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原之根

中华文明的起源，从考古学的角度上说，当然可以追溯到很早的时代，但是就有比较固定形态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成型而言，则应是春秋战国时期，因为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核心部分的哲学理论思想，正是在这个时期出现的百家争鸣的学术繁荣局面中形成。秦汉学者或典籍，从《庄子》《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到《史记》《汉书》，对诸子百家争鸣皆有不同的划分和评说，但无疑其中儒、墨、道、法、名五家应是当时最活跃的，并对形成中国文化传统发挥了重要作用的思想派别。因此，当我们在为中国传统文化寻找它的自然区域意义上的中原根脉时，也就不能不特别注意这五个主要思想派别与中原地区的地望归属关系。

在历史上和现在，中原作为一个自然区域，大体上应是指以黄河中段为轴线的北界太行山麓，南至淮河沿岸的地带，这是夏、商两代的心腹之地。经过两代一千年的开发、积累，它又是远古中国的文化、经济最发达地区。诸子思想，也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观念核心，首先在这里孕育成型，应该说是合乎历史逻辑的。就儒、墨、道、法、名五家而论，法家、名家根系于中原地带是显然而无须申论的。因为早期法家法、术、势三派代表人物商鞅是卫国人，申不害是郑人，慎到是赵国人，后期法家代表人物韩非是韩国人；名家“合同异”“离坚白”二派的代表人物惠施是宋国人，公孙龙是赵国人，都是生长在或活动于中原地区。但是对于儒、墨、道三家来说，则需要对某些已经模糊了的历史事实做出一点辨析，才能追寻到他们的中原根源。

孔子是鲁国人，孔子曾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所以由孔子创始的儒家思想，从地域上说属齐鲁，从观念上说属周文化系统，这应该是毫无疑义的。但是，我们还是可以更进一步追问，儒家思想的最初渊源到底是怎样的呢？20世纪30年代，当时的几位著名学者如胡适、钱穆、冯友兰曾围绕“原儒”论题讨论过。这次讨论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但他们所提出的论据却揭示了这样的基本事实：一是儒是一种职业，儒士是通晓当时文化、礼仪知识的，多为诸侯、公卿、大夫等家臣小相的社会群体；二是殷之遗民是当时文化水平最高的部族，文化、礼仪等职业多由他们操持，并最后由他们扩散开来。这两个基本事实可以告诉我们，儒家学派在精神根源上与生活在中原地区的殷遗民有密切的关系。正如历史明确记载的，孔子本人是从宋国迁往鲁国传衍了三代的殷民后裔（《史记·孔子世家》）。在先秦诸子中，儒家思想最鲜明的特色是它的伦理道德特质。这一特色也与发生在中原地带的一个巨大的历史事件有关。因为儒家思想此种特色、特质的形成，渊源于西周贵族统治的“天命无常，唯德是辅”的观念，而这正是殷周之际的政治变迁，即周以一个落后的小邦，居然战胜殷这样一个“有典有册”文明大国历史经验的总结。总之，作为中国传统思想主体的儒家思想，虽然是一种周鲁文化，但与中原也有某种甚为密切的“亲缘”关系。

关于墨子，汉代学者给我们留下两个引起困惑和纷争的问题，一是墨子国籍问题，二是墨子思想问题。汉代学者的基本结论是，墨子是“鲁人”，此说为东汉高诱在《吕氏春秋·当染》注中所立。墨子思想的学术渊源是孔子儒学，此为《淮南子·要略》所说：“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对于墨子国籍问题，历来就有异议异说，《史记·孟荀列传》称“墨翟，宋之大夫”，后人据此推测墨子似为宋国人（葛洪《神仙传》）。清代学者毕沅根据《墨子》一书记载墨子与鲁阳文君交往频繁，认为“墨子鲁人”之“鲁”，是楚国鲁阳之“鲁”。近年来，有学者从历史地理的沿革、语言风俗之遗迹等方面论证墨子为“鲁人”之“鲁”，及今之河南鲁山，并非是“鲁国”之“鲁”。这似乎是对清人毕沅观点的进一步论证。笔者以为，这一论证是可以成立的。这样，虽然从春秋末年诸侯之国的区划上说，墨子是楚国人，但就自然区域而论，他仍是生长于中原地带，生长于夏文化中心区域的人。至于汉代学者判定墨子学术源于孔子儒学，过去的学者对此未做深入研究，实际上也是很可疑的，这里我们也可以提出一个足以使这一判断动摇的论据。《礼记》在对夏商周三代各自的文化进行区分时，曾列举出夏文化的若干特征，如：“夏后氏尚黑”（《檀弓》上）, “夏道尊命事鬼”（《表记》）, “朴而不文”（《表记》），等等。墨子主张“明鬼”，墨子尚俭，墨子尚黑，按照《礼记》的差别标准，墨子的学说思想继承的是夏的文化传统而迥异于周鲁文化。这样，我们在消除汉代学者给我们留下的两个困惑后，可以比较有根据地说，墨家思想的根系是扎在中原的土壤上。

