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导言

20世纪以来，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和工业化进程的日益推进，人类社会创造了空前规模的物质文明。然而与此同时，环境污染、生态失衡等问题也如瘟疫般在全球日益蔓延，生态环境问题逐渐成为一个全球普遍关注的社会问题。为了保护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改善自己的生活环境和生活质量，6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的广大群众率先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环境保护运动，要求政府采取有效措施，解决生态环境问题，保护人类生存与发展所需的良好环境。这种基于“平民运动”的环境保护运动迅速发展为一种生态政治运动，并很快遍及欧美各国，甚至广大发展中国家也逐渐汇入这股“绿色浪潮”。

为了寻找解决生态危机的现实途径，越来越多的思想家和理论家开始深入研究生态问题。一股要求保护生态环境、建立一个符合生态规律的社会的绿色思潮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在形形色色的绿色理论中，“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很快脱颖而出，并引起人们的日益关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更是成为理论界争论的焦点。

在全球生态危机日益严峻和马克思主义处于低潮的今天，研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首先，研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能够为我们正确认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特质提供科学的依据。尽管多数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标榜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承认与马克思主义的渊源关系，承认生态社会主义是在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下形成的一种社会主义思想，但是他们又强调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危机理论已经“过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补充”“发展”与“超越”。同时，也有极少一部分人否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如何认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特质，是国内外理论界争论的一个热点问题。研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能够让我们认清二者之间的联系与区别，从而为我们正确认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特质提供科学的依据。

其次，研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对于我们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具有重要启示。20世纪70年代以来，苏联东欧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生态问题日益暴露和恶化，西方主流绿色思想家批评马克思主义是生态问题的罪魁祸首。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反生态的，它过分强调生产而忽视了生态保护。国内许多学者虽然不赞成把马克思主义看成造成生态环境问题的根源，但是对于马克思主义是否有生态思想持怀疑态度，认为马克思主义的主旨是寻求人类解放，缺乏“绿色”维度。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反对把马克思主义与生态学对立起来，更反对把马克思主义看成生态问题的思想根源。尽管“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内部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存在分歧，但是，其理论家都努力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角揭示当前全球生态危机的根源，寻求解决生态危机的现实途径。他们独具慧眼地将生态学与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挖掘和阐发了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中被遮蔽和忽视的生态思想，旗帜鲜明地指出：造成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只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才能解决生态危机，建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社会主义。这对于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再次，研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对于我们寻求解决生态危机的现实途径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如何解决生态危机是绿色思想阵营内部争论的焦点，也是世界各国关注的焦点。生态主义认为，只有抛弃人类中心主义，实施生态中心主义，才能解决生态危机；要保护生态环境，就要放弃经济发展。“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则指出，消除生态危机的唯一出路在于变革资本主义制度，实施生态社会主义。一些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甚至提出“重返人类中心主义”的口号，主张通过发展生态经济，维护全人类的利益。这给广大发展中国家解决生态危机提供了一条现实的途径。我们当前要大力发展生态经济，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实现生态保护，实现经济、生态和社会的和谐发展。

最后，研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对于我们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2003年10月，中国共产党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并把它的基本内涵概括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1]。科学发展观从经济增长、社会进步和生态安全的多重目标出发，追求自然、经济、社会的协同发展。科学发展观本质上是可持续发展观，它要求我们正确认识和处理“人口、资源、环境、发展”四位一体的辩证关系。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既要实现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协调，又要实现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协调，要把人的发展同资源的消耗、环境的退化、生态平衡的要求等联系起来综合考虑。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强调，社会主义必须是绿色的，未来的社会主义应该协调好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在发展社会经济的同时，实施生态保护，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这对于我们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自“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诞生之日起，“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就一直是理论界争论的焦点。西方学者对此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新兴流派之一。例如，本·阿格尔明确提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2]。美国纽约大学政治学教授R.奥尔曼把它列为当今世界十大马克思主义流派之一。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是两种不同的理论。詹姆斯·奥康纳指出，传统马克思主义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两种类型的危机理论”[3]，二者的理论视角和理论侧重点都不同。传统马克思主义更注重揭示资本主义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以及由这一矛盾所导致的资本的生产过剩而形成的经济危机，并由此探寻社会主义的可能实现途径。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则更注重揭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生产力）与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之间的矛盾，以及由此导致的资本的生产不足而形成的经济危机和生态危机，并在这个基础之上探寻生态学社会主义的可能性。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是一种经济危机理论，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生态危机理论。

国内对这个问题也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观点认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新流派，其主要代表人物有陈学明、周穗明、朱世群、王世涛等一大批学者。他们指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中“最有影响的思潮”或“很有影响的学派”或“重要的新兴流派之一”[4]。这是目前国内最为普遍的一种观点。另一种观点认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形态，其主要代表人物有何萍。何萍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石是“自然”还是“实践”，是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欧洲批判马克思主义哲学长期争论的一个焦点。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石是“自然”，坚决主张把自然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全部出发点和解释人类历史发展的最终原因。欧洲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坚决主张把“实践”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石，通过“实践”建立马克思主义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理论，开展对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批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两个向度上扬弃了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和欧洲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一方面以生态学的自然与人类史相互作用的观念扬弃了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片面自然概念，以自然的极限呈现自然的价值，强调自然对于人的制约性和自然与文化之间的历史联系，在理论体系上打破了自然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界限，创造出有关人与自然关系的新理论；另一方面以自然异化开展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把生态学与政治批判有机结合起来，同时在自然和政治意识形态两个层面展开对资本主义的文化批判。这就把欧洲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从社会形态的封闭体系中解放出来，更新了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理论。通过这两个向度的批判，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把马克思主义的自然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融为一体，构建起新的、综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成为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形态[5]。

