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重新发现”马克思述评

吴易风

近几年，国外许多媒体报道：西方“重新发现”马克思，西方重现“马克思热”，马克思在西方重新“走红”，马克思“幽灵”再次在西方“游荡”，“马克思又回来了”……

西方“重新发现”马克思，这是当前令世人瞩目的重要现象。西方为什么会在当前“重新发现”马克思？西方社会各界人士“重新发现”马克思有哪些表现？西方学者“重新发现”了马克思的哪些重要理论？西方“重新发现”马克思对我们有何启示？尝试研究并回答这些问题，是本文的目的所在。

一 西方学者“重新发现”马克思的重要理论

美国和欧洲相继深陷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系统性危机时，西方学者在检视他们自己的相关理论的同时，不少人把目光转向马克思的相关理论。这时，他们“重新发现”马克思的许多重要理论。西方学者的这些发现对于他们认识资本主义危机的根源、分析资本主义的现状和前途、认清新自由主义的危害等，具有重要意义。

（一）西方学者“重新发现”马克思：马克思思想“照亮了当代社会”，“马克思是我们的同时代人”，现时代“是一个向马克思学习的时代”

在当前这场系统性危机之前，有的西方学者曾经预测：马克思理论与当前时代的相关性将被重新发现。这一预测已被当今的现实所证实。

西方一些学者在危机中“重新发现”马克思，认为现在应当学习马克思。他们充分强调马克思理论在现今的时代性、现实性和实践性，并用相近的话语惊人地宣告：“马克思还活着”，“马克思是我们当中的一员”，“马克思仍是我们的同时代人”。在本次危机之前，在西方，这类文章少见。现在，在一些西方国家报刊上类似的文章明显增多。

（二）西方学者“重新发现”马克思：“马克思的全部思想都仍然有生命力”，“依然是当今世界的真理”

前面说过，西方政界和宗教界人士有极少数在当前危机中对马克思部分思想和观点给予肯定。与此不同，西方学界中对马克思部分思想和观点给予肯定评价的则为数不少。而且有的西方学者在当前危机中对马克思的全部学说都给予积极评价。这些学者有力地摒弃了形形色色的马克思主义“过时论”，充分肯定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和生命力。

应当提到的是，英国学者纳森·沃尔夫和法国学者雅克·德里达等人在这场危机之前就发现马克思全部思想和理论遗产都仍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和巨大的影响力。

还值得留意的是，当西方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处于低潮时，美国主流经济学家中竟然有人看出马克思主义思想和理念仍然充满活力。这在当时是比较罕见的。例如，斯蒂格利茨1994年在美国出版的《社会主义向何处去》一书中说：“即使在今天，……马克思主义思想和理念不仅在第三世界，在其他地区仍然充满活力。”（斯蒂格利茨：《社会主义向何处去》，吉林出版社，1998，第2页）

（三）西方学者“重新发现”马克思：马克思“哲学、史学、经济学和政治学体系”是现在和未来的“精神支架”，马克思的方法“已经成为我们时代的方法”

西方学者“重新发现”马克思的一个重要方面是：马克思留给后人的不是一种遗产，而是多种遗产。马克思的巨大贡献是在19世纪完成了哲学、史学、经济学和政治学的强力综合。马克思的这一综合的理论体系，不仅在当时，而且在现在和未来，都构成时代“精神框架”的一部分。

（四）西方学者“重新发现”马克思：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重新得到确认，剥削概念成为当代关于分配公平辩论中的用语

西方主流经济学界曾经长期流行“资本主义无剥削论”，一些西方主流经济学家甚至公开攻击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

在当前危机中，西方一些学者重新肯定和确认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

德国学者埃尔玛·阿尔特法特对马克思经济学方法论中的二重性分析，包括商品二重性、劳动二重性、生产过程二重性的分析作了肯定的评价，这实际上就肯定了马克思分析和论证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的科学方法。

俄罗斯科学院研究员亚历山大·韦贝尔高度评价马克思的剥削理论，认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剥削的解释应该受到极大的尊敬。

英国学者特里·伊格尔顿用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来解释阶级斗争，提出了一个颇有特色的论断：“阶级斗争从本质上来说将是争夺剩余价值的斗争”。（特里·伊格尔顿：《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新星出版社，2011，第48页）

