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震惊世界的阿拉伯剧变

（一）研究区域的地理与人文基础

在我国学术界，中东，就是广义上所称的西亚和北非。就它所包括的国家和地区来说，主要有两种看法：其一，指西亚16个国家（叙利亚、约旦、黎巴嫩、伊拉克、巴勒斯坦、沙特阿拉伯、也门、科威特、巴林、阿曼、卡塔尔、阿联酋、伊朗、阿富汗、土耳其、以色列），再加上非洲的埃及和东地中海岛国塞浦路斯，一般也称之为“小中东”；其二，上述18个国家或地区加上北非的苏丹、利比亚、突尼斯、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共计23个国家和地区，即所谓的“大中东”。从地图上看，中东向我们展示的是一条狭长的地带，横亘亚、非、欧三洲，面积达1272.47万平方公里。它就像一只展翅翱翔的雄鹰，以阿拉伯半岛为主体，两翼分别向东西展开，一翼覆盖了整个北非，直抵大西洋；另一翼覆盖从小亚细亚半岛到伊朗高原的广袤地带，直抵亚洲腹地。

纵观20世纪后半期以来世界政治格局的演变、国际形势的发展以及大国关系的深刻调整，中东无疑是世界热点之一，它给当代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带来了诸多难题，其复杂性和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总体上看，中东在历史发展和文明贡献、民族问题与宗教纠纷、地缘政治与油气资源等几个方面显得极为重要。

首先，中东不仅孕育了伟大而神奇的古代文明，而且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中东还形成了以伊斯兰教为核心和特质的伊斯兰文明。直到今天，伊斯兰文明都是影响重大的文明之一，它极大地促进了人类文明的连续性、丰富性和多样性。在公元前9000年至公元前7000年，在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就出现了吐纳夫文化、耶利哥文化和穆勒贝特文化；在北非，则在大约公元前5000年出现塔萨巴达里文化、法尤姆文化等。埃及在公元前4000年已经出现了城市，发明了文字，确立了王权，并形成城市国家。几乎在同时，两河流域的乌鲁克文化标志着西亚文明的诞生。到约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2000年，古老的中东文明进一步发展起来，形成了奴隶制的统一王国或大帝国，创造了古代世界光辉灿烂的文化，文学、艺术、数学、历法都取得了重大成就。其中，埃及的金字塔体现了法老时代埃及人民协作的伟大力量，是高度智慧的结晶。此外，在北非和伊朗高原，也相继诞生了较高程度的文明，尤其在波斯还建立了历史上第一个东方大帝国。公元7世纪上半叶，伊斯兰教产生并促成了政教合一的阿拉伯国家。此后，阿拉伯人登上历史舞台，他们的宗教和对外扩张活动成为罗马帝国灭亡之后到地理大发现为止1000年间世界历史上的重大事件。阿拉伯人建立了横跨亚、欧、非三大洲的大帝国，在领土扩张过程中，他们接受了欧、亚、非被征服民族的优秀文化，创造了辉煌壮丽、独具特色的“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伊斯兰教成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阿拉伯人在天文学、数学、物理、化学、医学方面都取得了光辉的成就并造就了一批著名的学者，他们的文学、历史、哲学、艺术等为人类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15世纪末16世纪初，随着奥斯曼土耳其人在中东的崛起及其扩张，“阿拉伯—伊斯兰文化”逐渐走向衰落，“奥斯曼—伊斯兰文化”却走向高潮。尽管这一文化成就无法与“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相提并论，但它对于保存和延续古代文化具有重要的意义。18～19世纪以来，中东的文化发展整体放慢，传统文化由于殖民入侵进一步衰落，但随着西方化改革的进程，中东的现代文化诞生并逐渐成长壮大起来，它和伊斯兰文化相结合，构成中东国家具有现代性意义的新“符号”。

由于中东所处的特殊地理环境，中东文明不仅自身作为东方文明，与西方基督教文明有着漫长的交往，而且它和其他东方文明（如中华文明和印度文明）也有着悠久的往来。不仅如此，中东文明还成为地理大发现时代之前西方文明与中华文明和印度文明联系、沟通、交流最重要的桥梁和媒介。而文明的交往和影响从来都不可能是单方面的。例如，公元前332年亚历山大的远征开始了中东地区的“希腊化”，但是，所谓“希腊化”，毋宁说是希腊的“东方化”。古代中东古老发达的文化，对于希腊、罗马的文明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中东古代文明是古典文明的先驱。中国的四大发明正是通过阿拉伯人传入欧洲的，从而对欧洲文艺复兴、地理大发现和宗教改革三大运动产生了巨大的革命促进作用，正如马克思所言，这是“资产阶级发展的必要前提”。文明交往是绵延不断的历史过程，交往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冲突、碰撞、融合、对话，任何一种文明只要采取开放的心态，它就是活的文明并将继续为人类社会做出贡献。

