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是在稀缺资源最优配置中最大可能增进人类福利的基本途径和手段。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一直是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是贯穿经济学学科历史极其重要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任何社会的经济活动基本上可以概括为财富的创造与分配的互动过程，财富如何被创造与分配，是社会进步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作为财富“流量”，国民收入如何被分配，不仅关系到社会成员的切身利益，而且关系到整体经济效率的提高和社会财富的增长。鉴于其明显的现实性和政策导向性，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是各国政府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

由于概念界定的模糊性以及相互作用的复杂性，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问题一直是经济学研究领域中争议最大的问题。在确保经济增长的同时，如何进行利益的分配以及如何分配更能促进经济增长，成为经济学界讨论最多的问题，是经济发展理论面临的重要研究课题之一，也是经济学家争议的焦点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30多年的经济快速增长，并伴随着经济结构的变动与经济运行机制的巨大改变，这必将对收入分配关系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居民收入水平在大幅度增长的同时，社会的收入结构也发生着不断调整。不断变动的利益格局又有可能引发新的社会矛盾，对未来中国继续保持快速、稳定的经济增长起决定作用。

引言部分主要交代选题背景，界定相关概念，说明研究思路、主要工作与创新之处，从而勾勒出研究的整体脉络。

一 问题提出的背景与研究价值

我国经济自1978年以来，经历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我国经济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备受世界瞩目，被称为“中国奇迹”。相对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我国经济增长具有增长时间跨度长、增长速度快的特点。我国的经济增长超过了其他很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水平（见表0-1）。

由于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我国2012年实际GDP已经突破了51万亿元。1978～2010年，中国的GDP按可比价格计算，增加了约24倍。除个别年份（1990年GDP增长3.8%）外，在绝大多数的年份里，中国GDP的增长速度都在8%左右，在经济增长最快的时期（1984年）, GDP增长率高达15.2%，人均GDP在1978～2010年的平均增长速度为8.36%。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缩小了与世界上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中国的国际地位和综合国力得到了显著提升（见表0-2）。

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收入分配差距的积累和加剧相应而生，并成为影响我国社会稳定和经济增长的突出问题。国家统计局2007年6月的一次调查显示，占中国人口10%的最富有人群掌握着国家45%的财富，而占人口10%的最贫困人口只拥有国家1.4%的财富。据世界银行的测算估计，我国的基尼系数不断扩大，从1980年的0.33上升到了2012年的0.467。

由此可见，我国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收入分配差距呈现了不断扩大的态势。从表0-3可以看出，1978～2009年，我国收入差距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一元关系，但从整体趋势上可以看出，经济的快速增长伴随着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

收入水平差距变化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收入分配差距未来的变动趋势是什么，是继续扩大还是在一定的条件下出现拐点？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的效应怎样？哪些因素影响和决定着收入差距的水平？对于这些问题，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的认识还不充分，观点表现出很大的差异。满足经济效率与均等分配的最优组合点的条件，也始终未能找到，这也给研究收入分配问题留下了极大的理论空间。

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不平等之间是否存在关系？如果存在，因果关系是从经济增长到从收入分配不平等，还是从收入分配不平等到经济增长，抑或是两个方向都存在？这些问题不仅是学术问题，而且对宏观经济政策和再分配政策也很重要。

研究中国的收入分配问题必须要有足够的理论和实证分析支撑，更重要的是，要充分考虑经济增长问题。只有在这样的逻辑起点上，才可能得到完整、正确的结论，这是一个必要条件。就我国实际情况来看，从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的互动关系角度来进行系统分析显得更迫切和必要。从双向互动关系和动态角度分析收入分配与收入增长的关系，在动态分析中寻找和把握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之间相互促进式的良性循环机制，讨论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状况的经济增长模式与有利于促进经济高速增长的收入分配模式，并促使两者有机结合，有着重要意义。

二 相关概念的界定和说明

1．收入的范围界定与测度

收入是一个流量概念，目前国际学术界和统计部门普遍使用个人可支配收入来定义收入。居民的实际可支配收入归纳起来，主要有四大类：劳动性收入、从政府得到的转移性收入、经营性收入及财产性收入。

