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莱辛理论思想之渊源

第一节 莱辛的共产党经历和马克思主义

莱辛参加南罗德西亚共产党小组的经历：

莱辛1999年在接受采访时说，是三大影响塑造了自己：一是中部非洲，二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三是文学，特别是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从5岁开始，莱辛在非洲度过了25年，涵盖了她性格形成的少年和青年时期。其中非洲的政治活动经历对于莱辛思想的形成至关重要。莱辛把自己同左派政治的联系定于1942年，因为这一年她加入了当时南罗德西亚的时事团体。莱辛曾经说过：“我参加政治活动，成为共产党员，纯粹是因为他们是我所遇到的生活中唯一同有色人种歧视做斗争的人。”“我知道我之所以接受马克思的思想主要是由于我在南罗德西亚遇到的共产党人真正读过我所读过的书，喜爱文学，也因为他们是我认识的人中唯一认为白人统治理所当然必将灭亡的人”。莱辛在自传中曾经描述了自己早年的一些经历。其中留给她深刻印象的，有从伊朗回英国时，在苏联火车站看到的饥饿孩童在车窗外争抢食物的景象；有早年父亲及和父亲一样的退伍老兵经常对战争经历的述说和他们残疾的身影；有充斥新闻的战争消息以及自己周围白人对黑人的熟视无睹，甚至虐待。而她自己7岁时亲身经历被人顶替，从而使自己一睹英国明星风采的梦想破灭的痛苦，都使她过早地体会到了社会的不公。“不公平……不公正……我那时只有7岁。这不仅是我们所描述为 ‘天生的’来源于爱遭到背叛的小孩子的不公正感，而我所感到的是社会不公。”正是这种无处不在的社会不公正现象使得具有朴素而又单纯正义感的莱辛在南罗德西亚1942年到1944年加入了当时的时事团体。它是当时深受共产党影响的图书俱乐部运动的一个分支，在英国被称为“左派图书俱乐部”。据称它当时在全世界有5万会员。莱辛还参加了1942年建立的苏联罗德西亚友人小组。此后，由于友人团体没有什么影响，遂成立了仿照共产党模式建立的左派俱乐部。这个团体包括当时的议会成员J. B．李斯特（J. B. Lister）、唐纳德·麦金泰尔（Donald Mclntyre）、政治活动家内森·策尔特（Nathan Zelter）、多萝西·策尔特（Dorothy Zelter），以及来自欧洲的，像她丈夫莱辛一样的政治流亡者，来自英国在南罗德西亚受训的空军士兵，一些真正关心种族歧视问题的当地进步文人团体以及其他一些工人大学或夜校或文人团体等的进步青年。莱辛实际上成为这个组织的创建人之一。“我成了一个共产党员……因为这是我生命中第一次遇到了这样一群人（不是这里或那里的单个个人）：他们什么都读，并不认为读书有什么特别。我原来从来不敢说的有关土著人问题在他们中间是谈论的家常便饭。我成为共产党员是因为时代的精神，因为时代的大气候。”在左派俱乐部，他们在一起交流读书心得。莱辛在1977年写给罗贝塔·鲁宾斯坦的信中说，“我读了那个时期所有的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斯大林的各种各样的书，恩格斯的书，有一些马克思的书——其中有《共产党宣言》以及各个不同时期的马克思文本……”他们所讨论的问题几乎涉及一切领域，包括：“秘鲁局势”“中国现状”“现代音乐”等。此外，他们还经常举办各种讲座，题目有“斯大林格勒战役”“大城市的排水系统”“南非的农村状况”“巴勒斯坦问题”“毕加索”，等等。在参加左派俱乐部小组活动期间，莱辛除了大量地读书，参加组织的各种活动之外，还执着于为报刊写稿，发放南非共产党的喉舌——《卫报》等。她把自己的全部热情都奉献给了当时的组织活动。对她自己的表现，她承认《暴力的孩子们》中第二部《暴风雨掀起的涟漪》就是关于这一时期的真实记录。“在所有的书中，它（《暴风雨掀起的涟漪》）是最直接带有自传性质的……《暴风雨掀起的涟漪》给出了当时时代的趣味、风韵、基质以及气息。”“玛莎小说系列描述了我自己走近及脱离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过程。”尽管她这一时期充满了困惑，但她承认自己那时是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在战争期间的南罗德西亚，我是个真正的共产党员……我经历了代表党员发展的不同阶段。第一个阶段，我眼界大开，看到了光明。和世界上其他人相比，我是对的，我们是拥有真理的人。第二阶段，完全投身到了组织活动中。然后就是排斥了。”虽然后期莱辛对罗德西亚的组织没有取得任何有实质性的成果感到失望，并对其组织的混乱状态持排斥态度，但她并没有失掉对革命的热情。这个小组和南罗德西亚的工党没有任何关系。莱辛在1982年6月12日写给莫娜·奈普的信中说：“这是一个业余的、流动的、自创的组织，没有真正的共产党会接受或认真对待……我们的情况是：我们是一群由当地人、难民、空军士兵组成的团体。我们在这样一个小城镇，在所有眼皮底下组织这样的 ‘秘密’组织活动，每个人都知道这个小组。无疑，大家都在等待它发展壮大。”

也正是在这一时期的初期，莱辛认识了她的第二任丈夫，来自德国的流亡共产党人戈特弗莱德·安顿·尼古拉斯·莱辛。这次邂逅，加速了她第一次婚姻的解体，也使莱辛义无反顾地投身到了新的组织和新的爱情之中。莱辛在自传里毫不讳言她那时对她的第一任丈夫的厌恶和对她自己家庭生活的失望。而戈特弗莱德·安顿·尼古拉斯·莱辛不仅给了她爱情，更重要的是他带领她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政治领域。她的丈夫是一个坚定的革命者，执着的马克思主义者。用莱辛的话说是“150%的共产党员”。根据莱辛在自传中的介绍，戈特弗莱德·莱辛1917年出生在圣彼得堡。在十月革命爆发后和家人一起回到了柏林。他的父亲是一个富有的产业家和投机商，积累了大量的财富。他娶了一个在俄国经商的德国人的女儿，但却和她没有什么共同语言。他在读书之余，认为作为有1/4犹太人血统的德国人，他自己有责任反对希特勒，虽然自己的家庭已经被划入了非犹太人行列。后来他逃亡到了伦敦，靠父亲朋友的资助过着清贫的生活。随后又和许多流亡者一起来到了南罗德西亚。他英俊的外表、渊博的知识、过人的口才以及坚定的信仰使他迅速成为学习小组的中心人物，也使莱辛坠入了爱河。虽然莱辛一再声称这一段婚姻主要是出于政治目的，“是出于革命义务”，因为唯有和英国女人结婚，他才不会存在由于其犹太人身份被送往集中营的危险，但不容置疑，他的革命热情和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刻理解是吸引莱辛的重要原因。莱辛在接受采访，谈到自己如何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时明确地说道，“在我第二任丈夫的影响下，我成为了狂热的马克思主义者。另一个原因是我对当时南部非洲状况的气愤……”离婚虽然有性格上的原因，但他不支持她写作恐怕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他认为她的写作“是布尔乔亚的自我放纵”。离婚后，莱辛去了英国，她的丈夫在伦敦做短暂逗留后回到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此后长期担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负责非洲事务的部长以及后来驻乌干达的大使。在1979年推翻伊迪·阿敏·达达将军统治的战争中被暗杀。后来，莱辛把自己的丈夫写进了《暴力的孩子们》。莱辛此后没有再婚，并保留了第二任丈夫的名字。谈到理由，她自己说一方面是为了预示自己未来的作家职业，而另一方面也是表明从德国著名天才剧作家戈特霍尔德·莱辛那里获得灵感，以及预示和莱辛具有同等的才华。其实除了莱辛自己说的原因之外，不能排除莱辛是为了纪念自己的丈夫，更为了纪念年轻时那份对理想的执着和热情，以及对非洲那片热土的眷恋。

