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大公报》《益世报》等报纸文艺副刊的文艺救亡活动

天津报界的抗日救亡同抗议国民政府腐败是紧密关联的，在这种“民族救亡图存”的大概念中左翼力量发挥了重要作用。天津“左联”成立后，主要利用天津各报纸的副刊为阵地，发表了一批暴露社会黑暗，反映下层劳动人民生活，富有战斗力的文艺作品。天津“左联”成员高文通回忆说：“当时的活动，除开会讨论形势，也分配写文章的任务……给《大公报》《益世报》《庸报》的副刊写稿子。《大公报》副刊的编辑曹世瑛是左联的成员，登载一些进步的稿件，《益世报》副刊的编辑是吴云心，通过私人关系也登载一些左联的稿件。《庸报》（未出售给日本人前）的副刊编辑是姜公伟，左联的人也写一些稿子。”与此同时，天津“左联”还积极参与创办了《天津文化》《哒哒》《天津青年》等左翼文化刊物，以便广泛地团结进步的文艺爱好者，扩大影响力。

一

《益世报·语林》创刊于1933年，由左翼作家马彦祥主编，内容以杂文、小品文为主。马彦祥用“尼一”的笔名，每日写漫谈一则，针砭时政，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十分辛辣。1934年4月马彦祥离去，吴云心接替主编《益世报·语林》，继续保持了副刊原有的战斗风格。吴云心每日发表杂文一篇或数篇，采用春秋笔法影射时事，以冷峻辛辣见长，颇为读者所喜读。副刊另辟“七日春秋”“卧雪斋呓语”“三六新语”“挥汗漫话”“谈何容易斋随笔”等栏目，专门刊载杂文、小品文，使副刊形成了特色并具有一定影响力。天津沦陷后，《益世报》被迫停刊。停刊前，《益世报》在停刊前通过各种形式宣传抗战，除了有最新的新闻报道和社论，还连载郁青著《民族英雄岳飞》，并先后刊登《永嘉前后的社会》《中国民族史》《文天祥》《读〈岳阳楼记〉后》《爱国诗人陆放翁》《李四光不仕异族》《关于民族英雄》《冒顿击胡》等涉及抵御外辱、寸土必争的文章，甚至有《戚继光》这样几近直接号召的内容。

吴云心主编的《益世报·语林》以富有战斗力的杂文、小品文为主打内容，密切关注现实生活，突出了副刊的整体风格。吴云心以《语林》为阵地，广泛团结了志同道合的进步文学青年，使副刊具有鲜明的政治倾向性。这时，《语林》还有一个《生活文化》双周刊。它介绍北平左翼文艺青年的活动，供给了杂文、哲学短论、报告文学等，传播革命思想，宣传抗日救亡。

吴云心在主编《益世报·语林》过程中，也获得了自己文学创作上的一个爆发期。他以新闻记者的敏感，捕捉社会上的各种现象，或暴露，或讽刺，或鞭挞，使其杂文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说“国难”》就很有代表性。“国难”当头，民族生死危亡，有责任感的中国人应该心急如焚，奋起反抗，保卫自己的国家不容侵犯。但是，有些人打着“国难”的旗号，忙于发“国难财”；更有些人有“国”而无“难”，意志消沉、思想麻木，失去了抗争的精神。吴云心后期的杂文，始终把斗争矛头指向行将灭亡的统治当局。《“勾搭”谈》揭露政府接受大员的贪污腐败，公开包庇纵容经济汉奸。《废嘴运动》尖锐地抨击了统治者所奉行的舆论专制，《以贫济贫》则撕破了统治者所谓救济贫民的假象。吴云心的杂文或借古讽今，或旁敲侧击，或透过现象指出本质，在娓娓道来平和的文字中，暗藏着作者的思想和智慧光芒，显示出冷峻老辣的文学风格。他的长篇小说《阴山背后》写于天津沦陷期间。

