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导论

第一节 选题说明

一 选题缘起：宗教研究范式从“需求面”到“供给面”的转换

长期以来，在探究一个群体或个人宗教归信的原因时，研究者常常从宗教需求视角进行考察，如尼古拉·沃特斯托夫（Nicolas Wolterstorff）认为：“基督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的一个中心思想是，它们深信我们人类应当信仰上帝……信仰上帝是我们人类的基本义务。他们还相信，只有信仰上帝，人类心灵深处最激动人心的东西才能得到满足。”约翰·希克（John Hick）则用“拯救”来阐释宗教需求，认为宗教是对“人类日常生存的歧误”的一种“拯救”。查尔斯·Y．格洛克则用“短缺”来阐释教派的产生与发展，认为“短缺有经济的短缺、社会的短缺、机体的短缺、伦理的短缺和心理的短缺五种，形成教派之类的宗教的解决方法……乃是为了减轻短缺的感觉而采取的补偿措施”。

在国内宗教研究学界，“苦难”加“教义”也是宗教归信的常用解释模式，即在一个群体内查明该群体所遭受的种种痛苦，再结合某种似乎是解决苦痛的宗教教义，进而得出结论认为宗教归信就是因为这些苦痛的经历。改革开放后，中国大陆各地宗教活动的复兴增长是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问题，中国学者在考察这种宗教复兴热潮时，也几乎沿用了上述模式，形成了“社会需求论”的解读方式，即认为社会变迁中的各种社会问题导致了强劲的宗教需求，为宗教复兴提供了土壤。比如，有学者通过在河南乡村的调查认为，苦难是河南乡村民众人生的危机和生命转折，成为他们反思自我、发现宗教之功能与意义的主要契机。有学者认为，“现代城市的文化多元、现代社会的迷失感和‘现代化综合征’为新兴宗教提供了有形和无形的生存环境，现代的高科技为新兴宗教提供了迅速扩张、广泛传播的渠道。”也有学者认为，“全球化导致了一种风险普遍化，也导致了一种普遍的焦虑和恐怖情绪，这是全球化下的一种情景互动。”一些学者提出是干部腐化堕落、干群关系疏远、干部不能为群众解决实际问题等导致群众对党和政府失去信心从而转信宗教；另外一些学者则从组织角度出发，认为农村和城市“组织”缺乏导致的归属感和集体感的缺失是宗教热的重要原因。

仔细考察这种“社会问题—宗教需求—宗教复兴”的研究进路，我们发现它至少存在三个方面的缺陷。

第一，疾病、社会不公、腐败、城市病等社会问题在各地都普遍存在，并且总体上也相对均质，然而，不同地方宗教复兴的图景大不相同，上述解释进路难以解释各地宗教复兴图景的差异性。甚至，我们可以发现与上述解释模式完全相悖的情形，例如一些疾病横生的村庄并没有什么人信教，而富甲一方的温州，被称为“中国的耶路撒冷”，基督教传播极盛，但是，这并不必然表明温州的“苦难”就比其他地方多。因此，用社会问题来解释社会现象，等于是一种循环论证，几乎可以解释一切又似乎什么也没有解释。用社会问题来解释宗教复兴，其针对“宗教”的元素不够。我们还可以设想，这些所谓导致宗教归信和宗教复兴的社会矛盾，用来作为犯罪、自杀、吸毒、少年厌学、高离婚率等问题的成因，也同样是成立的，而不独为宗教复兴的原因。

第二，这些社会矛盾、社会问题并不会必然导致人们产生宗教信仰，或者说，这些原因与宗教归信之间没有必然的因果联系。以常见的“因病信教”为例。例如，某人患了重病，他并不会由此就产生强烈的“我要信天主教”的念头，这中间肯定还有一些机缘巧合的因素，比如遇到天主教徒，被天主教徒反复传授福音，受到天主教徒的关怀，被感动或者抱着试一试等心态而入了教。在这里，存在这样一个归信过程：生病—遇到天主教徒传授福音、受到天主教徒的关怀—被感动或想试一试—入教。因此，表面上是生病导致了信教，但实际上起主要作用的是天主教组织的活动，“生病—信教”只是一个假命题，生病与宗教归信并没有必然和直接的联系。如果一个人生病后信了天主教，更可能是因为天主教会工作的勤勉和一些偶然因素，因病信教并不具有必然性。也就是说，当一个人生病了，他可能没有遇到任何宗教组织而没有信任何宗教，也可能遇到天主教，也可能遇到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遇到“哪教”就信“哪教”的可能性相当大。

