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都，几次有特别意义的出行

虽然郭沫若在日本驻留时间长达二十年之久，除因就学和驻留长时间居住过的东京、冈山、福冈、市川四地，他的足迹所到之处却说不上很多。不过，为人们所知的他所到过的一些地方，多与他的创作或是人生中的重要经历相关。譬如：1924年秋，郭沫若决定回国前夕，偕家人往佐贺县的熊川住了一个月，他以这段时间的生活经历创作了小说《行路难》《红瓜》等；1934年夏，他同家人在千叶县夷隅郡浪花村小住，创作了《浪花十日》；他流亡时期匿名进出日本，都是经由神户港……这些行迹，当然都是郭沫若生平活动的历史信息。

一

在郭沫若留下足迹的不算多的地方中，京都应该是特别被注意到的，因为至少有两次他的京都行承载了其人生经历中的一些非常重要的事情，并结成了一些重要的人际关系。这两次京都行一次是在留学时期的1921年，一次是在流亡期间的1932年。我们先看看现有的《郭沫若年谱》做了怎样的记述：

龚济民、方仁念作《郭沫若年谱》（修订于1987年，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10月出版）在1921年6月事项中记载：因创办文学杂志的计划得到泰东书局允诺，郭沫若决定从上海再往日本，与朋友们商定杂志的名称、稿件来源和出版时间等问题。“月初”，郭沫若先回到福冈，“在家稍事停留后，随即往京都，会见了郑伯奇、穆木天、张凤举、沈尹默、李闪亭等人”。在1932年11月事项中记载：“月初”，“偕田中震二赴京都，访京都大学考古学教室以及内藤湖南博士、富冈君撝等人，又得见甲骨八九百片”。

王继权、童炜钢作《郭沫若年谱》（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4月出版）在1921年6月事项中记载：“下旬，又去日本。但在福冈仅停留一天，次日便动身往京都。在京都，访郑伯奇、李闪亭、张凤举、沈尹默、穆木天等人。”该年谱对谱主1932年11月的京都行无只字记述。

应该说，这两部年谱关于郭沫若两次京都之行的记述都是很粗略的，没有比较准确的时间记录，也有错记之处。实际上根据目前已有的相关史料，我们可以对郭沫若这两次前往京都的时间、涉及的人物、他的活动过程，以及与此关联的背景因素，做出比较准确的历史描述。

关于1921年那次去京都的目的、时间、经过，《创造十年》中是有记述的。

这一年的4月，为实现组织一个文学社团、办起一个纯文艺杂志的梦想，郭沫若与成仿吾从日本前往上海活动。其间经历了一番周折，终于得到泰东图书局老板赵南公应允，为此时尚未成立的创造社一班文学同人出版一个文学杂志。但郭沫若当时孤身一人在上海，成仿吾已经去了长沙，其他的朋友还都在东京和京都两地，所以，郭沫若考虑：“无论如何有再往日本一次的必要，须得去寻访各地的朋友们，定出一些具体的办法。杂志用甚么名字，是定期还是不定期，定期时间限的长短，每人可担负的稿件的分量，这些都是应该商量的问题。于是我在七月初旬便决定再往日本。”他先返回福冈的家中，但“在福冈仅仅住了一天，第二天便动身往京都。在车上过了一夜，到京都已经是第三天上午了。我先到三高去访问郑伯奇”。

郭沫若在《创造十年》中把返回日本的时间系于“七月初旬”，实际上是错记了，当然下推前往京都的时间也就是错的，这可以对照泰东图书局老板赵南公的日记来做考订。赵南公1921年5月25日至27日的日记中有这样一些相关的记载：

25日，“十时起。晴。到店阅报。二时，沫若来，言明日到东船票已购就。”

26日，“二时，请沫若来谈，据伊言，伊到东目的拟到京都、东京去走一趟，与同志一面趁暑假约定译几种好书，专译述德文书，报酬办法十分抽一，以售出书为限，买稿暂不言及。予甚赞同。乃估计往来路费约百元左右，予允凑百廿番。四时同出，购金手环一支，记五十二番。……今晚本送沫若到船，而彼等（指当晚访客——笔者注）罗嗦不休，已至十二时，乃言予到船送友人，始散。予到虹口码头，不见八幡丸，询之，知泊于汇山码头，以时晚路远遂驱车返。……汉杰乃电编辑所询沫若，言船不开，已返，明午再到。”