1937年5月，邵冠祥的第二部诗集《白河》作为海风丛书第三种由天津北方文化流通社出版发行，所收集的诗作大都取材于抗日斗争。《号声》是诗人献给绥东抗日将士的，歌颂勇士们前仆后继奋勇杀敌的精神。《信心》则表达了诗人对抗日斗争充满了坚定的信念。《白河》以天津海河浮尸案的真实事件为背景，声泪俱下地控诉了侵略者草菅人命、滥杀无辜的暴行。抒情长诗《天下第一关》构思宏伟，气势磅礴，铿锵有力。《天下第一关》托古咏今，歌颂了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的文明、智慧和巨大的创造力，她抵御了外来的侵略者，无往而不胜，昂首挺胸，屹立世界的东方。诗歌唤起民众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凝聚力。

收入诗集的《骆驼》发表于《益世报》1937年4月9日的副刊《语林》：

你漫步如浮游着逆水的舟行，

肩上的重负毫不经心，

仰起头来，高高地，

举首苍空，

忘却这凡俗的世界绕缭你周身。

你生活在茫茫的沙漠里，

但是此刻你却并不觉到惊奇；

（这些尽为高贵人类赞叹的，）

你点点的只是幻想，

那太远的住过你祖先的乡土。

一条绳索指示你的行程，

身后晃动着颤电的鞭影，

你心里是一面平滑无底的湖水，

总使你有几十年的郁积，永是深埋无言，

期待掀起漫天的风沙。

邵冠祥诗歌的艺术特色，一是感情真挚，充满激情。二是气势宏伟，节奏明快，富有音乐感，这也是诗人始终追求的艺术效果。

1937年7月下旬，邵冠祥被日本驻津特务机关逮捕并杀害，年仅21岁。康柔风发表于1937年7月28日《益世报·新诗专号》的诗《赠别冠祥》，便是对这位年轻杰出诗人的最好纪念。

你忍受着狂风暴雨冷酷的冲荡，

一千回挫折也磨不灭希望的形象；

你应永远含着笑容，

因为不久成功的果子挂在辛劳的枝上。

1937年，王余杞的长篇小说《海河汩汩流》在《益世报·语林》连载，作品全景式地描绘了天津社会。

二

《大公报·小公园》原由何心冷主编，是新旧兼顾的文艺副刊，曹世瑛接替编辑后，内容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描写抗日和要求抗日、反对不抵抗的题材多了起来。此外，也还有不少描写农村破产，小资产阶级没有出路，苦闷彷徨，以及暴露官僚买办花天酒地生活的作品，也多了起来，甚至也有描写爱国者或革命者被捕受刑的一些作品。”

何心冷到任后，首先创办了综合性的副刊《艺林》，他在发刊词《我们说些什么》中说：“国家大事固然要说，就是里巷间的歪事，免不了要说上几句。”在文艺方面，“除掉长篇小说、短篇小说和有趣的诗词、笔记、戏剧、电影的批评，奇奇怪怪的消息外，还要加些流行的时装，或社会写真”。由于《艺林》以休闲性文字为主，没有摆脱旧副刊的样式，因此起色也不大。1927年3月，何心冷创办的另一种副刊《铜锣》面世，与社会现实联系比较紧密，仅就其命名来说，就寄托着编者惊醒沉睡的人生，制止不义的战争，冀希天下太平安乐的美好愿望。胡政之评价这期间的何心冷简直就像“生龙活虎的大斗士”，锋芒毕露，所向披靡。

1928年，何心冷对《大公报》所有副刊版面进行了全面的调整与革新，并形成了新的格局：星期一《文学》、星期二《电影》、星期三《戏剧》、星期四《妇女与家庭》、星期五《体育》、星期六《艺术》、星期日《儿童》，以上均为周刊，每期一个版面。《铜锣》更名为《小公园》，隔日出刊。何心冷同时兼任《小公园》《体育》《电影》《儿童》的编辑。其中，《小公园》的发刊时间最长，也最具影响力。