（五）西方学者“重新发现”马克思：马克思的垄断和竞争理论是解释当今“垄断金融资本体系——新帝国主义的基础”的依据

英国学者理查德·斯凯思的《阶级》一书用当今西方的社会现实状况证明马克思的垄断和竞争理论的正确性。他说：“资本主义生产模式中固有的竞争过程引起了高度的垄断，公众熟知的极少数公司在总产出和总就业量中占据很高的比率。”在西方国家，垄断加强的过程受到政府的极大支持。（理查德·斯凯思：《阶级》，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第85页）

美国学者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罗伯特·麦克切斯尼、贾米尔·约恩纳联名发表《21世纪资本主义的垄断和竞争》一文，阐述了马克思的竞争和垄断理论，并根据马克思的这一理论，研究了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竞争和垄断的实际状况。

（六）西方学者“重新发现”马克思：马克思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理论“有助于抓住危机的根源”

在严重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中，被危机严重困扰的西方学界以至各界人士对过去和现在流行于西方的主流经济学极度失望，因为这些经济学没有提供任何可以解释当前危机的理论。西方学者以及西方多界别人士在当前危机中“重新发现”马克思，首先是发现了马克思的金融危机理论和经济危机理论。

英国《独立报》2009年5月发表文章，认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危机有预见性。文章说：“马克思150年前就预言到了这轮危机，马克思成了人们重新热议的人物。”（经济观察网，2009年5月7日）

法国学者丹尼尔·本萨义德认为马克思的理论有助于抓住危机的根源。他说：“马克思在当今社会的重要性在于他的《资本论》及其政治经济学的批判。……马克思的批判有助于理解其背后的逻辑，即世界范围的生产和资本的加速积累。它有助于我们抓住危机的根源。”（《国外理论动态》2011年第6期）

（七）西方学者“重新发现”马克思：马克思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仍处于“绝对核心地位”

西方国家曾经流行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无阶级论”和“无阶级斗争论”。现在，这种理论连美国主流经济学家克鲁格曼也表示不能同意。他说：“美国社会不平等，既表现为财富分配不平等，又表现为收入分配不平等。财富越来越集中于少数特权阶层手中，收入也越来越集中于少数特权阶层手中。社会底层占有的财富和收入在下降。”

在这次危机中，不少西方学者都证明西方社会客观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马克思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仍处于“绝对核心地位”。

英国学者特里·伊格尔顿的《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一书指出：“阶级斗争的观点仍处于马克思主义的绝对核心地位。”（特里·伊格尔顿：《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新星出版社，2011，第37页）伊格尔顿提出了自己研究马克思的重要心得：“马克思思想的独特之处在于他将阶级斗争和生产方式这两个概念结合在一起，从而创造了全新的历史观。”（特里·伊格尔顿：《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新星出版社，2011，第41页）

（八）西方学者“重新发现”马克思：马克思关于生态和环境观“让当代年轻人感到耳目一新”

生态和环境危机是资本主义危机的一个组成部分。从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西方学者在生态和环境危机研究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果，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和发展在这些成果中独树一帜。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生态和环境思想的核心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就研究了以无限追逐利润为目的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对自然和环境所产生的破坏性影响，指出人类在用理想社会取代资本主义社会后可以通过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发展合理地控制自然和改造自然，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

在当前这场危机中，西方一些学者在研究生态和环境时“重新发现”马克思，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相关学说的认识在深化。

（九）西方学者“重新发现”马克思：“马克思是对的”，“以剥削为本的资本主义终将自我摧毁”

英国学者艾瑞克·霍布斯鲍姆指出，马克思早就曾警告过，以剥削为本的资本主义终将自我摧毁。（《东方早报》2008年10月31日）

美国经济学家鲁比尼因预言了当前这场危机而闻名。他从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现实出发，承认马克思是对的。据《香港明报》报道：鲁比尼指现时全球金融危机，证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是正确的。他说：“马克思是对的，资本主义到了某些时候会自我摧毁。”（联合早报网讯，香港，2011年8月15日）

“以剥削为本的资本主义终将自我摧毁”，意味着资本主义为自己培养了掘墓人，而不是说资本主义会自行灭亡，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