莱辛参加英国共产党的经历。

莱辛1949年来到伦敦，1951年在伦敦正式加入共产党。谈到自己的革命热情，莱辛在20世纪80年代接受采访时说：“当我30多年前口袋里装着20英镑，怀里抱着幼小的儿子来到伦敦的时候，我坚定地相信当一个作家意味着什么——那就是改变世界。我觉得积极投入革命活动、反对不公正，无论在什么地方，站着还是坐着，讨论政治问题是我的责任。”那么为什么莱辛加入的是共产党，而非其他政治组织呢？根据詹姆士·易登（James Eaden）和大卫·兰顿（David Renton）在《1920年以来的英国共产党》中的说法，英国共产党在30年代是唯一支持工人罢工的组织。到战后，它仍然具有巨大的影响力。由于其实行的是左派爱国主义路线，它赢得了普遍的尊重。据统计，当时的党员达到3万～5万人。而党的喉舌《工人日报》发行量达到10万份。在1944年党代表会议上，754个代表中超过一半来自工程、铁路、电力、运输、矿山等各大工人工会组织。其提出的“进步联合”的动议在1945年工党会议上得到了来自火车司机工会、画家工会、消防队员工会及其他工会组织的支持。科恩（P. Cohen）说，英国共产党是唯一把马克思主义思想——无论是用多么歪曲的形式灌输到工人阶级层面的组织，是唯一给产业界的战士以国家概念的组织。它集合了产业界最优秀、最富有牺牲精神的人才。莱辛也曾经说共产党员是她接触的人中“最优秀”、最聪明的人。他们热心，善良，无私帮助别人。他们相信理想，关心世界，“世界是他们的责任”。他们都受过欧洲文学的熏陶和滋养，知识渊博，希望在现实世界中寻找到书中的理想。“他们坚信自己的正确，批判我写作中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其实这和当时英国共产党30年代后大部分都是由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背景的人组成具有极大的关系。根据埃德温·罗伯兹（Edwin A. Roberts）的研究，在30年代，由于越来越依赖苏联的意识形态理论以及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解释的需要，英国共产党在30年代开始吸引大批具有中产阶级和大学教育背景的人。他们持有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并且他们都是像莱辛一样的书痴，许多是自然科学界的精英，还包括许多历史学家、文学批评家、戏剧家、诗人、政治家和科学家等。实际上，到50年代，当时的自由知识分子加入共产党已经是一个潮流。罗素也曾经谈道：“在英国和美国，大批知识分子受到了马克思很深的影响。”不过，莱辛在英国与在南罗德西亚不同，对党的热情已经转向了对党内个人的关注，如为卢森堡事件请愿。保罗·施吕特在《多丽丝·莱辛的小说》中认为莱辛加入英国共产党并不令人吃惊，因为当时的共产党员大部分都是知识分子和作家。他还举例说，在参加西班牙内战中牺牲的、为共和党而战的英国知识分子中，有一半都是共产党员。另外，当时共产党内盛行的个人主义精神对于莱辛也具有很大的吸引力，这主要体现在当时以刊登各种观点文章而流行一时的共产党非官方刊物上。莱辛当时是主要的撰稿人之一。莱辛后来还参加了当时被称作的“殖民解放运动”。莱辛回忆说：这场运动在下议院设有办公室，在促进议员们和未来的引导非洲走向独立的领袖们会面以及争取肯尼亚独立和塞浦路斯争端的解决上都起了重要作用。“这毫无疑问是我所完成的最有意义的事情”。

“共产主义是莱辛的大学和社会课堂”。马克思主义思想使莱辛对于社会问题具有很强的敏感性。如果说在非洲，莱辛主要关注的是种族歧视的话，那么在英国，莱辛才真正意识到了阶级等级制的存在。莱辛在《追寻英国人》和《暴力的孩子们》中都对她刚踏上伦敦的土地时所看到的白人工人劳作情景对她内心的震撼有过深刻的描述。除此之外，在伦敦开始的几年，莱辛由于经济窘迫，和下层人民有过广泛接触，真正了解到了下层人民的疾苦，从而又加深了莱辛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认识。根据莱辛的自传，在刚到伦敦的头几年，莱辛参加政治活动并不多，就是发发传单等。但1952年她陪同“呼吁世界和平作家代表团”去了一趟苏联。回来后，1952～1953年她帮助玛戈·海涅曼（Margot Heinemann）编了一本杂志《日光》（Daylight）鼓励工人作家。由于她经常需要去前夫那里去看孩子，陆续去了巴黎、西班牙、德国等，看到了战争对欧洲的破坏及其贫困的状况，对那里的人们充满了同情。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思想、有关阶级的论述、辩证法思想以及共产主义的愿景都深刻地影响着莱辛。“共产主义是一个伟大美妙的远景，比仅仅消除贫困和重新分配财富等要远大得多。在这个远景社会中人人都非常重要，没有对种族，阶级或信仰的强调，没有互相伤害。每个人都有机会和权力发展自己。这是一个梦想，这是人们成为社会主义者的原因，也是我自己成为社会主义者的原因。”在一次采访中，被问到《金色笔记》的前言中说这部小说的主旨是寻求一个世界道德体系时，莱辛说道：“马克思主义就是试图寻找一个世界道德体系……马克思主义……是把世界看作一个整体，而其中每一部分都互相关联……我想这（个理论）对年轻人特别有吸引力。”关于辩证法，莱辛说：“我1942年在南罗德西亚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思想。在我看来，它概括了我已经读过的所有各种思维方式。”

不过这一时期也是斯大林主义盛行时期。它把共产主义变成了一种教条主义。理论和实践的严重脱节使得莱辛对于英国共产党的做法开始质疑。因此，后来的苏共二十大以及匈牙利事件最终导致了莱辛对英国的党组织失去了信心。她开始相信“任何政治意识形态都不能拯救世界”。莱辛于1956年退出了英国共产党。谈到退党的缘由，莱辛在采访中说，这并不是因为匈牙利事件。虽然她对苏联所发生的事情、布拉格审判以及随后的死刑判决感到震惊，但是她仍然相信这一切和真正的共产主义毫无关系。在她看来，马克思主义和英国共产党并不是画等号的，共产主义仍然最有前途。真正的拐点是1956年2月召开的苏共二十大。在这次会议上，赫鲁晓夫发布了《关于斯大林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揭露了斯大林的罪行。但随后又入侵匈牙利，这使得许多像莱辛一样的共产党人在震惊之余，产生了被欺骗的感觉，从而导致了一大批知识分子精神的崩溃和对党失去了信心，离开了共产党。莱辛在《金色笔记》中描述了这一情景。在小说最后，安娜去做社工，并参加了工党；莫莉结婚了；汤姆准备接父亲公司的班；等等。莱辛在1969年接受采访时说，这是当时时代的反映：当时的左派受到了一个又一个打击，垮掉了。许多多年热衷于社会主义运动的妇女为此都不知所措。她们认为自己被出卖了。她们怀着“让政治见鬼去吧”的决心，竭力摆脱了政治，去经商或结婚，去做原来这些她们鄙视的事情。许多优秀的共产党员都是如此。其实正如《金色笔记》中的安娜一样，莱辛发现英国共产党的所作所为令她极为失望。但与其说莱辛对马克思主义失去了信心，不如说她对于共产党当时作为一种政治力量，它的理论和实际的脱节感到失望。

实际上，马克思主义早就在统一的名称下遭到了篡改。根据托尼·怀特（Tony Wright）在《新旧社会主义》中的说法，当时有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也有各种各样的马克思主义。虽然当时英国共产党党员大都来自产业工人，并一直都得到了产业工人的广泛支持，但英国共产党在战后已经不再是一个“革命的党”，而成为一个强调“通过议会道路走向社会主义”的党。当时的观察家罗伯特·埃米特（Robert Emmett）说道，“当工厂和工作层面的共产党员们发现他们工会高层的共产党员们只不过是另一帮交通部官员，和原来没什么不一样时，失望情绪很快地蔓延开来，英国共产党开始失去了它曾经拥有的真正基石——工厂，特别是工会代表”。“它已经完全脱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世界新闻和观察》上也刊登了一封澳大利亚共产党的来信，“指责英国共产党背叛了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思想”。此外，英国共产党内部的不纯洁和不团结也是造成大批优秀人才流失的主要原因。莱辛在自传中曾谈到加入共产党被认为是一种时髦。她遇到的一个自称共产党员的人，对辩证唯物主义却一无所知。而《金色笔记》也对英国共产党内部的矛盾斗争进行了辛辣的讽刺。马尔科姆·布拉德伯里（Malcolm Bradbury）也在《现代英国小说》中对当时的失望情绪有过涉及。莱辛的退党和当时英国共产党内部的“去斯大林化”的政治危机紧密相关，但她是当时少数还一直相信革命会改变一切的人。这种信念又延续了20多年，直到曼德拉1992年和德·克勒克（de Klerk）握手言和。这也是莱辛退党后，有一段时间和新左派一直保持联系的根本原因。

“新左派”出现在20世纪50年代末，主要以理查德·霍加特（Richard Hoggart）、雷蒙·威廉姆斯（Raymond Williams）和汤普森（E. P. Thom-pson）的著作以及他们的两个杂志《新理性者》（New Reasoner）以及《大学和左派评论》（Universities and Left Review）为代表。由于苏共二十大的影响和匈牙利事件，许多英国共产党人了解了斯大林主义的真相，从而退党，但许多英国知识分子开始转向托洛茨基主义。他们有的虽然退党，但仍然希望对英国共产党进行改革，仍然相信革命。在英国，他们被称为托洛茨基派，也就是“新左派”。1960年，两个杂志合并为《新左派评论》（New Left Review）。它的第一篇社论就宣称致力于“一种真正的普遍的社会主义运动”。“新左派”的反斯大林主义思想把退党后的莱辛同他们结合在了一起。莱辛成了《新理性》的编委和撰稿人，她的短篇小说最初都发表在上面。她和新左派也时有联系，虽然她对他们的做法并不完全赞同。