《小公园》创刊于1928年1月，为综合性的文艺副刊，最初的定位是消闲性，甚至说“第一要紧的是有趣味”。1931年，何心冷随妻李镌冰回到上海，居住了一年的时间，恰逢“一二·八”淞沪战争爆发。他目睹了日本侵略者肆无忌惮发动战争的罪行和国民党政府委曲求全的不抵抗政策，郁愤万状。返津以后，他虽仍主持报纸副刊的工作，但已经失去往日的锐气和锋芒，变得沉默寡言。再加上病魔缠身，常常夜不能睡，安眠药片也失去了效用，精神也更为消沉。《小公园》每期刊载何心冷的“冷话”, “冷话”虽已不冷，但仍然可以看到残存在他心底的爱。下面抄录何心冷逝世前发表在1933年7月2日《小公园》的最后一则“冷话”：

清晨起来，正要看稿子的时候，忽然听见警笛频吹，就窗口下望，好几个巡捕由东赶回去，他们背后跟着一群飞奔看热闹的小孩。隔了多时，枪声四起，原来是捉拿土匪。小孩子无知，那懂得危险，所以希望一般的家长，要告诫孩子们，凡是见到巡捕赶去的地方，那是没有什么看的，否则中了流弹，送了性命，白死太不值得。

1933年10月28日晨2时，何心冷在天津病逝，年仅36岁。次日，《大公报》在第一张新闻版报道了何心冷病逝的消息；同日《小公园》也发表了悼文，写道：“心冷先生是本园最初的拓荒者，并且是本园最努力和忠实的护士。六七年来，他几乎把整个灵魂都寄托在这块园地里，小公园的果实，由他领导下受了大众的栽培能够得到今日的果实，这值得我们追悼他。”

何心冷去上海养病期间以及他1933年在天津病逝后，《小公园》先后由徐凌霄、曹世瑛、吴砚农、陈纪滢、冯叔鸾、萧乾等编辑，由于编者的追求和风格的不同，其内容也有变化。曹世瑛、吴砚农编辑时，就发表了大量的左翼文学作品，并集中版面报道了“一二·八”淞沪战争的情况；萧乾主编时通过改版加强副刊的文学性。《小公园》停刊以后，“文艺新闻”成为《文艺》的固定栏目。

1935年，萧乾经过杨振声、沈从文的推荐，到《大公报》编辑文艺副刊。萧乾与《大公报》的关系十分密切，曾先后四次主编过《大公报》文艺副刊。第一次是1935年7月主编综合性文艺副刊《小公园》。第二次是1935年9月接替沈从文主编《文艺》，同时兼任《大公报》上海版《文艺》的编辑。抗日战争爆发后，《大公报》津、沪版被迫停刊，萧乾去了昆明。1938年8月，《大公报》在香港出版，萧乾从昆明转往香港，第三次主编《文艺》。第四次是抗日战争胜利以后，萧乾从国外归来，在上海出任《大公报》文艺副刊的主编。

萧乾使副刊成为纯文学发展的重要阵地。1935年7月，萧乾接手《小公园》以后，立即着手对这个以娱乐消闲性为宗旨的综合性文艺副刊进行了改造，在《园例——给文艺生产者》中明确将文学性作为稿件取舍的重要标准。在“读者与编者”栏目中，他更是鼓励和期待作者创作出优秀的作品：如果你觉得自己写的恋爱故事不比民国十二年某第一流的作家风行一时的文字坏，并且为此而得意，那么这是个错误。除非你换一种写法。永远把“第一流”作家的文章做蓝本，永远把文章写得光彩。

萧乾为了把《小公园》改造成为新文学的阵地，邀请了沈从文、周作人、孙毓棠、刘西渭、陈梦家、何其芳、李广田、靳以、南星、芦焚、祖春、道静、杨刚、林庚、常风、丽尼、方敬、毕奂午等新老知名作家加盟，并专辟出星期六、日特辑刊登这些“老”作家的作品。沈从文为了支持和帮助萧乾编好《小公园》，接连在“读者与编者”栏目中发表了多篇文章。由于“读者与编者”深得读者的信赖，也成为《文艺》的保留栏目。