（十）西方学者“重新发现”马克思：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制度必将为新的社会制度所取代的理论是正确的

柏林墙倒塌、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在西方国家曾被欢呼为“历史的终结”。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弗朗西斯·福山1989年在美国期刊《国家利益》发表《历史的终结》一文，1992年又将《历史的终结》扩展为《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一书，系统宣传“历史终结论”。他的基本观点是，柏林墙倒塌、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标志着“共产主义的终结”，人类历史的发展只有一条道路，这就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道路。也就是说，他断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民主政治是人类社会的最终形式，是人类历史的终结。在当前这场危机爆发之前，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在西方国家曾经广为流传。

但是，21世纪第一次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系统性危机宣判了福山“历史终结论”的终结。不少西方学者以事实为根据严肃批判“历史终结论”。后来就连福山本人也不得不承认“历史终结论”的错误。

原本宣扬“历史终结论”的福山，在这场危机中竟然也在“等待一位现代马克思”。

在这场危机中，西方各种政治和社会力量都在寻求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出路。

在危机中，有的西方学者试图依据马克思理论来理解危机并设计社会新模式。

英国学者戴维·麦克莱伦试图从马克思观点区分当前目标和最终目标，他在《马克思的遗产》一书中认为，从马克思的观点看，市场社会主义可能是目前能达到的最好状态，但作为最终目标却是不成熟的。

西方学者科琳娜·蒙塞尔2010年9月发表于法国《非洲亚洲》月刊的《马克思在进攻》一文说：“所有证据显示，人们需要马克思来理解当前的危机，并设计一种模式，这种模式最终如一些人所愿实现乌托邦，或如另一些人所认为的，必须终结剥削以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

西方左翼学者有人明确提出要“夺取政权”，“要用社会主义来推翻资本主义”，“要重新提倡共产主义”。

二 西方“重新发现”马克思的启示

深入研究和认真思考西方“重新发现”马克思，会给人们很多重要启示。

（一）西方“重新发现”马克思不是偶然的，而是认知过程中的规律性现象

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震撼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西方主流学派经济自由主义深陷危机，失去信众。凯恩斯在严厉批评当时的主流经济学和主流派经济学家时承认：“（西方）经济学家今天是世界上一群最无能的科学工作者。”（琼·罗宾逊：《凯恩斯以后》，商务印书馆，1985，第16页）

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背景下，西方“发现”马克思。美国经济史学家H. U．福克纳说：“人们又恢复了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兴趣。……许多事业受到萧条障碍的人，都转向‘科学社会主义’之父去获得鼓舞。”（H. U．福克纳：《美国经济史》下卷，商务印书馆，1989，第373～374页）西方主流经济学无法解释30年代大萧条，试图找到正确答案的一些西方学者尤其是大学生，很自然地去阅读马克思。美国经济学家玛乔里·谢泼德·特纳回忆说：“马克思主义在30年代剑桥大学的学生中是尽人皆知的。……马克思主义成为可供选择的经济学之一……有人开始思考马克思主义者考虑到的问题。”（玛乔里·谢泼德·特纳：《琼·罗宾逊与两个剑桥之争》，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第85页）正是在那次大萧条期间，一些西方学者，特别是青年学者认真阅读了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其他经典著作。在大萧条结束后，以凯恩斯为代表的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成为西方新的主流经济学。在大萧条中对马克思有所了解的一些西方学者尽管也有人给凯恩斯某种积极评价，但从不像一些反马克思主义的凯恩斯门徒那样攻击马克思，而是继续对马克思作出比较客观的评价，并以自己对马克思的态度去影响青年学子。

“二战”后的一个时期，西方曾经出现“马克思复兴”。但是，在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后，西方虽然仍有人在继续研究马克思，可是从总体上看，“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甚嚣尘上，西方对马克思的研究转入低潮时期，马克思著作被束之高阁。

当前西方“重新发现”马克思，是西方历史上认知马克思的规律性现象在21世纪第一次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系统性危机背景下的再现。危机深重的现实，宣告西方主流经济学新自由主义的破产。西方政府在危机中采取的系列救助政策效果不佳的现实，表明西方国家干预主义也不灵。这时，西方有识之士自然转向马克思，他们发现了马克思的理论的科学性和在当代的适用性。