其次，中东地处欧、亚、非三大洲的联结处，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地位，周围有黑海、地中海、红海、阿拉伯海、里海等为中东和世界提供了有利的水运条件。黑海海峡包括博斯普鲁斯海峡、马尔马拉海、达达尼尔海峡，全长375公里，主要港口为伊斯坦布尔，是欧亚两洲的分界线，也是黑海沟通爱琴海、地中海的唯一通道。苏伊士运河位于埃及的东北部，是亚非两洲的分界线，长160公里，宽180～200米，1869年开通后，成为沟通三洋、四海的交通要道，大大缩短了从欧洲到印度洋和太平洋的航程。目前货运量占世界海上贸易总量的20%，欧亚两洲海运货物的80%、世界约1/4的油轮特别是西欧国家进口中东的石油大部分经由苏伊士运河。霍尔木兹海峡在海湾的东口，位于阿曼和伊朗之间，宽55～95公里，是海湾的唯一出口，中东石油外运的咽喉要道。曼德海峡是红海的南口，宽26～32公里，又被丕林岛分割为两条水道，靠非洲一侧的称大峡，宽约26公里，多险礁暗滩，故航行主要通过靠亚洲一侧的小峡，仅宽3公里，在阿拉伯语中被称为“泪之门”。

再次，中东拥有无比丰富的石油资源。中东素有世界石油宝库之称，其丰富的石油资源使它在世界石油能源的供给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根据2015年的数据显示，世界石油储量排名前十位的国家有六个在中东地区，五个在海湾地区，即沙特阿拉伯、伊朗、伊拉克、科威特、阿联酋，它们同时也是世界石油产量前十位的国家。世界天然气储量前十位的国家有四个在中东地区，即伊朗、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世界石油和天然气已探明储量中，中东占48.46%和40.54%，在世界石油产量中则占31.03%。此外，霍尔木兹海峡每天把大约1700万桶原油运出中东，相当于全球原油供应量的20%。如果霍尔木兹海峡因突发事件而被封锁，油轮将绕行更长的距离才能到达目的地，势必造成运输成本大幅上升，从而严重影响世界石油市场的价格。因此，从海湾通向世界各地的石油运输线向来被称为西方国家的生命线。中东石油对世界经济，尤其是西方经济的巨大影响，特别表现在20世纪70年代以来两次石油危机所带来的巨大冲击。

最后，最为关键的是，这里生活着伟大的民族。他们世世代代在这样的历史和自然环境中繁衍生息，不仅创造了悠久的历史与文明，也为今天世界的繁荣和发展做出了贡献。中东人民，他们在人种上主要以欧罗巴种为主，语言多属闪含语系。经过几百万年的历史变迁，截至2010年，中东人口达到4.4亿人（与发达国家相反，中东国家人口低龄化现象非常严重，30岁以下的人占总人口的60%），形成了阿拉伯人、土耳其人和波斯人三大主体，以伊斯兰教为主要宗教信仰，以阿拉伯语、土耳其语和波斯语为主要交流语种的民族—宗教—语言交往架构。此外西亚较大的民族还有普什图人（阿富汗人的主体民族）、库尔德人、土库曼人、犹太人（主要在以色列）；在北非有埃及的原始居民科普特人；在利比亚和马格里布则有柏柏尔人。所有这些民族都有他们自己的宗教信仰和民族语言。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正因为中东是一个民族分布很复杂的地区，民族跨界而居的现象十分普遍。长期以来，由于历史的或宗教和教派的原因，这些民族之间的关系复杂多变，矛盾冲突时有发生。既有不同宗教信仰的不同民族之争，也有同一信仰的不同民族之争和同一信仰的同一民族之争。阿以冲突、两伊战争、塞浦路斯希土两族之争、库尔德人问题、黎巴嫩内战和阿富汗内战等无不与民族宗教矛盾有关。

从经济的发展程度来讲，中东属于典型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阿拉伯剧变之前，巴林、黎巴嫩、利比亚、阿曼、沙特阿拉伯属于中高收入国家；阿尔及利亚、埃及、伊朗、伊拉克、约旦、摩洛哥、叙利亚、突尼斯和巴勒斯坦则属于中低收入国家；也门则是低收入国家。即便是高收入国家，依赖的也主要是单一产品，即石油生产。这给它们带来繁荣的同时，也使其受制于世界石油市场。

