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社会变迁与青年研究

中国社会变迁与青年研究的发展

在中国，青年作为一个社会群体的形成以及青年研究的发展，都与社会变迁的进程步步相关。社会结构的历史波动，成为青年阶层确立和不断变化的契机，关于青年问题的研究也呼应而出。较之西方相关研究，中国的青年研究有其独特的学科传统和研究进路，其根本原因在于我国与西方国家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不同，青年的特性之一便是对社会变迁尤其敏感，这是由青年所处的阶段过渡性所决定的。青年研究不仅是对青年本身所面临各种问题的讨论，也是对社会科学中一个分支学科的理论和方法的反思和总结；不仅是对青年群体的分析，更是透过青年来观察中国社会结构和社会变迁的特征。

一 中国青年阶层的形成与发展

清朝末期的中国社会中，事实上并不存在一个作为独立的年龄群体的青年阶层，古代中国人并无明确的年龄标准，只是模糊区分为“大人—孩子”，而作为生命阶段的“幼年期”“青年期”及其特性是被忽略的。从教育到生产，年轻人被置于家族制度和伦理的约束之中。

19世纪后期，西方近代文化冲击了中国的军事、经济、政治、教育系统乃至价值体系和社会结构，以往占支配地位的儒家伦理的动摇给社会教育和职业都带来巨大变动。19世纪末20世纪初，清政府实施“新政”中的“新学制”规定了学生的年龄，“青年期”由此制度化，学生阶层作为一个新的社会群体开始出现。从观念认识和公众舆论上，将孩子送到新式学校读书救国具有了为国奉献的“公”的意义，固守家庭被视为“私”而受到否定和批判，当时的状况大大弱化了亲族体系对年轻人的约束。

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政府、社会和改革派的知识分子都对学生阶层寄予担当国家命运的期待，1915年《新青年》杂志的发刊和“新文化运动”的发端被看作中国社会中“青年”这一角色类别形成的象征。1919年的五四运动正是始于学生的爱国运动，以学生与民众的联合运动的胜利结束，成为中国近代历史上最具影响力和社会意义的政治运动之一，“青年”的这种先锋角色也因此获得社会的公认。

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青年完成了民族独立的重任，同时也得以从亲族关系为基础的社会结构的压制中解放出来，共产党和政府有意识地积极给予“青年”肯定和位置，把他们编排在各个领域的组织中，期待他们成为革新道德规范和建立新秩序的角色担当者。“革命青年”被定义为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的先锋，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接受思想改造和政治社会化教育，为共产主义事业奉献力量。

随着“文化大革命”结束，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青年问题”被认为日渐严重：伴随着70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开放，社会解开了长期封闭的状态，国外多元文化在青年中受到热烈欢迎，而年轻人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更新，被视为“信仰危机”、西方崇拜、金钱至上、享乐主义、缺乏爱国心、缺乏社会责任感；成人社会对年轻人的失望与年轻人对正统价值观的不满，带来社会紧张和代际价值观的断裂，实际上也是社会经济结构变迁带来的变化，社会的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使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开始具备社会基础。与此同时，危机感和观念变革使学者开始用社会学、心理学等各种理论来对年轻人的偏差行为和意识做出解释，“青年问题”开始被关注和思考，青年研究应运而生。

二 青年研究的三个发展阶段

三十多年以来，中国青年研究经历了起伏多变的过程，其间中国社会发生了剧烈变迁，青年及其研究的历史境况、意识形态和学术环境也随之发生了巨大变化。

20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是青年研究兴起的阶段。当时的社会背景推动青年研究在短期内形成了繁荣的局面：“文化大革命”结束和改革开放为整个社会解放了思想，也使青年群体的各种思潮和争论相继涌现（如“潘晓讨论”）；青年一代正处在反思、迎接开放的徘徊与兴奋期，思想活跃、与官方意识形态之间的疏离和对立情绪逐渐呈现，青年问题逐渐成为社会的焦点问题，引起国家和社会层面的关注；各级团校恢复和建设、许多青年研究机构相继成立，主流社会希望把握青年的思想动态、将青年纳入传统教化体系，官方的支持为青年研究在学术界奠定了合法化基础。关于青年的研究在这样的需求背景下诞生，其宗旨就是寻求青年问题的答案、服务于青年工作和意识形态教育，研究取向侧重政策性研究，带有很强的政治色彩；研究范式主要是治疗和拯救型的，因为当时的青年被视为是处在苦闷和困惑之中、具有反叛精神、容易犯错误的“问题群体”。青年研究就是要通过对这个“问题群体”的调查、了解，更好地进行教育和引导。这一时期全国各地的研究机构、学会、期刊、讨论会和调查课题不断涌现，著述不断问世，创办了《青年研究》《中国青年研究》《当代青年研究》《青年学研究》《青年探索》《青年学报》等青年研究刊物。整体上呈现激情澎湃的热烈景象，聚集了专业研究力量，逐渐形成了该领域的学术共同体，为后来的青年研究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使青年问题从社会热点转化为学术热点；但也表现出学术含量较低，意识形态较浓的研究局限，并影响了后来几十年独特的学术路径。