（二）西方“重新发现”马克思，再次证明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正确的，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如前所说，在西方国家，不少人现在面对资本主义系统性危机，通过学习马克思著作和独立思考，不同程度地认识到“马克思的全部思想都仍然有生命力”，“依然是当今世界的真理”，马克思的方法“已经成为我们时代的方法”。在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居统治地位的西方国家，这些探索者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认识现在达到这样的高度，难能可贵。

西方社会出现的这种思想进步，发人深省。可以促使我们国内某些受“马克思主义过时论”影响的人端正认识，重新思考问题。至于极少数“不信马列信风水”、“不信马列信鬼神”的人，已经完全失去科学信仰和政治信仰，则另当别论。

在我国，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居于指导地位，是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共同思想基础和行动指南。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西方“重新发现”马克思也再次证明，马克思揭示的是客观真理，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正确的，因而始终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我们当前的重大任务是要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的共同思想基础。

（三）西方“重新发现”马克思，有力推动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

在“重新发现”马克思的活动中，有的西方学者明确提出现时代是一个向马克思学习的时代，提倡学习马克思。这一倡议将会有力推动西方有志者学习马克思的著作。

在我国，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是意识形态领域的重要工作，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坚定共产主义信仰，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的共同思想基础，必然要求学好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必然要求学会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来认识、说明和回答国内和国际各种重大问题。

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有利于广泛开展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活动。个人和集体可以自觉地、有计划地进行学习，全党和全国可以自觉地、有计划地进行学习。在社会主义社会，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完全可以有组织、有领导地进行，做到经常化和制度化。

（四）西方大学生自觉阅读《资本论》，我国有关专业青年学子更应学好《资本论》

在这场资本主义系统性危机中，西方国家追求真理的大学生在自觉学习和研讨马克思《资本论》方面表现积极。如前所说，在英语国家，关于马克思思想的研讨会和大学课程重新流行起来；在德国，至少有31所大学以学习小组、讨论会等形式组织学习马克思《资本论》；在日本，号召青年读马克思著作的读物深受日本青年读者欢迎，销售量很大；在韩国，《资本论》特别讲座很吸引青年听众，150个座位的大教室座无虚席。

西方大学生自觉阅读《资本论》，我国有关专业青年学子更应学好《资本论》。但是，前一段时间的情况并不尽如人意。一些高校按照社会科学教学“国际化”的要求，一味地膨胀西方经济学各相关学科课程门数和教学时数，强调纯英语教学并相应地用英语原版教材，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西方经济学教材被弃而不用，致使一些青年学子食洋不化。原本开设《资本论》的院校，在社会科学教学改革刮“国际化”风时，《资本论》课程被撤销，《资本论》教研组或研究中心被解散，授课老师被改行去教西方经济学。这样的社会科学“国际化”显然偏离了正确方向，应迅速加以纠正。青年是社会的未来，青年学子是未来的社会栋梁，必须高度重视对青年学生的马克思主义教育，高度重视对相关专业学生的《资本论》学习，提高他们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自觉性、积极性和主动性。没有受过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不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不读《资本论》，青年学子就无法识别西方经济学的阶级性、意识形态和价值判断，就无法对西方经济学作出符合实际的评析，就无法正确借鉴西方经济学。如此培养人才，后果堪忧。

（五）西方“重新发现”马克思，我们应重新思考社会科学研究“国际化”的提法

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重要不同之处，就在于前者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成分。在当前西方“重新发现”马克思时，有的西方学者清楚地认识到马克思的“哲学、史学、经济学和政治学体系”根本不同于西方这些学科的体系。

问题是，我们现在有一些人忘记了社会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的特点。他们在要求自然科学研究国际化的同时，也要求社会科学研究“国际化”。一些院校在推行社会科学研究“国际化”时，要求社会科学论文“国际发表”，要求社会科学国际交流“请进来，走出去”。