中国与中东的友好交往源远流长、历史悠久。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与中东关系在曲折中发展，树立了发展中国家之间彼此建立良好关系的典范。进入21世纪，中国在延续20世纪外交政策的基础上，根据国内经济建设、国家发展根本利益和国际政治形势特别是中东局势的新变化，适时调整中国对中东的外交政策，全面发展了中东关系，成绩巨大。随着中国和平发展进程的加快，中东在中国的对外战略中日益发挥着更加重要的作用，2013年以来，中国政府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一幅横跨欧亚、连贯两中（中亚和中东）的发展图景日渐呈现，因此我们必须加大对中东问题的研究，更好地为中国与中亚的友好交往服务。

（二）阿拉伯剧变浪潮席卷下的中东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70年时间里，中东一直是世界的热点地区之一，只不过这些热点似乎并不包括威权主义这一指涉中东发展的政治核心问题。人们更多地聚焦于该地区以伊斯兰教为核心的文明的盛衰变迁，其地缘政治的敏感、大国的激烈争夺及由此导致的复杂的国际关系格局变迁，还有油气资源对世界经济的影响，阿拉伯和以色列之间长达两个世纪的冲突、战争与和谈，乃至不同宗教、教派和民族之间似乎永无休止的争吵与纷争。

然而，冷战的结束再一次改变了我们观察中东的视角，不论是美籍日裔学者弗朗西斯·福山高调宣布所谓“历史的终结”，通过消除冷战时代来自苏东集团的“社会主义梦魇”，一抒其内心的郁闷与纠结，试图把整个非西方国家，当然也包括中东国家未来可能的发展模式与道路统统拉回资本主义的阵营；或者如美国学者亨廷顿关于“文明的冲突”的理论，把伊斯兰列为其所谓文明冲突的主角之一，试图建构关于后冷战时代国际政治交往的话语体系。这种带有浓厚的所谓“去意识形态化”研究路径的转向，意味着继施宾格勒和汤因比之后，西方以宗教或者文明为核心的发展主义的“模式”或“道路”研究的兴起。

刚刚进入21世纪，“9·11”事件的发生进一步深化了人们对中东政治发展问题的观察与思考。随着反恐全球化，美国提出了大中东民主改造计划，终于突破了长期以来学者们的理论视野，把国际政治实践层面的贫穷、落后、恐怖主义与极端思潮等与民主化联系在一起。这一回，人们的视角开始更多地聚焦于中东的威权主义统治模式。除了少数学者之外，西方学者几乎把他们对中东的“怨恨”与“悲悯”全部倾到在关于对威权主义批判的篮子里，指出民主对于中东的重要性，换言之，伊斯兰导致了穆斯林社会的不民主，等等。我们认为，西方学者的很多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当然是有问题的，甚至是武断的，但其讨论问题的思路和角度可以给我们诸多启发，它可以促使我们参与讨论并进行思考。作为被学者广泛认可的当今世界威权主义政体最为集中的地区，其威权政治的转型，进而实现“民主化”的问题还没有展开讨论，一场突如其来而又震惊世界的“阿拉伯剧变”爆发了。

2010年12月17日，一位名叫穆罕默德·布瓦吉吉的26岁突尼斯小商贩在遭到市政官员的粗暴对待后，以点火自焚的方式对此进行抗议。这个事件迅速激起了突尼斯普通大众的同情，也激起了突尼斯人长期以来对失业率高涨、物价上涨以及政府腐败的怒火，致使当地居民与突尼斯国民卫队发生冲突，随后冲突蔓延到全国多处，形成全国范围内的大规模社会骚乱，并造成多人伤亡。2011年1月14日，突尼斯总统本·阿里采取一系列措施无果后于当晚仓皇逃往沙特阿拉伯，结束了他长达23年的执政。突尼斯政权倒台成为阿拉伯国家中第一场因人民起义导致推翻现政权的革命。

当外界关于“谁是下一个突尼斯”的猜测刚刚提出不久，埃及这个举足轻重的中东大国就已经站在了风口浪尖之上——此前已有数名埃及人仿效掀起突尼斯事件的失业青年自焚。2011年1月25日，开罗市中心的解放广场再次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埃及人直接以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骚乱回答了人们的疑问。在接下来的18天里，人们就像看过山车一样目睹了统治长达30年的穆巴拉克政权在瞬间倒塌。2月11日，刚刚被任命为副总统的埃及前情报首脑苏莱曼宣布穆巴拉克辞去总统职务，一个时代就此结束。随后，埃及军方成立的“最高军事委员会”接管了政权，暂停实施宪法、解散两院议会、解散民族民主党、冻结党产，并承诺解除该国实行30年的“紧急状态法”。