27日，“十一时起。到店阅报。晴。一时，松泉来，知沫若已去。”

这几则日记非常清楚地记述了郭沫若离沪的时间，同时也记述了郭沫若前往日本的目的，这一点与《创造十年》所述大致相同。邀约同人译书与出版杂志实为相关之事。赵南公之所以应允为郭沫若他们出版杂志，应该也是为笼住郭沫若、郁达夫、田汉等几位在文坛崭露头角的青年，以获得更多的出版资源。

5月27日上午是郭沫若这一次离沪的准确时间，而他到达京都的时间为6月1日，这有郑伯奇的日记为证。据郑伯奇6月1日的日记记载：“早晨上了一堂，九时沫若来学校找我，便回家了。”那么根据这一准确时间前推，我们就可以知道，郭沫若于5月30日回到福冈。在家中逗留一日，于31日乘火车前往京都。

郑伯奇日记也记述了郭沫若此次京都行的目的：“沫若此次由上海回福冈，经由京都赴东京访友，并商议杂志丛书事。”这与赵南公日记和《创造十年》所记是相同的。郭沫若在京都几天的行程和活动，《创造十年》中亦有记录，但与郑伯奇日记中的相关记载比较，当然后者更为准确。《创造十年》中记录的一些活动和行程的时间、先后次序，以及涉及的人物有错记和遗漏之处。这里把郑伯奇这几天日记中的相关内容摘录如下，可以与《创造十年》相互对照。

1日，“午后我和他访张、傅、沈、苏四君，均未在。次赴木天处，谈至三时许赴希贤处。夜，张氏兄弟、傅、苏、傅（原文如此，疑为重笔——笔者注）、李均来家，聚谈至十时始散。”

2日，“早饭后和希贤、沫若同赴白川希贤寓所。午饭后赴张凤举处，来会者张氏兄弟、傅、沈、李、苏共八人。四时许偕沫若赴病院。是夜起在希贤处宿。”

3日，“早赴希贤处会沫若。是夜同赴音乐会。”

4日，“早起赴希贤处，知彼已偕沫若六时许外出赴大津。是夜沫若由大津起身赴东京去矣。”

从上述记载中可知，郭沫若在京都见到和初次认识的人，除郑伯奇外有李闪亭（希贤）、穆木天、张凤举与张定钊兄弟、沈尹默、傅堂迈、苏民生。他们一起有过两次聚谈。1日晚的聚谈大概是交际性的，而2日在张凤举住所的聚会，显然是几人事先约定好的，应该就是郭沫若与各位商议事情，可以称之为一次会议的活动，但内容是什么，已经无从知晓了。

在京都郭沫若住了三天，他“觉得在京都想会面的人，都已会了面，虽然所想讨论的事情并没有说上，但已觉得无可再逗留”。于是，他6月4日起身，5日到达东京。按《创造十年》所写，郭沫若对这一次的京都之行，似乎略感失望，没有得到他预期的结果，组织稿件、办刊物的具体事宜等，是之后在东京与郁达夫、成仿吾等人会面、开会后才确定的。但是，这一次的京都行，无论对于他个人，还是对于创造社酝酿成立及《创造》季刊创刊过程而言，其实都是一次有意义的走访。

郭沫若与郑伯奇虽然自1920年起就有了通信联系，但这次在京都才初次会面。郑伯奇成为创造社组创过程中积极的参与者，应该说与此次同郭沫若在京都的会面不无关系。郭沫若在联系好同人又返回上海后多次给郑伯奇写信，郑伯奇与赵南公也开始有信函往来（在其日记中都有记录），显然是关涉编辑书刊之事。而在不久之后的暑假期间，郑伯奇专程回到上海去协助郭沫若编辑《创造》季刊和丛书的稿件。穆木天是郭沫若在京都结识的，后来在《创造》季刊的出版预告上列名为七位创造社同人之一。张凤举也成为创造社初期的成员。