在发表社会科学论文方面，一些院校片面强调“国际发表”。现在，我国自然科学研究方面的成果在国际知名刊物上每年发表的论文数量相当可观，而社会科学研究方面的论文在国际知名刊物上发表的数量极少，原因就在于索罗说的社会科学的“阶级利益、意识形态的倾向以及一切种类的价值判断”。以经济学论文为例，要想在美英等西方国家主流经济学期刊发表，论文作者必须根本放弃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必须全面接受西方经济学的立场、观点、方法，还必须对西方经济学某一理论问题作出重要的“改进”、“推进”、“完善”或“发展”，这才具有“国际发表”的可能性。相反，如果是一篇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理论与实践密切结合的、很有创意的经济学论文，要想在西方主流经济学期刊上发表，可能性微乎其微。

社会科学研究“国际化”的要求已经影响到国内社会科学论文写作和发表的导向。这里仍以经济学论文为例。数学方法本是经济学研究一种有用方法，使用得当，经济学理论内容和数学形式恰当结合，可以产生更好的效果。但是，西方这些年出现经济学数学化趋势，越来越追求经济学论文的数学形式，而不注意论文的内容是否符合实际。这种倾向也影响到我们国内。一篇经济学论文没有数学模型，或者没有方程式，没有统计图表，便被认为没有“科技含量”，因而就被认为没有“学术价值”，这就没有可能为注重“科技含量”的期刊所采用。结果导致一些论文片面追求数学形式，不加分析地搬用西方的“定理”或“模型”，代入本国的数据。现在英国有成千的经济学数学模型，美国有上万的经济学数学模型。照抄照搬者可以由此演绎出成千上万篇“科技含量”高的论文。但是，应当知道，西方成千上万的经济模型没有一个预测到这场严重的危机。相反，倒是美国一位经济学家没用数学模型而是采用历史与现实比较的方法，预测到危机即将发生。

（六）西方“重新发现”马克思，有助于深化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撒切尔主义”和“里根经济学”为代表的英国和美国的新自由主义，以及后来以“华盛顿共识”标榜的、推向世界的新自由主义，取代国家干预主义成为西方国家居主流地位的理论和政策。

现在，西方学者宣告：撒切尔主义时代已经结束，里根经济学已经失败，“华盛顿共识”受到了挑战。

在西方“重新发现”马克思的过程中，西方学者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向纵深发展，提出许多颇有深度的见解和判断。如前所述，西方学界有人尖锐地指出，以为市场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的新自由主义更像是一种宗教信仰，而缺乏现实性。有人宣告，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将受到审判，美国式资本主义已经跌下神坛。有人预言，美国倡导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势必会被人们抛弃。有人十分肯定地宣示，在20世纪辉煌一时的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正在被丢进21世纪的灰烬中。

（七）西方在“重新发现”马克思活动中探索资本主义的“出路”，更坚定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信心和坚定我们的共产主义信仰

“改革”一词现在经常出现在西方媒体刊上。在这场严重的危机中，西方各阶层人士都认为资本主义需要而且必须改革。但是，资本主义改革的目标是什么？不同阶级和阶层的利益诉求各异，因而对改革目标问题的回答迥然不同。这在西方各国国内如此，在世界论坛上也是如此。

美国学界和政界现在都有人认为“美国模式”逐渐走向衰落，“中国模式”正在兴起。美国前副财长罗杰·奥尔特曼说，这场经济危机使得“美国模式”陷入困境。

西方国家目前的两种“发展模式”或两种“共识”之争，实质是关于现存生产关系适应和不适应生产力状况的问题。关于当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适应和不适应的状况，毛泽东说：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就资本主义社会本身来说，现在还能使生产力得到一定发展。但是，同社会主义制度比较起来，就很不优越，而且日益走向没落和完结。

在西方“重新发现”马克思的人士中，有的认为“市场社会主义”可能是目前能达到的最好状态，但不是“最终目标”；有的主张“要用社会主义来推翻资本主义”；有的提出“要重新提倡共产主义”。

西方国家和国际论坛各界别人士和许多有识之士对资本主义“出路”的探索，从不同方面给我们以启示，使我们更坚定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信心，更坚定共产主义的信仰。

市场经济具有自发性和盲目性。如果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制度相结合，也就是说，如果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就不可避免地发生经济危机，直至发生系统性危机。如果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制度相结合，也就是说，如果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有可能避免经济危机，避免系统性危机。根本原因在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只要保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就可以避免两极分化，就可以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只要保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就可以实现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的适当结合，避免无政府状态的破坏性后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适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的。当然，对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最终目标是共产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