英国“新左派”致力于在法西斯和共产主义之间寻找一条中间道路。当时“新左派”的领导人，也是后来英国文化研究的奠基人雷蒙·威廉姆斯试图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在没有受到重视的文化研究中开辟出一条新路，所以，“新左派”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观点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实际上，“新左派”和西方马克思主义作家之间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二战”后，随着战事的平息，经济走上复苏的道路，“二战”后的欧洲各种思潮频现。由于斯大林的错误政策，导致苏联马克思主义受到了广泛质疑。而伴随着1955年法国哲学家梅洛·庞蒂发表《辩证法的历险》一书，“西方马克思主义”同“苏联或东方马克思主义”同样被认为是“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对立面，开始流行开来。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所探讨的问题也成为“新左派”关注的问题。文化、文学、社会、语言之间的关系成为热门话题。实际上，该刊发表过几乎所有重要的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或左翼作家——如本雅明、拉康、马尔库塞、阿多诺、葛兰西、阿尔都塞、萨特、卢卡奇、杰姆逊、伊格尔顿、霍布斯鲍姆、巴迪乌、恩岑斯贝格尔和齐泽克等人的文章。盖尔·格林也曾在《多丽丝·莱辛：变化的诗学》中，对莱辛所受到的欧洲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的影响进行了论证，揭示了莱辛的政治“神话”概念和葛兰西、阿尔都塞有关意识形态理论的相似之处，并以《金色笔记》为例进行了详细的探讨。莱辛在自传中也描述了她和“新左派”的关系。莱辛的托派观点深受当时她的男朋友，一个美国托派作家克兰西·西格尔（Clancy Sigle）的影响，这也是《金色笔记》中“内金色笔记”里安娜的男朋友索尔的原型。他对美国左派的活动极为热情，和莱辛在观点上有很大分歧——主要是没有实际行动，只是空话连篇。他是美国的托洛茨基派。对此，莱辛感到疑惑和不安。她认为“新左派”和西格尔都具有浪漫主义情怀，都推崇英雄主义的。莱辛记录了当时汤普森等许多左翼领导人在她家里或咖啡馆里讨论政治问题、开会的经历。但当时，莱辛已经表现出和“新左派”的分歧，和对英国“新左派”在权力性质问题上的浪漫主义或感伤主义的反感。她还在《四门城》中讽刺说，左派历来认定的“规则是必须把更多的时间花在攻击自己的盟友、同志而不是敌人上”。新一代“新左派”领导人霍尔在2009年的一次采访中说：“莱辛并没有实际参与期刊的编务工作。她曾投过几篇稿子。她和汤普森那一代的人很接近，也是40年代共产党中独立知识分子中的一员。她虽然加入了《新左派评论》的编辑委员会，但是当时她已经和政治活动保持了某种距离。”莱辛那时写给《新理性》编辑爱德华·汤普森（Edward Thompson）的信中，强调了个人责任、个人良心的重要性。在第二封信里，莱辛说道：“马克思主义已经不再是一种哲学，而成为了一种政府制度，每个国家都不一样。”显然，莱辛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被歪曲。紧接着，莱辛又说：“这是一件好事。任何哲学持续超过五十年必定会变质，因为一切都变化得太快了。”莱辛这里明确表达了理论要符合时代要求的愿望。面对汤普森关于要求莱辛表明道德和政治态度的诘问，莱辛说：“三十年对于已经死亡的政治词汇的腐朽芳香使我感到恶心。”她表达了和一切政治划清界限的决心。不过，尽管如此，通过西格尔，莱辛仍然关注着“新左派”的活动。20世纪50年代末，莱辛投身戏剧界，并成为《观察家》（The Observer）的评委，后来还是反核运动的发起人之一，帮助组织了第一次奥尔德马斯顿（Aldermaston）反核游行。1960年，莱辛成为《新左派评论》的第一批编委之一，并经常积极参与当时“新左派”有关文学、媒体、“文化干预”等问题的讨论，深谙布莱希特的戏剧、卢卡奇的著作，并加入到左派圈子对热衷话题的探讨，如葛兰西的《狱中笔记》等。

关于“新左派”在法西斯和共产主义之间崇尚的中间道路问题，莱辛在1964年接受美国出版商罗伊·钮奎斯特（Roy Newquist）采访时说：“历史并没有给过我们很多可以走中间道路的例子。”她分析了美国、英国、苏联的状况，认为如果说共产主义比较极端的话，那么美国和苏联在极端的做法上有许多共同之处。她对政治活动表现出明显的不信任，也不愿意多谈。她所关心的仍然是人本身。她说：“那些暴力和敌意都体现不出真实，都和人没有什么关系……和艺术没有关系。”这里莱辛指的是政治所引起的暴力和敌意实际上体现不出人的真实本质，因为人在特定的宣传和特定集团的意识形态作用下，就会丧失自己独立的判断，从而遵从“集团思维”。莱辛还强调，从一个普通人的角度看，这和真正的艺术也没有关系，这是因为集团思维控制下的艺术并不是真正的艺术，它是经过意识形态或思想倾向歪曲的艺术。她在1961年对那些只会空喊而不作为的“时髦的社会主义者”进行了公开批评。此后，莱辛对政治一直保持着距离。“我从来不认为政治会解决什么事情，我也从来不维护任何确切的政治立场”。不过，20世纪80年代末，她依然称自己是一个社会主义者。莱辛1992年在西雅图和华盛顿接受采访时说，“我对政治着迷，但我不再相信那些宏大的玩弄辞藻的事业。我对较小的、实际的目标，就是可以做到的事情更感兴趣”。

莱辛也在不同的场合对斯大林以及共产党组织等有过严厉的批判，如1992年在罗格斯大学（Rutgers University）举行的“知识分子和中东欧的社会变革”大会的发言中，莱辛对共产主义及其在其影响下的语言毁损和思维定式进行了批判。但莱辛也多次重申，自己认为共产党人是世界上最优秀、最慷慨、最善良、最富有人情味的人。莱辛对于“政治正确”的危险也非常清醒。1992年莱辛在西雅图和华盛顿接受采访时，她说，这仍然是“一种用意识形态来控制文学的需要。但有意思的是那些政治正确的人却似乎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莱辛认为“政治正确”很愚蠢，就像一场政治运动一样会过去。可以看出，莱辛反对的是任何一种意识形态的控制和集体思维的危害，而她对于共产党员的喜爱源自他们都是人文主义者。

如果说，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把莱辛带入了政治、带入了对于人生和社会的深度思考的话，也是围绕对马克思主义的争论使莱辛意识到了意识形态对人的控制，以及集体思维定式对于个人自由的危害和人生的影响。莱辛在1980年接受采访时说，“马克思主义被看作一种从整体看人类的意识形态，但经历过许多以后才发现理论和实际完全没有关系”。1981年，莱辛又说：“我早就意识到拯救世界不能依靠任何政治意识形态。所有的意识形态都是骗人的，只是为小部分人服务，而不是普通的大众”。据此，许多评论家认为莱辛开始是马克思主义者，后来又改变了。有的说她从来都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然而无论结论如何，一个不容争辩的事实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对她及其早期创作产生了巨大影响。换句话说，是马克思主义最早开启了她的心扉。加入共产党后，马克思主义的整体论观点，建立一个共同富裕社会的观点，为莱辛以后摆脱单一民族思维的总体思想，以及历史观和人生观的形成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正如著名莱辛评论家莫娜·奈普教授曾经在《多丽丝·莱辛》中明确指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是莱辛思想和作品形成的基础。

第二节 心理分析学派及反精神病运动

关于弗洛伊德、荣格、拉康、莱因（R. D. Laing）等精神分析学家对莱辛的影响，已经有一些学者作过评述。著名莱辛评论家罗贝塔·鲁宾斯坦还把荣格列入了对莱辛影响最大的三个思想家之一（其他两个分别为黑格尔和马克思），并在《多丽丝·莱辛的小说视域》中对荣格的集体无意识和人格发展理论在莱辛小说中的具体应用进行了详细的分析。莱辛自己也在不同场合对此发表过意见或看法。虽然莱辛在自传中说第一部小说出版时自己还没有读过很多弗洛伊德的书，但显然弗洛伊德对她的影响仍然可以追溯到她在南罗德西亚期间。她在和第二任丈夫交往初期就因为对梦的不同看法而产生了分歧。对于她的丈夫来说，任何对于人的心理的看法都是弗洛伊德式的，都是反动的。那时，在朋友家中，他们经常就马克思列宁主义、弗洛伊德、荣格、赖克、A．阿德勒、M．克莱因等进行争论。在伦敦初期，莱辛连续三年去看心理医生。她把这看作生活当中极为重要的事情。这三年的经历“挽救了自己的生命”。由于被深爱的恋人抛弃，莱辛深陷痛苦之中。她不在乎心理医生是用弗洛伊德或荣格还是谁的理论对她进行心理辅导，但她感觉自己“在这些领域里宾至如归”。也许正是这段刻骨铭心的恋情以及由此而带来的精神打击和心理疗伤，使莱辛有机会深入研读并切身体会精神分析理论及其效能，但更为重要的是，莱辛通过自己的心理医生萨斯曼夫人本身集宗教（既信仰罗马天主教，但又是犹太人）和心理学家（相信荣格理论）于一体的矛盾性，看到了这一切融合的可能性。莱辛曾说自己对梦境中所表达的世界丰富性和象征性着迷。“……梦的研究是她除了园艺和猫之外的第三大爱好。”莱辛还在作品中对意识和无意识领域进行过深入探讨，但很显然，莱辛并不赞同弗洛伊德有关把无意识看作邪恶来源的观点。“无意识可以根据你的塑造是好或是坏，有没有帮助。我们的文化把潜意识当作了敌人……其他文化把潜意识当作一种助力来接受。我认为我们也应该学会这样看它。”她说弗洛伊德的无意识领域太黑暗了。而她认为“荣格的心理模式比弗洛伊德的更具有吸引力”。沙迪亚·斯·法希姆认为这主要是因为荣格在“展望人类重新成为一个完整的个体的可能性上更加乐观”。罗杰·普雷（Roger Pooley）也在《多丽丝·莱辛：神秘主义和性别政治》一文中对于莱辛更青睐荣格理论的原因对荣格和弗洛伊德作了比较，“弗洛伊德是无神论者，荣格是泛神论者；弗洛伊德的方法是解构性的，而荣格是建构性的；弗洛伊德揭示神话，荣格收集并传播神话；这并不是说莱辛完全放弃了弗洛伊德——她在《南船座中的老人星档案》系列小说中在寓意上使用了他的小孩发展模式。但是青睐荣格意味着更赞赏一种难以言说的同一感和正常感，这与其说是由她置身于其中的社会所赋予，不如说来自集体无意识，也许是一种你感到和一切融为一体的 ‘广泛的经验’”。其实，莱辛在自传中已经暗示出，她不喜欢弗洛伊德，是因为他比荣格更关注个人，而荣格的集体无意识把视野拓展到了全人类。荣格曾在一篇对道家著作《太乙金华宗旨》（The Secret of Golden Flower）译本的评论文章中阐述自己的目的是“架构一座东西方心理理解的桥梁”。也许正是荣格这种关于东西方在心理层面意义上融合的思想更契合了莱辛的思想。露丝·维特克（Ruth Whittaker）认为荣格理论对莱辛产生了巨大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首先是荣格的个性化过程，也就是成为一个完整人的过程。她认为莱辛在20世纪50～60年代的小说中塑造的人物都经历了这样的过程。潜意识领域，也就是荣格的“阴影”，成为人物的“释放过程”，因为它允许人物有缺点，并重新获得维护外在形象的能量。其次是集体无意识，其中充满了荣格称之为“原型”的意象。她认为在莱辛作品中，如《四门城》《暴力的孩子们》《金色笔记》等都充满了这种意象或象征。不过，尽管莱辛认为荣格的心理学理论令人鼓舞，但却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她说：“我认为荣格的观点就本身来说还不错，但他的思想来自于那些眼光更深远的东方哲人。中世纪的伊本·阿拉比和噶扎里对集体无意识或什么，就比荣格等人具有更先进的观念。他很有局限性，但就他本身的观点来说还是很有益处的。”莱辛正是在自己经历精神危机时，在精神分析理论的局限中，开始广泛涉猎东方经典著作。约翰·莱奥纳多（John Leonard）在书评中就说到了荣格的理论和苏菲主义在很多方面类似，如民间智慧、集体无意识等。沙迪亚·斯·法希姆和罗杰·普雷都把荣格的理论局限看作是莱辛后来走向苏菲主义和进行形而上思考的必然原因。沙迪亚·斯·法希姆认为，心理学的宗旨是要维持心理平衡，所以它把进入无意识看作是终点。而苏菲主义把进入潜意识看作是发展的起点，是意识向更高领域发展的潜力。因此，莱辛才走向苏菲主义。露丝·维特克也认为正是苏菲主义为莱辛提供了人类未来的前景。“苏菲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文化中以各种不同的面目出现。它的核心观点之一就是人类的进化能力……对这种超验能力开发必要性的信念是莱辛《围地》之后作品的重要部分……通过各种方法达到超验的思想，以及在面对未来可能的灾难中它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成为她作品的基调。”

