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研究背景

一 现实背景

作为中国生态系统的重要屏障地区，许多农村地区特别是山区是众多河流的发源地，同时，复杂的地理环境和落后的基础设施造成了农村地区生产和生活的不便。长期的贫困落后使人和自然的矛盾较为突出，粗放式的发展方式较为普遍。这种矛盾在偏远地区更为严重，2008年，以农村为主的西部地区利用全国70%的土地和28%的人口只生产了全国26.4%的粮食。工业品则主要集中在原材料的开发和生产上，2008年西部地区生产了12.3亿吨原煤，占全国总产量的44%。近年来洪水、沙尘暴和泥石流等自然灾害频发，已经引起中央和地方政府的重视。一方面，旨在促进可持续发展的退耕还林政策、西部大开发政策等正在生态和经济等多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另一方面，这些主要依靠国家和地方政府推动的生态和环境保护政策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西部农村农户的生产活动。虽然在退耕还林等政策中，国家和地方财政集中了大量资金以帮助农户提升生计水平，但这种以补贴为主的政策支持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户的可持续生计问题。

众多问题从根本上制约着农村地区特别是山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如农村的基础设施落后于城市、交通不便、公路里程数相对于其占地面积严重不足，固定资产投资较低，教育水平较低。从长远来看，“缺资”和“缺智”将从根本上影响到农村可持续发展状况和农户的生计选择范围。

农户传统的生计活动限于农业生产及相关活动，在中国农业劳动力过剩的大背景下，广大农村地区非农产业的发展状况将直接影响到农户新的生计选择。仍然以西部为例，2008年西部地区的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生产总值尚不足全国的17%；限于历史原因，西部地区的工业多集中在大型国有企业，甚至军工企业，集体和私营经济水平滞后，民间经济活动力不足，2008年西部地区的社会销售品零售总额只有全国总量的17%左右。另外，西部地区的商品和要素市场落后，2006年西部地区仍有20%以上的乡镇没有储蓄所，40%以上的乡镇没有综合市场，50%的乡镇在村内买不到化肥；只有14.7%的乡镇有农产品专业市场，22.3%的乡镇有50平方米以上的综合商店或超市。

中国正经历着快速但不平衡的经济发展过程，农村经济和社会也处于转型阶段。农村经济改革以来，家庭责任制使农户成为农村生产和收入分配的基本单位，技术和制度创新为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提供了重要条件（林毅夫，2008）。这个转变过程意味着生产方式由传统的自给自足向市场参与过渡，农户的经营目标、资源配置行为和其他生产行为经历着急剧变化，农村生计也展现出显著的多样性特征。在相对发达的东南沿海地区，以乡镇企业为代表的非农产业迅速崛起，大量农业劳动力被转移到非农产业，经济结构调整的特征非常明显，突出表现在劳动密集型工业对农业劳动力的吸收，以及农户在农业生产和销售过程中的市场化倾向。

在相对落后的广大农村地区，土地和其他农业制度的改革显然滞后于城市和其他相对发达的农村地区。受地理条件和投资环境等因素的制约，城市中的工业和服务部门对农村地区的辐射和带动作用不能得到充分发挥，农业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的转型并不明显。从地理上看，中国的贫困地区大多集中在西部。全国3000多万尚未解决温饱的人口，约有70%集中在西部。西部的农业基础设施落后，生态环境恶劣，农民收入水平低，生活贫困。更特殊的是，贫困人口所处的生态区位往往具有生态脆弱性（彭涌，2007）。贫困和环境破坏造成的恶性循环在农村地区普遍存在，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矛盾尤为突出。构建农村的可持续生计方式，直接影响中国的生态安全和现代化战略的推进，进而影响整个中国未来的可持续发展。

虽然人们开始逐步重视中国广大农村地区的生态地位，但对农户生计仍然缺乏足够的关注。对于祖祖辈辈生活在贫困地区的农民而言，整体经济发展为他们带来的生活福利的增长仍然非常有限。一方面，政府的公共投资很难全面地惠及这些散居的山区居民；另一方面，农户并不具备足够的能力去获得经济增长带来的高收益的生计机会。可以说，农村的生计问题在很大程度上被淹没在高增长的宏观经济形势下。