对收入分配的准确衡量是一个国际性的难题，因为要涉及很多制约因素。比如，不同居民的支出不同，因为城乡、地区之间物价指数不同。在发达国家，报酬支付很少通过现金，而主要通过支票。这种报酬支付方式有利于政府部门及时掌握每个人的收入情况。即使国外信用等个人信息比较完备，获取个人收入的资料也较困难。因此，对中国而言，处理这个问题的难度会更大。国外遇到的难题是黑色收入以及少数非法打工人员的地下收入，而我国不仅遇到上述两种收入的问题，而且更多地遇到灰色收入的统计问题。由于我国市场化程度还不高，许多经济活动并没有通过市场来进行，而且我国经济生活中现金交易量大，尤其是个人的交易，这使得有关部门难以通过金融活动了解居民的个人收入情况。目前我国税收体制，特别是个人所得税制度还很不健全，税务部门难以掌握个人的收入情况，要知道一个人的确切收入非常困难。

我国统计部门公布的数据也有不十分准确的地方。究其原因，一是我国对地方干部的考核往往过多地注重统计指标，这导致了相当程度的浮夸和虚报；二是我国的个体和私营经济、乡镇企业及农户的会计和税收制度不健全，存在相当大程度的瞒报和不报；三是统计制度本身不健全，导致某些漏统或错统现象出现，我国的统计数字在各级政府部门正式公布之前，都要经过典型调查进行校正，即使这样，校正后的数据也存在加总及定义不全等方面的问题。

2．两种类型的收入分配：功能性收入分配与规模性收入分配

收入分配通常被分为功能性收入分配（也被称为“按生产要素份额分配的收入”）与规模性收入分配两种类型。功能性收入分配也被称为要素收入分配，就是以土地、资本和劳动等生产要素为主体，根据各生产要素在社会产品生产中发挥的作用或做出的贡献，对国民收入进行的分配。研究功能性收入分配主要在于分析各种要素对生产的贡献与其所得之间的关系是否合理。规模性收入分配也被称为个人收入分配或家庭收入分配，就是单独以居民个人或家庭主体为单位对国民收入进行的分配。研究规模性收入分配主要在于分析某一类阶层的人口或家庭比重与其收入份额之间的关系是否合理。

功能性收入分配讨论的是各种生产要素与个人收入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劳动、土地和资本与个人收入的关系。它强调收入的来源，有助于揭示生产要素所有者之间的分配关系。规模性收入分配是以居民个人（或家庭）为主体对国民收入进行的分配。例如，按人均收入水平对所有家庭进行排序，分析不同收入家庭所占的比例。它只简单地涉及个人（或家庭）及其所获得的全部收入，而其获得收入的途径则不予考虑。它关心的是个人收入的多少，而不管这些收入是单一地来自职业还是同时有其他来源，诸如利润、利息、租金、馈赠或继承。其探讨的问题是某一阶层人口或家庭的比重与其所得的收入份额之间的关系是否合理，以及什么因素决定了个人或家庭的收入分配结构。

一般而言，功能性收入分配的差距越大，规模性收入分配的差距也越大，任何强化功能性收入分配的措施（如土地、资本集中）都会影响规模性收入分配格局。功能性收入分配属于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其分配依据是生产要素对产品生产所做的贡献，以体现效率原则。由于初次分配在前、再分配在后，因此功能的收入分配对规模性收入分配具有决定性作用。

国民收入分配包括两个层次：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初次分配是国民收入在生产过程中当事人之间的分配，通过初次分配，国民收入被分解为劳动报酬、企业收入和政府收入（间接税）。再分配是初次分配基础上的再次分配，又被称为二次分配。再分配的基本途径有：①国家凭借行政手段进行的强制性再分配，主要手段是赋税制度（所得税、遗产税等）和财政转移支付；②自愿性的再分配，如捐助、赠予等。