20世纪60年代初，莱辛由于其小说中对疯癫的大量描写无意中卷入了一场反精神病学运动，被认为是心理分析学派的敌人。这场运动由美国精神病学家托马斯·萨斯（Thomas Szasz）发起。他于1960年在《美国心理学家》杂志撰文以“精神病神话”为题阐述当时的精神病学作为学科的无用性。1961年又出版同名书，抨击精神病学科的合法性。莱辛曾经以赞赏的口吻说过托马斯·萨斯“采取了非常革命的立场”。而这场运动中最著名的当属英国精神病学家莱因（R. D. Laing）。这个在苏格兰受训，而后来到伦敦的“新左派”偶像，在1961年发表的《分裂的自我》一书中，第一次在精神病学界提出，疯癫的发展是对自己生活环境不能容忍的反应。在1967年发表的《经验政治》中，莱因进一步指出，精神分裂是“在某种社会环境下一些人给另一些人贴的标签。‘精神分裂的原因’应该到通过考察精神病仪式举行的社会环境中寻找”。莱因强调疯癫形成的原因在于社会，而不是单纯的心理问题也许正是引起莱辛注意的原因。1969年莱辛接受采访时承认自己知道莱因，也读过他的著作。莱辛说：“我很欣赏他，因为他同医学权威斗争并改变了整个规则，使得以前绝不可能这样问的问题成为可能。”但同时莱辛指出莱因“走的还不够远”，深度不够。罗贝塔·鲁宾斯坦以及南希·哈丁等都曾经在文章或著作中就莱因对莱辛的影响做过细致的分析。而弗拉斯塔斯指出，莱辛的《简述地狱之行》就是在探索莱因的疯癫具有拯救和预言作用的观点。当他们指出莱辛小说和莱因著作不仅观点相似，而且其中还有人物经历相同时，莱辛反驳说莱因并不是自己写作疯癫的源头。人物的相同只是巧合，因为那是她从电话簿里随意选取的名字。其实，莱辛对于莱因的兴趣更多的可能是因为莱因是当时文化气氛下那场运动的一部分。莱辛说，“我对莱因的看法是，在英国，在一个合适的时间，他用另类的观点挑战了精神病学界某种极端严苛的看法，使不同于官方的观点成为可能……莱因只是更广阔运动的一部分”。实际上，莱辛在自传中说过，她最早接触的是海米·卡普兰（Haimi Kaplan）。他的书《精神病的内心世界》（The Inner World of Mental Illness）给了她灵感。其实很难说莱辛的影响来自于某一个人。法国哲学家和社会理论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对这场运动，对60～70年代的知识界以及莱因和他的同事们都产生过巨大而持久的影响。福柯于1961年发表《疯癫与文明》，对西方历史中有关疯癫的观点、实践、机构以及文学艺术进行了梳理，指出精神病学是社会控制机构。所谓疯癫或正常乃是社会权力博弈的结果，是精神正常者对精神失常者的权力控制。这些观点不仅影响了莱因，更成为当时反精神病学运动的一面旗帜。毕业于芝加哥的社会学家，加拿大人欧文·高夫曼（Erving M. Goffman）、意大利精神病学家弗朗哥·巴萨利亚（Franco Basaglia）有关精神病机构的调查以及取消这些机构的观点都对反精神病运动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谈到自己卷入这场运动时，莱辛说她并没有计划这么做，她只是描写了自己的经历而已。莱辛在1969年在芝加哥接受电台采访中说：“过去二十年中，我无意中和有些人发生了联系，他们或是从事我们称为 ‘疯癫’工作的精神病学家或社会工作者，或是在某种程度上是真疯或 ‘被疯癫’的亲密朋友。”莱辛到伦敦以后的恋人，也是她自称真正爱过的人就是一个心理医生（她在自传中称他为“杰克”），在当时英国最著名的精神病院莫兹利（Maudsley）医院工作。“许多我们习以为常的精神病的原则和实践就是当时建立起来的。”杰克对于病人采用了各种疗法，有音乐和文学等，包括催眠疗法。催眠疗法可以诱使病人讲出自己记忆中的事情，使杰克备感内疚，因为这触犯了病人的隐私权。莱辛对于恋人的纠结感同身受。她评价道：“杰克过去可能是共产党员和斯大林的追随者，现在他说仍然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他更是一个老派的人文主义者。所有血管里流淌着文学传统的共产党员都是如此。”莱辛过去20年一直和心理分析者以及社会工作者研究疯癫症状的成因。莱辛对某些人疯癫的缘由，对他们所面临的压力进行深层次的思考。她说自己不喜欢那种什么都“心理学化”的流行潮流。虽然人类需要心理学，因为人类在表达情感上有缺陷，但她不能容忍心理分析学派的个案分析。而莱辛对弗洛伊德或荣格理论中人为设置类别、贴标签的行为都极为反感，她认为每个个体都是独特的人，不能对他们进行分类、贴标签式的研究。疯癫对莱辛来说就是一种象征。实际上莱辛在小说中非常明确地表明疯癫是社会机构控制个人的手段，是权威的压制，集体的压制使人走向了心理崩溃的边缘。莱辛否认自己在小说中对疯癫进行了美化，她认为现实主义要反映现实，那些异己的东西又必须表现出来，因而只能以疯癫的形式加以表现。

莱因试图把心理分析和存在主义结合起来，把疯癫和人的生存环境结合起来，而这正是莱辛一直关注的领域。她在谈到《暴力的孩子们》时说过，它的主题就是探讨个人和集体的关系。不过莱因的研究主要局限于家庭，局限于心理领域，而莱辛却把关注的焦点扩展到社会的方方面面，扩展到整个人类的生存状况。正如莫娜·奈普所说：“疯癫实际上是对于暴力社会的理性反映。”实际上，关注人的内心使莱辛获得了一种新的理解人生、理解社会的视角。

第三节 苏菲主义和莱辛的宗教观

1971年BBC播出了著名作家和评论人派特·威廉姆斯（Pat Williams）对西方苏菲主义的代表伊德里斯·沙赫（Idries Shah）的采访，这是沙赫首次接受电台的采访。在采访中，沙赫说：“我感兴趣的是把苏菲主义中对西方有意义的那些部分传达给西方。”这实际上说出了苏菲主义的精髓和本质。正如莱辛所说，“每个国家的苏菲主义形式都不一样，因为它是一种适合人们自己处境的学说”。实际上，苏菲主义这个词本身就是西方人创造的。

