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变局

寻找转世灵童

1875年初春时节，距今约140年前，北京春寒料峭，拉萨寒意未消，因崩殂噩耗带来的余波，像一团突如其来的乌云，诡异地压在国人心头。

藏历1875年（光绪元年）二月二十八日，清朝驻藏大臣悲痛地报告：同治大皇帝驾崩（1875年一月十二日）。事发突然，令十二世达赖成烈嘉措悲从心生，西藏僧庶有些不知所措。是月三十日，达赖喇嘛亲往大佛殿，与各大寺院一道超度同治皇帝，向佛像献哈达，奉供品，诵经文，祈祷国泰民安、政通人和、兴旺发达。

这般庄严的宗教仪式，分别在大昭寺、哲蚌寺、色拉寺、甘丹寺等佛殿间轮流举行，达赖喇嘛往返其间，一直持续至三月十五日。是晚，十二世达赖身体开始不适，经私人医生治疗无效，三月二十日，在布达拉宫圆寂（圆寂时间阳历4月25日——农历三月二十日）。

噩耗传至北京紫禁城，百官大臣无不惊愕。无怪乎，一个掌握国家最高权力的帝王，一个拥有无上神秘光环的圣者，竟在不到1个月间相继辞世。他们二人虽相隔万里，但有两个明显的共同点：均年仅20岁，亲政均一年有余。

同治皇帝与成烈嘉措达赖弱冠同丧，此乃世间巧合，命运安排，或是权力之争，另有玄机？朝野内外只能私下猜度，不可公开言传，以免引来杀身之祸。

封建王朝政体的非正常更替，在紫禁城内，意味着将产生一位小皇帝，在西藏布达拉宫，将循例寻找十二世达赖的转世灵童，等到他们再次亲政，又将在10余年之后。朝臣弄权之弊，由此衍生。

封建王朝素来一朝君主一朝臣。来自中枢高层的人事倾轧，必然波及封疆大吏的任免，一旦用人不当，边策过激，必乱边祸民。此类凡例，史上不胜枚举。单从此意义上说，同治与达赖双双去世，是国之大不幸，西藏大之不幸，乃国运衰弱之兆。

十二世达赖圆寂之后，新继大统的光绪皇帝下旨，按照惯例，由藏库拨银5000两，为大喇嘛办理后事，同时任命济咙通善呼图克图为摄政，主持寻访十二世达赖喇嘛转世灵童事宜。

藏历火鼠年（1876）五月五日，土登嘉措降生在下达布地区一户普通农家里。由于该户处在形似矫健的大象的朗林拉巴山前，故被称为朗顿。

认定转世灵童的程序神秘繁复，非一般俗人所能理解。基本程序是：先由当世大德确认转世方向，继由噶厦政府选派高僧索迹寻找，一旦发现有特异表现的儿童，即由达赖喇嘛的侍从对其察颜辨物，辨别真伪，之后请大德观湖印证，并要得到大德、摄政及各大寺高僧等的一致认可。若仅认定一位转世灵童，由驻藏大臣上奏皇帝，呈报免于掣签。若发现两个以上的转世灵童者，按清朝定制，要在驻藏大臣监督下，实行金瓶掣签，最终选定一人。

因十二世达赖转世灵童仅为一人，光绪皇帝下谕旨云：“贡嘎仁钦之子罗布藏塔布开甲木错，即作为达赖喇嘛之称毕勒罕，毋庸掣瓶。”噶厦接到谕旨后，即派专使前往转世灵童降生地宣读皇帝圣旨。

1876年藏历十一月一日，灵童由噶伦宇妥为首的迎请官员陪同，浩浩荡荡前往拉萨。沿途部众焚香，僧人们手持经幡列队迎送灵童。十四日，灵童抵达拉萨东郊的蔡贡塘。按惯例，驻藏大臣松桂捧读了圣谕，宣读完毕后，灵童向东方行了三跪九叩礼，然后由驻藏大臣等向达赖灵童敬献哈达，达赖灵童也向驻藏大臣回赠了哈达，并送了镀金佛像等厚礼。

上述仪式，既体现了中央政府对西藏的统驭关系，亦彰显出驻藏大臣的权力，虽属繁文缛节，但事关国体暨中央政府权威，不可或缺。

然而，从出生地迎回转世灵童，还要经过剃发、坐床、学习、受戒、修行一道道阶梯，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嘉措方能登上亲政之位。

而斗转星移之间，驻藏大臣又不知更换了多少。

驻藏办事大臣

中国清代中央政府派驻西藏地方的行政长官，设正副各一员，正职全称是“钦差驻藏办事大臣”，又称“钦命总理西藏事务大臣”，二品官，副职称“帮办大臣”，从二品。

驻藏大臣自雍正五年（1727）始置，至宣统三年（1911），凡185年间，清廷派往西藏之大臣计173人次，其中办事大臣102人次（重任3次者玛拉1人，复任2次者索拜等14人，由帮办大臣擢职者18人，未到任者6人，实际到任者64人）；帮办大臣共71人次（复任者5人，未到任者15人，实际到任者51人）。减去重任、复任、擢职者37人，清廷先后遣臣往藏136人，未到任22人，实际到任114人。

在历任驻藏大臣中，能臣干吏不在少数。如清朝名臣松筠、长庚等。

松筠（1752～1835），号湘浦，一说晚号百二老人，玛拉特氏，蒙古正蓝旗人。笔帖式出身，在乾隆、嘉庆、道光三朝中，为官长达52年。历任内阁学士、内务府大臣、两江总督、两广总督、协办大学士、东阁大学士、武英殿大学士，吏、户、礼、兵、工五部尚书，三度在军机处上行走。

松筠半生在边疆地区度过，出任库伦办事大臣、驻藏办事大臣、陕甘总督、伊犁将军，对当地的贸易、吏治、水利、农业颇有贡献，边功卓著，唯性情耿直，不随时俯仰，仕途屡起屡蹶，多次遭褫职，晚年益多挫折。松筠的学术造诣颇高，著有《绥服纪略》《西招纪行诗》《西招图略》《古品节录》等著作，并主持纂修《新疆识略》十二卷、《西陲总统事略》十二卷。亦有学者认为《卫藏通志》一书是松筠任驻藏大臣时所作。满文著作则有《百二老人语录》八卷。书法艺术亦佳。道光十五年（1835）卒，谥号文清。