20世纪90年代是青年研究相对冷静与沉寂的时期。90年代的一个明显特点就是意识形态趋向求稳，而经济领域趋于活跃，同时社会结构的分化和不平等渐趋明显，青年问题逐渐被融化到各种社会问题中，或者被越来越多的社会问题取而代之，不再成为主流社会关注的焦点。因此，这一阶段的青年研究在研究取向上更加注重客观、规范的学术取向，研究者站在更加宏观和中肯的立场看待青年与主流社会之间的关系，看待青年的视角更为客观与尊重青年主体；研究队伍出现分化，部分团校的研究者相继转行，同时一批受过良好学术训练的专业研究人员开始进入青年研究领域；研究成果的数量和学术质量有所提升，涉及的内容更加丰富、范围更宽（如独生子女、代沟、青年文化、青年价值观、青少年政策等），大型综合研究报告、地方的青少年白皮书等也日益增多。整体而言，这一阶段的青年研究呈现“过渡期”般的特点，进入自身反思与静修沉寂的时期，与前期的研究相比趋于成熟与规范化。由于起步时缺乏基本的问题结构、学术准备、理论和方法论体系，一些学者开始呼吁推进学科化进程，1983年《青年研究》刊物召开的方法讨论会提出，青年研究处于前学科时代，青年学应该建立理论体系，以解释青年的本质；“青年研究要想走出困境，就要建立必要的学术规范”。

2000年以后，青年研究进入多元化和冷静上升的时期。21世纪，信息化、全球化给中国社会、文化带来了巨大变迁，身处其中的青少年在面临更多自由选择的同时，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与生存压力，因此青年问题已经现实地构成了社会问题的一部分，有力地推动着青年研究向前发展。在研究取向上，其更加注重学术规范，力图建立起独立的学术范式和传统，已经成为青年研究领域的主流声音。研究人员的学术基础不断夯实，专业化程度不断提高，心理学、社会学、教育学、人类文化学等具有学科专长的人员，各自运用多学科或业界规范进行研究，研究成果日渐丰富，在研究方法、学术规范上都有很大发展，正处于一个可以称作向专业化转型的时期，以一种积极、健康的正常化方式发展着。中国的青年研究被纳入社会科学范畴是由于当时强烈的社会需求，要求对青年面临的社会问题以及如何教育引导做出回答，因而政策研究成为主流，这种情况在复兴后的整个社会科学研究中都曾存在。共青团血统出身的青年研究长期以来徘徊纠结于意识形态化和学术规范化之间，两种传统和两种话语的博弈造成了青年研究的现实困境。要改变这种不景气的现状，青年研究应该淡化学科性，融入社会结构和文化变迁的跨学科动态研究之中，从目前狭隘而不乏偏见的有关青年的研究（studies）转变成真正以青年为主体的研究（youth studies），时刻关注社会焦点和学术焦点，即使这种变动充满争议，难以形成自己的传统和经典，却为青年研究带来无限的可能性。