3．收入结构、成本结构与结构性有效需求

功能性收入分配与规模性收入分配在分析不同问题时所起的作用不同。功能性收入分配反映了一个国家的收入结构。而收入结构反映了不同类型生产要素收入占总收入的份额，本文将收入主要分为劳动收入（工资收入）和资本收入。虽然劳动收入与工资收入在内涵上和统计上稍有不同，但下文中我们在使用这两个概念时，将它们做无差别看待，根据上下文语境的不同而使用不同的称呼。资本收入是与资本相联系的各种收入的总和，包括利润、地租、利息和折旧。收入结构决定着需求结构，在简单的两产品模型中，产品被分为消费品和投资品。本文采用古典主义假设，工资收入主要用于购买消费品，资本收入主要用于购买投资品。收入结构与产品的成本结构就像一个硬币的两个面，只是对不同的对象而言，对企业来说是成本，对生产要素（或家庭，或居民）来说是收入。本文中成本结构主要分为工资成本和资本成本，假定不存在其他可变成本，工资成本就代表了可变成本。资本成本是与固定资本相联系的成本，包括利润、地租、利息和折旧。将成本结构中的各部分加总，可以得到产品的价格。成本结构决定收入结构，而收入结构又决定了产品需求。当收入结构与成本结构相匹配，以及工人工资收入与由消费品成本结构决定的消费品价格相一致时（也就是工人的收入能够支付得起消费品的总成本时），消费品的生产就能够正常进行。否则，当收入结构失衡，工资收入在总收入中的份额过低（工资收入相对于资本收入过低），以及工人的收入小于工资成本和资本成本决定的总成本时，工人的收入就购买不起消费品，消费品的消费就会萎缩，生产消费品的企业会产生亏损，从而导致整个经济出现衰退。这种由收入结构失衡造成的需求不足被称为结构性有效需求不足。在本文的分析中，功能性收入分配和收入结构有相同的含义，用收入结构可以更清楚地与成本结构进行对比，更能反映结构性消费不足的根源和本质。功能性收入分配与规模性收入分配关系密切，正是收入结构的失衡导致了规模性收入分配的差距扩大，收入结构扭曲是收入分配不平等的根源和表现。

4．规模性收入分配差距的度量

经济学家们提出了众多测量规模性收入分配差距的方法和指标。在这些方法和指标中，有的是由收入分配理论推导出来的，比如洛伦兹曲线（Lorenz Curve）、基尼系数（Gini Coefficient）、库兹涅茨比率（Kuznetz Ratio）、沃尔夫森“极化指数”等；有的是从统计学中发展出来的，比如人口（或家庭）众数组的分配频率、测度大多数人（或家庭）所覆盖的绝对收入范围，以及测度最低或最高收入对平均收入偏离度的离散系数等；有的是从其他相关或相近学科中引入的，比如来自物理学的泰尔指数（Theil Index）或泰尔熵标准（Theil's Entropy Measure）和来自福利经济学的阿特金森指数（Atkinsom Index）等；另外，还有一些经济学家提出了贫困指数（Poverty Index）偏离值法、倒“U”形拐点、辅助性指标等方法来测度规模性收入分配差距。

（1）基尼系数与洛伦兹曲线

收入分配差距是相对于收入分配的绝对公平而言的，如果每个人都拥有或得到同样数量的资源、产出或其他东西，那么收入分配差距就不存在了，也就是所谓的绝对公平。在有n个人的情况下，每个人获得的资源、产出或其他东西数量为1/n；相反，如果每个人或每组人所获得的量与其所属人口分组的比例不一致，收入分配差距就产生了。在研究收入分配问题时，我们大多用人口比例和与之相对应的收入比例进行比较，然后再分析收入分配差距。最为直观的一种分析方法是，用这两个比例绘制一张图。在制作该图前，先将这两个百分比按照人均收入从低到高排序，接下来分别计算它们的累加值，最后制成散点图。图的横轴为人口的累积百分比，图的纵轴为收入的累积百分比（两者均为0～100%）。用平滑的曲线将这些点连起来，便得到了所谓的洛伦兹曲线（Lorenze Curve）。当收入分配绝对平均时，这两个累积百分比总是相等的，这时洛伦兹曲线为通过原点斜率为45°的直线。在收入分配不均等的情况下，洛伦兹曲线总是在这条直线的下方。显然，洛伦兹曲线越是接近45°的直线，收入分配差距就越小，而洛伦兹曲线越向右下方移动，则收入分配差距越大。最为极端的情况是，洛伦兹曲线与横轴、纵轴（将纵轴移至图的右边）重合，这时所有的收入由最后一个或一组人获得。

