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这些年，或成人之美，或盛情难却，为他人著书作序有过几次：不曾谋面的辽宁鞍山方志学者胡忠奎，投来《众说纷纭“小云南”》，报之以《“小云南”，你在哪里》；时有往还的浙江舟山地名学者王建富，投来《舟山群岛地名文化坐标》，报之以《建舟山家园，富海洋文化》；尚待动笔的，有已承诺湖南、江苏友人的两篇。如今轮到自己出书，却一时想不起合适的作序之人，又不想让谁勉为其难，还是自我解读、自拉自唱吧……
（一）
第一次听说“地名”也需要政府专门管理，是1979年在河南开封读大学二年级时。一天，住我上铺的“老三届”同学王永岑，从所在地理系的资料室借回古籍《读史方舆纪要》，连夜琢磨河南的县（市）名来历。我好奇发问，他抬头答道：第一次全国地名普查已开始，省领导小组来人联系编印参考资料，自己生出就此做篇文章的念头。我笑道：“不错嘛，毕业还能多个去处。”之后，便不再理会此事了。谁知道，日后他被分配到家乡邓县（今邓州市）的县计委工作，我却阴差阳错地吃上“地名”这碗饭，竟然还津津有味地吃了一辈子。
作为恢复高考后的首届毕业生，“七七级”分配工作基本上是“哪来哪去”。1982年1月30日，我来到洛阳地区行署人事局，负责干部调配的小张说：“你是地理专业，行署有个地名办公室，都有个‘地’，你就去那里吧。”既有在校的那段“铺垫”，又听说同学史寿林已分配到相邻的洛阳市地名办公室，我平静地点头称是，暗想总不如局、委等大单位响亮、带劲。大概看我并不兴奋，他边开介绍信边说：“地名办不错的，可以常出去转转。”类似的话，日后也听地区所属卢氏县的同事说过（用豫西方言）：“要想美，到科委；要想转，地名办。”
就这样，开始了自己始料不及却置身33年的地名工作。由于个性耿直、不善应对复杂环境，第二年我就想打“退堂鼓”——看罢我的请调报告，行署办公室副主任兼地名办公室主任刘庆云，一位工龄与我年龄相当的吉林籍老干部，竟当面把它撕掉，撂下一句“你走不了！”以后我入党受挫，听说他曾为我力争，私下却是兄长般的劝慰：“连动物都知道给自己加一层保护色，你怎么就不懂得保护自己呢？”而当行署办公室决定调我到秘书科从事宣传、报道时，我已舍不下日久生情的地名工作，“撺掇”省地名办公室说动行署首长收回成命。
在豫西工作五年，难忘的记忆不少：住县招待所，用皮鞋击毙沿蚊帐竿下滑的硕鼠，夏日也曾被跳蚤折磨一宿；从伊川赴嵩县途中，因腹泻离开末班车，只好与夕阳为伴步行两小时；元旦前夜，只身于义马火车站候车回洛阳，偶遇本不相识的行署广播局同志却似“他乡遇故知”……1986年4月撤销洛阳地区，与七百多党政干部西去三门峡组建地级市机关，被称作“一、六干部”，即周一在三门峡上班，周六回洛阳顾家；暑期接妻儿来办公地小住，挤上火车之前先把一岁多的儿子塞进车窗，拜托几个放假回家的女学生“代管”片刻。
1987年2月调来北京，在挂靠建设部的中国地名委员会工作，第一次出差就是与陈根良赴拉萨——联系开展西藏地名普查。次年因体制改革转入民政部，先后参加区划地名司、档案资料馆、地名研究所的创建。这期间，在行政单位却不甘以忙碌政务度日，用主要精力编辑《地名工作通讯》；36岁调往部档案资料馆（兼地名档案馆），坐“冷板凳”也想干出名堂，独自创办、编辑内刊《民政档案》；40岁起专心地名科研，用20年探寻“地名”的真谛。有道是“梅花香自苦寒来”，这一切磨砺连同早年做工、任教的丰富经历，造就后半生“求真务实”的学风与文风。
记得当年国家地名管理体制转变时，北京市地名办公室主任王海岐说过：地名工作就像“面筋”，挺粘人，一干上就离不开了。这真是经验之谈，我几次面临改行都因这因那放弃了，这才一门心思走到今天。回首往事，学步历经坎坷犹如“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由仕途勇退学门也能“曲径通幽”，只要苦短人生不曾虚度就好。而立之年，我曾说：为社会进步，国家需要打破个人的“铁饭碗”；而世上确有任谁都打不破的“铁饭碗”，这就是自己的“真才实学”——是金子总是要发光，可以埋没一时却不甘埋没一世，八旬成就大业之前的“姜太公钓鱼”不也是千古佳话？