根据沙赫在《苏菲的道路》中的论述，苏菲主义这个词是1821年由一个叫托鲁克（Tholuck）的德国人创造的。卡尔·恩斯特（Carl W. Ernst）在《苏菲主义香巴拉指南》中也对此进行了详细的论述。根据卡尔·恩斯特所说，由于要了解东方的宗教文化以便更好地维持殖民统治，英国一些东方主义者注意到了当地一些流浪者，他们自称是先知我穆罕默德的追随者。他们被称为fakir和dervish，意为“穷人”。现实生活中，他们过着禁欲、简朴的生活。这里主要指精神的贫穷，因而他们要依靠真主，其中既有穆斯林，也有非穆斯林。他们的一些怪异行为引起了欧洲人的兴趣。后来，这些东方主义者更吃惊地发现了一种宗教现象：一些被称为苏菲的神秘先知和穆罕默德的追随者都会出现在各个清真寺和光塔。这些苏菲都是诗人、舞蹈和音乐爱好者，与对阿拉伯先知的信仰没有什么关系，其言行甚至有时是对《古兰经》的公开冒犯。其思想接近于真正的基督教、希腊哲学以及印度的《梵经》中的神秘的沉思。这颠覆了以往欧洲人对于东方的理解。著名的东方主义学家威廉姆·琼斯爵士这样描述苏菲主义，“（苏菲）最基本的宗旨是，除了上帝，没有任何东西绝对存在：人的灵魂是他本质的析出。虽然会和天国的源泉分离一段时间，但最终会和它重聚；最大可能的幸福产生于这个重聚，因而人类在这个短暂的世界里最主要的福祉就在于尽量在这肉身沉重的负担所允许的情况下完美地与永恒的精神重聚；出于这个目的，人类应该破除和外界物品的一切联系（或他们称为taalluk土耳其语 ‘委托’），没有任何牵挂地度过人生，就像海洋中的游泳者没有衣服的羁绊自由地划动……”神学教授托鲁克在《苏菲主义或波斯人泛神论的神教体系》一书中，依据柏林皇家图书馆里的阿拉伯、波斯和土耳其的一些手稿，运用各种人类学、宇宙学、神秘体系的术语，追溯了苏菲主义的来源等。他肯定了英国东方主义研究者在发现苏菲主义中的重要作用。虽然竭力要把苏菲主义和伊斯兰教的信仰分离开来，但又不得不承认在穆罕默德早期的追随者中可以找到苏菲主义的萌芽和因素。不管怎么说，托鲁克的著作使苏菲主义成为一个学术研究的话题。一般来说，强调历史的学术研究成果倾向于把苏菲主义看作是伊斯兰教神秘的一部分。而非学术性来源，包括由苏菲会派发表的文章，却把苏菲主义看作是位于所有宗教核心的一种普遍的神秘精神。沙赫认为苏菲主义早于伊斯兰教。

苏菲主义的定义多样，但都可以追溯到苏菲的来源。根据恩斯特的考证，苏菲这个词带有强烈的精神和道德意味。它来源于阿拉伯语的“羊毛”，指的是近东一些苦行僧所穿的粗布衣服。后来有一些苏菲主义作家把这种衣服和大部分先知，特别是穆罕默德先知及其随从所喜欢穿的衣服联系起来，和阿拉伯语中的suffa或bench联系起来，进而引发和历史上先知穆罕默德的追随者被称作凳子人的联想。他们是一群无家可归，晚上睡在凳子上，但却互相分享自己有限的资源和食物的苦行僧。这奠定了作为苏菲神秘主义基础的社区分享的理想。另一种来源是哲学家阿-比鲁尼（al-Biruni）把苏菲和希腊文的智者（sophos），进而和希腊哲学联系了起来。最终，在公元10世纪，一名住在伊朗东部，用阿拉伯文写过许多著作，并收集到早期苏菲圣人大部分生平的人，确立了对苏菲的历史解释，认为苏菲是先知的后代和追随者，描绘了一幅延续了三个世纪的穆斯林精神和神秘主义的图画。此外，这个词还和阿拉伯语的safa（纯洁）、safwa（选民）相连。据此，10世纪的古沙瑞（Qushayri）总结道：“真正苏菲的标志就是当他拥有财富时，他会觉得贫穷；当他拥有权力的时候，他会感到谦卑；当他拥有名声时，他会隐退。假苏菲的标志是当他贫穷时，他以富人的姿态行为于世；当他谦卑的时候，他却权倾朝野，在追随者中声名显赫。所有邪恶的事情之最既是贪婪的苏菲。”实际上，一个真正的苏菲就是具有圣人品质的人，并且从不自称是苏菲。我们从阿拉伯语翻译为苏菲主义的这个词tasawwuf就是指“成为苏菲的过程”。所以莱辛认为“苏菲主义可以和外表与外在的行为毫无关系……它必须被体验，并根据他或她的发展状态，采用不同的形式解释”。

苏菲主义在对苏菲的解释中找到了其生存的土壤，因带有强烈的伦理道德意味，其精神影响日趋扩大。苏菲会社作为一种组织，在当代，特别是20世纪初，根据恩斯特的解释，是以抵抗殖民主义的统治开始的，因为它是许多伊斯兰教国家被征服后唯一强大的组织。这样，苏菲会社就和政治、追求自由的思想、摆脱束缚等联系在了一起。因此，无论是穆斯林国家还是西方，都把苏菲会社看作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原教旨主义者把苏菲主义看作不亚于西方的对于正宗伊斯兰教的一支威胁力量，而西方则把苏菲主义看作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试图纳入自己的政体。英国殖民政府就对许多苏菲领导人委以重任，拉拢其成为政府雇员。而苏菲会社本身有不同的分支，散布在许多不同的国家和地区。虽然强调的重点不同，但它们都尊奉先知穆罕默德，因而通常被认为是伊斯兰教的一支，不过现代西方的苏菲主义却宣称自己是超越任何宗教的一种知识体系。在这方面，沙赫的学说最有影响力。

根据刘易斯·考特兰德（Lewis F. Courtland）在《拜访伊德里斯·沙赫》中所述，伊德里斯·沙赫出生在印度一个显赫的阿富汗贵族后裔的家庭。沙赫的母亲是苏格兰人，父亲（Sirdar Ikbal Ali Shah）是波斯最后一个皇帝以及先知穆罕默德的后裔，在19世纪30年代的中东伊斯兰政界赫赫有名。他曾在印度和英国爱丁堡大学和牛津大学等接受教育，曾任印度文化部负责西亚事务的外交官，并常常被邀请给政府首脑提出施政建议。他的私人朋友有各种政见不同的人，包括已故的阿迦汗（Aga Khan）、土耳其的统治者卡迈勒（Kamal）、阿富汗的纳迪尔·沙赫等。他著有宗教哲学比较文集等。他的阿拉伯语著作《学者对印度独立斗争的贡献》至今仍是中东的畅销书。他的影响遍及尼泊尔、越南等国家和地区，深受其影响的还有印度的甘地和埃及前总统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Gamal Abdel Nasser）。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中长大的伊德里斯·沙赫和他父亲一样，多才多艺，朋友众多。莱辛在《迈向新自由的古老方式》中曾说过，“沙赫本人就是苏菲多才多艺的典范”。沙赫在英国生活了15年。他在伦敦创办了文化研究学院，在美国创办了人类知识研究学院以及一个出版公司，出版了大量有关苏菲主义的经典；他通晓阿拉伯语、波斯语、英语、法语、西班牙语等至少7种语言；他有多项科技产品专利；帮助解释和演奏了已失传三千多年的埃及音乐；他的研究领域涉及心理学和精神领域，涉及人类学、地质学、经济学和政治学，以及旅游及文化。他写过有关旅游、人类学、魔术的专著，以及电影文学脚本及苏菲主义的著作，并且这些书都成为该领域独一无二的经典。“沙赫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东西方文明。”莫娜·奈普称他为“现代苏菲主义的主要倡议者”。

沙赫写了大量有关苏菲思想的著作，其中最著名的有《苏菲们》《苏菲的道路》等。莱辛说：“他（苏菲）回答了我一生都在仔细考虑的问题。”他还善于利用故事来阐述苏菲的思想。他编辑的有关穆拉·纳斯拉丁（Mulla Nasrudin）的故事已经家喻户晓，广为流传。在这些著作中，沙赫阐述了他的苏菲主义思想。他说：“苏菲主义，实际上并不是一个神秘的系统，也不是一种宗教，而是一种知识体系。”要想了解苏菲主义，就要从了解苏菲入手，因为“大多数人称之为 ‘苏菲主义’的思想在东方以 ‘成为苏菲’或 ‘苏菲之路’闻名。‘主义’这部分是典型的西方概念。我们用‘苏菲主义’这个词主要是为了沟通方便”。传统上他特别强调苏菲主义与人类生活经验以及当代世界的关系。实际上，苏菲主义其中的一个定义就是指人类的生活。正如莱辛所说的，“苏菲们所给予的就是通过经验进行学习”。这和苏菲所宣扬的“不品尝就不知道”一致。除了通过经验学习，沙赫还认为：“人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朝着具有进化性质的成长迈进，稳定自己的意识。他内心有一种本质，起初很小，但闪闪发光，很珍贵。能否发展取决于个人，但开始必须要有一个老师引导。当头脑得到正确和适当的开发后，意识就可以转化到一个崇高的层面。”这里的转化到一个崇高的层面就是指人类可以超越普通人的局限。“苏菲们声称某种心灵活动或其他活动在特定的条件下，经过特别的努力，可以产生被称为更高的心灵活动，导致潜藏于普通人中的特殊的感知力。因此，苏菲主义就是对普通局限的超越。难怪，苏菲这个词和希腊词 ‘神智’（sophia）以及希伯来神秘的词‘绝对无限’（Ain sof）相联系。”沙赫援引了传统中波斯双韵体诗歌和14世纪著名的苏菲鲁米（Rumi）的话来支持自己的学说。波斯诗歌：“在导师指引下，你会成为一个真正的人；没有导师指引，你仍是一个动物。”鲁米说：“人从一个王国走向另一个王国，到达了现在的理性、可知而强大的状态——忘记了早期的智力形式。所以，他也要跨越目前的感知形式……有成千个其他的心灵形式……并且需要的程度决定着人的器官的发育，所以增加这种需求吧。”正如木格·噶林所说：“今天沙赫所传授的苏菲思想已经不是一个过去的传统，而是当代的一种知识系统，一种在20世纪的西方占有一席之地的鲜明的有生力量。”苏菲对于西方历史的影响，对文明的基础：基督教、伊斯兰教、印度教、犹太教等的巨大影响已经被许多学者证明。