用洛伦兹曲线来分析收入分配差距非常直观，但在应用中也存在两个问题。第一，当两条洛伦兹曲线发生交叉时，我们没有办法判断哪条线代表的收入分配差距更大。第二，这种方法虽然直观，但不够简洁，如果我们需要分析很多年份和很多地区的收入分配差距问题，洛伦兹曲线的图形就有可能变得极其复杂而无法辨认。

基尼系数（Gini Coefficient，又称基尼集中率）以及基尼系数的计算方法是由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于1922年在洛伦兹曲线的基础上提出的。根据图0-1的洛伦兹曲线，假设实际分配曲线和绝对公平曲线之间的面积为A，实际分配曲线和绝对不公平曲线之间的面积为B，则基尼系数的计算公式为式（1）。

由于洛伦兹曲线始终处于绝对公平曲线和绝对不公平曲线之间，因此，基尼系数的值也总是在0～1。并且，随着基尼系数的变大，收入分配差距也越来越大。按照联合国有关组织的规定：基尼系数低于0.2，收入分配绝对平均；在0.2～0.3，收入分配比较平均；在0.3～0.4，收入分配相对合理；在0.4～0.5，收入分配差距较大；超过0.5，收入分配差距悬殊，将会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也就是说，基尼系数处于0.3以下，社会将处于最佳的平均状态，而0.4一直被作为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线”，根据黄金分割律，其准确值应为0.382。一般发达国家的基尼系数为0.24～0.36，美国偏高，为0.4。中国2009年的基尼系数为0.465，明显超出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已经进入了收入分配差距悬殊的行列，财富分配明显不均。

上述算法虽然简单，但可操作性不强。因此，很多学者开始探索具有现实可操作性的基尼系数的具体算法。臧日宏在其编著的《经济学》一书中给出了基尼系数的一种计算公式，如式（2）所示。

其中，G表示基尼系数，Yi表示第i组人口的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Pi表示第i组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Pi）′表示从第1组到第i组人口的累计数占总人口的比例。

另外，张建华根据中国数据统计的基本情况，提出了一种更加简易的计算基尼系数的公式，如式（3）所示。

其中，表示每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假设把总人口均分为n组）,+Wi表示从第1组到第i组人口的累计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

还有很多学者也推导出了不同的基尼系数的计算公式，此处不再一一赘述。下面介绍一种简单地借助于Excel或者其他计算机软件就可以很容易地算出基尼系数的方法（本文中我国2008年、2009年的基尼系数就是按此方法求得的）：矩阵法。

按照基尼系数的定义，我们用一个行向量P（人口比例）、一个列向量I（收入比例），再加上一个简单的上方是+1、下方是-1、对角是0的Q方阵，计算P、Q、I的乘积，就可算出基尼系数了。

（2）广义熵指数和泰尔指数

除基尼系数之外，常用的衡量收入分配差距的指标还有广义熵（Generalized Entropy, GE）指数。目前，这个指标在国内也被学者广泛接受。广义熵指数的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Zj表示收入的观察值，N表示样本体积，fj表示人口比例，α为常数，α越小，表示厌恶不平等的程度越高。