长庚（1843～1912），字少白，伊尔根觉罗氏，满洲正黄旗人。长庚生在甘肃山丹县，此处平均海拔达3000米以上，为藏汉等多民族杂居之地。从光绪六年（1880）起，历任巴彦岱领队大臣、伊犁副都统。新疆与西藏首尾相连，两地安全唇齿相依。光绪十四年（1888），长庚升任驻藏大臣。对于高海拔西藏地区藏民的风俗习惯，从小生长于山丹县的长庚可谓烂熟于心，这使他制定治藏政策有了经验基础。长庚任职西藏期间，时值瞻对地区（今四川新龙一带）爆发藏民起义。长庚“以瞻对自乾隆以来，叛服靡常，劳师靡饷。同治初年，西藏底定，奉旨将瞻对划归达赖喇嘛，派堪布管理。今若蹊田夺牛，使朝廷失信于卫藏，恐所得小而所失大。乃为详定善后章程，与将军歧元，川督刘秉璋等同上。藏乱遂定”。

之后，长庚两任伊犁将军、兵部尚书和陕甘总督，戍边安民，政绩斐然。

至清朝晚期，藏事危急频发，日益腐朽的朝廷中枢毫无应对之策。一方面，朝廷仍固执坚持驻藏大臣必须由满人充任的定制，另一方面又难以寻找可胜任的进藏官员，加之朝廷官风日腐、每况愈下，官员皆趋炎附势，诚信日失。一旦入朝，皆以攀附权贵为能事，畏苦、畏远、畏艰、畏事、畏洋，群官蚁聚京城，唯恐外任，而外任者则钻营富庶之地，力避边远寒苦之域。在这种情况下，清廷简选驻藏大臣，或为失势满人驱边以惩，或为低官高补转缺以示“恩宠”，如《张荫棠驻藏卷稿跋》中所述：“乾嘉之时，尚有和琳、松筠辈恩威并用，藏政绥和。自道咸以后，渐为失势满人之转缺，进藏者鲜有贤能之辈。”张荫棠之奏事，可谓一针见血。

据学者车明怀研究，清廷中枢的腐败之风，已严重影响到驻藏大臣的简选。在英人渐逼、藏事日益危殆的情况下，清廷对进藏大员的选任却处在消极应付的状态。一是就近选任，勉强凑合；二是不问贤愚，只要能勉强进藏办事即可，不乏毫无边疆任职经历者；三是荒唐点官，不问具体困难；四是更替频繁，任职时间过短。封疆大吏，国之重臣，任免如此鲁莽草率，边疆焉能无祸？

车明怀列举出不少庸臣劣吏。譬如，驻藏帮办大臣安成，本已年届70，以候补道分发四川日久，品级久久未进，朝中为了解决其进职，竟不顾西藏大局，赏副都统衔命其入藏。安成当然熟知官场这一套路，进藏后不事藏务，但行推诿，常尾随驻藏大臣裕纲之后会衔奏事，从无个人主张，后通过朝中权贵，在西藏一年多时间就返回内地，后人讥评为“以此碌碌之辈而托以边疆重任，使权利渐丧，执政者能辞其咎乎”。

再如桂霖，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一月接任驻藏帮办大臣，五月方至成都，又借故迟迟不进藏赴任，滞迟一年后以目疾解职。透过上述案例，已见清廷简选驻藏大臣之荒唐。

“今藏中吏治之污，弊孔百出，无怪为藏众轻视而敌国生心”，以致“达赖丑诋（驻藏大臣）为熬茶大臣，日行骄蹇，一切政权得贿而自甘废弃”。

1906年末，抵达拉萨的钦差大臣张荫棠，一语道破了驻藏大臣日渐衰朽的真相。

海陆厄运相连

十三世达赖生在一个国际局势激变、中国多灾多难的年代。在他出生前35年，即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以此为转捩点，世界上的海洋强国，纷纷利用坚船利炮的优势，在中国沿海强行登陆，攫取通商贸易利益。中国沿海及内地门户洞开，利权尽丧，继而引发了边疆危机。随着十三世达赖年龄的增长，中国边疆危机日益加重。

1岁，1876年，《中英烟台条约》另款中，允许英国人经西藏赴印度。此乃英国觊觎西藏之始。

10岁，1885年，英印政府擅派马科蕾（Macaulay）率领军队，侵入后藏干坝宗所属之甲冈地方，要求通商谈判，失败而去。

11岁时，1886年，英国以武力占领整个锡金，并在锡金筑路、修桥，开辟通往西藏的交通，做好入侵西藏的准备。

13岁时，1888年（光绪十四年）3月英国又武装进攻西藏隆吐山，西藏军民首次举兵抗英。

14岁，驻藏大臣升泰到印度加尔各答与英印总督兰斯顿侯爵谈判，于3月17日签订《中英藏印条约》，中国割让哲孟雄予英国，允许英人在藏开埠贸易。这是西藏近代以来签订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

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十三世达赖20岁。他受比丘戒，清朝皇帝降旨祝贺。圣旨通过驻藏大臣传递，照例举行庆典。达赖喇嘛接旨后行三跪九叩礼谢赐。应噶厦和三大寺代表要求，摄政王辞职，十三世达赖正式执掌西藏政教大业，是谓亲政。

对清廷而言，1895年乃中国历史上最悲怆、最羞耻之年。因清朝北洋水师在甲午海战中全军覆没，清廷被迫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割去台湾、澎湖列岛，向日本赔偿白银二万万两。堂堂大清帝国输在邻近小国日本手中，这意味着，既然大清帝国海防如同虚设，又如何保障塞防安全无虞？

果然，达赖23岁时，即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英印总督寇松两次致函达赖喇嘛，试图抛开清政府，与西藏单独谈判立约。这一违背祖制的要求，即为达赖喇嘛坚拒，寇松遂以武力相威胁。时已成年的达赖喇嘛，已经切身感受到危机四伏。

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达赖喇嘛因没有直接奏事权，遂通过外蒙古哲布尊丹巴王爷转奏清廷，请求与清政府直接对话，并请援助军火以御外侮，不料遭到清政府“逐条驳斥”。

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八国联军开进北京，火烧圆明园，慈禧太后、光绪皇帝仓皇西逃。25岁的达赖喇嘛失望之余，两次秘遣亲俄分子德尔智赴俄寻求支持。这一饮鸩止渴之举，无疑超越了大清律的底线。