莱辛第一次接触到苏菲主义是在20世纪60年代初。根据莱辛的自述，她那时正在写《金色笔记》, “写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和理性主义者，但却经历了许多不能解释的事情”，正处于迷惘和彷徨，在“寻求指导或道路”之中。“书写的方式迫使我用各种形式审视自己。”在遍览了包括吠陀经、佛教经典、《易经》等东方的各种宗教著作后，莱辛发现了西方文化的两个致命缺陷：“第一，我们的教育严重缺乏信息，我们西方的文化和教育使我们妄自尊大，对别的文化一无所知。另一个是我需要老师的引导。这时读到了《苏菲们》，发现了我的思想所在。”她的探索终于得到了回报，她发现了沙赫，读到了《苏菲们》和其他的著作。莱辛在沙赫去世时的追悼词中说：“这本书改变了我的一生。”自此，莱辛开始了对沙赫的追随，并自称是沙赫的学生，开始探索非理性之路。1964年莱辛在著名杂志《观察家》上发表了第一篇关于沙赫作品的评论《黑暗中的大象》。此后，又陆续发表了多篇有关苏菲的文章，包括《神秘的东方》（1970）、《迈向新自由的古老方式》（1971）、《入世，而不是出世》（1972）、《怎样不成为外来人》（1994）、《论苏菲主义及伊德里斯·沙赫的〈威严的自我〉》（1994）、《苏菲们和伊德里斯·沙赫》（1997）等。在这些文章中，莱辛从各个角度表达了她对于沙赫的敬仰和对沙赫所宣扬的苏菲主义的理解。莱辛说：“沙赫是苏菲文学和教义的主要倡导者。他过去几年的（职业）生涯和一些古典的苏菲大师的经历非常相似。既有反对的迹象和症候，但也拥有支持者，有的来自最高层。”在1996年沙赫去世时的悼词中，莱辛对沙赫的一生做了评价并对沙赫给自己的影响进行了总结。莱辛说：“他是我的好朋友，我的老师。很难对于在苏菲老师的教导下学习的这30多年进行总结，因为这是一次一直充满惊奇的旅程，一个抛弃幻想和偏见的过程。”苏菲主义特别强调它的内在性和适应性。所谓内在性就是可能和外在的表象和行为无关。苏菲主义注重人的内在意识层次的提高和完善，认为人可以在进化中达到一个更高的阶段，而苏菲们把自己看作引领人们进化到更高层次的导师。莱辛认为：“这不是一种对世界的蔑视。‘入世而不是出世’就是它的目标。”而适应性就是它必须适应当代的需求，适应当地人的需求。“苏菲主义不是对过去文明的研究，而必须是当代的，否则就什么也不是”。在1981年接受克里斯托弗·比格斯比（Christopher Bigsby）采访时，莱辛说：“我发现伊德里斯·沙赫所教授的苏菲主义，即他所声称的对于古老教义的重新介绍，适合于这个时代和地方。它不是来自东方的某种东西的刻板重复，也不是注了水的伊斯兰教义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也许正是因为苏菲主义的随遇而安以及与时俱进的性质，决定了它能在西方传播，以及对莱辛的吸引力。“苏菲们总是站在时代的前列，预见到了我们的发现。他们多少世纪前就在谈我们认为是我们发现的进化、原子结构、血液的循环和心理规则”。正如南希·哈丁所说：“莱辛让人们确信当代西方最优秀的信息来源都可以在沙赫的著作中找到。”

关于苏菲主义是否是宗教的问题，莱辛认为，苏菲是一切宗教的核心。宗教只是这种内在核心或是内在真实的外衣而已。罗波特·格雷夫斯（Robert Graves）也说过，“苏菲们认为苏菲主义是所有宗教内部的秘密教义”。关于苏菲是伊斯兰教的一个分支的看法，莱辛认为那是最新的参考书中的说法，而实际情况是苏菲主义的信徒具有各种信仰或没有任何信仰。她说：“苏菲主义是一种哲学，它不敌对于任何宗教，因为宗教只是内在真理的不同外在面貌。”也许这种有关宗教的看法和莱辛自己的亲身经历有关。莱辛在1969年接受采访时，谈到《金色笔记》中心理医生马科斯太太的原型时说，自己生活中的心理医生是自己完全不喜欢的人：信仰罗马天主教和荣格，非常保守，当时自己也很郁闷。但后来却发现她信仰什么完全没有关系。莱辛不喜欢她所用的术语，但她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人，知道怎么帮助他人。如果她信仰弗洛伊德，性格咄咄逼人或是无神论者，都不会有什么区别。在苏菲的思想中，不存在相对立的两种文化，不存在科学和艺术的对立。这一点和莱辛打破界限、不喜欢贴标签的思想非常吻合。难怪现居住在纽约的英国作家莱斯利·黑泽尔顿（Lesley Hazelton）会说，“苏菲主义就像是为多丽丝·莱辛量身定做的一样，它避开了定义”。苏菲们没有等级制，无论哪个阶层的人都可以成为苏菲。莫娜·奈普认为这一点很关键，因为莱辛永远不会钟情一种依赖于权威的信条。“苏菲主义强调个人的意识拓展，同时，摒弃宣传、意识形态和偏见……苏菲神秘主义跨越国家、宗教、物质、种族界限，鼓励每个个人认识到自己对于更大的人类全景的重要性。显然，它没有使莱辛的思想产生革命性的改变，但是却强化了一开始就具有的洞见。”莱辛在写给莫娜·奈普的信中说：“我之所以对苏菲的思维方式感兴趣，是因为我本来就是那样想，在知道苏菲或苏菲主义之前就已经那样想了。我最具苏菲特点的书就是早在我听说神秘主义之前就写的《金色笔记》。”她认为，一本书之所以可以改变人的一生，是因为人本身就已经具有了“某种潜伏或处于萌芽状态需要改变的东西”，而她正是在寻找“一种思维方式，一种看待生活的方法”来“反映”或验证她的生活发现时，读到了沙赫的《苏菲们》。它“改变了过去所谓的 ‘东方研究’和对 ‘神秘主义’的狭隘理解”，也改变了她的一生。有评论家说莱辛相信苏菲主义，就是放弃了原先的信仰，信仰了宗教或神秘主义，但其实莱辛并不相信宗教。她认为所有的宗教经典都是一个人所写，都是一种宗教的不同分册而已。其实，莱辛早就宣称自己是一个无神论者。莱辛说：“他（沙赫）使我确定了上帝代表什么，同时又没有把我局限在一个宗教中。我绝对的、很孩子气的对宗教过敏——即使我对于我们最深奥的宗教——自然/本性怀有最大的敬意。”莱辛本来就不是因为宗教而信仰苏菲，她完全是因为沙赫的思想而追随苏菲。沙赫的苏菲思想不仅使她改变了原来那种单一的思维方式，也使她找到了借用其表现人的心理发展潜能的道路。“莱辛相信人和世界有改良的可能性。她的愿景不仅包括地球，也包括整个宇宙。而苏菲思想和苏菲有教益的故事给她展示出改变的路径。”

语言不能表达真理，而真理可以通过故事来传递。许多苏菲的教义是通过幽默的故事来传递的。这一点对于莱辛有很大影响。研究苏菲主义是莱辛探索非理性主义的开始。但她不愿意用那些弗洛伊德的传统术语，因为这些语言总是和特定的派别相联系。“语言受到了污染，充满了传统的联想，特别是在心理学、宗教这些内在世界领域。像 ‘无意识’、‘自我’、‘本我’等词。这些词很少，而且又都和派别、一些特定的群体相联系。”对于莱辛来说，沙赫的书不仅打开了一个新的理解的世界，而且赋予了莱辛一种表达思想的新手段。“故事成为最好的（思想）传递工具。它几乎就像一个科学配方，把正在进行的事情，一下子都承载起来，就像生活中一样。”莱辛把对于苏菲的理解融化在她的故事中，编织进自己小说的结构里，甚至把自己的整部小说作为寓言故事来传达自己多层次的思想，这一点在莱辛后期的创作中尤为明显（详见后面的小说分析），成功实践了沙赫所谓的“隐形”的故事。莱辛认为研究苏菲思想对于她自己最大的收获就是“找出你为什么相信了你所相信的东西，审视你观念的基础”。

第四节 东西方经典作品的影响

莫言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一个作家首先是一个读者，然后才可能写作。”纵观任何一个优秀作家的成长之路，书籍阅读都在其人生经历中占据着重要地位。莱辛自小没有接受正规的学校教育，但却因此有机会阅读了大量的世界各国的文学、历史、政治等书籍。她把这一点看作是自己的优势。“我很高兴我在文学、历史和哲学方面没有接受过（正规）教育，这就是说我没有让这种欧洲中心主义的东西灌输给我，而这一点我认为是欧洲最大的障碍。任何在西方的人都不太可能不把西方看作是上帝给予世界的礼物。”莱辛阅读的书籍不仅数量巨大，而且种类繁多。从时间顺序上可以看出，书籍阅读一直在陪伴着莱辛的成长。“书就是我的生命”。