当α＝0时，

这就是所谓的平均对数离差，又被称为泰尔第二指数，或者泰尔-L指数。

当α＝1时，

这就是我们所谈到的泰尔指数，也叫泰尔第一指数，或者泰尔-T指数。泰尔指数是泰尔（Theil, 1967）利用信息理论中熵的概念来计算收入不平等的方法。泰尔指数的优点在于它可以衡量组内差距和组间差距对总差距的贡献，作为衡量个人间或地区间收入差距（或者不平等程度）的指标被使用。但是，泰尔指数的计算非常烦琐，且受样本大小的影响很大。而且，在研究我国的收入分配差距时，我们更应该关心中等收入阶层的收入状况，泰尔-T指数对富裕阶层的收入变化反应比较强烈，泰尔-L指数对贫困阶层的收入变化反应比较强烈，而基尼系数对中等阶层收入变化反应更敏感。因此，在研究我国的收入分配差距问题时，还是采用基尼系数进行考察比较合适。

（3）绝对极差

绝对极差就是通过极差（最大标志值与最小标志值之差，这可以反映收入差异的变动范围和幅度）或平均差（总体所有单位与其算术平均值的离差绝对值的算术平均值）来衡量收入分配差距的方法。

极差的计算公式如下所示。

其中，Ymax表示居民收入的最大值，Ymin表示居民收入的最小值。

虽然极差的计算很简单，但是容易受极端因素的影响，不能真正反映收入分配差距的真实情况。因此，用这个指标衡量收入分配差距是不可靠的。

平均差的具体计算公式如下所示。

其中，Yi表示第i个居民的收入，- 表示所有居民收入的平均值，N表示居民的总数。

与极差相比，平均差虽然能够反映收入的平均变动情况，且运算简单，但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假设两个收入都高于平均收入的人A和B，他们的收入分别记为YA和YB，且YA＞YB, B将其收入的一小部分y转移给A，且转移之后YA-y和YB-y都还大于-，则按照道尔顿准则，这种转移肯定是加大了收入分配差距，但是，｜Yi-｜的大小没有因此发生改变，也就是说，此时D的大小并没有改变。

（4）阿特金森（Atkinson）指数

1970年，Atkinson在收入分配差距的度量问题上发表了独到见解，提出了由社会福利函数推导出来的测度收入分配差距中带有社会福利规范特征的Atkinson指数。

Atkinson选择的社会福利函数如下所示。

其中，U（t）为严格凹的增函数，F（t）为收入分配x对应的分布函数。

另外，Atkinson选择了一种边际效用弹性为常数的社会效用函数，具体如下。

由此推出Atkinson指数的计算公式为

其中，ξ是反映社会对不平等厌恶程度的参数，ξ增大，表示社会对不平等的厌恶程度增加，ξ的取值范围是（0, +∞）。根据学者们对不平等的实际研究，ξ一般的取值范围是（0.5, 2）。

Shorrocks和Slottje（2002）的研究发现，Atkinson指数与广义熵指数存在一一对应的单调转换关系，两者都具有可分解性，但是Atkinson指数的分解要麻烦很多。因此，在进行收入分配差距研究时，一般不选择Atkinson指数。如果社会福利函数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凹函数，Atkinson指数就失效了。另外，如果两种不同的分配方式得到了相同的福利函数，那么用Atkinson指数测度的收入分配差距也是相同的，而现实经济中并非如此。

（5）变异系数

变异系数（coefficient of variation或coefficient of variability）是指样本标准差占平均数的百分比。它既能够衡量相同度量衡单位的纵向指标间的差异，又能够衡量不同度量衡单位的横向指标间的差异。以人口规模为权数的加权变异系数的计算公式如下所示。

其中，yi指第i个地区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指n个地区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平均数，pi指第i个地区年末常住人口，n指地区总数。变异系数越大，收入分配差距就越大。但是，如果出现下面的情况，变异系数对收入分配不平等的测度就可能失效：从有1000元收入的人向有900元收入的人进行100元的转移，以及从有1000100元收入的人向有1000000元收入的人进行100元的转移，前者比后者对收入分配差距产生的影响更大，但是用变异系数显示不出这种差距。

（6）沃尔夫森“极化指数”

