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思想的历史定位

对庄子思想的评价，从不同的学术领域或理论角度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笔者试图从一个较宏观的方面，从庄子思想在中国文化、中国哲学形成和发展中起了何种重要作用、表现了何种功能的视角上，对庄子思想做出研判，也就是在中国文化、中国哲学的形成和发展中对庄子思想做出历史定位。庄子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传统哲学形成和发展中的一个最活跃、最积极的观念因素，一个最理性、最深刻的理论成分，对此要从哲学、文学艺术、消化吸收异质文化三个方面做简要的说明。

首先，在中国文化生活形态之根本的、哲学的精神层面上。中国文化的思想理论源头，一般多追溯到先秦诸子时期。站在今天的历史位置上看，对中国古代文化形态的成型和发展起了最重要作用的，无疑应是先秦诸子中的儒家和道家。在由老子、稷下（田骈、慎到）、庄子等三派组成的先秦道家阵营中，庄子思想最为丰富、深刻。庄子思想的主要之点，是建构了以自然的观念为其理论基础，追求逍遥自由的精神世界。儒家思想不是这样，儒家学说以仁义道德为其主要内容，通过伦理道德的实践来实现人生价值。庄子思想和儒家思想显然是有差别的，在人性本然与社会道德、个体自由与伦理秩序的不同价值取向之间，甚至是对立的。但是就构成全幅的中国文化的生活形态、人生境界来说，又是互补的。中国传统文化和思想在其发展过程中能形成一个非常完整的、周延的哲学境界、精神境界，庄子思想起到了主要的作用。中国文化因此也具备了一个重要特色，一个独特的功能，就是有很丰富的精神自我调适的资源，有很强的自我化解精神危机的能力，对异质文化的宗教的侵蚀，具有抵御、屏障的作用。古代中国的社会生活形态、精神世界，正如多数学者所共识的那样，是以儒家思想为主流而建构起来的。每当儒家思想主导的精神世界、伦理道德实践发生危机时，儒家思想提供的以伦理道德为主要内容的生活意义、人生价值发生动摇，甚至崩溃时，人们，特别是士阶层的儒家人物，多会援引理性的道家思想，特别是庄子思想，而不是选择超理性的宗教信仰来消解这种危机。在中国古代历史上，这种情况有一次群体性的表现，那就是在魏晋时期由门阀制度、经学衰微、政治动乱等多重因素酿成的深重的社会危机中，一代士风和学术所呈现的那种“在儒而非儒，非道而有道”（见《晋书·王湛传》，王坦之《废庄论》）的状态，即是自觉不自觉地以道家老庄思想来填补“名教”衰蜕留下的精神空间。更多的则是无数的个体性表现，即在每个历史时代都曾涌现出士阶层的儒家人物，因各自不同的特殊原因，厌倦仕途名利，视“尧舜事业如一点浮云”，钦羡“我本山水客，淡无轩冕情”，而归向自然，陆沉于社会。东汉以来，印度佛教在我们国家流传了近2000年的时间，自唐代算起，基督宗教、伊斯兰教等外国宗教在我国也传播了1300多年，虽然历代每有士阶层的儒家人物为了增强、完成精神修养的需要，也多有世俗民众为了某种功利目的而皈依佛教、基督教，但是中国文化和社会生活总体上还是保持着非宗教的色彩。当然，这里的“宗教”还是指较严格意义上的以信仰某种“外在超越”对象为主要特质来定义的宗教，而不是以宽泛的“终极关怀”来界说的宗教。这一非宗教的色彩，从世界文化和历史背景来观察，正是中国文化和社会生活的主要特征；而形成这一特征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中国文化和生活方式，在道家思想，特别是庄子思想的补充和支持下，能够建构自洽、周延的人生境界，化解会导向选择宗教生活的那种精神危机，一种虽然世俗但却充盈着理性、自有其道德的或自然的生命深度的生活形态就生成并巩固下来了。