第三，人类有宗教需求的确是客观事实，也是宗教供给的源泉和动力，但是，上述研究进路无法解释宗教需求的源泉。如果将宗教需求的源泉归为“社会腐败、经济发展导致的孤独感、基层组织的缺失”这些社会问题，问题似乎被简单化了。宗教需求的源泉是什么？这其实类似于“宗教为什么会产生”这样一个宗教学上的根本性问题，是神学家和宗教学家以及众多伟大学者绞尽脑汁仍然没有得到共识的一个问题。笔者在本书中无意也无力讨论这个问题，但是将社会问题认定为宗教需求产生的原因，并进而认为是宗教复兴的原因，却是不够深入的。我们可以反过来问，没有了腐败、没有了孤独感等社会问题，就没有了宗教、没有了宗教复兴吗？相信没有人会对此做出肯定的回答。

20世纪90年代以来，欧美学术界出现了“宗教市场论”这一全新的理论范式，它将解释宗教问题的着眼点从宗教“需求面”转向了宗教“供给面”，认为不是宗教需求而是宗教供给的变化提供了宗教变动的主要因素。在研究宗教变化时，更应当受到关注的是宗教供应商——宗教组织，而不是宗教消费者——信众。

根据宗教市场论，从宗教供给者的角度来看宗教复兴，可以为我们认识和研究中国的宗教问题找到一条新颖的路向。从古至今，中国的各种宗教组织和团体，从来不是消极地等待信众，而是积极地创造宗教产品以图占领更大的宗教市场。各种宗教之间竞争激烈，特别是佛、道两家，一千多年来竞争中的多次大辩论以及历史上多次出现的“弘佛抑道”或“灭佛弘道”的事件让人印象深刻（外国历史上宗教战争更是不计其数）。改革开放以来，无论是五大宗教场所还是民间信仰场所，都不约而同地以宗教作为资源而掀起了一股经营热。如1998年千年古刹寒山寺首开撞钟权拍卖，此后，拍卖除夕夜撞钟权在全国各地寺庙蔚然成风，首撞权之后，又有寺庙将撞钟权分解成“前108响”“随缘钟”等多种形式来拍卖，有的“首撞权”拍卖所得高达88888元，大大吸引了人们的眼球。还有一些寺庙组织各种各样的佛学夏令营、冬令营、出家体验活动等，可谓五花八门。一些寺庙的僧人，早已不是青灯古佛、淡泊名利的苦修者形象，他们积极地以所掌握的宗教资源介入世俗社会，或忙于扩建、新建寺庙，或忙于四处做法事赚钱。如少林寺方丈释永信被《洛杉矶时报》称为融佛教文化与现代企业文化为一体的CEO，他承认：“我确实注重以经营的方式来发展少林文化。”并说：“在走过了官府供给、农产并重之后，商业服务成为中国佛教发展的大趋势。少林寺也应该有企业的观念，给社会提供一种好的产品、好的服务，只有坚持这个理念，少林寺才能更好地生存。”有人认为这是宗教的堕落，然而，不容否认的是，这些宗教组织和团体创造的五花八门的宗教产品对宗教热潮确实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信众在自觉或不自觉中进行着各种宗教产品的消费，共同享受一场宗教的盛宴。

进入中国后天主教和基督教更是在一片异教的土地上开疆拓土，欲实现它们“中华归主”的梦想。很难想象，没有作为宗教供给者的天主教和基督教组织的积极进取，中国老百姓会由于“宗教需要”自动受到感召而加入教会。天主教和基督教能够在世界广泛传播，与其教义中将“传教”作为教徒的一项神圣使命有关。在中国，天主教和基督教组织及其信徒一直在积极地采用各种策略和手段，并对之不断检讨和改进，以图吸引更多的信众。比如基督教进入中国之初采用了医务传教、教育传教以及一系列本土化策略。如今，随着教会的发展，教会有越来越公司化的趋势，传道工变成雇工，教会经营宗教的目的和趋势日益明显了。很显然，各个地方宗教复兴增长的不同图景，反映的不仅是各地民众宗教需求的不同和社会问题、社会矛盾的差异，而且可能是当地宗教组织进行宗教经营得失的差异。那些努力经营、积极进取、策略得当的宗教组织，将比其他宗教组织在当地取得更好的成绩，从而使当地宗教复兴的力度更大，宗教显得更为繁荣。

基于上述思路，本书将研究着眼点放在了宗教供给面上。本书将通过人类学的田野调查，从作为宗教供给者的各种宗教组织内部，去探讨宗教复兴的原因以及由此引发的问题。需要强调的是，人的宗教需求的确是客观存在的，宗教是一个供给—需求复杂互动的存在，本书并非武断地认为宗教复兴和宗教图景变化的全部原因在于宗教供给面，而和宗教需求无关。本书只是强调，宗教需求实际上是“宗教为什么会存在”这样一个终极性问题的另一面，它在各地相对均质地存在。在探讨某地宗教复兴和宗教图景变化的原因时，从宗教供给面出发会更有解释力，但是，也不能完全抛开对宗教需求面的探讨而获得独断的解释力。

