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重构中国制造业新竞争优势的战略部署

“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运营管理和产业竞争含义，要求中国的制造业发展战略从过去不断强化“成本优势”向构筑新的“综合竞争优势”转变。在过去资本、技术和管理要素相对稀缺的情况下，中国制造业之所以能够快速发展，主要是因为充分利用了低廉要素成本和庞大市场规模的比较优势，即“以市场换技术”, “以低要素成本吸引资本和技术管理要素的集聚”。中央政府的宏观导向加上地方政府的利益诉求，使得中国工业用资金、环境和劳动等要素价格被人为抑制，与产业相关的财政、税收、金融、土地等方面的政策都服从于降低企业投资和运营成本的目标。这种“成本导向型”产业政策对于促进中国快速形成基本的工业生产能力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随着这种发展模式负面影响的累积，地方政府恶性竞争导致的过度进入和产能过剩以及要素市场的扭曲，已经严重阻碍了中国工业的创新发展。在各种要素价格的抑制和控制变得越来越没有空间的情况下，未来中国的工业发展战略必须朝着形成新的竞争优势（而不是人为抑制产品成本）的方向转变。相应地，产业政策必须围绕新的战略思路及时进行调整，甚至突破。

（1）加快制定实施我国的“先进制造技术突破和应用计划”，推进先进制造技术的推广和扩散。为加快推进先进制造技术发展，美国的《制造业行动计划》提出，通过技术创新和智能制造实现下一代生产率；加快部署新的制造工具和技术的创新和实施，应用计算机建模和模拟技术促进美国高效能运算能力达到超大规模级，促进建模和模拟技术的工业应用，加强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教育，并促进这些学科与工厂的结合。欧洲的《未来工厂计划》提出，加强对现代制造技术的研发投资和政府企业间合作，加快发展可持续的绿色制造、ICT智能制造、高效能制造和基于新材料的制造。在技术领先国家已经先行一步的情况下，中国应尽快制定和实施符合中国产业结构调整要求的“先进制造技术突破和应用规划”，并制定相应的产业政策和实施细则，加大前沿制造技术和设备的技术突破力度，积极推广应用先进适用制造技术，特别是加大先进制造技术对中国具有比较优势的大规模生产的改造和提升。

（2）以现代“母工厂”建设为抓手，推进中国的先进制造技术和设备应用能力的提升，以及现代生产管理方法的改进与创新。目前政府对企业创新活动的扶持过度倾向于实验室建设和产品技术创新，而对生产制造环节的扶持、引导不足。建议借鉴日本的“母工厂”做法，遴选设备先进、系统管理能力强、现场管理工作扎实的工厂进行重点建设和投资，将这些“母工厂”建设成中国先进制造技术突破、应用的场所，建设成先进制造技术和先进现场管理方法持续改善的“现场实验室”，从而最终以点带面地推进中国制造水平的整体提升。

（3）建设完善高效能运算、工程数据库等先进制造技术基础设施。目前中国以华大基因研究中心等为代表的高技术企业和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等一批公共科研机构，实际上已经在高效能运算等领域积累了较强的技术能力。政策的关键是依托这些企业（科研机构）和技术设施，建设国家层面的真正能够面向全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的技术基础设施。建议建立国家高效能运算研发中心和高效能运算服务中心，在加快高效能运算前沿技术突破的同时，重点促进既有的高效能运算技术储备转化为商业应用和公共服务。建议加快推进国家级工程数据库建设。工程数据库建设可以采取政府出资、独立非营利性社会组织运营的组织方式，数据库数据采取会员企业自愿提供、共同分享的工作方法，形成持续投入、有效运营的可持续发展机制。

（4）协同推进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培育和先进制造技术的发展。一方面，先进制造技术的突破离不开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支撑。例如，云计算、云储存、新材料等新技术和新产品是现代制造技术和制造系统的基础技术，这些领域的技术突破常常成为制造技术突破的瓶颈。另一方面，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离不开现代制造技术的推动。首先，多数战略性新兴产品仍然处于实验室的概念化和初步设计阶段，以数字制造为代表的现代制造技术可以大幅提高新产品设计的可制造性，缩短战略性新兴产品的工程化、产业化周期，有利于抢占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先机。其次，在新兴产业市场化的初期，传统的大规模生产并不适用于这种市场容量小、高度细分的市场结构。在这种情况下，可重构生产系统和添加制造等个性化制造就能够充分发挥其多品种、小批量、低成本的优势。因此，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必须与现代制造技术的研发、应用结合起来，协调推进，通过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为先进制造技术突破提供应用场所和市场支撑；通过先进制造技术的发展，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工程化、产业化提供工艺保障。

（5）促进新的服务业态的发展，促进基于商业模式创新的服务业与制造业的融合。服务形式的要素投入和服务型产品多是以“无形资产”的形式存在，相比于过去的实物产品，工业设计、系统软件等技术和服务产品更容易被剽窃、复制和模仿。因此，为了鼓励服务型产品的创新，中国就必须对过去主要服从于有利于国内企业技术引进和学习的知识产权保护框架和机制的做法适时地进行调整。同时，由于现代制造的应用多是伴随着商务模式创新的服务和技术协同创新的过程。与传统产业的技术创新相比，新兴技术和商务模式的创新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在这种情况下，过去以“扶持”为主的产业政策思路就要逐渐向“以改善企业经营环境”为主的政策思路转变，因为“扶持”性产业政策更适用于，在已经明确了技术路线和商业模式的条件下，对企业投资进行促进和激励；而加强、完善经营环境对企业的服务能力，则更有利于创业和中小企业的发展，有利于产业生态多样性的增强和动态竞争能力的形成。

参考文献

[1] Hausmann R., Hidalgo C. A., Bustos S., et al., “The Atlas of Economic Complexity: Mapping Paths to Prosperity”, http://www.cid.harvard.edu/documents/complexityatlas.pdf, 2012.

[2] Pisano G. P., Shih W. C., Producing Prosperity, Boston: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Press,2012.

[3] Council on Competitiveness, “‘Make': an American Manufacturing Movement”, http://www.compete.org/publications/detail/2064/make/, 2012.

[4] 阿道夫·A．伯利、加德纳·C．米恩斯：《现代公司与私有产权》，商务印书馆，2005。

[5] 小艾尔弗雷德·钱德勒：《规模与范围：工业资本主义的原动力》，华夏出版社，2006。

[6] Womack J. P., Jones D. T., Roos D., The Machine That Changed the World: the Story of Lean Production,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Publisbers,1990.

[7] Cusumano M. A., Staying Power: Six Enduring Principles for Managing Strategy and Innovation in an Uncertain Worl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0.

[8] 冯飞：《第三次科技革命对中国的影响》，《经济参考报》2012年6月26日。

[9] Jaikumar R., “Postindustrial Manufacturing”, Harvard Business Review,1986（1）.

[10] 黄群慧、贺俊：《“第三次工业革命”：科学认识与战略思考》，《光明日报》2012年12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