萧乾在编辑《小公园》时，就有意识地发表了王西彦、寒毂、屈曲夫等青年作家的作品，还特别用了两个专版推出了文学新人田涛和陈篮。萧乾主编《大公报·文艺》后，加大了对新进文学作家的培养和扶植的力度，不少文学爱好者从《文艺》走上文学创作道路，成为全国知名作家。《文艺》还开展书评活动，最大规模的一次是对曹禺新作《日出》的集体评论。应邀参加“集体讨论”的知名学者作家有：茅盾、叶圣陶、巴金、沈从文、黎烈文、靳以、朱光潜、李广田、陈荒煤、李蕤、杨刚等及燕京大学外文系美籍教授谢迪克。

《大公报·文艺副刊》于1933年9月23日出刊，每星期三、六出刊，至1935年8月25日出到166期止。1935年9月1日，《文艺副刊》更名《文艺》，每星期一、三、五、日出刊，至1938年3月6日自动停刊，共出394期。杨振声、沈从文、萧乾先后主编。沈从文、萧乾主编的《文艺》在全国名气最大，也最具影响力。1936年10月25日，沈从文在《文艺》上发表了《作家间需要一种新运动》，批评了文学创作中普遍存在的“差不多”现象，希望作家们来一个“反差不多运动”, “针对本身的弱点，好好的各自反省一番，振作自己，改造自己，去庸俗，去虚伪，去人云亦云，去矫揉造作，更重要的是去 ‘差不多’”！沈从文的文章切中了当时文坛的某种弊病，也涉及新文学发展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引起文学界的普遍关注。《文艺》于1937年2月21日组织了“反差不多运动专刊”，展开讨论。

三

《庸报·另外一页》姜公伟主编，由于副刊对新兴的文艺活动特别关注，并用大量的篇幅发布报道了天津的各种文艺活动，因此，它很快成为天津“左联”发表作品的重要阵地。1935年3月3日，王余杞编辑的文学周刊《嘘》出刊。关于副刊的命名，王余杞回忆说：“姜公伟编的《另外一页》，仍然斗志昂扬。我又在《另外一页》的地盘，出了一个周刊，取名《嘘》，鲁迅有 ‘五讲三嘘’的打算，我就跟着鲁迅跑。”《嘘》每周一期，至9月15日共出版了二十六期。《嘘》虽然是版面不多的报纸副刊，但撰稿人队伍颇为强大坚实，其中有董秋芳、聂绀弩、彭岛、北鸥、魏照风、丘东平、周钢鸣、王亚平、蒲风、芦焚、曼晴、袁勃、闻国新、曹镇华等，他们大多数是当时知名或比较知名的左翼作家，可以说是《当代文学》的继续。王余杞在副刊上发表了《我们所需要的小品文》《石伙计》《记成都遇仙》《积习难除》《汽车路》等作品。

王余杞主编的大型文学期刊《当代文学》，在中国新文学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当代文学》于1934年7月1日创刊，天津书局发行。王余杞回顾创办刊物的过程时说：“左翼剧作家宋之的从上海写信给我，说上海的新闻检查非常厉害，较好的稿子都登不出去。要我在天津想办法，因为天津这时还没有新闻检查，出一个刊物比较容易。他可以集中登不出去的稿子，大批寄来，希望刊物要出个大型的，以壮声势。”“我接受了这个建议，但苦于承受出版没地方。当时的天津不像如今，根本没有一家肯出书，找来找去还是只有一家天津书局。天津书局识大体，终于接受了我的建议。为了使事得成，我自动放弃编辑费和稿费。对外稿费也按照较低标准计算。六月，我将创刊号稿子编好发讫，就去上海，找宋之的交代。这时宋之的已被捕，我见到聂绀弩和叶紫，决定由叶紫联系……叶紫慨然承应陆续供稿。”