即使是与创造社文学活动没有发生关系的沈尹默，郭沫若与他在京都初次相识，也成为他们之间日后所形成的朋友关系的开始。在流亡日本期间直到1937年7月秘密归国之际，沈尹默和他主持的孔德研究所，对郭沫若而言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人际关系。沈尹默曾延请郭沫若为孔德研究所做些学术研究的工作且并不指定选题，为此每月付他一笔津贴，这对于当时靠撰稿为生的郭沫若来说也算是雪中送炭了。郭沫若的《石鼓文研究》《周易的构成时代》两部著作是作为孔德研究所丛刊出版的。他在1937年7月27日秘密回到上海的当天，首先就去了孔德图书馆沈尹默处。

这里还有必要特别说明的一点是，根据郭沫若在京都活动的准确日程，对于他到东京后与郁达夫、田汉、张资平、何畏等人一起开会的时间，也可以推断出一个准确的日期，即1921年6月8日（《创造十年》中记述在东京逗留了四天，第四天下午在郁达夫寓所开了这个会）。郭沫若称“这个会议或者可以说是创造社的正式成立”，文学史一般也都以此次会议作为创造社成立的开始。

二

流亡日本期间郭沫若受到日本警方监视，所以基本上处于一种深居简出的状态，1932年的一次京都行几乎是一个例外。这是他在从事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金文甲骨研究过程中的一次重要的学术走访活动。这一次的京都行，使他得以结识了京都帝国大学一些日本著名的汉学家，如内藤虎次郎（湖南）、滨田耕作（青陵）、水野清一、梅原末治等，查阅到一大批古文字拓片资料。

关于这次京都行，在郭沫若的文章著述中，除《卜辞通纂·序》略有提及，再没有更详细一点的记述。但是通过《郭沫若致文求堂书简》，可以对他这次京都行的情况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在深居简出的生存状态下，郭沫若为什么会想到要去京都做这样一次寻访呢？这从他的自传性文章中倒是可以一窥究竟。郭沫若是很推崇王国维在甲骨文研究方面的开拓性成就的，他在提到王国维曾在京都住过几年并完成了《殷虚书契前编》的事情时写道：“王国维在东京学派的那一群人中，虽然不甚被重视，但和东京学派对立的西京学派，却是把他当成为一位导师在崇拜着的。……西京学派事实上是在王国维的影响之下茁壮了起来，他们的成就委实是在东京学派的霸徒们之上。这一派的领袖是内藤湖南和狩野君山，他们和王国维都有过密切的交游。”“西京学派就这样在王国维的影响下，他们才脱出了宋、明旧汉学的窠臼而逐渐地知道了对于清代朴学的尊重。对于中国学问的研究上，日本的学术界可以说是落后了三百年，但他们在短期间之内却也把那三百年的落后填补起来了。”西京就是京都，相对东京而言。京都在平安时代一直是日本的京城。

西京学派重视中国古代文献典籍，提倡“训诂之学”，所以，郭沫若在推崇王国维治学方法的同时，对于受王国维影响甚深的日本西京学派评价很高，而对东京学派则颇有微词。内藤湖南又是在日本史学界率先提倡运用甲骨文、金文等考古资料与古文献对照来研究中国古代史的学者，这与郭沫若踏进古文字研究领域的初衷可谓不谋而合，郭沫若当然希望能与西京学派有学术上的交流。同时，正在编纂《卜辞通纂》的郭沫若也很需要到京都的学术圈去寻访更多的古文字资料。

1932年夏，郭沫若的《金文丛考》一书已经完成并由文求堂出版，他在继续补充编撰《金文余释之余》的同时，又有了一个新的编撰计划：“卜辞之选”。这是八月中旬的一天，郭沫若在文求堂与文求堂主人田中庆太郎晤谈时商议确定的。“昨日晤谈，甚快。卜辞之选，初步考虑，拟限于三四百页范围内……拟取名《卜辞选释》。尽可能写成兼有启蒙性与学术性之读物。至于版税请老兄酌情处理。”郭沫若在次日写给田中庆太郎的信中已经为准备编纂该书向田中庆太郎提出访求在东京能够找到的几种资料，以做著录之用。然后又特别提到，“他处倘有藏品，借此机会一并著录，当有诸多便利”。

10月，郭沫若开始《卜辞通纂》的著录工作。在这期间，郭沫若已经把在东京能见到的诸家所藏甲骨刻辞搜寻了一遍，其中包括东京帝国大学考古学教室、上野博物馆、东洋文库等几家机构的藏品，以及中村不折、中岛蚝山、田中庆太郎等的私家藏品，总计有两千余片。10月27日，郭沫若在给田中庆太郎的信中提出：“京都有意一行，能得震二君同伴故妙，不能，亦拟独往。”