达赖28岁时，即1903年末至1904年7月，荣赫鹏上校率英国远征军再度侵藏，由亚东、帕里进犯江孜。西藏军民奋起反抗，藏军官兵虽英勇不屈，江孜保卫战炮火连天，藏军终因武器过于落伍而告失利。英军兵临拉萨，欲擒达赖，7月27日，十三世达赖乘夜逃遁，潜入内地。英军包围布达拉宫，9月7日逼签《拉萨条约》。

未报驻藏大臣并未获皇帝恩准，擅自潜入内地，暂驻外蒙古库伦（今乌兰巴托）期间，借助地理上的便利，再遣德尔智赴俄，寻求帮助。时任驻藏大臣有泰参劾其临阵畏死逃亡，上谕褫夺其达赖喇嘛封号。在长达5年的流亡生活中，土登嘉措饱尝世态炎凉。

土登嘉措命运多舛。清廷褫夺了其达赖喇嘛封号后，同时又遭英人排斥。1906年4月起程返藏，因英方极力阻挠，被迫暂栖塔尔寺。

既然清朝封闭的门户已被列强击碎，各国驻华公使在华活动便有恃无恐。各国公使各怀异志，纷纷绕过清廷，肆无忌惮地拜会已被褫夺封号的“达赖”。在达赖1908年的档案中有如下记载（藏历）：

六月十九日，法国驻天津外交官前来看望，并进行了交谈。

五月某日，会见美国驻京外交官二人，由堆瓦堪布担任翻译，相互问安，互献哈达、礼品。

此外，还会见了一名俄罗斯巡视军官，并和他们进行了友好的会谈。

六月某日，俄国皇帝特派内务大臣黄斯前来五台山谒见，并奉献丰厚的礼物。答应为国王的一个继位之王子降生而祈祷。

耐人寻味的是，达赖喇嘛在雍和宫会见了英公使朱尔典，表示友好互利。

一位清朝地方政教领袖，既无皇帝直接奏事之权，却与外国公使、特使相会私通，背景恐怕并不简单。而列强国家无一不想从清朝攫取利益。

喜极悲来

土登嘉措在青海塔尔寺驻锡年余，起程东行前往山西五台山朝佛，其最终目的就是设法要入京陛见皇帝和皇太后，解释前嫌。撇开驻藏大臣陛见最高统治者，并不合清规。

十三世达赖自确定为转世灵童起，就无数次地向居住在东方的皇帝接旨、叩头、谢恩，但始终只闻其形，不见其人。慈禧太后、光绪皇帝亲自接见，天恩浩荡，既见其人，又闻其声，而且有机会倾诉委屈，呈报藏事，可谓人生最荣耀之事。

由藏文档案整理的十三世达赖年谱中（藏历），详细记载了他陛见光绪皇帝、慈禧皇太后之过程。

土登嘉措要求陛见皇帝和皇太后，至1908年春天始获恩准。4月，达赖先前派往北京进贡的堪布罗桑丹增来到驻锡地，带回皇帝和皇太后的圣旨和赠品。达赖在五台山普秧松拉康门前举行接旨仪式。

7月末，军机大臣和山西巡抚遵照皇帝和皇太后的圣旨，迎请达赖赴京陛见。由于洋务运动已将火车引入北京，达赖从保定乘火车直抵北京城南前门火车站。受到了中堂等高级官员的欢迎。

8月3日，土登嘉措下榻于北京黄寺行宫。此乃顺治年间为五世达赖喇嘛晋京而修建的宫殿。朝廷举行了盛大洗尘宴会。遵旨定于8月6日觐见皇帝。

是日，晨鼓二响时分，土登嘉措身披金红袈裟，头戴通人冠，乘黄色大轿，在军机大臣、理藩部大臣陪同下，到午门下轿，进入紫禁城。先觐见皇太后。

在仁寿殿觐见慈禧太后，献“善逝”佛像一尊，皇太后回赠洁白哈达后赐坐。慈禧太后垂询离藏多久，沿途劳顿否，来京后接待如何等，赏赐宝石念珠一串。谢恩告退。

陛见一向见旨不见人的当今皇上，地点仍在仁寿殿。

献哈达、佛像，皇帝回赠黄色哈达。光绪皇帝询问了来京途中的起居情况、藏中大事、来京是否安适等。

尽管此时清朝的财政早已捉襟见肘，但礼数不能缺，十三世达赖得到皇帝和皇太后的丰厚赏赐，主要有：

黄色团龙缎长顶尖帽1顶，五色彩缎长袍1件，上等绸缎制作的四季服饰各1套以及珊瑚和琥珀念珠、各种玉器与很多绫罗绸缎。理藩部还通知，朝廷每年尚给廪银10000两，由四川藩库按时拨付。

9月6日，皇帝和皇太后在中南海宴请十三世达赖。

又向皇帝敬献金制曼扎等珍贵器具，为皇太后念长寿永生经，并献缘起物品。皇太后赏赐了上等内库珍贵物品。

7日，为皇太后祝寿时，达赖在北海湖明庙堂觐见皇太后，并敬献礼物。皇太后向达赖喇嘛及5名随从按等级给予丰厚的赏赐。

除赏赐礼物外，皇帝和皇太后还颁发敕书：“西藏一切重要大事，达赖喇嘛自己可以向朝廷上奏，也可由驻藏大臣和西藏地方政府联合上奏。这对汉藏关系，遵守原制，国泰民安，将有裨益。”赐金册一份，金册以满、汉、蒙、藏四体文字对照，文为：“诚顺赞化西天大善自在佛”，并赏赐苏绣佛像1帧、如意1柄、白玉瓶1对、白玉蝶1对、云纹缎4匹等丰厚礼物。

关于达赖喇嘛是否获得向皇帝直接奏事的权力，史料上有分歧，一说达赖直奏要求被婉拒；达赖自说获得直奏恩准。不过，以往按例达赖奏事朝廷都要由驻藏大臣转奏，此中弊病是，往往使皇帝偏听则暗，出现误判。达赖两次被褫夺封号，多少与此有关。清廷金册册封其“西天大善自在佛”封号，等于给其平反，恢复了达赖喇嘛的封号。