沃尔夫森“极化指数”是沃尔夫森（Michael C. Wolfson）在1994年《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提出来的。他认为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不是收入水平在两极之间差距的极度拉大，而是总人口中穷人阶层的人数和富人阶层的人数都在增加，中等收入阶层的人数在减少。基于此，沃尔夫森提出了衡量收入分配差距的极化指数，具体如下。

其中，U∗表示修正了的平均收入［平均收入×（1-基尼系数）］,+U1表示最穷的1/2人口的平均收入，M表示中位收入。像基尼系数一样，沃尔夫森“极化指数”的取值范围也是（0, 1）。当不存在收入分配差距时，为零分化；当收入分配差距极大时，为完全分化。

但是，沃尔夫森“极化指数”的分组过于简单，对收入分配差距的反映太过整体化而不够细致。因此，笔者也不赞成使用这种方法测度收入分配差距。

（7）偏离值法

偏离值法既可精确测量收入分配差距的程度，又可进行横向和纵向的比较，计算方法也很简便。其计算公式如下所示。

其中，R为偏离值；n为分组数，即将社会上的人口均分为n组；yi表示第i组人口的收入占社会总收入的比重。n可以取不同的值，n的取值越大，表示对人口的分组越细，那么R的取值范围也会越大（如当n＝5时，0≤R≤1.6；当n＝10时，0≤R≤1.8；当n＝20时，0≤R≤1.9）。偏离值R越偏离0，说明收入分配差距越大。

由于R的取值和分组数n的取值具有直接关系，所以，在保持计算口径的统一问题上，偏离值法就显得比较苍白。

（8）贫困指数

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提出了衡量收入分配差距的又一重要指标：贫困指数（Poverty Index）又称贫困率（Poverty Rate），是指家庭收入低于贫困线（Poverty Line）绝对水平的人口百分比。其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H表示一个社会预先确定好的处于贫困线下的人口数，G表示基尼系数，I表示衡量收入分配的指标，其值处于0和1之间，且G和I均针对处于贫困线下的贫穷群体计算得出。贫困指数的计算方法比较复杂，且贫困线的确定也存在很多人为因素的干扰，因此，使用这一指标来衡量收入分配差距并不客观。

5．功能性收入分配度量的数据来源与测度原则

为保证数据的权威性，本文的基础数据主要来自以下资料：《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1952～1995）》、China's National Income 1952-1995、《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1996～2002）》、《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1952～2004）》、《中国资金流量表历史资料（1992～2004）》等；此外，还包括相应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国际统计年鉴》，以及各省份统计年鉴等。

为了避免根据单一数据来源研究我国工资收入份额可能带来的偏差，本文分别根据投入产出表、资金流量表、省际收入法GDP等几个不同来源的数据进行计算，对每种数据特点进行分析和对比，再把计算结果进行相互印证，以便得到较为稳健的结论。为了剔除2004年我国统计核算口径变化所带来的影响，本文以2004年经济普查数据为基础，根据1978～2007年个体就业者与全部就业人数之间的比例关系推算出各年自我雇用者的混合收入，并按照三种口径对现有的劳动者报酬数据进行调整，即把混合收入全部记为劳动报酬，将其2/3记为劳动报酬，以及将其全部记为资本收入。结果都显示，我国工资收入份额自1995年以来的确明显下降，但与调整之前的原始数据相比，下降幅度大为缩小。研究发现，2004年统计口径的变动夸大了工资收入份额的下降，下降了约4.6个百分点。

在因素分析法的运用上，本文对剔除了统计口径变动影响之后的工资收入份额进行了分析，将其分解为产业间效应和产业内效应，并计算出不同时期两种效应的影响程度。结果发现，在短期，产业内效应的影响居主要地位。但由于第二、第三产业的工资收入份额通常的变动方向是相反的，产业内效应相互抵消，总体工资收入份额表现出较强的时间稳定性，因而从长期来看，产业间效应的影响更重要。