《当代文学》为大十六开本横排，封面单色，每期在变换的底色上衬托出“当代文学”四个仿宋体大字，十分醒目。刊物每期150余页，约十七八万字。关于刊物的命名，王余杞说，刊物“取名《当代文学》,‘当代’比 ‘现代’还新一些，只能说近代、现代、当代，而不能颠倒过来。这就意味着我们的刊物刊登的作品是最新的作品，最新的作品就是大众的作品，并且为大众所需要的作品”。“《当代文学》还有第二个要求，就是在 ‘文以载道’之外，还要 ‘文须及时’，文学作品虽然不是新闻报道，但也须要扣紧时代的脉搏，尽快地反映现实：对《塘沽协定》就是要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屈辱投降；对察绥抗日同盟军就要表扬人民的英勇抗日；对江西的反围剿就要歌颂无产阶级的伟大胜利；对南京藏本的寻获就要指明日本帝国主义的无耻阴谋。尽管伟大的作品当写于事后若干年，但反映及时，纵不伟大，也能收到意想不到的现实效果。”

《当代文学》不设栏目，内容有短篇小说、散文随笔、新诗、剧本、书评、文艺评论、译作、文坛通讯等。由于刊物的大部分稿件是由上海左翼作家宋之的、叶紫等提供的，因此，刊物联系了相当数量知名的左翼作家，如郁达夫、艾青、叶紫、聂绀弩、宋之的、丘东平、艾芜、蒲风、夏征农、陈白尘、徐盈、林林等，成为中国左翼文学的重要阵地之一。

《当代文学》的出刊给平庸的天津文坛带来了生气和活力，并在全国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北平的《国闻报》、上海的《文学杂志》等报道了《当代文学》出版的消息，发表了评介文章；左翼文学期刊《文艺新闻》撰文推荐《当代文学》。天津《大公报》《益世报》《庸报》等均进行了报道。《当代文学》的出刊也壮大了左翼文学在中国北方的声势和影响。北方“左联”特别吸收王余杞为盟员，并将《当代文学》作为北方“左联”的机关刊物在天津出版。《当代文学》鲜明的革命倾向性也引起了国民党天津当局的注意，出至第一卷第六期时，被天津当局查禁。天津《大公报》以《〈当代文学〉发生波折》为题发表消息：“本市唯一大型文学刊物《当代文学》，因内容充实，态度慎重，出版以来，深受读者欢迎。不料该刊第六期付邮时，忽然发生波折，当局误会系鲁迅主持，即予扣留。”1936年，美国著名作家埃德加·斯诺在其编译的《活的中国》一书中，把《当代文学》列为“刊有论现代中国文学的极有价值的资料”，只是将出版地天津误认为是上海。

《天津文化》半月刊于1933年3月18日创刊，由王世钟编辑，共出版了十一期。其以大量的篇幅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在中国的暴行，呼吁民众团结起来，积极投身到抗日救亡运动中去。“在目前，中国无产阶级正领导着广大的群众，用一切形式的大小斗争，来回答宰割中国的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及其在日本帝国主义者急切进攻内蒙古、外蒙古，中国统治阶级出卖民众利益到底的目前，天津，在整个反帝斗争中的文化斗争的急切任务，每一个，即使是正在转变到活路的小资产知识分子，也更应当推进这当前任务。”此外，及时地反映了天津工人阶级的各种革命活动，如对恒源纱厂、裕元纱场的罢工斗争进行了报道，同时积极引导青年学生要尽快地转变小资产阶级的世界观，积极参加进步的活动。

故土的沦陷不但没有消磨作家们的创作和编辑热情，反而起到了激励作用，如果不是外力强行令报纸杂志停刊，天津在沦陷时期作品的公开发表无疑会生机勃勃，如此的话对抗战将产生更有力的推动作用。