三 中国青年研究的主题内容

目前中国青年研究的主题分布于以下若干方面：第一，关于青年工作与青年政策的研究，其中青年管理和指导是最受关注的内容，其他议题包括青年思想政治教育及工作方法、社团活动、青少年工作者素质能力等。第二，关于青年成长影响因素的研究，其中社会、文化、个人等因素对青年成长与发展影响的研究较多，尤其是有关社会因素影响的研究最多。社会变革对青年的影响是青年研究中最为活跃的领域，还有其他一些议题如青年对社会发展的贡献与作用，青年的社会化，社会与青年的互动关系，社会对青年发展的责任、认同与挑战等。第三，青年成长与发展主题研究，自我成长是青年最重要的个人发展任务，其他方面研究者依次关注的问题为青年的职业发展、生活方式、婚恋与性、学习与教育。第四，青年素质结构研究，青年素质形成与培养包括政治思想、伦理道德、社会法制、科学技术、心理行为教育等。对青年心理的研究较多。第五，青年犯罪与偏差行为研究，具体论及的犯罪行为有：校园暴力、吸毒、性犯罪、科技与经济犯罪等。涉及的具体偏差行为问题有：自杀、精神疾病、烟酒成瘾、学生违纪、性行为、不健康消费、辍学离家等。实证研究中的调研对象主要集中于城市、沿海开放等经济发达地区的青年、大中学生以及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的青年及青年农民。研究对象过于集中在某几个少数群体，对其他类别的青年人群研究相当分散，论文数量较少。在研究对象上，大学生和青少年所占比重最大，而各类在职青年所占的比例都比较小；在研究主题上，就业与职业、思想观念、教育与成才、失范行为、婚恋与家庭这五个方面的研究最为集中，其比例达到全部研究的60%；在研究方法上，调查研究是最主要的研究方式，其比例超过总体的一半。实地研究的方式相对较少，实验研究的方式则几乎没有，而1/3左右的研究主要是依靠引用他人资料的方式进行的。结果还表明，不同时期、不同刊物的青年研究状况有一定差别。三十年来，中国青年研究在对象的分布上，表现为主要以各类在校青年为主——大学生和青少年，以这两类群体为对象的研究超过了总体比例的50%，其次是以青年整体、城市青年、农村青年、农民工以及外国青年为对象的研究，但这几类对象所占的比例只能达到3%～9%。除此之外，以青年军人、青年知识分子、青年商业服务业人员、党团机关青年干部为对象的研究所占比例在2%以下。以各类在职青年为对象的研究相对较少，可能由于与其相关的现象和问题部分地被纳入与经济、劳动、职业、人口以及家庭研究相关的领域中。三十年来，在校学生始终是青年研究中重要且稳定的研究对象，大学生的比例在上升，青年工人的比例在下降；对农村青年的研究逐渐减少，而对农民工的研究比例在上升。在对工人的研究中，有关职业和就业的内容最为突出；而对大学生的研究中，有关心理健康的比例明显高于其他群体；青年文化方面的研究较多地以青年整体为对象，而生活方式方面的研究更多以城市青年为对象。

四 青年群体在社会变迁中的境遇

发生在当代中国青年身上的重大现实问题，正是来自他们特殊的社会成长经历。在大国迅速崛起、社会变化剧烈的时代背景下，代际差异被凸显，而青年一代正是大国走向未来的支撑者。中国现在的青年一代与其他国家相比，代际的断裂实际上更为明显和独特。

第一，由于“80后”“90后”的成长过程恰恰与改革开放相融合，国家经济地位迅速上升、社会全面开放，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带来经济基础的改变。社会物质丰富、生活条件改善，年青一代的生活方式和上一代人差异巨大，新一代不仅享受到多元文化带来的新鲜体验，也出现“月光族”“负翁”等消费问题。

第二，人口控制政策带来家庭结构变化。这也是独生子女成为热点议题的缘由，他们受到的关注、关爱以及实际处境与上一代人不同。相应的“四二一”家庭结构的形成，已成为引起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缺乏兄弟姊妹的独生子女能否担负起养老的重任，有研究表明已婚青年确实存在较为普遍的“啃老”行为，尤其是独生子女在住房及日常的家庭代际交换中更倾向于“啃老”。

第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教育制度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迁，从1977年高考制度的恢复，到1999年开始的高等教育扩招，中国的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已经完成了由精英化向大众化的转变，由规模增长到了质量提升的阶段。从“九五”末期到“十一五”末期，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12%提升到24%，并且按照教育中长期发展规划，到2020年将达到40%。高等教育的过度扩张实际上会对青年就业问题带来影响，因此教育政策制定和后续保障需要进一步发展。教育机会分配不平等程度的增长与政府的相关政策有紧密的联系，近十几年教育机会不平等程度的快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政策所导致的后果。虽然教育改革在扩张教育规模、选拔精英人才和追求经济效益等方面有所成绩，但是有必要对当前教育改革的某些导向和具体策略重新进行评估和反省。从目前情况来看，教育机会分配的不平等还有增长的趋势，教育体制的精英化和市场化还有可能继续发展。教育不公、高校教育管理和设置不完善，无法满足不同层级、不同类型学生的需求，继而影响到他们毕业后的就业前景和职业生涯。值得注意的是，青年教育和就业尤为重要，直接关系到整个社会的稳定和长远发展。