其次，在文学艺术层面上。庄子思想与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的密切关系，应该说是更为明显。从贾谊《鸟赋》以齐生死、等祸福、任变化、养淡漠自广（见《史记·屈原贾生传》），到鲁迅自述“就是在思想上，也何尝不中些庄周、韩非的毒，时而随便，时而峻急”（鲁迅：《坟·写在〈坟〉后面》），庄子的思想观念、精神境界，作为人生思考的主题选择之一，一直都活跃、贯串于汉代以来中国古代乃至现代的文学中。《庄子》一书有一百多个寓言故事，有对自然景观、人世情态充满想象而又细腻真实的神奇的描写，为后世的文学艺术创作提供了不竭的灵感源泉，贡献了丰富的优美、崇高、悲剧、喜剧的美感经验。正如刘勰所评，“赋乃漆园之义疏”（《文心雕龙·时序》），黄震所说《庄子》乃“固千万世诙谐小说之祖也”（《黄氏日抄·庄子》），亦如学者们的统计结果所揭示的那样，李白诗中出现了《庄子》33篇中的24篇典故；苏轼诗“出于《庄》者十之八九”（清刘熙载《艺概·诗概》）。可以认为，《庄子》是中国古代文学肌体上的血和肉。庄子崇尚万物本性的真朴自然，赞叹“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庄子·知北游》），欣赏“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庄子·天道》）,“淡然无极而众美从之”（《庄子·刻意》）；庄子向往精神的玄远高迈，想象“至人游乎尘埃之外”（《庄子·齐物论》），追求形外之神，言外之意。庄子心灵的这种崇尚和追求，在此后中国古代文学艺术家的创作实践中，都移化为、升华为自然主义的美学理想、意境或神韵的审美标准。正像诗人元好问所体悟的那样，“自东坡出，情性之外不知有文字”（《遗山文集·新轩乐府引》），或如历史学家王国维所观察的那样，“古今之大文学，无不以自然胜”（《宋元戏曲考》）。毫无疑义，表现在汉赋、唐诗、宋词以及书法、绘画中的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的自然主义的美学理想，意境神韵的美学追求，其源头都可以追溯到庄子思想；没有庄子思想就不会有我们今天所见到的这样面貌、这样色彩的中国古代文学艺术。