二 选题界定

本书选取贵州省瓮安县的一个社区——“草塘”为田野调查点，运用“宗教市场论”的一些理论成果，通过对这个社区历时和共时的各种“宗教供给者”（宗教组织和宗教人物）在宗教市场上的宗教经营及其发展变迁历程的民族志描写，一方面，探讨这种宗教经营与宗教复兴的关系，另一方面，探讨这种变迁的历史和社会背景。本书试图通过对这些问题进行理论上的概括，为解读宗教复兴和中国的宗教问题提供一种新的视角。

关于“宗教”一词的含义，本书选取最广泛的界定。书中所称之“宗教”，不仅包括制度化的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也包括民间宗教组织和弥散型的各种民间宗教，还包含民俗活动中带有宗教成分的祭祀活动、自然崇拜等。本书题目用“神异”一词来形容与代指宗教。当然，“神异”是不能与宗教画等号的，但鉴于各种宗教多少都包含了对难以捉摸的超自然力量的信仰，因此，用“神异”一词来形容宗教，虽不很严谨但十分便于理解。“神异资源”则是与宗教经营相对而言的，当宗教供给者对宗教进行经营，以图占领更大的宗教市场、获取相应的宗教利益和世俗利益时，宗教就被视为一种资源，而不仅仅是人类的一种信仰活动。

“宗教市场”是本书的研究视角和对田野调查点的空间认知。在宗教市场上，有宗教消费者、宗教供给者、宗教产品，还有宗教竞争和宗教管制，存在一系列的宗教供需关系，本书将运用这些概念和框架来解释一些宗教问题。这是一个不同于以往研究中国宗教所使用的祭祀圈、信仰圈、经济圈、权力的文化网络等解释框架的一个新视角。

“宗教供给者”（宗教市场论直接将之称为“宗教供应商”）是本书的研究对象，它是在宗教市场上提供宗教服务的各种宗教组织和宗教人物。本书将以草塘宗教市场上的各种“宗教供给者”为框架来组织内容，从这些“宗教供给者”身上来寻求宗教复兴的原因。

“宗教经营”则是本书的具体切入点。在这里，“经营”一词是对其经济学意义的软化和扩展。经济学用“经营”一词往往强调通过各种手段获取经济利益的最优化。本书所用“经营”一词，并非强调或暗示各种“宗教供给者”是为了获取经济利益，而是说宗教供给者运用现代企业的方式来经营“神异资源”，积极创造信众需求的宗教产品，以获取更大的宗教市场份额，同时得到相应的世俗回报和宗教回报。本书通过总结和审视各种“宗教供给者”进行宗教经营的手段、策略以及对这些手段和策略的再创造和更新，考察它们如何在这种“神异资源”的经营中促进了地方宗教的复兴。

概括而言，本书的研究将包括以下内容。

1．从宗教供给层面来研究宗教复兴的动力，研究草塘的各种宗教组织和人物如何通过创造、更新经营技术，来获取竞争的优势，取得更大的宗教市场份额，共同促进了当地宗教的复兴。

2．研究宗教经营背后所反映的社会、经济、文化背景和所带来的人文与宗教后果。

3．用人类学的视野和方法，通过细致的田野工作和民族志描写，以包含各种制度化宗教和众多弥散型宗教的中国宗教市场，来检验建立在西方制度化宗教市场基础上的“宗教市场论”，并与之对话。

三 选题意义

本研究的理论和实证意义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本研究将宗教复兴的着眼点从宗教的需求面转向宗教的供给面，从供给者的宗教经营角度来探寻中国宗教复兴的原因。宗教的信仰和教义，是一种着重心理影响的复杂知识，是一种个体感知，是一种感性需求，但具体到宗教组织的建立、信仰场所的修建等，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其中可能涉及诸多问题：如何与占主导地位的国家权力通融，如何获取土地，如何获取地方精英在经济资源和劳动资源方面的支持，如何处理与周围文化、宗教和生态环境的关系，如何在宗教场所和组织建立后对其进行准确定位，如何向竞争对手学习，如何克服自身内部矛盾，如何激励组织成员，等等。这些都需要理性计算与精明经营，任何一项的缺失，都可能导致在宗教市场上的失败，从而影响当地宗教的复兴“景观”。