第四，社会就业制度变迁与社会劳动力结构、人口结构的变迁决定了就业市场的变化趋势。这一代青年面临严峻的就业形势，高校扩招意味着更多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也意味着更激烈的工作竞争。大学毕业生不仅遭遇就业难，也遭遇“安家难”以及就业初期与中产阶层中具有较高经济收入群体相比产生的心理落差，无法实现社会底层家庭经济地位提升的预期，产生严重的挫折感。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型城市，对于本科层次劳动力的需求已经趋于饱和，而中小型城市或偏远的地区对于大学毕业生的需求量较大。大学生就业难和对于体制内工作岗位的热衷等问题不仅反映出高等教育体系与劳动力市场之间出现的偏差以及大学生自身存在的一些问题，还折射出社会资源分配的不均衡特别是体制内岗位的优势地位（工作稳定性和隐性福利）。如果单纯从经济收入的角度考虑，目前在大城市就读的学生如果向中小城市或偏远地区流动，较容易实现在经济收益上进入中间阶层的期待。但政治、文化、生活空间的中心发展优势，使得大学生面临艰难的选择：逃离北上广，或者留在大城市漂流、蜗居，甚至成为蚁族。针对现实社会中存在的“蚁族”问题，应该充分注意到这一现象的出现与整个社会的分层机制、人口流动政策、社会价值观念以及高等院校扩招等一系列背景因素之间的关系，应该高度关注这些社会背景因素对“蚁族”的形成所具有的决定性影响。此外，诸如青年职业生涯规划问题、城市在职青年频繁“跳槽”问题、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发展前途和路径问题等等，或许都与市场经济冲击下青年对工作的意义与价值的认识有关。

第五，城市化进程加快，农村青年离开农村和农业，进入城市，成为新体制下企业的新型工人。新生代农民工是改革开放以后成长的新一代群体，中华全国总工会对其的界定为“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年龄在16岁以上，在异地以非农就业为主的农业户籍人口”。新生代农民工的数量目前已超过1亿，与传统农民工相比，他们代际特征突出，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对城市认同感更强的新生代农民工在城乡之间“进退两难”的处境更凸显出我国城市化新阶段和户籍制度所面临的困境。新生代农民工在外出动因、心理定位、身份认同、发展取向、职业选择等方面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新生代农民工被普遍看成一个消极的问题社会群体，但是珠江三角洲9个城市“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工问题”问卷调查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的群体特性是积极的：他们具有较高的人力资本和个人素质；有理想、有目标；注重市场原则，更有平等意识；独立自主意识更强。这提醒学界和公众，对特定社会群体的定位应有科学的态度和方法。为了实现从“暂住”到“常住”或“居住”的实质性转变，国家的相关政策也出现了相应的调整和完善。但是，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融入上面临着三大难以化解的张力：政策的“碎步化”调整与新生代农民工越来越强烈的城市化渴望和要求之间的张力，他们对城市化的向往与他们实现城市化的能力之间的张力，中央城市化政策与地方落实城市化措施之间的张力。新生代农民工如果长期处于这样的张力之中，他们会在城市社会中建构出另一个不同于城市主流社会的圈子，因此现在应该全面改革城乡体制，建构出一个基于公平机会的城乡一体化的社会管理制度，从而化解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问题。

第六，社会家庭结构和观念变迁冲击着即将“成家立业”的年轻人。与改革开放同时发生的中国人口性别结构、年龄结构的变迁以及社会价值观念和社会生活方式的变迁，在客观上奠定了目前社会中出现的“剩女”问题、“光棍”问题、青年婚姻稳定性问题等多种青年婚姻家庭问题的基础。第七，全球化和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使得青年亚文化和价值观念体系发生了巨大变化，他们率先使用计算机、互联网、手机等为代表的新技术、新工具、新媒体，正以不同的方式发出不同的声音。青年在互联网、传媒、智能手机、流行音乐、畅销文学、“超女”现象、网络流行语等诸多方面，与社会主流文化进行着博弈和互动。应该特别注意青年人群本身对新媒介和传统媒介的影响，关注媒体的使用如何使青少年能拥有更多的权利，是增权还是减权，能不能表达他们更多的心声。青少年群体作为网络社会和数字时代的“原住民”，他们几乎从一开始就处于一种网络化的生存状态，与网络社会有着内在的密切关系。在互联网的发展中，青少年群体体现出了更多的主体性和创造性，这一点尤其值得重视。青少年不仅是网络技术的运用者和网络新媒体的被动受众，更为重要的，他们还是网络内容的生产者和网络流行文化的创造者，在网络时代他们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话语权，但同时也承担着更多自我约束的责任。他们不仅在网络上消费、学习、交友、娱乐，也通过网络发泄自己的各种情绪并且不同程度地参与到社会批判和社会建设中去。我们不仅要考察新媒体对青少年发展正面和负面的影响，更要重视青少年对新媒体的积极推动作用。