至于历世达赖喇嘛与清朝皇帝互赠的礼物，皇帝所颁诏书，如今都被视作象征主权的文物，在外交谈判中作为证信，在公共博物馆中供普通民众在观赏文物中认识历史。

在屡次觐见中，达赖“向皇帝和皇太后一再禀称：‘为了西藏的政教和臣民，应帮助西藏进行抵抗外道国家的侵犯，保全西藏。显密二宗教律，为汉、蒙、藏三族人民所信奉，保教即安民护国，此为历代大皇帝所奉行不移之大政。皇上和皇太后仍旧贯彻前辈皇帝之仁政。'”

西藏危在旦夕，达赖祈求朝廷保护边疆，合规、合情、合理，但清廷如今老态龙钟，青壮年时生龙活虎的活力早已耗散殆尽，此时中央政权已患严重心脏病，难以顾及四肢。

果不其然，悲从中来。就在十三世达赖准备返回西藏之际，紫禁城中传出噩耗：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11月14日傍晚，38岁的光绪皇帝在瀛台驾崩。第二天下午，统治中国近半个世纪之久的74岁的慈禧太后亦一命呜呼。十三世达赖月前为皇太后念的长寿永生经，似乎并不灵验。

驾崩，意味着，有一个小皇帝又要登基了。达赖费尽心机建立的君臣关系，如露亦如电，来去无踪。

国势堪忧，藏事多扰，十三世达赖将何去何从呢？

联豫与达赖失和

1909年（宣统元年），暂栖于西宁塔尔寺的十三世达赖喇嘛，取道青海柴达木归藏。藏历九月回到拉萨。

驻藏大臣联豫率属吏迎于扎什伦布城之东郊，达赖不理，目若无见。

无礼于驻藏大臣，早有先例。据达赖年谱记载，1908年9月，慈禧与光绪在紫禁城接见达赖时，驻藏钦差大臣及张荫棠就因其未及时会见而表示不满。达赖“毫不退让地说：‘要说恩典，皇上和皇太后的圣恩最大。我要念经和有很多佛事要做，无时间接见’”。

在朝廷礼仪上，“会见”与“接见”虽一字之差，但地位高下悬殊。驻藏大臣代表国家管理藏事，政治地位在达赖之上，谈不上“接见”二字。

达赖的无端失礼带来了严重后果。“联豫甚愤，即言达赖私运俄国军械，亲赴布达拉检查，未获。复派员往黑河查验达赖之行李，翻箱倒柜，搜检殆遍，未获枪械，而各物被检验，军队乘间携去者颇多。”

达赖的傲慢无礼，驻藏大臣的专横跋扈，像两块钢铁重重撞击在一起，发出叮哐的响声。“于是达赖深恨联豫，遂停止其供应，乃散布流言，谓政府欲灭黄教，唆令藏人内犯，又不顾英国通商，时谋抗阻。”

乍眼看来，驻藏大臣与达赖喇嘛因怄气而生怨，因怨恨而失和，其实，这里面有着更深刻的原因。

联豫，字建侯，满族正黄旗人，是清代最后一任驻藏大臣。他曾随薛福成出使欧洲数年，归朝后担任过雅州府知府。光绪三十一年（1905），朝廷推行新政，使洋派得到重用，联豫赏都统衔，旋被任命驻藏帮办大臣。联豫于1906年7月抵达拉萨，至10月，原驻藏大臣有泰被参劾革职，联豫遂升任为驻藏大臣，并兼帮办大臣。

达赖喇嘛于1904年7月逃离拉萨，此后一直滞留内地。原参劾达赖喇嘛临阵脱逃的驻藏大臣，早已调离西藏，改由联豫接任。应该说，1904年，联豫仅是一个五品小官，未曾来过拉萨，与达赖喇嘛并不相识，更谈不上素有积怨。然而，为什么达赖喇嘛归藏后，拒不见前往郊外迎接的驻藏大臣呢？话要从联豫在西藏推行“新政”说起。

联豫在藏3年时间（1906～1909），实行了一系列新政措施。政治方面：恢复旧制，驻藏帮办大臣仍驻前藏；革新驻藏大臣衙门组织，撤销驻藏帮办大臣，设左右参赞，集权于驻藏大臣一人；裁粮员，改设理事官和驻地委员。经济方面：收回地方铸币权，归国家所有；设陈列所，派遣藏民赴川学习工艺；另外在修路、电讯和邮电等事业方面也略有所为。文教方面：设立初级小学堂、汉文藏文传习所和白话报馆，还设立陆军小学堂和警务学堂等。军事方面：联豫提出“诸事之中，尤以练兵为急务”。调遣川军入藏，并为筹饷而多方努力。外交方面：拟设领事馆，负责处理西藏与廓尔喀（尼泊尔）的关系，以保侨民的安全和利益。

联豫曾随薛福成出使欧洲，具有国际视野，兼有爱国情怀，对西藏政治、经济、文化、习俗的落伍，心急如焚，深以为耻，有励精图治之志。在其“新政”中，无处不见以西方为师、按国际惯例行事的内容。单从联豫的改革动机与目标言之，其力图促进西藏进步，无可厚非。

然而，社会变革历来都是一把双刃剑，火候拿捏不好，操之过急，将引火烧身。尤其在一个全民信教、政治社会经济发展尚处在中世纪阶段的民族地区，不顾全传统的政教合一政体，罔顾达赖喇嘛在藏民心中崇高的威望，不善处理与达赖喇嘛等上层僧侣的关系，一味将汉地的激进改革在西藏强行推广，其结果必然欲速则不达。

自1904年以来，达赖喇嘛虽滞留内地，但因其政教合一领袖的地位，西藏所发生的一切改革措施，自有信息渠道传递给他。达赖喇嘛对联豫的愤恨，皆因“新政”改革触动了政教合一政体，由此影响到西藏上层阶层的利益，也伤害到西藏僧庶的宗教感情。

要在一任之内，一夜之间，革除千百年形成的信仰和习俗，只能证明改革者独有勇气，却毫无治边史鉴。

联豫年轻气盛，意志坚定，大权在握，并不因达赖喇嘛阻挠而改变初衷。

驻藏大臣联豫在西藏强行推行各项改革，时而引起社会骚乱。清朝政府根据联豫请求，遂派川军入藏弹压。达赖概不供应，复令藏兵沿途抗阻，焚掠江达存粮。但川军势如破竹，击退藏兵，直逼拉萨。