郭沫若欲往京都一行的直接目的，就是走访京都帝国大学考古学教室。那里既有甲骨刻辞收藏，又是西京派学者的云集之地。之所以向田中庆太郎提出希望其次子震二同行，一方面因为田中震二在同他学习甲骨文，并不时协助做一些资料工作，更主要的原因，恐怕是希望得到田中庆太郎的帮助。

郭沫若虽然在留学时期曾经去过京都，但京都的日本汉学家学术圈对于他来说，还是完全陌生的，因此，他去京都进行学术上的寻访当然需要有人帮助，至少是给予介绍。在郭沫若的人脉关系中，与日本汉学家们有着广泛联系的文求堂主人田中庆太郎肯定是最合适做这个介绍人的。

田中庆太郎显然明白郭沫若的意思。从郭沫若10月30日写给田中庆太郎的信中我们可以看到，田中决定陪同郭沫若一起去京都。郭沫若当然非常高兴，他在信中写下几句打油诗：“老兄能西下，再好也没有。已得老婆同意，说走便可以走。”事实上，著录《卜辞通纂》是郭沫若与田中庆太郎一同商议确定的，田中全力支持郭沫若也在情理之中。然而不知何故，田中庆太郎却又改变了决定，所以郭沫若在11月1日致田中的信中写着：“京都之行，如震二弟亦有不便，或无愿去之希望，请勿勉强。能得老兄介绍书，仆一人独去亦无妨事也。如震二弟本不愿去而强之同行，余颇不忍。请震二弟定夺可也。”

最后，还是田中震二陪同郭沫若一起去了京都，田中庆太郎应该也为郭沫若写了介绍的书信，故郭沫若返回东京后，于11月9日立即给田中写了一封表示感谢的信，信中说：“此次入洛诸蒙推援，并得震二弟陪游数日，谢甚谢甚。”洛即京都。

从郭沫若11月1日与9日写给田中庆太郎的两函信来看，他的京都之行确是在“11月初旬”（《卜辞通纂·序》）。我们还可以把时间范围确认得更精细一点，即在11月3日至8日之间的几天内。

在京都期间，郭沫若走访了京都帝国大学考古学教室，得见该室所藏甲骨四五十片，并结识了主持该考古学教室的内藤虎次郎（湖南），以及滨田耕作（青陵）、水野清一、梅原末治等人。往恭仁山庄拜访内藤湖南（恭仁山庄为其书斋名——笔者注），得见其所藏甲骨二十余片，并与内藤湖南交谈对于甲骨文研究的见解。另外，还在已故的富冈君处得见甲骨七八百片。

内藤湖南在郭沫若去拜访并与之交谈后，曾对他人表示，“郭沫若尽管很有天才，但对甲骨文字的解释有些异想天开”，他的研究具有“冒险性”，自己不大同意。这种关于学术上的评价应该说很正常，而且显然郭沫若引起了内藤湖南的注意。事实上，内藤湖南在这之前已经注意到了郭沫若的金文研究。开始时，他对郭沫若的金文研究评价不甚高，认为研究方法比较“粗漏”，但不久，他就改变了这一看法。他在写给朋友的信中坦言，日本的汉学研究，有被郭沫若的金文研究超越之虞了。

郭沫若对于这次的京都行应该是很满意的。一方面他寻访到了大量甲骨文资料，另一方面与京都的这批学者相识并建立了联系。所以他在返回东京后立即作了一首题为《访恭仁山庄》的诗，请田中庆太郎代为转寄给内藤湖南。然后，他又请田中庆太郎将《金文余释之余》分别寄送水野清一和梅原末治。在《郭沫若致文求堂书简》中我们可以看到，此后，郭沫若从内藤湖南、水野清一、梅原末治等人那里都得到过所需拓片资料的照片。《卜辞通纂》出版后，郭沫若给文求堂开列有一纸赠书名单，其中内藤湖南等几位京都的学者均为其赠书的对象。

三

除了上面写到的郭沫若的两次京都之行，还有两次可能发生过的京都行，至今没有被人们注意到，当然也就没有被记录下来。这两次可能发生过的旅行，也是一次在郭沫若留学时期，另一次在他流亡期间。