从总体上说，目前理论界对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关系的研究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化和系统化。一方面，就我们掌握的资料来看，目前还没有关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关系研究的学术专著，相关研究散见于一些论著和论文中；另一方面，就相关论文来看，专门研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关系的论文数量并不多，而且限于篇幅研究也不够全面、系统。

本书以生态危机为切入点，通过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进行较系统的对比研究，较全面地分析二者的关系，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和方法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及其方法论进行分析。

本书首先运用比较研究和文本分析的方法，从生态危机的独特视角，人与自然的关系、资本主义与生态危机、社会主义与生态危机的多维角度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进行对比研究。同时，运用解释学的方法，对马克思主义的人与自然的关系理论及其社会主义思想进行合理的阐发，澄清由于历史原因而被附加于其上的一些误解。在此基础上，运用“批判—对话”的方法和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分析“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理论贡献及其理论缺陷。

本书的主旨有两个：一是通过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比较研究，系统阐述二者的主要思想，以便我们从总体上正确认识和评价“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性和科学性，并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正确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二是通过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放在当前全球化、可持续发展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背景下加以分析研究，为我们探索解决当前全球生态危机的正确途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有益的借鉴。

本书由五个部分构成，导言、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和第四章。

导言部分主要概括了研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意义、国内外的研究现状、本书采用的新思路、研究方法以及主要内容。本书认为，研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从总体上说，目前国内外对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比较研究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化和系统化。本书将以生态危机为切入点，采取多种研究方法，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进行较系统、全面的比较研究。

第一章在考察“人与自然关系的历史演变”的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以及“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进行了比较研究。笔者认为，历史上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相关理论”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都从不同的视角和理论视域考察了“人与自然”实然的和应然的关系，为我们在面临全球性生态危机的当代重新反思“人与自然”的“合理”关系提供了借鉴和启发。当然，任何理论观点都受制于历史条件的限制，我们应该批判地分析和反思，既不能消极否定，亦不能全盘移植，而应该以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为指导，结合中国特有的国情，在“生态文明”的旗帜下重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

第二章对马克思主义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与生态危机理论进行了比较研究。笔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生态环境问题的制度分析没有局限于单纯从技术角度寻找生态问题的成因和解决方法，而是从社会现实制度来分析资本主义环境问题产生、恶化和最终的解决途径，显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立场。马克思恩格斯对当时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生态环境问题的描述和分析，既为考察世界历史上的生态环境问题留下了珍贵的史料，又对今天各国认识和解决生态问题具有重要借鉴作用，而且预示了20世纪末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批判。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超越了当代的一些生态学理论，把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与其生产条件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看作全球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生态危机的罪魁祸首，抓住了问题的本质。但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明显夸大了生态危机在资本主义危机理论中的作用。虽然奥康纳将经济危机重新纳入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范畴，恢复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对分析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理论作用，比20世纪90年代之前的莱斯和阿格尔前进了一大步，但是其实质与90年代之前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基本一致，就是用生态危机理论取代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危机理论。

第三章对马克思主义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与生态危机的理论进行了比较研究。笔者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社会主义本质上是实现了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和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社会，即生态社会主义社会。在实践中，苏联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日益重视生态危机及其治理，然而由于工业化进程的日益推进和人口不断增长等，社会主义社会也出现了严重的生态危机。但是，两种不同社会中的生态危机问题有质的不同：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生产方式的必然结果，社会主义制度及其生产方式并不必然产生生态危机问题。社会主义国家的生态危机虽然和这些国家重视发展经济而没有有效实施生态保护有一定的关系，可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生态危机还有更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从根本上说，社会主义制度及其生产方式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之上的，是以有计划地生产和分配为基本原则的。社会主义发展生产的目的是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水平，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这从本质上根本改变了人对待自然的态度和利用自然的目的，为有效地保护生态环境提供了有益的社会环境，开辟了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广阔前景。因此，社会主义最终一定能解决生态危机，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社会主义在本质上是生态社会主义。

高兹和奥康纳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对社会主义与生态危机的批评既有其积极的、合理的一面，又有其片面的、错误的一面。他们对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批评对于我们正确认识苏联模式的弊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一定的启发意义；但是他们把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等同于社会主义，否认现实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把现实社会主义与生态保护对立起来的观点，却有失客观和公允，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立场。

第四章在分析“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方法论的发展（重构）的基础上，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和方法，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及其方法论进行评析。笔者认为，“社会和自然的辩证关系”与“资本主义和生态的关系”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创新问题。这两个问题构成“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出发点、根本性问题和核心问题。“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虽然提出了正确的问题，然而对问题的理论回答良莠不齐。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论为我们思考和解决全球性的生态问题提供了理论研究的启发、兴趣点和生长点，为我们建立能解决生态问题的马克思主义新形态提供了理论参考。不过，我们要注意阿格尔“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非马克思主义倾向和奥康纳“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反历史唯物主义倾向。对他们的方法和理论要批判分析，不能一概而论，不能采用“拿来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