达赖喇嘛致电各国驻京公使，以外交手段迫使清朝撤军。达赖喇嘛的所作所为，均超出清朝旧制的权限。以护法护藏的名义，站在了改革的对立面。

川藏战端一开，藏地便无宁日。宣统二年正月初三（1910年2月12日），川军前队抵拉萨，联豫派卫队欢迎之。卫队归途开枪，击毙巡警一名，小昭寺济仲大喇嘛又在琉璃桥畔饮弹而亡。卫队又向布达拉开枪乱击，僧众亦有带伤者，一时全城震动，人民不安，达赖恐遭危险，即挈其左右逃往印度。联豫电告政府，有旨令设法追回。

3月3日，达赖喇嘛接到一份文书内称：“只保留教务权力”，未有提及管理政教事务的词语。虑及现在和将来等情况，欲经水路前往北京向大皇帝陈奏事情缘由，并于翌日凌晨出布达拉宫，从热马岗乘牛皮船渡过拉萨河，沿河疾驰而下。经过4天行程，到达甲三木拉寺，略事休息。

驻藏大臣联豫侦知消息后，立即派出几百名川兵堵截。到达甲三木拉寺时，两相遭遇，藏兵授命隔江阻击，川兵一时无法前进。

十三世达赖率随从经白定、浪卡子到达桑顶寺，并在此藏匿了3日。后经下司马等地，到达噶伦堡，并在此地驻锡7日。

达赖是从印度报纸上得知他潜出后的信息的：清朝政府已宣布革去“达赖喇嘛”名号，另寻新灵童代替；驻藏大臣联豫已在拉萨街头张贴圣谕：

……此次川兵入藏，专为弹压地方，保护开埠，藏人本毋庸疑虑，讵该达赖回藏后，散布流言，藉端抗阻，诋诬大臣，停止供给，迭经剀切开导，置若罔闻，前据联豫等电奏，川兵甫至拉萨，该达赖未经报明，即于正月初三日夜内潜出，不知何往……且查该达赖反复狡诈，自负成性，实属上负国恩，下辜众望，不足为各呼图克图之领袖……即革去达赖喇嘛名号，以示惩处。

这是十三世达赖第二次出走，也是第二次被朝廷革除“达赖喇嘛”名号。要求褫夺达赖喇嘛名号者，均为时任驻藏大臣。不过，请注意其中的差别，达赖喇嘛这次出走的地方，不是中国内地，而是受英印控制的噶伦堡。事情由此变得复杂，十三世达赖喇嘛如同断线的风筝，再难受中央政权及驻藏大臣控制。

据十三世达赖称，他在加尔各答曾7次向北京外务部打电话请求“不得再向西藏派兵”，但均未得到答复。因此，十三世达赖不再存有赴北京面呈皇上直诉藏事的想法。

驻藏大臣联豫向朝廷要兵，意在为西藏社会变革保驾护航。川兵进藏，遽然改变了西藏新旧力量对比，令达赖喇嘛十分惊恐。达赖喇嘛令藏兵阻击，并断其粮草，实为激化矛盾之举。试想，川兵千里跋涉，饥寒交迫，一旦进入城镇，焉有不抢不夺之理？战争对抗局面，你死我活，将帅亦难控驭士兵。

昔日的同盟军，变成今日的敌人，而过去撵他出走的死敌，却向达赖喇嘛伸出了橄榄枝。达赖喇嘛走投无路，他来到大吉岭，接受了英印政府的接待和供养，然后乘火车换轮船前往加尔各答，拜会印度总督木鹿拉，感谢印度政府的关怀和给予食宿方便。

英国上校荣赫鹏记录了达赖与印度总督的会面：

渠切盼英方击退中国之势力，俾得以友邦资格与清皇直接谈判，一如当年达赖五世所处之地位。中国军队亦须撤退。……故非一切问题获得满意之解决，渠绝不回藏。渠之前途殊难预测，暂时仍愿回大吉岭居住。

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达赖不惜挑拨臆测说：

渠反复申言，中国对锡金、尼泊尔、不丹诸国实有野心，因据本人所得情报，拉萨附近已有中国兵二千七百名，倘无野心，决不需如许兵力也。

令十三世达赖没有料到的是，英国征服者荣赫鹏上校手中的快枪利炮没有使达赖屈服，却用一篇外交实录，将其拖入历史是非的争议之中。

达赖喇嘛离开自己的祖国和寺庙，居无定所，不丹王在自己的宫殿附近，为十三世达赖建造了一所宽敞华丽的住宅。

达赖喇嘛再次被褫夺名号，出走印度，不仅在西藏引起极大的震动，也在内外蒙古、青海、四川、云南、甘肃等地蒙藏群众中引起强烈反应。但清朝政府不愿收回成命，只令驻藏大臣联豫派人前去印度，设法劝说十三世达赖回来。

1910年9月，北京军机处饬驻藏大臣，即任命汉官罗多太（音译）为藏事总管，前往大吉岭，迎请达赖喇嘛返藏。达赖喇嘛表示，汉藏双方如无英政府在中间作保立约，不好返回。

此时，十三世达赖的屁股，已经移坐于英国政府一方，乐不思藏了。

汉藏“失联”22春秋

辛亥年（1911）10月10日，武昌首义爆发，东南18省纷起响应，宣布独立。孙中山回国，南北议和。继而，中华民国成立，清帝宣布退位。孙中山先生辞去大总统之职，袁世凯出任中华民国第一任大总统。

辛亥革命浪潮很快波及西藏。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数千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宣统皇帝宣布逊位，封建王朝就此瓦解。驻藏大臣乃清朝体制，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联豫执掌的军政权力失去合法性，顿时陷入困境。

民国元年（1912）三月，联豫避居哲蚌寺，以印信交与锺颖，锺颖即代理驻藏大臣之职，势处危急，遂求援于班禅，班禅暗令哲蚌寺僧助之。

然而，军队群龙无首，士兵思归，军心涣散，川军发生哗变，四处抢掠。由此激起僧庶愤怒。

5月，靖西噶伦绷一带之番官谋变，召集僧兵万人，前往江孜后藏，包围内地之官军，逼令解除武装，退至印度，而驻扎拉西硕般多之军官，亦被工布、江达、波密等处之番攻击……

国体变更带来的混乱，在一些地方官吏的唆使下，很快演变成一场民族对立和仇杀。

西藏噶厦政府以达赖名义发布公告，大意如下：

内地各省人民，刻已推翻君主，建立新国，嗣是以往，凡汉人递到西藏之公文政令，概无遵从，身着蓝色服者，即新国派来之官吏，尔等不得供应，惟乌拉仍当照旧供给。汉兵既不能保护我藏民，其将以何方法巩固一己之地位，愿我藏人熟思之。至西藏各寨营官，刻已召集，歃血同盟，共图进行，汉人官吏军队进藏，为总揽我政权耳，夫汉人不能依据旧约，抚我藏民，是其信誉既以大失，犹复恣为强夺，蹂躏主权，坐令我臣民上下，辗转流离，逃窜四方，苛残恶毒，于斯为极！推其用意，盖使我藏人永远不见天日矣，孰使有为，苟且地居有汉人，固当驱除净尽，即其地未居汉人，亦必严为防守，总期，是为至要。