然而，即使在这种相对落后的经济条件下，中国农村仍然呈现出生计的多样性图景。中国的农地制度也正经历着广泛而深刻的改革，与此相关，产生了苏南模式的机械化集体耕作、浙南温州模式的土地租赁和以广东南海为代表的土地股份制等农业生产运营方式（姚洋，2004）。

在二元经济结构背景下，一部分农村劳动力外出打工以获取收益并达到风险规避的目的；在不完善的信贷和保险市场条件下，一部分农户仍然通过各种途径开展本地非农活动，为本地居民提供服务，并将一部分农产品输送到外地获取相对高的利润。不管是出于对稳定收入的考虑，还是出于对保险缺失的担忧，大多数农民仍然需要依靠传统的小农生产维持生计。对于这种背景下的生计模式而言自然资源显得尤为重要，因为在贫困与环境破坏的恶性循环过程中，自然资源作为一类生计资本既是贫困的原因之一，也在环境破坏的后果中受到了减损。

旨在解决贫困和生态恶化等问题的西部大开发和退耕还林等政策，无论从规模、持久性还是投入上看，在人类历史上都是举足轻重的。在微观经济学的视角下，这类公共政策最终要作用于个体行为的改变，在西部山区则体现在农户以福利提升为目的的生计行为的改变上。从某种意义上讲，对农户生计策略形成机制的了解，是这类公共政策制定、实施和评估的基础。在某种程度上，普通民众和研究者对西部山区农户生计策略形成机制的忽视，已经远远滞后于中国相关政策的制定和实施。

二 理论背景

对中国小农经济研究有着较大影响的学者黄宗智（1986）试图从历史的视角，还原革命前中国小农的三种面貌：自给自足、以家庭消费为目的的生产者，类似资本主义生产的利润追求者以及一个阶级社会和政权体系下的成员。同时，黄宗智区分出农民学中的不同传统：西方的“形式主义经济学”是第一个传统，研究类似资本主义企业一面，代表性研究包括舒尔茨的《改造传统农业》等；第二个传统是“实体主义者”，如以查雅诺夫为代表的学者，强调对自给自足型生产的研究；第三个传统则是革命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观点。黄宗智采用了一个区别不同阶层小农的综合分析，以解释不同小农行为的“合理性”。一方面，在这种历史视角下，他提出了“内卷”（involution）或“过密化”的核心理论，认为中国农民在劳动边际报酬递减的条件下提供密集的农业劳动力，并在此逻辑下解释中国农村经济没有发展的增长、不完全的社会分化和小农经济持续的原因。

另一方面，黄宗智也意识到使用新古典经济学的范式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释其“内卷”或“过密化”过程，以及其他学者如斯科特等提出的“安全第一”等概念。比如斯科特使用了机会成本和边际效用等微观经济学的概念和观点，解释家庭农场作为生产和消费的统一体在农业“内卷”行为中的合理性，认为“内卷化的现象，实际上可以用一般微观经济学的理论来给予合理的解释，但需要同时用关于企业行为和消费者的抉择理论来分析，而不可简单地用追求最大化利润的模式来分析”（黄宗智，1986）。

黄宗智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舒尔茨和查雅诺夫等学者的影响，不管这种影响体现在借鉴还是批判上，他“执着地从史实到理论而再回到史实的认识程序，避免美国社会科学为模式而模式的陋习”，“试图从最基本的史实中去寻找最重要的概念”（黄宗智，1992），他也承认使用微观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其相关观点。然而最终这些社会学领域的思想并没有进一步与成熟的微观经济研究范式融合。其“内卷”和“过密化”分析甚至受到了学者们特别是经济学家的很大质疑（冯小红，2004；赵冈，2004、2005；陈勇勤，2006、2007）。但不管如何，黄宗智的学说客观上影响了中国学者对小农经济的讨论，鉴于这种影响，陈勇勤将中国学者对其的回应分为三类，分别是反驳派、赞同派和数字分析派（陈勇勤，2008）。