结论

针对这些重大问题，既有的研究已经表现出学术界深切的关怀。综合现状，进一步的研究应该全面、客观地刻画出这一代人的价值取向、行为方式、消费方式、生活方式，尤其是价值观和行为方式上的代际差异；同时也希望融合社会学的其他分析，比如以分层的视角探析青年一代内部的巨大差异。尽管当前诸如青年研究、家庭研究在社会学研究中都较为边缘，但这些研究涉及的都是社会变迁的具体承载者，青年一代是社会的支柱，关乎国家的未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议题。

目前学界的一个基本共识就是：“80后”或“90后”这一说法已经不足以揭示青少年群体内部的分化，不少研究者更加重视青少年研究与社会分层与流动研究之间的关系。在我们看来，这主要分为两个方面的研究：其一是注重青年群体本身的社会分层及内部分化，所谓的内部分化不仅是体现在传统的社会分层（职业、收入）意义上的，还体现在生活方式、消费模式和消费风格、亚文化小圈子和身份认同等方面。各种被标签化的、非学术意义上的“一族”概念，诸如“月光族”、“卡奴族”、“布波/Bobo族”、“NONO族”（NO Logo）、“乐活族” （LOHAS）、“穷忙族”、“尼特族”（NEET）、“飞特族”（Freeter）、“快闪族”等都从不同侧面反映了青年群体的内部分化和细化。或许可以说，这些五花八门的青少年“族群”为我们绘制了一幅当代中国“青少年社会结构”的另类图谱。其二是注重分析不同社会阶层在代际传递上的差异，特别是先赋性因素（父辈家庭的经济资本、政治资本、文化资本等）对不同青年群体向上流动的影响；在现实中这突出地体现在人们对“官二代”“富二代”以及城乡青年教育机会不平等的高度关注上。我们可以明显地发现，十多年来影响着中国社会分层研究的“市场转型理论”范式的大量讨论，无论其具体观点是赞成、修正还是反对，一直都只是成年人的视角，关注的是成年人的不同社会阶层在市场转型过程中利益、机会和权利的得失消长、延续或再生产问题，而严重缺乏青年和代际传递的视角。事实上，中国改革开放已经有三十多年，新的一代已经逐渐走向社会生活的各个舞台并开始成为中坚力量，在新的阶段，我们认为社会分层研究有必要也完全有可能引入青年和代际的分析视角。因此，青年研究是对中国社会分层与社会转型研究的必要补充和完善，并会不断丰富其成果，甚至由此产生出新的理论范式。

青年一代的身上集中体现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作为主体的人的价值观转变，这一转变与社会转型交织在一起，但又有其自身的发展轨迹。美国学者英格尔哈特在其著名的“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s Survey）中发现，全世界范围内的国家和地区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如下的类似趋势：随着一个国家经济的发展，人们的价值观呈现两种转变路径：一种是从“传统”价值观（如对民间和宗教权威的尊崇）转向更加“世俗理性” （自由思考）的价值观；一种是从“生存”（注重财务安全和社会稳定）价值观转向“自我表达”（看重个体自我表达的权利以及关注生活质量）的价值观。这在经历着从工业/现代向后工业/后现代转型的西方社会表现得最为明显。