此时，达赖喇嘛及一部分人，在英政府怂恿下，罔顾历史事实，否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汉藏山水相连，世代交往，西藏不与汉地文化交流和贸易往来，西藏僧庶就无法生存和进步。兄弟阋墙，自古有之。汉藏失和，亦有先例。欲借国体更替之际，想让“西藏全境汉人绝迹”，既不符历史国情，又不合情合理，更违背民意，此一厢情愿，绝难做到。

当拉萨川军兵变，藏军群起围攻川兵汉人之际，西藏靖西同知马师周等人即由印度致电四川都督尹昌衡告急，外交总长陆兴祺也由印度致电北洋政府和四川都督尹昌衡、云南都督蔡锷，请求速由川滇出兵援藏。尹昌衡和蔡锷接令后，即刻行动，川军越金沙江，到达察木多，拟由中路直达拉萨；滇军也进入康区，攻城夺寨，拟由南路经波密进军拉萨。势头之猛，来势之快，出乎噶厦政府预料。

民国北洋政府重兵在握，虽不惧西藏内乱、藏兵反叛，唯恐英国当局出面干涉，希望英国在汉藏冲突中严守中立。实际上，英国即始作俑者，其对西藏有更大企图，岂能坐失眼前良机。英国政府遂通过驻华公使朱尔典奉本国政府之训令，赴外交部提出抗议。略谓如果民国政府定欲征藏继续遣派征西军前进，则英政府将对于中华民国不予承认，且当以实力助藏独立云。

这触到了袁世凯政府的软肋。民国初立，南北割据，内政未靖，财政拮据，哪有能力抗英作战。

6月下旬，联豫出藏，由印度回京。其西藏“新政”就此夭折。

川、滇两省军队奉令停止西进，而藏军攻势未停。7月6日，藏军在拉萨包围锺颖，行总攻击，川兵粮糈既竭，又腹背受敌。延至30日，由廓尔喀驻藏之官噶卜典居间调停，缔结媾和条约四款。其文如下：

一、川军枪弹交廓人手，封藏藏中，后无汉、廓、藏三面人齐，不得擅取；

二、陆军全行退伍，由印度回国，其钦差、粮台、夷情各官，仍照旧约驻藏；

三、钦差准留枪30支，统领准留枪60支；

四、汉兵出关后，所有前次兵变失损财产房屋，须照实议赔。

驻藏汉军之多数，于9月1日，由拉萨经印度返国，印度派威洛毗骑兵中校于锡金招待之。

汉兵由海路返国，就保全性命而言，是不错的选择。若由陆路返川，失控的社会局势，高涨的排汉情绪，加之严酷的气候与道路，对于手无寸铁的将士而言，凶多吉少。一旦发生藏兵沿途戕害汉兵之事，冤冤相报何时能了！

如果说由海路返国之汉兵是幸运的，那么在西藏内乱中站在汉人一边的僧众，则遭到了疯狂的报复。

西藏大臣中，有一个扎隆协摆（职位二品），当达赖同他的大臣逃亡印度时，只留他在拉萨供职，他现在也被疑惑有倾向中国的活动。于是色拉寺的喇嘛把他从布达拉宫里拉出，不加审问，即行杀掉。同时还有几个高级藏官和扎隆的儿子，也被疑惑有帮助中国的情事，结果都被杀掉。

哲蚌寺大堪布元典喇嘛随汉兵离藏赴印，亦被达赖喇嘛下令暗害于彭多宗。此际，十三世达赖亲英疏汉之心，昭然若揭。

无论是前清，或是民国，谁弄丢了西藏，谁就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身为中华民国首任大总统，袁世凯岂能不知。民国元年（1912）7月19日，北洋政府设立了蒙藏事务局，任命蒙古喀喇沁王爷贡桑诺尔布为总裁。十三世达赖主动给贡桑诺尔布写了一封信，派蒙古族喇嘛罗布桑东珠尔为代表，前往北京。

袁世凯见到十三世达赖来信以后，于民国元年10月28日发表了恢复十三世达赖名号的命令。该命令称：

……现在共和成立，五族一家，前达赖喇嘛诚心内向，从前误解自应捐释，应即复封为诚顺赞化西天大善自在佛，以期维持黄教，赞翊民国，同我太平。此令。

十三世达赖并不买缺乏权威的北京政府的面子，继续实行排汉政策。

11月下旬，达赖逼令锺颖退出拉萨，锺颖由拉萨经江孜后，居于靖西。……又要求锺颖由靖西出境，并谓若再迁延，将以兵力从事，锺不得已，由印度回京。

驻藏大臣、代理驻藏大臣均被达赖喇嘛逐出西藏，标志着中央政府在藏治权的丧失。在民国元年的军政博弈中，达赖喇嘛无疑名利双收。他既从北京国民政府处恢复了圣名，又实实在在地握住了西藏的政教大权。

清军尽撤，满汉官员已逐，达赖喇嘛感到安全有了保障，从印度一步步移往拉萨，并于民国元年末回到布达拉宫，遂即发布命令：向与清朝军队作战中有显著军功的寺院赐予供佛基金，对有功人员给予晋升、表彰和物质奖励。

英藏上层某些统治者勾结，沆瀣一气。

英政府驻印官员贝尔曾任达赖喇嘛政治顾问，是一位中国通，他深知利用地缘服务政治的重要：

吾等实不宜承认中国有管理西藏内政之权，于是决定于必要时，运用兵力，不准中国官吏经过锡金而入西藏。……若许中国官吏立足于印度或与西藏毗连之邻国，则足以为威吓印度、西藏之源泉，故不许假道为一有力武器。