继突尼斯和埃及之后，利比亚在2011年2月15日开始出现反政府抗议活动。2月20日，抗议活动已蔓延到首都的黎波里，卡扎菲警告国家可能陷入内战。2月26日，反对派在班加西成立了反对卡扎菲的临时政府。3月17日，联合国安理会投票通过1973号决议，为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和“保护平民”安全，决定在利比亚设立禁飞区。两天后，以法国、美国和英国为首，以及来自欧洲和中东的27个国家开始进行联合轰炸卡扎菲部队的军事干涉活动。利比亚内战演变为一场西方主导的新干预主义战争。8月底，反对派控制了阿齐齐亚兵营，卡扎菲维系42年的政权轰然倒塌。10月20日，利比亚全国过渡委员会控制的军队占领了卡扎菲老家苏尔特，当天卡扎菲被反对派乱枪打死，成为在这场剧变中第一个被打死的领导人。

2011年在也门，抗议活动1月中旬在北部和南部的许多城镇相继爆发。示威者要求修改宪法，解决失业和腐败等，后来提出总统萨利赫下台的要求。从4月开始，萨利赫同反对派进行多次谈判未果。6月3日，总统府内一座清真寺遭到炮击，造成萨利赫和议会发言人受伤，随后萨利赫被送到沙特进行疗伤。9月4日，数十万民众在首都萨那的变革广场和第六十大街进行了大型的示威游行，一些省份也发生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要求萨利赫立即下台。9月25日，萨利赫发表电视讲话，表示自己将在未来数天内放弃权力。11月23日晚，萨利赫在沙特阿拉伯签署协议，将权力和平移交给副总统哈迪。萨利赫以一纸终身豁免权为交换而黯然辞职，意味着也门长达33年之久的“萨利赫时代”落下帷幕。此后，也门局势并未稳定，胡塞武装占领总统府，沙特阿拉伯率联军干涉。尽管也门政府与胡塞武装的停火协议已于2016年4月11日生效，但至今也门局势仍处在动荡之中。

在这一剧变过程中，包括叙利亚、巴林、阿尔及利亚、伊拉克、巴勒斯坦、阿曼、约旦、黎巴嫩、苏丹、卡塔尔、阿联酋、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在内的几乎大部分阿拉伯国家都出现了规模不等的反政府游行和示威。其中，巴林的反政府示威活动从一开始要求政府提供体面的工作和生活，公民享有更大的政治自由度和赋予什叶派穆斯林平等的权利和地位等民主政治改革，到后来在巴林人口中占多数的什叶派穆斯林提出了推翻逊尼派王室统治的要求。由于形势急剧恶化，2011年2月17日，巴林出动军队镇压了示威者。3月14日，在“海湾国家合作委员会”的支持下，沙特和阿联酋的1500名军警进驻巴林帮助该国平息内乱，哈马德国王宣布全国进入三个月紧急状态。至今巴林局势已经基本稳定，但教派纷争仍然严峻。

特别需要提到的是叙利亚局势。反巴沙尔政府的抗议活动从2011年1月26日开始，后来演变成为内战，但是由于巴沙尔政府的强硬，到目前近六年的时间，内战仍在继续，已经演变成一场教派与民族冲突，局势如何发展仍然看不清楚，特别是周边各国大量的极端武装力量纷纷潜入叙利亚参与双方战事。据说，目前索马里青年党、伊斯兰祈祷团、车臣圣战者、伊斯兰解放党、塔利班的成员都出现在叙利亚。外国（深水旅、胜利阵线、救赎营）和本国（统一旅、烈士旅、法鲁克旅、护栏营）的武装分子战事不断，叙利亚情境堪忧。此外，叙利亚的混乱局势还成为了“伊斯兰国”（ISIS）发展壮大的温床，直至其势力打入伊拉克，造成了地区的安全危机。应叙利亚总统巴沙尔的请求，俄罗斯从2015年9月30日开始对叙利亚境内“伊斯兰国”和“胜利阵线”的目标进行定点空袭，对伊斯兰极端武装力量进行了有效的打击。现在叙利亚局势仍处于动荡之中。