根据《庄子·天下篇》的划分，先秦道家有慎到、老子、庄子三派。此三派也与中原有着密切关系。在先秦文献中，慎到主要是在齐国稷下活动，并且主要是以主势的法家和“不治而议之士”的面目出现的，但他是中原地域的赵国人，他与中原的渊源关系自不待言。老子和庄子是道家的主要人物，在追溯老庄思想的文化渊源时，存在着不同看法。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史记》记载欠精确而遗留的后果。老子为陈国苦县人，但在司马迁修史的汉武帝天汉年间，此地属楚国，是楚节王刘纯的藩地，故司马迁在“苦县”前加上国属，记称“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历来学者皆据此地望将老子思想划入楚文化的范围内。但实际上，陈国地处淮河以北，应属中原范围。《老子》一书认为儒家之“礼”是“乱之首”（第38章），主张“知白”“守辱”（第28章）, “治人事天，莫若啬”（第59章），其激烈非儒的态度及尚黑、尚俭等的主张，与墨子一样表现出认同夏文化而排斥周鲁文化的理论倾向。换言之，老子思想显示的完全是中原文化的特质与色彩。将庄子思想归为楚文化范围更是历史上一个从来未被质疑过的公论，造成这一判断失误并未被觉察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史记》对庄子的记载十分简略，特别是记述其里籍时，称庄子为“蒙人”，而没有交代清楚蒙地的国属。虽然后来许多汉唐学者如高诱、班固、张衡、陆德明等都进一步确认庄子为宋之蒙人，但到了宋代，由于当时一些最著名的学者如王安石、苏轼、朱熹等，完全没有注意到行政区划建置的历史变迁，误将唐代天宝以后才出现的、汉时原名为山桑而地处淮南的蒙城，误认为即是“庄子蒙人也”之“蒙”，如此庄子为楚人似成定论。显然，这一定论在考察了汉唐历史地理沿革后，是不难推倒的。二是更多的学者根据庄子思想的文学特质，根据《庄子》富有想象力的特色，因而当归属于“南人”的楚文化，而与“北人”的中原文化对立。如王国维说：“南人想象力之伟大丰富，胜于北人远甚。彼等巧于此类而善于滑稽。故言大则有若北冥之鱼，语小则有若蜗角之国。语久则大椿冥灵，语短则蟪蛄朝菌。至于襄城之野，七圣皆迷，汾水之阳，四子独往。此种想象力决不能于北人文学中见之。”（《静安文集续编·屈子文学之精神》）此为近代学者判定庄子应归属楚文化最重要的立论根据。但是包括王国维在内的学者以想象力丰富来证明《庄子》与屈原作品或《楚辞》同属于“南人文学”，同属楚文化，是不妥的。他们没有分辨《庄子》中的想象描写是真实的事物，内蕴着的某种理性观念，楚辞如屈原作品的想象描写多为虚幻冥想，映现出某种心境感情，此间是迥然有别的。庄子个人身世或家世中可能有某种楚国背景，这种背景似乎能从《庄子》中的某些楚方言中得到印证。但总的来说，庄子生平活动是以宋国为中心而展开的，《庄子》一书中展示的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都是一派中原风貌，最具特征意义的是庄子描写了汛期到来时的黄河。《庄子》中理性、思辨等特质内容，和《老子》一样，都是在中原文化的丰富积淀中孕育而成。

以上所论，意在说明春秋战国时发生在中原地区的思想文化创造，在我国传统文化形成过程中，是一个基本的起点。其实，这一论断正确与否并不重要，因为正像中华民族的形成是一个多民族逐渐融合的过程一样，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也是先秦以来产生在不同区域和背景下思想、文化不断融合的过程，区域文化的独特性和社会功能在这个过程中也不断地削弱乃至消失。但是，文化寻根仍是很有意义的，很有魅力的，它不仅具有科学的价值，能推动传统文化研究的深入，而且还有某种在科学追求之外触发认同感、归宿感的人生情趣。当我们在这里陈说先秦诸子五大家与中原关系时，就油然而生一种对中原先民深深的崇敬和遥远的缅怀之情，感到这里就是我们的根。

（《许昌师专学报》2001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