为了考察产业内工资收入份额变动的影响因素，本文以我国1998～2007年工业部门中39个子行业的面板数据为基础，建立了混合效应和固定效应计量模型，发现各行业间的工资收入份额存在显著差异，资本增强型技术进步是该期间工业行业工资收入份额下降的主要原因，而资本深化（提高资本-产出比）则与工资收入份额呈正相关。当以1978～2007年的省际面板数据为基础考察工资收入份额的影响因素时，我们发现除资本增强型技术进步之外，产业结构转型也是各省份工资收入份额变动的重要原因。显然，从行业角度与从区域经济角度分析得到的工资收入份额的影响因素有很大不同。其主要原因是，工业部门内的各行业之间同质性较强，产业结构的变动对工资收入份额的影响并不大。而这些因素，如三次产业结构的转型等，可能对区域经济中工资收入份额的变动产生显著影响。因此，本文把两种研究视角结合起来，对工资收入份额变动的影响因素做了更为全面的揭示。

在比较分析法的应用上，本文研究了1980～2008年典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工资收入份额的变动趋势，发现前者的工资收入份额显著高于后者，表现为明显的“俱乐部趋同”现象。本文按照可比口径把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工资收入份额进行对比，发现1980～2007年中国的工资收入份额比发达国家工资收入份额均值低约15～20个百分点，也比其他发展中国家工资收入份额均值低约4个百分点。在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工资收入份额低于其他转轨国家，如捷克、波兰和俄罗斯，也低于韩国约10个百分点，但高出墨西哥、土耳其近5个百分点。

劳动者报酬是居民收入的主体部分，占比在80%以上，但仅仅考察工资收入份额的变化依然无法揭示居民收入份额变动的全貌。为了反映初次分配和再分配过程对居民收入变动的综合影响，本文采用了整体分析法，以修订后的资金流量表数据为基础，进一步研究了劳动者报酬、财产收入、生产税净额、经营性留存、经常性转移等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环节对居民收入份额的影响。结果发现，1992～2008年，初次分配中居民的劳动报酬占比下降了6.66个百分点；经过生产税、财产性收入等分配环节之后，整个初次分配过程居民收入占比下降了8.47个百分点；经过经常性转移支付后形成的居民可支配收入所占比重下降了10.45个百分点。这清晰地表明，居民收入几乎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各个环节、各个分配项目上都有所下降，而政府和企业部门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后的收入份额都有所提高。

三 研究思路与研究内容

收入分配差距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是一个看似简单，实际上却非常复杂的问题。相关研究很多，但理论认识在很多方面都不清楚，意见分歧非常大，甚至完全相左。经济学家在收入分配方面对公共政策的影响微乎其微，与其研究的程度完全不成正比。本文试图对两者之间的动态关系进行一些尝试性研究。本文在对收入水平、收入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重新考察的基础上，将收入水平、收入结构与经济增长纳入一个整合框架，建立一个收入流量与资本存量同时均衡的两部门（资本品部门与消费品部门）模型，推导经济增长稳定状态的实现和转换，以及收入水平和收入结构之间的互动模式，从而提出结构性有效需求理论。以收入流量与资本存量同时均衡模型和结构性有效需求理论为基础，利用实证研究和比较制度分析，寻求经济史中出现的“经济奇迹”的成因及其不同结果的根源。结合这些理论与经验，本文将利用调研获得的第一手数据与其他途径收集的第二手数据，讨论中国城市化与工业化进程中的收入结构变动，从而对中国“经济奇迹”的性质进行重新审视，并以此为根据，提出中国“经济奇迹”能够得以维持的对策建议。

本文的总体思路是在对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相关理论和文献进行分析与评价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的经济发展阶段，对经济增长与收入差距的关系进行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重点是探索经济增长对收入分配的影响与收入分配差距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并尝试进行理论上的解释；同时，通过探讨收入分配差距与经济增长“良性互动”的条件，建立收入分配差距的动态评价体系，并从制度与政策入手，构建有利于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收入分配体系，以改善收入分配状况，推动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良性互动”。