与社会学研究者对基本的概念和分析框架存在争论不同，在传统的经济学领域，随着贫困研究逐渐深入以农户为主体的微观研究，贫困农户生计策略的决策动机、决策效应及制约贫困农户生计的宏观机制日益成为贫困理论研究和实践迫切要解决的问题。贝克尔关于家庭劳动配置的文章为新家庭经济学的兴起奠定了基础，这也是新古典经济理论的重要基础之一（Becker, 1965）。新家庭经济学在效用和约束条件等方面大大拓展了经济学的分析视角，使得农户作为生产和消费两个主体的融合更为自然，也有利于在农户决策中更好地引入不同效用。为了探求贫困农户在家庭内部劳动和资源分配的经济逻辑，经济学家们对农户的家庭生产行为、消费行为以及家庭劳动力的就业行为、时间分配进行了分析，同时对农户行为的研究领域进行了适当的扩展。

基于新家庭经济学的逻辑体系，Barnum和Squire（1979）等学者发展了一个规范的农户模型（Agricultural Household Model）用以分析农户的生产和消费行为。该模型将农户作为一个生产单位看待，在效用函数中纳入人口结构和家庭规模等，约束条件包括家庭时间等，并借鉴贝克尔的完全收入等概念。这个模型或框架因为其包容性和实用性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得到了大量的应用（Singh, Squire et al., 1986）。农户选择土地及利用劳动力来最大化利润。在某块土地上所做的生产决策只取决于该块土地的价格及其特点，而与家庭的禀赋和偏好无关（Bardhan and Udry, 1999）。这种以“可分离性”为基础的分析方法和理论逐步成为农户分析的主要流派。其后的代表性文献有Nakajima（1969）对竞争性的农产品市场和非劳动力市场的研究。这种将农户家庭看作集不同行为的多种目标取向于一身的系统结构分析框架为以后学者们分析农户决策行为奠定了基础。然而，在严重脱离现实的假设条件下所得出的结论显然不能揭示问题的本质，也理所当然地受到了来自各种学派的激烈批评，特别是基于发展中国家的大量经验研究对“可分离性”的分析方法提出了挑战（Jacoby, 1993; Kevane, 1996; Urdy, 1996）。

三 研究意义

在激烈的批评和讨论中，学者们将研究的重点集中在农户为追求生存和福利改善而发生的多样化生计追求上（Ellis and Freeman, 2004）。利用案例研究，大量学者研究了作为一种策略的生计多样化（Barrett, Reardon et al., 2001; Tschakert, Coomes et al., 2007; de Sherbinin, VanWey et al., 2008; Wouterse and Taylor, 2008; Kamanga, Vedeld et al., 2009; Hilson, 2010）。对生计策略多样化的理解包含了农村贫困在内的大量发展研究的政策讨论（Carter, 1997; Ansoms and McKay, 2010; Erenstein, Hellin et al., 2010），农户风险策略（Carter, 1997），农户之间的关系（Hart, 1995; Reardon, Berdegué et al., 2001; Haggblade, Hazell et al., 2010），农村增长（Reardon, Berdegué et al., 2001; Fan and Stark, 2008; Haggblade, Hazell et al., 2010），农户的非农行为（Barrett, Reardon et al., 2001; Rigg and Nattapoolwat, 2001），农户的乡城迁移（Stark, Micevska et al., 2009）以及农户家庭内部的关系等（Ellis, 1997）。

20世纪90年代，基于“可行能力理论”的生计概念深化了关于农户贫困理论的研究与实践。森（Sen）认为，自由是人们能够过自己愿意过的那种生活的“可行能力”（Capability），它具有建构性（Constructive）作用：既是价值标准和发展目标中固有的组成部分，其本身又是一种价值。“自由不仅是发展的首要目的，也是发展的主要手段”。“一个人的可行能力指的是此人有可能实现的、各种可能的功能性活动组合”，“一个人所享有的每一项功能性活动的数量或水平可以由一个实数来表示，完成了这一步骤，一个人的实际成就就可以由一个功能性活动向量来表示。一个人的可行能力集由这个人可以选择的那些可相互替代的功能性活动向量组成”（森，2002）。