（三）“旧制度与大革命”的中东隐喻

必须承认，从2010年年底到2011年年初引发的这次所谓的中东民主化浪潮，由于其冲击力之强，引起的变化之大，带来的影响之广，称之为“1989年东欧剧变以来世界政治体制发生的又一次巨大变革”丝毫不为过。如果说，2001年在毫无迹象的情况下发生了“9·11”事件，继而美国发动了针对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战争，世界地缘政治格局为之一变。那么2008年暴发的世界金融危机，不仅给地中海北岸国家带来了主权债务危机，导致像希腊这样国家的政府由于面临财政危机而濒临倒闭，而且更导致南岸国家的经济低迷并诱发粮食危机，并由此“突变”为一场威权主义统治的“集体”合法性危机，范围从马格里布扩散至阿拉伯东方，其势凶猛，在中东前所未见。在埃及出现动荡和混乱后，西方媒体开始将剧变称之为“阿拉伯之春”，或者“阿拉伯觉醒”“阿拉伯起义”“阿拉伯民主革命”。

目睹此情此景，不禁令人想起1856年法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托克维尔撰写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在2012年、2013年的中国知识界，正掀起一股对该书空前的阅读热潮。从事或者不从事历史研究的人们纷纷开启了回到“法国大革命”的历史阅读。在这种阅读的“想象”中，作为世界近现代史的教学研究人员，笔者愈发感觉到，长期以来中东威权主义政治体系的形成及其结构功能的扩展，以及目前阿拉伯世界正在发生的规模巨大的威权主义政权多米诺骨牌式的倒台和转型，不正是一幕现场版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吗？

的确，阿拉伯世界正在上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蕴含着极为丰富的历史隐喻，为我们研究和了解中东威权政治及其转型提供了极为重要的思路和启示。例如，关于威权主义的统治，完全可以理解为某种阿拉伯国家的“旧制度”，而威权统治的转型（虽然不是由于剧变才开始的，例如埃及的自由化和多元主义，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开始了）特别是其高潮（本次剧变）不就是某种意义上的“大革命”吗？此外，《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在揭示国家主义的自我摧毁的逻辑的同时，所要传达的根本信息，是一个专制传统深厚的国家进行改革的必要和艰难。没有改革，革命难免；进行改革，引发革命也并非不可能。然而，不改革则积重难返，凶多吉少，恰当的改革则可能再造一个自由的民族。中东这些威权主义的政权，面对全球化时代的机遇和挑战，本来早就可以在政治上迈出实实在在的改革步伐，以避免被革命风暴以摧枯拉朽之势将之推翻的历史命运，那么究竟在“改革与革命”的问题上他们错在哪里，对此，又该做出怎样的中东式判断？

此外，所谓的“托克维尔定律”是否适用于这次阿拉伯剧变缘由的解释？因为，众所周知，阿拉伯动荡的起源地突尼斯和风暴角埃及一度被西方作为经济成绩单不错的国家而大肆宣传。迄今为止，谈起这场剧变，国内外的大多数学者几乎无一例外地把它发生的原因归结为两个互相密切联系的方面：民主和民生。让人不自觉地联想，威权主义在推动民生方面不会有好成绩，反过来也一样，要求改善民生的急迫想法导致了威权主义的危机。例如，霍华德·威亚尔达教授在十几年前出版的著作《新兴国家的政治发展——第三世界还存在吗？》就专门提到：“经济、社会和政治发展之间存在着密切的相关关系……也就是说，那些人均收入较高，且在体现社会现代化的各项指标上得分也较高的国家往往是最民主的。相反，那些人均收入低，在识字率、平均寿命、城市化等各方面指标都很低的国家往往是不民主的。”这些经济欠发达的国家“它们中有大部分还是不稳定的，信奉威权主义，肆意违反人权，并经常陷入混乱、不易治理的衰败状态。”不过，他也指出，这种相关性并不是绝对准确的，或者说不完全是一对一的关系，例如，“比较富裕但不是民主的”那些国家主要集中在中东，诸如沙特阿拉伯、巴林、卡塔尔、科威特、阿联酋等国，而世界其他地方的一些国家如哥斯达黎加、斯里兰卡乃至印度等则“是民主的但并不富裕”的例证。

但情况果真如此吗？突尼斯经济近20年保持稳定增长，国际形象也一直比较开明，是非洲最具竞争力的国家之一，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2010年公布的全球经济竞争力排行榜上居世界第38位，连续多年稳居非洲大陆首位。真相究竟如何？是突尼斯和埃及被西方“忽悠”了，还是问题的根本就在于威权主义的天生劣质？抑或，被提出“繁荣造就革命形势”的托克维尔不幸而言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