民国二年（1913），北京政府复委派陆兴祺为新任驻藏办事长官，由海陆入藏，英印政府正是利用地缘政治这一利器，百般阻挠，阻断其与西藏的书信往来，将其滞留于印度达10余年。令驻藏行政长官有名无衙，形同虚设。

中央政府与西藏上层某些统治者失联，似已成事实；但亦有例外，西藏另一政教领袖九世班禅则与中央政府互动频密。

班禅赴印展气节

溯源达赖与班禅关系，要从宗喀巴出世说起。明成祖永乐十五年（1417），宗喀巴出生于青海西宁。14岁学道于西藏萨迦寺。当时诸教偏离正道，戒律全失，乱教害民。宗喀巴惄焉忧之，奋起改革，禁止幻术及咒语，严守戒律。宗喀巴示寂，复历世由其二弟子达赖、班禅以呼毕勒罕转世相传。明朝中叶，黄教已后来居上，推动藏传佛教复兴运动。清代肇兴，达赖、班禅受到清中央政府扶持，朝贡不绝，世受封号。于是，黄教遍于西藏。

达赖、班禅互为师徒，当视具体时空而定。八世班禅额尔德尼丹白旺秋，1855年生于后藏托不加，1882年病逝，仅28岁。其一生学经诵法，恭敬中央政府，多次遣使朝贡清廷。

丹白旺秋23岁时，噶厦政府派员迎请前往拉萨，为十二世达赖转世灵童剪发，换僧衣，并取法名简称土登嘉措。25岁，派代表出席十三世达赖坐床典礼。

八世班禅丹白旺秋于1882年7月15日圆寂。5年后，经十三世达赖辨认转世方位、卜卦、寻访，共找到3名转世灵童。

由驿奏闻光绪皇帝，并获准金瓶掣签。1888年1月14日，在布达拉宫的色松南杰殿举行金瓶掣签仪式。参加掣签仪式的有达赖喇嘛、驻藏大臣、噶厦政府官员、扎什伦布寺的要员等。经过一系列宗教仪式，1883年1月12日生于塔布（今加查县和朗县境）的5岁童子，被掣定为八世班禅额尔德尼的转世灵童。

达赖转世于1876年，与班禅相差7年。1888年1月15日，八世班禅转世灵童与扎什伦布寺代表扎萨克喇嘛等前往布达拉宫，受到隆重的欢迎和接待，达赖喇嘛亲自为之削发，念诵吉祥词，并取法名为“至尊罗桑图丹却吉尼玛格勒南杰”，简称罗桑确吉尼玛。而后，在日光殿举行盛大庆祝宴会。噶厦政府也在大厅举行宴会，以示庆贺。

是日，转世灵童拜达赖喇嘛为师。

2月5日，前往大昭寺朝佛。而后，前往布达拉宫。在日光殿，向达赖献哈达、曼扎、佛经、佛像、佛塔。达赖喇嘛回赠哈达。与达赖喇嘛在日光殿进行了会谈。于6日启程返回日喀则。

西藏水龙年（光绪十八年，1892），九世班禅10岁时，在后藏扎什伦布寺的德钦颇章宫中坐床。由第穆呼图克图传授沙弥戒后，升大宝法座。驻藏大臣升泰“遵旨看视班禅呼毕勒罕坐床”。十三世达赖和噶厦政府的代表第穆呼图克图前来祝贺。

又过了10年，九世班禅年满20岁。西藏水虎年（光绪二十八年，1902），班禅于4月4日到达拉萨。西藏僧俗举行隆重迎接仪式。哲蚌寺活佛和乃穷寺活佛在参尼林卡迎接，噶厦政府在吉则龙顶设灶郊迎，驻藏大臣和汉族官员在乌耀迎接，噶伦以下全体僧员夹道欢迎，敬献哈达。

班禅进入拉萨城后，首先到布达拉宫拜见达赖喇嘛，向达赖喇嘛行碰头礼，互致哈达。

13日 达赖喇嘛传授比丘戒。从布达拉宫移居大昭寺。

是日 为拉萨的汉、藏众生摩顶赐福。

15日 受戒日。与达赖喇嘛并肩走进大昭寺的大殿，一同向释迦牟尼像献哈达。然后向达赖喇嘛磕头，并将献哈达等礼物。达赖喇嘛等补授居士戒和沙弥戒。

最后传授比丘大戒。受戒之后，厚礼酬谢达赖喇嘛。达赖喇嘛厚赠一尊镶有宝石的释迦牟尼佛像。噶厦政府和扎什伦布寺，为庆贺受戒圆满成功，向两位大师赠送了各种贵重礼品，并向释迦牟尼佛像献了一件珍贵的佛衣。亲自到所有佛堂朝拜、献哈达、为众生祈祷幸福。而后，与达赖喇嘛一同到贝觉多吉热瓦，参加法会，并向“喜、怒护螺龙王”献了哈达。

以上是十三世达赖与九世班禅师徒的蜜月期，而这种亲密关系却因外部冲击遽而改变。

九世班禅21岁时，厄运袭来。1903年7月7日，英军侵占康巴宗。1904年4月11日，英军进抵江孜，与藏军发生激战。最后，藏军因江孜堡垒被英军利炮损毁而失败。

6月15日，英军到达曲水，达赖喇嘛秘密逃离拉萨，前往内地。

时任驻藏大臣有泰认为，达赖喇嘛不知会驻藏大臣，惧死潜逃，罪大难谅，致电清政府：“著将达赖喇嘛名号暂行革去，并著班禅额尔德尼暂摄。”

