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中国潜在增长水平的研究方法

本节拟对中国长期增长问题的一些特殊含义进行分析。出发点是生产函数弹性参数的变化趋势，这一特殊问题较少引起研究者的注意。结合这一出发点，我们转入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阶段经济增长目标的分析，进而导出本章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研究的视角和方法。

一 生产函数要素弹性参数逆转

要素弹性参数逆转，即产出/资本弹性（α）和产出/劳动弹性（1-α）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不同发生变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验对比表明，随着经济向更高阶段演进，产出/资本弹性（α）将逐渐走低，相应地产出/劳动弹性（1-α）将逐渐提高，即随着经济由较低阶段向较高阶段演进（典型如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向城市化演进），要素弹性将沿着长期增长曲线发生逆转。

为什么要素弹性会沿着增长曲线发生变化？直观的回答是：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要素收入在总产出中的比例或份额发生了变化，即在经济由工业化迈向城市化的过程中，伴随着人均产出的提高，劳动收入所占份额逐渐提高。这是直接依据经济学原理给出的回答，原因是，根据“分配净尽原理”或“欧拉定理”，在规模报酬不变的近似假设下，要素弹性等于要素份额。

要素弹性变化与要素收入分配的联系，从长期角度看非常有趣。这种联系意味着在由工业化向城市化的过渡中，收入向劳动者的倾斜与产出/劳动弹性（1-α）的提高有着内在关联。换言之，若把城市化过程看作与工业化过程不同的发展阶段，那么城市化阶段增长目标的改变，有可能导致要素弹性参数的变化。因此，弹性参数与经济增长的福利内涵密切相关。这种结论对于发展中国家潜在经济增长预测的参数设定，非常具有启发性意义。

经历了30多年的要素驱动高速增长，中国经济不仅面临着产业结构的转型，而且面临着分配格局的转型，概括起来说就是经济发展进入由工业化主导向城市化主导的重要过渡期。在这个过渡期里，增长动力和增长目标的变化，将导致生产函数结构（弹性参数）的变化。面对这种状况，分阶段进行情景分析也相应地成为潜在增长预测的重要方面。

二 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的特征及评估的特殊性

对中国经济长期增长趋势进行分析，需要关注增长阶段转换、人口结构变化、节能减排等约束条件，这是中国潜在增长评估的特殊之处。

（一）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阶段性转换

20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的经济体制改革，启动了中国工业化进程，并带动城市化的发展。尽管进入90年代以来，中国城市化开始进入发展快车道，目前城市化率达到50%的关键点（张平等，2011）。但是，无论从发展方式还是从发展目标看，工业化主导经济增长的局面一直没有得到根本性改观。延续改革开放之初劳动力禀赋动员的发展模式，要素驱动、低成本的工业化特征非常明显，要素分配一直向资本倾斜。这是30多年来中国生产函数产出/资本弹性参数较大、产出/劳动弹性参数相对较小的原因。

然而，要素驱动经济增长的工业化模式，正面临越来越大的瓶颈，不仅表现为资源环境的刚性约束，而且表现为增长/分配失衡的社会福利目标约束。未来一二十年，由城市化快速发展到城市化步入成熟阶段，可以看作中国经济转型的一个过渡期，也是经济非均衡增长向均衡增长的转型期。在这个时期，福利目标的明晰在重塑分配格局的同时，也迫使中国生产函数结构（参数结构）发生变化。这是预测未来中国潜在增长必须明确的前提。

（二）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人口结构变化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快速的工业化进程和巨大的资本积累，得益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人口转型发生过程中“人口红利窗口”的开启。工业阶段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看作劳动力资源禀赋的有效动员。既然人口红利在短期内被经济增长使用，“人口负债”的负向效应也将集中显现，这种人口转型趋势将发生在中国城市化的关键时期，对于潜在增长水平的抑制不可忽视。

（三）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目标约束的变化

节能减排目标强制实施：为了促进增长方式转型，国家提出2020年单位GDP碳排放比2005年减少40%～45%的目标。根据已有研究（袁富华，2010），在现有投资和技术主导的增长模式下，要想维持高增长，必须在减排和高投资驱动之间进行转换，但是这种转换的一个可能效应是：高投资有可能再次抵消减排力度，从而使得中国经济未来步入一个不确定性较大的循环。如果为了减排而减排，在现有技术条件下，占能耗70%的工业无疑将受到很大冲击，进而降低未来增长速度。

城市化阶段的福利目标：中国工业化阶段产生的增长与收入分配之间的矛盾，需要通过城市化缓解和解决。城市化阶段增长目标与工业化阶段存在显著的不同，尤其是城市化率提高情景下大量农村劳动力的城市化，对中国社会保障能力提出了挑战。城市化阶段对国民福利提高的重视，将在一定程度上分流投资需求，削弱投资对经济增长的驱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