1955年底，郭沫若率领中国科学代表团出访日本，行程安排上有访问京都。在京都期间，京都大学贝冢茂树、桑原武夫两位教授邀请郭沫若进行了一次三人“鼎谈”。这不是一般社交性的交谈，而是主人刻意安排的一个活动。在谈话一开始的时候，郭沫若就讲到他初次来京都的情形：“我第一次到日本来是大正三年。当时我到京都，逗留了大约一周，游览了岚山和金阁寺。这就是说，京都是我到日本来，首先访问的地方。”

郭沫若1914年第一次赴日本的目的地是东京，那么从语义的角度来看，这段话应该理解为他在到达东京之前，先在京都逗留过（不是指路过）约一周时间。不过，把它理解为京都是郭沫若在作为驻留之地的东京以外首先专程去访问游览过的地方，似乎也是可以的。但无论怎样理解，郭沫若在这里所说到的初次到访京都的情况，在有关他留学日本之初的史料中找不到任何记载。然而，在那样一个场合下一开口便说到的事情，显然是郭沫若事先已经回忆到并有所准备了，所以在他留学之初应该确实有过此行，可能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而只是一次游览，所以后来也未曾记录下来。

尽管如此，既然有这样一件史事存在，我们就需要考证郭沫若的这一次京都之行发生在1914年（大正三年）的哪一时间段，或者能更精确一点到哪个月。

如果把郭沫若的话理解为他到达东京之前曾先在京都逗留过，事情当然就很简单，但是没有另外的史料可以证实这一点，所以也就不能否定还存在其他的可能性。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不妨先从对于这些可能性的分析考订着手，对其做出是或非的判断，在排除了所有不可能存在的可能性之后，自然就能获得最后的结论。

1914年1月，郭沫若一到达日本便进入日语学校投入紧张的学习生活之中，因为他必须在半年之内学会日语且要考上官费生。7月，他如愿考上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官费生，开始了大学预科的学习。那么在这一年里，能让他有一周的时间在东京之外的一地逗留，必定是在某段无须每日上课的时间内。这样的时间段有三个：其一，年初离开釜山到达东京之前；其二，夏季的暑假期间；其三，年末的年假期间。也即是说，除了可在到达东京之前先在京都逗留过，还存在另外两个可能性。

暑假应该是最方便安排外出旅行的，我们先来看看暑假期间，郭沫若有无做一次京都行的可能。

在郭沫若6月21日所写的家信中，他向父母报告了这样一个消息：“以下月将应东京第一高等及千叶医学，预备甚忙，不能多肃也。”这里说的是他将在7月分别应考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和千叶医学校。虽然我们不能据此准确地知道考试完毕，以及之后郭沫若得知被一高录取的消息是在7月的什么时间，但在他写于7月28日的家信中已经清楚地记载着：“顷已同杨伯钦、吴鹿苹同来房州避暑矣。”这说明此时已进入暑假，而郭沫若则与杨、吴二人已经一同到了房州。即使从7月初开始算起，参加两次入学考试，然后等待录取的消息，郭沫若不大可能有时间，也应该不会有心情在往房州之前去过其他地方。况且他此时与杨伯钦、吴鹿苹住在一起，在三人同去房州之前，他一人独往京都一行亦是不大可能的。若有杨、吴二人同行，则吴鹿苹的回忆里就不会不提到此事。整个暑假期间，郭沫若与杨、吴二人都是在房州海滨度过的，这有吴鹿苹的回忆和郭沫若写于9月6日的家信可以为证。这封信中写着：“男于前日由房州折转东京矣。学堂于十一日开学。”也就是说，郭沫若在开学前夕才返回东京，这样看来，在暑假期间，郭沫若应该不会出行京都。

然后再看看年假期间的情形。

第一高等学校从12月24日开始放这一年的年假，郭沫若在这天写了一封家信，信中慨叹“每逢佳节倍思亲”的滋味，同时告知父母说：“年假只十五日，来年正月八日，当复入学也。”半个月的假期，单从时间上看足够去京都旅行一次，但判断郭沫若有无可能去京都旅行，需要考虑两点。其一，年假的时间是跨年度的，假期在1914年内的时间只有一周，如果郭沫若在1914年末1915年初之际有过一次去京都的旅行，那么他似乎不应该把这简单地说成是1914年的事情。当然，这样理解郭沫若话中所说的1914年这一时间概念可能过于机械了，那么另一点是我们特别应该考虑到的，即从经济条件或是经济角度看，郭沫若有无做一次京都行的可能呢？