九世班禅诚惶诚恐，“为顾全师生之谊，力辞未就”。

达赖远去，班禅独撑藏局。1905年夏，英军官鄂康诺武力要挟九世班禅赴印，陛见印国王太子。

鄂康诺：该国指印度，今年有一大会，该国王太子均往。欲一见班禅，请班禅于十月束装往印。

班禅：我往印度不难，但须禀陈钦宪，奏知大皇帝朱批照准，方可启程，否则难以从命。

鄂康诺：该国有信，不去不行，请细思之。

班禅：只得恳求禀陈钦宪作主前来……

钦宪即驻藏大臣有泰。班禅虽年轻，但处事谨慎有度。有泰一面电告正在印度进行谈判的张荫棠，要他就近“询问英使毋得越礼寻衅”；一面通知，以未奉皇帝批准为由，拒绝赴印。

初秋9月（藏历），鄂康诺再赴扎什伦布寺威逼。

鄂康诺：请于本月初十起程前往印度。

班禅：我须奉到钦宪批饬，方可从命。

鄂康诺听后“怒气而出”。扎萨克喇嘛率领番官前往哀求缓期，亦不应允。

九世班禅心急如焚，他在呈给光绪皇帝的奏折中声称：

我受大皇帝二百余年厚恩，决不忍辜负。此番该英员逼我前往，若不去恐后藏地方札什伦布寺院均不能保全；若其去时，则我未奉到钦宪批饬，将来大皇帝降罪，必不能宽。惟后藏之安危所系，生灵之性命所关，为我班禅一人，致使全局震动，此心实所不安。我拟勉强一行，生死不问。若我班禅自此违背大皇帝恩德，即死在九幽地狱之中，不得超生。请烦婉禀钦宪转奏，朝廷谅我苦心，则我班禅感德矣。

忠心至此，石木亦会感应动情矣。

10月27日，班禅走出国界，进入印度。在印度先后与英王太子会晤二次。

首次见面时，

卧克纳（鄂康诺）令班禅拜跪，班禅未从，当称我只在大皇帝前拜跪，其余不行。仍行执手常礼。是时我印使亦派委员暗视，因班禅未曾折节，心亦喜之。

此礼事关国家尊严、国使气节、宗教领袖地位，班禅威武不能屈，君子也。

在印度期间：

面请减赔英国兵费，结果在藏方已承认之70万两中，减少20余万。

班禅之智慧、沟通能力，由此初露端倪。

在印度期间，清朝政府外务部电告张荫棠及印度总督：

班禅来印赴会则可，若逼令干预藏事，即令班禅亲自画押，盖用印信，均作为废纸。

11月15日，班禅结束与英王太子的会晤，起程回国，并未私签什么丧权辱国之协议。

18日，光绪皇帝敕谕终到拉萨：

据称班禅额尔德尼前将英员威逼赴印情形请由驻藏大臣转奏在案，现已会晤事毕，准于十二月十七日由印启程回藏。仍前虔诵经典，以期仰答圣恩，请代奏等语。该喇嘛班禅额尔德尼此次前赴印度并未奏准，擅行出境实有不合。现已启程回藏，念其情词恭顺，尚且出于至诚，著即准其回藏，照旧恪供职守。

九世班禅虽未接到圣谕而擅赴印度，但光绪皇帝宽宏大量，免于责惩，化险为夷。

1904年藏历十二月十五日，九世班禅到达日喀则扎什伦布寺，达赖喇嘛派代表到日喀则迎接。

师徒分道扬镳

宣统元年（1909），在内地流亡5年之久的十三世达赖返回西藏。班禅函告驻藏大臣联豫，准备去那曲迎接达赖喇嘛。8月2日，在那曲的年布迎候达赖喇嘛，敬献长哈达和佛塔等礼物。并设宴，向达赖敬献哈达、曼扎、佛像、佛经、佛塔等。

尽管回藏的达赖喇嘛与驻藏大臣联豫的关系势同水火，互相斗气，但班禅与达赖的师徒关系，似乎亲密无间。

宣统二年（1910）1月，达赖喇嘛再次逃出拉萨，但这次不是逃亡内地，而是逃往印度。这是班禅与达赖分道之初因。

民国元年（1912），川军因哗变被藏军驱逐，达赖喇嘛从印度返回拉萨，拒不承认中华民国，宣称不受驻藏大臣约束，独揽西藏政教大权，开始实行亲英疏汉的政策。此为班禅与达赖分道之二因。

民国初立，北京国民政府虽无暇西顾，但绝不意味着允许达赖分裂西藏的行径。为达“自治”目的，十三世达赖穷兵黩武，扩军开战，西藏人民税赋日重。1921年，噶厦政府成立军粮局。给扎什伦布寺分配了全藏应纳额的四分之一的军粮（约25万市斤）以及10余万两军费。扎什伦布寺因无力承担转嫁税赋，派出大仲译德来康萨、大马官德来热登二人前往拉萨，向噶厦政府要求免征军粮。噶厦政府和扎什伦布寺的代表约定，在拉萨会谈协商减免军饷之事，结果扎什伦布寺的代表被龙厦和旦巴达杰审问，除马官镕绕巴外，都被关进了孜夏钦角监狱。

事态发展至此，九世班禅恐遭不测，遂谋求秘密逃往内地避难。

藏历水猪年（1923）2月，噶厦政府颁布“水猪年法令”。该法令对各地所担负的赋税、军费做了严格规定，并重申扎什伦布寺辖区应缴纳全藏四分之一的军饷，所属百姓必须遵照“铁虎测量规定”的定额缴纳，上地税并支应差役。

法令既颁，意味着再无协商之余地，违者将遭处罚。11月15日，班禅于月夜仅带随从15人轻装出逃。随后又有100余人追随，“疾行五日五夜，得晤大师，咸庆脱险”。

噶厦政府得到消息后，即命令“期璋隆撤，率领五百军队，追逐班禅”。

班禅行前在写给四大扎仓活佛的信中说：

噶厦政府中的负责办事官员，向达赖喇嘛虚报情况，强迫本辖区负担全藏军饷总额的四分之一，使札什伦布所辖各寺的供养费用日益减少，为了解决这一困难，我不得不前赴内地，到各地募化，请求布施。我去后，请求各大活佛、各位僧俗官员料理政教事务。按规定收取租税，不得额外增加百姓负担，还得保证寺内僧众的供养。待我返回，再论功奖赏。

九世班禅爱国、爱民、爱教，一片冰心，玉壶可鉴。

达赖与班禅，本为宗教上的师徒，在西藏政教合一体制内，终因政见不一，一个亲英，一个向汉，一个主战，一个主和，彼此失和。

九世班禅年谱（1922年，40岁）记载了如下观点：达赖、班禅两佛虽分掌前后藏政教大权，同属一教相承，理无相争，且两佛间私人情谊甚笃。但由于双方官员中的少数人鲁莽行事，为了争得个人权势，从中搬弄是非，制造矛盾，使两佛情感日趋疏远，乃至恶化，从而造成扎什伦布寺所辖各寺及广大百姓长时间遭受苦难。

将达赖、班禅失和归罪于手下小人挑拨，只是二人关系恶化的外因，而向西还是向东，亲外还是亲内，才是二人分道的内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