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过程与机理探讨

——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

余文烈 吴海山

一 论题引论：“中国化”的结果、过程与机理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当前学界的热门话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和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与时代特征结合起来，以正确回答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开辟中国特色的革命和建设道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过程和结果的统一。“结果”是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化”出了什么，“过程”指如何“化”；而对“机理”的探讨则进一步以过程和结果为依据，探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和实践成果是怎样实现的，并且尽可能从中揭示出带规律性的东西。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由一系列内在机制要素，包括理论前提、实现主体、历史主题、国情条件、文化环境、实践基础等，相互作用的系统工程。揭示这个相互作用的系统工程，也就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发展及其内在“机理”。显然，对于“机理”的揭示较之对“过程”和“结果”的论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学科研究中一个更为重要的课题。然而，对“机理”的深刻揭示绝非易事。鉴于此，本文试图选取一个具体的视角，通过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深圳试验”到“中国化”发展过程的实证研究，探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演进逻辑，并以此纪念邓小平同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旗手、创建深圳经济特区的倡导者——诞辰110周年。

二 历史主题：改革开放及其历史与现实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伴随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而形成的。而改革开放是以邓小平为首的党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面向世界、面对国情所作出的英明决策。

这是一个“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年代，我们应该紧紧抓住这种战略机遇期发展自己。但是，曾几何时，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严重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极“左”思潮和“文革”的浩劫更把中国经济社会推向崩溃边缘。物质的匮乏引发经济社会的乱象，“逃港风”是其中一种反映，1962年夏天曾有来自12省10万多人云聚宝安欲逃香港。这种现象早已引起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以邓小平为首的第二代领导人的深思。

国家领导人出国访问的感触促进了改革开放决策的形成。

然而，在“以阶级斗争为纲”和“两个凡是”错误观念依然禁锢着人们思想和行为的年代（在另一端则是全盘否定毛泽东思想），推行改革开放谈何容易。正如邓小平后来所指出的，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既然是革命就必然要触及传统观念和某些人的既得利益。那么，这样的革命如何破局呢？于是，另一个主题词浮出：思想解放。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次拨乱反正、开创未来的会议。全会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按经济规律办事”的宗旨，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

改革开放形成了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理论为改革开放提供了指导思想。在邓小平理论中，我们可以看到探索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两个理论前提。

第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是改革开放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的指导思想。实事求是，首先要尊重基本国情条件，由此确认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初级阶段理论是改革开放和重新探索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基础，它告诫人们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不能超越社会历史发展阶段。实事求是，在经济领域就是“按经济规律办事”，就是打破旧的经济体系，探索具有活水源头的新经济体制。

第二，社会主义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是改革开放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的判断标准。邓小平一贯坚持“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的基本观点，并把它作为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体现。他在改革开放初期就指明“社会主义首先要发展生产力”，后来又总结出“三个有利于”，即改革开放中“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符合这个标准的改革开放行为，就可以大胆地去闯去干。

正是这两个理论前提，打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基础，奠定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经济学伟大创新的理论根基。

三 经济特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试验田”

经济特区作为改革开放的“试验田”，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历史过程中留下了光亮的篇章。众所周知，局部试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方式的一大特色。经济体制改革“试验田”的历史意义首先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试验田”是改革开放“摸着石子过河”的开路先锋和先行先试者。中国地广人多，有关路线方针的重大决策，稍有不慎就有可能犯大错误，而局部试验则可以通过先行先试总结经验与教训，然后把成功的经验推广，从错误中吸取教训。第二，通过“试验田”的实践，让广大干部群众有一个评判、选择和适应的过程。在改革这场制度创新的革命面前，必然会有一部分人感到迷惘，一部分人落伍掉队，一部分人因情感上或利益上怀念旧体制而激烈反对。这就要有一个成功的样板，让广大群众“民心向往”，让迷惘和掉队者及时醒悟，让过去的反对者转变立场，由此才能统一认识，把局部试验的成功经验上升为全党全国制定路线方针的现实依据。

创办特区是中央和广东等省部委领导人反复调研上下互动寻找搞活经济突破口的重大决策。宝安、珠海由于毗邻港澳，又是旧体制“不太发展”的地方，加之过去“逃港风”的发生，首先成为领导同志深入基层调查研究的重点。经过调研和上下沟通，1979年4月，习仲勋等广东省委负责人参加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在向中央领导汇报工作时提出，希望中央给点权，让广东能够充分利用自己的有利条件在四个现代化建设中先走一步。这个提议首先得到邓小平同志的赞同和支持。邓小平同志说，可以划出一块地方，叫作“特区”，“陕甘宁就是特区嘛”。“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简要地说，深圳经济特区在1992年之前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探索和“试验”大体可以划分为两个时期。1985年以前是杀出血路，冲破旧体制羁绊的时期。这个时期深圳人勇敢拼杀的精神成就了其在国人乃至世界的声名。深圳首先在建筑管理体制上引入竞争等机制，在劳动用工上打破“统包统配”和“铁饭碗”，让市场决定分配，在粮食等产品领域进行价格闯关，等等，由此创造了一系列的“全国第一”，并载入共和国史册：第一次冲破统购统销的传统流通体制；第一次突破粮食凭证供应制度；第一次引进外资企业；第一次进行用工和工资制度改革；第一次实行工程招标；等等。这一系列的“第一”，个个都是对传统体制的冲击，个个都是对传统观念的震撼！