著名文化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从代际文化传递的角度把人类社会从古至今的文化区分成三种基本类型：“（前辈）既塑文化”（Postfigurative Culture），是指孩子主要向他们的长辈/前辈学习；“（同辈）共塑文化”（Cofigurative Culture），是指孩子和成年人都向他们的同辈人/同伴学习；而“（后辈）预示文化”（Prefigurative Culture）则是指成年人反过来向他们的孩子和后辈学习。她认为，日新月异的现代社会是“后辈预示文化”的社会，表现为老年人的经验不断丧失其传承价值，而青年人则成为文化和知识的引领者。封闭的、墨守成规的“（前辈）既塑文化”正在全球范围内相当迅速地向开放的、变化莫测的“（后辈）预示文化”转变。正是在上述时代转换的宏观背景下，我们认为年青一代是未来中国社会价值观转变的主要载体和先导群体。正如米德所说的“未来就是现在”（The Future Is Now），青少年不应该仅仅被家长、老师、社会和政府看作是幼稚不成熟的和接受教育的对象，他们也可以成为我们的“老师”和学习对象。青年研究因此已超出了其自身范畴而具有更为普遍的意义。

最后，我们尝试着简单列举未来青年研究可以不断拓展和深化的几个方面。

首先，应该加大青年研究的国际比较和历史性研究。青年问题与中国当下的社会转型密切关联。一方面，当代青年本身受到社会转型的直接影响并且自身也构成转型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他们也越来越受到全球化的影响，其价值观和行为方式都不再是自我封闭和独立的。因此，为了更完整和准确地理解中国当代青年的境遇与态度，我们应该加大青年研究的国际比较力度。从历史性视角来看，目前的青年研究在跟踪性研究方面还非常薄弱。美国学者格伦·埃尔德的经典之作《大萧条的孩子们》给我们带来的一个重要启示就是：历史变迁对于个人的影响不仅体现在孩子人格形成的成长阶段，而且贯穿其成年后的工作生活和整个生命历史，甚至影响到下一代，并在某种程度上塑造了国民性格。中国三十多年来的改革开放和社会转型无疑也在青年一代的身上打下了深刻的烙印，这不仅直接影响到青年的各种当下问题，而且可能影响他们的整个生命历程。因此，需要更加重视长期跟踪性研究。

其次，青年研究与互联网研究的结合应该有更为广阔的问题意识、研究对象和研究手段。随着互联网的迅猛发展，国内针对青少年与互联网关系的研究逐渐从早期的青少年网络使用习惯、网络成瘾等问题扩展到对青少年网络交往和参与、青少年网络社区、青少年网络语言和各种网络亚文化等方面。网络为我们提供了观察年轻人心态的独特窗口，网络流行用语和网络舆情往往折射出青年的价值观和态度。虽然“数字鸿沟”在全社会范围内（如城乡、代与代、阶层之间等）应该比青少年群体内部要大得多，但我们也要注意网络分析手段的代表性问题，因为网络上的发声者并不能“代表”或替代“沉默的大多数”的境遇和看法。此外，我们也应该看到，具有开放、平等、自由等先天属性的互联网一方面对于青少年发展有着解放和赋权的重大意义，使他们获得了对于父权、社会精英以及官方主流意识形态等前所未有的话语权和自组织空间；但另一方面它的某些内在缺陷以及与商业力量的结盟也会对青少年成长构成新的桎梏和约束，甚至导致其异化问题。这两个方面都是未来的研究需要继续深化的。

再次，青年研究与消费和文化研究之间可以有更为密切的结合。青年群体不仅是消费社会的“晴雨表”，而且也是大众文化的主要影响群体和参与创造者。在“文化”成为“产业”的今天，消费研究和文化研究可以在青年群体身上找到直接的结合点。而把“culture industry”翻译成“文化工业”或是“文化产业”，不仅反映出当代社会经济与文化的相互融合以及国家对大众流行文化的态度转变，背后更隐含着社会学与经济学、法兰克福学派或伯明翰学派等不同学科和理论视角的分野。

当代青年群体成长于中国社会转型的重要历史阶段，同时又与全球化、信息化、城市化的浪潮以及消费社会的兴起交织在一起。与上一代人相比，他们身上的确受到了更多宏观力量的综合影响，本身就成为透视中国当代社会的“万花筒”。丰富的问题、多样的层次，反映了不同背景下的青年问题，从学术的角度看，这种现实环境其实是一片难得的田野，学者应该深入体验和探讨，力求客观地认识和理解青年成长的具体过程和形成机制。同时，青年关系到中国未来的社会稳定和健康发展，随着其主体性和能动性的不断增强，他们越来越成为社会的参与者和主角。因此，青年研究有潜力揭示中国社会转型的某些内在机制和长远趋势，这也就更加迫切地需要加强不同学科之间的合作和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