郭沫若赴日本留学只得到大哥有限的资助，因此他到东京后的生活一直是非常节俭的，可以说是精打细算。虽然后来大哥的经济状况有所改观，又给他寄了钱，家中也托人捎来钱物，以使他无后顾之忧，但他在日常用度上还是保持着节俭。我们从6月郭沫若考中一高预科以后的家书中可以得知，在取得官费留学的资助后，郭沫若不再要家中给他寄钱了。就在休完年假开学之后的一封家书中，郭沫若还写道：“男在此间，自食官费后，家中所寄来银数及大哥为男汇来者，多存银行而无所用。”这反映了他当时花钱的一种态度。尽管此时郭沫若囊中小有钱款，但若以一周的时间专程去东京都之外位于关西的京都去旅行，所需花费也是要仔细掂量的。这与他同杨伯钦、吴鹿苹三人一起在东京附近的房州租房开火做饭，避暑度假的支出会大不相同。以郭沫若当时的经济来源、经济状况、对于花钱的态度，以及一心向学的精神心态而言，做这样的旅行无论如何都是太奢侈了。所以，他在年假期间去京都的可能性应该说微乎其微。

排除了在暑假和年假两个时间段郭沫若有往京都一行的可能性，就只有他在1月抵达东京之前那个时间段里去过京都的可能了。在这一可能性中，既有时间安排上的可能，也有物质条件的可能（不需要多少额外的费用支出），而且可能是一件就便之事。

1913年12月30日，郭沫若与大哥郭开文留日时的同学张次榆一同乘火车抵达朝鲜半岛南端的港口城市釜山，他们将从这里乘船去日本。《初出夔门》记录了他从12月26日晚离开北京直至到达釜山这一段旅程的经过。1914年1月13日，郭沫若最后到达目的地东京，结束了赴日的旅程。这一时间，他在《自然底追怀》一文中清楚地记录了下来。但是从釜山到东京这一段旅程的经过，在相关史料上几乎是一个空白，只在《学生时代》上有一句很笼统的话提到：“在釜山领事馆里面住了一个星期的光景。”从1913年12月30日至1914年1月13日，整整半个月时间，即使按照郭沫若回忆所说，在釜山驻留约一周时间，那么还有一周多的时间他与张次榆是在前往东京的旅途上度过的，这显然就存在了一个可能性在其中。

郭沫若与张次榆从北京出发购买的是“联络票，由北京一直坐到东京”。这种“联络票”是火车、轮船联运票，中途可以停留。所以，郭沫若一行从釜山往后的行程，应该是先乘联络船至日本九州岛的下关，然后再走陆路乘火车往位于本州岛关东地区的东京。在这个旅行路线上，关西地区和京都是必然要经过的地方。从时间上说，这一段水陆联运的旅程约需三天时间。这即是说，如果郭沫若离开釜山后中途未做停留而是直接抵达东京，那么他离开釜山应该在1月11日。这就意味着，在釜山他们逗留了约两周时间。这与他所回忆的“住了一个星期的光景”，相差太多，是他记错了吗？

郭沫若在釜山并无他事，事实上他只是张次榆的同行者。在北京时，是张次榆极力向郭开文主张让郭沫若随他去日本留学，郭开文同意了这个主张，并让八弟与张次榆同行，也就是把他托付给张次榆带去日本，所以郭沫若赴日本的行程当然是跟从张次榆的行程。张次榆是专程去日本游历考察的，在釜山除了转乘轮船，顺便会一会驻釜山领事柯容阶（郭开文、张次榆在东文学堂的同学），“在他那儿过年”（因为恰逢新年），并无其他事情。他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在釜山逗留近两周时间。

所以，郭沫若和张次榆在到达釜山后至到达东京之间的半个月里，除去路途时间，除去在釜山“住了一个星期的光景”，那另外也大约还有“一个星期的光景”，只能解释为是在旅行途中停留了。这与郭沫若讲到“大正三年”,“我到京都，逗留了大约一周”，正好从时间长短上吻合。