莱辛在自传中曾经说过：“我的童年、少年和青年都是在书中的世界度过的。都是在丛林中漫步、观察、聆听周围所发生的事件中度过的。”莱辛在非洲接受的教育主要有五个来源：一是函授班；二是当地白人家庭学校；三是女子修道院的教会学校；四是她母亲自己教的植物、动物、地理等知识；五是来自于英国的书籍。由于南罗德西亚是英国直接管辖的保护地，政府专门为当时英国农场主的孩子开办了函授课程。五六岁的莱辛和她的弟弟一起都参加了这样的函授班，所以他们定期都会收到从英国寄来的大量书刊以及报纸。据莱辛自己在自传中说，她的教育主要来自于书籍。莱辛家里有一个小型图书馆，莱辛读了所有能够读到的书。她说：“我的童年非常孤独，所以读了大量的书。因为没有人说话，所以我就读书。那我读什么呢？最优秀的书——欧洲和美国文学的经典作品。我没有接受教育的好处之一，就是我不用把时间耗费在二流书里。我慢慢地读这些经典著作。这就是我受的教育，而且是非常好的教育。”莱辛在《我的皮肤下》中列出的书单有沃尔特·德·拉梅尔（Walter de la Mare）的《三个皇家猴子》（The Three Royal Monkeys）、苏格兰小说家巴里（J. M. Barrie）小说中的《肯辛顿花园中的彼得·潘》（Peter Pan in Kensington Gardens）、司各特关于发生在第三次十字军东征即将结束时的故事《护身符》（The Talisman）、兰姆的《莎士比亚故事集》（Lamb's Tales from Shakespeare）、吉卜林的短篇小说《简单的山区故事》（Plain Tales from the Hills）和《丛林之书》（The Jungle Book）、狄更斯的《雾都孤儿》（Oliver Twist）、黛西·阿什弗德（Daisy Ashford）写的描写上流社会的小说《年轻的来访者》（The Young Visitors）、达芙妮·安德森（Daphne Anderson）描写成长在南罗德西亚的孤儿的故事《裹脚布》（Toe-rags）以及史蒂文森（R. L. Stevenson）的书等。随着年龄的增长，莱辛读的书也越来越多。她还列出了她七八岁时所读的书：匈牙利的圣人伊丽莎白的故事、吉卜林的短篇小说集《斯托基公司》（Stalky and Co.）（讲述在英国寄宿学校的青少年男孩子的故事，了解了学校的残酷）、约翰·班扬的书、《儿童圣经故事》、儿童读的《英国历史》〔有关十字军东征的故事、有关英法百年战争期间著名的克雷西（Crecy）战役（1346）和阿金库尔战役（Agincourt）（1415）、滑铁卢战役、1944年苏联红军夺取被德军占领的克里米亚战役（Crimea）等〕、拿破仑、本杰明·富兰克林、杰弗逊、林肯、英国工程师和设计师Brunel、南非矿业大亨和罗德西亚的创始人塞西尔·罗德斯等人的传记，克雷克（Dinah Craikl）1856年出版的儿童小说《约翰·哈利法克斯绅士》（John Halifax, Gentleman），讲述了哈利法克斯绅士从孤儿成为商界成功人士的故事、笛福的《鲁滨孙漂流记》、瑞士牧师维斯（J. D. Wyss）所写的《瑞士的鲁滨孙一家》讲一家人在船触礁以后自强自立的故事、美国自然学家汤普逊（Ernest Seton Thompson）的《狼，罗波》（Lobo, The Wolf）讲自己和罗波狼群斗智斗勇的故事、英国小说家道奇森（Charles Lutwidge Dodgson）写的《爱丽丝梦游仙境》（Alice in Wonderland）及其续集《魔镜之旅》（Through the Looking Glass）、英国作家米尔斯（A. A. Milne）的作品、英国作家安娜·西维尔（Anna Sewell）1877年发表的唯一小说《黑骏马》（Black Beauty）、史蒂文森的《儿童诗歌》、南非作家非洲帕特里克爵士（Sir Percy Fitzpatrick）讲述他和自己的狗约克在热带草原地区旅行的真实故事的《布什瓦的约克》（Jock of the Bushveld）、《南丁格尔的故事》、《海厄特》（Stanley Portal Hyatt）、讲述死于1896年牛瘟的牲口《一头长途跋涉的公牛》（Biffel, a Trek Ox）、伯内特（F. H. Burnett）的小说《秘密花园》（The Secret Garden）、英国历史小说家休利特（M. H. Hewlett）的《森林情人》（The Forest Lovers）。除此以外，还有许多关于冰岛、印度、法国、德国等世界各地孩子们的小故事。莱辛读到的其他的书还包括英国女作家怀特（Antonia White）的《五月霜冻》（Frost in May），讲述了9岁的南达·格林（Nanda Gray）在女修道院学校接受严格教育，循规蹈矩地成长的故事，萨克雷的《名利场》，各种有关历史、地理和探险的书，偷看母亲的有关产科学的书以及苏格兰小说家、古植物学家、优生学家玛丽·斯多普（Marie Stopes）关于性爱的书等。

由于父亲在英国时参加了图书俱乐部，所以，家里有大量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书籍。莱辛12岁时读到了大量关于战争的书，有战争回忆录以及战争历史等，因而父亲有关战争的叙述得到了更多的印证。德国作家雷马克（E. M. Remarque）1928年发表的《西线无战事》（All Quiet on the Western Front）讲述了战争的残酷和恐怖。苏联作家布尔加科夫（Mikhail Bulgakov）的《一个乡村医生的日记》（A Country Doctor's Notebook）描写了从前线回到家乡的士兵同农民的迷信和无知做斗争的事情。此外从伦敦寄来的儿童书还包括许多美洲作家的书：加拿大作家蒙哥马利（L. M. Montgomery）的畅销小说《绿山墙的安妮》（Anne of Green Gables）系列小说，讲述了一对夫妇收养的一个女孩童年的故事。美国小说家斯特拉顿-波尔特（Gene Stratton-Porter）于1909年发表的《一个利姆波罗斯特的女孩》（The Girl of the Limberlost）及其续集，讲述了穷苦女孩爱尔诺拉的励志故事。美国小说家库利吉（Susan Coolidge）于1872年发表的儿童小说《凯蒂做了什么》（What Katy Did）及其续集，讲述凯蒂一家的冒险故事。莱辛觉得美国中西部的描写和她自己所处的非洲丛林类似，所以更吸引她。此时，莱辛谈到她已经读完了狄更斯、吉卜林、萧伯纳、威尔斯、王尔德以及许多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书。

乡村有一个习惯，由于路不好等原因，经常会在别人家留宿。这期间由于各种原因，莱辛经常到别的城镇其他英国人家住宿。在马兰德拉斯（Marandellas）留宿期间，莱辛接触到一些富有的英国农场主，读到了以前没有读到的很多书。如：英国小说家布里奇（Ann Bridge）（原名Lady Mary Dolling Sanders O'Malley, 1889—1774）在英国驻北京大使馆生活的记录，如她写的《北京野餐》（Peking Picnic）。英国哲学家和科幻小说家斯特普尔顿（Olaf Stapledon）于1930年出版的《最后和最初的人类：未来的故事》（Last and First Men: A Story of Near and Far Future），讲述了人类从现代到2万亿年之后的历史，人类经过了18代，我们是第一代，也是最原始的一代。这本书根据黑格尔的辩证法理论，把人类历史既描述为从原始、野蛮到文明，再到野蛮的循环历史，也描述成一种进步史，未来的文明比第一代要进步许多。她所读的作家还包括：英国作家、戏剧家J. B．尼古拉斯（John Beverley Nichols）、著名的英国作家赫胥黎（Aldous Huxley）、苏联社会主义作家和1965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肖洛霍夫（M. A. Sholokov）、20世纪英国著名小说家和戏剧家普里斯特利（J. B. Priestley）、善于写幽默和畅销小说及短篇小说的两次大战期间英国著名作家耶茨（Dornford Yates）等，以及一整本的《作家和艺术家手册》。做保姆期间，由于男主人的进步思想，她还读了许多从英国寄来的政治和社会学方面的书，读到了威尔斯的《未来事物的形状》（The Shape of Things to Come）。这本书是一部科幻作品，声称一个著名外交官菲利普·雷文博士做了一个梦，梦到了2106年发表的一本历史教科书，根据记忆写下了内容，预言了“二战”，并预言由于空中力量的变化，开始使用毒气弹，由此改变了战争的性质，最终毁灭了文明。这些书使莱辛从梦中惊醒，从一个喜欢幻想的孩子开始思索严肃的社会问题。

莱辛14岁时，开始读一些有关社会问题的小说，如萧伯纳、高尔斯华绥、D. H．劳伦斯的《虹》等。莱辛14岁辍学后，到索尔兹伯里做电话接线生。期间，在继续阅读英国作家作品的同时，开始接触到了苏联、德国、法国以及其他国家的作家作品，并开始思索有关宗教、政治的一些问题。莱辛列出的名单包括英国作家劳伦斯、伍尔夫，南非作家奥列佛·斯歌莉娜（Oliver Schreiner），英国维多利亚时期著名的讽刺作家、散文家和历史学家、社会评论家托马斯·卡莱利（Thomas Carlyle），以《现代画家》（Modern Painters）闻名的19世纪艺术评论家和社会思想家约翰·拉斯金（John Ruskin），以撰写早期基督教历史（《耶稣生平》）和政治理论闻名的19世纪法国哲学家和作家恩斯特·勒南（Ernest Renan）, 19世纪俄国作家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短篇小说巨匠契诃夫、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苏联作家伊凡·蒲宁（Ivan Bunin）、俄国作家屠格涅夫，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德国作家、社会批评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托马斯·曼（Thomas Mann），法国作家司汤达、普鲁斯特，英国作家乔治·梅瑞狄斯（George Meredith），德国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抒情诗人荷尔德林（Johann Christian Friedrich Hölderlin），著名作家、发表体现苏联人民伟大卫国战争的长篇小说《暴风骤雨》（The Storm）的伊利亚·爱伦堡（Ilya Ehrenburg）。