但是，深圳经济特区的发展触动了全国的神经，各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反对者说“广东已改变了颜色，走上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内地有一位副省长还为此在广州哭了一场。由此也引发了众所周知的特区姓“资”还是姓社的争论。

所幸，党中央邓小平、胡耀邦、谷牧等领导人一直坚定支持特区发展。1984年1月，邓小平同志到深圳等地视察，目睹深圳特区的飞速发展和居民的幸福生活，非常高兴。他亲笔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

1985年以前，国家层面上的经济体制改革主要是扩大国企自主权、利改税等政策调整，还没有触动旧体制的深层，改革成效不大。而生产资料客观上形成的“双轨价格”导致的“寻租”和“倒爷”现象严重地干扰了经济社会，政府多次试图“价格闯关”屡遭挫折，新、旧双重体制胶着对峙，改革在1989年之后一度中断，甚至出现计划经济回潮。

这期间，深圳的“试验”没有停止。深圳经济特区1985年以后是完善配套改革构建新体制的时期。这个时期的改革开放主要是在市场微观主体的塑造和市场体系的培育上面。引进的外资企业（最初是“三来一补”企业）一开始就作为市场主体出现，国有企业的放权让利、承包制和股份制改革从另一方面塑造了市场主体，它们都要求按照市场经济和价值规律办事。这就要求相应的生产资料市场、消费品市场、劳动力市场、土地市场乃至资本市场进行配套改革。为此，深圳在1985年11月建立了外汇市场，1987年9月试点土地使用权拍卖，1990年筹建股票市场，并在住宅商品化等方面进行改革。这样，在服务外向型经济与配套改革中，深圳实际上培育了市场经济体制的雏形，为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打造了成功的样板。

四 重大决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试验田”到“中国化”的飞跃

顶层设计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关键环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说到底是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新和实践（体现为路线方针政策）创新，这种创新既要依据实践基础，也要最高领导机构的英明决策。

在改革开放生死攸关的关键时刻，1992年初春，邓小平同志到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视察并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谈话”。邓小平用通俗的语言表述了一个深刻的经济学原理，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南方谈话”吹响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雄伟号角，以江泽民为首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审时度势，立即进行了一系列战略部署。

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报告明确指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利于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不久，十四届三中全会颁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全面而深刻地阐述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总体目标、基本要求、基本特征和基本框架，勾画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体蓝图和具体方案。从此，中国迈开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步伐，中国共产党在理论上成功地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伟大历史转折，同时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取得伟大成果。

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全面深化改革，“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在这里，进一步提升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内涵，展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又一次历史性飞跃，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得到又一次本质性升华。

社会主义经济学随着实践上和理论上对市场在资源配置中作用认识深化的发展而发展。其间，经济制度中的所有制、分配等方面也随之发生相应的变化。在基本经济制度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在市场经济中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在分配方面，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坚持对外开放并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

五 概括引申：“中国化”的过程与机理探析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经济学包括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包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企业制度、政府职能以及宏观调控等）、社会主义收入分配理论、经济全球化与对外开放理论等方面，这些方面是一个整体，统称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最高成果。这个成果的根本特征是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从而引发了一系列基本理论的创新。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演进路径可以区分为党的政治化路径和学术化路径。政治化路径就是上面讨论的以邓小平为首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中国的现状和历史，形成指导中国经济建设（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解决经济建设中的实践问题和理论问题，进而总结、概括、提炼实践经验将其提升为普遍性的理论从而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过程。学术化路径则是指党的理论工作者、广大经济学工作者对中国经济建设实践的总结、概括和理论提升，其中包括吸取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最新成果以及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精华，在科学体系、结构内容和概念范畴等理论研究方面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实现主体由领袖群体、理论（工作者）群体和人民群众共同组成。领袖群体是国情与时代特征的把握者、历史主题与任务的确立者、路线方针的制定者、理论体系的建构与诠释者、出现偏差的纠正者。理论群体（包括理论工作者、经济学家等）参与了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的探索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文本建构，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传播者与运用者。人民群众的合理诉求是基本动力，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包括深圳等经济特区的“先试先行”）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现实基础又是其检验尺度。

以上的论述展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过程中各机制要素及其相互作用的演化过程与结果，从中或许可以寻觅到某种“机理”的轨迹，进而去探寻和比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大成果——形成过程的“机理”。事实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经济模式、经济路径）在其探索、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始终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旗帜、理论体系、中国模式）联系在一起，其自身就蕴涵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精神实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