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概念界定

一 家庭、户和农户

家庭（Family）是“由婚姻、血缘或收养关系而产生的亲属间的共同生活组织”（辞海，1989），但因为亲缘关系等在不同地区的复杂性，很难划分家庭的界限，故而在经济分析中很难使用（Ellis, 1993）。户（Household）则是指成员生活和居住在一起的社会单位，户成员常常共同使用户收入，联合做出决策。户可以作为家庭的子类存在，因为一个家庭可以划分为若干户（Ellis, 1993）。户在经济分析中被广泛使用，有研究认为农户即农民家庭，是“由血缘关系组合而成的一种社会组织形式”（胡豹和黄莉莉，2005）。

本研究中的农户（Agricultural Household）与Ellis（1993）定义的农民（Peasant）相若，是指“主要依靠农业维持生计，依靠家庭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的户，他们常常部分地参与到不完全或不完美的投入和产出市场”（Ellis, 1993）。农户与家庭农场（Farm Household）有着明显区别，后者往往是在完全市场中运作的农业组织形式，其生产和销售规模都超过普通意义上的农户（韩喜平，2004）。

本研究对农户调查的实际操作则借鉴中国第二次农村普查的指标和方法，认为“住户是指有固定住所、由经济和生活联为一体的人员组成的单位。户籍上为一户，但实际上分户生活的，分户填报。户籍上为两户，实际上在一起生活的，按一户填报”。农户类似“农业生产经营户”，是指在农业用地和单独的设施中从事农作物种植业、林业、畜牧业、渔业，以及为本户之外提供农林牧渔服务的户。具体是指符合下列标准之一的户：年末经营耕地、园地、养殖面积在0.1亩及以上；年末经营林地、牧草地面积在1亩以上；全年出售和自产自用的农产品收入在500元及以上。

在本书中，农业活动主要包括农作物种植业和林业两大类。调查和定义也参照中国第二次农村普查：农作物种植业包括粮食、棉花、油料、麻类、粮料、烟草、蔬菜、花卉、园艺作物、水果（包括瓜果）、坚果、香料作物、中药材和其他农作物的种植，以及饲料作物种植业，茶、桑、果树的种植及野生植物的采集等。

林业包括林木的培育和种植、木材和竹材的采运、林产品的采集。包括村及村以下的林木采伐，但不包括国家自然保护区的保护和管理以及城市树木、草坪的种植与管理。

二 生计和生计策略

根据Chambers和Conway的经典定义，生计是“建立在能力（Capabilities）、资产（Assets）（包括储备物、资源、要求权和享有权）和活动（Activities）基础之上的谋生方式”。生计策略这个术语则描述了人们为达到生计目标而进行的活动和做出选择的范围及其组合，在本书中主要包括农户在生产中的活动和选择。一些学者将这类生产活动与生计策略等同起来，具体研究区域内的农户行为（Babulo, Muys et al., 2008）。

也有学者将农户活动进行归类，识别出具有一定特征的活动集合，并以此形成生计策略的研究内容，尤其关注以下发展中国家农户的生计策略：根据生产要素的分配领域和收入来源，研究多样化生计策略，包括农业多样化和非农多样化生计策略（Ellis, 1998; Barrett, Reardon et al., 2001; Perz, 2005）；研究农户生产要素的具体使用，特别是劳动力的分配和使用决策（Sadoulet, De Janvry et al., 1998;Janvry and Sadoulet, 2006）；研究农业生产领域中的相关决策，包括要素的投入和产出决策，包括特定的土地和投资组合，以及与市场相关的行为等（Carter and Yao, 2002; Dutilly-Diane, Sadoulet et al., 2003）。还可以按照研究和实践领域将生计策略划分为生产策略、投资策略等（DFID, 1999）。

由此可见，生计策略的划分与研究目标和研究背景相关，但核心是农户的生产决策行为。如有研究者将牧民的生计策略归纳为资源导向策略、资本导向策略、劳动导向策略、多样化策略和迁移策略等，并以此为基础分析牧民生计资本和生计策略之间的关系。也有研究将生计策略简单划分为农业（非农）为主的策略、多样化（专业化）为主的生计策略等。与此类似，中国的相关研究中，生计策略多以当地的生计活动类型为基础，或者直接等同于行为类型（徐鹏、傅民等，2008；苏芳、蒲欣冬等，2009；杨培涛，2009；熊吉峰和丁士军，2010）。这类划分方法具有简单明了、易于操作的优点，但很难对生计策略的相关要素进行深入的计量分析。

结合这些研究，根据中国农村的实际背景和本书的研究目标，农户的生计决策内容主要集中在生产和收入领域的选择，家庭劳动时间和其他生产要素的投入，以及农户普遍从事的农业生产活动。这些活动互有交叉，但在相关研究中都有一定的体系，形成了相对独立的研究理论和研究方法。但是，在中国农村，由于产品市场发展的滞后和多重要素市场的缺失，因此农户与农产品市场价格相关的一些实践行为较为少见。如发达地区农户的规模化生产方式，以及根据市场价格变化及时做出的投入和产出方面的调整等，在许多农村地区就几乎不存在，山区农户的粮食作物生产基本处于自给自足的状态。同时，许多农户期望参与外地工资性劳动市场以获取农业外的收入，非农多样化行为较为普遍。而在土地均分的制度背景以及土地流转市场缺失或不完善的经济条件下，关于农业生产的行为决策，仍然主要集中在劳动力和物质资本要素的投入以及与此相关联的生产效率的决定机制上，而这两者正是Scoones（1998）等学者关注的农业集约化生产策略（Intensification）和粗放化生产策略（Extensification）。

本书在了解中国农村生计活动的基础上，结合Ellis（1998）、Scoones（1998）、DFID（1999）和Orr（2001）等对生计策略的相关研究结论，将生计策略总结为三类：非农和农业多样化生计策略、家庭劳动时间供给策略和集约化农业生产策略（Ellis, 1998; Orr and Mwale, 2001）。

三 家庭结构

查雅诺夫最早提出的关于农户决策的模型更接近于人口模型，模型中的家庭结构可概括为劳动人口和消费人口相关的变量，如家庭抚养比等。在本书的框架中，一般家庭结构指农户的成员组成状况。在理论和实证中，一般通过直接和间接两种方式引入家庭结构视角。一是直接通过成员组成方式区分不同家庭结构类型的农户，如由老人、成年劳动力和孩子三类成员组成的农户，由老人和成年劳动力组成的农户等，并基于此比较这些农户在生计资本、决策和生计活动等方面的差异。二是在实证中通过引入家庭结构的代理变量，如家庭中男孩比例、女孩比例和老人比例，以考察家庭结构对农户生计策略的决定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