这一理论使人们认识到贫困的根源在于农户资产、能力、权利的缺乏所引致的农户生计策略选择集的狭窄（姚洋，2004）。一些以“可持续生计”视角进行的研究经过学者们的系统化，形成了一种框架形式（Scoones, 1998）。框架通过强调隐藏在农户生计资产背后的能力和权利，启发农户把生计资本转化为积极的生计结果。许多非政府组织及发展机构将这一“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SLF）应用到发展中国家的扶贫实践中，使用参与式方法启发、调动贫困农户的能力，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果（叶敬忠，2004）。

作为谋生方式，生计直接关注资产和在实践中所拥有的选择之间的联系以及在此基础上追求创造生存所需的收入水平的不同行动（Ellis, 2000）。生计由许多因素组成并受众多因素影响。生计中的资产既会集聚，也会损耗，还会在短时间内被完全破坏。除了脆弱的生态环境，影响生计的制度和政策的外部环境以及社会和经济发展趋势都会对生计策略的选择和生计活动的实施产生作用。生计这一概念的提出，为研究者提供了一种观察和研究农村扶贫、环境保护等发展问题的视角（李斌、李小云等，2004）。此外，20世纪90年代中期，结合生计系统的脆弱性以及资产配置和转换的有限性等典型特征，针对包括农村扶贫在内的多样性和多元性农村发展问题，国际上一些发展研究机构和非政府组织努力寻求一些解决途径（李小云、张雪梅等，2005）。以英国国际发展署（DFID）为代表的发展研究机构和非政府组织提出了包括概念、分析框架和原则的可持续生计途径，并在发展中国家进行大量可持续生计途径的实践活动。“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主要用于洞察影响贫困的主要因素，为在实践中解决贫困问题提供了一种有效的路径。

在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得到迅速应用和推广的同时，分析框架在本土化和应用领域得到了长足发展，然而理论研究却相对滞后，特别表现在对生计资本以外的农户异质性的忽视，比如怎么在理论上识别各类生计资本差异的形成原因和机制，如何在操作上进一步简化和识别农户及政策影响等。这些研究和应用上的需求自然将研究的视角重新引入人口因素，正如查雅诺夫在最初的农民经济理论研究中强调家庭人口周期（Demographic Cycle），把农户的生产和收入差异等归结到人口结构等因素上（Ellis, 1993）。从新古典经济学的视角来看，查雅诺夫的观点仍然充满了吸引力。人口因素在农村生计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微观上，家庭劳动力是农户生产活动的主要力量，家庭成员构成直接影响着家庭对整体效用的追求和生计策略的形成。在宏观上，农民大规模地向城市进行季节性迁移，不仅使中国农村家庭的人口发生变动，改变了农户所在社区的社会结构、农户的家庭结构、生计资本构成，也改变了农户家庭的抗风险能力，进而影响农户的生计模式的选择和结果。从人口结构的视角分析将有助于理解中国农户生计策略的多样性。查雅诺夫和新古典经济学长期关注的正是家庭结构等人口学视角。

农业家庭理论融合了查雅诺夫的劳动消费均衡以及舒尔茨的“企业家才能”概念，近年来发展起来的农户模型则强化了舒尔茨对农户决策的理性假设（方松海，2009）。对企业家才能的重视固然重要，对家庭消费相关因素的忽视却可能造成理论和时间上的重大缺陷。查雅诺夫的经济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是人口理论，虽然包括土地的无限供给在内的许多基本假定与中国的情况存在较大差距，但其对家庭动态及对经济决策和后果的重视，正是研究中国农户决策的重要借鉴源泉。查雅诺夫理论在西方和中国的经济学、社会学甚至政治学领域产生了重大影响，而在现代经济学的视角下，对于如何在中国农户生计研究的背景下重新审视家庭人口因素，也将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总之，吸收先进的生计理论和方法，并用以分析中国农村的生计策略形成机制，既有可行性，又有必要性。在可持续生计方法中引入家庭结构视角，并基于新的分析框架改进和构建农户模型，在对农户生计策略形成机制的理论研究中具有重要的创新意义。基于这些理论而进行的实证研究，将有助于理解中国农村生计模式的形成，有助于相关环境和扶贫政策的制定、实施和评估，并最终在实践上帮助构建中国农村的可持续生计和发展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