（二）
“地名”这门学问，横亘文理，纵贯古今，上天入地，宏观微观，看上去平淡无奇，做起来无尽无休。家父在世时，每当我闲聊其中趣闻总听得津津有味，还戏说儿子热衷的行业是“冷门儿”，“好汉子不干，赖汉子干不了”。正因为如此，凭借“歪打正着”且持之以恒，或有我等笨拙之辈成材报国之日。回首既往人生，时间、精力、学识真是有限，若能潜心研修一门学问几十年，想不当专家都难。何谓“专家”？不就是别人未读的书你读了，别人未想的事你想了，别人未解决的问题你解决了，别人未坚持到底的事业你坚持到底了吗？
在此自称“笨拙”并非谦辞，实在是历史环境使然：十年“文革”伊始，我刚读完小学五年级，整个中学阶段“跌跌撞撞，连滚带爬”，误入大学理科仍畏“数理化”如虎。好在自幼“文史地”功底尚可，均为日后研究地名学问所必备。如今自我评价：若把“文史地”拆开单挑，哪门也比不上门里出身之人；而将三者融会贯通以解释地名现象，自信不让、不输一般学者，至少也能“大战数十回合”。海峡两岸就现代汉语问题交流时，对岸年轻学者称我在地名方面谈吐“超有趣”，答曰：“要想说话‘超有趣’，必须‘文史地’一起学。对了，还要‘行万里路’。”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是古人求学的高尚境界，我以为还应当“做万件事”。当然，此“万”仅是“言其多”的虚数，在古代实难真正兑现。如今，“读万卷书”已非毕生学习的唯一途径，读什么书也取决于自己的需求；借助飞行器，我已提前实现“行万里路”：2003年在芬兰的罗瓦涅米跨入北极圈，2011年驻足南极的中国长城站，再看国内的天涯海角已是“曾经沧海难为水”了。与“读书”“游历”相比，“做万件事”的意义更深、作用更大、见效更快——只要千方百计做好每一个工作项目，自己的学术水平已在不知不觉中快速提升。
凭自我感受，对地名学术的真正入门，当在紧随地名普查之后开展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名辞典·河南省》编纂中。1984年7月，老领导刘庆云支持我这个科员出任洛阳地区编辑组组长，并执意以“行政公署”名义通知各地。我则以前所未有的工作热情，边组织所属县、市编写词条，边就最为薄弱的近代政区沿革多方咨询。一次在河南省图书馆，傍晚时分偶然发现民国时期河南省的“行政督察区”演变情况，喜出望外并赶紧抄录，生怕它会跑掉似的。随着“近代河南省”“豫西解放区”等政区沿革史料由省地名词典编辑部印发，我在本省业内小有名气。
如果说，参加编辑地名辞典把我这个行政人员领进地名学术之门，那么成为地名科研人员之后的成长、跨越则归功于两大项目：1996年起的三年间，参加民政部、总参测绘局主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区标准地名图集》编制，侧重负责“图说”等文字部分，经受学术上从古到今、从地名到政区以及从业务到事务的全面锻炼，专业水平与工作能力大有长进；2000年起的四年间，参与策划、组织由民政部、教育部、国家语委领导的全国政区名称用字读音审订工作，对国内地名现状与问题根源有了深切认知，也将“语言文字”确定为自己探索地名问题的根基与捷径。
与别人一样，我琢磨地名也是从零开始，边干边学。所谓“天道酬勤”“勤能补拙”，说的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可见“勤”的价值还在“有心”：一有“自知”之心，弄清楚自己究竟是哪块“材料”（长短、优劣），与其盲目“临渊羡鱼”，不如量力“退而结网”；二有“择路”之心，立足自身条件审时度势、扬长避短，不再“这山望着那山高”，把主观的“想”干什么转变为客观的“能”干什么；三有“持恒”之心，以“宁静致远”抵制尘世的纷繁诱惑，“咬定青山不放松”，坚信“愚者千虑，必有一得”，“笨鸟‘勤’飞”便不可能一无所获。
（三）
