军令传达，还有一个重要作用，那就是征取赋税，由驿道运往中央。地方有灾，则经驿道供给赈济物资”。由此可见驿站对加强西藏地方各城镇的联系必定起着重要的作用。

明王朝对西藏地方行政制度的建设，促使西藏政局逐渐稳定，从而为西藏城市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为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创造了一定条件。以明代时的拉萨为例，该城聚集了来自各内地的技术人才，把拉萨和西藏地区的技术文化水平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特别是以他们为主建造了甘丹、哲蚌、色拉等三大寺，代表整个西藏地区建筑业发展新水平，形成了代表当时整个西藏地区发展水平的商业活动中心。

（四）茶马贸易与西藏城市的发展

汉民族与藏民族之间的茶马互市历史悠久，始于唐，兴于宋，至明代达到极盛，“自碉门、黎、雅抵朵甘、乌思藏，行茶之地五千余里，初制，长河西等番商以马入雅州易茶，由四川岩州卫入黎州始达，茶马司是价，马一匹，茶千八百斤，于碉门茶课司给之。番商往复迂远”。明朝建立后，政治上因其俗尚，用僧徒导化为善，利用西藏的僧俗首领对西藏进行管理；在经济方面继续通过“茶马互市”等加强内地与西藏的经贸联系，“沿袭唐宋旧制，在甘肃、青海、四川境内设茶马司，听藏商交马易茶”。由于茶马互市是汉藏互利互惠的经济往来，深得“番心”，能够满足他们对“不可须臾或离”的重要生活资料茶叶的需求。另一方面对明王朝而言，也是一举两得之策，巡按陕西监察御史刘良卿认为：“国家设立三茶马司收茶易马，虽所以供边军征战之用，实所以系番人归向之心”。“故严法以禁之，易马以酬之，禁之使彼有所畏，酬之使彼有所慕。所以制番人之死命，壮中国之藩篱，断匈奴之右臂者，其所系诚重且大，而非可以常法论也。”因而“高皇帝时，南征北讨，兵力有余，惟以马为急，故分遣使臣，以财货于四夷市马”。明政府先后设置茶马司和茶课司两个机构，分别管理茶马贸易和茶叶征收。明洪武四年（1371），户部确定以陕西、四川茶叶易番马，于是在各产茶地设置茶课司，定有课额；另置秦州（今甘肃天水）、洮州（今甘肃临潭）、河州（今甘肃临夏）、雅州（今四川雅安）茶马司，专门管理茶马贸易事宜。明朝还进一步加强了对茶马贸易的管理，建立巡视监察制度，派遣专门的官员巡禁私茶，督理茶马贸易，并推行差发马制度，“至我朝纳马，谓之差发。如田之有赋，身之有庸，必不可少。彼既纳马而酬以茶斤，我体既尊，彼欲遂顺……以马为科差，以茶为酬价，使知虽远外小夷，皆王官王民，志向中国，不敢背叛”。这就清楚地表明，差发马制度是体现主权关系的一种重要形式。明中央政府通过茶马贸易对西藏各地方势力施加政治影响，政治力量和经济手段并用，强化了对西藏的政治控制，使经济活动变成了君臣之间的政治交往。同时也从一定程度上稳定了西藏地区的政局，聚集了人口，为城市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明代中央政府对西藏的管理策略是多封众建，如封萨迦派昆泽思巴为“大乘法王”，噶举派哈立麻为“大宝法王”，格鲁派释迦益西为昔年佛子大国师，后加封为大慈法王，此外还封有灌顶国师、赞善王、护教王、阐教王等；并加强对帕木竹巴地方政权的管理（1354～1618）。这样一来各大教派都有机会发展，各教派一方面广建寺院，另一方面都经常各派使者进京朝拜皇帝，从而使西藏和内地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兴盛起来。“由官府严格控制的关市贸易已不能适应民族地区经济交流的需要。于是，朝贡中贡赏物品互换和以朝贡为掩护的采购活动成为重要的贸易方式。明代朵甘和乌思藏的法王、国师等地方政教势力首领均与明王朝保持着良好的朝贡关系。除带有政治意义的封赏外，这种朝贡关系已具有贸易交流的性质”。由此带动了川藏地区的贸易往来。

明代，在四川与西藏、陕甘与青藏之间形成了以茶马交易为主的经济活动，茶马贸易的兴盛，茶道的繁荣，带动了茶马道上城镇的发展。川、滇、藏茶马贸易的商道成为联结汉藏经济的大动脉，沿线逐渐形成了一些以商贸为主要功能的城镇，如打箭炉（今四川康定）即是因茶马贸易而形成的城镇。“明正土司盛时，炉城俨如国都，各方土酋纳贡之使，应差之役，与部落茶商，四时辐辏，骡马络绎，珍宝荟萃”。茶马贸易促进了内地与西藏的经济、文化交往，促进了藏区与内地交通的发展，进而为清代沿川藏道商贸城市的发展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