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和结构扭曲是经济快速增长的结果，同时，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和收入结构扭曲导致消费结构扭曲，消费结构的扭曲导致生产结构（产业结构）的畸形，从而产生经济波动和经济停滞。收入分配的不断完善有利于经济保持快速、稳定的增长。本文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①收入水平与经济增长率之间的倒“U”形关系是由收入结构扭曲导致的资本存量与收入流量失衡造成的，如果收入能够保持合理的结构，倒“U”形关系将会变成斜率为正并逐渐趋于零的曲线，经济增长稳定状态得以维持。②在收入水平、收入结构与经济增长的整合模型中，经济增长率不取决于外生的人口增长率或所谓的“内生”技术变动率，而是由收入水平、收入结构决定的。收入水平的提高与收入结构的优化会引起经济增长稳定状态的转移，经济变量结构的扭曲将导致稳定状态的崩溃。“经济奇迹”实际上是收入结构发生实质性调整带来的经济增长稳定状态转移的一种表现，“经济奇迹”的不同结果是收入变量结构差异导致的不同增长路径的必然。③发展卡莱斯基（1976）的模型，可以推导出只有工资收入对非工资收入（利息与利润）的比率与产品成本中工资成本对折旧和利息成本的比率保持不变，经济增长稳定状态才能实现并得以维持，唯此才能保证工人购买全部消费品而企业得到稳定的利润率。随着经济的增长，增加投资一方面会导致工资收入对非工资收入的比重下降；另一方面会使资本存量价值对收入流量的比率提高，在折旧率和利息率不变的情况下，这会使企业的成本构成中工资成本对非工资成本（折旧与利息）的比率下降。如果收入结构不能得到调整，就必然形成工人靠工资买不起企业按现行成本生产和定价的产品，进而导致投资减少。这就是结构性有效需求问题，它不同于凯恩斯主义的有效需求概念。④根据结构性有效需求理论，收入分配不平等与经济增长不是正向的关系，均衡的收入结构是经济增长稳定状态得以维持的必要条件。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内生增长理论所强调的微观层次的问题，而更在于保持经济的平稳运行。一个附属的推论是，收入分配的差距并不会依靠市场力量自动减小，必须求助于适当的经济政策来调整收入结构。⑤经济史中出现的“经济奇迹”可以大致分为两种类型：“拉美模式”和“东亚模式”。拉美“经济奇迹”所遗留的“拉美病”根源于收入结构严重扭曲所造成的经济中流量与存量严重失衡；而东亚“经济奇迹”的持续和振荡后的快速恢复依赖于收入结构的相对均衡。⑥考虑到中国农民和城市失业人员巨大的“收入缺口”和“需求缺口”，根据结构性有效需求模型，可以推算出城市化和工业化能够保证今后中国20～30年长期的高速增长，如果收入结构能够不断优化，城市化的推力和工业化的拉力会使中国经济在某些年份达到更高的增长速度，即伴随着收入结构的调整出现经济增长稳定状态的不断转换。⑦经济政策可以分为规模性经济政策和结构性经济政策，前者是指在需求增加和国民收入总量水平增加的同时，资产值也提高，导致收入结构和成本结构失衡，产生阻碍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政策因素，如出口退税、家电下乡补贴、政府各种农业或科技补贴、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增长等；而后者是指能够提高低收入阶层收入能力和水平，保证收入结构和成本结构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协调的政策因素，如使劳动力从传统低效率行业向现代高效率行业转移、降低农民“进城”的障碍和成本、实施有效率的教育推广计划、进行影响生产模式和相对价格的对商品市场的调控、对技术状态和技术进步性质进行调整、实行累进税制、公共投资向低收入者重新配置等。不同的经济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很大差别，规模性经济政策在一定阶段可以阻挡收入水平-经济增长率曲线向下弯曲形成倒“U”形，但它有可能造成流量与存量的失衡，从而降低经济增长速度；而结构性经济政策使曲线向右转动，表现为经济增长稳定状态向更高增长率转换，并进一步维持下来，结构性经济政策是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保障，更应该成为政策制定时的首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