从事行政工作，首要是统一意志，令行禁止、上行下效必不可少，那是追求“共性”之地；学术研究不然，唯命是从、随波逐流则无法“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这是追求“个性”之地。在同一领域耕耘多年，人人都该是行家里手，但学术成就相差之大，或取决于能否“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陈云语）。历经多少岗位，我都要求自己勤于学习、思考、实践，同时“说自己的话”，即使人云亦云也要“用自己的话来说”，“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焦裕禄语）。
——1985年发表《也谈我国地名之分期》，首次提出个人学术主张；26年后糅合当年观点、今天认识改写为《再谈我国地名之“分期”》，大意是：地名分期应与历史分期大致对应，形成相对完整的划分方案——①古地名：截至清朝末年（1911年）产生并废除的曾用地名；②旧地名：从民国初年（1912年）截止今天产生并废除的曾用地名；③今地名：当今正在使用、无论产生于何时的地名。目前时兴的“历史地名”，与“古”“旧”“今”地名只有历史的长短之别，并无本质不同，改称包括古、旧地名的“曾用地名”更为贴切。
——1995年记述民国初期整治全国221处县域重名的经过，从三方面统计、分析：①散布22省，平均每省10个；②重复次数越低，发生频率越高；③发生量从盛唐到民初“递增”，近代尤甚。内在成因当为：封建桎梏，闭关锁国，经济落后，孤陋寡闻，幅员辽阔而交通不便，农民众多且难离乡土……省，作为多数国人毕生活动的主要场所，无论县份多少绝无重名之例，犹如“各人自扫门前雪”；对重复外省县名置若罔闻，好似“莫管他人瓦上霜”。十几年后，在原文基础上扩展、深化至当代相关问题，改写为《中国古今地域重名观念的变迁》。
——2008年撰写《中国地名罗马化的困境与出路》，获当年全国民政政策理论研究三等奖。文章指出：作为中国地名罗马化的根基，《汉语拼音方案》的覆盖面尚缺半壁，只译音不释义的局面并未改观，现行拼写规则的弱点先后显露，既定法规与社会需求碰撞不已。今后的中国地名罗马化，应从经济全球化、全球信息化的高度，在坚持汉语拼音方向的同时调整、提高，即“国家层面统一，特定区域自主；拼写以我为主，外文释义为辅；立足社会应用，规则收放有度”，朝着“合法—合理—和谐”的理想目标大步迈进。
——2011年，撰写《中国地名工作传统理念再辨析》，包括：概念重复的地名命（更）名，词性混淆的“行政区划名称”，法规不宜的“可改可不改”，“保持地名的相对稳定”不宜偏颇，“一般不以人名作地名”不宜僵化，“名从主人”不宜滥用。此前，相关的《疏导与规范的地名和谐之路——“不以人名作地名”的由来、演变与抉择》，获2007年全国地名理论研讨会优秀论文一等奖，文中提议：“对于反抗外来侵略、维护国家主权、弘扬民族文化、促进社会发展有突出贡献的历史人物，国家可以其名字命名适当的地理实体”。
我总以为，“地名”属大众科学，需要人们更多的理解与关注，无论口头、书面表述都不宜故作高深，也不必用“八股”文体写得晦涩难懂。其实，把简单问题讲复杂是个本事，把复杂问题讲简单更是本事，从“由简入繁”到“由繁入简”已发生质变与飞跃。我的文风特立独行，曾被某同事笑作“散文水平”，却获知名语言学者胡范铸、李乐毅赞许；看罢我写珲春、集安的两篇，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曲晓范忍不住夸奖这种论证文的“散文笔法”，还称之“考述准确细腻，并充溢浓郁的民族主义情感，非常感染人……”看来，我大可不必以此为耻，或许还应“反以为荣”呢。
结语
自拟书名《天地经纬》，意在客观涵盖文稿涉猎的地理空间——从纵“经”横“纬”包裹的地球，到人类已驻足的月球以至更广阔的宇宙空间。
茫茫“学海”、巍巍“书山”，不知有多少新大陆待发现，有多少新高峰待攀登。盼祖国每个地方都拥有自己可心、钟爱的规范地名，既是我此前献身国家地名事业的奋斗目标，也是我此后“壮心不已”“锲而不舍”的夙愿……
2014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