最后，在某种特殊的理论功能层面上，庄子思想为中国文化消化、吸收异质文化提供了观念上、思想上桥梁。庄子思想的这种功能，从理论上说有两个原因：一是庄子思想的包容性品格。在庄子看来，宇宙源自“无始”，世界没有“绝对”，事物皆是“固有所然，固有所可”。这是交流、对话所应具有的容忍、理解、进入对方的那种品质。二是庄子思想意境宽广，概念、观念、命题十分富足，易于和异质文化形成多领域、多层次的接触面，构成交流、对话的语境。庄子思想的这种功能在历史上主要表现为帮助中国佛学改造印度佛学，帮助宋明理学消化佛学，成就了中国传统哲学的两座思想高峰。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渐趋兴盛，佛教的许多思想观念，都是先秦两汉时中国传统思想所没有的，六朝佛学多是援引《庄子》的名词、概念，用庄子的思想将其翻译、表述出来的。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对“般若”“涅槃”两个佛学核心观念的诠解。六朝佛学的“心无”“即色”“本无”三个主要对佛学“空”的“般若”（智慧）释义，分别感染了庄子的精神修养方法、认识论、本体论的思想影响，都与庄子思想有某种观念上的犀通。而以慧远、僧肇、竺道生为代表的三种主要对佛家最高、最后的精神或生命之归宿“涅槃”的诠释，甚至还借用了《庄子》的观念或概念，如“至极”“无极”“返性”来表述这个境界。在唐代，中国佛教完成了从印度佛学向中国佛学的理论轨道的转变，在这个蜕变过程中，是以庄子思想提供的观念因素为最多。例如，标志着中国佛教理论特色的天台宗的“实相”、华严宗的“法界”、禅宗的“自性”等观念中，都存在或者可以分析出与庄子“道”的总体性、万物“自然”“真性”等相关联的思想元素。宋明理学是中国传统儒家哲学的最高峰，因为它消化掉了在此以前儒家思想未能消化的佛学。这里所谓“消化”，不是说儒学能把佛学“吃掉”，变成自己的东西；佛学和儒学有完全不同性质的理论主题、内容和逻辑，“吃掉”是不可能的。这里主要是指儒学具有与佛学相匹配的、同等水平的理论能力，因而能对儒佛之间差别做出明晰、准确的辨析，能对佛学思想做出自己的理论研判，能援用佛学概念、观念保持自己的儒学本质。宋明理学这种理论能力的主要构成，使理学有了自己的宇宙图景，即周敦颐“无极而太极”的《太极图说》和张载的“太虚即气”的宇宙观；有了自己的本体理论，即作为宇宙之根源、总体的形而上的“理”的观念。构成理学两幅宇宙图景的“太虚”“气”“无极”和“太极”四个基本范畴，皆源自《庄子》；作为理学本体范畴“理”之基本内涵的总体性和根源性，也正是庄子思想中“道”的本体性内涵。所以可以说，理学这两个最重要的思想之观念渊源，都存在于庄子思想之中。具有这种宇宙观和本体论的宋代理学，获得了强于此前儒学的理论能力，能在广于和高于此前儒学的理论视野和理论高度上审视、批判佛学。宋代理学从世界之总观、终极追求之本质、修养方法三个维度上分辨儒学与佛学关于实与虚、公与私、敬与静（止与定）的差别；在形而上的理论层次上，以万物生长变化的自然之理破解了佛学的空幻、轮回，用儒家“仁”与“乐”的生活理想驳难佛家关于人生“空”与“苦”的思想，表现出是在同一层级理论境域内的识解、研判、消化佛学。宋明理学中的某些重要命题或观念，如程朱理学一派的“体用一源”“理一分殊”，陆王心学一派的“发明本心”“致良知”，其源头也许可以追溯到佛家华严宗的“体用一际”、禅宗的“明心见性”，但是宋明理学的这些命题内充实的是儒家伦理道德的理念，完全不同佛家“体”“性”中的“空”或“佛性”的观念。理学能援佛而非佛，既是理学消化佛学的一个具体表现，也是儒学消化佛学后的一个理论效应。所以，如果说宋明理学消化佛学的理论能力是借助庄子思想才形成的，那么也就可以说，是庄子思想帮助宋明理学消化掉佛学的。到了近现代，西方近现代哲学、科学思想传进来了，很多内容也可以援借庄子思想来沟通、理解的。例如，从西方输入的、作为中国近代启蒙思潮最重要观念之一的进化论思想，虽然在某些西方国家迄今仍受到基督宗教的教会和学校的排斥，但到中国来却很容易就被接受了。《庄子》中就曾想象地，当然也有部分经验事实地描述了物种演化的现象，胡适曾援引来解释进化论。进化论的具体结论可能被修正，甚至被推翻，但其诉诸实证的科学理性精神是不会被否定的。庄子思想在古代科学背景中也显示有这种精神。20世纪20～60年代西方哲学流行的存在主义，是对“存在”作为本体的论证和人之存在境况的分析，与中国哲学主体固有的理论内容、思维方式都甚有距离，但在《庄子》中却有对人的生存状况、对人的复杂心理和精神结构深入的观察、描述。20世纪80年代以来，就有中国学者努力用庄子思想与存在主义来互做解读、互为诠释。总之，魏晋以来中国思想史的演变发展表明，庄子思想是中国文化消化、吸收异质文化的观念的桥梁、思想的通道。

从上述三个方面可以看出，庄子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形成、发展中是一个最活跃、最积极的观念因素，是一个最理性、最深刻的理论成分；在中国传统思想中，只有庄子思想才有这样独特的价值和贡献，才有这样卓越的表现。不难设想，如果没有庄子思想，就不会有现在这样面貌和这些内容的中国哲学、中国文学艺术，就没有我们现在的精神家园。唯其如此，庄子思想就值得我们特别的珍爱，值得我们不断用新的观念去诠释它、丰富它。

（载方勇《诸子学刊·第三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