第二，本研究对汉族民间宗教研究的传统范式进行了反思。对宗教特别是汉族民间宗教的研究是人类学的一个传统研究领域，取得的成果可谓蔚为大观。研究中最常用的理论是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的“宗族论”、施坚雅（G. William Skinner）的“区域经济理论”、林美容等人的“祭祀圈和信仰圈”理论、杜赞奇（Prasenjit Duara）的“权力的文化网络”等。特别是近年来，虽然研究的具体角度不尽相同，但“宗族”“国家与社会”“传统与现代”是我们最常见的观照汉族民间宗教问题的三只眼，即在具体的乡村宗族社会场域中，探讨民间宗教背后的国家与社会各个阶层、群体的复杂互动及其潜藏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分析民间文化如何顽强并策略性地表达自己，进而反思现代性。这样的研究策略无疑接触到了问题的要害，把对民间宗教的理解从表层深入到其背后的国家和社会关系。但是，笔者认为这些研究还是存在一定的问题，主要表现为以下方面。

（1）国家与社会、权力的文化网络尽管是一个很好的解释框架，但似有包容性过强之嫌。各种文化现象可以在“权力”“文化”的话语下被一网打尽，其得出的研究结论有时难免给人以大同小异之感，似乎宗教复兴均是在不同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下，国家与社会复杂互动的结果。人类学的宗教研究提醒我们不要将宗教研究简单化，要跳出宗教看宗教，并且应尽量体现地方的特色。但是应注意到，各个地方的宗教都有所复兴，但复兴程度存在极大的差别，上述解释框架和结果并不能很好地体现这种差异。本书认为，各个地方宗教经营策略的差异恰好可以体现这种差别；宗教供给者利用不同的经营技术创造需求，操弄、迎合甚至诱引民众的信仰，是各地宗教复兴表现程度不一样的重要原因。普遍存在于乡土社会民众中的宗教意识，能够在外在表现上复兴到什么程度，宗教经营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影响因素。

（2）这些研究都忽略了宗教信仰的“个体性差异”。此类研究都强调了宗教的“集体性”，认为宗教具有创造和加强族群或地域认同的作用。但是，毫无疑问，有些宗教特别是民间宗教同时也具有非常强的“个体性”，作为满足个人欲望、消灾解厄的手段。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后复兴的宗教，由于乡土社会在现代市场经济下的巨大变迁，其宗教的“集体性”和“个体性”存在明显的消长趋势。很多研究反复强调了宗教背后的集体性格，却忽视了这些信仰中具有的个体特征，有时难免给人一种“说过去的故事”的错觉，其解释力必然大打折扣。

（3）鉴于中国宗教图景的地域差异巨大，有必要在研究地域上加以拓展。无论是人类学还是社会史、民俗学，它们对中国社会宗教的研究，都形成了大致相同的地域模式，如东南（闽南、岭南）、江南、华北、关中等地域的模式，其中对东南特别是对闽南的研究远远领先于其他地区，这种研究固然可以加强对一个地方民间宗教的认识，但开拓对其他地域的探索对于丰富民间宗教的研究也是大有必要的。

第三，本研究借鉴西方宗教社会学研究的最新理论范式来分析中国社会的宗教现象，同时反过来检验这些理论范式具有的普遍性。目前，在西方宗教社会学领域，宗教市场论是解释各种宗教现象的最新理论范式，它主要是以制度性宗教特别是基督教作为蓝本提出来的。但正如宗教市场论的代表人物之一罗德尼·斯达克（又译：罗德尼·斯塔克）（Rodney Stark）所认识到的一样，“如果一个宗教社会学只能适用于西方国家，就像一个只能应用于美国的物理学，或者一个只适用于韩国的生物学，那同样是愚蠢可笑的。……我们试图系统阐述能够适用于任何地方的命题——就跟他们足以解释加拿大的宗教行为一样，它们足以解释中国的宗教行为”。以中国的宗教市场来检验宗教市场论，中国学者目前在这方面工作做得不多。与西方宗教存在极大差异的非制度化、弥散型的中国宗教，对宗教市场论的解释力来说，无疑是一个极大挑战。如果斯达克的理论不足以解释中国的宗教问题，那它当然不是一个完整的理论。因此，以中国的宗教实践、宗教图景来回应和检验宗教市场论，无疑是一个具有重要理论价值的课题。

综上所述，本书的研究具有以下几点意义。

1．从宗教供给面和宗教经营角度来探讨宗教的复兴及地域差异，为解读宗教的复兴及各地差异提供一个新的理论视角。

2．以中国宗教的田野材料来回应和检验西方“宗教市场论”。

3．力争为汉族非宗族社会的宗教研究留下一部合格的民族志及资料。

4．在西部大开发的背景下，对西南乡镇的宗教进行研究，可以丰富和扩大汉族地区宗教研究的地域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