在第一次婚姻将要解体时，莱辛参加政治活动，提到读了坚定支持十月革命和苏联社会主义方针政策的英国坎特伯雷红色主教约翰逊（Hewlett Johnson, 1874—1966）的书《苏联的力量》（Soviet Power，也称The Socialist Sixth of the World），以及俄国20世纪初崇尚简洁美、渴望世界文化的大同诗人曼德尔施塔姆（Osip Mandelstam）的作品。

在南非为共产党开展工作期间，莱辛所读的书大部分都是描写底层人民贫困生活的书，包括：美国作家斯坦贝克的《愤怒的葡萄》、英国作家格林伍德（Walter Greenwood）1933年描述英国工人失业的《领取失业金的爱情》、英国作家理查德·卢埃林（Richard Llewellyn）1939年讲述矿工生活的《青山翠谷》（How Green was my Valley）、美国剧作家奥德兹（Clifford Odets）讲述美国出租车司机罢工的戏剧《等待莱福特》（Waiting for Lefty）、与左翼事业联系紧密的美国女剧作家莉莲·海尔曼（Lillian Hellman）的剧作、英国作家福斯特（E. M. Forster）的《霍华德庄园》、犹太裔匈牙利人，后加入英国籍的阿瑟·库斯勒（Arthur Koestler）揭露斯大林“清洗”运动的《午间黑暗》（Darkness at Noon）等小说。

莱辛在自传中，一直强调当时他们这些热血青年都是通过文学走向社会主义的。他们去夜校读书，浸淫在欧洲的文学传统里，而不只是英国的传统。除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作，莱辛提到的作家包括苏联作家高尔基和20世纪初俄国诗人、剧作家、马克思主义者弗拉基米尔·马雅可夫斯基（Vladimir Mayakovsky），美国作家艾略特，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伍尔夫、劳伦斯、叶芝、格林（Graham Green）。所提到的作品包括：英国现当代小说家阿普沃德（Edward Upward, 1903～2009）讲述20世纪二三十年代人们热衷于政治的作品《螺旋上升》（The Spiral Ascent），叶芝的《第二次来临》，雪莱和布莱克的《老虎》，彭斯（Robert Burns）的《男儿当自强》（A Man's a Man For A' that）。戏剧家有布莱希特（Brecht）的戏剧，希腊悲剧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 20世纪英国著名小说家、戏剧家普利斯特利（J. B. Priestley）1934年出版的揭露上流社会黑暗的《危险的角落》（Dangerous Corner），宣传社会主义的《他们来到城市》（They Came to a City），科沃德（Noel Coward）1941年“二战”高潮时期嘲弄死亡的喜剧《快乐的精灵》（Blithe Spirit），莎士比亚戏剧《亨利五世》《哈姆雷特》，英国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约翰·奥斯本（John Osborne）讲述乔治在世界上找不到自己位置的戏剧《乔治·迪龙的墓志铭》（Epitaph for George Dillon）。莱辛还提到了公元前的罗马诗人卡图卢斯（Gaius Valerius Catullus），德国民间故事中的魔术师梯尔 · 欧伦施皮格尔（Till Eulenspiegel），德国18世纪描写传奇人物闵希豪森男爵的（Baron Münchhausen）《吹牛大王》历险记，等等。

在第一本自传中，莱辛还提到了一批心理学家，包括弗洛伊德，荣格，20世纪奥地利裔美国心理学家和精神分析学家，研究性格结构的赖希（Wilhelm Reich）, 20世纪初奥地利医生、心理学家、个体心理学创始人阿德勒（Alfred Adler）, 20世纪初奥地利女心理学家克雷恩（Melanie Klein）等。其他欧洲文学作品包括：西班牙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奥地利作家穆齐尔（Robert Musil）30年代创作的三部曲小说《没有个性的人》（The Man Without Qualities）、“二战”中一个德国老兵沙耶尔（Guy Sajer）战后写的自传体小说《被遗忘的士兵》（The Forgotten Soldier）、海明威的《永别了，武器》、反对斯大林的苏联作家维克多·克拉夫琴科（Victor Kravchenko）1946～1947年写的《我选择自由》、英国资深电视记者和畅销书作家曼戈尔特（Tom Mangold）讲述前中情局首脑职业生涯的书《冷酷的斗士》（Cold Warrior: James Jesus Angleton - CIA's Master Spy Hunter）、英国20世纪著名小说家和广播电视媒体人丹尼尔·法尔森（Daniel Farson）的《自由职业者》（Soho in the Fifties）、英国当代作家德拉布尔（Margaret Drabble）讲述单身母亲的《磨坊石》（Millstone）。

莱辛也通读了许多东西方的宗教哲学著作，包括罗马哲学家西塞罗，英国哲学家、政治家和科学家培根，德国哲学家尼采的哲学著作；几乎所有的东方的经典著作：佛教、伊斯兰教、印度教等的经典，包括《圣经》《古兰经》《薄伽梵歌》（印度教经典《摩诃婆罗多》的一部分），所有有关禅宗的经典、《易经》，还提到了萨满巫师、中国作家林语堂的散文等。

莱辛对于绘画也颇感兴趣。自传中列举的画家有16世纪文艺复兴时期以风景画和农民的场景见长的荷兰著名画家布鲁格尔（Pieter Breughel），法国印象派画家、以《入浴者》闻名的雷诺瓦（Pierre Auguste Renoir），英国著名后印象派画家奥古斯特斯·约翰（Augustus John）的画，荷兰画家伦勃朗的肖像画，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描绘世纪初战争和贫困的人们闻名的德国画家凯绥·施密特·柯勒惠支（Käthe Kollwitz）, 20世纪前半叶英国画家鲍姆博格（David Garshen Bomberg），威尔士后印象派画家约翰（Augustus Edwin John）以及日本的画作。

除此之外，莱辛所提到的作家还包括：英国维多利亚后期诗人霍普金斯（Gerald Manley Hopkins）、雪莱、济慈、拜伦、狄更斯、哈代、勃朗特姐妹、奥斯丁、特罗洛普、王尔德，法国作家巴尔扎克、左拉、普鲁斯特；20世纪的T. S．艾略特、叶芝，爱尔兰诗人和剧作家麦克尼斯（Frederick Louis MacNeice），英国诗人巴克（George Granville Barker）、英国小说家康普顿-伯内特夫人（Dame Ivy Compton -Burnett），苏格兰小说家米奇森（Naomi Mitchison, 1981年获得大英帝国骑士勋章，发表了The Corn King and Spring Queen，大胆写性等，具有划时代意义），著名英国短篇小说家科珀德（A. E. Coppard）以及英国著名科幻作家克拉克爵士（Sir Arthur Charles Clarke）和布莱恩·艾迪斯（Brian Wilson Aldiss）等。莱辛喜欢的美国作家有著名犹太作家马拉默德（Bernard Malamud）、诺曼·梅勒（Norman Mailer）、纳尔逊·阿尔格伦（Nelson Algren）、卡森·麦卡勒斯（Carson McCullers），以《22条军规》闻名的海勒（Joseph Heller）等。

在莱辛的书信中，还提到了许多作家和作品，如20世纪美国作家斯诺（C. P. Snow）的系列小说《陌生人和兄弟》（Strangers and Brothers）、20世纪初英国作家本尼特（Arnold Bennett）的《老妇潭》，并说到奥地利作家卡夫卡的风格深深地影响了她。另外以“新新闻体”闻名的美国作家约翰·赫西（John Hersey）关于广岛原子弹的纪实文章第一次把新闻纪实文体和小说结合了起来，也对莱辛产生了巨大影响。

从以上莱辛所读的书，我们可以看出，由于身处殖民地，她所读到的书没有受到国家概念的约束，也没有正规教育刻板的条条框框的限制，因而她所读的书随地而得，随性而至，广泛而庞杂。在这种多文化、多学科知识的熏陶下，莱辛不仅知识渊博，而且视野开阔。这种杂糅的文化教育对她以后整体论思想和打破界限观念的形成建立了重要的知识储备，对她一生的成长具有重大意义。如果说以前，莱辛从文学作品中吸取的是知识的话，那么，到英国以后，经历过生活中一次次心理的考验时，她从文学大师的作品中所体会到的就是大师的视野和胸襟。莱辛多次在各种场合谈到伟大的作家们对她的影响。毫无疑问，托尔斯泰和巴尔扎克作品的恢宏大气和广阔的社会场景、司汤达对人性的详细分析、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心理解剖、劳伦斯逼真的生活动态描写、奥列佛·斯歌莉娜对非洲问题的严肃态度等都在莱辛的作品中找到了他们作品的回声。当1980年莱辛接受采访时被问到受到哪些作家影响时，莱辛回答说太多了，并列举了普鲁斯特、托尔斯泰、司汤达等几个名字。“可以肯定的是，我受到了影响，但不知道特别受到谁的影响。我认为更多的是受到在 ‘伟大的文学’中都能找到的那种恢宏视野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