从釜山往东京，郭沫若还在赴日本的旅途上，似乎应该没有心思在抵达目的地前，先沿路做一番观光游览。但如果赴日本考察的张次榆需要在京都停留，郭沫若肯定会与张次榆同行。又或者张次榆就是想到要利用途经之便，让初到日本的郭沫若能在京都这个古都游览一番（这样的考虑和安排也是合情合理的），他当然不会拒绝。

所以，郭沫若初次到京都，应该是在1914年1月上旬从釜山往东京的旅途中。

事实上，在对于郭沫若东渡日本留学行迹的考察中，从釜山到东京一段旅程，一直以来都让人觉得存在一个历史空白点。那么，在京都先逗留过一周这一情况的认定，应该使郭沫若的赴日之行完整无缺了。

四

最后要说到的是，1934年5月，郭沫若可能还有过一次京都行，但在目前尚难以十分确切地考订其是否成行了。

有关此行的线索源出于1934年4月15日郭沫若写给田中庆太郎的一封信，信上写着：“拟于五月中旬赴京都。此前《续编》如可出版，最好不过。”《续编》指《古代铭刻汇考续编》，郭沫若已经完成了该书的著录，正在着手《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的编纂，想必他是为此而有了赴京都一行的打算的。不过，在这之后郭沫若致田中庆太郎的信函中再未有过有关此行的只言片语。

当然，有一点是使我们可以做关于某种可能性考虑的，即《郭沫若致文求堂书简》只是以保存下来的信函资料辑录而成，并不表明那就是郭沫若写给田中庆太郎父子书信的全部。从该书中我们可以看到，自1934年5月9日——也就是郭沫若拟去京都的那段时间——往后，直至6月4日的近一个月时间里，没有一封他写下的信函，而在此前此后的两段时间内，他与田中庆太郎的通信间隔短则三两日，长不过一周时间。这是不是意味着，在五六月之间他们实际上有过信函往来，但没有被保留下来，于是我们也就无从得知其中可能记载的关于京都行（如果确实有过）的历史信息了。

此外，有一件似乎与此相关，但更不确定的资料，也还值得在这里提及。

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日本著名汉学家吉川幸次郎是在20世纪30年代与郭沫若相识的，他在郭沫若去世后写了一篇纪念郭沫若的文章，其中回忆到与郭沫若初次见面的情形。他是这样写的：“初次相见肯定是在昭和十年。那时作为市川的亡命者，埋头钻研《两周金文辞大系》《卜辞通纂》和中国古代史的郭沫若氏，偕同出版这些书籍的当地文求堂店主田中庆太郎的次子震二，访问京都的东方文化研究所。首先，我钦佩他的日语的正确。一开头见到穿着那样整洁合身的西服的中国绅士，就有好感。大概是客气吧，他说钦佩我讲的中国话。”

东方文化研究所也隶属于京都帝国大学，吉川幸次郎当时在该研究所任职。吉川幸次郎的回忆文章实际上记述了一件完全不为我们所知的史事：郭沫若访问过东方文化研究所。之所以说这是一个不确定的资料，是因为其关于时间的记述可能有误。“昭和十年”是1935年，这很容易让人想到文中所记的访问一事与郭沫若1932年的京都行是否为同一史事，而且同行者为田中震二这一点也是相同的。不过，这种联系显然是基于人们只知道郭沫若在1932年有过一次京都行这样的情况之下，如果把郭沫若在1934年也有过一个拟往京都一行的打算考虑进来，那么吉川幸次郎所记述的这件史事是不是应该发生在1934年呢？

如果郭沫若在1932年那一次前往京都的行程中确实访问了东方文化研究所，那么在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与那次寻访有关的史料中不会没有蛛丝马迹的记载，事实则是全无踪迹可寻。同时，以吉川幸次郎初次见到郭沫若时对于他的情况的了解——“埋头钻研《两周金文辞大系》《卜辞通纂》和中国古代史”——而言，这也不应在1932年，因为《卜辞通纂》问世，是在1933年。同样，关于1935年间（吉川所记忆的“昭和十年”）郭沫若去过京都的可能性，也没有任何历史线索或痕迹能予以确认。所以最大的可能是，吉川幸次郎把发生在1934年（昭和九年）的事情误记为“昭和十年”，那么郭沫若拟定于5月中旬的京都行是成行了的。

当然，这一结论目前还只能算一个推断，希望以后可以有相应的史料予以佐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